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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老人在我国的存在感就显得强烈多了。他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仔细追溯，这还是一段跨越大洲、文化和历史的旅程呢!小编整理了圣诞节是怎么传入中国的?供大家参考。
圣诞节是怎么传入中国的?
20xx年，对“西方传统入侵”的担忧促使中国民间艺术家设计出一个足以“抗衡”圣诞老人的中国版“送礼物使者”。20xx年12月26日，“中国福爷爷”在北京太庙揭晓——一个身着汉服、手持福袋，笑容可掬的白胡子老人出现在众人面前。令人惋惜的是，“中华福爷爷”在圣诞消费力量的重击之下不堪一击，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似乎还没被所有大众所熟知就迅速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相较之下，圣诞老人在我国的存在感就显得强烈多了。他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仔细追溯，这还是一段跨越大洲、文化和历史的旅程呢!
你知道吗?圣诞老人——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他的原型圣·尼古拉斯——其实来自亚洲。他的老家在位于安塔利亚的米拉小镇，就是如今土耳其境内的戴姆雷镇。
和许多早期的圣人不同的是，我们可以确定圣·尼古拉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史料记载，他在公元320xx年出席了尼西亚会议。据说他还因为神学理论的分歧，揍了一位主教。有意思的是，对存放在意大利的尼古拉斯遗体进行的法医检测显示，他的鼻子被打破了。
我们之所以把圣·尼古拉斯和送礼物联系起来，而不是和赤手拳击联系起来，是因为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他会在夜里悄悄出现，将金子送给一个穷人，因为这个穷人负担不起三个女儿的嫁妆。
这幅中世纪的油画描绘了圣·尼古拉斯在夜里把金子送到一个穷人家的场景
圣·尼古拉斯和孩子的关联来自一个更为诡异的故事：一个凶恶的屠夫杀死了三个孩子并把他们的尸体放在木桶里，想把他们的肉做成火腿。圣·尼古拉斯让三个孩子复活，因此在教堂里我们可以看到描绘圣·尼古拉斯的画中都会有一个木桶，还有从桶里钻出来的三个复活的孩子。
圣·尼古拉斯在中世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圣人，当时的许多传统都和他有关。不过，把圣人尼古拉斯变成圣诞老人的却是荷兰人。荷兰人口中的Sinterklaas是一个留着白色长胡须的老人，头戴主教冠、手持权杖、身着长袍。他不是在圣诞前夜坐着雪橇，而是在12月6日骑着白马发放礼物。
而我们现在熟知的圣诞老人其实是美国文化大熔炉的产物。荷兰的Sinterklaas融合了德国文化中圣婴耶稣在圣诞前夜送礼物的传统。德语中的“圣婴”是Christkindl，后来变化成Kris Kringle，也就是圣诞老人的另一个称呼。
其实你也可以说圣诞老人是个纽约客。Santa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773年的一期《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上，当时写着“St. A. Claus”。 后来在同年发布的利文顿地名索引(Rivington’s Gazetteer)上记载了一个庆祝活动，欢庆“圣·尼古拉斯也就是圣诞老人的纪念日”，这个活动充满了“欢乐和节日的气氛”。
创造了现代圣诞老人的则是三位纽约的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就是第一个把纽约市称作“哥谭市”的作家，在他1820xx年出版的纽约市历史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爬烟囱送礼物的圣·尼古拉斯的形象。
不过这个圣诞老人驾着马车，穿得像一个荷兰水手。1820xx年一首佚名创作的诗Old Stanteclaus with Much Delight中的圣诞老人就有了一个驯鹿拉着的雪橇了。
真正标志着现代圣诞老人的诞生是1820xx年Clement Clark Moore创作的“圣·尼古拉斯来访”(A Visit from Saint Nicholas)这首诗。
到19世纪初期，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在圣诞前夜，开怀大笑的圣诞老人驾驶着八只驯鹿(第九只驯鹿，红鼻子鲁道夫1939年才加入)拉着的雪橇，从烟囱下来送礼物。那时的圣诞老人是一个矮人，一个“快乐的矮人老头儿”。
如今圣诞老人身着红袍，蓄着白色胡须的形象和另一个传奇人物有关。
中世纪英国的圣诞老人(Father Christmas)是节日欢乐的化身，这个形象在清教徒禁止在圣诞节期间饮酒，大吃大喝和寻欢作乐的时代尤为出名。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我们认为圣诞老人穿着红衣服是因为可口可乐的一个广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可口可乐1886年才问世，而可口可乐的广告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使用了圣诞老人的形象。
1881年，德国裔美籍卡通画家Thomas Nast在他的作品里画了一个穿着红色配有白色毛皮装饰外套的圣诞老人。和英国的圣诞老人(Father Christmas)一样，Nast创作的圣诞老人头上戴着冬青树花环，而不是现在我们常看到的流苏帽子。
1860年，卡通画家Thomas Nast到访英国，当时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作《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刚刚出版不久。
Thomas Nast 1881年创作的现代圣诞老人形象
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和文化融合，中国又是如何看待圣诞老人的呢?
事实上，20世纪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有圣诞节这个节日。
中国有自己的仲冬节日——冬至，也有乐善好施的人物形象。传说，中医的创始人张仲景用羊肉和祛寒药物制成的“祛寒娇耳汤”治好了穷人的冻伤。中国人冬至吃饺子喝羊汤的传统传承至今，不过，相比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冬至还是显得过于“含蓄”了。
传入中国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多了。
第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唐朝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在西安市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传教士在公元635年获准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而在唐朝传入中国的所谓“景教”(Nestorian)教派，比西方的覆盖了更广阔的区域，从太平洋到如今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地区，信教者也更多。
传入中国的在元朝时期最为兴盛，不过到14世纪的明朝近乎衰败。在之后的520xx年里，在明朝和清朝的时代，西方人极力想把带回中国，却受到了朝廷的强烈抵制。19世纪不断扩大的殖民主义让传教士有机会传教，不过直到20世纪，圣诞节作为一个“自我放纵”的节日才在中国出现。
在20世纪20xx年代的上海，从圣诞节到新年的这段时间是节日派对季的高潮时段。
美国作家费嘉炯(Andrew Field)在他精彩的著作《上海的舞蹈世界：夜总会文化和城市政治，1919-1954》(Shanghai’s Dancing World: Cabaret Culture and Urban Politics, 1919-1954)中写道：“(黑猫)夜总会特别呈现了圣诞节庆祝表演，舞厅的装潢设计凸显了节日的特点，还有欧美舞蹈表演，客人们还会收到礼物。”
当时的圣诞晚餐两元钱，里面有“一盘美国坚果、黄油和蔬菜汤，还有排骨和豌豆酱，蘸了黄油的芦笋尖、炸豌豆、牛腰肉、番茄、生菜、血肠，水果干和咖啡。” 菜单上并没有火鸡，而且客人们的活动也是“不乖”的和“乖”的都有，也没有圣诞老人去监督他们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的和消费主义都曾不被接纳。当时最接近圣诞老人的应该算是斯大林了，从下面这首发表在1949年人民日报的诗中可以看到：
当时，庆祝圣诞节是为了对外国人表示友好和慷慨。1956年的圣诞节，中国政府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了庆祝活动，接待了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孩子们。
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之后，圣诞老人的名字才进入中国。圣诞老人的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很快被人们接受，同时也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影响。
在广州，你会看到骑着哈雷机车的摩托党，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给老年人送礼物;在北京，庆祝节日的人们参加圣诞大暴走，身着红色和白色的衣服，走街串巷地传递圣诞节的快乐，当然，还少不了喝些酒。
不过圣诞老人也不是在哪儿都“备受欢迎”的。20xx年，浙江省温州市的学校禁止举办任何圣诞主题的庆祝活动。温州晚报上有相关报道：“我们并不是要抵制西方节日，我们只是希望学校可以在过洋节的问题上平衡一下。学生可以了解西方的节日，但是他们不应该对这些节日过度关注。”
同一年，西安的西北大学让学生们在圣诞节前夜观看一部介绍孔子的纪录片。新京报报道了这件事，称西北大学的老师们会守着教室的门，“哪个学生要是离开教室就处罚他。”成都市修建一个圣诞节的主题乐园的计划也最终未能实现。
不过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应该算作圣诞老人的“礼物之乡”了，美国和欧洲销售的大部分圣诞礼物都产自中国，全世界60%的圣诞节装饰品都是在义乌生产的。
圣诞节与中国的故事
圣诞节，英语称为Christmas，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具有较强的背景，所谓现代主要由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等组成，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建、利玛窦来华，开启近代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1820xx年，新教马礼逊也来华传教，伴随着的传播，圣诞节等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也开始进入中国。圣诞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故事，就此开始。
“圣诞节”在中国早已有之，并不是现代圣诞节的意思
与这种外来宗教不同，圣诞节其实是个中国传统名词。在的耶稣生日作为圣诞节传入中国之前，就已存在了上千年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提到过圣诞节，曾为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作序，内中有云：“采天长为名，将传之无穷，纪圣诞之节也。”
中国古代的圣诞节，实际指的就是“圣旦”，也就是皇帝的生日。从唐代开始，皇帝生日成为了正式的圣诞节。
到了宋朝，不仅中原汉王朝开始把圣诞节作为每年皇帝生日来纪念，北边的契丹辽王朝也开始了相应的节日纪念活动。等到了明代，不仅皇帝的生日是圣诞，皇帝媳妇皇后的生日、皇帝母亲皇太后的生日也都成了圣诞节的组成部分。到了清代，《大清会典》对皇帝皇后等人的圣诞日期和庆祝规格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在古代封建王朝的推动之下，圣诞节在民间也相应的实现了普及化——各种神、仙、佛、菩萨的生日都可以是“圣诞”，从如来佛到观世音，从吕洞宾到各色神仙，生日都算圣诞。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张道士也说过给大仙“遮天大王”做圣诞。即使在西方的圣诞节已经正式出现的中国近代，圣诞节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孔子生日。鲁迅在《三闲集·述香港恭祝圣诞》中写道：“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