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的时候,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
几十年来,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统一分配粮食,现有一半人外出,一半人留下参加生产。
每天,50多岁的村民谭中祥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
年终,每个生产队收获的粮食,村里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青年,每月免费供应35公斤谷粮,其余村民将以市场价30%购得粮食。
每年水稻收割后,村里大队会按照稻谷的产量与各生产队结算,各生产队再与各社员按工分进行结算。“这很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工分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折算方式。”54岁的粮食生产管理员谭国健说。
“一村两制”
村集体对大队粮食的高价购买,低价售出,保证了种田农民的收入,但显然,这是一本只赔不赚的账――村集体所提供的高额补贴从哪里来?
用整个制度的创始人陆汉满的话来说,集体制度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资本主义。”而崖口村的整个制度之所以能得以运行,恰恰是因为村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陆汉满的带领下,村民即开始围海造田,拓展疆土。
这种方式发挥出巨大能量。1974年,崖口村的农业用地面积仅有5455亩,30年后,面积扩大了6倍,达到了3.5万多亩。
这些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万元,最近两年,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越来越高,这成为集体经济最重要的来源。
但在分配这些收入时,陆汉满却选择了向农业倾斜。据测算,崖口村每年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高达600-700万元,占到了集体收入的60%-70%。
卖地终于压倒了囤地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与崖口村相邻的村庄便开始卖地,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发酵。
矛盾在2001年终于爆发。当年4月,崖口等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张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村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
2008年,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崖口村正处在该市开发范围之内。基于保护村庄土地的传统思路,陆汉满不愿意土地一次性被征收。但是,这时的陆汉满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为民做主”。每一个村民在心里都算了一笔账,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元的补偿。于是,当村民得知村委会制订的方案是租地而不是卖地时,不满和抗议开始在村庄中蔓延。
2008年7月23日晚,1000多名村民突然同时涌向村委会,将村干部团团包围,要求对此次租地行为作出解释。一周之后,崖口村进行了关于土地开发方式的股民公决,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对,陆汉满即是其中之一。
孤独的坚持者
今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的陆汉满终于“下岗”了。
曾经,村民们对他的拥护出乎外人想象。但是现在,村民们开始对他有了不同意见,“他人是好,但老不卖地怎么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员向记者抱怨。卖地之后,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村庄里悄悄发生。
一年之内,近200栋新房破土而出。这些新房少则两层,多则三四层,平均每栋花费约在40―60万元之间。
而村里的养老院,原本住着一些老人,卖地时,这些将老人送到村养老院的儿女突然“孝顺”起来,将其中的7个接回了家。今年5月,剩下的几个老人也被送到了镇上。办了几十年的村养老院就此关门。
但村里的麻将馆却由原来的十几家增加到了30多家。更让陆汉满担心的是,一种新的说法开始流行:“第一次卖地是脱贫,第二次卖地是致富”――已经有人将目光瞄上了剩余的1万多亩滩涂。
(摘自《南方日报》《南方周末》)
“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邹鲁风
一
邹鲁风(1909~1959),原名素寒,从事革命工作后曾化名陈蜕,辽宁辽阳人。
1926年,邹鲁风考入了武昌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在誓师继续北伐之后,跟随**的叛变,武汉国民革命军夏斗寅也于宜昌发动叛乱,作为入伍生,邹参加了平叛的西征。
1933年秋,他去了北平,期间曾读书于北平东北大学俄语系。当时的东北大学是专为“东三省”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开办的学校,是北平学生进行反蒋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堡垒,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就设在东北大学,它同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学联”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中的关山复、邹鲁风、王振乾、宋黎、岳欣、郑洪轩、唐南屏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莫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是当时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组织和领导的,其主要领导人则是北平临时市委书记谷景生、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等。当时他们汲取了过去**错误的教训,决定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北平市“学联”――“学联”的主席则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西安事变爆发时,当时邹鲁风负责在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并协调东北军在北平招收学兵,成立学兵队。西安事变之后,他被派到东北军一○五师开展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鲁风奔赴延安,后来在抗日前线开展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邹鲁风被派回家乡辽阳任辽阳市长兼辽阳县长,辽南解放后,邹鲁风任辽宁省政府副主席。
解放后,邹鲁风相继担任过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出任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他已改名为邹鲁风。
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党内围绕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分歧,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愈趋于尖锐和紧张。这在高校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如1956年“胡风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就有经济学家谢韬被捕(他是因为替胡风的“万言书”提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的)。当时经过校长吴玉章的追查,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而在清查“胡风分子”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干之也竟然名列其中,甚至要逮捕何干之。当时副校长邹鲁风为了慎重,去征求了解情况的李新的意见,据李新的回忆:“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对这一切,邹鲁风确实感到是碰到了“新问题”。
1958年秋,正当“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极至。恰在这时,根据上级的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师生组成了一支近300人的队伍,专门去考察“人民公社”。而负责这一调查组的,正是年富力强的邹鲁风。当时正值**在河北徐水视察“人民公社”,“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全国“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因此有人曾为邹鲁风的出行捏了一把汗,而邹鲁风却很坦然,他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党委组织的“人民公社调查组”组成并开赴河北、河南两省的三个先进县(河北藁城、以及河南信阳、鲁山),对新生事物的“人民公社”开展调查。调查组成员由两校的法律、经济财贸和哲学、政治等各系抽调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调查组出发之前,由两校党委召开了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出席,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讲了话。他说:“当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次调查组下去,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探讨这些问题。”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是有所怀疑的。
然而,当时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提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应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不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嘱咐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撰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发表于《解放》1958年第6期),这篇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主张立即加以破除,又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果然,**看了这篇文章后大加赞许,并指示将之转载于《人民日报》(10月13日),并且为《人民日报》代写了编者按语:“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事实证明,这是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
当时也有一些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站出来提出疑问和反对,如孙冶方等,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可能迅速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产品得到极大的丰富,人民觉悟得到极大的提高,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如果现在就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货币,那便是要跨越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可能的吗?因此,这就涉及到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现在是否还起作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显然,当时邹鲁风的思想,也是同孙冶方等合拍的,而且这也是他用以指导调查组工作的思想。
据当年参加调查组的汪子嵩回忆:当年他所去的河北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
该组的组长、人民大学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当时他们选择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汪子嵩回忆:“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然而,“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保守”。
到了1958年年底,邹鲁风召集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同时又在郑州参观河南省的“**成绩展览会”。正巧“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的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渗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挖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到了藁城,他听了汇报,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
又据汪子嵩先生的回忆:在那些日子里,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是不久之后庐山上的彭德怀与田家英等一样。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于是调查组的成员在“忧国忧民的情绪”之余,还以为“多少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
三
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碰到一些棘手的理论问题,就请示邹鲁风,“他要我们将问题搜集起来,整理一下,梳梳辫子,大家讨论”。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邀请人大、北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到了这年的夏天,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然而正是在他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不久,传来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所有调查组的成员下意识地感觉到:一场大祸就要来临了。
果然,当时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已经将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随即有人揭发调查组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情绪”和“**思想”,其实就是指的当时北大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的邹鲁风,因为邹曾认为:“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主任薛政修也认为:“中央关于公社的定义不科学”,“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公社的分配制度是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1958年生产遭到很大破坏,搞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等。
毫无准备的邹鲁风突然受到批评,一时实在承受不了,不久就传来他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水中溺毙的消息。又据说:当时有人曾看见出事的那天清晨,邹鲁风曾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的徘徊……。
随即,有关方面宣布: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而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被开除党籍。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还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活动”。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原来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开会欢送过,到了此时,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
1979年,直到彭德怀沉冤昭雪之后,邹鲁风的错案才终于得到纠正。
这年,在北京补开了邹鲁风的追悼会。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分期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1期(总第168期)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分期+
辛逸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摘要:农村^民公社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治经济制度。由于学界对它的研 究才剐刚起步,对纷繁复杂的公社制度变迁和历史演变进行一番梳理.并在J电基础上划分其历史 发展阶段,这对于^民公社的津入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本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以公社所有制的变迁作为划分公社历史阶段的主要依据;并以“三教所有、队为基础”公社新体 制的确立为界.把公社史分为“大公社”和“人民公社”两个历史时期。
关键词:人民公社;历史分期;农村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326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1一0023—05
如果以1958年4月河南遂平诞生的第一个人民 公社为起点,以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为 终点,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农村整整存在了25年。 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人民公社制度经历了从fj云 酿、勃兴到高潮,再从低落、涮整、稳定到解体的曲折 复杂的演变过程。其间既有激荡人心、高歌猛进、 ”卫星”满天的狂热与虚妄,也有虚幻破灭、人祸蔓延 的曲折与艰难.更有回归现实、全面调整之后的峰同 路转与平稳缓行。在人民公社制度的变迁史上,制 度的微佩、凋整乃至重大变革时断时续,从未间断; 然而,真正在所有制方面的重大变更却其有一次。 如粜我们以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坐革作为公社分期的 依据,那么,1962年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本质 特征的公社新体制的确立,便把25年的人民公社史 划为两个历史时期。尽管目前学界尚无人对公社的 分期提出系统的看法,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 期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易以此为准 绳,把纷乱复泉、头绪繁多的公杜史梳理得较为条理 与清晰。显而易见,这对人民公社史的深入研究是 极有裨益的。
有的著者把人民公社从兴起到“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新体制的确立称之为“大公社时期”.而把新体 制的建立到公社的蛀终解体称为“公社时期”。【I】㈣’ 这样的称渭简洁清楚,笔者深以为然。本文将借用 此名,以上述标准为依据,对公社的历史进行一简要 地分期。
一、大公社时期
(1958年4月~1962年2月J
笔者以为,大公社时期以第一次郑州会议为界 又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4月河南遂平 出现第一个大型农业社为开端,中经八九月份的全 国公社化高潮,到1958年底中央开始纠正公社化运 动中的错误,试图调整公社经济体制为止。第二阶 段,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经三 圾所有、生产太队基本所有的短暂时期;中问因为庐 山会议后“左”倾错误的回潮,又经历了试图恢复公 社基本所有的反复;到1962年初最终确立了三级所 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体制为止。这中 问,人民公社体制渊整的最主要内容和方向,是把大 大超过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的公社一级
*收稿日期:1999—11—02
作者简介:阜逝(1960一 ),男,山东济南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采博士生。 万 方数据
所有制,逐步过渡到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 新体制。这个调整过程,虽步履维艰,曲折反复,但 由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把生产关系调楚到更 加适应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上来.困而是不可避 免的,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一}大公社时期的第一阶段
(1958年4月一11月)
从河南出现第一个大型合作杜到第一次郑州会 议.是大公社时期的第一阶段。其间,人民公杜化运 动由初兴到全国基本实现公社化,并在全国农村逐 步建立了单一的公社所有制。
1人民公社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即从4月到9月 初中央正式公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同题的 决议》(以下简称《建立公牡的决议》)止,又可算作大 公社第一阶段的前期。其问,虽有中央领导人的大 胆设想与鼓动,中央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文件.但由 于公社尚处在探索之中,中央既未确立公社标准.也 未颁布一个权威性的文件来规范和统一人民公社化 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合并后的大社在名称、 规模以及制度安排渚方面呈现出纷杂各异,甚至有 些紊乱的局面。
1958年4月8日.政治局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杜适当地合并 为大杜的意见》。《意见》提出了并社的四个模棱两 可、难以把握的条件,对并杜的规模和进度也只提原 则而无具体要求。其总体性意见是:“各地农业社是 否台并,合并的规模多大.以及进行并社工作的时间 和步骤,应当完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 情况自行考虑和规定。”【2“心o’这等于说.各地方在并 社时几乎可以自行其事。由于全国当时正处于大跃 进的狂潮中,加上中央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 鼓吹并社的好处;各地方惟恐被批为”**保守”、 “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于是便纷纷投人到小杜 并大社的热潮之中。
并社之初,大社的名称不统一。有的叫集体农 庄或农庄,有的叫杜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 有的叫合作农场或国营农场。【¨‘㈣’名称的不统一还 只是表面现象。此间,中央领导人虽然通过各种渠 道不断地抒发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在若干年内超英 赶美、尽快建成牡会主义的豪情壮志,但对眼下大社 的名称、规模和制度安排等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却 迟至8月底都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要求和意见。在 这样的背景下,舟地方从备自立场出发,根据他们对 24 中央领导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的不同理解来组建大 杜.因而在并社过程中.出现~些混乱和不侨凋.也 就不足为怪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在8月的一份工作 简报中.归纳、总结了并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是 太社所有制的形式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小集体变 成大集体”.仍是集体所有制;还有的地方把集体所 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合作农场;另外,在北京郊区 和辽宁等地还出现了以国有农场为基础,吸收周围 的农业社参加的国营农场。二是并社的规模和步骤 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种主张以一乡一社为宜;另 一则主张建万人大社。三是在并社中如何对待社员 的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问题上,形成了直接 转为集体所有或作价归社等不同的意见。最后关于 大社的性质问题,出现了大社就是共产主义;大社仅 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和雏形;以及大社与小社在性质 上并无质的区别这样三种不同的意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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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纷乱的情况,不仅表现在并社过程中.也同 样表现在并社之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另一份报告 中反映:公社建立后,。旧的秩序打乱了.新的秩序没 有及时建立起来,在生产管理上曾受到一定的影 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牡、大队(作业区)、生产队 的分工范围和职权问题,如有的实行三级核算.有的 则实行两级核算。其次是国营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与 公社台并后的体制问题,有的实行体制下放,单独核 算.自负盈亏;有的对国家实行财政包干;有的仍为 国营行业部门的基层机构。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由 于受社、队规模扩大,生产项目增多.分配制度改变 等因素的影响.原有的包工包产、评工记分等方法已 不适应新的形势,有的地方开始创造出如杜对大队、 大队对生产队实行“投资包干、计划生产、超产奖励” 等新的经营方法。㈨”一“’
井社过程中的纷乱和不统一表明,人民公社作 为农村的一种崭新体制,急需要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进行规范和统一。
2大公社第一阶段的后期,从9月初《建立公社 的决议》公布,至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9月 初,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央试图以《建立公 社的决议》来规范全国的公社化运动。然而,当时正 值“**”狂热至极,“左”倾思潮甚嚣尘上之际,加 之文件本身亦有许多“左”的提法和错误.因此它的 规范作用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明显。所以,公社化是 在“左”倾错误继续蔓延和发展中实现的。
9爿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北戴河会议上通 过的《建立公社的决议》,对公社成立过程中和成立
万 方数据
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和部辅。文 件规定:并社应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先由各小 社联合选出大杜管理委员会.统一规划部署工作;原 来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生产队,其原来的生产组织 和管理制J篁暂时不变,这就是所谓“先把公社的架子 搭起来”;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机构,其规模“一般 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适宜”。关于公社的名 称、所有制和分配问题,它规定,“大丰t统一定名为人 民公社”;公社“在目前还是以采取集体所有制为 好”;公社成立后币要“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改行工资制,不成熟时,仍“采 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按劳动日计酬 的制度”。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危”倾思潮的影响下 制定的,因而提出了许多过“左”的观点,如“人民公 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 的戚分了”,提出尽快由集体所有制向_全民所有制、 甚至由杜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在我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丁。”这就 为以后愈刮愈烈的“共产风”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 另外.文件在办社问题上给予地方过大的自卡权.规 定:“社规模的太小,并太丰t、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 及作法和咎骤,都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 的情况白行决定。”【6]‘州一蜘’这一规定再加上所谓的 “上动下不动”的并杜方法,实际上是鼓励各地可以 不顾条件的大干挟上,强行办社。粜然,这个决定公 布不剁一十月,《人民日报}10月1日就正式宣布“全 国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堪管《建立公社的击议》缺陷甚多,但它统一了 公社的名称.规定了公社的规模年lJ成立公社的方法 与步骤.基本确立了公社的所有制与分配制度。凡 此种种.使它都不失为公社化初期的虽高纲领与准 则。这正是笔者把《建立公社的决议》的毖布,作为 大公社第一阶段前后期分界点的主要依据.
二)大公社时期的第二阶段
1958年11月一1962年2月)
大公社的第二阶段从中共开始纠JE”^”倾错误 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始,至1962年2月中央正式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 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改变公社核算单位的指示》)。 这中间经历了由公社所有伽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基 本梭算单位的所有制,是为前期;中经因庐山会议而 引发的再试图恢复公社所有制的反复;母后,在经济 严重困难的压力下,经过中央及地方干部的不懈努 力,终于确立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是为 后期。
1.第二阶段的前期从第一次郑卅I会议到八届七 中全会确定火队基本所有为止。,大队基本所有的确 立、是我党在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基础上,调整人 民公社所有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后来的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新体制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硎I。
1958年11月2口至113日的第一次郑州岳议.标 志着我党纠正“左”倾错误,重新探寻适合我国农村 所有制开;式和经营方式的艰辛而曲折努力的开始。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明确提出丁必须划清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现 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 这就在思想理论上划清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两种 公有制的界限。在随后召开的八俑六中全会上.通 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使上述认识 更加清晰和深化了。文件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到全 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 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不应当无 根据的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 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嘣一锄’上述认识反映 了中央已开始反思和批判“左”倾思潮.肘公社的所 有制性质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已有一个相当正确 和清醒的认识。
在次年二三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列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指出:六 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电需要有 …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公社应当实行权 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桉算,并且以队的棱算为基 础。”【8]fm一2’在全国公社化仅半年之后,毛仟东就发 现丁公社问题的要害.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选 径。从此.逐步陴低公杜公有制的程度,明晰公社三 级的产权关系,便成为此后公社r政革的方向。
**对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并未就此止步。他 在3月17日的《党内通信》中进一步提出了以生产小 队为基本棱算单位的刈题.他写道:“应当讨论除公 社、管理K(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 所有、三城管理、三级棱算之外,生产小队(生r=,j、组 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 有理,值得讨论。”【9】㈣’这个认识的意义是非同寻常 的.人民公社以后加多年最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就是 据此而立的。
一个多月后,上海的政治描扩大会议和在随后 的八届七中生会上形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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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更加明确了上述认识成果。第一,在“公社的 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 队,总之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台作社)所 有制,这种情况不能马上改变。”第二.“作为包产单 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 权限。”【10】“1。*憎’从此,生产小队所有制的问题从议 论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总之,八届七中全会是对我党自第~次郑州会 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试图建立公社新体制努力 的总结和深化。应当看到,党中央这时对“左”倾错 误的认识述是初步的,因而创建新体制的进程也才 刚剐开始。
2.庐山会议抒断了我党纠“左”的进程,1960年 上半年的“新跃进”.在农村的集中表现,就是企图恢 复公社摹本所有制。这使我党改革公社体制的进程 出现了根大的反复。
庐山会议后不久.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 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认为1959年的5—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的邪气、歪风。 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等,中央 认为,这“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 流。”【lI】“吲’年底,浙、皖、苏、沪四省市召开了关于人 民公社过渡问题的座谈会。12月25日的座谈会纪 要指出:“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 较好.大约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 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c帅’此后,随着 所谓“新跃进”的兴起.公社体制改革的方向陡然转 向重新试图向公社所有制的过渡。这个大转折、大 挫折的代价便是1960—1962年农村经济的进1步恶 化。这又迫使**、党中央再次渊整农村政策.并 最终决定把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 3.大公社第二阶段的后期,自中央发出《关于农 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亦称《十 二条指示信》)始;中经《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 制订于修改;至1962年2月最终确立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的公社新体制为止。
由庐山会议引发的“新跃进”和急于向公社所有 制的过渡,使农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匪』 难.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农村形势的紧张。 这就促使党中央最终下定决心,沿着庐山台议前已 经启动的农村体制改革的路线继续深化,更进一步 降低公社的公有制水平.缩小公社的经营规模。 1960年11月3日.在农村经济最困难的时刻, 党中央发出了《十二条指示信》。文件首先否定r庐 26 山会议以来试例从生产(大)队基本所有过渡到公社 基本所有的变革思路,明确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 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其次,重申了生产(大)队为 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母后,蒋移(提出要“坚持生产 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f
大公社时期所有制的演变,经历了公社蒜本所 有、生产大队再后来是生产小队基本所有这样三个 历史时期。其变迁的方向,足所有制的公有水平逐 级下嗣,集体经营的规模随之逐级缩小,最后确定在 由二三十户组成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和生产经营 单位的水平上。自此.我国农村所有制的变迁由大 轰大嗡、大起太落进入到较平稳的发屉时期。
二、人民公社时期
【1962年2月--1983年10月)
公社时期始于1962年初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新体制的确立,中经**中试图推行基本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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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的曲折与反复, 到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蒜终解体而终止。
三绒所柯、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在1962年9月 召开的八届卜中全会一『。得到了确认。龟会通过的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重申:“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 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 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谜种制度定r来以后, 至少三十年不变o'qm]o必’在当时的体制下.这种确 认就相当于赋丁这一体制“法律的地位。
此后不久,在辽、豫、冀.浙.闯,甘、新等省区,一 度出现了没收丰十员自留地、自帮畜、搞大队和联队核 算等现象。在檄“左”思想大泛滥的“**”中.中央 又开始回到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 展的思路上来.尤其是在农业学大豢运动中,更把这 一发展模式贯彻到实际工作中。1977年12月19日, 中央发出了《关于原则同意(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仝 讨I仑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在《通如》所附的《汇报提 剩》中明确指出:“宴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太 队的过渡,是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礼‘一大二公’的优 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辑级党委应当采 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田势利导,努力 刨造条件,逐步向咀大队为基率核算单位过 渡。””7“”…¨枷’在中央的鼓动下,全国有近77%的 大队实行了太队核算,各省、市、区也都开始了向大 队核算过渡的试点工作。造股过渡到大队核算之 风,直到70年代末兴起的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才被 煞住。
在^民公社25年的制度变迁史上.由于受生产 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律的制约,公社三 级所有权的逐渐明晰,尤J£是基本核算单位的逐级 下移是其演碰的主线;也正是由于公社的基本核算 单位由公社到大队,再由大队刹生产队的逐级下穆, 使人民公社史呈现出阶段性,为公社的分期提供了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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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une tHstory
胁 Yi
(cPc Hi‘tory Departmem,People’j Urdrersity,&*昭,100872)
Abtrad:卟e rc矗rm of People’8∞叫mme in owz岫hlp form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eriodizing the lfistory of it The fitesis pefiodizes the bimtory ofPeople’5uolnmulle into two De砒r一“t|le big commune stage”and“the COilUnune stage”;耶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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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people’col:nmune;pefiodization;ownership
责任编辑:李小虎 万 方数据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分期
作者:辛逸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刊名:
山东师范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年,卷(期):2000,45(1)
被引用次数: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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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焦金波 从制度变迁的特征看人民公社的历史分期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19(5)
以人民公社制度变迁中呈现出的不同特征作为人民公社分期的依据,人民公社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人民公社的建立时期;人民公社的调整时 期;人民公社的稳定时期;人民公社的解体时期.
2.学位论文 姚锐敏 “行政下乡”与依法行政研究 20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行政下乡 ”的过程。从内容上分析,“行政下乡”一方面是国家行政组织体系向乡村社会的扩展或延伸;另一方面也是行政运行机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扩张。 1949年以后现代中国成功建构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建立了广泛覆盖农村社会的行政网络体系,而且在于将国家行政的 运行机制强制性地嵌入乡村社会,使乡村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政治与行政运行体系。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入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乡村行政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家、农村和农民都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本文的意旨在于从行政体制和行政机制两个方面对新中国的“行政下乡”进行一种宏观的考察和检视,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行政下乡 ”的历史变迁过程,揭示乡村行政的未来走向或发展趋势。
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正文是本文的主干部分,包括五章。
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概要性地介绍和分析了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既有成果,确定了本文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篇章结构。 第一章是对新中国农村基层行政组织体系的形成及其演变的考察和分析。根据学界对新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分期或阶段划分,笔者按照历史顺 序分别对建国初期农村行政网络的建构、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下的行政体制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以前农村行政运行机制的分析。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农村行政运行的基本特征是直接受政治支配,行政运行机制具体表 现为政治动员、行政任务、强迫命令。政治支配行政的运行机制与高度集中的农村基层行政体制相结合,有效地保证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汲取 ,同时也累积了诸多矛盾,留下了不少隐患。
第三章是对政治支配行政的运行机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所面临困境的分析。笔者认为,概括起来说,1970年代末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开 始发生深刻变化,以市场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渐取代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使以“政 治支配行政”为基本特征,以动员、任务和命令为主要方式和手段的传统行政机制逐渐陷入困境,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促使了乡村行政的法治化转型。 第四章是对法治化行政运行机制的制度建构分析。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的乡村行政机制逐步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为了继续保持国家对 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与控制,党和国家开始将民主和法治引入乡村社会治理,在根据民主原则扩大农民权利的同时,运用民主法治的精神和原则对乡村 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造或重构,以实现乡村行政机制由政治支配向法律规制的转型。从广义上说,法治化行政机制的建构主要包括确立依法行政 原则,培育行政法治观念,制定行政运行规则,强化行政法制监督等内容。
第五章是对法治化行政运行机制在农村的实际运行状况的考察与分析。笔者认为,从实践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行政的运行过程与运行方式 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明显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乡村行政主体对上述法治化行政运行机制之国家建构的回应,由此也就决定 了乡村行政机制法治化转型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用大量实证材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行政运行正在由“政治支配”向“法 律规制”转型,然后分析了制约和影响这种行政转型的若干深层矛盾,并且就克服这些矛盾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在结论部分,笔者对分散在正文各章中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总结,从六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了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
引证文献(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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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辛逸 人民公社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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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村:“人民公社”的坚守
“人民公社”,这个词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已模糊不清。
在中国,虽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圳宝安区万丰村,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江苏华西村,但至今依然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完整保留公社基本体制的,却只剩中山市崖口村。
然而,?2011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经历了十五任乡党委书记的陆汉满离任后,崖口村的“人民公社”从村民的主动拥护逐渐变成被动保留。人民公社象征性的集体土地被要求“卖地分钱”的呼声日益高涨。
《小康》记者在崖口村采访时,无论普通村民还是村干部,都对“人民公社”的未来不知何去何从。“保留村行政体制”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位置该如何摆放,考量着新接任的村委书记谭伟钦。
集体劳动挣工分
京珠高速翠亨出口,离开高速路,可见崖口村牌坊。
还没有进入村口,便可看见成片的农田,虽已是冬天,但已经重新平整过的农田依然可以看出这是一块肥沃的稻田。现任崖口村村委书记谭伟钦对《小康》记者说,目前中山市有三万亩农田,南朗镇有一万亩,而崖口村便有三千多亩。“是中山市最大的农业耕作村。”
就在崖口村村委会旁边的球场上,十几个中年人正忙于收晒在水泥球场上的稻谷,村民陆海峰指着已下着毛毛细雨的天空对记者说,看样子大雨很快就要来,他们得趁下大雨之前把稻谷收起来。十几个人有的拿着扫帚把稻谷扫集在一起,有的用铲子将其铲进麻袋,大家各行其是,一幅繁忙景象。
“我们正在上班挣工分,没有时间招呼记者同志。”队长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早上8:30上班到12:00下班,下午1:30上班到5:00下班,然后按照劳动强度和效率计不等的工分。
村民们仍以“社员”自称,村里的生产,几乎全部由各个大队队长来安排。崖口村共有13个生产大队,每天早上,队长都会在村里的祠堂门口,写上当天出工的地点、时间和具体事项,看到通知的社员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出工。
各项劳动获得的工分也不尽相同,比如收割稻谷时,由于劳动强度较大,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00-150个工分;而平时打药、施肥等农活,每人每天则得到20个工分。
生产队生产出的粮食不是直接面向市场,而是出售给村委会,由村委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现任崖口村村委书记谭伟钦告诉《小康》记者,近两年村里的粮食产量基本都保持在370万斤左右,其中150万斤是村民们的口粮,留20万斤作为来年的种子,其余200万斤将进入粮食市场。“粮食销售这一块大概有300万元的收入”。
每季稻谷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2013年,村民平均每人的工分折换成报酬大约为17000元。由于各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可能不同,所以各个生产队每工分对应的分值也不相同。而社员之间,由于参加劳动时间完全由自己选择,收入也会不一样。
集体制度坚守三十年
崖口村是中山市南朗镇管辖的一个行政村,地处珠江口西岸,目前下辖8个自然村,设8个村民小组,分13个生产队,有910户,现有人口3296人,其中农业人口3269人,非农业人口27人。
这个村尽管是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但真正在村里参加集体劳动的仅有600多人,“大部分人都去外面工作了。”谭伟钦说,一方面现在村里的农业耕种基本都实现了机械化,用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另一方面外出工作收入会比在村里更高一些。
说起崖口村延续至今的人民公社制度,村里没有人会否认老书记“满叔”的功劳。
“满叔”全名陆汉满,小学毕业后,开始参加集体劳动,此后担任过记工员、大队的会计、公社文书等。1974年,34岁的他调回崖口当村支书,此后便一直连任。
1978年改革开放,全国都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考虑到崖口的实际情况,由于当时强劳力都偷渡到香港、澳门,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崖口当年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支持不分,但不分也要承担政治风险。以陆汉满为代表的村里党员等150多人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该决定获得了时任县委书记谢明仁的支持。
与珠三角其他村庄相比,崖口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陆汉满的带领下,村民即开始围海造田,拓展疆土。改革开放前村民逃港潮掀起之后,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这一工程被迫中止,而最初的围垦因为依靠的都是村民的肩挑背扛,进展也非常缓慢。
20世纪90年代,陆汉满再次带领村民围垦,这一次,他开始借助市场的力量――和一些大公司合作,由对方投资,围垦成功之后,村里再收取一定期限的租金,期满之后,围垦所得土地再归还给村里。所有的投资均由对方承担,合同期为18年,围成之后,头三年免租,第3到第15年,每亩仅收取100元租金,最后三年,租金继续优惠70%。但期满之后,公司需无偿将围垦的土地交还村里。这种方式发挥出巨大能量,1974年,崖口村的农业用地面积仅有5455亩,三十年后,面积扩大了6倍,达到了35000多亩。
在寸土寸金的珠三角,土地给崖口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仅在租金这一块,村里的收入就有1600万-1700万元。”谭伟钦说,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笔收入,村里才有能力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生产队收购粮食,然后又以接近半价的价格将口粮出售给村民。
村里收入除了以工分形式支付村民劳动报酬之外,还承担起村里所有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修路、绿化等。除此之外,还将付很大一笔的村民社保费用。“村里要建祠堂,不需要村民交任何费用就可以直接建设起来。”谭伟钦感叹集体的力量好办事,抗风险的能力较强。 记者在村里遇到的多位村民都表示,虽然崖口村村民没有大富大贵,但大家都还衣食无忧。
这个被外界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如此安静地度过了三十几年。
人民公社制度风雨飘摇
但是,周边村庄的暴富,崖口村的村民并非熟视无睹。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愈发成为稀缺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与崖口相邻的村庄便开始卖地,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发酵,崖口村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暴富的诱惑下,2000年后,崖口村开始要求“卖地分钱”的村民越来越多,公社的集体劳动虽然能给社员们一个温饱的生活,但在富得流油的珠三角,这样的生活远称不上富足。事实上,自1990年代后,村中的两极分化便越来越明显,那些出外闯世界的,在村中建起了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而参加集体劳动的,则多数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一层小平房中。而在卖地致富的周边村庄,楼房建得更为气派,这些都在刺激着村民的神经。一向把土地视作神圣的满叔也明显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他认为,卖地收益是一次性的,后代人很难分享;土地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一旦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方的人也就丧失了最后的生存保障。
2001年4月,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张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此事甚至引来了镇政府的调查组,一个多月的审计后,崖口村重归平静――工作组没发现陆汉满有任何经济问题。
可是,“卖地分钱”的声讨并没有因此平息,2008年,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崖口村正处在该市开发范围之内。根据计算,包括崖口村温泉在内9536亩海滩土地将作为度假区和房地产项目开发。基于保护村庄土地的传统思路,满叔不愿意土地一次性被征收,为了能给村民和子孙后代提供一份永久性的社会保障,经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多次谈判,村里决定以“出租”的方式使用该海滩。然而,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
2008年7月23日晚,一千多名村民突然同时涌向村委会,将村干部团团包围,要求对此次租地行为作出解释,并对村干部进行各种语言攻击。此后,连续数天,天天晚上都有村民聚集在村委会周围。
一周之后,崖口进行了关于土地开发方式的股民公决,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对,满叔没有保住这一万亩土地。
如今,“翠亨新村旅游度假区”的高楼平地而起。
就在满叔“下岗”的2011年,外界传言最后的人民公社崖口村即将解体,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深入崖口村调研后,最终得出结论――“解体不了”。
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多位村民和村干部,记者明显感觉他们对人民公社欲言又止的态度,他们大多建议记者“晚上单独到村民家里聊”。
崖口村的未来何去何从,很显然,无论是崖口村村委还是相关政府,都不愿意放弃“崖口村人民公社”这块金字招牌――崖口因此名声在外,每年都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谭伟钦自2011年从陆汉满手上接任村委书记已近四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要建设崖口村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每年在村民社保这一块的支出只需要400多万元,村里还能承担得起,但现在社保交费改革了,一下从400多万上升到1040多万,而又不能让村民自己交,这让我们明显感觉到了压力。”谭伟钦说,收入没有增加,但仅社保支出便翻了一番。
为了发展村里的经济,谭伟钦决定引入旅游项目,他曾经多次与北京某旅游集团高层进行沟通,准备在崖口村建设一个大型的旅游项目,然而,最终因为建设用地的原因不了了之。“崖口村几乎所有土地都是农保用地,没法改变其性质。”谭伟钦无奈地说,以前崖口村是主动拒绝了中山市给予的建设用地指标,现在想要都没有了,只有等待下一个五年规划,重新申请。
“如果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思路,下一届村民也不会再选我当书记了。”谭伟钦说。
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
全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无一人外出打工
今晚网——孙玉松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进城的农民因为企业不景气而踏上返乡路。然而,在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潮流下,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这个万人大乡的农民却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从来没有过。进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请劳力,这是为什么呢?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深入中国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已定格为一种越来越远的历史。但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从1958年算起,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51年,周家庄乡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2月11日,记者专程进入周家庄实地采访。
万人大乡无人外出打工
车出石家庄往东大约3小时,穿过杂乱喧嚣的晋州城区,就到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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