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宪制》读书笔记2000字：

《大国宪制》探讨小农经济的历史中国是如何构建起一个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如何应对那些国家构成的基本问题。

正文主要分为“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两部分。“齐家”分析在农耕村落的基本制度，男性间父慈子孝而长幼有序，男女间授受不亲而夫为妻纲。散落的农耕村落可能共同面临水灾、战争等问题，因而有必要集中各村落的力量成立更大的组织解决这些困难。

“治国平天下”讨论为了应对中国的内忧外患，军事上国家设常备军且在“文治”中重视军、政、财、人事等分权，行政区划上采郡县制并对边陲羁縻与改土归流，统一度量衡，经济上强调政府主导，文化上统一文字并建立官话系统促进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政治精英层层选拔而强调实践理性，皇帝作为国家的象征并作为最终决策者。最终，普通百姓作为村落共同体的自觉成员和国家的自在成员享有不错的社会福利并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

此书一贯强调任何宪制问题都应当是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群的特定问题，而真正有意义的制度分析也应是特定条件下的利弊衡量之功利分析。

功利分析非常现实。如凯恩斯所言，长期来看，我们都完了。既然都完了，就只有在局限的当下做切合实际的选择，别去追求那些超越的本质的价值。天地不仁，洪水泛滥；他人不善，铁马好战。为了应对天灾人祸，必须要构建一个有强大战斗力和组织能力的国家，在生存竞争中获胜。于此，宪制自然与军事制度和官僚制紧密相关，经济文化等制度则作为辅助。

功利分析相当抽象。长期来看，我肯定是完了，我们似乎不是。什么是我们？人民群众自然地被筛选、臣服、堕落，又自在地享受着社区和国家的福利。他们的“我们”可能是家庭，子孙延续，香火相传。政治文化精英，在这片土地上沸腾着他们的血液，构建财政体系，磨炼牧羊技艺，担重任而行远道。他们的“我们”可能是中华文明，文化传承，理想接力。家庭和中华文明到底好在哪里并不清楚，而通过融入其中，我仿佛通过融入我们走向了不确定的长期。分析不易，弄清什么是功利更是困难。

苏力老师广泛运用古今中外的材料，坚持功利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据详实而论证冷酷，而读者在字里行间又可感受到其激情浪漫的风格。

引用此书第200页第1段：“不能只从理论上做功能分析，还应考察中国从正反两面提供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经验。因为曾有不止一个人称，长城纯粹是个神话。因为从其第一天建设，在军事上，长城就毫无用处。我必须打其脸。”简直可以想象苏力老师写这段的心理活动哈哈哈。

第六章关于度量衡的分析深刻而精巧，似乎也比较浪漫。从物物交换早于货币发明和秦国先统一度量衡再统一货币的历史，结合度量衡统一对于实物税征收、俸禄制实践、统一货币和量化治理的促进，此章强调度量衡统一对于国家构成的重要意义。

在第一节，作者就分析道，度量衡标准是一种强权为真的专断。其实度量衡本身不存在真伪的问题，不论有没有强权，一尺都只有一米的三分之一。所以度量衡的统一只是话语权的统一，即便不统一，度量衡仍存在，那么其是否统一对于实物税、俸禄制、货币统一和量化治理有多大影响也就不甚明了。当然，度量衡的统一可能通过人民统一的生活语言进一步维护国家的统一，同时有利于节省单位转换等交易成本，也会一定程度促进国家构成。

第三，苏力老师常用社会性、政治学等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此书中他借用合同法的概念来分析父慈子孝的规则，这一分析富有启发性。

针对历史中国的司法行政实践多有惩罚子不孝却未见惩处父不慈的现象，作者用双务合同来解释父慈子孝这种互惠性利他关系。因为该合同履行期限长达数十年，而父慈履行在前，子孝履行在后，则若父不慈则子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不孝，故父亲有较强的自我执行动力。而在父慈后，子缺乏尽孝的自我执行动力，所以需要外界更多的干预。

分析很巧妙，而这里更关注此类双务合同。书中还提到其他似可类似分析的关系，如夫妻中男子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安全而女子生养其共同后代，以及村落中依据相互称谓而确定的彼此间的权利义务。

合同法以意思自治为基础，而上述“合同”显然不是意思自治的产物，更像是“天降合同”，其实际作用是在子女幼小时督促父慈而在父母年迈时要求子孝。父亲不能主动拒绝年迈时子孝而不慈，子女也不能主动拒绝幼小时父慈而不孝，这确乎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却似乎对各方有利。而因为此合同订立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过高（且合同方能力有限），所以难以自然完成。于此，这种拒绝自主的制度存在有一定道理。如果再考虑到制度的竞争，人们天性的发展变化，也许可能说这是被大自然筛选的结果。

最后，关于什么是大国的问题，我猜想在此书的语境下，大国相对于小国，类似于政治文化精英相对于草民，前者有选择、有影响力。至于当前中国的宪制，期待有趣的研究。作者：吾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