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反帝反封建历史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求是网:刘老师,您的《革命与破坏的考辨》一文,论证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也表达了您肯定革命的学术立场。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即“两条线索”的中国近代史。进入新世纪以后,他们还特别提出,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您对这种“告别革命”的观点持何看法?
刘润为:说到中国近代历史,其“历”上下109年;其“史”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你的本事再大,也不可能一气吞下这么多东西。研究中国近代史,只能一条线索一条线索、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研究。这好比穿糖葫芦,这样一穿成了一串,那样一穿又成了一串。穿的串串越多,我们就越接近历史的全貌。所以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是一条线索,也不是两条线索,而是N条线索。
不过,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各条线索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或影响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主次之分、本质方面与非本质方面之分,甚至还有一级本质与二级本质之分。显而易见的是,反帝反封建,也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一条线索,才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方面。没有反帝反封建,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多年来,史学界有人企图通过抬高蒋廷黻或“自铸伟词”来反对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矛头所向还包括**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这本书有没有毛病?当然有,当然可以讨论、可以批评。比如说我,就不同意将义和团运动看成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没有比较完整、稳定的奋斗纲领和相对严密的统一性组织,准确地说,它是一场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如果连胡绳提出的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和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都一起反对掉,也就消解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从而斩断了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联系。
二是各条线索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比如说,你搞中国近代服饰史或礼仪史,就必然要碰到这样的问题:官员的补服为什么改成了中山装?跪拜、作揖为什么换成了鞠躬、握手?大人、老爷的称谓
为什么被先生、同志所取代?研究这些问题,是绕不过辛亥革命的。再举一例,就是蒋廷黻的近代化线索。从这条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这位蒋先生却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能否赶上西洋,实现近代化。而要赶上西洋,就不能反抗西洋。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他大胆假设,如果让林则徐再战,则必然失败,“败则中国会速和”,“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从这种妥协史观出发,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力主“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吹捧**的不抵抗政策,说“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宝贝光阴的建设,这是蒋先生深谋远见的结果。”一直到1965年,他在临终遗嘱中,仍然将当年未能实现中日媾和引为终生的憾事,而此时此际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20个年头。“信念”固然执着得可爱,但是他的那一套东西符合近代中国的实际么?按照他的主张,旧中国能够实现近代化么?一条好端端的线索,就这样被蒋先生搞砸了,可惜呀!倘若不对反帝怀有偏见,循着这样一条线索沿波讨源,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现中国近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而要学习西方,就必须反抗西方的侵略;不把西方的侵略势力赶出中国,就无法学习西方,当然也就不能实现近代化。你们看,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方面,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主导着其他线索,躲也躲不开、逃也逃不掉。换一种说法就是:离开反帝反封建,其他的一切线索都无所附丽,因而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近代史。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把他的脊梁抽掉,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至于你们说到的另一条线索,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当然也要研究,而且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在这条线索上,还可以再续上几个线段,如清末新政、民国宪政、第三条道路等。但是,这些研究只要是沿着求实的方向前进,就会清晰地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用平和的手段、改良的办法来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如果你的动机就是要“告别革命”,消解反帝反封建的主线,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但以尴尬收官却不可以怨天尤人。
范文二: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
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
2009-07-12 08:03阅读:709
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
李新宇
只要谈到“五四”,人们就会想到“反帝反封建”。因为从中学课本到大学的相关教材,都是这么讲的: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其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从专业的工具书到面对大众的一般词典,也多是这样讲的:“我国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②]
这一切都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但在其开始,说法并不那么肯定,也不那么一致,而且还有一些论证。比如,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已经这样认定:“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运动。”但对每一点都有说明,对反帝反封建的说明是:“在初期文学运动中,虽说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在鲁迅、钱玄同以及后来的茅盾、郭沫若的许多论文中也都充满了这一精神。”[③]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一章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但论述也颇费周折:一是首先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反帝反封建性质,其次确定新文学的政治归属,然后进行这样的强调:“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加载中...
内容加载失败,点击此处重试
加载全文
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姿态出现在中国革命思想战线上的。”二是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并无反对帝国主义的主题,所以进行了这样的推论:“它是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而在中国,由于历史的特殊规定,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是没有办法可以分割开来的,所以实际上,它又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④]但到后来,人们就不再这样费力了,直接陈述,似乎一切都是无须证明的事实。
**过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学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比如,“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性质受到质疑,“人民大众的”也逐渐让位于“知识分子”,但“反帝反封建”却虽经近30年的“重写”而未有多少改观。变化是有的,比如多数人不愿重复那些耳熟能详的权威语句,所以费尽心机另寻新词语,但实际内容大多一如既往。再比如,不再勉强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反帝的,而是把它与学生运动分开来说:新文化运动是“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是“反帝”的,但合起来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正因为这样,无论是报刊上的文章,还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和考卷,论及“五四”,都要大谈“反帝反封建”。
然而,这个结论真的不存在问题或无须审查吗?显然不是。作为五四过去之后的一种概括,它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本文无意于判断此类结论的对与错,只是对相关史实和这种说法本身的形成过程做一些考察和辨析。
一、五四“反帝”史实考
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五四是“反帝”的吗?
众所周知,所谓五四,事实上有两个概念:一是狭义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一是广义的五四,包括从1915年开始的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所以应该分开考察。已有学者告诉我们:找遍1915-1921年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文章和言论,没有发现“反帝”一词,也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⑤]。老实说,我一直有这样的猜想,却未敢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我没有读遍全部相关文献。我不知道该文作者的考察是否绝无遗漏,但我相信这个结论是比较可靠的。这不只因为我对文章作者的信任,而是基于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把握和推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西方文化崇慕有加,把西方列强作为学习的榜样,所以是不会轻易反帝的。虽然“帝国主义”一词早已引进,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创刊之前已开始使用,但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与后来的概念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时缺乏反帝的动机。因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后,中国进入一个更为开放的时期,与西方列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来华投资、经商、传教和从事卫生、教育事业的外国人没有多少冲突。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外交事务进展比较顺利,唯一不和谐的音符来自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个事件刺痛了国人,引发了国民的反日情绪,但反日目标非常明确,没有人因此迁怒于列强。新文化运动兴起于这样的时刻,陈独秀等人缺乏反帝的意识和动力,这是不难理解的。
正因为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开始到高潮,都致力于唤醒个人。他们的唤醒个人不同于后来出现的“唤醒民众”或“唤醒大众”。后来的“唤醒”往往是要带领他们完成某种事业,比如“反帝”或“反封建”,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唤醒”却只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立人”的事业,虽然与“强国”或“救国”并不矛盾,但最终目的却在人而不在国。这是当今学界许多人都不明白或不愿明白的,但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们那里,这种关系非常明确:国家是为人而存在的,救国的目的是为了人,这种关系不能颠倒。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是在辛亥革命这场政治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的一场文化补课,尽管一开始就不能不面对“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干扰,却没有影响陈独秀等人的既定方针,且不说反帝反列强,就是反日也没提上议事日程。所以,考察《新青年》等刊物当时的文章,不见“反帝”的内容和字样,是正常的。即使采用当代学界处理这个问题的主流做法,把列强等同于帝国主义,反列强就是反帝,结论大概仍然一样:新文化运动并不反对列强,也没有“打倒列强”之类的口号。
那么,五四学生运动是否“反帝”呢?不错,五四学生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按照某种逻辑,似乎爱国就应该“反帝”。一些论者也正是这样把二者联系起来,称五四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但历史提供的事实是:五四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但爱国并不一定“反帝”;五四学生运动是反日的,但“反日”与“反帝”显然有别。对于五四学生来说,反日情绪由来已久,却只是就事论事,并未上升为“反对帝国主义”,更没有把反抗的目标扩展到其他所谓帝国主义国家。
考查学生的行动,各种原始材料告诉我们,在去赵家楼之前,各校的学生队伍秩序井然,面对外国人和西方列强使馆,学生的举动是彬彬有礼的。尽管不少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夸下海口而未能兑现心怀不满,对英、法等国为各自的利益而支持日本有所非议,但他们集会游行的目的仍然是“请求”而不是“抗议”。这在他们的宣言和说贴中都表现得非常清楚。《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说:“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那样彬彬有礼地向各国使馆递交说帖,而且说帖的语言是那样谦恭而委婉:“大美国公使阁下: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吾人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⑥]从这份说贴,可见学生对所谓“帝国主义头子”的基本态度。面对列强,他们不是抗议和声讨,而是请求他们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在和会上主持公道。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学生们为什么在东交民巷遇到拦截时没有愤怒,而是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每周评论》5月11日的报道说:“到了东交民巷西口,使馆界巡警不放行。先是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说很欢迎的。到西口的时节,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要让我们从美兵营和美使馆的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大家只好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递上说帖。”[⑦]。也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以暴力攻击使馆,而把全部的愤怒发泄到了赵家楼。这一切足以说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只是“反日”,并未“反帝”。后人可以批评他们缺少反帝的自觉,但不能改写历史的事实。
考查当时学生的言论,无论是宣言、口号或通电、演讲,都未表现出“反帝”或“反列强”之意。宣言主要是两份:一份是罗家伦临时挥就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正是它提出了五四学生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纲领,准确有力,旗帜鲜明,具有高度概括性。另一份是许德珩精心撰写的《天安门大会宣言》,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出现了“手枪炸弹”,但所要对付的却不是列强,而是“甘心卖国,肆意通奸”的中国官员。两份宣言都没有反帝的词语,也没有反列强的内容。细查保存下来的全部口号,对外的主题是“外争国权”,但“争”的手段不是“反”,而是这样的“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拒绝签字巴黎和约”之类的呼叫。即使对日本,学生的态度也并不激烈。从对内的口号可见,学生们并非不会使用“语言暴力”,如“卖国贼宜判死刑”,“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都出现了,但这种语言暴力只用在卖国贼身上,没有对外使用。考察今天仍能见到的学生演讲内容,情况与口号大致相同,“外争国权”并没有引伸为打倒列强。
那么,在学生运动演化为工人和市民参加的运动之后,是不是情况有所变化呢?进入6月,工人、商人和广大市民开始参加这场运动,但运动的性质并没有变,斗争目标也没有变。从上海商业团体的通告、电报等可以看到,他们强调这次举动只是表达爱国热诚,对本国政府有所要求,并无排外之意,希望外国人能够谅解,不要产生误会。上海市学联与各社会团体集会演讲,也都强调罢市不是排外运动,甚至也不是排日,要求与会者劝说他们的朋友协助维护和平和秩序。在上海等地的罢工中,没有出现学生和工人冲击外国工厂的行为。在上海,大学生甚至劝说在外资工厂上班的工人不要罢工,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与外国企业主关系不大。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学生的目的仍然非常明确:一是希望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主持公道;二是希望本国政府不要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所以,面对在华外国人,他们表现了足够的尊重。这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施恩的文字可以证明的。
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他们的态度都不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众所周知,后来被称作帝国主义的西方列强在五四时期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坏印象。尤其是美国,在和会上并未偏袒日本,也不是没为中国尽力。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人们是清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民主政治虽不成熟,但国事大多透明,政府没有垄断和封锁巴黎和会的消息,所以“和会暂收”、“五国共管”等方案的提出也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努力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之间早有换文,威尔逊总统才表示爱莫能助。即使如此,威尔逊也没有放弃帮助中国的努力。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学生自然没理由对列强怀恨。游行队伍高喊“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五四运动并不反帝这一点,当时的人们是清楚的。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后来都对五四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⑧]这种批评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情形。
五四学生运动缺乏反帝意识,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可以得到证明。虽然1949年之后的回忆大多是按照已经形成的权威结论写的,但仍有不少真实情况的透露。比如,**说:“‘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在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明确起来。”[⑨]王统照也说:“那时还没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集中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以及惩办卖国的军阀官僚。”[⑩]张国焘则说:“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11]
由此可见,在五四当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是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都没有“反帝”意识,运动中也没有出现反帝的口号。
“反帝”或“反对帝国主义”是在1922年进入中国的,作为一个思潮的形成,是在1925年。那是五四过后的事了。
二、五四“反封建”概念析
与“反帝”一样,“反封建”也来自事后的追认。而五四当时的人们,无论是学生运动的领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都没有这种说法。关于五四反封建之说,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概念本身。“封建”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本土;二是西方。
作为中国本土的“封建”,是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即“封土建国”,天子把土地分给宗室或功臣,授予爵位,使其在各自的领地上建国。《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说的就是这种制度。关于这种制度,有人认为自尧舜时代已经存在,但有据可考的基本形态主要在西周。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正是在西周封建基础上形成的。在“封建制度”之下,诸侯拥有封国的土地、人民以及一切资源和收益,同时对周王室承担义务。这种封建制度类似于当代人容易理解的逐级承包,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还可以继续分封。
秦统一中国之后,“废封建,立郡县”,建立了皇帝集权的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汉代之后仍有某些遗留,但“百代皆行秦政法”,皇帝无论把土地和爵位赐予儿子还是功臣,都常常是“封而不建”、“建而不主”,并未改变皇权专制的基本性质。所以,在秦朝之后,中国古义的“封建社会”已不存在。
作为西方的“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中,它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西欧中世纪全部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关系体系,最狭义的用法是指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feudalsociety)指的是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其最根本之处,就是封君和封臣以土地为依托的契约关系:封君给封臣一份土地,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封君忠诚,并承诺进贡和武装保卫的义务。在这种制度中,土地是封建关系赖以建立的纽带。在封君把土地给予某人之前,先要让他成为封臣。这需要一个象征性的仪式,称为(commendationceremony)。在誓言中,封臣承诺为封君而战斗,并且对其忠诚。这种仪式完成之后,双方就建立了封建关系,确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封君不仅给予封臣土地,还必须保护封臣不受伤害。封臣的回报主要有二:一是进贡,二是应召作战。很明显,这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交换,封君得到了保卫者,封臣得到了土地收益,彼此承认应有的权利。正因为这种契约关系的存在,封建社会是很容易进化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
中国的情况显然与此不同。尤其是秦汉以后,不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并无契约,即使是朝廷大臣,说到底不过是皇帝的奴仆;所谓封疆大吏,也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与西方封建制度比较接近的是西周,但也并不完全相同。正因为这样,对于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起止何时,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史学家认为中国不曾有过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承认中国有封建社会的学者中,也大多倾向于把中国的封建社会限定于商周。胡适把殷商和西周称作封建时代,把秦汉以后称作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周谷城认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之前是封建制,秦之后是统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从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进行研究,也认为封建社会是由周武王建立而由秦始皇结束的(《中国封建社会》,1936)。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序言中说:“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国史大纲》,1939。)梁漱溟也认为封建制度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则是官僚政治(《中国文化要义》,1949)。总之,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有西方那样的封建社会,更不认为自秦至清都是封建社会。
但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阶段”,表现为“五种形态”。这被一些人认为是人类历史的普遍模式,于是就要在中国历史中找出相应的阶段。其实,相对于奴隶社会而言,寻找封建时代并不难,因为早有西周“封建”之说,如果确定西周为封建时代,是容易被接受的。但是,那样会带来一个问题:按照“五阶段”模式,封建社会之后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能说秦始皇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吗?要证明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显然非常困难。那么,就要为它重新命名,但重新命名就会有违“五阶段”模式。所以,这个断代工程并不顺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已经被确定为“反帝反封建”,如果承认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在两千年前结束,反封建就失掉了现实依据。因此,既要符合“五阶段”模式,又要证明反封建的必要,就必须让“封建社会”延伸到当下,在现实中找出“封建”或者是“半封建”。在一些人那里,学术观点是可变的,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是可变的,但“反封建”任务的正确性却不能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学术,只有“削足适履”一途。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时史学界论争中的种种难解之谜。
适应了这种要求的学者首先是郭沫若。他与多数学者的不同在于,他能够彻底抛开中国固有的“封建”本义,也不拘泥西方“封建”的本义,全力建构中国历史的“五阶段”模式。他把商周看作“奴隶制”,把秦汉以后看作“封建制”,把“土地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反的要素作为“封建”的特点,认为秦始皇是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翦伯赞等人本来是持西周封建说的,后来也改变观点,称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
就在这个基础上,**于1939年发表了他的见解:“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许多别的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大约四千年之久。……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12]有了这个论断,左翼学者的论争逐渐消失,秦以前和秦以后的两千多年就都成了封建时代。到1949年前后,持不同见解的学者纷纷修改自己的观点,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学界终于形成“共识”,大、中、小学教科书都以统一口径叙述,造就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历史知识。
可是,只要真正进入历史,却不能不感到奇怪:真正实行“封建”制度的周朝偏偏被说成是“奴隶社会”,而“废封建”之后的秦汉至明清,反而成了“封建时代”!它导致了“封建”一词的严重混乱。在当代中国,“反封建”的口号一直喊得很响,但“封建”二字却所指不明,既不能按照中国古义理解,又不能按照西方词义理解,而是可以随意泛化。比如,把通过自由买卖而获得土地的地主称作“封建地主”,把不愿加入人民公社的贫农称作“封建势力”,把求神拜佛称作“封建迷信”……在此背景上,五四所反对的专制主义也必须与“封建”联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封建专制”、“封建专制主义”等五四那代人从来不曾用过的离奇概念。
我之所以说它离奇,因为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明白,封建与专制是对立的。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在马恩那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两个不相兼容的概念”,“专制主义只存在于没有封建主义的东方社会”,“西欧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因此没有专制主义”。[13]“通览马克思论著,尤其是晚年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即可发现,他反对历史单线进化论,一贯致力于对中古世界多途演进的研究,不同意以西欧模式套用东方,批评滥用‘封建’,认为土地自由买卖的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14]
然而,在我们多数人的笔下,在我们的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中,却仍然大量使用着这些概念。结果是使五四反对的东西裹进了“封建”的迷雾之下,很难为一般人知晓。
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定过程
“反帝反封建”口号提出的时候,五四已经过去几年,所以不可能直接指导五四,也无法穿越时间隧道而跻身于五四口号之中。五四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追认过程。
根据容易看到的材料,最先把五四与反帝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的是李大钊。1924年5月1日,他在《这一周》中写道:“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15]这是关于五四反帝反卖国贼的最早论述。接着是瞿秋白。1925年,他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中认为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爱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曹、章、陆等,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便把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更变了,换句话说,便是把义和团失败之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16]在这里,“卖国贼”已开始向“官僚和军阀”转换,反帝的意义被特别强调。
进入30年代,在进行新的文化革命时,瞿秋白对五四进行了这要的评价:“‘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作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他仍然承认五四有“光荣的遗产”,但做出了新的选择:“‘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虽然所有这些抵抗的革命的倾向,都还是模糊的和笼统的,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只有它能够反对着资产阶级,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而继承那种极端的深刻的对于封建残余的痛恨。”[17]从中可见,瞿秋白一方面赋予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将其纳入民族革命的范围,一方面又看到了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对它进行了否定。有时把自己与五四挂接在一起,有时则宣布与五四决裂,这是当时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对五四的矛盾心态。承认五四还是不承认五四,如何处理左翼文化与五四文化的关系,当时尚未定论。所以,包括茅盾等人在内,都有这样的认定:“‘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18]重要的是,30年代的左翼不能接受五四的“爱国”,却能接受“反帝”,因为按照当时的认识,**的国家是属于帝国主义的。正因为这样,在因中东路事件而引发的中苏冲突中,他们才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和“打倒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口号。然而,这种情况在抗战前夕有所改变,**、艾思奇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抛弃了五四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却声称要继承和发展五四启蒙运动。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强调抗日救亡。如果把**看作“封建军阀”,“新启蒙”正好适合“反帝反封建”的帽子。
在这个基础上,权威的结论出现了。1939年5月1日,**发表《五四运动》一文,认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19]。三天之后,他又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强调五四“反对卖国政府”的精神,肯定五四运动“是为着反帝反封建”的。[20]又过了半年多,1940年1月15日,**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进行总结,涉及五四,他集中强调了几点:一、“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二、“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1]
至此,关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定全部完成。剩下的就是学者们的具体论证了。
四、五四领袖们的异议
五四“反帝反封建”之说在当年的领袖人物中显然未能达成共识。把《新青年》集团和学生领袖放在一起考察可见,多数人没有把五四的努力看作反帝反封建,也没有使用这个词语。在他们当中,有人表示坚决反对,有人不予理睬,却没有人接受并使用这一词语。
在反对者中,胡适是有代表性的,他明确表示不赞同,并且对“反帝反封建”本身一再质疑。在反帝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胡适坚持批判中国传统,并且为所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而辩护。他列举中国人对女人和孩子的不人道,然后对西方传教士表示感谢:“他们传教之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当人看待。”[22]“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的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不人道的,野蛮的。”[23]他提倡民族反省,对排外浪潮表示不满:“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何以我们跌倒了便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面对反帝运动中出现的现象,他非常反感地说:“义和团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24]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是没有“帝国主义”的,他的理由是“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面对“贫穷源泉于帝国主义侵略”之说,胡适问道:“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真不贫穷吗?”面对“扰乱由于帝国主义操纵”之说,胡适问道:“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面对“帝国主义以鸦片亡我中国”的说法,胡适说:“鸦片固是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情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25]他认为,把中国的问题推到洋鬼子身上,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却也是自欺欺人的办法,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也没有“封建主义”。他的理由是“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26]。他说:“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和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他密切关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讨论,举出一个例子:有人在两个月之前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封建时代历经黄帝和尧舜禹汤,至周武王完成,到秦毁坏了。两个月之后就完全变了说法,认为封建国家是在秦始皇确立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如此让人捉摸不定,那么,作为革命对象的“封建势力”是什么呢?胡适感觉同样摸不着头脑:“去年《大公报》上登着一位天津市党部的某先生的演说,说封建势力是军阀,是官僚,是留学生。去年某省党部提出一个铲除封建势力的计划,里面所举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把持包办以及含有占有性的东西,故祠堂,同乡会,同学会都是封建势力。然而现代的把持包办最含有占有性的政党却不在内。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是封建势力。”[27]
因此,对于反帝反封建的说法,胡适曾经讽刺说:“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里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28]胡适的说法真是不幸而言中,“反封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宣布完成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却不但没有打倒,反而迅速发展起来,就连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的一些东西,也得以东山再起并招摇过市。
在反帝高潮兴起之际,钱玄同也曾多次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在《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说:“咱们被人家侵略,绝对的不应该投降,绝对的应该反抗。这是天经地义,不容丝毫疑惑的。”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外国。他认为重要的是“唤醒国人”,但唤醒国人不是让他们去喊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反省自身。像胡适一样,钱玄同强调的是反省。他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老爹这三句话,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帝国主义者侵略咱们,咱们固然应该反抗他们,但断不可一味的愤恨他们……是个国民,才有抵御外侮之义务,奴才配有吗?二千余年以来之中国人既束身于《婢仆须知》之中,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固其所也。”[29]他又说:“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向咱们施行帝国主义的外国的文化,都比咱们高得多多,咱们不但不应该‘排’它,而且有赶紧将它‘全盘承受’之必要,因为这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中华民国也应该受这文化的支配。”[30]
从逻辑上上讲,对于五四“反帝反封建”之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应该是赞同的,因为那正是他们所建立并领导的政党宣传的,体现着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可是,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尽管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把传统的弊端称作“封建之遗”,而且在1922年之后积极推动反帝运动,却拒绝把秦以后的时代认作封建时代。在他的言论中,很少出现“反帝反封建”连用的现象,更未说过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陈独秀表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毁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31]他的见解显然也有问题,把革命对象确定为资产阶级也未必正确,但由此可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并不赞同把针对现实的斗争称作“反封建”。李大钊的情况与陈独秀大致相同,在五四过后积极鼓动反帝运动,笔下不乏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并且强调过五四学生运动的反帝意义,却从未说过五四“反封建”。他对中国农村经济有过细致的研究,也没有使用“封建”二字。
鲁迅等人则对“反帝反封建”始终未赞一语,所有著作中都不见这个词汇,更没有用它概括过五四。
原载《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
\每天一下让视力恢复到5.2
分享
我的博客
微博
微信
朋友圈
11
N
同时转发到微博
发送
范文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
反帝反封建的口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多选题》 (2)
18.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出现了(D)
A官僚买办资本家 B农民阶级
C民族资本家D官僚地主和城居地主
23、中国近代史上标志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的是在( B)
A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B第二次鸦片战争
以后
C甲午战争以后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
9、太平天国之所以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最主要是因为(C)、
A其规模和延续时间均属空前B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政权
C制定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D对封建王朝的打击空前沉重
10、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是( B )
A安庆失陷 B天京变乱 C洪秀全病逝 D天京陷落
15、1898年发表《劝学篇》一文,对抗维新变法的洋务派官僚是(C )
A.李鸿章 B.左宗棠
C.张之洞 D.刘坤一
19、洋务运动前期李鸿章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 A )。
A(安庆军械所 B(江南制造总局 C(福州马尾船政局
D(天津机器制造局
20、由李鸿章管辖的清政府海军主力是:B
A、广东水师 B、北洋水师 C、南洋水师D、福建水师
21、左宗棠开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 C )
A(湖北织布局 B(继昌隆缫丝厂 C(福州船政局 D(发昌机器厂
22、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打出的旗号是 ( D )
A(“师夷长技以制夷” B(“自强”
C(“扶清灭洋” D(“求富”
23、对洋务运动的下列评价中,不正确的是( C )。
A(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B(对外国经济的扩张起了一些抵制作用
C(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D(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
27、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影响较大的报刊是( A)
A.《时务报》 B.《国闻报》
C.《湘报》 D.《万国公报》
30、戊戌变法运动的突出历史功绩在于(C )
A挽救民族危亡 B推行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
C促进思想启蒙 D极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7、民国初年两次帝制复辟失败的共同原因是(D)
A资产阶级力量强大B孙中山高举反复辟旗帜
C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 D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
人心
12(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初步形成的事件是(A )
A兴中会成立B 1895年广州起义
C三民主义的提出 D华兴会的成立
14(武昌起义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是(A )
A湖北军政府 B湖北咨议局
C中华民国政府 D南京临时政府
24、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 C )
A列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B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C袁世凯在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D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介绍到中国
25.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A)
A陈独秀创办《新青年》B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
C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D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26.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 B )
A资产阶级维新思想B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C兼容并包的思想 D社会主义的思想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开端的标志是( B )
A(新文化运动 B(五四运动 C(中国共产党成立 D(新中国建立
2、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C)
A.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 B.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C.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D.土地革命总路线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的起点是( A )
A.香港海员罢工B.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C.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D.省港工人罢工
13(1915年,护国运动开始,与之相隔12年的历史大事是( D )
A(中国共产党成立 B(五四运动爆发
C(五卅运动爆发D(国民大革命失败
14、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最主要的依据是(D )
A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口号
B十月革命影响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C青年学生领导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D无产阶级成为运动主力
15、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于(A)
A上海B北京C武汉 D长沙
16、中共一大确定的党的中心任务是(C )
A实现共产主义 B加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
C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 D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17、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D)
A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B组织革命武装
C发动工人罢工D制定完整的革命纲领
18、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会议是( B)
A(共产党一大 B.国民党一大C共产党二大 D共产党三大
2.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针的会议是
(A)
A.八七会议 B.古田会议 C.遵义会议 D.洛川会议
5、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是( C )
A(南昌起义 B (秋收起义 C(三湾改编 D(广州起义
8、1930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其主要领导人是(D )
A.梁漱溟 B.黄炎培
C.张君劢 D.邓演达
11、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是(B )
A.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B.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C.私人资本主义 D.国家资本主义
8、在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军侵略的中国军队是 ( )
A.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B.八路军
C.国民党第二十九军 D.东北军
9、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事变是(C)
A九一八 B华北 C 七七 D八一三
10、确立**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大会是( )
A(中共一大 B(中共二大 C(中共七大 D(中共八大
11(**对实事求是这句古语作出全新解释的文章是( C)
A《反对本本主义》B《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C《改造我们的学习》 D《共产党人发刊词》
15、1945年4月,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中的解放区代表是(C )
A.** B.**
C.** D.王若飞
16、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首次大捷是( )
A(淞沪会战 B(太原会战
C(平型关战役 D(徐州会战
24、第一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
A、反对主观主义B、反对宗派主义 C、反对官僚主义D、反对党八股
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通过重庆谈判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时间
是 (C )
A.1945年8月 B.1945年9月
C.1945年10月D.1945年11月
4、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的口号是(C )
A.和平、民主、团结 B.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C.打倒**,解放全中国 D.将革命进行到底
5、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其标志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
A.中原解放区B.晋冀鲁豫解放区
C.陕北解放区D.山东解放区
6、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
A.《国共重庆谈判纪要》B.《国共重庆谈判协定》
C.《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协定》 D.《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0、1949年6月,**发表的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建国主张的著作是(D )
A.《新民主主义论》 B.《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C.《论联合政府》 D.《论人民民主专政》
11、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地点是 ( C)
A北平 B延安 C西柏坡D上海
12、1948年4月,**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著作是()
A.《新民主主义论》 B.《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C.《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D.《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多项选择题:
综述
5、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来源于( ABCD )
A(官僚 B(地主C(商人D(手工业作坊主 ,(包买商人
9、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因为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ABCE
A(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B(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C(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D(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E(中国出现了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思想
17世纪以后的中国,未能赶上世界的先进潮流,越来越落后于西欧。主要的原因是下列哪
些因素在清代中叶以后已经成为新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桎梏 ( BCDE )
A(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B(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C(以家庭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
D(以封建经学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结构
E(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
1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是( BE )
A(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B(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C(军事上的软弱D(买办的封建性
E(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
14、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对中国社会早层的影响 (ACDE )
A(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
B(扼杀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C(使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甚至迟滞
D(造成了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
E(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15、鸦片战争后新产生的阶级有AE
A(工人阶级B(小资产阶级C(农民阶级D(地主阶级E(资产阶级
第一章
1(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如:
有(ACDE )
A(协定关税 B(投资设厂,驻扎军队 C(设置租界D(领事裁判权E(外国军队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海
2(中国民族觉醒意识的口号是(BC )
A(扶清灭洋B(救亡图存 C(变法图强 ,(振兴中华,(自强求富
4(下列条约中涉及香港的有( ACE )
A.《南京条约》B.《辛丑条约》 C.《北京条约》
D.《黄埔条约》 E.《拓展香港界址条约》
6(抗日战争以前的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无一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原因在于( AC )
A.社会制度腐败 B.民族意识没有觉醒
C.经济技术落后 D.武器装备落后E.战略方针错误
9、19世纪70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其主要表现有( 、ABCDE )
A.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
B.法国从越南侵犯广西
C.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
D.日本吞并琉球,侵犯台湾
E.英国从缅甸入侵云南
10、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斗争有(AD )
A.太平天国运动 B.戊戌变法
C.义和团运动 D.辛亥革命
E. 洋务运动
11、近代中国,列强对华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是BCDE
A. 割占殖民地 B.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C.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D.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E.控制中国通商口岸
12、近代中国,列强对华文化渗透主要表现在BC
割占香港,还
篇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终没能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
为什么中国在1840-1919年间挺不直腰杆
——革命与符合国情的治国方案
关键词:改良; 革命;治国方案;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内容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本国残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来,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试图通过改良的途径拯救中国的危亡。
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 中国人民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而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帝反 封建斗争。但是,在这些斗争中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
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最终没能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这是因为不少的中国人民仅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社 会状态以及拯救中国的存亡。事实上,只有通过革命和有符合国情的 方案才能争得民族独立,
才能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改
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从而使中华民族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接下来将结合具体事例来证明这个观点。
一、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1864年)
太平天国是清朝后期,由洪秀全(称号“天
王”)建立的政权。1851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1851年成立太平 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1864年天京陷 落止,存在14年。太平军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100万
人,实力雄 厚,但天京变乱后,由盛转衰。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
从政治上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 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 力量。但是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从 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因而走向了失 败的道路。
二、维新运动(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
维新运动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 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 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支持新政的光绪推行速度过快,因此变法被 相对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慈禧太后 因此获得实权。维新运动失败。
从政治上来看: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 但是他们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根本是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以至于完全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和符合国情的方案,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三、辛亥革命(清宣统三年)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但是最后辛亥革命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政治上来看: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营垒。辛亥革命仅仅是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从这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要有适合国情的治国方案。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肯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因此仅是以改良方式或是只是通过改革而没有符合国情的治国方案来进行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不可能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篇三: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
1、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______。(1)
1、科学 2、法制 3、和平
2、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修正最大的
特点是把( )写入党章。(2)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科学发展观 3(构建和谐社会
3、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2)
1、签订二十一条 2、巴黎和会 3、八国联军入京
4、()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3)
1(**理论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3(科学发展观
5、党的十七大于()在北京隆重开幕,于()胜利闭幕,会期7天。(2)
1.10月14日,10月20日2.10月15日,10月21日
3.10月15日,10月22日
6、(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2)
1(“一国两制”旗帜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3(民族区域自治旗帜
7、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
1、1921.7.232、1919.7.23 3、1920.7.23
8、(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3)
1(改革开放 2(科学发展 3(解放思想
9、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1)
1(发展 2(以人为本 3(全面协调可持续
10、在中国土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1)
1、李大钊2、** 3、陈独秀
11、根据十七大报告,为保证群众基本用药问题,应。(2)
1、低利润销售药品 2、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3、建立统一的药品信息库
12、**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伟大旗
帜,为夺取()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2)
1.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13、拉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历史事件是( )。(2)
1 辛亥革命2 五四运动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4、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
召开。(3)
1、北平2、广州3、莫斯科
15、十六大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伟大旗帜,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开创了()事业新局面,
开拓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境界。(1)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社会主义建设3、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6、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是陕甘宁边区,其
主席是。(3)
1、徐特立2、**3、林伯渠 17、中国共产党阐明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的理论是在( )。(2)
1 中共一大 2 中共二大 3 中共三大
18、1940年1,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
家,做了系统的回答。(3)
1、矛盾论2、实践论3、新民主主义论
19、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3)
1、宪法 2、组织法3、婚姻法 20、党的( )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3)
1 二大 2 三大3 四大
21、()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3)
1.与时俱进 2.开拓创新 3.解放思想
22、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提出的总口号和总任务是(1)
1、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
2、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3、进行土地改革 23、党的( )在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2)
1 四大2 五大 3 六大
24、在党的八大会上,。(2)
1、** 2、** 3、** 25、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重要讲演( ),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
修养的内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3)
1.《关于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 2.《我的修养要则》 3.《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26、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必须坚持()。(3)
1(“四有”新人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3(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27、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要以()为基础。(2)
1(慈善事业、商业保险 2(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3(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8、十七大报告中的中国外交新理念是()。(2)
1(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2(和平、和谐、共赢 3(加强多边外交
29、党的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初步阐述了。(2)
1、党的文艺工作政策2、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3、一国两制的构想
30、()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2)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3.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31、( )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3)
1 国民党二大 2 中共四大 3 国民党一大
32、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保持(3)
1、与时俱进2、四项基本原则3、党的先进性
33、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1)
1、实现共产主义 2、实现四个现代化 3、实现小康社会
34、党的根本宗旨是(1)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建设特色社会主义3、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5、()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1)
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6、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3)
1(发展2(全面协调可持续 3(统筹兼顾 37、秋收起义时,**领导的革命队伍称为( )。(3)
1 工农红军 2 国民革命军 3工农革命军
38、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始于( )。(1)
1 三湾改编 2 秋收起义 3南昌起义
39、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
游击战争的是( )。
(3)
1 彭德怀、项英 2项英、**3项英、陈毅
40、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列( )是十七大报告的新提法。(3)
1(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41、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武装起义是( )。(1)
1(南昌起义 2(秋收起义 3(广州起义
42、“**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 )。 (3)
1.张闻天 2.** 3 **
43、( )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2)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坚持改革开放44、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 )构想获得巨大成功。
(2)
1.改革开放 2.“一国两制” 3 单边外交
45、十七大党章要求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不断推向前进。(2)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6、( )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1)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3(建成和谐社会
47、()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
1(实现科学发展观之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
48、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举行了最高级别谈判,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 (3)
1.停战谈判 2.南京谈判3重庆谈判
49、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科学理论。(3)
1(既一脉相承又完全一样 2(既超越前者又与时俱进
3(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50、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 )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3)
1.联邦制 2.一国两制 3.民族区域自治
51、党的“二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 )的民主革命纲领。
(2)
1、科学与民主2、反帝反封建3、打倒军阀,实现共和
52、**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是在( )。(2)
1 南昌起义时2 八七会议上 3秋收起义时
53、中国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的正式形成。(2)
1、北伐战争 2、第一次国共合作3、统一战线
5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世纪最显著成就是( )。(1)
1( 快速发展2 与时俱进3 科学发展
55、下列( )不属于十七大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正。(3)
1(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入党章
3(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
56、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2)
1(发展2(以人为本 3(全面协调可持续
范文四: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
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 中学历史课本中所讲到的和所提到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无不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给予评价和结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部“伟大的”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
事实是这样的吗,先说反帝: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来自于基督教,洪秀全称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称为天王。称当时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为“洋兄弟”。从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就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不敢与列强斗争。曾有一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英国军舰“李氏号”在南京江面遭太平军误击,洪秀全立即斩杀发炮士兵,向英人道歉,并希望英人助其灭清妖,并写一首打油诗,向英人表示“我朝只于清朝争疆土,与洋兄弟无关”。并与各国进行军火交易,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发。天京失陷后,转战到福建的李秀成之堂弟侍王李世贤发出的《致美英法各国公使书》,想联合洋兄弟,共同平分中国的土地,暴露了十足的卖国嘴脸:“??????如诸大国信我中国,仗天父、耶稣之权能,留尊教之体面,与贤议定章程,同诛胡虏。众仁兄专取水路,所得郡县州城关隘,悉听众仁兄派兵驻守,其财宝钱漕,一并收纳,贤毫不过问。至贤统兵专取陆路,所得
州县城镇关隘及钱财,贤与众仁兄各得其半。其中外远近之城邑,凡有大水关、大码头,亦归众仁兄关抚。谅有此水师,虽跨海渡江,无有阻滞亦。??????万祈众仁兄台,速速发兵,立除余孽,以全两便,慎勿见吝,是所切祷。唯望一视同仁,将见成功之日,各镇金汤,两下和好,万代同商,同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李世贤的对待洋兄弟的态度,与慈禧“宁与洋人,勿与京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竟然还说:“如果太平军不能战胜清军,倒很愿意看到英国统治中国。”如此卖国嘴脸,和左宗棠、冯子材、聂世成、曾国藩相去甚远,甚至还不如李鸿章,而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镇压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
再说反封建。太平天国反过封建吗,从以下事例大家自己去判断。
1851年月11日金田起义开始,到3月23日洪在东乡称天王,到1851年12月17日,洪在永安分封诸王和各级官职,并严格等级秩序。大讲避讳,姓王的一律改姓黄,人名中一律不准有“龙、天、主、德”等字。小官在外见到大官,必须跪倒在路边。此即为封建,何反之有,
对待妇女。曾有专家研究出太平天国有结婚证,以此来证明所谓的解放妇女。其实,“龙凤合挥”即前些年的布票、粮票类似的“人票”,
妇女就是有功将士的奖品。至于女状元付善祥,确有此人,但也是东王杨秀清的玩物而已。付善祥逃走后,杨秀清又选一才貌双全的陈九妹,但陈九妹拒绝,藏身于女营中,被杨发现后,连同其余九人一起点了天灯。洪天王更是荒唐,天王宫内更是有四宫、七院、八十八妃,佳丽5000,甚至,天王卫队也皆有妇女组成,王宫内所有的杂役也都是妇女,何谈妇女解放,
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就是乌托邦,是空洞的根本无法实现的梦魇。太平天国根本就没有实施。
而所谓的韦杨叛乱,也是由于严格的等级制造成的。
以上种种,皆是封建,皆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何谈反帝反封建~太平天国唯一的作用就是使中国损失了近一亿的人口,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代汉族重臣,使大清国的实权真正落到汉人手里;而这些人又为以后的三湘才子如**、程潜、**、陈赓等树立了榜样。
范文五: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答《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
袁伟时
《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2006年3月1日《冰点》,以下简称《反》文),批判拙作《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2006年1月11日《冰点》),拜读以后,留下四个突出印象:一是力求摆脱拙作惹事以来席卷朝野的打棍子、戴帽子的**遗风,回归学术讨论的常规;其中夹杂一些引起不少读者不满的非学术用语,可以理解为环境和习惯使然,不必苛责。二是史实错误很多。三是论断未能深思熟虑,逻辑混乱。四是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为义和团辩护的各种论据。
当前的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摒弃左毒之争。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学人,有责任针对这些观点,提供史实,为拨乱反正略尽绵薄,让广大读者在比较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 “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扭曲
家国之恋和喜爱自由,这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情。同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帝反封建”对多数中国人说来,本来是人之常情,愿意投靠外国反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或甘心做奴隶、奴才的是极少数。但是,有两个现象极为值得重视:一是有些枭雄、权奸以“爱国”名义欺世盗名,以国家、民族的化身自居——“朕即国家”,掩盖其专制独裁统治和其他倒行逆施。二是20世纪下半叶以降,有些人动辄斥责别人不爱国甚至卖国,为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势力服务。他们以为,只要挥起“爱国”这条大棒,自己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压得别人服服帖帖。一大批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因此饱受冤屈,甚至家破人亡。
《反》文再次提起“反帝反封建”这个话题,仿佛拙作离开“主题”,否定了“反帝反封建”。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从什幺是反帝反封建这个常识性问题开始(秦统一后是不是封建制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采用中国大陆的习惯说法),以免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再次沦为棒下冤魂。
首先应该指出, 19、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反帝、反封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有其他手段)。这一时期的许多悲剧,都与漠视这一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在这个主题统领下,才能正确理解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反帝”的内涵是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封建”的本义是让国民从前现代的压迫、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现代公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并相应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予于切实的保障。两者应该密切结合,以免“爱国主义”为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这些本来不易产生歧义,但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种种不应有的扭曲,《反》文是体现这些扭曲的新例。
第一种是对内涵的扭曲。
例如:《反》文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有个概括:“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而对前109年(1840-1949)的诠释是 “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样的诠释简单明了,但有两点令人生疑:
一是按照中国大陆的习惯,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执政者,都不是“人民群众”,于是,立即出现一个问题:收回山东权益、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主权是不是“反帝”——维护国家独立的具体内容?以二百位将军和百万大军的鲜血为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算不算“反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却是记录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名下的历史,《反》文的概括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是“前109年”是不是对“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无所作为呢?“在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1912至1936年间则为9.2%;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i]用日本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中国已经踏上以工业化为轴心的‘中进资本主义’之路,则是不争的事实。”[ii]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的环境下取得的;有历史和经济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不俗的成绩。
多年来,有些历史书的可信度一再受到质疑,根源就在除“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外,统统视而不见!《反》文对反帝反封建的诠释,不是自己发明的;尽管如此,传播左毒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至于对民主、法治内涵的扭曲,更是俯拾皆是。有的把民主说成是领导者的“作风”。有的只提民主决策的程序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抹煞现代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是公民的自由。法治及其运作的基础——司法独立则长期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谬说。《反》文对这些都是讳莫如深的。
第二种扭曲来自概念和逻辑混乱不清。
要不要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为何);什幺环境下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何时);用什幺方法反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如何);这是三个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的问题。以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事件来说,冷静地问一问:为何,何时,如何,本来可以是非立判。现在搅得沸沸扬扬,其中的思想混乱,叹为观止!在网上随意发泄情绪的帖子弄不清三者的区分,他们中有些人也许会随着年龄和知识增长自己反思,不必计较。但对学术文章说来,这是绝对混淆不得的问题。不幸,《反》文却犯了不该犯的概念和逻辑错误。
纠正后一种扭曲需要冷静分析和排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作为长期被侵略的国家,中国民众中有一种弱者心态,在批判侵略者的同时,不愿冷静反思,究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什幺?如果本国学者敢于揭示本国的错误,那怕是一二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也会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痛诋为“汉奸”、“买办”、“卖国贼”。一些外国学者说了这一类话,则是“帝国主义立场未变”!流风所至,甚至有些外国史学家也受这种情绪沾染,努力为中国辩护,而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失误。
伟大的国家、勇敢的民族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和自我辩解。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再受阻,
中国人应该坦然面对过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并陈。成长为伟大的现代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前提,是以坦荡的胸怀,保障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任由人们说古道今,从而扬清涤垢,为长治久安开辟康庄大道。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笔者必须申明:我一贯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火烧圆明园是侵略者犯下的罪恶。八国联军入侵也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战争过程中他们又犯下抢掠、强奸和屠杀罪行。由于这些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本文的篇幅已经超过报刊文章通常的限度,所以不再赘言。
秉着上述精神,以下针对《反》文的责难,清理多年来习非成是的扭曲;由于这类扭曲太多,本文只能就一些主要问题略陈管见。
义和团事件与“反帝反封建”
《反》文指责拙作“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最鲜明的是对待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上”。对义和团事件是肯定还是否定,不过是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扯到“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上,这是多年来流行的所谓“上纲上线”的左毒再现。广州有句俗语说得好:“大话怕计数”。一落到实处,大话就原形毕露了。就让我们看看义和团事件和“反帝反封建”的具体关系吧。
请先从“反封建”说起。
(1)义和团是最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义和团所以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关键是得到慈禧和一批最顽固、腐朽的满汉权贵如庄亲王、端郡王、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和利用。任何政府都有责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义和团暴行威胁下,国民和外侨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正是这个政权腐朽性的体现。而在这个政权和义和团正式结盟以前,顽固的王公贵族和大臣的支持,是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2)义和团事件展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在专制制度下,执掌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或迟或早总要作出危害国计民生的荒谬决定。没有绝对专制的制度,慈禧不可能作出对11国宣战的罪恶决定;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满汉大臣也不可能先后被杀。
(3)义和团的作为与反封建的要求背道而驰。
反封建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义和团恰恰是践踏这些自由的暴徒。
由此可见,义和团和义和团事件是封建专制的典型,把它与“反封建”联系起来,是对“反封建”的亵渎。
那幺,它的反帝记录又如何?
义和团事件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留下的是: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东北、华北。首都沦陷。6月20日,慈禧下诏宣战,同日开始俄军乘机制造海兰泡血案,接着侵占黑龙江左岸仅存的一块土地——江东六十四屯,共计八千左右的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俄国侵略军还赖着不走,埋下后来在东北兴风作浪的祸根。大沽和京津沿线炮台被拆,外国在京津沿线留兵驻守,使馆区也长留外国军队,由他们保卫和管理。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六年半的全国财政收入;连年利4%在内,则要支付9亿8223万8150两白银。对本来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遭灾的还是老百姓。
一笔令人痛心的丧权辱国的记录!
--------------------------------------------------------------------------------
[i]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第85、3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ii] 久保亨:《走向自立之路》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北京版。
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辩解:义和团暴行是被迫的
一个流行甚广、颇有迷惑力的说法是: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行动不管造成什幺恶果,都是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就是有理!这个前提是经不起反驳的。中外历史都证明,蛮干只能遭灾,改革本国的落后制度为民富国强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础,才是收回丧失了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可靠保证。
日本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稍后同列强所订条约中,也有损害日本主权的许多不平等的规定:领事裁判权,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失去关税自主权,对马岛被沙俄占领??如此等等。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固有的制度和殖产兴业的基础上,国家面貌改变了,通过外交谈判,终于在1899年收回了治外法权,1911年实现了关税自主。
再看看中国的记录。19世纪5次重要的对外战争,每次都以丧权辱国告终。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后初步的制度变革,1921年11月至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大体上收回了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1925年10月开始的关税特别会议,拟好了关税自主方案;1929年2月1日实现了关税自主。1926年,孙传芳治下的上海,在凇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努力下,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了中国政府管理的上海临时法院??。以上情况表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国家主权的收回,在八年抗战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其他国家也先后采取了类似行动,除香港、澳门问题尚待解决外,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
中日两国的历史确凿证明,笼统说反抗有理,不看具体环境和选择正确道路,有时不但不能
救国,反而会误国。义和团事件从结果看,误国殃民已洞若观火。但是,有些人却挖空心思为它辩解,这些辩护词可靠吗?
这些辩解都有意无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与义和团无关的山东高密人民与德国侵略者因修路引发的斗争外,是义和团主动烧教堂、抢掠、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中国信徒)惹来大祸。总的说来,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压迫者,但在义和团事件这一具体事件中,帝国主义大体上没有惹我们,而是义和团“杀人放火”导致外敌入侵。中国人应该有勇气谴责这些暴行,把它视为国耻,掩盖甚至为这些暴行辩护对中国和中国人告别前现代、实现现代化无所助益。
为替义和团开脱罪责,《反》文在两个日期上大做文章。一个是5月31晚各国卫队从天津到达北京。另一个是6月12日所谓“猎取拳民行动”。
《反》文说:“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国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洋兵入京,不仅在克林德看来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在拳民看来也是瓜分中国的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攻打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也在这以后。”
这些说法经不起考查,有四点不符合或不了解历史实际的错误:
(1)不知道早就弄清了的一个史实:“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各国公使决定调兵的集会上说过‘这些行动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误传,克林德根本没有说过那句话。
据英国公使5月27日向本国首相报告:昨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宣称:‘他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他不相信以设想他们的稳定为根据的任何行动能够有效。’”[i]同时,与《反》文说的相反,这次会议恰恰是反对调兵的。的确有些国家的公使把克林德的言论误解为考虑瓜分中国,但德国外交部根据传闻立即严厉批评克林德,克林德回电中明确说明:“他没有发表其他外交官所说的那种言论”。[ii]德国政府当时反对瓜分中国的态度非常明确。
(2)不知道这些卫队入京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并且是沿用多次的惯例。
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其被学术界视为权威著作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从1860年列强在中国设使馆开始,“每一个使馆都设有卫队??但是日久以后,这个卫队减到仅足以作为仪仗队的数目。后来,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就从几个舰队中派遣海军陆战队去担任冬季保护的特殊任务,因为这时北京由于天津港口结冰而与外界隔绝;在1894年和1898年年底都这样做了,每次派遣的卫队都在三月间撤回。”[iii]1900年5月28日,鉴于局势危急,各国使馆提出增调卫队,中国政府先是拒绝,不久就批准了。31日,英国公使向首相报告:“如果像上次(1898年戊戌政变后)那样,每个使馆的卫队人数不超过30名,总理衙门已表示同意卫队前来北京。”[iv]
因此,尽管这些卫队人数超过清政府的规定,但自卫的性质没有改变。这是旧特权的应用,不是新的侵略行为。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事情就更清楚了。
首先,清政府当时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保障外国使馆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5月21日,“使节们普遍反对调遣卫队前来北京”。[v]直到28日,外侨和中国教徒的生命、财产所受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才改变态度。事后有关人士和中外史家对调派卫队进京是否明智有所怀疑。但是,全面研究史料,可以肯定在义和团事件开始之初,列强事先并无武装入侵的打算,他们是被动应付的。同时,当时不但气氛很恐怖,攻击外国人和中国教徒的行动已经开始,而且清政府已经陷入不能保护外侨和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状态。教案几乎年年有,1900年惹来弥天大祸,是义和团犯罪而清政府不能妥善处理引起的。
其次,对当时社会的自卫行动要有全面的了解。
清帝国的政权设置只到县一级,县以下试行建立民主自治组织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制度,除了戊戌变法时湖南曾经试行很快就被扼杀外,都是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的业绩。因此,民间自卫是当时常见现象(现在仍然不难见到不少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有“炮楼”、“碉楼”);教堂、教民自卫也被清政府默许。
1900年1月,在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向朝廷报告:“秋冬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诸官吏不能辞其责也。适有不逞之徒,乘间滋事??辙诳诱乡愚,勾引报复,焚毁教堂,劫掠教民。继因各处著名教堂??皆设备固守,屡攻弗克,转遭杀伤。益复四出抢掳,波及良善??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当以西人护身枪支,每人不过一二杆??韩庄、白云峪教堂均有快枪多杆,上月迭经匪徒纠众四五百人扑攻,均被击伤多名,溃败纷逃??查洋人在内地,私储军火多件,向为约章所不许。当此匪徒滋扰之时,暂未便认真查禁”。[vi]
1900年4月,义和团进攻保定附近的姜家庄,“该拳匪共有二千余人??庄中教民逆知该匪等必来滋扰,早预备军械以待,该匪于晨刻即往攻打,彼此争持直至下午三点钟,方停止。”
[vii]
历史论断必须考虑社会环境,有些论着对使馆召集卫队作过度的解读,定性为侵略军,甚至发挥想象力,说他们可能进攻紫禁城,“对皇宫构成威胁”,而没有提供可靠佐证,未免失之轻率。
至于6月10日出发的西摩尔联军,作为增强救护力量的措施,最后也是得到清政府同意的。当时奉命与驻天津法国总领事商谈的直隶总督裕禄向清政府报告:“该总领事以各国各使催兵甚急??其二次进京之兵(指西摩尔联军),虽仍以保护使馆为言,中露保护眷属出京之意。如果中国官兵能任认真保护之责,朝廷有切实谕旨,则续进京之兵可从缓议??查洋人在京,照约本应保护。现在谣言四起,其惊恐亦系实情。所请降旨保护,在彼固非意外之求,在我亦舍此别无办法。”[viii]这表明清政府承认西摩尔联军目的是保护外交使馆。其次,清政府确实一再劝阻公使们不要增派军队,但最终还是表示:“中国政府将放弃它对援军前来使馆的反对意见。”[ix]运送他们进京的火车,也是中国政府拨给的。
正如清政府所认定的,各国军队6月17日强占大沽炮台才是侵略战争的开始。
(3)不知道或故意掩盖义和团杀人、放火、抢掠和威吓不是从5月31日卫队进京后开始的。
《反》文说:“义和团在北京和各地杀传教士、焚毁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杆以及部分人的抢劫行为,都是在这批外国士兵进京以后发生的。”这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
从1896年义和团运动(包括其前身)兴起之初,杀人、放火、抢掠的记录便不绝如缕。
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是1899年12月30日在山东被杀的。此后,对各地教堂、教民和传教士的攻击、杀戮、抢夺、恐吓连绵不断。
1900年3月,天津已到处有匿名揭帖,威胁于4月2日攻打租界和将“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4月中,“义和团匪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粘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云云。”[x]这些威吓已属犯罪行为,而义和团在“各地”杀人、放火、抢掠的消息也纷至沓来。例如,5月12日,在直隶涞水高洛村,“验明被烧华式小教堂七间,及教民房屋共七十五间,暨业经起出尸身五具”。“此次衅端,系属开自拳民。”[xi]5月13日,烧掉直隶定兴县仓巨教民房子80多间,因县令事先通知,教民连夜逃走,没有死伤。[xii]5月18日,“烧毁固安县之公村教堂,杀害传道者二人。”25日“又焚烧霸州之善来营村,杀毙教民男女十三人。”[xiii]
5月26日大规模拆毁铁路和焚烧、抢掠已经开始。一个外国记者在日记中写道:“铁路已被摧毁,车站(丰台)被包围,工程师都被围困在他们的房子里??来自涿州的消息非常糟。暴民们用恐怖手段和大屠杀来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强迫他们烧香拜佛,还把他们家中较漂亮的女孩卖了当妓女。”他亲眼看到“机车的库房正在燃烧??四周蜂拥而来的村民正在抢劫。”[xiv]
《反》文为了证明义和团烧杀的正当性,说了这么一段话:“据施达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发生在雄县附近义和团与京保铁路洋工程师倭松(Ossent)的冲突,是义和团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洋人先开枪,义和团从数百人聚集到万人,对洋人加以追击,‘将洋人追击上岸,未知存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义和团杀教士、焚毁教堂、铁路等的具体原因。”实际情况如何呢?
5月29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铁路工程师及其家属共41人从保定逃往天津,其中有七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到达天津时,有九人失踪,二十三人受伤。芦汉铁路是中国政府自主建设的重要项目,这些工程师及其家属是受聘参加经济建设的。他们“接到即将发生严重危险的警告后”紧急乘船逃亡,并不是殖民主义的征讨队。要这样的逃亡者主动攻击别人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况是:“官方派一队士兵护送他们,但是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军官们用一个小的事故作借口而离开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被一群用大刀和长矛??的暴徒攻击,而护送的士兵也参加了攻击;这次攻击被打退了。”于是,他们弃舟登岸,边打边逃,前后历时四天,最后在天津欧洲人的救援下,才到达天津。[xv]
类似史料很多,也是涉猎过这段历史的人熟知的。而且正是这些暴行,使公使团从反对召集卫队,变为急忙调他们入京。
(4)不懂得解救和保卫教民是正义行动。
历来的辩护者,都在所谓6月12日开始的“猎取团民行动”大做文章。
6月12日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11、12两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12日起北京全城一片混乱,到处烧教堂、商店、杀教徒、教士和抢掠他们的财产。“自十五(6月11日)以后匪徒以杀教士为名,任意焚劫民庶。”[xvi]激于义愤,一些外国人组织抢救队去抢救生命垂危的教徒和传教士(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众见礼拜堂被烧,皆怒??有人呼曰‘志愿兵向前’诸人争上,无退缩者??彼拳匪经机关炮之扫击遂退至路边成一排,渐渐逃散??此次无号令,但如平常行路之状,步履甚缓,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有一法人失足而跌??跳起惊呼,盖其足下卧一中国之妇女,缚以绳索,身已半焦??微微呻吟。彼拳匪真残忍已极,捆此妇人以火烧之,抛至路旁为照路之用”!“有自烧毁处逃避而来者,皆面如白纸,手足战栗,无复人形。有一看门人所遭尤惨,其家人、什物均已无存,其父母、妻子及其亲戚共十三人均被烧死,皆拳匪执刀逼之以投于火。”北京天主教三个主要教堂,除北堂(西什库教堂)外,东堂、西堂都被毁,“有数胡同尸骸遍布,当此六月暑天,臭味难闻??男女老幼之尸堆置一处,有裂成数块者,有身首异处者,有已死者,亦有半死者,尚微微伸动”。[xvii]从这一天开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烧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xviii]
历来都有人片面摘引“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掐头去尾,作为洋鬼子残暴的证据。请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静静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谴责还是赞扬这些抢救队?义和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应不应该曲为辩护?事关判别正义和罪恶,含糊不得!
行文至此,可以顺便弄清西什库教堂是不是侵略据点了。被困在这座教堂中的中外人士共三千多人,有2名军官和41名士兵帮助防守。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后的作用颇为复杂,不能笼统说他们是“文化侵略”。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传入,带给中国的是文化盛宴。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引起文化冲突和对非教徒的欺压,又是当时朝野兴办的各类学校、翻译机构和报刊等新兴事业的主要骨干,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43名水兵官兵协助固守西什库教堂,拯救了三千多位中外教徒的生命。此外,在使馆区还有3150位中国人和473名外国人(409个士兵不计在内)避免被杀戮。即使从人道观点看,增调的451名使馆卫队功不可没!他们减少了中国政府和暴民的罪责,善莫大焉!
--------------------------------------------------------------------------------
[i]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0页,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版。
[ii]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第21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上海版。
[iii]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21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iv]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2页。
[v]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8页。
[vi] 《袁世凯奏议》(上)第42-43、45-4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vii] 佐原笃介、浙西沤隐:,《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viii]王弢夫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三第八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北京。
[ix]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91页。
[x] 同上,第108、111页。
[xi] 祝芾:,《义和团资料丛刊》第四册第373、372页。
[xii] 艾声:,《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一册第449页。
[xiii] 鹿完天:,《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二册第397页。
[xiv] 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第16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xv]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212-213页;《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3页。
[xvi]佚名:,《庚子记事》第252页,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
[xvii]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第23-25、2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xviii] 杨典诰:,《庚子记事》第83页,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
强词夺理的辩解: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反》文拾人牙慧,宣扬一个奇特的观点:“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以此为根据,断言义和团不敌视现代文明。
有些文章确实引用了一些说破坏铁路、电线是为了作战的史料。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都是记录者的判断或推测,不是当事人自己认定的行为动机。现在争议的是义和团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即义和团的思想状态,弄清楚他们自己的认识就非常重要了。
看看义和团的揭帖吧!1900年以前已经广泛流传,被研究者判定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神助拳》号召:“烧铁路,拔电杆,海上去翻火轮船。”1900年4月29日北京西城区的揭帖又声明:“彼等(‘洋鬼子’)在各地传**、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恶擢发难数。”[i]有些为义和团辩护的文章心虚,特地加了一个按语:“口号主要用于震
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可是,“立电杆、造铁路”明明是与“传**”等并列的五大罪恶中的两个,显然是斗争的目标,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当要弄清行动动机的时候,却说口号不作数,这样的辩解太好笑了。
同时,《反》文忽视了,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不但表现在拆铁路、拔电杆,还有其他行为历历可数。
他们冀图消灭一切外来的物质文明:“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ii]“凡卖洋货者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入,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至贻祸患。”[iii]这些人贪财爱货,当贪欲大发作时,则洋货也会囊括而归。逃难百姓“所有行囊包裹,无论巨细,逐件搜查。稍有金珠银钱洋货之物,尽数扣留。”房屋“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iv]6月16日,当他们抢占了天津军械所时,“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本痛恨洋字,至是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然不谙用法,都成废物”。[v]以有些义和团偶尔用洋枪、坐火车为例,否定他们敌视现代文明,从史学方法说是以偏概全,从史识看则未能看透这些暴徒的愚昧和贪婪的本性。
外来文化更视若寇仇。1900年5月26日京城到处有义和团揭帖:“二十九日(5月27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vi]尽管馆舍没有烧成,但在他们的威胁下,“馆中学徒遂星散一空”。[vii]他们敌视现代教育、文化的心态亦已表露无遗。此外,“凡读洋书之学生,及着瘦小衣服者,皆不敢在街上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挥刀乱刺。”[viii]“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ix]
还应指出:义和团事件是继火烧圆明园后北京文物又一大劫难。“宣武们内城根之大教堂,系前明敕建者。”被义和团暴徒烧毁了。[x]前门“城楼巨大之桷,为缅甸麻栗树所建,六百年前蒙古可汗运至北京者,其干燥如火绒,下面着火,予等尚未及见,而其焰已上透于顶”。
[xi]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很伤心地看到翰林院被大火烧毁。”为了“把洋人烧出来”,“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是骇人听闻的亵渎神圣的罪行??珍贵手稿被扔得遍地都是,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偷盗;数吨珍本被扔进了池塘里。”[xii]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对生命的尊重。义和团及其支持者蔑视生命,令人发指。究竟死在他们手上的有多少人,很难算清。据当时的记载:仅北京一地,“城中日焚劫??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xiii]
其实,这些史料是研究过义和团事件的学者都知道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反》文掩盖史实,强词夺理。
从四件史实看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反帝反封建”
一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下来,割地、赔款,丧失了内河航行权。从后果看,是加深列强对中国奴役的蠢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时至21世纪,《反》文仍认为这场战争打得有理,并提出四个论点,哓哓辩护。为澄清是非,就让我们一一考察吧。
(1)英国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必然要寻找借口开战吗?
《反》文说:“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这个论断大约没有人会反对。但是,它从而得出结论:“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这就值得商榷了。
道理非常简单,列强要谋求自己在华利益,可以用和平手段,也可用战争手段。历史拒绝宿命论,只要应对得当,战争未必爆发。政治家的作用,就是在一定条件下,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外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有些情况下,是官员无能或愚昧带来国家灾难。不好好反省,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鉴戒,却归结为历史必然,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为高明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是不是谋求鸦片贸易合法化,“新的一场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呢?”历史进程有很多偶然性,从而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侈言必然并不明智。以这时的鸦片贸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三个情况:
第一.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并不严重。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进入五十年代中,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耗费很大,急需搜括军费,各地迫不及待对鸦片收取厘金。1857年春天,福建甚至为此公开遍贴布告。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咸丰皇帝发出“上谕”:收取鸦片税“即或因防剿需费,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亦不宜张贴告示,骇人听闻”。论者认为:“此谕一出,实际上批准了鸦片税,也标志着清王朝对鸦片的正式解禁。”[xiv]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xv]
第二.把鸦片税纳入中英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60年批准),从而使鸦片贸易正式合法化后,鸦片进口总的趋势是增加不大。“1840-1894年鸦片进口,包括走私在内,约计388万担”。[xvi]平均每年约七万担,而六十、七十年代都没有达到平均数,八十年代增加3%,达到年均七万二千担,九十年代又降至五万八千多担。[xvii]
第三.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下,要进行一场战争,并不容易。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政府冀图扩大战争,就在议会中引发一场风波,导致重新大选,才如愿以偿。
1854年10月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十八项要求,其中确有修改《通商税则》并准许鸦片进口一项,其余项目大都是保持两国正常交往、贸易正常进行的有关事项。外交是双方利益的博弈。
这些要求可以谈判。但是,作为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叶名琛的惯用办法是拒绝与西方使节见面,对各种要求一律拒绝。就是这种极端愚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两个关节点,只要其中一个处理好了,战争就不会爆发,或爆发了也不会酿成这幺大的灾难。第一是广州反入城;第二是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还是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情况吧。
(2)广州反入城有理吗?
第二次鸦片战争虽说有四个原因(反入城、马赖神父被杀、修约、亚罗号事件),从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开始,延续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无疑是一再激化矛盾,直接点燃战火的原因。《反》文说:“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
其实,广州反入城完全是宗法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物。为什么五口通商其他四口都比较顺利,而广州却枝节横生?是不是其他四口人民都不爱国,广州人爱国情怀却超越群侪吗?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写道: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xviii]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他们是在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毫无关系。
不但如此,反入城完全是在封建统治者操纵下进行的。以1849年反入城为例,他们明知“夷人之申请入城也,事则违例(违反朝贡的传统),而成约是循(符合条约)”,仍然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唱双簧,徐、叶大打民意牌,将军、都统等武将则会同士绅组织民众。出面组织的九人中,六人是监院(校长)等现任学官,其余是候补官员。而从皇帝到地方督抚无不坚决支持,事后徐广缙、叶名琛均封爵升官,其余参与的官员和士绅约四百人,一一得到朝廷的封赏。[xix]
这些“民意”并非不可解决的。1866年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内,因为潮州开埠八年洋人仍然无法依约入城,传令潮州士绅十多人到省城,给他们讲清道理,施加压力,问题便迎刃而解。[xx]广州反入城闹到不可收拾,关键在皇帝和官员的观念太落后了。
官民合作,维护朝贡的威严,直接后果是1858年1月,广州被英法联军攻陷,被占三年,广东巡抚柏贵同占领军合作,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傀儡政权。更严重的是,他们挥师北上,攻占大沽,迫使清政府签下割地赔款的《天津条约》。
要反封建,就应把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的固陋祸国如实告诉读者。
(3)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吗?
《反》文强调:1859年6月25日下午,英法联军“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沈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
英法联军1858年攻打大沽炮台就再一次坐在侵略者的位置上了;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些都是应当谴责的;是谁先开炮,有两种说法,很难辨清,也不是特别重要。可是《反》文完全回避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不顾国家安危,早已设下圈套这个重要情节,以及他们这类行动的目的。
为什幺1859年交换批准书会节外生枝,闯下京师被占、圆明园被烧,签订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史学研究已经揭示,不是什幺“反帝”或事关国家利益的那幺严重的问题,而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对外国公使驻在北京!《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咸丰皇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条约订立后“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xxi]
从干隆皇帝到咸丰皇帝他们坚持可笑的天朝礼仪、天朝体制是愚昧,《反》文把这些祸国蠢行说成是“反帝”,从客观效果看,是在愚弄读者!
(4)马赖事件没有违反程序正义吗?
《反》文振振有词说:“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幺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稍为了解一点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马赖是不是该死是实质正义问题,而要不要依照条约将马赖“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才是程序正义问题。
再看看当时的有关案例吧。1854年“4月,法国教士孟振生在直隶安肃县被捕,11月,孟被押往江苏。”[xxii]这样按照条约的规定办理,没有惹来任何麻烦,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
铭记两条惨痛的教训
笔者的一篇文章,引起一场风波,无非是今日中国学术文化状况的一个侧影。谁是谁非,同一切学术问题一样,只能由时间和读者作出自己判断。作为当事人之一,还有两句话不能不说:
(1)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清算暴民专制的传统。
19、20世纪中国有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肆意进行暴力活动的传统。从义和团到文化革命,打着“扶清灭洋”、“反帝反修”的旗号,干的是残害民众、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的勾当。不清算这些残暴行动及其思想影响,让其继续毒害青少年,法治就无法生根。光是否定文化革命,不彻底批判其渊源——义和团,在适当气候下,那些暴行就会死灰复燃。
(2)为了中国的未来,应该努力维护学术自由。
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奇谈怪论是制造学术灾难的开路先锋。学术、政治、历史、现实本来有严格的边界,把这些边界搞浑,是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派和其他类似灾难的理论根据。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得到保障,这些界线尚且需要划分;在现代化仍是奋斗目标的国家,划分这些界线,为学术留下一线生机,是头脑稍为清醒的党政官员都努力维护的。
此次风波中有一个奇谈怪论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把“奴化影射史学”的帽子往别人头上戴。
什么“奴化”、“一仆三主”之类的谰言,体现了最恶劣的**遗风,也是这些人品德和学养的体现。而所谓“影射史学”是文化专制主义打人的大棍。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已经有过十分拙劣而又残酷的表演。严肃的历史论着的基础是史实,合格的批评首先应该考察它是真是假。所谓“影射”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解读,与历史论着本身根本无关。今日重新挥舞这根大棒,这些人意欲何为?
2006年3月23日星期四
--------------------------------------------------------------------------------
[i] 陈振江:《义和团文件辑注与研究》第31、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ii] 佚名:,中国史学会:《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iii] 仲芳氏:,《庚子记事》第13页,中华书局1978年北京版。
[iv] 同上,第25、22页。
[v]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5页。
[vi] 陈振江:《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0页。
[vii] 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第248页
[viii] 刘孟扬:,《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0页。
[ix] 佐原笃介:,《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89页。
[x] 杨典诰:,《庚子记事》第82页。
[xi]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第32页。
[xii] 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第173、174页。
[xiii] 李希圣:,《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4页。
[xiv]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203-2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xv]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24页。
[xvi]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xvii]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第2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xviii]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45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xix] 同上,第167页。
[xx] 《郭嵩焘奏稿》第268页,岳麓书社1983年长沙版。
[xxi] 茅海建:《苦命天子》第190、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xxii]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37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