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汪涵,来自湖南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我主持了2019年的节目,像这样的舞台、这样的灯光、这样的摄像师、这样的观众、这样的氛围,我应该特别地熟。但今天,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非常地奇妙,甚至说奇怪,还好有你们,有现场诸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主持人待在舞台上,应该像春风一样,他能够让舞台上所有的一切变得那么自然,那么妥帖,就像顾城诗写的一样:“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们站着什么都不说,就十分地美好。”我有时候特别希望,我站在舞台上什么都不说,就十分美好。
其实,我在这里特别希望跟年轻朋友分享的就是,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认为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是1996年中专毕业,我没有读过大学,我读的是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后来我去了湖南经视,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的人事关系依然还在那个电视台。我在这个电视台,开始是做剧务,当时我们剧务组有两个人,我和李维嘉。
做剧务的时候,我们俩是最快乐的剧务,每天往这个演播厅扛椅子。扛椅子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维嘉说:“那我这个椅子还有可能是林依轮坐的呢。”那个时候现场有256个观众,每个观众来看节目的时候都发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里面有50多件礼品:卤蛋粉、电灯泡、水龙头、面条、酱油……我们每天就往塑料袋里放礼品,我们每天做得特别快乐。
后来我当了现场导演,给现场的观众讲一些笑话,活跃现场的气氛,带领全场的朋友鼓掌。我记得,在当现场导演的时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厉害的。有一次,我们台长到现场来看节目,就问身边的人:“这哪儿来的现场导演?”然后对我说:“小伙子,你过来。”我就过去了,说:“台长,你好!”“把俩手伸出来。”台长说。我说:“啊,怎么做节目还检查指甲盖洗没洗干净?”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别红。他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地投入,鼓掌鼓得多么卖力。”
后来,我又当导演,可以让我特别欣赏的节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节目,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没过多久,台里面做内部的晚会,台长说汪涵是学播音主持的,让他去试试吧。可以在全台同事的面前主持节目,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做了一个节目叫《真情》,台长就问当时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汪涵当搭档可以吗?”那个主持人说:“可以。”然后台长还问了一个灯光师:“小廖,你觉得汪涵可以吗?”灯光师说:“不错,暖场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乐成那样,让他去吧。”太开心了,我可以当主持人。
所有的事情,我都特别开心地去做。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接受;再尴尬或者再难堪的局面,我都一定要扛下去。因为面对困难无非三点:度过困难,你有度过困难的智慧;面对困难,你有面对困难的勇气;绕过困难,你有绕过困难的狡猾。多好,你还要生命教你什么?你还要这个舞台教你什么?就像塞内加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的人生,都让人潸然泪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现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既然我们都知道最终的归宿是那样,我们何不开开心心地,欢声雀跃地,一蹦一跳地,朝着那样的一个归宿去。
叔本华好像也说过同样类型的话:如果你的眼神关注的是整体,而非一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的行为举止看起来会更像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受难者。所以我特别地在这里花这么长时间,所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这么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够这么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就算你有一天经历了所有的东西,你会觉得:“哇,生命有太多苦难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有苦难了。很多哲学家穷其一生,他们有可能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生命有太多的苦难,我们应该用微笑去面对它。
“舍得”这个词,我去查了一下。最开始,有两个人,说要投胎到人间去,有两种人生,一种是“舍”的人生,一种是“得”的人生。然后阎王爷问两个人,你们两个分别选什么样的人生,其中一个说,我要过“得”的人生,另一个人说,行吧,那我就过“舍”的人生吧。
于是乎两个人来到人间,过“得”的人生的那个人,最终成了一个乞丐,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他的,他得到别人的资助,得到别人的怜悯。而说要过“舍”的人生的那个人,成了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知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一点一点地去给了别人。但是我想,我今天这么多年轻的朋友,80后,90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脑子里,建立这个“舍”和“得”的概念?后来一想,不应该,与其在这里跟大家强调“舍”和“得”,还不如去考虑舍得背后的另外一个词——接受。
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给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它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在一生当中,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回过头的时候,你或往前,或往后,或停下来的每一个脚印,都成为诗句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