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我国的国学大师都有谁？

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

我国学大师不完全名单： 冯友兰、王少农、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梁启超、康有为、梅光迪、马衡、钱基博、刘文典、胡小石、蒋廷黻、汪辟疆、翦伯赞 朱师辙、陈中凡、侯外庐、张舜徽、欧阳竟无、姜亮夫、王利器、程千帆、钱仲联、张岱年、启功、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南怀瑾、叶曼、查良镛、钱钟书、梁漱溟等等。

国学的基本概念：“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

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

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统治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法家、军事领域的兵家、医学领域的医家、还有道家、释家、农家等等，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

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国学大师：则是指其学问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同时，“国学大师”不能光看其学问，还要看其道德即人品、文品，看其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介绍一下＂陈寅恪＂

陈寅恪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

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

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

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

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

陈寅恪为什么没逃到台湾

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梁启超、康有为、梅光迪、马衡、钱基博、刘文典、胡小石、蒋廷黻、汪辟疆、翦伯赞 朱师辙、陈中凡、侯外庐、张舜徽、欧阳竟无、姜亮夫、王利器、程千帆、钱仲联、张岱年、启功、季羡林、任继愈、钱钟书、梁漱溟等等.

中国近代大师有谁？

冯友兰、王少农、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鲁迅、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梁启超、康有为、梅光迪、马衡、钱基博、刘文典、胡小石、蒋廷黻、汪辟疆、翦伯赞 朱师辙、陈中凡、侯外庐、张舜徽、欧阳竟无、姜亮夫、王利器、程千帆、钱仲联、张岱年、启功、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南怀瑾、叶曼、查良镛、钱钟书、梁漱溟、柯若伟、刘俊环等等。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价是什么？

一、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价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的方法。

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

因为上一个百年地下发掘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不研究地下考古新发现，光是念古书，那 么学问还不能到家，所以他主张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

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

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三、人物简介：1、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2、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

汉族，浙江省海宁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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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人物生平的介绍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清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

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

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

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

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

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

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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