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元代少数民族诗人边塞诗的新特质
摘 要: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诗歌题材,元代时出现了突变,少数民族诗人群崛起,笔下边塞诗别开生面,西域与塞外的水光山色、民俗生活、风土人情,更具北方游牧民族和地域特色。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边塞诗在前人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质,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与边塞诗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边塞诗 元代 少数民族 北方地域 新特质
边塞诗有着悠久的创作传统,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使边塞诗更具北方游牧民族和地域特色。边塞诗虽有着深厚的文学渊源,但定义却模糊不清。北宋初年李■等编的《文苑英华》首次以“边塞”分诗体,在“军旅”门下列“边塞”一类。宋初姚铱《唐文粹》开始用“边塞诗”,将唐代诗文分为功成作乐、古乐、感慨、兴亡、幽怨、贞节、愁恨、艰危、边塞等九大类。宋人吕大防编杜甫撰《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把杜甫诗分为“雨雪”“山岳”“园林”“时事”“边塞”和“军旅”等七十二门。元代方回《瀛奎律髓》把“边塞诗”归为四十九类中的一类。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五才开始明确以“边塞”论诗,评唐沈彬《入塞诗》“此言尽边塞之苦”。自杨慎始,“边塞诗”的概念才开始逐渐清晰。胡大浚对边塞诗作了更具体的阐释,他认为“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寄当代之事件;上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至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的,统统都可以归入边塞诗之列。”较为全面地罗列了边塞诗的表现内容,各代边塞诗的表现对象从未超出此范围。
元代疆域空前扩大,为巩固新生政权,元政府推行“汉化”和科举制度,为异域的西北子弟们提供了便利,他们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能熟练运用汉文进行创作,将本民族特色和中原文化相结合,创作出既有少数民族风情又有高超艺术技巧的边塞诗,使边塞诗呈现新的特质:以人事与自然的结合取代景物的简单描绘;扈从诗的出现给边塞诗带来了新变,以清新自然之景、豪放洒脱之风代替苦寒萧瑟之景、悲凉哀怨之气。
一、清新洒脱的诗风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边塞诗没有唐代边塞诗的荒芜之景、悲凉之感,有的是对北方山川草木的喜爱、异域风俗的呈现,野草、乳酪、驼铃、毡帐等意象在他们笔下组成了色彩斑斓的边塞风景图。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大都有过边塞生活的经历,祖辈在边塞生活的经历也渗透到他们的家庭教育中,因此他们笔下的边塞是熟悉的家乡风景,他们边塞诗的情感基调是喜悦欢快之情。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淳朴耿直的性格特征,使得他们以平和坦然的心态去写诗,因此他们笔下的边塞诗少了功利性质,更多的是赞赏留恋,诗风呈现出清丽自然、豪放洒脱的特点。
元初耶律楚材在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中以赞赏、喜爱的心态写下了大量边塞诗,赞美了边塞风光,讴歌了西域少数民族。如诗人随成吉思汗西征,过阿尔泰山时所作的《过金山和人韵》:
金山万壑斗声清,山色空■弄晚晴。我爱长天汉家月,照人依旧一轮明。 ――《湛然居士文集》卷七
这首诗先描绘出一幅山峦起伏,峰险沟深的雄奇画面。开头写斗声清亮悦耳,山色朦胧醉人。“清”字写出了山间之静,以斗声的清脆衬托千山万壑的寂静之美。“弄”字亦写出了诗人的怜爱之情,写夜间山色的朦胧之美。这些景象不是边塞的荒凉寒冷,而是诗人用自然之笔描绘的雄奇之姿。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边塞山川的喜爱。他的另一首《阴山》,写得更是豪迈洒脱:
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奇。 ――《湛然居士文集》卷二
诗人先把奇寒苦地、积雪覆盖的阴山写得气势磅礴,随之笔锋突转描写山林深处的人家,将自然与人文融合,使苦寒之景变得亲切自然,感情自然真切,诗风豪迈洒脱。
二、人事与自然的完美交融
元代边塞诗不是对边塞风景的简单描绘,而是以人物为主线,围绕着人事活动展开论述,把异域独特的人事活动与奇丽的自然风光相结合,重点表现边塞淳朴民风及少数民族豪放的性格特征。雍古诗人马祖常具有浓厚的“河西情结”,在延佑四年出使河西,写下许多边塞之歌。这些诗歌以边塞人民为中心,将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异域风光结合。如《灵州》:
乍入西河地,归心见梦余。葡萄怜酒美,苜蓿趁田居。少妇能骑马,高年未识书。清明重农谷,稍稍把犁锄。 ――《石田集》卷二
语言简洁明快,浅显易懂。诗人以葡萄酒、苜蓿草开启草原生活画面,“怜”“趁”拟人化的运用,既写出了草原美酒的味甘醇美,又描绘了苜蓿草在田野中繁盛生长的景象。接着诗人视线转移,写出了少数民族妇女豪放不羁、崇尚武力的特征。最后以草原人民的生产劳作结语。寥寥数笔就把西域人民清明时的风土人情勾画出来,可见诗人艺术之高超。
萨都剌的边塞诗喜用“燕姬”这个人物意象。在这类诗中诗人将塞外少女纵马飞驰的形象与边塞风光紧密结合,突出表现这些异族少女豪放爽朗、尚武而不拘礼法的性格特征。如《京城春日》:
燕姬白马青丝缰,短鞭窄袖银镫光。御沟饮马重回首,贪看杨花飞过墙。 ――《元诗选》初集戍集
诗中塑造了英姿勃发而又娇憨美丽的塞外少数民族少女形象。短鞭窄袖,拉着缰绳立于白马前,将塞外女子的爽朗洒脱写得生动传神。本应御沟牧马的少女却在贪恋杨花飞舞的美景,天真浪漫的少女情怀一览无余,成为塞外一抹活泼亮丽的色彩。
三、兴盛的塞外纪实扈从诗
无论是西征还是扈从,都是元代边塞诗的一大特色。元世祖实行两都制,可以说是元代布衣文人游历上都的一个契机,大批文人士子以扈从身份游历,记录所见所闻,也带来了元代边塞诗的独特形式――纪实扈从诗的兴盛。这些少数民族诗人游历边塞时更多的是怀着寻根情结去探访祖地,他们以独特的民族诗人的视角写景言情,使我们全面了解到蒙古族生活地区的物象风景、民族文化,从中传达出了浓郁的边塞情韵和少数民族人民勤劳勇敢、率真淳朴的精神品格。 蒙元王朝京城上都与大都的建立,使当时文人墨客的眼光纷纷转向北方,大都及周围地区的景物、生活自然就成了他们笔下关注的对象。萨都剌之父常年驻守雁门,他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在雁门度过,塞北草原粗犷豪放的生活也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在他的许多扈从诗中表现明显。如《上京即事》前三首:
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栏斜路来。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异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雁门集》卷六
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描绘了不同于中原的边塞之景:原野一望无际、沙丘连绵起伏、草地曲折馨香、奶酒乳酪甘醇,散漫落日下的牛羊、朔风卷起的白沙、家家户户的毡帐。把象征着元代民族文化精神的移植莎草、祭天礼俗等场景融入草原之景中,本应是荒漠绝域,在诗人笔下却成为生机盎然的游牧民族繁息之地。
元末葛逻禄诗人禄贤,扈从诗有五十九首,数量相对于其他西域诗人来说已算非常可观。至正九年,禄贤跟随御驾巡幸来到上都,写下了大量关于塞上风情的诗篇,并将此行的诗篇结为《上京纪行》。这组诗或写塞上风光,或写上都见闻,或抒归途情思。诗中没有愤慨无奈的哀叹,充满了旅途游人的舒适惬意,弥漫着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和乐天心态。这些诗多以组诗出现,格调昂扬轻快、生活气息浓厚。如《塞上曲》三首:“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过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骆驼。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塞上曲》,《金台集》卷二)在这些诗句中,诗人以饱含热情欢快的笔调记录着草原的风土人情:猎人出围驱车破冰夜半归,年迈老妪倚岸敲冰饮骆驼,双鬟小女折花而簪帽檐边等,草原人民狂放豪迈的行为举止令人眼前一亮,诗人以民歌的语言、饱满的感情描绘出大草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的祖宗之地是主人,客人的身份变成主人的身份,文学的形态就完全变了。民族身份使他们与汉族诗人发生了换位思维,从而给中国文学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产生新的精彩。”元以前的边塞诗多具有征戍诗、战争诗的悲慨苦寒的特点,通过苦寒的边塞环境展现征战将士与自然的抗争,以此表现英勇无畏不可战胜的战斗意志和顽强毅力。虽有少量风俗诗,但也是作为表达自己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理想抱负的陪衬出现。而元代北方少数民族诗人则以浸透在血脉中的古老情愫,汲取北方民歌的营养,客观再现边塞景物,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差异和格调,他们以新的身份登上诗坛,改变了边塞诗创作队伍格局,加入了一些富有北方民族与地域文化的新元素,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与思想内涵,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1] 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之繁荣[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2).
[2] 杨镰.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J].民族文学研究,2004(2).
[3]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创造大国文化气象[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5).
作 者:李成,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辽宁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朱胜楠,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范文二:元代少数民族
话语霸权与民族保护
——元代少数民族科举考试政策文本探析
摘要:
关键词:
元代科举考试政策的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以往许多学者从教育或制度史的视角对其特征、行废原因及中第阶层的背景仕宦等进行了考证和探讨,本文拟以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其政策文本进行全方位分析,探究政策文本出台的前因后果及文本中的民族倾斜对统治者意志体现的折射,最后分析政策文本对试题答卷产生的影响及试题答卷中社会现实的反应。
一、话语霸权:政策制定渊源中的民族性分析政策文本制定历史渊源考辨 元代科举从戊戌初试到延祐(首科,历近七十载而事未果行,但经多方努力,选举之制却也是初具规模。此后,虽又遭至元废科,至正复科的曲折,但政策文本并无太多变动。本文拟考证延祐首科的文本演变形成过程,并以此分析其中的话语霸权及民族倾向。
科举行废的多次争议中,尝论及科举推行的大政方针,从延祐首科的政策文本来看,其制定出台与这些争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在这些争议基础之上的损益沿革。
有元一代的科举雏形为戊戌初试。日本学者安部健夫,韩国学者林元珠虽从这次取士结果的角度出发否定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性质,但我国学者姚大力先生则认为单纯从结果为其定性有失偏颇。尽管戊戌选试在很有限的意义上属于开科取士,但“它毕竟与后来那种单纯为了籍定豁免差发的儒户而举行的考试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可以认为,它是元代最早一次恢复科举制度的失败的尝试。”姚大力. 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D].南京大学,1978. 金诤在《》中认为。本文采用我国学者的看法,把戊戌初试认定为元科举考试的雏形。
戊戌初试诏令在《元史》等文献中都有所涉及,但以《庙学典礼》的记录最为详尽。其中与延祐首科相关的政令如下:
此上委令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征收课程所长官刘中,遍行诸路一同监试,仍将论
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试,专治一科为一经,或有能兼者,但不失文义者为中选。其中选儒人,与各住处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者。随后照依先降条理,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选试儒人免差. 史部, 政书类, 仪制之属, 庙学典礼, 卷一
其考试内容“经义词赋”为以后科举行废争论的焦点之一, 也为延祐首科批判式的继承。耶律楚材在此次失败的尝试中是中坚力量,“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元史. 选举志一卷八十一随着他政治上的失势,他主张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无疾而终,这里面就包括处于萌芽状态的科举取士。
此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科举争议日趋白热化,程式制度在屡次争论中逐渐完善成文。
1264年,至元元年,“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元史. 选举志一《元史》中只是简略提及相关人物王鹗、许衡、史天泽,并未记录法度的具体内容,但可推测确有“立法”之事,进而不难想象这些法度当为后续的范本。
1267年,至元四年九月,王鹗等再次“请行选举法”,以古论今,建议传承古制, “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奏上,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元史. 选举志一这次争论有程式确立的明确记载“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但事未得行,“四年九月癸丑,鹗请立选举法,有旨令议举行,有司难之,事遂寝。”本纪第六 世祖三卷6其程式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1268年,至元五年十月,陈祐三本书《中华文汇·辽金元文汇》第2658页臣愚谓今取士,宜设三科,以尽天下之材。
1270年前后即至元七八年间,王恽上书驳斥礼部所拟科举程式,并提出自己观点。从其奏疏中的残章断简可窥探当时考试政策文本之一角:
考试程式:
科目以分作经义词赋两科,“然闻礼部所拟止以经义词赋两科取人。”《秋涧集·卷89论科举事宜状》姚大力先生考证此论当在至元七八年间,从之。姚大力. 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D].南京大学,1978. 但这一议案在尚书省未通过,尚书省修改为“罢词赋,用经义明经”,“今体访尚书省批送礼部同翰林院官讲议科举事,省拟将词赋罢黜,止用经义明经等科”。 《秋涧集·卷86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
参试资格:“其举子须品官保举之人,然后许试。” 《秋涧集·卷86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
针对这些批文,王恽逐一分析利弊,其建议如下:
从实用角度出发,当以时务策为首场,“莫若以时务对策直言极谏,切中利病,有经画之略者为首选。”从经明身修的教化出发,次为“以博学宏词兼试典礼议一道,如禘袷齐郎之议者为中选”。兼顾当时教育状况,王恽进言,“其经义词赋两科,乞转经出题,先为布告中外,使学者明知所向谓,如今年书明年诗,限以几时,然后赴试,其格律略除苛细如故,实景象明水干羽金在镕之类,例皆为命题,如此不致隔碍长材,使得展手笔以尽其器能不数年,则五经可以通治矣。”《秋涧集·卷89论科举事宜状》鉴于“品官保举”可能导致的“公道扫地,关节大行,上下成风,相率谀伪”之弊,王恽力主“保举之法,历行不克,终徒为纷纭之变耳,当今之务,惟以多得人材以备任用为急,据科目之先后,人材之速得已具呈。”《秋涧集·卷86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卷35贡举议》
至此,有关科举事宜的争论未出前代之窠臼,主题围绕“经义词赋,保举自荐”。 历代选贤举能的沿革,元人多有论述,现举一例,“三代以徳行六艺宾兴贤能,汉举孝亷兼策经术。魏晋尚文辞而经术犹未之遗。隋炀始専赋诗,唐因之。使自投牒,贡举之法遂息。虽有明经,止于记诵。宋仁宗始试经义,亦令典矣。哲宗复赋诗,辽、金循习。将救斯弊,惟如明诏尝曰:‘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足立万世治安之本。”集部, 别集类, 金至元, 牧庵集, 卷十八《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为元科举的特色“分榜设科”奠定基础的当是至元十一年,裕宗尚在东宫时的“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选举一
1274年,至元十一年十一月,裕宗在东宫时,“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选举一这一政策文本来自翰林院的集议,“去年奉旨行科举,今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式以闻”。由此推断1273年有行科举之旨,而一直到1274年,方有正式条例成文。时人苏天爵对此事的评论可做参证,“至元十一年,始版贡举条例,是时贤材众多,治平方臻,故弗举行。”《慈溪文稿卷29题咸淳四年进士题名》“至元十有一年乃命儒臣文正窦公黙、文献姚公枢、文正许公衡、文康杨公恭懿集议贡举,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是时贤能众多,治化熙洽,故弗果行。”《陜西鄉貢進士題名記》集部, 別集類, 金至元, 滋溪文稿, 卷三王恽在成宗初期曾说,“况
科举取士,历代讲究,既公且当,无踰于此。若将十一年已定程试格式举行,甚允当也。”《秋涧集·卷79元贞守成事鉴·选士》由此也可见所定程式之完备。
1275年,至元十二年,曾于至元八年上疏奏请行贡举,被斥为“俗儒守亡国余习”的徒单公履卷148《董文忠传》再次“请设取士之科”。曾经的情况是“召姚枢、许衡与宰臣廷辨”,事隔四年,虽有所好转,由“廷议”转为“杂议”,“诏先少师文献公、司徒窦文正公与公杂议,” 集部, 别集类, 金至元, 牧庵集, 卷十八《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然争论仍是未休。这次杂议紧接至元十一年的翰林院集议,两次参议者杨公恭懿的奏疏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争论焦点,“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荐。试以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识治之才矣。”集部, 别集类, 金至元, 牧庵集, 卷十八《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
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建言贡举取士,再次提及蒙古士子参试,“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后面文字记载“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选举一经考许衡卒于1281年即至元十八年,而此处记载为至元二十年,因此记载有误或后面文字应在前段文字之前。总之,此次议论已至中书省集议的程度,当有草案,但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并无正史记载。但此次奏议结果及原因,正史记录极为明确,“冬十月丁卯,和礼霍孙请设科举,诏中书省议,会和礼霍孙罢,事遂寝。”卷十三世祖纪十这次的提议中加入了等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与隋唐时期的科目类似。遗憾的是未及实行。
1295年,元成宗的即位诏书中说:“仰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元典章·卷二圣政兴学校》但没有提及议案如何,结果自然也是不了了之。但其间王恽追述古法,谏言新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条文,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阐明其法源于唐宋,“迈隆前代,创为新制,可不详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用之。莫若取唐杨绾宋朱熹等议,参而用之,可行与今。”
继而比较唐杨绾宋朱熹各自优劣:绾之法曰:令州郡察其信友孝义而通经学者,州府试通经习所业,贡于礼部,问经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其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其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熹之议曰:分诸经史如《易》《书》《诗》《周礼》二戴《礼经》《春秋三传》各为一经,将《大学》
《中庸》《论孟》分为四科并附以上大经,逐年通试及廷试对策兼用经史,对以己意以明时务得失。
最后提出自己的因时沿革之计:“宜先选教官,定以明经史为所习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拣俊秀无玷污者充员数,以生徒员数限岁贡人数,期以岁月,使尽修习之道,然后州郡官察行考学,极其精当,贡于礼部。经试经义作一场,史试议论作一场(题目止于三史内出),廷试策兼用经史,断以己意,以明时务。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不习之史,进退用舍,一出于学。既习古道且革累世虚文妄举之弊,必收实学适用之效,岂不伟哉。外据诗赋立科既久,习之者众,亦不宜骤停,经史实学既盛,彼自绌矣。《秋涧集·卷35贡举议》
从行文中可知,王恽主张以州郡大小确定贡举人数;考试内容以经义策论为主,兼及诗赋,但逐步降低重视度。
此后,一直到1313年,皇庆二年,始颁科举诏令。而之前的这些建议或大或小的影响着后来的政策制定,从这些或详或略的文本形成过程中,探知其最终决策的出台有如下特征:
(一)历史继承性。“酌古今而用之”的原则贯穿了争议始终,如元初刘秉忠所言,“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 刘秉忠列传元史卷157《元史》对王鹗的记述,“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本纪第六 世祖三卷魏初借古喻今,“取人之法,具在方册。三代有乡举里选之制,汉有孝廉贤良之科。隋唐以来,加以词赋明经,金因之,亦能得人。国家有天下六七十年之间,取人之法未遑暇及。” 《魏初. 青崖集·奏议卷4》王恽以史为鉴,历数保举之弊,“窃惟科举之法,上自隋唐迄于宋金,数百年之间,千万人之众,讲究亦云详矣。如余科或废,独赋义策论取士而不去者,盖以经史道备格律精当至公无私而又可常故也。故前人目为将相科,如宋之韩范欧富金之高石俟胥皆其选也。其保举在宋诸公虽曾建议令官举岁贡,以三百年尚文之世,尚莫能行,况权舆于今日乎!”《秋涧集·卷86论明经保举等科目状》及上文所引杨恭懿之言等。这些权臣或借古喻今,或以史为鉴,均从前代叙起,使得所奏有根有据,既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又避免了政策推出的盲目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何等的智慧!
(二)时代特色鲜明。这一特征表现为民族保护与实用性的结合,前文论及的历次争议中,至少有两次确切提出蒙古士子的参试问题,“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选举一“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选举一1268年,至元五年十月,陈祐三本书《中华文汇·辽金元文汇》第2658页臣愚谓今取士,宜设三科,以尽天下之材。延祐科举政策的拟定者之一程锯夫言道:“当今设科,亦优蒙古、色目人以劝其趣学”《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雪楼先生程公行状》 (《雪楼集》附录)转引自《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日本船田善之,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二期 、这些没有付诸实施的政策文本在不同程度上都关注了统治民族的利益,这就使统治最高层更容易接受并予以支持,这一点与其他法令中的民族保护是一致的。
从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否废除词赋科来看,反对派以“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 姚燧集部, 别集类, 金至元, 牧庵集, 卷十八《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为理由,这一理由反映了元前期的务实精神,在科举颁行时蒙古皇帝也强调了这一点,“浮华过实,朕所不取。”选举一早在元世祖时期,君臣间就曾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考岁略》,《鲁斋遗书》卷一三,《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455页。
其务实精神一则来源于蒙古统治者,一则来源于对前代空文误国的反思。董文忠在1271年的科举争议中如此说,“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卷148《董文忠传》虽寥寥数语,但足见其对实学的重视。
(三)政策出台中的话语霸权。从戊戌初选随着耶律楚材政治上的失势无疾而终,到“和礼霍孙罢,事遂寝”;从许有壬廷辩伯颜失败的至元废科到脱脱掌握大权的至正复科,无不与当朝政治势力的较量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一项政策的行废成为某股政治势力得势与否的筹码。就元科举而言,它的行废甚至是能否被提到一定争论的高度取决于两方,一是元最高统治者----蒙古皇帝的儒治认同程度;二是朝中权臣支持科举者的受重用程度。时人王恽对科举长废不行的条分缕析可见上述境况,“窃见科举事理,往年翰林院已经具陈中书省,乞闻奏定拟。顷者尚书省亦下礼部,复有讲究条目,至今未闻施行,盖未有度其事宜而力为言
者。” 《秋涧集·卷87请举行科举事状》王恽认为科举不行的原因之一在没有人力言而行,由此可见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掌握在统治阶层上层的少数当权者手中。在儒臣受重用的元世祖时期争论最为激烈,而后来一直到1313年的仁宗时期,科举之争几乎归于沉寂也足以说明。
二、民族保护:政策文本中的民族性分析
元代科举考试政策整体文本以延祐二年定制(1313年)为蓝本,后续虽有变动,为数极少。所以本文主要以延祐首科颁发的科举诏为文本,对其民族性进行分析。
政策文本主要见于《经世大典》、《元典章》、《通制条格》、《元婚礼贡举考》、《元史》、《元史纪事本末》、《续通典》中。这些典籍(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相互征引,往往有所脱漏,故本研究以相对而言较为原始的文献《通制条格》、《元婚礼贡举考》为分析文本。
在族群等级有别的社会大环境下,科举考试政策的制定也难以逆转潮流。对蒙古色目人的倾斜,从立场而言,或多或少有蒙汉双赢在里面:在蒙古统治者一方,科举首先要保证本族的绝对优势,政策上的歧视在所难免。在以汉人儒者为主的具体细则制定者们一方,科举一是要达到“以夏变夷”,推广儒家文化,推行汉法的目的;二是为汉族士子开辟入仕通路,至少使得官吏任用达“汉人参用”之效。科举政策的拟定者之一程锯夫言道:“当今设科,亦优蒙古、色目人以劝其趣学”《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雪楼先生程公行状》 (《雪楼集》附录)转引自《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日本船田善之,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二期。
即使政策制定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其执行操作的过程中,受到其他政治因素的干扰,也会偏离决策者当初的意图。政策中有利于当权者的弊端更会被不断放大,元代科举政策中的民族歧视性在整个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一)数量保证:四等人同额的名额分配制
元一代科举,承袭两宋区域配额制之外,又首创民族配额。元代乡试合格者区域名额分配主要以地理区划大小为准,“试选合格人数视都省大小有差。”《续通典·卷十八选举二》试点共有17处:
行省一十一: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
宣慰司二:河东冀宁路,山东济南路。
直隶省部路分四:
真定路:河间路,保定路,顺德路,大名路,广平路,彰德路,卫辉路,怀孟路
东平路:济宁路,曹州,濮州,恩州,东昌路,高唐州,泰安州,德州 大都路:大都,宁平路
上都路:上都,兴和路《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7月》
十一行省中岭北在今蒙古国内,辽阳、征东包括朝鲜半岛的一部分,可见所涉地域之广,民族之众,元代科举考试面向政权所辖范围内所有民族,从这一点而言,元代科举考试政策开放性强于其他各朝。参与民族众多也是有元一代科举的特色。
据《元史·选举志》乡试名额分配,及元代人口制表如下:
表一:元代乡试名额分配
从上表可看出不同族群的分布,蒙古色目遍及全国,南方一代当多为派遣官吏或商人,故中第者家世显赫者众;除河南四种人都有外,汉人、南人分布地域明显,说明族群划分主要以征服先后的地理区域为准。区域配额这一举措照顾文
化教育水平的地域差异,有其合理存在的科学性一面;但民族配额制无视族群人口总数与名额之间的比例关系,显然是统治阶层出于对官僚队伍结构民族比例的考虑,确保蒙古诸部在统治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而做出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民族保护。
区域配额制给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了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尽管他们的这个公平竞争建立在对其他地区的不公平之上,但从平衡全国各地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一举措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四等人同额的民族配额制在元统治者控制官僚结构,维护本族特权一面确实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然而在人口比例一面,置四个族群的总人口数而不顾,使得大量饱读诗书的儒家知识分子滞留社会底层,其造成的恶劣后果在于失去了广大汉族士阶层的支持,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感,这一致命的后果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二)应试积极性保护:试题难易程度因族群而不同
元代科举考试政策对考试内容的规定因族群不同而大有区别。具体考试内容及对不同族群的要求见下表:
表二:考试程式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7月
从上表可见科考以程朱理学为标准,从出题范围看,蒙古色目人仅限于四书,
范围小且容易,而汉人南人则包括五经,注疏不限于朱子集注,兼用古注疏,无形之中使难度增加数倍;从答卷要求看,第一场汉人南人作答有字数限制,更有“以己意结之”的高要求,而蒙古色目人只要“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即可。蒙古色目第二场与汉南人第三场相比,前者的字数要求比后者少一倍并且同样“策一道” 对汉南人做“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的专门要求,这也算是是对两宋文风浮躁的补偏救弊吧?就场次而言,汉人南人多“赋诏诰章表”一场,据此也可推见蒙古统治者对汉南人要求的务实性,可为我所用是首要标准。
试题内容难易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旨在为各个不同学习程度的民族创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并不属民族歧视之列。考虑到元代社会及生产力发展状况,非汉民族尽管科举之前已接触儒学,但皆自觉而为之,时日不多,积累尚浅,积极性不高,程度不深。科举考试主要以程朱理学为核心,蒙古、色目人在同等题目及要求下,若想胜出,甚为困难,因而试题难易不同,鼓励蒙古色目人学习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化扶贫的作用。
而王风雷老师则认为试题难易程度及答卷诸色人等无实质差异:“笔者据有关资料, 分别对元统元年(1333年) 的右榜进士同同、余阙、寿同和左榜进士李齐、李衤阝、罗谦的御试策问题、对策文章进行了比较后发现, 两者的试策问题在难度上没有实质性差异, 只是汉人、南人的御试策问题, 在篇幅上略微长一些。另外, 笔者发现他们的文章在层次、水平上十分接近, 不分高下, 各有千秋。”王风雷. 补论元代科举考试中的几个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1(1).
在对元代部分策问试题分析整理后,认为汉南人的出题范围广于蒙古色目,同样内容的考较难度较大。
(三)种族优越的强化:廷试、放榜的民族尊卑之别
《元史·选举志》记载廷试程序中,对考生入场规定如下:“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廷试入场先后不以成绩高下为准而以民族不同为据,蒙古统治阶层种族优势心理眼中各种族人的尊卑程度由其觐见次序可见一斑:元代的民族歧视
是有差等序列的,以蒙古族为核心逐级排列色目人,汉人,南人。
这一差等歧视在放榜中表现的更为显著。考试完毕,分三甲进奏,作两榜,蒙古以右为尊,故蒙古色目人为右榜,而汉人南人为左榜。“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对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如果说名额分配保证了本族进士数量上的优势,那么尊卑有别则保证了统治种族的心理优势。
汉南人在科举中倍受歧视,遭遇不公平待遇,这些规则在显性的政策中有明文规定。色目人的次等待遇却是潜规则,在右榜内,有更为明显的偏见,规定只能是蒙古族为状元,色目人成绩再好只能是屈居第二,时人程端礼说曾:“夫国家兴科举,以罗天下之贤俊,政欲与共天禄治天职也。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畏斋集》卷四四库全书 桂栖鹏,尚衍斌等考证元代色目人进士时,有关马祖常的科场名次即为一实例,“祖常会试右榜第一,廷试须由蒙古人为第一,屈居第二。” 桂栖鹏,尚衍斌《元代色目人进士考·马祖常》,《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2卷,第4期
(四)考试资格开放性及违规处理民族意识
元代科举考试对生员考试资格限定较宽,这是其开放性的另一体现,“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资诸路府。”但对冒籍考生特别规定一条:“别路附籍蒙古、色目、汉人,大都、上都有恆产、住经年深者,从两都官司,依上例推举就试,其余去处冒贯者治罪。”终元一代,反抗者不绝于世,以南人居多,所以统治阶层对南人的流动多有忌讳。
针对汉人、南人的违规考生有如下特别一条:“汉人、南人有居父母丧服应举者,并殿二举。”对民俗的尊重与认同在文化融合中是重要一环,政策制定者的民族多元意识对政策制定实施具有导向作用。
(五)入仕优先权:登第无差等、授官有高下
《元史·选举志》对登第后名分规定并无民族差等,实行两榜并同的政策:“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其政策“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这一条规定和对考试
内容难易之别规定同属一源,为的是激励蒙古、色目人学习儒家文化,向更高层次挑战。明代对少数民族参试亦有“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激励政策。但科举考试政策是元代整个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各项政策息息相关。登第名分无差等只是一个表面的公平,实际任用授官却因族群而有高下。比如:“至元五年,诏:‘凡投下官,必须有蒙古人员。’六年,以随路见任并各投下创差达鲁花赤内,多女直、契丹、汉人,除回回、畏吾兒、乃蛮、唐兀同蒙古例许叙用,其余拟合革罢,曾历仕者,于管民官内叙用。”
从汉南人进士在元代的作为远远小于其他各代也可见其深层次的隐性歧视政策。“省院台不用南人,似有偏负??南人有才学者,皆令用之??累科南方 士,始有为御史,为宪司官,为尚书者矣”《元史卷92百官志八》。
(六)落榜待遇民族之分
对落榜者的不同待遇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族群的年龄规定上,同样是两举不第,蒙古、色目人三十岁就可以为教授等职,而汉人、南人则须等到五十岁:“泰定元年三月,中书省臣奏:‘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不愿仕者,令备国子员。后勿为格。’从之。”汉南人整整二十年的青春时光被锁定在了科举应试上,而蒙古诸族却可以早早为踏入仕途做准备。蒙古统治阶层试图通过科举考试笼络牵制汉南人士阶层的目的也由此昭然若揭。
三、社会现实的镜子:政策文本对试题与答卷的指向作用
元代科举考试试题原始材料主要为《全元文》及《四库全书》中的策问,答卷则为现保存于国家图书馆的元代刘贞所编辑的《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残本。
从政策文本对科考内容的规定来看,试题应包括如下几种:
1.经疑经问。四书中出题,这类试题考察对四书义理的掌握,属章句训诂之学。
2. 经义。五经中出题,应试者在五经中的选择不受限制。但通过考证发现,考生对五经的选择几率并不是均等的,以《诗经》为上。原因是“元代不分大中小经, 只考《诗》、《书》、《易》、《春秋》、《礼记》五经, 实际上《春秋》用《三传》,
而《左传》、《礼记》在唐宋算大经, 字数较多, 因此习之者少, 习《诗》、《书》、《易》者多。《诗》易懂好记, 而且可出题者仅占三分之一, 所以习之者更多。元代考试虽设五经科目, 但实际一半考生多考《诗经》。泰定丙寅湖广乡试考官彭士奇云:‘余以诗学两诣礼部, 所见荆楚同经之士褎然, 贡且第者数人。此来本房得卷近百, 书卷四十, 诗且半之。’” 张祝平,蔡燕,蒋玲. 元代科举《诗经》试卷档案的价值 [J] .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1): 79-86.
3. 赋、诏、诰、章、表任选一道。在这五种文体中,被选几率同样是不等的,以赋为多。
4. 策问。因为规定是在经史时务内出题,所以策问的试题答卷最能反映社会现实。
四种题型中,经疑经问和策问是必考题,其他两种是选考题。鉴于考生选择的多寡及与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本文以《诗经》、赋、策问为分析对象。
(一)题型各异,指向归一
张祝平教授通过对刘贞所编辑的《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所出试题《诗经》篇目整理认为,元代科举考试中《诗经》的出题范围圉于为数不多的一些篇目中,其特征表现为重《雅》《颂》而轻《国风》,且重美颂而轻怨刺。这些篇目如下:
(国风) 淇奥
(小雅) 天保 鹤鸣 楚茨 宾之初筵
(大雅) 绵 思齐 皇矣 行苇 民劳 卷阿 抑 烝民
(周颂) 维天之命 维清 烈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思文
(商颂) 玄鸟 长发 张祝平,蔡燕,蒋玲. 元代科举《诗经》试卷档案的价值 [J] .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1): 79-86.
《诗经》中的这些篇章多为对君王歌功颂德之作
赋为汉人、南人乡会试中的选考内容,本文以会试为例,列举其赋题及内涵如下:
元会试赋题及内涵
资料来源:李新宇. 元代辞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176-232 这些赋题多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紧密联系。
策问涉及左右榜的不同,本文以会试左榜策问为分析对象。
(二)试题作镜,国事为像
1. 歌功颂德
2. 风俗礼仪的反映
3. 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范文三:现实主义视野观照下的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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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视野观照下的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诗歌
作者:罗建军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06期
摘 要: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把目光转向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通过对黑暗社会的揭露,抒发了其“哀民生之多艰”的诚挚感情。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了他们诗歌的主线,其诗歌的价值在元代诗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现实主义 元代后期 西域少数民族 诗人诗歌
元代诗坛上不仅活跃着众多的汉族作家,而且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兄弟民族诗人队伍,尤其是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成就更为显著。其代表诗人有萨都刺、马祖常、乃贤、泰不华、余阙、丁鹤年等,他们没有那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而是从自己的性情出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才能,他们以关注民生的博大情怀为出发点,在具有古老诗歌传统的中原大地,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关怀,向来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中心之一,这在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反映了诗人对中国诗教中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敢于以诗为武器,触及现实,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对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诗歌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有着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而在汉族诗人的集子中,这样的内容却相对薄弱。
例如,萨都刺的《百禽歌》《征妇怨》《织女图》《雨伞》《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等诗都深刻地揭露了元朝社会的尖锐矛盾,对受苦的劳动人民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在《鬻女谣》中,诗人用贫富对比的描写手法,表达了对民众苦难深切的同情和对剥削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谴责,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诗中十分真实地描绘出了农村的凋敝、荒凉,以及农民的颠沛流离、卖儿鬻女的惨状。作者以怒不可遏的语气质问、斥责尸位素餐的地方官僚在饥荒之年丝毫不将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无耻罪行。其对县官、郡守的斥责,是直露而尖锐的,这在元代诗歌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周双利评他的诗:“有刺时政之得失,忧民生之多艰;反战争之残民,哀农民之不幸,号为诗史,当之无愧。”这是十分恰当的。同样的,乃贤也善于在诗中作强烈的对比,以突出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如《颖州老翁歌》写河南旱灾“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但此时“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扑百姓穷膏脂”,通过对比深刻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当时人称赞云:“……昔唐白居易为乐府百余篇以规讽时
范文四:元代少数民族诗人边塞诗的新特质[权威资料]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边塞诗的新特质
摘 要: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诗歌题材,元代时出现了突变,少数民族诗人群崛起,笔下边塞诗别开生面,西域与塞外的水光山色、民俗生活、风土人情,更具北方游牧民族和地域特色。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边塞诗在前人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质,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与边塞诗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边塞诗 元代 少数民族 北方地域 新特质
边塞诗有着悠久的创作传统,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使边塞诗更具北方游牧民族和地域特色。边塞诗虽有着深厚的文学渊源,但定义却模糊不清。北宋初年李?等编的《文苑英华》首次以“边塞”分诗体,在“军旅”门下列“边塞”一类。宋初姚铱《唐文粹》开始用“边塞诗”,将唐代诗文分为功成作乐、古乐、感慨、兴亡、幽怨、贞节、愁恨、艰危、边塞等九大类。宋人吕大防编杜甫撰《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把杜甫诗分为“雨雪”“山岳”“园林”“时事”“边塞”和“军旅”等七十二门。元代方回《瀛奎律髓》把“边塞诗”归为四十九类中的一类。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五才开始明确以“边塞”论诗,评唐沈彬《入塞诗》“此言尽边塞之苦”。自杨慎始,“边塞诗”的概念才开始逐渐清晰。胡大浚对边塞诗作了更具体的阐释,他认为“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寄当代之事件;上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至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的,统统都可以归入边塞诗之列。”较为全面地罗列了边塞诗的表现内容,各代边塞诗的表现对象从未超出此范围。
元代疆域空前扩大,为巩固新生政权,元政府推行“汉化”和科举制度,为异域的西北子弟们提供了便利,他们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能熟练运用汉文进行创作,将本民族特色和中原文化相结合,创作出既有少数民族风情又有高超艺术技巧的边塞诗,使边塞诗呈现新的特质:以人事与自然的结合取代景物的简单描绘;扈从诗的出现给边塞诗带来了新变,以清新自然之景、豪放洒脱之风代替苦寒萧瑟之景、悲凉哀怨之气。
一、清新洒脱的诗风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边塞诗没有唐代边塞诗的荒芜之景、悲凉之感,有的是对北方山川草木的喜爱、异域风俗的呈现,野草、乳酪、驼铃、毡帐等意象在他们笔下组成了色彩斑斓的边塞风景图。元代少数民族诗人大都有过边塞生活的经历,祖辈在边塞生活的经历也渗透到他们的家庭教育中,因此他们笔下的边塞是熟悉的家乡风景,他们边塞诗的情感基调是喜悦欢快之情。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淳朴耿直的性格特征,使得他们以平和坦然的心态去写诗,因此他们笔下的边塞诗少了功利性质,更多的是赞赏留恋,诗风呈现出清丽自然、豪放洒脱的特点。
元初耶律楚材在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中以赞赏、喜爱的心态写下了大量边塞诗,赞美了边塞风光,讴歌了西域少数民族。如诗人随成吉思汗西征,过阿尔泰山时所作的《过金山和人韵》:
金山万壑斗声清,山色空?弄晚晴。我爱长天汉家月,照人依旧一轮明。 ――《湛然居士文集》卷七
这首诗先描绘出一幅山峦起伏,峰险沟深的雄奇画面。开头写斗声清亮悦耳,山色朦胧醉人。“清”字写出了山间之静,以斗声的清脆衬托千山万壑的寂静之美。“弄”字亦写出了诗人的怜爱之情,写夜间山色的朦胧之美。这些景象不是边塞的荒凉寒冷,而是诗人用自然之笔描绘的雄奇
之姿。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边塞山川的喜爱。他的另一首《阴山》,写得更是豪迈洒脱:
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奇。 ――《湛然居士文集》卷二
诗人先把奇寒苦地、积雪覆盖的阴山写得气势磅礴,随之笔锋突转描写山林深处的人家,将自然与人文融合,使苦寒之景变得亲切自然,感情自然真切,诗风豪迈洒脱。
二、人事与自然的完美交融
元代边塞诗不是对边塞风景的简单描绘,而是以人物为主线,围绕着人事活动展开论述,把异域独特的人事活动与奇丽的自然风光相结合,重点表现边塞淳朴民风及少数民族豪放的性格特征。雍古诗人马祖常具有浓厚的“河西情结”,在延佑四年出使河西,写下许多边塞之歌。这些诗歌以边塞人民为中心,将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异域风光结合。如《灵州》:
乍入西河地,归心见梦余。葡萄怜酒美,苜蓿趁田居。少妇能骑马,高年未识书。清明重农谷,稍稍把犁锄。 ――《石田集》卷二
语言简洁明快,浅显易懂。诗人以葡萄酒、苜蓿草开启草原生活画面,“怜”“趁”拟人化的运用,既写出了草原美酒的味甘醇美,又描绘了苜蓿草在田野中繁盛生长的景象。接着诗人视线转移,写出了少数民族妇女豪放不羁、崇尚武力的特征。最后以草原人民的生产劳作结语。寥寥数笔就把西域人民清明时的风土人情勾画出来,可见诗人艺术之高超。
萨都剌的边塞诗喜用“燕姬”这个人物意象。在这类诗中诗人将塞外少女纵马飞驰的形象与边塞风光紧密结合,突出表现这些异族少女豪放爽朗、尚武而不拘礼法的性格特征。如《京城春日》:
燕姬白马青丝缰,短鞭窄袖银镫光。御沟饮马重回首,贪看杨花飞过墙。 ――《元诗选》初集戍集
诗中塑造了英姿勃发而又娇憨美丽的塞外少数民族少女形象。短鞭窄袖,拉着缰绳立于白马前,将塞外女子的爽朗洒脱写得生动传神。本应御沟牧马的少女却在贪恋杨花飞舞的美景,天真浪漫的少女情怀一览无余,成为塞外一抹活泼亮丽的色彩。
三、兴盛的塞外纪实扈从诗
无论是西征还是扈从,都是元代边塞诗的一大特色。元世祖实行两都制,可以说是元代布衣文人游历上都的一个契机,大批文人士子以扈从身份游历,记录所见所闻,也带来了元代边塞诗的独特形式――纪实扈从诗的兴盛。这些少数民族诗人游历边塞时更多的是怀着寻根情结去探访祖地,他们以独特的民族诗人的视角写景言情,使我们全面了解到蒙古族生活地区的物象风景、民族文化,从中传达出了浓郁的边塞情韵和少数民族人民勤劳勇敢、率真淳朴的精神品格。 蒙元王朝京城上都与大都的建立,使当时文人墨客的眼光纷纷转向北方,大都及周围地区的景物、生活自然就成了他们笔下关注的对象。萨都剌之父常年驻守雁门,他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在雁门度过,塞北草原粗犷豪放的生活也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在他的许多扈从诗中表现明显。如《上京即事》前三首:
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栏斜路来。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异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雁门集》卷六
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描绘了不同于中原的边塞之景:原野一望无际、沙丘连绵起伏、草地曲折馨香、奶酒乳酪甘醇,散漫落日下的牛羊、朔风卷起的白沙、家家户户的
毡帐。把象征着元代民族文化精神的移植莎草、祭天礼俗等场景融入草原之景中,本应是荒漠绝域,在诗人笔下却成为生机盎然的游牧民族繁息之地。
元末葛逻禄诗人禄贤,扈从诗有五十九首,数量相对于其他西域诗人来说已算非常可观。至正九年,禄贤跟随御驾巡幸来到上都,写下了大量关于塞上风情的诗篇,并将此行的诗篇结为《上京纪行》。这组诗或写塞上风光,或写上都见闻,或抒归途情思。诗中没有愤慨无奈的哀叹,充满了旅途游人的舒适惬意,弥漫着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和乐天心态。这些诗多以组诗出现,格调昂扬轻快、生活气息浓厚。如《塞上曲》三首:“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过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骆驼。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塞上曲》,《金台集》卷二)在这些诗句中,诗人以饱含热情欢快的笔调记录着草原的风土人情:猎人出围驱车破冰夜半归,年迈老妪倚岸敲冰饮骆驼,双鬟小女折花而簪帽檐边等,草原人民狂放豪迈的行为举止令人眼前一亮,诗人以民歌的语言、饱满的感情描绘出大草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的祖宗之地是主人,客人的身份变成主人的身份,文学的形态就完全变了。民族身份使他们与汉族诗人发生了换位思维,从而给中国文学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产生新的精彩。”元以前的边塞诗多具有征戍诗、战争诗的悲慨苦寒的特点,通过苦寒的边塞环境展现征战将士与自然的抗争,以此表现英勇无畏不可战胜的战斗意志和顽强毅力。虽有少量风俗诗,但也是作为表达自己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理想抱负的陪衬出现。而元代北方少数民族诗人则以浸透在血脉中的古老情愫,汲取北方民歌的营养,客观再现边塞景物,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差异和格调,他们以新的身份登上诗坛,改变了边塞诗创作队伍格
局,加入了一些富有北方民族与地域文化的新元素,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与思想内涵,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1] 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之繁荣[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2).
[2] 杨镰.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J].民族文学研究,2004(2).
[3]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创造大国文化气象[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5).
作 者:李成,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辽宁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朱胜楠,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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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现实主义视野观照下的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诗歌
摘 要: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把目光转向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通过对黑暗社会的揭露,抒发了其“哀民生之多艰”的诚挚感情。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了他们诗歌的主线,其诗歌的价值在元代诗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现实主义 元代后期 西域少数民族 诗人诗歌 元代诗坛上不仅活跃着众多的汉族作家,而且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兄弟民族诗人队伍,尤其是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成就更为显著。其代表诗人有萨都刺、马祖常、乃贤、泰不华、余阙、丁鹤年等,他们没有那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而是从自己的性情出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才能,他们以关注民生的博大情怀为出发点,在具有古老诗歌传统的中原大地,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关怀,向来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中心之一,这在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反映了诗人对中国诗教中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敢于以诗为武器,触及现实,反映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对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诗歌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有着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而在汉族诗人的集子中,这样的内容却相对薄弱。 例如,萨都刺的《百禽歌》《征妇怨》《织女图》《雨伞》《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等诗都深刻地揭露了元朝社会的尖锐矛盾,对受苦的劳动人民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在《鬻女谣》中,诗人用贫富对比的描写手法,表达了对民众苦难深切的同情和对剥削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谴责,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诗中十分真实地描绘出了农村的凋敝、荒凉,以及农民的颠沛流离、卖儿鬻女的惨状。作者以怒不可遏的语气质问、斥责尸位素餐的地方官僚在饥荒之年丝毫不将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的无耻罪行。其对县官、郡守的斥责,是直露而尖锐的,这在元代诗歌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周双利评他的诗:“有刺时政之得失,忧民生之多艰;反战争之残民,哀农民之不幸,号为诗史,当之无愧。”这是十分恰当的。同样的,乃贤也善于在诗中作强烈的对比,以突出老百姓身处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如《颖州老翁歌》写河南旱灾“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但此时“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扑百姓穷膏脂”,通过对比深刻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当时人称赞云:“……昔唐白居易为乐府百余篇以规讽时政,……易之他诗若《西曹郎》《颖川老翁》等篇,其关于政治,视居易可以无愧。”此外,马祖常的《踏水车行》写一老农在干旱季节,顶着烈日拼命地踩水车,希望能救活几棵秋苗,“老父踏车足生茧,日中无饭倚车哭”,而富家“旧日得钱歌饮酒,朝朝买绢与豪奴”,反映了在天灾人祸面前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令人慨叹。《室妇叹》的最后两句,诗人难以压抑自己的情感,他说:“呜呼吾人痛切肤,忍死莫作盗贼徒。君不见苍鹰乳虎有司靡,何但岁凶人化鬼!”怒不可遏地警告统治者不要去做盗贼之流,须知连天空中的苍鹰、地上的乳虎都有人喂养食物,怎么能让遭遇荒年的人们变成饿死鬼呢!疾言厉色的斥责让读者觉得大呼过瘾。 跟上述诗人一样,忧虑国家、民族命运,关注、同情百姓生活境遇和疾苦也是回族作家丁鹤年的诗歌主题。即使在异乡漂泊之中,也“病骨惊秋早,愁心识夜长”,常常为国事而难以入寐。“磨灭余方寸,还同百炼钢”,他和封建统治集团持有不同政见而受人挟制、排挤,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却矢志不渝。戴良《鹤年先生吟稿序》云鹤年“……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忧国爱君之心。……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泅之横流也”。《题雁》《重到西湖》《钱塘怀古》和《寄胡敬文县尹》等一系列诗作,是诗人忧国忧民社会责任感的宣言作品,诗作的主题思想内容丰富而鲜明、辽远而深刻,是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的写照。这一类感时忧国的诗篇,在诗人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丁鹤年诗作的忧国忧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对元代诗歌内容的提升与丰富。 二、借古喻今的慨叹 杨载《诗法家数》说:“登临之诗,不过感今怀古,写景叹时,思国怀乡,潇洒游适,或讥刺归美,有一定之法律也。”借古人古事来针贬现实,抒发人生感慨,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手法。元代后期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们对中国历史典故非常熟悉,写登临怀古之作几乎信手拈来。 他们的诗作能以一个高端的眼光,透过古往今来那种表面的繁华,看出其内在的腐朽与危机,在抒写个人失意之感外,又融入了对时事的感慨。像萨都刺的《台山怀古》《登歌凤台》《回风坡吊孔明先生》等都反映了这一旨归。“歌凤台”是传说中汉高祖的遗迹,汉高祖当了皇帝后,回到故乡沛县,接见故乡父老,酒后唱《大风歌》,“歌凤台”就是因此得名。诗人针对《大风歌》的内容,结合汉高祖时的历史情况,在《登歌凤台》中对汉高祖加以谴责,肯定了韩信的战功,明确地认同韩信因功遭忌被害的观点。指出汉高祖还乡却赋《大风歌》,这时已是“向来老将今无多”。他又借老人的口说:“不独汉高祖”,“古来此事无不然,稍稍升平忘险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历史现象透辟的、一针见血的概括,这是一些庸俗的历史学者所不敢说的。显然,他在这里怀古,也是悼今,表达了他对元朝统治者抛弃功臣,埋没人才的不满,其中也包含着他不幸遭遇的切肤之感和家族沦落的隐忧之痛。《回风坡吊孔明先生》这首诗肯定了诸葛亮的才能和他对汉家的忠贞,并将他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归结为“若非蜀主三顾贤,终只如龙卧南亩”。这就巧妙地抨击了埋没人才的现实政治,劝谏当权者应像刘备那样慧眼识英雄。乃贤的一些诗歌也对历史上的英杰予以由衷的倾慕和赞扬。如在《岳坟行》中,他对宋代爱国将领岳飞的功业品行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从中也可窥见诗人隐怀的报国理想及主张正义的情操。 马祖常在《反铜马式歌送熊大古》中分别选取了《战国策》中两则古老的、常人皆知的寓言故事做题材,以古喻今,以古讽今,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独立的具有思辨色彩的评说,借以抒发了对压抑人才的黑暗社会的严重不满。丁鹤年在《黄鹤楼》中借“祢衡”(指东汉祢衡的《鹦鹉赋》,该赋主要表达有志之士生当乱世的不幸遭遇)和“庾公尘”(喻鄙俗的权势和地位),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动乱中有志之士不能被重用的情感以及对鄙俗的社会权势、地位的远离态度。他的另一首登临怀古之作《登北固山多景楼》写诗人登上北固山多景楼,面对北固山甘露寺内诸葛亮曾坐与其上与孙权共论曹操的那块“恨石”,不禁哀国力之衰败,又有谁能来拯救国家的安危呢?这种哀叹本身就是对腐败的元统治者的有力谴责和批判,表现了诗人对时代社会的一种强烈而赤诚的关注。 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借古喻今的这些诗歌,极富独特的理性色彩,在思考现实时以历史为参照物,诗作中客观冷静地评价和分析历史现象,内心深处潜藏着对现实社会的抨击和深刻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回环透视中,形成独特的人生见解和生活哲学。 三、反战意识的体现 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中有不少反对不义战争、呼吁太平盛世的诗篇,充分表现了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积极用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进步意义和审美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的萨都刺,针对元朝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他在《过居庸关》中这样替普天之下善良的人们呐喊:“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控诉了统治者“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罪恶,而且强烈地表达出对安定生活的向往。结尾从心底迸发出震撼天地的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强音,这也是千百万人民的共同心声。《题画马图》能摆脱当时一般题画诗的俗套,表达了作者彻底消弭战争的迫切要求:“将军与尔同死生,要令四海无战阵,千古万古歌太平。”在诗作中如此直接而鲜明地反复表达自己强烈的反战态度,可以说在萨都刺之前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先例。他的《伤思曲哀燕将军》组诗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和嗜好战争的丑恶灵魂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所反映的将帅腐化的题旨,与盛唐边塞诗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类揭露军中苦乐悬殊的现象,可谓异曲同工。同时,也从另一侧面表现了诗人对不义战争性质的深刻认识。 由于乃贤亲身经历了元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目睹了统治者尔虞我诈、社会的动荡战乱,所以理想是“愿得河清一千岁,朝朝望阙谢君王”,或者是“四海承平天子盛,会看封禅动山灵”。余阙的《题周伯宁画》和《送康上人往三城》等诗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企盼和平生活的良好愿望,“杀机起无象,平陆忽成红”,“举目墟里间,但见蒿与蓬”,“原野何萧条,白骨纷交横”等诗歌以写实的笔法描绘出了战争给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的灾难,读之使我们想起了曹孟德《蒿里行》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句子。下文则盼望一朝洗甲兵,老百姓能够兴农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丁鹤年的一生见到过大大小小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战争以及贵族、军阀、地主武装之间争权夺利的混斗等。在这种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人民群众痛苦不堪的状态与背景下,长期颠沛流离的诗人自然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国家早日大统,人民群众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兵戈隔梦三千里,霜露伤心二十秋”的现实使其良好愿望无法实现。《钱塘怀古》《重到西湖》等诗篇则描述了昔日山河战乱之后变得一片灰寒,霜冷柳残,荒烟浩漫。从中流露了作者对接连不断的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不尽灾难的忧思与诘问。 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以其深广的反战思想意识,空前广泛地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元蒙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喊出了作者个人的苦痛、要求和希望,也喊出了人民大众共同的苦痛、要求和希望,它具有丰富的人民性,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社会情况。 四、结语 总之,元代后期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中,站在现实的立场上,把目光转向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人民而痛苦,为人民而呐喊的精神贯穿了他们诗歌的主线,表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些作品也无疑是元代诗歌现实主义的杰作,是元代诗坛中一束亮丽的奇葩,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参考文献: [1]白寿彝.回族人物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2]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3]高人雄.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4]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查洪德,李修生.辽金元文学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1. [6]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8]周惠泉.元诗浅谈[A],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C].济南:齐鲁书社,1980. (罗建军 甘肃省临洮县第二中学 7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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