哇神仙啊
关于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吴县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自小胸怀大志，苦学不辍。26岁时举进士初登仕途。1040年，以“龙图阁学士”的官职出任陕西略副使，兼知延州，抵御西夏侵犯。1043年出任副宰相后，和其挚友欧阳修等人提出了均田赋、减徭役等十项改革建议内容的“庆历变法”，遭到皇亲国戚等为首的反对而被罢去相位，他请求自贬为邓州知州。
1044年到任邓州后，仍志存高远，以天下为己任，励精图治，大兴教育之风。在城东南隅相继主持修建了“百花洲”、“春风堂”、“览秀亭”等建筑。并应好友滕宗谅之邀，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南阳人民为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父母官而自豪。但是，南阳很少有人了解范仲淹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佛法之中。现将《禅林珠玑居士篇》中介绍范仲淹修学佛法与高僧相处的情况，提供给大家，目的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附:范仲淹与佛教
高光
范仲淹与佛教颇有渊源:先是读书长白山中，一日于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贵，语僧出金修寺。其清廉高尚品格，犹如莲出淤泥，已自与众不同～。
仲淹一如历代士大夫，喜与禅门高德游:守吴日，尝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禅师留小住数日，颇加策发，仲淹于言下有省，归赠师偈曰:「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琅琊觉得书，蹑韵云:
「威竦边城名以立，化行乡郡日多闲;
手提千古文章印，印定西来佛祖关。」
仲淹数问法于琅琊，有问答录，载于《禅林宝训》
宋仁宗景佑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阳，慕承古禅师道风，屡就问道。时荐福院虚席，仲淹请师住持。十月初三日，仲淹躬率四众，就芝山迎请，至初九日开堂。仲淹自作请疏，疏文曰:
「伏以:无心为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即病，徒万法之强名。然则:病非医而渴求,宗因师而乃证～
「古师和尚，净行无垢，孤峰绝攀。法鼓一鸣，有闻皆耸;神珠四照，无隐不彰～群愿斯归，正乘可示;大众瞻仰，即同如来～谨疏
龙图阁侍制，知饶州军州事范仲淹疏。」
承古者，操行高洁，禀性虚明，遍参诸方，无所悟明，一日览云门语，忽然发悟，自此韬藏，栖止云居弘觉禅师塔所，人称古塔主，当代尊宿，四方共仰。读疏毕，仲淹并四众弟子，肃穆屏息，恭聆法音。禅师告众曰:
山僧蒙郡侯坚命，此日可为脱珍御服，著垢弊衣，大似国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
便升座，拈香，趺坐，维那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
师云:「大众～维那如是咨白，大众还甘也无《何以:若据大众分上，假饶诸佛出世，犹是自谩，祖师西来，诳感庸小～自余之辈，不在形言～若也谈玄说要，大似含血喷人;问答往还，如同魔娆～禅德～大众面前，作么生下口,虽然如是，事无一向，理出百途，曲为下机:有疑请问～」
数僧出问，禅师尽答:莫～有僧才拟伸向，师云:
「问话且止～直饶问得答得，与道悬殊～大众～似此问话数个舍黎总未有个出家眼目在～若有出家眼目，一万里外，闻有善知识出世，洗耳攒眉，拂袖而去～争肯来这里，五 投地，问个如何若何,仁者～还知么,大众各各自己分上，是个甚么门风,是个甚么体格,直得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师锁口有分～若能如是明见得，佛之与祖，如同梦幻空华～闻甚深法门，也似风声谷响，自己颖脱独拨犹闲，法界有情齐成正觉??岂不是大丈夫汉～岂不是真出家儿......伏惟珍重。」仲淹等言下疑滞消除，于佛法倍增信心。
仲淹与古禅师过从甚密，禅师尝寄偈相勉:
「丈夫各负冲天气，莫认虚名污自身;
撒手直须千圣外，纤尘不尽眼中翳。」
仲淹与圆悟禅师相善，圆悟时居学地，仲淹勉以参方行脚:「注
四」
「观水莫观污水池，污池之水鱼鳖卑;
登山莫登迤逦山，迤逦之山草木稀～
观水直观沧溟广，登山直登泰山上;
所得不少所见高，工夫用尽非徒劳～
南方幸有选佛地，好向其中穷妙旨;
它年成器整颓纲，不负男儿出家志～
大丈夫，休拟议，岂为虚名灭身计;
欢谐时分觉无多，却被光阴暗添岁～
成都况是繁华国，打住只应华酒窟;
吾师自是出家儿，岂随龊相埋没～
吾师幸有虹霓志，何事踌躇于泥水～
君不见，吞舟之鱼不隐污流，合抱之木岂在丹丘;
大鹏一展九万里，岂同春岸飞沙鸥～
何如急驾千里骥，莫效鹪鹩恋一枝～
纵饶讲得千经论，也落禅家第二机～
白云长自恋高台，暮罩朝茏不暂开;
为慰苍生霖雨望，等闲依旧出山来～
又不见，昆山有玉名琼瑶 ，良时未遇居蓬蒿;
当时若不离荆楚，争得连城价倍高～」
圆悟因遍参诸方，后卒成大器。
仲淹留心内典，诵《金刚经》辄有冥契～又尝作序流通法宝??庆历初，奉命宣抚河东，于旅途次，获故经一卷，曰《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乃诸阿罗汉诵佛说善恶因果，识心达本之法也。仲淹阅读一过，法喜充满，特作序赞叹，晓诸未闻: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途。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所以随函类，众圣这诠总为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计五千四十八卷，录而记之，俾无流堕。
「余庆历初，任知政事:时西虏背惠，侵扰边隅;劳师困民以殄凶丑，圣人爱民恤士，命余宣抚河东沿边居民。将士途中，寓宿保德冰谷之传舍，偶于堂檐隙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因果识见颂』。其字皆中隶书，乃藏经所未录，而世所希闻者也～
「余颇异之，启轴而观，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拿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也～一尊七颂，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生死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祛邪。正渐教、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皈于善。
「余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倘非世尊以六通万行圆明惠鉴之圣，则无以致此......
「余因求副本，正其舛谬，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纪其因，时，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仲淹尊崇三宝，始终如一，凡莅所守之地，辄造寺度僧，兴崇佛法。仲淹尝舍宅为寺，寺名天平。又屡为文表扬缁门之高操节守者;仁宗皇佑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仲淹为撰塔记，颇铭其德。又浮山法远禅师，尝住持天平山，后入寂，仲淹撰碑铭，有??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赞语。又与起居舍人尹洙为莫逆交;洙临终日，先以手书告别，仲淹驰室，恸哭甚，洙张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端坐而逝。仲淹得良师益友警醒、提携，道业日进。仲淹得法于琅琊慧觉禅师。
范仲淹乐于施舍，自奉甚俭;爱惜人才，游士、学子多蒙其惠。又创置『义田』，养济族人，为后人所称道。仲淹于国家、社会、宗族，以及佛之正法，均遗泽甚深:其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仲淹彻底布施;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然后裔昌盛，代出贤良，历八百年而不衰～
范仲淹逝于仁宗皇佑四年。谥文正。后追封楚国公。
注:滕宗谅，字子京，北宋南阳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因两人政见一致，所在来往密切，交情深厚，滕被贬官岳州，范被贬官邓州，两人远隔千里，心绪各异。虽都因励精图治的改革主张遭到保
守派排挤，但滕豪迈自负，常凄然伤情;范虽乐观豁达，但仍常为好友担心。故范借助于滕重修唐代岳阳楼以突显政绩的机会，身体力行劝勉滕坚定信念并及时督促自醒。并一气呵成了这传颂百代的名篇。
滕宗谅崇尚气节，善施舍，喜爱建学，死后无余财。曾官至殿中丞，左正言等，有谏疏二十多篇。
篇二 : 导学案16范仲淹的故事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16 范仲淹的故事
学习目标:
1、 掌握本课生字新词，积累词语和名句。背诵第一至三自然段。
2 、了解对范仲淹的评价，初步了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境界。
3 、合作探究，感知课文内容，了解范仲淹刻苦读书的故事，学习作者通过人物言行的刻画来表现人物品质的写作方法。
4 、学习范仲淹从小立下远大志向，刻苦读书的精神。
学习重点:读懂课文，抓住文中关键语句感悟人物品质。
学习难点:领悟文章是怎样通过人物言行来表现人物的特点。
预习导航:
1、知识链接。
范仲淹字希文，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传世。他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2、看拼音写词语。
líng chénxīzhōuqiē cuō jiāyáowěi wǎn
Zǎi xiàngcū chá dànfànfèi qǐn wàng shí
3、联系上下文理解下列词语。
废寝忘食:毫不在意:
和衣而眠:千载难逢:
4、按课文内容填空，并回答问题。
那时，他的生活，每天只煮一锅米粥，等粥凝冻后再划成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并把咸菜切成碎末一起食用。这便是成语“”的由来。然而，范仲淹对这种清苦生活。他，每天差不多都是，攻读诗书，直到夜半才。据说，他曾五年。
这一段话主要讲了。
5、搜集范仲淹的故事。
我的疑问:
第一课时
一、了解人物，导入新课。
1、出示《江上渔者》，自由读这首诗，你能看出什么,
2、出示范仲淹的画像。
对范仲淹你有哪些了解,
二、预习反馈。
1、检查学生对生字词的掌握情况
毫不介意 粗茶淡饭 废寝忘食闭门不出 贫寒
划粥割齑 于心不忍 千载难逢和衣而眠 佳肴
2、读准“只”字在不同词语种的音。
只身 只得 只煮米粥 一只
3、各小组派代表分别用“废寝忘食”、“毫不介意”、“和衣而眠”、“千载难逢”造句。
三、合作探究。
小组内学习。
1、小声自读课文，把课文读正确、读通顺，不会读的生字可借助学习工具或小组内解决。
2、思考:想想文章主要写了范仲淹的什么事情,
小组讨论、交流。
1、范仲淹的千古名句是什么,
2、课文讲了范仲淹的哪几个小故事,分别在课文中的哪些段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每件事。
3、范仲淹是怎样刻苦读书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刻苦读书,并画出使自己最受感动的句子。
4、读下面的句子，说说加点的字在句中的读音及含义有什么不同。
?(后来，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只身远赴应天府书院求学。
?(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米粥，等粥凝冻之后再划成四块，早晚各食两块。
?(好友见他不肯接受银两，第二天便送来许多美味佳肴。范仲淹好意难却，只得接受了。
课文主要讲了范仲淹的几件事,用小标题概括事件。
小组内展示。
、小组合作学习第一段
1、自由读第一自然段。从这个自然段中，你知道了什么,
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范仲淹的哪篇文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达了范仲淹的什么思想,
教师总结:范仲淹为了实现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胸怀，在少年时代就刻苦读书。
四、全班大展示交流。
学习小组组长安排学习讨论以上问题，组内成员商榷展示方案，完成班级大展示。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听写文中范仲淹的两个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二、合作探究。
全班自由默读课文2—5自然段，然后分四个学习小组分别学习四个小故事。
思考:范仲淹的哪些言行使自己受到感动,在有关语句中做上记号，并写下自己的感想。
小组讨论交流。
1、第一个故事“只身求学”。
读课文。
这一段讲了范仲淹的什么故事,
范仲淹求学的哪些行为让你深受感动,
“从小读书十分刻苦”和“从小读书刻苦”有什么区别,对比读，你读懂了什么,
你能从文中举例说明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吗,
范仲淹独自一人在外求学，还会有哪些情况出现，他又会怎样解决呢,用句式“ ……了，就用…… ”来说。
“废寝忘食”是什么意思,一个“苦”字又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只身求学如此的艰难，但范仲淹苦读诗书不曾带着自己的心理感受，感情朗读此段。
2、第二个故事“划粥割齑”。
你认为最能代表范仲淹清苦生活的是哪个词语,
说出“划粥割齑”这个成语的意思，并谈谈个人感受。
范仲淹对于这种极其艰苦的生活，介意吗,哪些行为让你受到感动,
范仲淹他怎么样读书,
积累成语“闻鸡起舞”，“废寝忘食”“毫不介意”“划粥割齑”并用自己的话解释。
生活如此的艰苦，范仲淹攻读诗书始终不曾松懈，你可知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
带着自己的心理感受，感情朗读此段。
3、第三个故事“拒绝佳肴”。
好友先后都送了什么给范仲淹,
他的态度怎样,
有令你们感动的语句吗,
“委婉”是什么意思,
食物发霉变质说明了什么,
在本段中找出“粗茶淡饭”的反义词，这组反义词说明了什么,
如果你是范仲淹的好友，听了他的这番话，你有什么感想,
积累词语“委婉”“好意难却”“美味佳肴”并用自己的话解释。
带着心中的感受，感情朗读范仲淹说的话，第三次感受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志向。
4、第四个故事“闭门不出”。
公元1014年，真宗皇帝路过应天府，当全城轰动之时，范仲淹却怎么做,
你对范仲淹的这种行为有什么评价,
从这件事中，你懂得了什么,
感情朗读，第四次感受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志向。
三、交流展示，点拨提升。
把小组讨论交流的问题进行全班大展示。师适当点拨。
总结全文。
1、范仲淹为什么要刻苦读书呢,他的志向是什么,
2、谈一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3、从这句话中，我们又能看出范仲淹是怎样的人,
4、包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再读这句话。
师小结:范仲淹从政以后，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赢得了后人的赞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
之风，山高水长。”这句话的意思是:青山挺拔，江水浩荡，范仲淹
先生的精神品质，像山一样高大挺拔，像水一样源源流长，流芳百世。
这句话不仅仅是本文的结尾，更突出了文章的中心。
四、拓展延伸。
体会写法。
在句子中我们能感受到范仲淹的刻苦读书之外，在写作方法上
你发现了什么,
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崇高精神;用典型的事例刻画
人物的形象。)
读写结合。
1、后人曾用范仲淹为前贤题写的词句来赞颂他:“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上面一段话中的“先生之风”是指:
________。表达了后人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思
想感情。
2、联系课文和生活实际，谈谈你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这句话的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业。
完成基础训练册的第16课。
我爱阅读。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译文:边境上秋天一来风景全异，向衡阳飞去的雁群毫无留恋的情意。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边地声音随着号角响起。重重叠叠的山峰里，长烟直上落日斜照，孤孤单单的城，城门紧闭。
喝一杯陈酒怀念远隔万里的家乡，可是燕然还未刻上平胡的功绩，回归之日无法预料。羌人的笛声悠扬，寒霜撒满大地。出征的人不能入睡，将军连头发都白了，战士们流下眼泪。
我的收获:
教学反思:
篇三 : 范仲淹与王质的经典友情故事
北宋的范仲淹因主张改革，惹怒了朝廷，被贬去颖州。
当范仲淹卷起铺盖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过从甚室的官员，生怕被说成是朋党，纷纷避而远之。
有个叫王质的官员则不然，他正生病在家，闻讯后，立即抱病前去，大摇大摆地将范仲淹一直送到()城门外。在那一人犯罪株连
九族的封建社会里，王质能做到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真诚待友，和那些见利忘义之徒相比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对范仲淹来说，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此时此刻，也就一清二楚了。
关于范仲淹的故事
关于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身世坎坷，吃尽许多苦头，饱尝过多酸辛，因此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谢氏以孟母自励，悉心教子;范仲淹以颜回自律，发愤成才。举凡古代刻苦攻读学有所成的故事，母亲和继父都对范仲淹一一讲过。
范仲淹心里明白: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就得自律严刻，自觉吃苦，自强不息。
故事一:划粥断齑
在醴泉寺读书期间，继父的家境已经比较窘迫，仲淹心知肚明。每次离家去寺院，母亲总劝他多带些粮米，一来担心儿子吃不饱累坏身体，二来怕给寺院的师父增加负担。可每次范仲淹都不多带，而且带的数量，出人意料的少。母亲絮叨规劝，仲淹总是胸有成竹地说:“我有数，不少。”
初到寺院时，粮米交给厨房，代为制作，随寺院的钟声与和尚们一道用饭。可范仲淹，从早到晚一个心思地读书思考，经常充耳不闻钟声，忘记了吃饭，再去打饭时，又过了时辰。好心的厨僧或小和尚眼看着范仲淹如此废寝忘食地读书，便主动给他送饭来，仲淹很过意不去，给别人添了麻烦。
为了读书方便，他自己备了小锅小灶，自炊起来。范仲淹按自己既定的主意，每天夜晚，量好米，添好水，在小灶里点燃自己拾的木柴，煮米粥。一边读书，一边续柴煮粥。一锅米粥煮好了，时间也已过了子夜，他便和衣睡去。第二天清早起来，锅里的米粥凉透了，已经凝固成圆圆的一整个。他拿出小刀，在凝固的粥块上面，划上一个十字，完整的一锅粥分成了四块。早晨吃两块，傍晚吃两块，一日两餐，这便是“划粥”。用什么菜蔬佐餐呢,菜蔬就在寺院周围的大山之中。坡坡岭岭，沟沟坎坎，自然生长着野韭菜、野葱、野蒜、野山芹，还有苋菜、苦菜、荠荠菜、蒲公英、王不留、茵陈等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白天去山洞读书时，顺便拔几种野菜回来。吃饭时，把十几根野韭菜，或野葱、或野蒜，切成细碎末，加入一点盐拌和拌和，一顿佐餐的菜便成了。
这就是“断齑”，齑ji，切成碎末的韭菜、葱蒜等。划粥断齑，既简约又清淡，省时、省力、省钱，可谓范仲淹的创造～醴泉寺读书三年，范仲淹基本过着“划粥断齑”这种清苦自律的生活。随着范仲淹在北宋历史舞台上光辉业绩的展现，“划粥断齑”也就成了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的专用成语。
故事二:窖金苦读
有一次，范仲淹在洞中读书时，两只老鼠跳进粥锅吱吱乱叫，他抬头一看，是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范仲淹忙将老鼠驱赶出去。两鼠慌忙逃出洞外，钻到荆树两侧。范仲淹追到树下，见一侧鼠洞闪着黄光，一侧鼠洞闪着白光，他很惊奇，取来铁锹挖开一侧鼠洞，下面竟
然是一个大地窖，扒开土石，却是满满一窖黄金，他随手埋好。又挖开另一侧鼠洞，见是一窖白银，仍不动分文，埋好如初，复回洞中挑灯夜读。
离开寺中三十年后，醴泉寺遭受火灾，慧通大师不忍寺庙毁在自己手中，便派人找到已延州戍边的范仲淹求援。范仲淹询问了寺庙的情况，热情款待来人，但只字不提援修寺庙的事情，临走时修书一封并赠送了两包上好的茶叶，让来人回复慧通大师。庙中和尚听说范仲淹闭口不提修庙一事，心中愤然。
一天，慧通大师展信见是一首五言诗:“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院，一半济僧人。”慧通等人对范仲淹不贪财货、密覆不取的高尚品格更添无限敬意，用所掘金银修缮寺庙，醴泉寺得以复兴。这便是邹平妇孺皆知的“窖金苦读”、“窖金捐僧”的故事。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
出自“北宋·范仲淹”之手的成语
北宋〃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人。北宋的著名政治家、
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代表作有《岳阳楼记》、《明堂
赋》、《上执政书》等。]
《祭石学士文》:
颜筋柳骨(yán jīn liǔ gǔ):
词意:颜、柳皆为唐代大书法家。形容书法苍劲有力。也泛指书法极佳。
《岳阳楼记》:
把酒临风(bá jiǔ lín fēng):
词意:表示临风饮酒。古人认为是一种雅事。 百废俱兴(bǎi fèi jù xīng)[常与“政通人和”连用。]: 词意:形容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春和景明(chūn hé jǐng míng):
词意:春日和煦～阳光明媚。
气象万千(qì xiàng wàn qiān):
词意:形容景色和事物多种多样～富于变化～非常壮观。 迁客骚人(qiān kè sāo rén):
词意:泛指失意的文人。
喜气洋洋(xǐ qì yáng yáng):
词意:形容非常高兴。
心旷神怡(xīn kuàng shén yí):
词意:心境开朗～精神愉快。
一碧万顷(yī bì wàn qǐng):
词意:形容青绿的水面或碧蓝的天空辽阔无边。 政通人和(zhèng tōng rén hé):
词意:政治修明～人民和乐。
《谢转礼部侍郎表》:
忧国忧民(yōu guó yōu mín):
词意:忧虑国家大计和人民疾苦。
关于范仲淹的名言名句
范仲淹名言名句
1、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四海竞如此，金碧照万里。
2、子孙何事为炮烙，不念嘻吁祝网时。
3、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4、莫道官清无岁计，满山芝术长灵苗。
5、不向摇落地，何忧岁峥嵘。勗哉肯构人，处之千万荣。
6、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7、春山雨后青无限，借与淮南洗眼看。
8、憔悴泽边人，独醒良可惜。
9、清风何处来，先此高高台。兰丛国香起，桂枝天籁回。
10、家贫志不移，贪读如饥渴。
11、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1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3、何当换金骨，五云朝玉京。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
14、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距。近代无战争，常人自来去。
15、春尽桃花无处觅，空余流水到人间。
16、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7、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18、明年桃李开，禹浪如霞高，之子可变化，咫尺登金鳌。
19、教易为善，善而人正，国之所以治
20、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21、西都尚有名园处，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
22、万古功名有天命，浩然携手上春台。
23、有声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
24、渺渺云霞开绛节，雝雝鸾凤答空歌。几时身退琼坛畔，荣利匆匆奈老何。
25、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26、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27、两两凫雁侣，依依江海濒。晚光倒晚影，一川无一尘。悠悠乘画舸，坦坦解朝绅。
绿阴承作盖，芳草就为茵。
28、千灵无结愠，万卉不摧荣。庶几宋玉赋，聊广楚王情。
29、安得嘉宾来，当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千载一相寻。
30、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言兰一相接，岂特十步香。
31、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32、此乐不寻常，何苦事浮荣。愿师先觉者，远远濯吾缨。
33、尝闻自天意，天意岂如此。何为治乱间，多言历数尔。
34、归来笑春风，白日登青天。
35、朱楼逼清江，下睨百丈鳞。羡此南鱼乐，不忍持钩轮。
36、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随去。
37、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38、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
39、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能拟。
40、万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阴。
41、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42、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
43、好乐当年开口笑，此心无事愧重霄。
44、花前人自乐，桃李岂须言。
45、红霞绿竹忘机地，未免天家下诏求。
46、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
外。
47、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
月花如练，长是人千里。
48、天人两相忘，逍遥何有乡。吾当饮且歌，不知羲与黄。
49、密密天上语，忽忽人间有。与君置青山，解冠松桂间。
50、未必真龙媒，悠悠在平地。
51、逐尔群鸥乐，群鸥尔勿飞。此心未忘者，天机非杀机。
52、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归乘驷马车。
53、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
54、少壮由来须努力，篆铭钟鼎古何人。
55、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6、清夜泛月华，宛是江湖游。他日上云去，兹为黄鹤楼。
57、无为落梅调，留寄陇头人。
58、独上西楼为君久，满城明月会云销。
59、圣明何以报，殁齿愿无邪。
60、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61、自然天下文，不复迷宗师。
62、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
63、教易为善，善而人正，国之所以治。
64、买臣起白社，贾谊富青春。宝此金辘轳，去去延平津。
65、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66、安得如白云，无心两相忘。
67、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68、更约中秋夕，长津无寸烟。
69、惟抱夷齐心，饮之可无愧。
70、窈窕玉女窗，想像玉女妆。皎皎月为鉴，飘飘霓作裳。
71、到日必诗战，重登李杜坛。
72、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
73、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
74、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吾辈不饮酒，笑杀高阳徒。
75、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76、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77、万物已齐无一事，独醒惟笑众醺醺。
78、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79、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
80、莫将富贵移平昔，彼此清心发半凋。
81、诗人不悔衣霑露，为惜清光岂易亲。
82、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83、试问捣衣仙，何如补天女。
84、半生游此道，观海特茫茫。
85、游子未归春又老，夜来风雨落花多。
86、幽兰在深处，终日自清芬。
87、好风从天来，吹落桂树花。
88、吾将退而隐，尚得荣其视。
89、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90、上有尧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
91、坐啸此亭中，行歌此亭际。逍遥复逍遥，不知千万岁。
92、况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纤尘。
93、萧萧远韵和于乐，密密清阴意在人。
94、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95、晴岚起片云，晚水连初月。
96、焰焰众卉明，衮衮新泉流。箫鼓动地喧，罗绮倾城游。
97、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
98、好励图南志，翱翔览四瀛。
拓展阅读:范仲淹生平
早年生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历10月1日)，范仲淹生于河北真定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在百日后随家人去吴县(今苏州市)。 父亲范墉，从吴越王钱俶归宋，历任成德、武信、武宁节度使掌书记，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今邹平县长山镇范公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5]，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划粥断齑[6]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在意，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书中，以读书为乐趣。
这样过了快三年，范仲淹几乎把长山县的书籍读了个遍，此处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秘密。他发现自己原是望亭范家之子，这些
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生活。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愧恨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好好学习，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步入仕途
刻苦攻读，终于中第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南京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1]。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校舍宏伟，众然而立，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国子监、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成为北宋时全国最高学府。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来到此地之后，范仲淹如鱼得水，欢兴致极，所以他十分珍惜这天堂般的知识殿堂，不思昼夜，刻苦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即使别人叫苦连天，他依然乐在其中。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回家糊涂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此诗是范仲淹写给书院同窗晏殊的)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整个城市热闹非凡，人们挤挤拥拥唯恐错过龙颜，范仲淹却不为所动，一个人闭门，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范仲淹只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这位学生就是日后北宋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范仲淹。
应试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
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入仕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惊慌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作“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服丧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来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
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邠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作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波折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来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已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降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眷。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
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放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建德市梅城镇)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为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放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些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府。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戍边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当前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已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如今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给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邠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逝世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皇祐元年(1049年)，范调往杭州作知州。他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公积金，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对婚丧嫁娶也均有资助(有俸禄的官员除外)，这种善举感动天下，全国范姓人民视范仲淹为圣贤而敬之。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五月二十日(6月19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范仲淹死后没有选择葬在苏州，而是选择了河南洛阳伊川。据说一方面其母改嫁无法入苏州安葬，一方面他是效仿唐代三朝居相的姚崇。另一个原因乃范的先祖是汉代的清诏史汝南范滂，他的十代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宰相。所以范仲淹曾在给兄信中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他葬伊川后，长子范纯佑、次子范纯仁(任过宰相)、三子范纯礼和四子范纯粹及九孙、六曾孙也葬在他夫妇周围。
北宋皇帝闻讯后难过万分，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并亲书褒贤之碑。纪念范公的碑文由曾支持他变法的文学泰斗欧阳修撰写。两年方成，热情饱满，词语生动。
范公的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范仲淹的
范仲淹的學問及其振興文教主張中的道教因素
副島一郎
作者简介：［日］副島一郎日本同志社大學
内容提要：歷來對范仲淹的理解往往側重於儒家一面，但實際上，他的學問志趣中有不少道教的因素，他以《易》爲媒介把道家道教思想與儒家思想融合爲一體。被稱爲“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名師胡瑗，其所采取的教育方法就是根基於易學和道家思想，而范仲淹正是把胡瑗引爲學問上和思想上的同道而舉薦了他。他們以“學校”模式來普及教育的理論根底就是道教的萬物生成的思想，而那種根基於易學思想的教育方針又促成了士大夫思想文學的巨大變化。可以說，道教思想通過“學校”教育而造就了宋代的“近世”。
关 键 词：范仲淹/胡瑗/學校教育/易學/道教
一、范仲淹早年的學問志趣
世傳一則有關范仲淹少時苦學的逸事。事在他猶以“朱說”爲名，不知自己身世的時期。樓鑰《范文正公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引《東軒筆録》載：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四塊，早暮取二塊，斷齋數莖，入少鹽以啖之，如此者三年。①後世曾有人把此事看作范仲淹少年時期也曾侵染佛學的一個例證。但是歐陽修所譔《神道銘》、富弼所譔《墓志銘》這兩種范仲淹的基本傳記資料都側重於他科舉及第、踏入仕途以後的行跡，很少言及其科舉前的經歷。而在范仲淹去世十三年之後的治平二年(1065)，他曾居住過的長山縣的知縣韓澤爲了開啓民智，曾撰寫了《淄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一文。文中寫道：
嘗廬於長白，日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日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舉賢能者，公素擅鄉間之譽，爲卿大夫之所賓興，一上而中殊科。②按理，韓澤在執筆之際一般會向當地的故老探詢舊聞故實，對范仲淹在長山時期的活動本可以敘述得更詳細些，但實際上衹有上述這些簡單的記述。關於范仲淹在長山縣的醴泉寺苦學一事的出處，恐怕就是上引樓鑰《年譜》中的這段文字。另外《宋朝事實類苑》引《湘山野録》中也有幾乎相同的內容。檢閱現存的《東軒筆録》、《湘山野録》，二書均無此內容，或許是佚文。韓澤文中衹說“廬於長白”，根本没有提及醴泉寺。雖然當時多有年輕時入佛寺求學者，少年范仲淹也有可能在當地寺廟裏學習，但果真如此，韓澤就應該寫出寺廟之名。而且後文又說“每患其寡友”，這就不像是在佛寺中修學的狀況。另外，范仲淹本人在作品中也没有提到醴泉寺，在記述早年往事的《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也衹說自己“東歸長白山”。
方健《范仲淹評傳》曾舉出《范文正公集》卷四《贈廣宣大師》一詩，論證范仲淹少時曾與僧侶有過交游。他説：“此詩仲淹於由饒移潤時所作??作詩時乃寶元元年(1038)，仲淹五十歲。廣宣大師殆三十二年前舊遊之故人，逆推三十二年，仲淹十八歲，時爲景德三年(1006)。”③雖然不知此說有什麽依據，但如依此說，那麽廣宣應該是范仲淹在長山時期結識的故舊。不過此詩在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中爲曹松之作。雖然《萬首唐人絕句》頗多錯舛，但既然此詩作者有兩說，那麽它是否確爲范仲淹之作，就存有疑問了。而且就管見所限，廣宣大師之名僅出現於《范文正公集》的這首詩，不見於其他的著述。
同時，前文中“日作粥一器”，是否實有其事，也有探討的餘地。當時多有窮書生苦學的記載。比如受到范仲淹舉薦的胡瑗，據其曾孫胡滌說，也有過苦學經歷：
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④據說石介（守道）求學時代的生活也極其清苦：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瀆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諮重之。⑤一般來說，窮書生們的不畏窮困、勵行學業之舉被傳爲美談，這本不足爲奇。但是關於范仲淹，樓鑰《年譜》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和七年(1014)又引了兩則極爲相似的記載：大中祥符四年 （公）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⑥大中祥符七年在南都學舍。《家録》云：“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啖此粥乎？’”⑦由此看來，他們三人都有類似的逸事流傳於世，這大概是附會於出身貧賤的士人所常有的一種傳說，它反映了人們想使偉人們的苦學經歷成爲後生學子的榜樣這一願望，因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定的套路？而且這些逸聞又是發生在同時代、關係密切的人物身上，那麽其本事就有可能因某種瓜葛而發生誤傅，因此這些逸聞有多大程度的真實性就很難保證了。如果上述的推論能够成立的話，那麽有關范仲淹二十歲以前的學術志趣和環境的可靠史料就衹有他的《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以下簡稱《王鎬墓表》）一文了。 1
墓主王鎬是范仲淹早年游學時所結識的友人。大中祥符元年，他結識了王袞（據《宋元學案補遺》卷三，此人爲宋初名臣王旦之後），並與其子王鎬訂交爲友。韓澤文中所說的“一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指的大概就是此時期的求學之行。有關王氏父子的資料，現存的衹有此篇墓表，而范仲淹造訪他們的緣由亦不詳。但從這篇墓表的記述來推測，其契機大概是范仲淹在長安一帶漫游時，曾游覽了終南山的上清太平宮，而王袞那時正司掌該道觀。范仲淹可能由此出入王家，並結交其子王鎬。《王鎬墓表》記述當時情形如下：
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嘗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弦，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⑧范仲淹與他們的交游時間恐怕不長，但與這樣的人物結交本身就是值得注意之事，因爲從中可以窺探出范仲淹早年的志趣。關於“鄠杜之間”的地域風尚，史稱“大抵誇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甚者好鬥輕死”。⑨到了范仲淹的時代，雖然不會像宋初那樣充滿殺伐之氣，但“誇尚氣勢”之風恐怕還有留存。王袞之所以充任管理道觀閑職，也與他的性格爲人有關，《王鎬墓表》說他“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會太守不法，公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游，縱飲浩歌，有嵇（康）阮（籍）之風，人特駭之”。⑩由此我們不妨做進一步的推測，王袞之所以延攬朱說（范仲淹），恐怕便由賞識他的爲人，兩人意氣相投之故。
歷來對范仲淹的評價，多從儒家這一側面給予肯定，但實際上他也不例外於這個時代，跟道教方面的人物也有交往，對道教式的人生觀抱有親近感，這一點甚可注意。這篇墓表主要是抒發對亡友的追思之情，其中范仲淹寫到了月下聽王鎬吹笛而感動不已，並讚嘆道：“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11)王鎬雖說是友人，但實際上比范仲淹大將近二十歲，對少年范仲淹來說，王鎬是一位介於師友之間的人物。
墓表所提的兩位道士周德實、屈元應，分別精通篆書和《易經》，又都善彈琴，而這些特長正是那個時代典型的道教素養，此點不可忽視，因爲范仲淹絕不是泛泛地回憶起這兩位道士的這些特長的。
衆所周知，歷史上書法與道教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樣在宋初，書法，尤其是上古文字的書法，仍然與道教保持著一定的關聯。比如著名的《說文》學家徐鉉(917-992)其思想觀點中有很强的道教色彩，同時又“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12)又如李建中(945-1013)，他一方面是宋初的書法大家，“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楷法”，另一方面又“好吟詠，每游山水??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還“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13)這裏李建中所手寫的《汗簡集》是一部彙集古代文字的字書，它在當時已相當罕見。著者郭忠恕(?-977)“尤工篆籀”(14)，此人也是一位頗具道教色彩的人物，世間還附會出他最終“仙去”的傳說。(15)
宋初道教色彩濃郁的人物，往往具有篆籀等深厚的古文字修養，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大野修作《書與道教》一書在分析先秦至六朝書法與道教的關係時，曾作了這樣的闡述： 在考察漢字的哲學特點時，必須注意的是《易》“繫辭傳”的這段文字（筆者案：即“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輿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它成了道教和書論雙方共通的出發點??支撑著書法根柢的漢字並不是一種單純的符牒或記號??在“書法”這一物的根柢上存在著道教之祖老子的思想。(16)
這一看法也適用於宋初。而且從五代至宋初，道教與易學更爲接近，幾乎達到了同化爲一體的境地。那位精通《易經》的屈元應，其易學思想雖不詳，但作爲道士，不難推知其學說必然就是當時所流行的易學，即與道教渾爲一體的易學。
另外，周、屈二人均“善琴”一事也不是巧合，因爲對這些把《易經》視爲自我思想核心的人來說，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比他們二人早一代的崔遵度(954-1020)就曾寫過一篇哲學性的琴論《琴?{》，用《易》的理論來規定琴的本質。文長不録，此處衹抄摘他的結論：“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17)
那麽，與他們交游的范仲淹又是如何呢？他曾從崔遵度學琴(18)，在《齋中偶書》一詩中，他又這樣吟咏道：“忘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19)因而，他的喜愛彈琴是毫無疑義的，他這一愛好也是與《易經》相關聯的。
歷來對范仲淹都是從儒家這一層面加以評價的：作爲政治家，他因推行慶曆新政而獲得名臣的美譽；作爲思想家，他也往往被視爲理學的先驅。這種評價角度雖然完全正確，但處在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狀況中，衹强?{儒家這一面因素，范仲淹的形象就不免有些偏頗。至於佛教的影響，雖然有他年輕時在佛寺求學的記載，而這在當時也不是毫無可能的，但因缺乏確鑿的文獻依據，這一故事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正如上文已經論及的，范仲淹在青年時曾確實無?疑地與通曉易學、道教的人物有交往，由此我們也應該關注他身上道教這一面的因素。下面就對范仲淹的道教性素養與其振興文教主張的關係加以考察分析。
二、應天府書院的教授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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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與王鎬及兩位道士“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之後，就“東歸長白山”（《王鎬墓表》）。後又於大中祥符四年二十三歲時赴南都（即應天府），入應天府書院求學。該書院本是私人書院，關於其創立過程，有如下的記述：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詔應天府新建書院，以府民曹誠爲本府助教。國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餘人。故工部侍郎許驤、侍御史宗度、度支員外郎郭承範、董循、右諫議大夫陳象輿、屯田郎中王礪、太常博士膝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同文有子二人，維爲職方員外郎，綸爲龍圖閣待制，至是誠出家財，即（戚）同文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令同文孫奉禮郎舜賓主之，召明經藝者講習，本府以聞，故有是命。並賜院额，仍令本府职事官提举。(20)
范仲淹的入學是在書院建立不久，王瀆做首任山長（書院長官）之時。王瀆是戚同文的門人王礪的次子，據也曾在應天府書院求學的張方平的記載，王瀆的爲人如下：
風?{閎邁，凜凜有奇節，嘗慨然曰：“士志於道，在得其大者遠者。學而不究於古今之變，究而不適於幾深之用，豈士也乎？”(21)
現不清楚早年范仲淹與王瀆具體的交往情形。當時直接教授范仲淹的當是韋不伐
(979-1052)。韋不伐，字次德，張方平在爲他而寫的墓誌銘中這樣追憶道：
好古學，篤信義，立風節??尤善與人交，范仲淹希文、石延年曼卿、劉潛仲方，山東豪俊，慕君名從游者甚多。好急人患難，始終不渝。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22)
張方平在爲韋不伐的父親韋襄所寫的墓誌銘中也提到韋不伐，稱他“通經術，有節義，士君子推重之”。(23)從這些記載看，雖然不清楚韋不伐的學術特長，但人品高邁，很受學子們的敬慕。他的受聘於應天府書院，大概與其父韋襄的人際關係有關：
君（韋襄）天性和易，識致冲遠，從之游者，皆一時高流名士。善與人交，淮陽孫茂蘭、萬適、南頓喬維岳、江南李虛己、睢陽戚同文、宗度、泰山張茂直，咸以趣尚相得。同文子綸、西蜀李建中、雒陽崔遵度、鉅野王禹偁、合淝姚鉉，並以同年生定交。(24)
韋不伐雖然不是戚同文的門人，但韋襄與戚同文、戚綸父子有交誼，韋不伐大概是因這層關係而受聘的。
還需申說的是，這段資料中所記述的這種交游關係實非尋常，意義深遠。韋襄(935-997)是太平興國八年(983)的進士，而在考察宋代易學與古文發展的關係上，太平興國八年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有一批以易學爲其學問核心、以古文爲其文章志趣的士子考上了進士，如李虛己、李建中、崔遵度、王禹偁，姚鉉等。(25)至於韋襄，既然《墓誌銘》稱他與諸人“趣尚相得”，恐怕也是這樣的一位人物。儘管他的生平資料幾乎不存，但他爲兒子取名爲“不伐”，恐是出典於《易經·乾卦》“文言傳”中的“善世而不伐”一語，而當時治《易經》的人往往喜歡從《易經》中爲子孫取名，由此可以稍稍推測出韋襄的學問志趣。
范仲淹在應天府書院時期的狀況，由於他本人也没有留下什麽文字，所以不能窺其詳；但他的易學來源恐怕也是始於與周德實、屈元應的交游，並得益於應天府書院的學術環境，這一點從後文將論析的范仲淹本人的易學思想中即可明確地看出。同時范仲淹入仕後熱心於振興文教活動，這也與他在應天府書院的這段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應天府書院對范仲淹的學問的形成、人格的鑄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振興文教——學校教育的意義
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進士及第，開始步入仕途，時年二十七歲。他作爲政治家的一大功績就是振興文教，推進學校教育。下面就來考察分析一下他崇文興教的緣由及具體做法。
范仲淹早在釋褐初任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司理參軍時，就積極致力於振興文教： 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於時。(26)
此後，他歷任亳州（安徽）、泰州（江蘇）、楚州（江蘇）等處地方官，在天聖二年(1024)改任大理丞，翌年三十七歲時寫了《奏上時務書》，向宋仁宗和劉太后進言自己對時政的見解。此奏的第一條就提出要復興古文。
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27)
在任地方官長達十年之久後，終於?{任中央、有機會一展政治抱負的范仲淹，其第一聲就是“興復古道”、“救斯文之薄”，這一點意味深長。宋初的文風是“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28)，“景德(1004-1007)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29)，楊億等人的西昆體風靡一世，?大中祥符元年又編集了《西昆酬唱集》。范仲淹上書時，雖然楊億先已在天禧四年(1020)去世，但正如石介所感嘆的“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30)，其餘風 3
延綿不絕，可以說文壇風氣依舊，這也正是范仲淹上書的緣由。與此同時，宋初以來提倡古文復興的人也在做種種努力，比如姚鉉在王禹偁的卒年(1001)開始編纂《唐文粹》，成書則在大中祥符四年，其年范仲淹正在應天府書院苦讀。從上文所述的應天府書院的學術關係來看，范仲淹這篇奏書中的改革文風的主張與王禹偁、姚鉉等人的主張很難說没有關係。(31)
但是?{任朝官不久，范仲淹就於天聖四年因喪母丁憂。不過他很幸運，第二年在睢陽結識晏殊。當時晏殊正由樞密副使左遷至此地，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的相識似乎是出於偶然；但其實恐怕不是純粹的偶然，其中當有重要的中介人。晏殊是李虛己的女婿。?前文已分析過，范仲淹在應天府書院求學時期曾從師於韋不伐，而韋不伐的父親韋襄與李虛己同是太平興國八年的進士，並“趣尚相得”。晏、范相識的契機恐怕與這一人際交往不無關係。
不管契機如何，總之這次相識使范仲淹受到晏殊的擢拔而“掌（應天）府學”。(32)據說他在任期間，“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33)，工作認真勤勉，訓育學子不厭其煩。這不但是范仲淹熱心教育的表現，同時也反映出他能在母校任教的喜悅之情和投入之深。
這一年雖然仍在丁憂期間，但他寫了《上執政書》，闡述了改革時弊的六項條案，與兩年前《奏上時務書》中的相關條案相比更爲具體。值得注意的是，在振興文教方面，他提出必須推進學校教育，以此爲地方培養官僚人才：
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爲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34)
此後范仲淹反覆闡述這一主張，可以說振興學校教育是貫穿范仲淹一生的一大主題。(35)同時他不但口說筆論，更是付諸行動，積極招聘王洙、李覯、孫復等優秀教授，努力建設完善地方郡學。比如景佑二年(1035)他奏請立蘇州郡學，景佑三年建饒州郡學，寶元元年建潤州郡學等。(36)
到了慶曆四年(1044)，終於著手實施著名的慶曆新政，而立學興教也是新政的一個主幹內容。他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說：
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爲至要。(37)
其結果各地大興郡學、縣學：“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38)對此成果，歐陽修曾稱揚不已：
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39)
從上文所述來看，范仲淹對教育的熱心有倍於常人。這種熱心首先大概是出自天性，其次恐怕也與范仲淹早年在應天府書院的經歷和受到晏殊的賞識有關，因爲曾有幸遇到良師益友的人往往會注重對後輩的獎掖提携。此外就現實而言，國家也當然需要培養人才，而他年輕時在地方官任上的所見所聞（比如學校荒廢、人才短缺等現狀），也一定加深了他的迫切感。
但是把范仲淹熱心於教育的理由，僅歸結爲以上這幾點是不充分的。范仲淹與被稱爲“宋初三先生”的胡瑗、石介、孫復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同一時期出現了三位著名的教育家，這恐怕不是偶然的現象。在此之前很少有學者是?{藉著其教育功績而爲世所重、聲聞遠揚的。唐代韓愈在《進學解》一文中曾感嘆：“二年博士，冗不見治。”(40)可見以太學爲首的學校教師並不是受世人尊重的職業；同時正如韓愈《師說》中所說的那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41)在士大夫的學問世界中，所謂教育衹不過是指教學童句讀而已，而不是“傳其道、解其惑者”。唐代的太學雖稱興盛，但在陳子昂的時代，就早已發出了如下的感嘆：“國家太學之廢，積以歲月久矣。學堂蕪穢，略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42)
而到了宋初，教師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變。柳開(947-1000)繼韓愈《師說》作了續篇，曾感慨道：“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於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
(43)降至范仲淹時代，故態依舊：
（范純佑）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佑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44)
從這些學生散漫、不遵學規來看，說明當時人們尚不知應該尊師守則。因此，“三先生”的出現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尋味之事。
當然對教育本身自古以來一直是很重視的，有關的論述不勝枚舉，而宋代對教育更是熱心有加，特別是注重完善“學校”教育設施。積極推進學校教育的就是范仲淹，他的改革成 4
果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也是令人矚目的。宮崎市定《宋代的太學生活》一文指出：“歷代王朝中漢唐可稱太學興盛：漢代太學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餘室，生員三萬人；唐代也有學舍一千二百間。但是其盛爲時極短，又没有建立舍法??唯有宋代，前後兩百年間，太學常設，舍法常行，常有一二千名學生聚讀於學舍，雖時有間斷而卻綿延不絕。”(45)那麽在宋代教育爲什麽必須采用“學校”方式？推行學校教育的意義又是什麽？
首先從學問的傳承和人才的培養上來看，宋代已具有了不得不采用學校方式的必要性。從六朝至唐爲止，學問尤其是儒學，主要是以家學傳承爲主；但降至宋代，傳承學問的門閥世家已不復存在，因此學問的傳承和研究就需要另辟途徑了。比如范仲淹所從學的應天府書院原是戚同文的私塾，“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不得不“以學舍入官”。從應天府書院的創立過程來看，僅?{個人或家族之力，已很難維持學問的傳承了。同時宋代開國不久，培養大量有用的士大夫是國家的當務之急，而其最佳方式不得不首推學校教育。
其次來看在“學校”實施教育的意義。范仲淹辦學的目的，不但反映在上引的奏文中，而且從他所招聘的教師及其所實施的教育內容上也可窺探而出。這教師的代表就是胡瑗。通過胡瑗的教育，我們可以窺知“學校教育”的意義。蔡襄在爲胡瑗所作的墓誌中說：
（胡瑗）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禄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説，敦尚行實。後爲大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异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46)
從上文可見，胡瑗的學校教育的方針與范仲淹本人的主張和教育態度多有相合之處：胡瑗那種嚴格遵守紀律，教師應該以身作則的作風，與任應天府書院教官時期的范仲淹不期而合；而他要求學生不要斤斤於文辭的雕琢，應該追究經書的義理，通過治經修身而成爲國家有用之材，這也與范仲淹屢次上書中所表述的主張相一致。
此外，從其他文獻中能看到胡瑗還有另幾個教學特點。
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47)
甄別人物，擇其遏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勸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48)
從這些材料來看，他的教學特點一是崇尚實務；二是尊重學生的個性，以發揮學生的特長爲首要；三是鼓勵學生相互討論，力圖培養他們的思考能力。其中“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即讓學子相互切磋琢磨，這種學習方法衹有在學校纔能真正地有效實施。
其實無論古今，年富才茂的學子們匯聚一處，自然就會相互砥礪激發。相反，學問的傳承和研究如果主要在某個世家內進行，便難免缺少相互啓發的機會，其學術取向也往往側重於如何忠實地繼承先人的學說，而不是創立自己的新說；何況“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是他們最高的綱常，處在?{藉門第来獲取社會地位的時代，那就更要長久地——岂止三年——墨守陳規下去。然而在宋代，具有特權的門閥貴族及其家學已經衰亡，學校逐漸成了士子們治學求道、立身揚名的重要場所。在學校，教學相長，無論教師還是學生，其存在價值不在?於對舊說的熟稔，而在於能否創立新說。胡瑗之所以贏得學生的尊敬，不僅因爲他對教育熱心認真，對經義能援用身邊實例深入淺出地予以解說，還在於他新創了《胡氏口義》這一“五經異論”之故。
由此看來，宋人疑經、好議論的這一特點，也可以看作是胡瑗的教育方針及學校教育的成果之一。胡瑗分專題讓學生與自己、學生與學生互相討論質疑，特別是對於文章，他引導“學徒千敷，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重視義理。而這一做法又推廣於太學，“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49)由此可以毫不過分地說，胡瑗的教育方針也奠定了宋代思想、議論文發展的基礎。胡瑗的這些教育方針與范仲淹無疑是一致的。比如胡瑗輕詞賦而推重議論文（“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這種主張范仲淹早在天聖五年《上執政書》中就已闡述過：“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這也是范仲淹的一貫主張，上文已引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作於慶曆四年）中，他一再重申：“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明確地主張考試進士應該重策論、輕詩賦。(50)
進而言之，通過學校來培養人才，此舉的意義在於能高效率地培養更多的人才，而且也可較容易地培養出忠於社會體制、把維護這一體制視爲自我人生價值所在的人才，培養出思維行動有一定的規範準則的人才。程顥曾品評胡瑗的學生說：“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51)可見胡瑗推行其教育理念是不遺餘力、富有成效的。另外，胡瑗的弟子劉彝在回答宋神宗的垂詢時，曾這樣稱揚其師的教學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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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52)
在這裏，劉彝盛讚了胡瑗的教學培養了大量的“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的人才，也即有功於國家制度的人才。值得尋味的是，劉彞還論及了教育目的、教學方法（包括考試方式）與文風的關係。學校及科舉如果重視了議論，這自然會導致對“聲律浮華之詞”的輕視，因爲受修辭制約較多的文體很難自由地展開議論，而且也因爲議論文的價值就在於議論本身的內涵（“體”）。這與匯聚於學校的士子們不再看重家世傳承，而致力於新說（聖人的真意）的闡發，以此獲求自身的存在價值的學風是相表裏的。另外“聲律浮華之詞”，是門閥世家在社交時的必備技藝；而在宋代，雖然這種習氣在社交上依舊有殘存，但具有實幹能力（“用”）的人才，其社會地位不斷在提高，其比重也不斷在增加，門閥貴族式的社交風氣日趨衰退，自然也就不必“尚其聲律浮華之詞”。
由此可見，胡瑗的學校教育是劃時代的——可以說近代教育的原型盡在此中，所以他所在的郡學、太學，四方匯集，人才輩出，盛況空前：“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
這樣看來，學校教育的“成功”與士大夫風氣的形成，兩者之間有一定的關聯，而文藝風尚的排斥華靡、趨向質實雄健的轉變，也可以看作是近世學校教育的一個成果。反過來看，唐代的古文復興在韓愈、柳宗元之後就遭到挫折，其緣由或許可以在此中尋求。
四、范仲淹的易學和學校教育
以上分析了范仲淹辦學置校的目的及其起用胡瑗的理由之一端。而范仲淹起用胡瑗的根本性的理由，不僅僅是因爲上述的兩人教育方針和教學方法的一致，更在於他贊同胡瑗的易學。其實范仲淹所舉薦的學官們都是以易學爲其學問的主軸，不單是胡瑗。
慶曆四年，范仲淹作《奏爲薦胡瑗、李覯充學官》，文中雖然没有特意提及胡瑗的易學，但是值得注目的是，他同時推薦李覯(1009-1059)一事。李覯自述爲了“急乎天下國家之用”而撰寫了《易論》十三篇。(53)他撰寫此書時是三十九歲(1047)，由此前推三年，他被推薦任太學學官時，其易學思想當已基本形成。其他受到范仲淹舉薦的學官，以王洙爲首，均精通易學。
“宋初三先生”均擅長易學，而范仲淹本人更是“泛通六經，長於《易》”(54)，因而范仲淹引薦他們爲學官，一定有著學術上思想上志趣相合的因素。下面就探討一下范仲淹的易學及其與學校教育的關係。
范仲淹有關易學的文章不少，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蒙以養正賦》、《窮神知化賦》、《乾爲金賦》、《天道益謙賦》、《易兼二材賦》、《體仁足以長人賦》、《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易義》、《四德說》等。通讀這些作品，就會發現他的易學中道教的色彩很濃郁。比如，《蒙以養正賦》就是從道教的角度來解釋《易》的“蒙”卦。文章這樣寫道：
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棄智，斯爲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闇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其或謀畫爲先，聰明自廣。不務淳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真，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志士體之而修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乃有修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55)
這段文字中的語彙有不少出自《老子》、《莊子》。如：
棄智——《老子》：“絕聖棄智，民利百倍。”(56)
抱一——《老子》：“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57)
養恬——《莊子·繕性》：“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58)
知白守黑——《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河上公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59)
這些都是道家道教所習用之語。另外文中的“樸素”一語也是取典於《老》、《莊》：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河上公注：“棄智惠，反無爲??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篤樸以示下，故可法則??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60)
夫虛静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静而聖，動而王，無爲 6
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争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61)
可以說，《蒙以養正賦》的主旨正是要宣揚這一道家道教式的“樸素”思想。范仲淹之所以要從《老》、《莊》中摘擷出“樸素”這一概念，是因爲它在道教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比如《文子》，自從被唐代的道教學校“崇玄學”奉爲教科書，尊稱爲《通玄真經書》以來，它已成爲道教重要經典之一。在宋代，此書又被節録爲《九守》，收入《雲笈七籤》卷九十
一。而《九守》即主張《莊子》中的“虛静恬淡”、“樸素”思想：
静寞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守和第一）
静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處德也。（守清第七）
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者也。故有若無，實若虛，治其內，不知其外，明白入素，無爲而復樸??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此真人之游也，純粹素樸之道矣。（守弱第九）(62)
由此可見，范仲淹對當時道教的“樸素”思想也有很大的共鳴，正如他賦中所言“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他正是通過對最容易與“樸素”思想發生關聯的《易·蒙卦·彖辭》（“蒙以善正，聖功也”）的敷衍伸發，而把《易》與道家道教連接起來。不過有意思的是，從上文所舉的語彙出典來看，對於《老子》的“絕聖棄智”這一主張，范仲淹只取一半，即並不主張“絕聖”、“絕仁棄義”，而衹取“棄智”即“無爲”、“樸素”這一思想。
同時《蒙以養正賦》還藉助《易》來展現道家道教的理想。文中的“素履”一語，源出《易·履卦》，這是用儒家的語彙來表達“見素抱樸”思想。
初九：素履往，無咎。（王弼注：“履道惡華，故素乃無咎。處履以素，何往不從。”）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正義曰：“獨行者，釋素履之往，它人尚華，己獨質素，則何咎也。”）(63)
至於“修辭立誠、窮理盡性”，分別出自《易·乾卦》“文言傳”的“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64)和《說卦》“傳”的“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65)
由此看來，范仲淹是主張通過遵守和實踐道家道教的“樸素”之道，來實現“修辭立誠、窮理盡性”這一儒家理想。也就是說，以《易》爲媒介來?{和折中儒道兩種思想。這原本不是范仲淹個人的創見，而是受到了自唐末五代起流行開來的《周易參同契》的強烈影響。比如，此書的著者魏伯陽也主張“挾懷樸素”、“抱一毋捨，可以長存”。(66)更能明顯地體現出范仲淹侵染《周易參同契》思?想的是，他著有《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一文。《周易參同契》的思想特徵就是“坎離（水火）造化論”，而范仲淹此文的宗旨也是闡述水與火“其性相反，同濟於用”。(67)《周易參同契》可以說是道教與易學融爲一體的代表性著作，那麽范仲淹的作品對它的思想主張有所反映，這也是極其自然的。(68)
在范仲淹看來，守“樸素”而求“抱一”，不但是士大夫個人的生存方式，同時也是治理天下之道。這種主張在他另外的文章中也有表述，如《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賦》（淳一敷教，爲天下式），整個題名即出自《老子》。文章這樣寫道：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幾無事，爲式而庶匯有倫??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强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吻合虛無??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衍攸虛，爲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焉。(69)
在他看來，聖人之所以統合天下萬物，是因爲聖人“保環中”，即處於世界宇宙的中心而保持著“道”（“抱一”、“守一”）之緣故。他認爲聖人之“式”的作用就是“冥符妙有，吻合虛無”，聖人之道（即“一”）如果要“制於普天”，就必須“能持於罔象”，即保持“虛無”。而這種對“道”的理解大概是王弼式的。(70)换而言之，聖人之道（“一”）就是萬物的根源，是處於天下中心的“虛”。在這裏，范仲淹還使用了一個饒有興味的比喻：“亦若大衍攸虛，爲四營之本也。”即用易占的理念，來比附聖人之政，從《易》中找到了道家式的聖人政治的理論依據。易占中，把“大衍”（天地之數五十）中的“一”視爲“虛”，視爲太極，而置之不用；這種“攸虛”，就是演算卦爻的“四營”之本。(71)於是，此賦便將統治天下的聖人視爲太極，視爲虛無的存在。
同時他還闡述聖人（即君主或爲政者）的特性是“布德行惠，常捨己以從人”（《政在順民心賦》），即理想的聖人應該是布恩於世而自己卻無私無欲。這種聖人無欲論在古代儒家中是没有的，反而是道家的理論，比如下引《老子·韜光第七》就是這麽主張的。由此看來，范仲淹的聖人論是極具道家色彩的，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如考察其思想根源，就不得不追尋到《老子》：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者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爲長），外其身（薄己而厚人）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非以其無私邪（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72) 7
范仲淹的聖人無欲論不僅僅是以《老子》的這段論述爲其思想源泉，更是繼承了《老子》以來的思想傳統。爲了更清楚地理解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我們有必要簡單地回溯一下《老子》以來的思想譜系。在這一思想譜系上的《淮南子》卷十九《修務訓》對此曾作了更爲具體的論述：
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73)
不過《老子》還注重協?{自身長生與自我犧牲這一對立關係，而《淮南子》則更偏向於對聖人（君主或爲政者）的大公滅私一面的強調。
其後，魏代的李康在《運命論》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74)當然，李康雖然主張聖人應該無私無欲，但這並非是此文的主題，此文的主旨是論述如何對待“運命”，即文中所說的“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然而他所提出的“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的命題很重要，以後出現了對這一命題展開論述的文章，這就是初唐張蘊古的《大寶箴》。文中說道：
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75)
這些聖人論應該說都是范仲淹學說的先驅。《運命論》、《大實箴》中有部份表述是來源於《易》，但這不過是用典而已，還談不上把《易》當作聖人論的理論依據。但是范仲淹則不同，他依據《易》，把君主視爲“太極”，認爲君主既然是世界萬物的本源“太極”，因而就是“虛無”，也就必須是無私無欲。也就是說，范仲淹通過《易》這一媒介，把儒家的聖人論和道家的聖人論捏合在一起了。上文曾引的《雲笈七籤·九守》中所說的“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和愉虛無，所以處德也”等也當是范仲淹的聖人無欲論的思想基礎。
雖然僅就目前的文獻?{查還不能遽然斷言，但宋代以前似乎未見有這種把君主比擬爲“太極”之說。之所以這樣推測，其理由有二：一是五代與宋初之交，易學和道教兩者渾然一體，建立了緊密關係；一是繼五代秩序大亂之後，宋代在重建新的道德秩序時，發揮核心作用?的書籍就是《易經》。比如宋初代表性的易學家之一馮元(975-1037)就是把天地之氣與君臣秩序聯繫起來闡說，從而構建起一個依據《易經》把君主權力絕對化的理論。(76)也就是說，宋代的君主獨裁制是?{藉著《易經》爲其思想依據而建立起來的。由此看來，這個時代是最有可能把君主尊爲太極的。
姑且不論文獻證據如何，重要的是，自宋代起聖人論的基?{都是《大寶箴》那樣的道家式的聖人論。《大寶箴》上奏給唐太宗後，也被收入《貞觀政要》，可見在當時這一君主論就已受到重視，不過此外的唐人著述中卻不見有收録、引述其內容的。但是《舊唐書·張蘊古傳》載録了全文(77)，宋代古文家的?先輩王禹偁就是讀了唐史中其事其文，也仿效地寫了一篇箴文：
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中張蘊古上《大寶箴》，辭理切直，太宗深加稱賞焉。臣雖不才，願繼其美，謹昧死撰《端拱箴》一首。(78)
王禹偁的盟友姚鉉在《唐文粹》卷七十八中也收録了《大寶箴》，並置“箴”類之冠首。范仲淹也有《聖人大寶曰位賦》(79)，這或許是受了他們的啓發而作的吧。《資治通鑑》也曾摘録《大寶箴》。(80)此後，它收録於各種書籍，甚至連蒙童讀物《古文真實後集》中也都收録，在社會上廣爲流傳。可以說《大寶箴》在宋代被重新發現，與此相呼應，在理學上也形成了聖人無欲論。現舉三例以作代表：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虛動直。静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81)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82) 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83)
處在這樣一個思想譜系中，范仲淹的“聖人即太極”論在思想史上也就具有了重大的意義，
這裏還想說一個題外之話，即“聖人太極論”在文學方面的意義。宋代以後小說的主人公，如《三國演義》的劉備、《水滸》的宋江、《西游記》的唐僧等，都是有德無能的人物，而卻成爲中心，推動其他出場人物發揮才能，有學者認爲這就是生成萬物、使萬物發張的宇宙本源——太極的形象。(84)他們所共通的“無能”這一外在表現，其內面就是“無私無欲”“捨己從人”這種聖人君主的大德，這大概是宋代以來“聖人太極論”、“聖人無欲論”在世間普及的結果，是理想的君主形象在小說上的反映。
言歸正傳，范仲淹思想中的這些道教因素，不用說是來自於當時的道教。他的《政在順民心賦》（明主施政、能順民欲）一文就顯示出道教性的思想：
8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製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甄。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克信；驅民從政者，群心不徇。(85)
文中“和氣”一語，如果查閱詞典，一般會指出它取典於《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並說明其義指萬物生成之氣（如《漢語大詞典》）。也許人們會認爲自《老子》之後這個術語一直被使用著，但事實上，長期以來道家幾乎不提這個概念。從理論上對“和氣”予以闡述的是道教，而且這“和氣論”是遲至六朝末期《老子河上公注》問世以後纔出現的。到了唐代，《河上公注》被確立爲《老子》的標準注釋這一地位之後，其和氣論纔得到普及推廣。(86)
當時的道教之所以重視“和氣”，是因爲他們認爲“和氣”就是“仁義”，通過保養“和氣”就能實現“仁”。《太上黃庭外景經·中部經第二》說：“積精所致，和专仁。”(87)“務成子注”解釋這句話說：“育養精氣，專心一意。和氣仁義，德合道真。”(88)而唐宋道教“氣論”的代表性著作《元氣論》也有如下的論述：
夫居於塵世，唯利與名，於中能不諂不偷，無賊無害，於物不傷和氣，每懷亭育之心，斯近仁焉。(89)
養育萬物、保持和氣就是“仁”的實踐，這種思想就是宋代道教的核心，也是范仲淹《政在順民心賦》一文的中心論旨。可以說，它並不是純粹的儒家思想的產物，更多地體現了道教性的因素。
前面曾指出范仲淹之所以起用胡瑗是因爲兩人在易學上有諸多共同之處，在此想作進一步的申說。胡瑗《周易口義》卷一在解釋“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時說：
使一民不失其所，一物必遂其性，此聖人之心也。(90)
對比范仲淹的“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性”，顯然兩人在思想的根本上是一致的。由此看來，范仲淹熱心於學校教育，就是“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性”這一和氣思想的實踐，而胡瑗的分設經義齋和治事齋、以因人施教爲宗旨的教學方針，也是他的“使一民不失其所，一物必遂其性”思想的具體化表現。
胡瑗還有一個教學特色，就是鼓勵學生相互討論，這個特色也得到范仲淹的首肯。范仲淹在《邠州建學記》一文中說：
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91)
可見范仲淹的重視切磋討論這一教學理念是來源於《易》。在此，我們再來探究一下胡瑗重視相互討論的原因。胡瑗曾對《易·兌卦·象傳》“君子以朋友講習”一句作過如下的闡釋：
君子觀是象，凡施說之道，必當施之於大而至於久遠。若小人，惟以淺近爲說，以快己之欲。然至於久遠，則不能無厭倦之心。厭倦既生，至喪身亡家敗國失天下，皆由於此。故君子之人當說其大者，惟朋友講習。蓋朋友之道，同心同德，其志氣相契。所講者，聖人之道德；所習者，聖賢之事業。日聞其所不聞，日見其所不見，使道德事業愈久而愈新，皆無其厭倦之心。是爲說之道莫重於此也。(92)
可見，胡瑗也同樣認爲，“朋友講習”正是對大《易》之道的一種實踐。正如前文所述，促使教師學生相互討論啓發的“學校”教育是宋代思想及議論文發展的基礎，而這一教育方針的理論根據就是《易》。
結語
范仲淹和他師事的晏殊、以及“宋初三先生”，都極其熱心於教育，致力於培養人才、振興文教。(93)他們的行爲當然有著遵循儒家“誨人不倦”這一教導的一面，但同時正如本文所論述的那樣，這其中與易學相關的道教思想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尤其是，通過學校教育這種形式來振興文教，其理論根底就在於道教的萬物生成的思想。正如本文所論，宋代的學校教育已經具備了近代教育的原型，毫無疑問它有助於宋代“近世”的形成。如果不憚辭贅，還可以說道教思想通過“學校”這一路徑而造就了“近世”。
注释：
①《范仲淹全集》下册，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716頁。
②同上書，983頁。
③方健：《范仲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27～28頁。
④《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十“安定胡先生”條，四部叢刊初編第16册，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65年，197頁。此說雖源自胡滌，但可能是誤傳。詳參陳植鍔：《胡瑗、孫復、石介同讀泰山辨》，《學林漫録》第10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20～122頁。
⑤《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十“石介”條，203頁。
⑥《范仲淹全集》下册，716頁。
⑦同上，716～717頁。
9
⑧《范仲淹全集》上册，328頁。
⑨《宋史·地理志三·陝西》卷八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170頁。
⑩《范仲淹全集》上册，328頁。
(11)同上，329頁。
(12)《宋史·文苑三·徐鉉》卷四百四十一，13046頁。
(13)《宋史·文苑三·李建中》卷四百四十一，13056頁。
(14)《宋史·文苑四·郭忠恕》卷四百四十二，13087頁。
(15)《宣和畫譜》卷八“郭忠恕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3册，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13頁。詳參拙稿《宋初的易學者與古文家——從陳搏到馮元》，《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78～223頁。
(16)講座道教第4卷《道教與中國思想》，東京：雄山閣出版，1990年，282～287頁。
(17)《宋史·文苑三·崔遵度》卷四百四十一，13065頁。
(18)《范仲淹全集》上册《與唐處土書》，214頁。
(19)同上書，86頁。
(20)苗書梅等點校、王雲海審訂：《宋會要輯稿·崇儒》，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年，79頁。
(21)《贈給事中太原王公墓誌銘》，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688頁。
(22)《朝奉郎守太子中舍騎都尉韋君墓誌銘》，同上書，720頁。
(23)《朝散大夫秘書丞上騎都尉杜陵韋府君墓誌銘》，同上書，707頁。
(24)《朝散大夫秘書丞上騎都尉杜陵韋府君墓誌銘》，《張方平集》，706頁。
(25)這些人的登第，恐怕當時知貢舉的李穆、呂蒙正等人的態度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呂二人都精通易學，特別是李穆，據史載：“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至（李）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宋史·李穆傳》卷二百六十三，9105頁。詳參前出拙稿《宋初的易學者與古文家——從陳搏到馮元》，196～207頁。
(26)汪藻：《浮溪集》卷十八《范文正公祠堂記》，四部叢刊初編第57册，137頁。
(27)《范仲淹全集》上册《奏上時務書》（四月二十日），172頁。
(28)《宋史·李穆傳》卷二百六十二，9105頁。
(29)《宋史·陳從易傅》卷三百，9979頁。
(30)《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五《怪說》中，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2頁。
(31)當然，范仲淹與姚鉉也有意見相左之處。參見顧易生等編：《宋金元文學批評史》
上册“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范仲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3頁以下。
(32)《范仲淹全集》下册《言行拾遺事録》第一，791頁。
(33)同上。
(34)《范仲淹全集》上册，184～191頁。
(35)比如作於天聖六年《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范仲淹全集》上册，379頁），
作於天聖八年《上時相議制舉書》（《范仲淹全集》上册，208～209頁）等文，均力言發展教育的重要性。
(36)分別見《范仲淹全集》下册樓鑰《年譜》，729、733、735頁。
(37)《范仲淹全集》上册，478頁。
(38)《宋史·職官志》卷一百六十七，3976頁。
(39)洪本健校?{：《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中册《吉州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1014頁。
(40)《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7頁。
(41)同上，43頁。
(42)《唐會要》卷三十五光宅二年陳子昂上疏，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633頁。
(43)《河東集》卷一《續師說》。四部叢刊初編第44册，7頁。
(44)《宋史·范仲淹、范純佑傅》卷三百一十四，10276頁。
(45)《宮崎市定全集》第10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326頁。
(46)蔡襄：《端明集》卷三十七《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1090册，654頁。
(47)《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十“安定胡先生”條引《呂氏家塾記》，四部叢刊初編第
16册，200頁。
(48)同上書，“安定胡先生”條引《李廌記》，200頁。
(49)《歐陽修詩文集校?{》中册《胡先生墓表》，697頁。
(50)另據平田昌司指山，此時期范仲淹等人的重視策論還有著解决北方舉子因方言而造
成科舉不利的這一企圖。參見平田昌司：《唐宋科舉制度轉變的方言背景》，《吳語與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143頁。
10
(51)《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十“安定胡先生”條引《聞見録》，四部叢刊初編第16册，
199頁。
(52)《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十“安定胡先生”條引李廌記，同上書，198頁。
(53)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卷四《刪定易圖序論》，四部叢刊初編第46册，54頁。
(54)《宋史·列傳第七十三·范仲淹》卷三百一十四，10267頁。
(55)《范仲淹全集》上册，15～16頁。
(56)《老子道德經·還淳第十九》，四部叢刊初編第31册，8頁。
(57)《老子道德經·益謙第二十二》，同上書，9頁。
(58)《莊子集釋·繕性第十六》第三册，《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548頁。
(59)《老子道德經·反樸第二十八》，四部叢刊初編第31册，10頁。
(60)《老子道德經·還淳第十九》，同上書。
(61)《莊子集釋·天道第十三》第二册，同前，457～458頁。
(62)以上各條見《雲笈七籤》第四册，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996頁，2003頁，
2007～2008頁。
(63)《周易正義》卷二，《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75頁。
(64)同上，卷一，18頁。
(65)同上，卷九，383頁。
(66)《會稽鄙夫章第八十八》，《周易參同契彙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138頁。
(67)《范仲淹全集》上册，449頁。
(68)關於道教與易學的融合狀況，詳見前出拙稿《宋初的易學者與古文家——從陳摶到
馮元》，178～223頁。
(69)《范仲淹全集》上册，448頁。
(70)如《老子道德經》一章：“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王弼注：“妙者，微之極也。萬
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四部備要》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1頁）。同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王弼注：“昔，始也。一，敷之始而物之極也。”（《四部備要》本，3頁）。同四十二章：“道生一”，王弼注：“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等，都把“道”解釋爲“無欲”、“空虛”的“一”或“極”。
(71)“大衍攸虛”一語頗費解，但從對句中“太陽無二”來看，“攸虛”當是指虛無的
太極，也就是“一”。另外，同時代的李覯也說：“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或曰：虛其一者，康伯以爲太極，劉氏以爲天一，何如？曰：究觀繫辭，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則，是虛一在兩儀之前也。下文太極生兩儀，則又太極在兩儀之前。太極與虛一相當，則一非太極而何也？”也以“一”爲虛，爲太極，范仲淹所說“攸虛”恐亦是此意。《直講李先生文集》卷四《删定易圖序論》三，59～60頁。
(72)《老子道德經·韜光第七》，四部叢刊初編第31册，5頁。括號內爲河上公注。
(73)張雙棣校釋：《淮南子校釋》下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940～1949
頁。
(74)《文選》卷五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305頁。
(75)《舊唐書·張蘊古傳》卷一百九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4992頁。
(76)參見前出拙稿《宋初的易學者與古文家——從陳摶到馮元》，214頁以下。
(77)《新唐書》中雖載録了篇名，但未收録全文，更没有爲張蘊古立傳。對此，洪邁曾
提出疑問。參見《容齋五筆》卷七《張蘊古〈大寶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83～884頁。
(78)《小畜集·進端拱箴表》卷二十一，四部叢刊初編第44册，146頁。
(79)《范仲淹全集》上册，431頁。
(80)《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028頁。
(81)周敦頤：《通書·聖學第二十》，《四部備要》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25頁。
(82)張載：《正蒙·中正篇第八》，《張子全書》卷二，《四部備要》本，25頁。
(83)邵雍著，衛紹生校注：《皇極經世書·觀物篇五四》，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年，492頁。
(84)駒田信二：《對的思想·中國古典文學與日本文學》，勁草書房，1996年，328
頁。又《谿的思想·武田先生的絕對者》，勁草書房，1980年，260頁。
(85)《范仲淹全集》上册，448～449頁。
11
(86)詳見拙稿《宋代古文史上的晏殊》，《橄欖》第14卷，宋代詩文研究會，2007年，
89～95頁。
(87)《雲笈七籤》第一册，卷十二，303頁。
(88)同上。
(89)《雲笈七籤》第三册，卷五十六，1239頁。
(90)《周易口義》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册，178頁。
(91)《范仲淹全集》上册，170頁。
(92)《周易口義》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册，421～422頁。
(93)關於石介熱心教育，有如下的一則逸事：“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獎風教爲己任。慶曆中，在太學，生徒諮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爲講解，殊無倦色。”（《楊文公談苑·倦遊雜録》第一百二十八“大臣誣奏石介詐死”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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