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事。我在离家百里外的穷山窝里做“孩子王”,少有余暇,难得回家。每月三封平安家信,传递我唯一的亲人老父亲的信息。那时没有“电话”,又不通车,所幸的是通邮。乡邮员是老实巴交的壮实小伙,穿草鞋,挎邮袋,还带着一根**。他的出现会使我眼睛一亮,平添几分温馨。他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三趟到我们学校,捎来堪称“历史”的一摞报纸,还有信。他每趟来,总有我的信,信封上有我极熟的字体。我把我写给父亲的信交上去,又把父亲的信从他手中接过来,于是急不可耐地拆信细读,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可是有一回,破例的只有“历史”没有了“现实”没有家信。我心中发毛,简直寝食难安。同校教师齐来开导:再过十天,准定有信。准定?我也思忖,会不会父亲投邮时,赶不上打邮包,误了这一趟?眼巴巴地盼了十日,仍杳如黄鹤。这下我可懵了!神情恍惚,上语文课念错了字,黑板上会把“中心思想”写成“中信思想”。我担心是父亲的身体,他患有“三S综合症”,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同事们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且再等十天看看。”再等的滋味更不好受,我的心像放进油锅里煎着,夜里做梦都会惊呼而醒。好不容易撕掉十张日历纸,我早早地等在校门口。学校设在祠堂,祠堂建在山上,祠堂外有条山路,一拐拐进下面松林子里去,松林下面还是山路,左转右绕,才艰难地穿出来,直到傍晚,邮递员才在路上出现,我急切地迎上去,“绿衣使者”和善地先开口了:“老师,没您的信。”这一声犹如霹雳,我愣在那儿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