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资本指在社会中通过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关系 来增强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信任,信息分享,互惠互 利的决策和集体行动的制定,如制度,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社会 关系,社会思潮。 文章在分析归纳社会资本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中 国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结构和特征进行分析, 。社会 资本的类型根据人际关系的疏远程度分为桥接型社会资本, 连结型社 会资本, 结合型社会资本或者说是微观型社会资本。 并进一步分析中 国社会资本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关性 , 且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推进作用, 所以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作 用,推动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是强认知型和强微观型社会资本,所 以我们要充分发挥优势,继续强调以和为贵,倡导和谐社会,让这些 共同的价值观深入国民的心里, 也要发挥家庭的作用。 这两种社会资 本在中国是主要的社会资本, 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正作用。 但是, 中国的社会资本在制度上存在不足的地方, 所以为了发挥制度社会资 本的作用,为了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制度的完善,全面地发挥社会 资本, 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发挥原有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 本的基础上, 加强制度社会资本的建设, 完善国家制度和完善社会福 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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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困境与困惑

2015年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困境与困惑

孙立平 未分类 浏览次数 (2031) 2015-11-04

本文为孙立平教授2015年10月29日在CMRA第九届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所做演讲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双年会的主办者，在2015年10月29日这一天，再次给我这个机会，不记得是第几次参加双年会了，每次都能感受到一种鼓舞和感染。刚才前面也有朋友讲，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活力。

今年尤其更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好像给人们一个感觉，市场研究有点走在市场的前面了。

实际上每一次尽管演讲的主题不一样，但实际都是谈当前的形势。今天用一个题目叫做《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这也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元旦过后，在长江商学院给EMBA的同学讲课，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假如说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对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我想各位其实也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2014年，2015年也差不多了。假如说你对这段用一个词来概括你的感觉和印象，你会用什么样的词。

其实当时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是有一个词的，但是我也想听听这些学员的想法，因为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当然学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但是有好几位回答的词跟我脑子里想的词是同一个词，就是“困惑”。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共同的感觉，最近这两年给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困惑”。这个“困惑”是双重的，一个是对改革，一个是对发展。而且这个困惑跟原来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对改革，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有时候我们也有困惑。但是那时候的困惑，一般困惑在什么地方呢?它改，还是不改。每一届新的班子上来以后，我们就猜他改还是不改。

假如说看这一届，有明确的改革意识，我们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假如说这一届对改革不怎么感兴趣，我们也能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脑子里面，改革这个词的含义是确定的，无论是改或者是不改，我们大体都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次跟原来好象有点不一样，这次明确说要改，不但说要改，而且召开中央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但我想通过这两年的时间，对于这场改革，在很多人脑子里面的困惑和问号，可能不是比原来更少了，说不定比原来更多了。这就是改革吗?怎么跟我们原来脑子里面想的改革不是一回事?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原来一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有的在社会的心态当中，在老百姓的心态当中都在成为问题。比如说对于反腐败，今年春节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吃饭，这个朋友也是上边的一个智囊，我们聊起改革的问题。他当中说起一句话，他说不管怎么说，现在老百姓对反腐败是衷心拥护的。他说这句话之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句话如果在一年前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时候对反腐败，除了少数腐败分子真的是衷心拥护。但是这话要是现在说可能得打很大的折扣，因为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在人们私下的议论当中，在微博、微信上对反腐败的各种说法都有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对改革人们有很多的困惑和问号，对发展我想也是同样的情况。各位是做市场研究的，对这两年市场的状况，大家比我清楚。我也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因为一些商学院给EMBA学员讲过很多课，他们的感觉可能跟各位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在企业里。

但是我想还有比我们在企业里，甚至在市场调查过程当中感觉更明显、更强烈的，是谁呢?可能就是银行，去年我也跑了很多家银行，企业当中的问题，市场当中的问题最后往往都反应在银行那里，所以银行的感觉可能更强烈、更集中。我记得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在一家银行北京总部讲课，讲到中间的时候我说不行，我得抽根烟，你们喝口水，他们说我们也抽烟，我说你们小年轻抽什么烟，他说

最近我们压力大，有的原来都不抽烟，现在都抽烟了。银行的反应比一般的企业更为强烈。

但是我想还有比银行的感觉更强烈的，是谁呢?可能就是总理。也是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海南，跟一个朋友，国务院一个司局长去的。他跟我讲国务院内部对中央出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包括他本人。他跟我讲他自己的这些看法和意见。他讲完之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总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说不定比你们的判断要更为糟糕。

为什么?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克强总理原来在省里工作的时候，他对GDP的数据就不怎么相信。所以他当时就提出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看什么，不能仅仅看GDP，要看三个东西，一个是用电量的增长，一个是物流的情况，还有一个是资金使用的情况，贷款的情况。因为这三个东西是不太容易造假的。但是如果要根据这个来看的话，去年的经济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都有点说不清楚。

大家都知道，去年公布GDP的增长是7.4%，前年是7.66%，按照绝对水平来说差不了太多。但是用电量的增长几乎差了一半，前年GDP的增长是7.66%，用电量的增长是7%左右。去年GDP的增长是7.4%，用电量的增长是3%出头，差了一半还多。那怎么解释呢?如果说这两个数都是真的，那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去年这一年整个中国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年我们还是高耗能的产业结构，去年就突然变成了低耗能的产业结构。但是大家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年之内这个产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没有可能，怎么解释呢?这个数可能就有问题。

所以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悲观的估计，国内的学者说的最低的是三点几，国外说的最低比这个还低，有两点几的，甚至有一点几的，但是这些都是个别的。这个估计当中比较悲观的，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四点几。

所以我觉得经济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可能都有点说不清楚。在发展的问题上，经济的问题上，现在我们存在种种困惑。而且这个困惑跟原来也不一样。我们看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对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也会遇到问题。但是那时候的问题有点像什么呢?

打个比方说，我们本来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你接着往前走就是了，前面的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一次好像有点不一样，这一次有点像我们在沙漠和戈壁上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有了，前面是个沙丘。车辙按照不同的方向走，有深有浅，最后哪条路能走通它就是一条路，哪条走不通，那就不是路呢，我们现在可能就不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我经常在讲，现在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转折点的含义。过去这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也经常说转折点，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原来可能都算不上，这一次是我们真正遇到转折点了。这个转折点，这当中无论是希望，还是挑战，可能都在这里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想法，现在我们面临着种种困惑，这种困惑后面既包含着挑战，也包含着希望。

第二个问题，在这种困惑的背后，问题的要害在什么地方。

我想从这次股灾说起，应当说这次股灾是今年中国经历的很重要的事情之

一。这次股灾也值得整个社会反思，我不是想来全面解释股灾的发生，但是我觉得从这场股灾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两个东西，或者说这两个东西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能够看到的就是这轮股市，实际上用一个集权的行政力量人为的发动一轮牛市没有成功，这是可以看到的第一点。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强调集权的行政力量。因为各位都可以感觉到，最近几年中国有一个很明显的集权趋势，权力在不断的集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呢?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社会一直有两个并存的趋势结合在一起，一个是权力在不断的扩张，另一个是权力在不断的失控。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年权力越来越大，实际上权力也越来越失控，人们讲了十几年政令不出中南海，说的就是后一个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这几年重新出现一个集权化的过程，我想和这个背景是连在一起的。包括在座的各位对集权化的过程，其实也都是有着很深的警惕的，因为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深了，权力过分的集中会不会出问题。

但是大家在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集权的体制，如果它能有效的运转，它要求的条件是非常高、非常苛刻的，我想可能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问题。一个集权的体制有效的运转，它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很好的决策层，决策不能出现重大的失误，因为权力这么集中，一个大的失误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二是它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执行层，这个执行层能够准确的理解上面的意图，能够负责任、有效率的进行工作，必须得有这两个条件。 前一个不能妄议，我们就说后一个。一个有效的集权体制建立起来，能不能有效的运转，执行层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看到集权的趋势，最近这两年重建的过

程，实际上这当中是有氛围的，在这个氛围当中，说老实话有点人人自危，很多人不再负责任地进行工作。所以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执行层是非常大的问题。 在股灾之后，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晚上市里面的组织部长请我吃饭，我说最近忙吗?他说忙，忙的厉害，好几个星期双休日没休息了。我说忙什么呢?现在考核干部的任务非常重，好几个星期双休日都没休了，最近非常累。当时我开玩笑说，我说你累，你有没有想一想，其实这累也是白挨，为什么?工作的思路完全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考核干部为了什么，无非是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去，是这个问题吗?但是你一定得知道，很多优秀的人才已经在领导岗位了。所以大家都说，在现在位置上很多都不是白给的。问题是优秀的人才到了领导岗位上就犯傻，你把他选拔上去有什么用。假如说中国不是优秀的人才在这个岗位上，假如说是一帮笨蛋在领导岗位上负责任的进行工作，说不定都比一帮优秀的人才在这里互相比傻要强的多。我的意思是，执行层是什么样的非常重要。

这次股灾首先能够体会到这点，开始的时候中央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用人为的方式来激活股市，通过激活资本市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应当说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的几篇文章，都不是他们自己要发的，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发的，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建的集权体制当中，大家都是看上面的脸色行事。你要什么，要什么我就来什么，而且层层加码，投其所好。所以大概到了四千点的时候，它说现在仅仅是一个起点。我想到了四千点的时候，其实中央有点意识到了，这里面有一定的风险，就开始提出要注意风险。好，那咱们就来注意风险的，一夜之间把融资配资全部卡死，上面要什么我就来什么。

打个比方说，有点像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给你开车，你说要快，还是要慢?你说时间来不及了，你要快是吧，一脚油门到底了。你说别这么快，路上这么多人，别出事。好，要慢是吧，那就一脚刹车到底。各位可以想，这个疯狂的牛市，然后到这场股灾是怎么来的，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接着就是救市，尤其前一段救的极为笨拙和荒诞。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大家平时就怕中石油，就算是没有股灾，中石油要涨的话就是行情要结束了。大家平时就怕中石油，救市的时候偏偏拉中石油，这不是吓唬人吗?把中石油拉起来，下面还不知道有多大的空间。但是它非拉不可，因为只要它拉了，开会就好交帐，指数就保住了，明天是什么样的，那就不管了。

这时候人们就骂证监会，说这个笨蛋，你懂不懂股市。告诉你哪个都不比我们笨，哪个都比我们懂得股市，但是没有人想负责任的进行工作。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就是说一个集权的体制要建立起来，要能够有效的进行工作，能够有效的运转，你能不能有个好的执行层，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场股灾可以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东西就是经济转型的困境。其实股灾也好，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也好，它背后的逻辑大体都是比较相近的。最基本的背景肯定是实体经济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实体经济当中特别是制造业当中产能严重过剩。这里面产能严重过剩，资金就不往这里面进，因为进到这里面回报率太低。不但是回报率太低，弄不好就赔了。所以钱不往实体经济里面进，但是你不往实体经济里面进，这些钱已经印出来了，总得有一个去的地方，到哪儿去呢?那就是资本市场，就是股市。它到资本市场，到股市是为了挣钱，这钱怎么能挣的快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加杠杆，杠杆加的越大，这钱挣的就越快。到时候加不动了，泡沫越来越大了，破灭了，那就是一场股灾或者是一场危机。 所以这场股灾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这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就是转不过去。原因在哪儿，除了经济本身的原因之外，现在很多人说，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前几次年会上，其实我也讲过利益格局、利益集团的问题，这确实是制约中国很多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比这个更深层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社会体制的脆弱性。我们承受不了这种转型，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荡。

我经常给企业家讲课，有企业家说，能不能多讲一点我们企业具体怎么做。我说如果你要想听这个，你肯定会失望，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讲不出来，如果我真的能讲出来企业怎么能做好，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我就做企业了。问题是没法说，谁也说不出办法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一种发展。 其实前些年就有人提出来，2006年中国就应当经历一场危机。但是这场危机被人为的延后了，当时就应该经历一场危机，就应该经历一场震荡，你把该淘汰的淘汰掉，该倒闭的倒闭，该破产的就破产，说不定三五年到2000年基本完成了，又开始了一个健康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这个，为什么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呢?我们用人为的方式把这个过程给回避了。为什么用人为的方式把它回避了呢?因为我们承受不了这当中的代价，因为震荡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像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当时失业的人口占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差不多1/3，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失业人口占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小一半，那是非常惨

烈的。当然因为过去没有经验，会表现的更差一些。现在经过这些年的经验教训的积累，人类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要比原来强多了，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是没有办法来承受这样的震荡。因为中国社会有点像什么呢?打个比方来说，中国现在脖子上有两个通灵宝玉，丢了就没有魂儿了。一个是发展速度得有7%到8%，如果没有7%到8%，日子就有点过不去了，现在预期调整的稍微低了一点。上面说今后几年是6.5%左右，但是也是相当高的速度。

另一块是什么呢?就是维稳。中国就得靠这两个，一个是高速的发展，一个是维稳。这两个如果都没有了，或者说缺当中的一个，日子很难过下去。这表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社会的脆弱性。由于这样一种脆弱，我们没有办法来承受自然的经济规律，然后就人为的干扰这个规律。所以我谈的第二个问题，从股灾来看，现在我们面临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体制改革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转型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怎么理解经济转型，怎么理解当前的经济困境。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要说复杂的话，可能也真的很复杂。但是我想如果要说简单的话，其实可能也很简单。经济的困境，如果用我的说法来说，实际上就是两条曲线之间的关系，一条曲线是生产的曲线，供给的曲线。一条曲线是消费的曲线，需求的曲线，就是这两条曲线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生产的曲线、供给的曲线拉的越来越陡，这两年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是非常之高的。需求的曲线，消费的曲线，走的却很平缓。两条曲线之间的张口越来越大。当前的经济困境在哪儿，就在这个张口上，张口越大困境也就越大。可以说这两条曲线不同的走势所形成的张口，实际上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原因。

假如说我们看到这点，我觉得很多问题就值得思考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经济政策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现在我们很多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刺激经济的政策，大家可以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是继续拉高本来已经走的很陡的那条曲线。

虽然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可以保证发展的速度，但是我们知道，已经那么陡了，你继续拉高的话，结果使得张口越来越大，这样造成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大。但是有一些经济学背景的朋友可能会想，你这说的是一方面的道理，但是你没有看到另一面，他拉高那面曲线，经济发展了，就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也会带动下面那条曲线。是有这个道理。但是从中国过去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样一个发展的模式，造不成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拉高上面那条曲线，使得这两个之间的张口越拉越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也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弄

的好是促进内部转型的契机。但是如果弄的不好，实际上它等于回避了内部转型的问题，它会给人一个错觉，我们这种模式仍然可以维持。

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困境背后最关键的问题是两条曲线形成的张口，我们平时看起来一些顺理成章的思路会不会有问题。比如说刚才讲到创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创新的问题是中国别无选择的事情。过去我们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个优势，人口红利吃的差不多了，下一步肯定是创新了，发达国家就靠创新，我们又没有劳动力的优势和创新的优势，你还能靠什么呢?在劳动力的优势消失以后，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创新了。

但是我们各位有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的创新，最后一定体现在市场上，这东西你得能卖得出去，很多创新你得体现在产品上，但是产品的市场在哪儿?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炒菜的锅。我们找差距的时候好找，德国生产的锅一卖就两三千，我们这里的破锅几十块钱，我们要生产这样的锅有多大的潜力啊。潜力是很大，而且中国要生产这样的锅，也没有什么困难的。过去我们生产不了彩电，现在我们生产的彩电比日本的彩电也差不了哪儿去，生产锅更不在话下。但是各位想中国生产锅的企业都在生产两三千块钱一个锅，你卖给谁，市场在什么地方。农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他一年收入就那么点，他买一个两三千块钱的锅在那里炒菜?

我的意思是，哪怕创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后面你得解决市场的问题，市场的问题可能更重要，这是我说的。从这个角度来想，这是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实际上有的都不是那么简单。

市场的背后是什么，我觉得市场的背后就是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一种折射。最简单的来讲，手机。各位是做市场的，你仔细想一想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就两个市场，一个是苹果的市场，一个是山寨的市场，就这两个市场。为什么是这两个市场呢?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两极分化的社会，手机这两个市场是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对应在一起的。再这样市场中，收入高的就苹果了。今天这么多人，手机响起来的铃声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苹果的铃声。假如说在一个电梯里面，手机响了都不知道是谁的手机响了，因为声音是一样的，这就是苹果的市场。另外一个是山寨的市场。所以市场的背后是社会。

现在我们说创新，在一个由社会所决定的这样的市场背景下，你怎么创新。现在我们怎么创新，我创一个比苹果更好的手机，它卖六七千，我卖一万二，假如说我这个手机叫哈密瓜，打向国际市场，质量和性能比它强多了，行吗?行。但是中国要在短期内弄出这个可能不太容易。我们弄不出来这个，然后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弄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跟苹果的性能和质量差不多，它卖六七千，

我们卖五六千，它叫苹果，我们叫鸭梨。问题是鸭梨卖给谁?五六千买得起鸭梨的，可能再添个一千块钱就买苹果了，他买不起苹果的买你五六千的鸭梨也费劲，直接买小米算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市场的背后是社会，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变市场。这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困境怎么来理解，它的背后是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了推动转型，社会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刚才说关键的问题是下面那条曲线很平缓，拉不上来。而要拉这条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你要拉高这条曲线的话，很重要的是人们的收入。收入最主要的形式，在中国现在只能是工资。但是大家都知道，工资在现在的情况下，他的上升还有多大的空间。本来在劳动力成本上，我们的优势已经失去。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你靠提高工资来解决问题，空间还有多大，我觉得可能已经很小了。空间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考虑的。

一个就是社会保障，五年前吧，在成都那次双年会我讲从柴米油盐向房子汽车和大宗消费的转换。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智能，讲的互联网+，但是要知道，在今天的美国，就两样东西，一个房子，一个汽车，这两个东西仍然占家庭支出的50%以上，这仍然是他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时代之后，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有没有制度的支撑，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不解决人们对预期的问题，解决人们的不安全观问题，不确定性问题，就不能为这种消费创造条件。你可以看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就在这里。

在股灾发生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长微博，微博的题目叫《像驴子一样不停的奔跑》。什么意思呢?写这个微博有个由头，有一次我去天津的一家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的。中午老总请我吃饭，他跟我说，像我们这种上市公司还算不错的，但是就是这样，中层的管理人员，甚至高层的管理人员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他跟我讲，甚至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当时一起吃饭还有几个高管，他们都在讲不安全感。

当时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方，中国现在的老百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头驴子一样，你打它两鞭子，说你跑一圈，他就跑了一圈。跑了一圈，然后你说，这圈不算，你再跑一圈，又打了两鞭子，他又跑了一圈，你说这一圈也不算。他不停的跑，你不停的说这个不算。中国老百姓现在有点像这头驴子一样，什么意思呢?各位可以想，假如说一个老太太，十五年前她手里面有二十万块钱，她可以自信的跟人说我这辈子养老没有问题了，那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老太

太觉得没有问题，把心放肚子了，心刚到肚子里面，房价涨起来了，现在这二十万能干什么呢?在北京买一个厕所肯定是买不了，买半个厕所差不多。半个厕所就想养老，门儿都没有。房价涨起来以后，这二十万就不算什么了，这圈算白跑了。

这时候有人说了，我没问题，我两套房，我住一套租一套，退休的时候用租金来补贴退休金，我这辈子没问题了。真遇到点大事，实在不行大不了把多余的房子卖了，北京卖个五六百万，就可以解决问题。他觉得两套房没有问题了。这个想法还没有几天，房产税遗产税要出来了，这套房子也不好拿了。这一圈也要不算了?

然后接着股市这轮牛市又开始了，这轮牛市我不知道各位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至少在我旁边挣三五百万、六七百万、千八百万的不在少数。一个是房子不好拿了，第二个是人的钱多了，有没有一天说，这钱这圈也不算了。股灾发生之后，我把这条微博又转了一下，我又加了一句话，这圈也不算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社会面对的是什么，就是你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你有没有一种制度的支撑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从事这样高大上的行业，你的圈子还是一个不错的圈子。但是你得知道这个社会还有别的圈子。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西部某个市，这个市是一个资源性城市，是在煤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前几年煤好的时候，盖了不少福利房卖给职工，大概是2800一平米，现在市面的价格差不多是3200。我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求退房，不是一个两个，非常普遍的要求退房，说我也不想挣这个钱，你就按照当时的价格把钱退给我，这个房子我不想要了。怎么是这样一种心态呢?我很难理解，当地的朋友解释说，现在很多人是这样一种想法，他就觉得今后这几年吃饭都要成问题，很多人想，将来说不定吃饭成问题，你手里拿的房子是值二三十万，但是卖不出去有什么用?还不如把钱退给我，到时还能吃口饭。

各位可以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进入一个耐用消费品和大宗消费时代，你怎么形成这种消费模式。所以这样一个制度的支撑，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觉得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经济转型需要新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主要是中产阶层的问题。因为刚才说耐用消费品或者是大宗消费的问题，它的主体是谁?是中产阶层，没有中产阶层，形成不了市场，你转不过来。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中产阶层发育的一直缓慢。虽然从绝对数来说还不少，但是前些年三座大山就把中产阶层搜刮的差不多了。这次股市又把中产阶层消灭了一批，有的是几年十几年积攒的钱，

可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完，弄不好还有一个陷阱。刚才有朋友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我觉得这事也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学校现在也忽悠，忽悠学生们，要淡化就业意识，要增强创业意识，你别一入学就想怎么就业，要想将来怎么创业。问题是，现在很多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企业家都不知道干什么，都束手无策，你连校门都没有出的大学生就知道干什么?这当中能不能出一两个比尔盖茨，这倒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是创不成的，不但创不成，弄不好把老爸、老妈在股市赔完还剩下的那点钱再给创进去。这个弄不好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

第五个问题，现在我们真的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三十年的，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中国历史上三十年的现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我们都说六十年，实际上不是六十年，是三十年，包括我们老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都是三十年。我们看看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怎么走过来的，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过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八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前十七年，**十年，加起来二十七年，又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又是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我个人看法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将来过了若干年，我们回想这三十年，你可能说它好，也可能说它不好，但是有一点我估计是肯定的，这三十年和过去的三十年将会有明显的不同。现在很多的问题都面临着重要的转折。

这新的三十年，我们从经济困境。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讲，必须得有一个能够支撑未来新的三十年的理念。过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心的。但是我想要支撑起新的三十年，能够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很现实的重大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新的理念。所以最近这几年，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经常讲两个东西，一个是社会进步，一个是公平正义。

也就是说，我们进入新的三十年可能需要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包括经济转型在内很多现实的问题，不在一个好的社会基础上来解决，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走向新的三十年，才能真正的切实解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罗嗦了，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完)

古代经济的衍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

作者：何兹全宁欣

河北学刊 2009年02期

　　■何兹全 ▲宁欣

　　▲宁欣：何先生，您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入手，在七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中把自己的学术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真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您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和今后社会史研究的走向都有自己独到而执著的见解，能就这方面谈谈您的想法吗？

　　■何兹全：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史。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我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19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19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在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在这次大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这次大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了很多小书店，出售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中国思想界随后出现三个论争：一是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二是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三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的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于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了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在我的印象中，每册都有六七十万字。文章的作者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发展而出现的一次高潮，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一笔。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引进来的，于是，教条主义也跟着引了进来。在当时的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号），提出了“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的观点。中国社会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我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初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系统阐述了我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看法。

　　▲宁欣：何先生，您一贯强调理论与材料并重，您认为两者的关系应该如何阐释和理解呢？

　　■何兹全：在任何学科研究中，材料和理论、方法都应当并重。材料是基础，理论是提高。没有材料，研究个啥？没有理论，研究就会停滞在低水平，很难提高甚或永远提不高。理论、材料并重，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学术界却一直争论不休。在中国社会史领域也争论了数十年。

　　理论、方法是什么？就历史学科来说，理论、方法是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人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提高，人观察客观历史的理论方法也就不断提高，进而不断提高人类认识客观历史的能力。

　　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都强调：“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但他们都忽略了同一份材料可以出低级货，还可以出高级货。举个例子说，《论语·先进》中有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句话有很多解释，大多从仕进先后释先进后进，从朴野释野人。实在说，对野人、君子都是不得其解。姑且承认它也是一种解释，一分材料出了一分货，尽管这是低档货。直到近代，傅斯年先生才对这句话作出了确切地解释。野人指殷人，君子指周人。周灭商后，把一些商人氏族部落分给周族贵族殖民到外地组成不平等部落联盟。殷人居住在野，被称为野人。周人城居，比殷人高贵，被称为君子。礼乐代表文明。先进入文明的是野人，即殷人。后进入文明的是周人，称为君子，即贵人（参见傅斯年《周车封与殷遗民》）。

　　这段材料已存在两千多年，为什么两千多年来的古人不能从这一分材料里提出一分货，非要等傅斯年先生来提货？无他，傅斯年先生手里有了从认识客观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有了近代西方先进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一分理论一分货，十分理论十分货。没有理论便没有货。”但这种说法，同“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一样，都失之偏颇。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应当是：重材料，也重视理论方法。材料是基础，没有材料便无货可出，没有原料，出个啥货？理论、方法是提货单。有了理论方法才能提货，提出质量高的货。

　　同材料、理论问题有关，我曾写过一篇《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学》（2001年8月2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其中说到：“就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能力来说，它是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进步的。人对历史客观实际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历史客观实际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由浅到深，由假到真。历史实际，是客观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的认识，即历史学，是主观的。历史学家要不断改进自己的照相机即认识能力（我在文章里曾把人认识客观的能力比做画像和照相机），使历史学逐步接近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不要满足于路途中（过程中）所认识的假象。”此外，我还写过一篇《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报·史林》），认为：“人类历史长河在发展过程中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有段落，这就是我说的自然段落。我叫它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存在的、客观的。各段落的特点、特征是什么，段落的变化在何处，这是历史学家首要的研究课题。”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提出研究自然段的意义在于：重事实，重材料。研究中国历史，先重事实研究，少定框框。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研究中国历史，先让中国史料说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当然，重视材料，让史料说话，并不是反对理论，不用理论，至少我个人没有这个意思。理论就是思想。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思想的人，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理论的人。思想理论就是人对自我和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思想理论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现代人同古代人、原始人相比，对自我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一样。思想理论来自于客观，是客观世界在人脑子里的反映。客观世界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思想理论就不断进步。人类社会越进步，人类的思想文化素质（也就是理论）就会越高，对社会历史和客观实际的认识也就会越深刻。理论是在反复中提高的，认识是在反复中加深的。提出先研究历史的自然段，重事实，重材料，不是不要理论，而是要更高层次的理论。

　　我在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交流中心编纂的《中国专家学者辞典》自选辞条里，曾对我的学术风格作了如下评述：“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论证，重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我受西方史学思想、马克思史学思想的训练和影响。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更确切地说，这是我心向往之的学术风格，还没有做到的学术风格。

　　目前，由我主编的《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研究》丛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在《序言》中指出，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我们必须走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我想《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研究》系列丛书只是开个头，以后将再逐步扩展。

　　▲宁欣：针对当前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倾向，您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研究的主流、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以及社会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何兹全：我曾经写过一篇《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的文章，明确阐述了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我认为，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生产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中国学术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走的是两条路：一条路偏重宏观，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另一条路偏重微观，研究家庭、风俗、习惯、社会调查等。前者如社会史论战中的各派和随后出现的食货派，后者的代表则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解放后，第二条路形成高潮，但又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史和社会史理论引进来，后一条路又发展起来。我主张两者应该合一。社会、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和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才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体。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知道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是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掌握了这一主导面，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作出贡献，对人来说，这是最主要的科学，最大的学问。因此，社会史可以研究社会生活等具体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核心和主体问题是人类社会形式及其发展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掌握发展规律和方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宁欣：何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您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自20世纪30年代首倡“魏晋封建说”并不断充实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研究的系统理论和体系。您对这一时期提出有新意的见解：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自由民、奴隶到依附民，人口分割制，寺院经济，士家、兵户身份的低落、依附民化等，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并且抓住了这一时期历史变化、社会经济变化的关键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请您详细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何兹全：我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中曾强调：“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大约我是第一人。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我都要争这个第一，当仁不让。”

　　1934年下半年开始，我在《中国经济》月刊和《食货》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指出汉魏晋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1934年9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刊登了我的文章《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我认为：“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3世纪到9世纪一时期而言”；“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寺院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所以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随后，我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大体都是阐述魏晋封建说的。在这一时期，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农民的依附化和农奴化、人口分割制等，已经有了初步认识。

　　解放后，西周封建说是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导学说，史学界的长者——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开始说，后来把封建开始提到春秋战国。**说，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与此最合拍（我不知道是**受范文澜的影响，还是范文澜受**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也还勉强，汉魏（魏晋）封建说，便成了反对**的歪说。尚钺写文章支持魏晋封建说，便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靶子。我当然也不敢说话了。

　　但肚里有话，是憋不住的。1950年代初，我写了《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在这篇文章里我讲了四个问题：一、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三、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从民流到地著。从表面上看，文章只讲事实，讲社会变化，一点不讲社会性质及变化的性质……

　　1950年代中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活跃起来。我一高兴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先送《历史研究》。据说，尹达曾拿给郭沫若看，也不知是郭沫若还是尹达下了一句评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呗！”后来，我拿到山东《文史哲》发表了。

　　这篇文章是我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初稿，后来作了修改。如“前期古代社会”我改为“早期古代社会”；我废弃了“奴隶社会”，改为“古代社会”。我认为“奴隶”社会不确切，不能因为社会上奴隶多，奴隶是主要生产劳动者，就说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农奴多，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多，能说封建社会是农奴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社会吗？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研讨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的发言。

　　▲宁欣：何先生，最近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网站上看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结果的公示，《何兹全文集》被评为特等奖。作为您的学生，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知道这部文集是您从事学术研究七十多年的结晶，分卷和篇目都是您自己动手整理拟定的，您收录和编辑时是怎么考虑的？

　　■何兹全：我的研究工作可以从我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算起。1933年，我正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三年级，在《华北日报》（11月22日）和《史学周刊》（12月6日）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北宋的差役与雇役》。我的研究从中国社会史入手，七十多年来，对社会史的关注始终是我的研究中心和重心，因此，在编辑文集时，就将《中国社会史论》列为第一卷。这卷收录的文章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是与“汉魏之际封建说”有关的代表性论文，包括《汉魏之际封建说》、《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绪言〉》、《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二是我所着重关注的佛教寺院经济、依附关系的深化等问题，包括《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等；三是我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涉及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农奴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一些问题），《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等；四是断代史中的有关问题，如众人和庶人、耦耕、质任、两汉豪族、元代社会经济等，以社会经济史为主。

　　第二卷《中国史综论》是论文集，分为“兵志”、“人物”、“玄和儒”、“史与论”、“序跋”等五部分，七十多年陆续发表的有关中国社会研究的文章，未归入第一卷的，就按内容编入这一卷了。

　　第三卷《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为“魏晋封建说”立论的一部专著，也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唯一一部为“魏晋封建说”立论的专著。我将魏晋封建说的核心归纳为几个变化，即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民流到地著。我认为，这些都是围绕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展开的。书中所探讨的问题比较广泛。从历史时期看，由先秦时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到元代社会的经济，时间跨度三四千年；从大的理论问题上看，关于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问题，农奴制和封建制的关系，如何认识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主流问题，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的联系等都涉及到了。

　　第四卷《中国古代及中世纪讲义》，是我20世纪50年代初给历史专业本科生上课时的讲义。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由远古到鸦片战争分为两个教研室，远古到唐中叶属第一教研室，我任主任；唐中叶到鸦片战争前属第二教研室，主任是白寿彝教授。之所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是因为当时对中国古代史的下限、中世纪的开始等分期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就混称为“中国古代及中世纪”，不过，我的讲义对分期问题还是很清楚的，如把三国到唐中叶划作“中世纪初期的中国”，汉魏之际封建说，也隐含在其中了。但因为时代的原因，一些观点没有展开，也有局限性。《中国文化六讲》是应邀参加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的傅斯年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受台北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永堂教授之约，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生做的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讲演，辑成六讲，包括“影响中国文化素质的两个根源”、“国家形态——走向专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条主流”、“中国的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近代中国的新思潮”、“中国文化的未来”六个主题，我讲了产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点和发展，也瞭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其中，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对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阐释、提出中国文艺复兴开始于唐朝、对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文化撞击与民族觉醒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走向一体化、走向和平、走向世界大同等，都关涉到我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认识。

　　第五卷是《秦汉史略》和《三国史》。《泰汉史略》是1955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书，在我的历史分期里，秦汉是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但那时还不敢公开提出，但如果一本书要对一段历史按事实作具体的叙述，就必然会接触到这段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性质问题，因此，在行文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秦汉社会性质的看法。《三国史》是1984年教育部约写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拖拖拉拉写了十来年。顾炎武曾说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过渡时代的有以下几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中唐到五代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其中的三国时期，是由古代社会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时期，站在三国时期来看前后的社会变化，有四条线：一是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是从自由民、奴隶到依附民；三是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是从民流到地著。这也是我分析汉魏之际社会变化，从而得出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四条主线。

　　第六卷《杂著》由几个部分组成，一是《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是我十年前对八十五年人生的回顾，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的“一生爱国，关心政治，又一生不离开读书作学问，这就是我”。二是我对“时势”发表的一些看法，如“太平洋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释‘小康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世界”、“人类前景展望”等。三是“忆师友亲朋”，对我一生做人处世、培育再造、命运抉择、学术道路等有重大影响的荷泽南华校长曹香谷老师、陶希圣先生、傅斯年先生、胡适先生等，我永远怀念着他们。四是“自我学业剖析”，由三篇文章组成：“我的史学观和我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在史学理论方面提出过的一些问题”、“九十自我学术评论”，是我对七十多年学术历程的回顾和剖析。也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吧。

　　▲宁欣：何先生，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您的代表作，全面阐述了您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国家起源和形成、封建社会分期、汉魏之际社会变化等方面的观点。其实，就我所知，您对古代社会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也有自己的见解，除了散见的论文，您十几年来还在构思《中国中世社会》，而且已有十万余字形诸文字了，您计划将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姊妹篇。您在构思时，对中国中世社会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变化是如何认识的？

　　■何兹全：宁可在《我所认识的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载《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中指出：“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说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衍化到魏晋的，还须要看到，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里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衍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贯通的看法。何先生在开始论述‘魏晋封建说’的1950年代．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结集，则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我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宁可教授的总结，实获我心焉。我研究中国中世社会，正是循着这样的道路。

　　中国历史如何从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社会，以及中世社会发展的特点与关键，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中世社会》的定名，我是考虑到与《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衔接，也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的分析。已经拟定的大纲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纪”，主要阐述三国、两晋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第二章是“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北方社会”，主要阐述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第三章是“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南方社会”，主要阐述东南朝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第四章是“城市的复兴和依附关系的衰歇”，主要阐述隋唐时期的历史和变化。我想，这段历史时间跨度比较大，问题比较多，不准备面面俱到，还是抓住发展变化的主线，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变化，土地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身份关系的变化等几条主线，再加上寺院经济，可以理清从汉魏以来到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是如何从古代社会走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里，我论述了魏晋以前中国社会的演变。共分为三部分：一是由部落到国家；二是古代社会；三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古代社会是中心，由部落到国家是古代社会的来龙，由古代到中世纪是古代社会的去脉。简单概括地说，全书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前后提出了以下一些认识：一、殷周以前是氏族部落时代。二、殷（盘庚）周时代，氏族已在分解，有了氏族贵族和平民，也有了奴隶、依附民。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仍是社会的组成单位，是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阶段。可称之为部落国家或早期国家。三、战国秦汉时期，城市交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也被卷入交换过程中来。交换经济进一步破坏了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氏族成员解放为自有个体小农，小农经济构成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交换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或卖为奴隶。这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这也是一般称为“奴隶社会”的时代。但我摒弃了“奴隶社会”这一名称。四、汉魏之际（三国两晋）社会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化。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城乡经济的衰落；二是依附关系的发展；三是宗教的兴起。

　　《中国中世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姊妹篇，两书合起来是我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全部论述了。对宋以后的社会，我想写点论文，不打算写书了。

　　▲宁欣：何先生，我们衷心祝愿这部书能早日完成。您一直强调要关注和思考与国家民族、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从您平时的言谈中，我们知道您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研究领域。

　　■何兹全：我几十年来反复思考的还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二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程；三是自己的学术和人生道路；四是对自己“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这一人生定位的反思。另外，我在1937年前后的几年中，主编过两次刊物，写过关于国内形势的时论文章，反映了那个时代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以后有机会也要清理一下。

　　▲宁欣：何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有机会再就这些问题向您请教。

作者介绍：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八 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专题八 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的解体

1. 表现：农产品大量出口，城乡商品经济发展；中国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沦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2. 影响：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洋务运动：19世纪60-90年代

1. 背景：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客观上既诱导了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又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曲折发展

1. 诞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南沿海）

⑴背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在外资企业和洋务派创办工业的刺激和影响下，民间出现民族工业；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⑵代表企业; 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來牟机器磨坊。

⑶评价：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出事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推动近代化进程。

2. 初步发展（19世纪末）：

⑴甲午战争后，列强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自然经济；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并于1903年设立商部，奖励工商；社会上兴起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

⑵表现：商办企业增加，规模扩大，由沿海向内地扩展；中国民族工业在夹缝中生存，步履维艰，发展缓慢。

⑶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3. 黄金时期（一战期间1914-1918）

⑴背景：

①民国的建立（1927）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振兴实业的热情 ②民国政府提倡使用国货③一战期间，欧洲各国对华三屏输出减少，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④群众新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⑵表现：

①1914-1919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重工业和新兴的民族工业——化学工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范旭东被称为中国化学工业的代表人物

②代表：张謇的大生纱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⑶结果：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整个中国民族工业又迅速萧条。

⑷影响：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变提供了阶级和经济基础。

4. 较快发展（1927-1936）：南京国民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扶植民间轻工业、统一货币、关税自主等。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并发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群众性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的推动。

4. 日益萎缩(1937-1945)

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官僚资本的压榨。

⑵表现：沦陷区大量企业被日军毁灭或吞并；国统区民族工业日益萎缩。

5. 陷入绝境（1945-1949）⑴原因：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官僚资本的摧残，通货膨胀严重。 ⑵表现：工厂、矿山、店铺纷纷倒闭。

四．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1. 近代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

⑴服饰:鸦片战争之后，“洋布”在城市出现，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并行不悖；辛亥革命后，中山装受到新派人士的欢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装、旗袍、学生装等并行于世。 ⑵饮食文化：鸦片战争后，吃西餐成为有钱人的时尚

⑶建筑风格：鸦片战争后，欧式洋房或中西合璧的豪宅出现在中国大城市中。

⑷习俗：辛亥革命后“断发易服”“废止缠足”：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洪流推动了近代婚姻的变革发展，主要发生在通商口岸和官宦人家，广大的农村和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厚葬风气相沿成习，变化最为迟缓，在大城市里，婚丧仪式由繁琐愚昧改为简约文明。

2. 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⑴铁路运输：①19世纪初，清政府修筑唐胥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铁路

②1909年，詹天佑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通车，成为中国铁路历史上的里程碑

③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成宝成、兰新等铁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北、西南的沟通。 ⑵公路运输的发展：20世纪初，汽车开始出现在上海等大城市

⑶水路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初期，洋务派创办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列强的垄断，标志着中国新式航运业的诞生。推动了中国水上交通业的近代化。

⑷航空运输：①1909年，旅美华侨冯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始。②1920年，中国首条空中航线——北京至天津航线开通，中国民航拉开了序幕。

⑸通讯工具的进步：①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地区设立：领事邮政代办所专门处理各国在华邮政业务；1896年，“大清邮政局”宣告成立邮政正式脱离海关；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撤全部驿站；1920年，中国首次参加万国邮联大会；数年后，外国在华开办的“客邮”一律被撤销。②19世纪70年代，福建巡抚在台湾主持架设中国第一条有线电报线。 ③20世纪初，清政府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1906年，无线电报创建，最初用于军舰通讯

3. 大众传媒的变迁

⑴报纸：①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开始创办报刊。1872年创办的《申报》是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1884年申报馆创办《点石斋画报》开新闻画报之先河。《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新小说》号称清末四大小说期刊。

②20世纪前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共产党》《红色中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政论性报纸。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红旗》等党报党刊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的主要工具。④改革开放后，我国报刊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⑵电影事业的发展：1905年，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山》首映成功，中国的电影事业开始起步。《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 ⑶电视事业的发展：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标志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⑷互联网的发展：①兴起：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

②特点：互联网具有迅速传播信息的功能，被称为“第四媒介”；集文字、图像、声音于一

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互联网可以高度互动，信息双向传受。

③影响：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娱乐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

中国社会分层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中能有效地解决有关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和谐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分层 经济发展

0 引 言

社会分层与社会经济发展有莫大的联系，如社会经济增长如果要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必定要消除悬殊的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等社会分层问题，让更多的群体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惠，并且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公平分配和科学安排。因此探究中国社会分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

1 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分层”原为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时使用的名词，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因而借用地质学上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社会学范畴。

如果从学术上给社会分层下定义的话，可以这么理解：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在社会资源中，最核心的还是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经济资源。

因此，经济资源毫无疑问在社会分层中居于首当其冲的重要位置。故国内目前多采用按收入划分社会分层群体。按照此种标准，低收入者构成社会下层或弱势群体，中等收入者是中间层或中产阶级，高收入者是社会上层，此种分层虽理论基础不强却被人们广泛采用。此外，按照收入划分社会群体也有利于社会协调。因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只是陈述社会事实，并未有明显褒贬含义，使得此种划分标准不会引起人们反感。

无论是根据经济资源占有量还是收入差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金字塔图形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按人口收入分布，将高收入的放在上面，低收入的放在下面，顶层是椎型，上层很小，中下层很大。虽然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大体上还是属于金字塔形的。甚至，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2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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