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裤子为了放屁方便
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统治者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对于新文化的接受程度低。 而日本则有向先进文明借用先进东西的传统。因而在遭到工业文明冲击时两国的反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下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的目的，但向西方学习的也只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洋务派仍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而日本的反应则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就全方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方针。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统治。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二． 两国领导力量
洋务派的主要力量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手中，他们没有勇气来驳议慈
禧太后，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洋务派多方掣肘致使其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而其本身思想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力是下级武士，他们在上层势力的压迫下寻求别的财路，社
会阶级产生了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在推翻幕府统治后，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改革。
三．改革措施
政治方面：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
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废除封建制度，剥夺旧统治阶级特权
形式上实现人人平等
引进欧洲法律，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制度与统治机构的合法化
中国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政府反而更加腐败
经济方面：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推行" 文明开化" 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
奠定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则仅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
军事方面：日本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建立了一支富于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积极准备对为侵略扩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先是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后又组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中国确实开始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北洋舰队吨位居亚洲第一。然而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治的腐败导致军事成果最终化为乌有。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日本注意的是讲求政法，兴办工商，研究学术，而中国人只注重军事发展。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分道扬镳。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摘要：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该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而同样是在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开始了一种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的运动。史称明治维新。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运动，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洋务运动带来的却是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那么这两个运动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至于带来如此悬殊的结果呢？
关键词：洋务运动；明治维新；西化；成功；失败；导致的结果
正文：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填补了外国侵略者的肚子，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①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仅仅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为挽救封建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而并非真正地想要富国强国。反观同时期的明治维新的历史起因【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传播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②
这段话中，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局面，想要救国就必须要维新。深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他们自救的行动。仅从历史背景这一方面来看洋务运动是为了挽救封建，而明治维新则是为了强国，从这出发这两个运动就必然会导出不同的结局。而在领导力量中中国的【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③反观日本虽然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第3期：夏东元《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
② 1868年1月3日 日本明治维新 人民网
年5月5日：姜铎《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 ③《人民日报》1981
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所以中国的洋务运动都是不彻底的，是封建主义的无力的自救。从这一点上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 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 、 “ 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 “ 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以“ 本”“ 辅” 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 “ 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中学” 、“西学” ，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 对于社会， 对于一个政权， 对于统治者来说， 本来都是“ 用” ， 沈寿康在此以“ 体” “ 用” 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 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 是“ 为华人计” 。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 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 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 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 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 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 由于“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一口号， 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
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 甚至可以说， 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 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 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 它在中国的大地上， 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 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 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①】因此虽然洋务运动的本质是封建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还是给我国的之后革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让许多的中国人接触西方思想，为接下来的革命打下铺垫。但是【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来自西方扩张的威胁和压力。首先，这些威胁和压力不可避免地置两国于政治和军事之危险的境地，表现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其他多次的武力冲突，无不威胁着两国的独立；其次，它们还是外来文化对两国传统文化的挑战，这些外来文化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远优于中日两国，在许多基本理念上也与两国格格不入。中国和日本对于这些威胁的反应，无论从情感还是从理智上都多有相似之处：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敌视，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愿地承认自身在”财富和力量“上的劣势。然而，这种反应在中日两国所引起的效应却大相径庭。在中国，儒家秩序是如此之强，他能够遏制政治上或观念上的变革，结果形成对内保守主义联手、对外妥协退让的局面。最终导致（清）王朝衰落和革命时代的来临。在日本，“以夷制夷”却获得了成功，日本人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建立“现代”国家的政策，这个国家最终将是一个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强国。于是，与日趋贫困、内战不已的中国，日本走向了帝国和发展工业之路】②就在这一时期中国被日本甩在了后面。同样也为接下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祸患。总体来它们都有自身的缺点，比如洋务运动的封建性和腐朽性，明治维新虽然让日本强大起来但同时也让其走向帝国主义的侵略道路导致了以后的二战。但
①徐泰来.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4):117-120
②The Meiji Restoration by William G Beasley江苏人民出版社汉译版
它们也都有各自的有点，它们都体现了近代东方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明方法，为以后的许多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结：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所展开的自救运动，站在今天来看我们可以就个人观点来评价。但是就当事人的立场上来说，他们都是为了自救而努力寻求发展，寻求继续走下去的路。并且这些尝试为后来发的革命也有一定的促进。所以我们不能单方面的评价对错，对历史事件须有自己的判断。
参考文献：The Meiji Restoration by William G Beasley 江苏人民出版社汉译版 徐泰来.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第3期夏东元《论洋务运动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 1868年1月3日 日本明治维新 人民网《人民日报》1981年5月5日：姜铎《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结局殊异原因之探微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与日本做了各项努力，两国所从事近代化其国家实施的诸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大竞赛，基本地影响和决定了近代很长时期内两国不同的命运。日本在此竞赛中一度获致胜利的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具悲剧的性质。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中、日两国都是命定的竞争者，我们全国上下对此应慎重持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近代时期内决定两国近代化成败的某些关键性因素，予以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其意义实在是多方面的。对于中日近代期间自强运动一者失败一者成功的事实，究竟什么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什么因素附属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两国的地理特征
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整个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两国相比，显然，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自强运动，其所将遭到的困难，较之在日本推动同样的运动要棘手得多。
日本局处亚洲的东北一隅，为欧洲国家所谓的
二、 两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对外开关前后，基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资料，无须外求。而日本经济上离自给自足的程度，则相差甚远。而且在与西方正式通商时，中国有大量的茶叶、生丝等输往国外，以抵消西方国家之鸦片与棉织品的输入；日本则在外国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并无大量的相当物品输出以抵消其巨额的入超。因此，日本官民亟于设法利用西方的科技，以解决其迫切的经济问题
三、 两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封建式的，与中古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相似。人民效忠的对象在
中国社会的中心结构是家族，其上为政府。清廷政府中最高的主宰自然是皇帝，但社会中占重要支配地位的则是各级官吏和士绅。清制，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官或取得地方士绅的资格，其正规的途径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正途的科名绝非世袭可得，而均需依赖自己的努力。因此，一般有才智的人，在未得科名之前，其精力毕注于科场以藉此光耀门庭。中科名之后，其努力之所在则在升官。升官即可发财，发财后，致仕返乡，购置田宅，即在地方上居于缙绅之列。所以，中国社会中有才智有志气的读书人，或者有志气且环境优越的工商农人大多数走上了科举之路。因此，整个社会流动的趋向，常常形成一种
四、 两国的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
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而日本对于传统的负担却至轻微。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
五、 两国的政制结构
如果我们要对中、日两国自强运动成败的事实，给予一个全盘性质的解释，在我们严肃考虑一些长远性的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之后，我们更应当从两国的政制结构或主政者的个人与集团入手，始能更正确地把握到问题的关键。
第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清代中央政制结构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央政治权力中心方面，采取绝对的君权专制，但在辅助的权力中心方面却采取权力分散制。当时的军机处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命令的权力，只有皇帝才有此权力。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一项全面推动自强新政的计划，只有在皇帝的主动下，才有可能。任何军机大臣或地方大员要想从事于此，也只有在皇帝的认同下才有可能。但在关系同光自强运动成败的三十多年间，政权实际均在慈禧太后之手，实际的皇帝同治或光绪皆为其傀儡，而她对实际社会的了解实为有限，对近代世界发展形势缺乏深入的认识。她最大的关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其个人的权位。对于发展中国的事业，她着重的也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略，谈不上有何热情，更没有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任何意识。在同光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有这样一个形式的领导中心，其在自强建设方面所表示的局限性，实在是必然的。
日本自强运动的领导中心的结构，其权力既极坚强集中，又颇富有弹性。最高领导者自然是天皇。他个人意志极坚强，又很善于运用皇室的权威。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上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握实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长州萨摩两藩的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
第二、运动的领袖人物
清代同光自强运动实际主持的人物，既非同治皇帝或光绪皇帝，也非慈禧太后，更不是军机处内任何大臣，而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清廷充分信任在所辖的省区之内，对于模仿技艺等方面，稍稍做点事情。由于他们在职位上只是地方上的总督或巡抚，是绝无权力以名副其实的统御和指挥全国性的自强措施的。
这些新政领袖中，曾国藩确有大臣的风度，肯负责，能用人，惜哉其精力早衰，以62岁的年龄而终。而且他世故极深，鉴于其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事实，事事谦抑自处，纯取老庄清净无为的政策，不敢在新政建设方面，积极挺身而出作有力的领导。左宗棠见识高明，任事勇迈，本应是中国洋务运动最理想的一位领袖。但他多年在西北主持军务，与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及政治重心的京津地区隔离甚远，即使后被召返京外任两江总督，也已是69岁高龄，其精力已趋衰髦。李鸿章尽管一直从事全国性的自强建设事业，但他一直缺乏必要的权力，其虽有大学士官职，但那只不过是虚衔，实际职务仍只是地方性质的直隶总督，并兼统淮军及其后的北洋海军。以一地方官而经办非其管辖省份的新政事业，并影响着全国范围的自强建设，其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李本人对于近代西方的了解，亦甚为有限，对于有清一代固有制度的改革与思想行为的革新，他不只不敢轻于尝试，甚至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完全未能高瞻远瞩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以逐渐跻中国于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
但日本诸维新领袖在政府中的地位，则与曾、左、李等绝不相侔。他们都是明治政府中的中央官吏，在人数上，他们有15至20人。他们之间自初就培养出一种协力合作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对其国家命运精忠专一的意念。他们对于近代西方国家，大多具备直接的知识。他们或曾在美、荷就读；或留学英法；
或往欧美考察访问。明治维新早期诸领袖中，在1894年前只有早死的西乡隆盛和大隈重信未曾去过外国。他们自直接间接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实在比中国的曾、左、李等丰富。
这些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只有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充沛，对于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们在维新之初，就共同认识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变革，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需要从事全盘性的改革。
第三、运动的政治目标
清同光洋务运动缺乏积极而长远性的目标。中国在此期间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清代同光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失败成功的各项决定性因素时，绝对不能单纯地从某一孤立的观点着眼。因为像这样两个国家民族在近代时期内全国适应西方新世界的过程中两国内部所发生的变动和反应，实在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互为连锁的。但是如果我们专就两国自强运动内外发展的动力为线索予以探究，我们当可发现，最直接影响其反应措置的一项密切因素，实为当时两国政制结构与政治环境两项因素。其他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民族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均应置于次一层次的考虑之内。笔者上述的观点如有不当之处，恳请行家赐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摘要：。。。。。。。。。
关键词：。。。。。。。
二．变革内容
（1）中国
（2）日本
三．变革结果
（1）中国
（2）日本
四．产生差异的原因
目录 正文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都处于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的情况，可谓内忧外患，前途凶险。在困境中，中日两国均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近代史学家把中国的这次改革运动叫做“洋务运动”，而日本的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无论是时代背景、基础国情，还是改革目的、改革措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同样是“救亡图存”，最终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日本的国力、经济力全面上升，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成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的经济却未能起飞，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处于挨打的状态。正如左宗棠所说，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而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那么两次运动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下面从多方面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异同之处，并分析产生差异原因。
一·时代背景
（1）政治与经济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中国为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
而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2）社会矛盾
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衰败开始加速，政治黑暗，国库空虚，财政连年赤字，贵族、官僚、地主利用封建特权，大肆占领土地。满清皇室和王族，以及有军功的贵族、大臣占有大片土地，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贫富差距极为严重。贫农租用土地一般要交50%~60%的地租，还要担负各种徭役。贵族和地主阶级攫取了农民的劳动果实，却用于奢腐糜烂的生活，忽视了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而农民自身生活尚得不到保障，更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进行扩大再生产 。 洋务运动之前的一段时间，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十九世纪初年爆发了历时九年的农民起义，而十九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席卷全国。
与此同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严重抑制了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国内封建领主
的地租租额达到70%到80%，甚至还提前征收1~2年的地租，统治者公然宣称，“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且同时期的日本农民由于穷困和自然灾害的连年发生，也被迫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从1785年到明治维新前夕，80年间爆发了1000余次农民起义。特别是1836年日本大饥，米价飞涨，遍地饿殍，而贵族富豪生活仍旧骄奢淫逸。农民由于受到严重剥削，农村人口日益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二．领导力量
（1）. 变革方向
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上而下地开展的。满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朝廷中部分有识之士深知只有采取自救措施，才有希望摆脱困境。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自上而下开展的。起初日本同样发起了“尊王攘夷运动”，然而在幕府的镇压和西方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此时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取代了幕府政府。
（2）领导核心
中国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 驳议" 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此外洋务派大多是汉人，在满清政权下不会受到完全的信任，这也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
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发动了倒幕维新运动。
三. 变革内容
（1）政治
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首先，逐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渐剥夺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取消了对下层人民的一些限制，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律令和法典，引进欧洲刑法、民法和商法。1889年日本颁布了以普鲁士军国主义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国家制度和统治机构的合法化。宪法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而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2）经济
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
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3）文化、教育方面
日本推行" 文明开化" 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不顾农民的激烈反对，以处罚为手段，强迫家长送年满6周岁的子女上学，奠定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中国则仅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
（4）军事方面
中国洋务运动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先是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后又组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中国确实开始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北洋舰队吨位居亚洲第一。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设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此为比强兵劲旅更可怕的" 黄祸" 。然而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治的腐败导致军事成果最终化为乌有。 日本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此外明治政府还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四. 结果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反而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军阀，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积重难返的泱泱中华没能藉此腾飞，而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但是它毕竟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同时洋务派的改革多少动摇了国人“守旧”的传统观念，对学习西方文化开启了好的风气；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有促进作用。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近代经济较发达的工业国。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另外明治维新也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参考文献：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
孙光礼：《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
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日本维新之路，中国洋务之道
历史的实践证明，实现国家的独立必将依靠革命，而转变国家落后面貌，跟上时代步伐必然要走改革之路。但同样是改革，日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行的明治维新和同时期中国进行的洋务运动的结果却大相近庭。
改革之前的日本和中国有着几乎相同的命运：同样有着身后的封建基础，同样实行着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同样发展着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也同样被西方列强强扣国门……但是，西方列强的枪炮打醒了日本，而枪炮之伤给予中国的，顶多算是一个梦魇罢了，梦一醒，仍然相安无事。
于是，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之路。首先，由中下级武士联合大名等阶层推翻了从根本上阻碍日本发展的的幕府统治，是日本迈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此后，又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范围之广，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而此时，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正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清帝国也不堪受迫，各个阶层纷纷扬起了救国的大旗。中国的地主阶级也发动了一场救国运动，欲挽救民族危亡——洋务运动。但是，洋务思想是建立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片面救国道路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封建统治仍然不容撼动，一场以解决“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为根本出发点的改革运动发动了。
我们且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口号说起。洋务运动前后期分别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欲强，强的是封建统治；求富，富的是封建阶层，而明治维新提出的“富国强兵”的口号富强的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另外，政治方面，明治维新首先采取了“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措施，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二洋务运动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是毫无作为的，然而，政治之变是改革变法的根本点，洋务运动改其标而不革其本的改革必然走向失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应与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经济方面，洋务运动主要是依靠地主官僚创办的近代企业或者官督商办的企业。同时，由于资金、技术等不足，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而地主阶级的创办的一系列企业并未真正得到西方国家提供的现近技术，从而也不可能实现“自强”的初衷。反观日本，政府为了及早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家的富强，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此外，还实施了
一些顺应当时国情的独特政策，比如殖产兴业，政府出资建厂鼓励近代企业的发展。有此可见，明治维新已经在最重要的方面领先中国。其他方面，日本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近代军队，准备扩张；教育上全面效仿西式先进教育，培养近代人才；社会文化上革旧纳新，倡导近代文明等等多个方面进行的改革，均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的洋务运动在这些方面也有过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均受到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最终草草收场，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封建统治的落后性以及封建思想在人们心中的顽固性。另外，列强纷纷忙于瓜分中国也为当时日本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这种种因素表明，洋务运动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悲剧。 一百多年后，中国重新扬起了改革开放的改革大旗，历史血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索，三十年后，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改革之路仍需要我们不断探索。谈历史，论时事，谋改革，求发展，最后借用电视剧《太平天国》主题曲歌词以表我堂堂中国意坚强，志发展之势：“流血的伤口不流泪，举旗的杆子不下跪，攥紧的拳头不松手，过河的卒子不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