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试论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1
试论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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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2009-06-18 10:50) 来源:新华网甘肃频道
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各的根本性质,也各有各的基本矛盾。基本矛盾决定着事物自始至终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因此,要想搞清楚事物的根本性质,就必须全力抓住事物内在的基本矛盾。自然界如此,社会亦如此。
(一)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根本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二)
社会基本矛盾,是在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中产生出来的
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方式,一方面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大生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已经初步建立起商品市场经济体系。
(三)
公有制基础上新型的现代化大生产,同古代留下来的商品市场交换方式,构成了我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两者相互之间,既适应又不完全适应,是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两者处在既相互对立、相互摩擦、相互蚕食,又相互统一、相互推动、相互转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这一对重大的社会矛盾。该矛盾的运动变化,决定着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都将处在一种波浪式的前进形式中,并承受着世界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冲击。
(四)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大生产与商品市场交换,两者共生共存,同命运共发展。在以往所谓传统的经济学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市场交换,是不能够共生共存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难题恰恰就在于必须找到适当的经济形式,把公有经济与商品市场交换密切地结合起来,共同发展,而又防止和有效克服相互削弱、相互剥蚀的弊端。在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基础上
(五)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其它矛盾纷繁复杂。诸如,城乡之间,一、二、三产业之间,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积累与消费、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与廉政建设、内贸与外贸等。这诸多矛盾都受到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有的矛盾直接就是由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因此,所有社会矛盾的恰当解决,都有赖于上述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处理。
(六)
矛盾就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推动力。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由历史上遗留下来并有待于充分发展的商品市场交换方式,同新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大生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摩擦又相互促进、既相互剥蚀又相互转化的这种矛盾状况,正是今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道德等全面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应对能力不断提高,促使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管理不断走上新台阶。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日新月异,迅猛增强。改革30年来,事实说明,公有经济同商品市场交换之间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性质的矛盾,而是既有对立性的一面,又有统一性的另一面。只要政策对头,方法灵活,思想解放,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变压力为动力,学会游泳,学会自我生存,并且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的。
(七)
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办法,首要的一条是改革不断深化。以往的实践证明,改革在解决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作用,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既要改革掉公有制企业管理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一切理论、机制和体制,使之在市场中能够自由活动,自主经营,应变自如。同时,又要改革掉市场经济不适合公有制企业壮大发展的一切腐朽、陈旧的理念和陋习。诸如,货币拜物教、金钱至上的腐朽观点;违背以人为本,把劳动力变成商品,进入市场买卖的西方市场观;不讲诚信的奸商理念和欺诈陋习;还有,主张市场绝对自由的观点,否定一切计划管理和国家政府必要而正当的调控作用等等。正是有这些弊端,产生权钱交易、贪脏枉法等腐败现象,造成近期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瘟疫流行,以及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重大问题和重大事故。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新兴的事业。在中国这种落后的国家来建设社会主义,更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独具特色的伟大创举。所以,改革和建设必须同创新相结合,坚持不断地解放思想,准备走西方没有走过的路。其次,根本的一条,还在于不间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千百万群众的经济活动实践中,发现新情况,探索新路子,总结新经验。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只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得到实现并检验其正确与否。
第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群众路线,按经济规律办事。我们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都要依靠人民大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民众的共同富裕。经济建设和改革,要使人民大众获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建立在雄厚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既不可采用过去那种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也不可只靠少数所谓精英,脱离群众,另搞一套。否则,盲目蛮干,急燥冒进,后果难料。第四,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过去,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正确道路。现在,又在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大家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理,今后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正确
认识和正确处理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障中国走上一条健康、稳定、持久、快速、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第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解放思想,在及时总结群众创造性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探索理论创新的突破口。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基本矛盾所必需的超前性工作。不能总是把公有制与大锅饭联结在一起,也不能总是把市场经济同两极分化捆绑在一起。关键,在理论和政策的导向。理论先导,认识一致,措施紧跟,行动统一。
范文二: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作者: 杨连旭 | 2005年09月22日11时08分 | 原始出处:燕南 | 人类是在与自然的矛盾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与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人类的不同生存和发展方式,形成了人类的不同文明。
中华大地的天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决定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与自然界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与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形成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
由中央集权主导社会发展,这虽然是解决水与人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但是却也由此产生了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基本矛盾,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 (一)
对于官僚主义,**不仅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而且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指出: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好摆门面,好说空话,
思想僵化,墨守成规,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办事拖拉,不讲效率,
不负责任,不守信用,
公文旅行,互相推诿,
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
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随心所欲、滥用权力。
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观根源是,只顾自己名利、不管别人死活,这是主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是:脱离人民,脱离实际,这是客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终极结果是:主观官僚主义由客观官僚主义掩盖着,形成政治腐败,直至政权腐朽无能,最终腐烂透顶,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官逼民反”主导着自秦以来历代王朝的兴衰。各王朝的灭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义导致贪官污吏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投机专营、结党营私、瞒上欺下、排斥贤官能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无能,社会虚弱无力,引发民不聊生、铤而走险。
所以,清除官僚主义的能力就是执政掌权能力的标志。
能否消除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这也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标志。当年,陈独秀曾指出: “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
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页)
正因如此,他才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
陈独秀的论点不幸被历史所证实。五十年后,“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就发动了自我政变,摧毁了苏共和苏联。
不仅如此,“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他们的腐败无能直接破坏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教育的腐败无能造成教育投入的效益低下,人才培养缓慢;学术的腐败无能导致科学技术投入的效益低下,科学研究的质量低劣;国有企业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国有经济的衰败,科学技术难以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军队的腐败无能导致军备松弛、战则必败;政治的腐败无能必定导致国家政权的腐朽无能、天怒人怨、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 蜕变异化成人民的异己阶级,这个问题不仅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直接危胁。
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治“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那么不仅是“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而且还会养育出自己的掘墓人。 (二)
官僚主义导致腐败畅通无阻、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主观官僚主义者多数就是贪官污吏,他们信奉的是升官发财,必然结党营私、嫉贤妒能,由此官吏或者胡作非为、为非作歹,或者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从而导致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家国一体的皇权专制形成的是社会政治理念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纲常,另方面是“千里做官,只为吃穿”的世俗信条。其中何去何从,这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品行。 当皇帝官僚主义严重、昏庸无道时,升官发财的理念就蔚然成风,就实现了政治的产业化。当官职变成了商品后,升官发财就成为主观官僚主义者的行为准则,所谓“忠君报国”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上,贪官污吏大多数是投降派和叛国者。因为他们只关心升官发财,并不在意其它。
不仅如此,贪官污吏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结成各自的利益同盟,不仅压抑德才兼备的各种人才,而且开展朋党争斗,形成社会发展的反动,造成国家政权腐朽无能、政治腐烂透顶。
于是,国家机器也就成了泥足巨人,一有风吹草动,便轰然倒地。
掌权者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掌权者的任人唯亲和卖官鬻爵是制造投机分子和贪官污吏的工厂。 晚清时代的中国之所以任由列强瓜分,主要是由于政权的腐朽无能。无论是早期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抗英,还是后期的娘子关守军抗德,都打得侵略者望而却步。这证明:中国军队完全能够打败侵略军。 经过“洋务运动”,大清帝国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也是堪称一流的,不仅有陆军60多万人,而且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六。相对实力,要远远大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
此时的中国,如若政治清明、君贤臣能,同心同德,纵然不能跻身世界列强,至少也让列强不敢小觑。遗憾的是,此时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腐败绝症在大清帝国已经复发多时、病入膏肓,早就不再是腐败而是腐朽乃至腐烂的问题了。
梁启超指出:
“夫固用同此主义也,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曰有隙无隙之分而已。”(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8页)
这个所谓的“隙”,就是人人痛恨却又不能根除的政治腐败。
(三)
官僚主义导致天怒人怨,社会离心离德、一盘散沙。
集权专制家国一体,国家即皇家。皇家爱大家,大家自然爱国家。既然皇家不爱大家,大家为何非要爱国家呢?
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明信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大家只在乎皇家是否爱大家,并不在意谁家是皇家,且不论民族,不管国籍。历史上尽管有着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这些抗击异族入侵的英雄,但是更多的却是积极参加异族政权的知识分子和安顺良民。
“乾隆皇帝七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象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
“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一切政治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333页)
慈禧为了维护权力和满足奢靡,既玩弄权术,制造养护政治派系;又卖官鬻爵,挪用海军军费。这样,就导致政治从乾隆年间形成的腐败,道光年间形成的腐朽,达到了腐烂的程度。
其时,日本仅有陆军十几万人,海军实力在世界仅是位居第十六,只与北洋水师旗鼓相当。甲午战争之初,没几个人认为日本能战胜。
可是战前,北洋水师为了军费,利用军舰开展商业运输,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势经商,全体将士声色犬马,既损耗了装备,又荒废了技术。
战端开启,首先李鴻章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敌”,迫使水师放弃制海权;其次,陆军除左宝贵、聂士成等所属个别部队之外,淮军其它各部兵无斗志,从朝鲜至辽东、一路望风而逃;最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抚软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师和所属军队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国只有北洋一师独抗日本全国之军力的局面。
结果,恰恰是中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时,从天津进攻北京,面对着手执大刀长矛冷兵器的清军阻击,用了40天。
4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总兵力不过3万人,且各揣心腹事、互不协调,不仅联军统帅瓦得西尚未到位,而且还要留下万人固守天津,最多有2万人进攻北京,同样的攻击路线,面对着的已经不仅是人多势众,而且装备一流的新式清军,可居然在10日内就大功告成。
“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时,只有炮台守军独自拼死抗战,其他各军竟然全作壁上观,海军甚至不战而作俘虏;尔后只有直隶驻军参加抗战,东南各省竟然与洋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就连坐镇山东、近在咫尺、执掌最精锐的现代化新军的袁世凯也公然坐视侵略者攻陷首都,打进皇宫。
当初,太平天国兴起,八旗军不堪一击,大清王朝岌岌乎危哉!那时,尚且有以僧格林沁、曾国藩、左宗棠、李鴻章为代表的大批官吏和知识分子效命沙场,力挽危局。此时的封疆大吏却拥兵自保、坐视国破,大批知识分子投靠侵略者。
当年,三元里的普通乡民揭竿而起,尚且能将英国侵略军打得一败涂地、望而生畏;可如今几十万的义和团和数万的新式清军却是一触即溃、顿作鸟兽散。
可见,此时大清王朝的政治已经达到了腐烂透顶,气数已尽的地步。
(四)
官僚主义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往往积重难返。
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在有关变法的诏书中指出: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页)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就一针见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说明,政治腐烂的先进化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先进化,所有的先进装备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中国的强盛就取决于能否持续地清除贪官污吏,保证由德才兼备者执政掌权。
官僚主义及相生的官场腐败,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周期复发的不治之症。为了严明吏治,历代王朝说教严刑、软硬兼施,几乎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是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严法酷刑、特务监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剥皮、成万的杀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还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实行“养廉银制”,可也是无济于事。就从所谓的“乾隆盛世”起,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下,农民起义已成规模。
如果说明崇祯皇帝在上吊的衣襟遗书中指责官僚集团害民误国、还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那么清嘉靖皇帝诗中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诸臣尽紫袍,
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
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
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
辜负君恩尽尔曹!
由此可见,官僚阶级的腐败能力之强,就连乾纲独断、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对此,**指出了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的方向:“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所以,发展民主政治必须以强化民主监督为先导。
(五)
官僚主义的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无拘无束,消除官僚主义就在于拘束权力。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相对来说,民主监督比民主选举更为重要。
正如潘维博士所指出:
“民主的多数决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遏制腐败,也无法控制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绝对权力无论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都是人治的一种,都会腐败。”(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52页)
民主选举只是解决社会领导人的产生问题,不能解决权力监督问题。更何况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有条件下的简单多数原则也不是包治政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民选产生的社会领导人也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他的实际表现很可能并不如当初亲口所许和人民所愿。
但是,只要有了民主监督的弹劾制即可及时更换领导人,制止恶化。这样的威慑力,就迫使当选的领导人不得不尽力顺从民意,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正因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钱民主”,尽管是财大气粗者的天下,但是由于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监督,当选的领导人也决不敢肆无忌惮的违背民意胡作非为。
倒是民主监督弱化的国家,社会领导者一旦大权到手便有恃无恐、恣意妄为,劳民伤财屡禁不止、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就连反贪污贿赂人员也加入其中,形成了贪贿分赃的猫鼠同盟。
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中指出: “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两三年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还相当猖獗。这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有的甚至受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问题远比一九五二年?三反?时严重。”(《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43页)
时至今日,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每年侵吞的金额竟然约占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高达1.5万亿!而且大贪窃国,小贪剥民,官官相护,已初露官逼民反的端倪。
蔡定剑博士就强调指出,现在农村里群众闹事,砸乡政府、村委会的事情屡有发生,原因就是一些乡村干部为所欲为,不受老百姓的监督,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有机会可以盘剥老百姓。(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事实一再证明,仅仅是“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根本不能清除官僚主义的腐败,只有民主监督才是官僚主义腐败的天敌和克星。
关于实现民主监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就开始付诸实践。
**的办法是,以群众运动为主实行群众路线。因此,自执政开始,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起了“三反”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60年代又先后组织了“四清”运动和“**”运动,直到他逝世。频繁的群众运动确实对官场腐败保持了强大的高压抑制作用,但是也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盛行,严重扰乱行政秩序和激化派性争斗的副作用。
**的方法是,以法制建设的专业打击为主。因此,他组织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这虽然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了行政秩序,但是却导致了官场腐败的恶性膨胀。
由此可见,既要有效监督官吏,又要稳定行政秩序,目前还是个二难选择。
(六)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苏维埃政权、边区和解防区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在建国后的民主政府,都开创出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
实践证明,有效监督官吏和稳定行政秩序完全能实现统一。
梁起超曾强调指出: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20页) 在集权体制长达两千多年的压迫下,惟权是从的奴隶主义必然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要以为仅仅是普通群众有奴隶主义,其实官僚的奴隶性乃至奴才性更是十足!
这种奴隶性也是形而上学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无权无势时的逆来顺受,另方面表现为大权在握时的无法无天。
奴隶性的两面性,造成了成了权力的威力与权力的监督相互矛盾。
社会是以一定的秩序形成,权力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形成威力,组织社会活动。社会的和谐来自于社会的秩序,社会秩序来自于权力。社会处处需要秩序,社会权力无处不在。社会权力主导着秩序,社会秩序体现着权威。所以,权力具有维护秩序的本能。
权力既是对人类天性的普遍压抑,又是人类天性个体爆发的工具。人类的本性是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只是由于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组织起来”的要求,这才不得不收敛天性、服从权力。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格化的权力是以追求权力的无拘无束为终极目,不断追求权力内容、权利运用和权力威力的无穷大化的。
权力监督就是限制权力内容和运用的无限扩张,防止权力的异化。权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社会产物,社会必然要求监督权力,把权力限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防止人格化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 权力具有抗拒监督的本能,监督本身也是权力,同样追求最大化。权力必然要求威力,权威来自于权力的内容和运用。权力人格化后的奴隶性两面性,导致或者权力绝对权威,监督绝对顺从;或者监督绝对权威,权力绝对顺从。不只是权力失却监督就必然产生腐败,而且监督泛滥就会使权力失去权威。社会失却了权威就失去了秩序,秩序受到破坏就必然损害权威;权力威风扫地,秩序荡然无存。 **“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大民主,普及分散了监督权,使监督权失去了监督而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普遍削弱了行政权威,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大乱”。
**“让群众党员监督干部”的法制建设,回收集中了监督权,限制了监督权,普遍弱化了行政权的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七)
“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这美好的心愿却被残酷的现实所无情地粉碎。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了嗜权如命的中国社会传统,几乎人人都有自觉追逐和把持权力的本能。见到权力就如同苍蝇见血,到手的权力就不会轻易放弃。面对中央下放来的权力,大小官吏无不用足用活,有的竟然明目张胆地实行起所谓的“一把手负责制”,形成了“一把手专制”。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不怕官就怕管”中国社会的传统,“官大一级压死人”。几乎人人都有以权压人的本能,形成权力专制,造成社会畏惧权力怕“穿小鞋“的氛围。不要说工人和知识分子难以参与管理,就是多数同级副职也是甘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于是,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和唯唯诺诺、甘做奴才成为官场的时髦。以往的国家统一集权,形成各地各级的分散集权,国家的总家长制变成了各地各级的分家长制,从大家长制变为了小家长制。改革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目的,而且还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行其道。
这样,在“天高皇帝远”和没有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官场腐败更不在话下。下放权力不仅没有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而导致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倒闭和基层机构人员膨胀。
所以,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最根本的是必须解决“人民程度未及格”这个老问题。
“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
“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之,及其人亡政息焉,……
“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整顿之,……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认为,什么样的国民产生什么样的官吏什么样的政府。无论是祸国殃民的官吏,还是腐败无能的政府,或是腐朽没落的制度,之所以能生生不已,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导致。
正因如此,他提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5页)。
在此,梁启超道出了问题的本质。确实,不仅是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道理,而且还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在奴隶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任你选择什么样的体制,也必然造成各种权力的无拘无束、横行霸道。
事实证明,在国民没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条件下,简单的简政放权不可能实现民主,只能形成以民主的名义和形式强奸民意。
(八)
从根本上说,国民的政治文明的程度是由经济基础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于西欧的特殊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
首先,是在西欧封建领主制的无政府基础上产生的。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民间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了足以与阻碍其发展的封建领主的实力相抗衡后,工商业主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城市的自治共和。
其次,是经过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形成了开放的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到了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程度,通过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成为西欧社会主流政治的。人民有了政治权力,自然也就自觉的关心和参与政治。
最后,是由于其所表现出的政治先进性,又为其它国家所自觉选择或接受。
也就是说,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国民与政治的相关度,而且取决于政治向国民的开放度。
中国的地理和经济特点既然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上层建筑,也就同时决定了社会政治文明的集权性。中国既不可能出现无政府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出足以左右政治走向的民间工商经济,也就不可能自然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制度。
所以,李约瑟博士强调:
“中国文明本身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在本世纪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本质上是外来的东西。中国人自己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他们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需要,什么资本主义。”(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10月,第130页)
我国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之所以低,就是因为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权力。“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
困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623和624页)
集权专制的政治向国民封闭。无论是皇权专制,还是政党专制,专制政治是通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法理和乾纲独断的制度,实现了对国民政治权力的剥夺。
人民没有政治权力,自然也就不关心政治。虽然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化,实际上人民更注重的是“说了也白说”和“祸从口出”的现实,造就了“肉食者谋之,有何见焉”的社会氛围和 “莫谈国事”的国民理念。
通过大量的调查和考察,蔡定剑博士指出:
“我得出的结论是民主的事件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无论经济文化发展,,选举人群的素质高低。”(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所以,只有用民主的方式提高民主的意识,用民主的政治提高民主的素质。将人民监督权力的权力具体化成每个人的权力,并保证这个权力的有效性。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保持协调的同步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展。否则,上层建筑就会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既然是在通过自觉的行动推进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那么就必须同时自觉地推进政治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向国民开放政治。
(九)
**强调指出:
“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实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国家和民族的先进必然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先进,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必然是政通人和、同心同德。赶超世界先进,尽管必须以实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赶超先进为根本,但是却又不能仅仅是如此。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来也不是脱离社会而单独发展的,相反却是在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发展的。所以,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先进了,可政治腐朽无能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谁都知道,权力失去监督就必定产生腐败,无限的权力必定产生无限的腐败,可是又由谁来监督权力呢?
权力来自并从属于体制,自然由体制实施监督。体制能否有效地监督权力取决于体制的效率,体制的效率来自于体制的能力和对象。
体制的能力是由体制的所能发挥出的智慧和技术组合而成,体制的对象规模是由社会活动的规模。当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权力运用得当就形成高效;当对象的规模超出体制的有效能力时,体制的权力运用不当就形成低效。
新中国的经济经济体制之所以曾经高效无比,就是因为:
其一、社会规模相对的小,“一五”时期只有156个重点工业工程项目;
其二、体制内积聚的是一世的人杰各显其能,所能发挥出的智慧也就达到了最大化。
所以,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效率达到了最大化。
**所主导的改革之所以是以下放权力为主,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规模发展已经超出了体制计划的能力,导致了经济效率下降,只能把超出了体制计划能力的那部分经济活动从计划体制中分离出去,交由市场调节,形成市场经济。
正是因为体制的无能才下放了权力,体制也就不可能对全部权力实施有效监督。这样,所谓的法制自然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必须也只有借助于体制之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监督下放的权力,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即凸现出来了。
现实的问题是,从理论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自然必须监督权力。可在制度上,权力是通过制度而实现了人格化了的具体力量,人民却是没有通过制度实现人格化的抽象概念。 因此,权力是无敌的,只有大权力制服小权力,没有哪个公民能监督权力,就连同级副职都奴性十足,更何况普通百姓呢。
所以,消除奴隶主义实现民主监督的关键是,以“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的气魄,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从法律和制度上将人民由集权体制下的弱势变为强势群体。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也只有实现群众路线和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专业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有机结合,才能在保持秩序和稳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抑制官僚主义和官场腐败。
首先,将法制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其次,将组织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坚持定期的开门整党审干,才能及时发现和清除投机异己分子,纯洁组织和队伍。
又次,将官吏的查处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因为只有能将专业反腐败工作的主要过程置于人民的严密监督之下,才能有效防治猫鼠同盟,这就必须实行科学的审判陪审员制、检察陪查员制。
再次,将社会的主要工作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为此,必须实行人民代表的必须提案制和一定比例的基层人民代表轮流住会制,专司调查、弹劾官吏之职。
还有,至少是将现今人民代表享用的弹劾权推广到民间,落实到每个人,若干群众代表或一定比例的群众联名即可启动官员的弹劾程序。
最后,必须追究那些推荐和考察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高升的人的责任。
在官僚阶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高压下,人民作为集权官僚体制下的弱势群体只能是忍辱负重,形成了“莫谈国事”的理念。可是,一旦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就会出现“民之轻死”、铤而走险的局面。 如此循还往复,代代相传,直至国民政府。
这就是中国历代政治最大的教训!
至今,中国的政治实质上还依然停滞在“训政”阶段。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以对国家民族和历史负责的精神,放弃一切私利,以完善传统的精英治国、再加上现代的民主监督为主题,主动向着民主政治前进。这正是: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9页)。
所以,必须以“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理智,从法律制度上巩固提升人民的政治地位,从实践上培训涵养人民的民主素质;必须将反对官僚主义纳入政权的基本建设,“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时每刻都要讲,使每个同志对这个问题都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主革命先驱们的梦想,不负**、**的期望!
范文三:论中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历史发展以来与各种因素的推动,其中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此,正确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主。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有机结合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彼此相互作用,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相适应,但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国从过去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却使得人民的贫富差距渐趋悬殊,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同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频出。
其次,我国社会矛盾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缺陷。国家机构存在官僚资本主义作风,部门林立人浮于事,官员腐败以权谋私,办事效率低;国家法律法规尚需完善,使公民的有关权益的不到相应保障;监督机制缺乏,目前大多数社会问题只有等到记者发现形成新闻后才被相关部门重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服务,为统治阶级提供必不可缺的政治、思想条件,其中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政治组织等,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
解决以上矛盾应通过自我调节和完善不断得以解决。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把握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还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使其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加强法制建设,反腐倡廉,推进民主制度规范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重视民生,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利益。
中国历经几千年沧桑岁月,而今世界纷繁变幻,要想保持大国的威望并走在发展的前列,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直面挑战,敢于拼搏,共创华夏历史新的辉煌。
范文四:**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作者:沈建国
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07期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内容。它从哲学高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一般规律和动力问题,为人们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着的矛盾,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不同的社会中,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基本矛盾都有其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同志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贡献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并制订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一
专门就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进行理论阐述的起始于斯大林。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生产工具的发展的状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这一思想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承认这是个普遍原则的话,那么就不难得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样会与生产力相矛盾的结论。但是,斯大林以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功方面的特殊性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受普遍规律的制约,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①
但是,社会基本矛盾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并且顽强地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1952年斯大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在书中他批评了雅罗申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观点(其实,雅罗申柯无非是重述1938年斯大林主张的并在以后为人们奉为经典的论断),认为“这是错误的”。斯大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有矛盾,但是,一方面,正如**所指出的,“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②另一方面,斯大林虽然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他却看错了阻碍在当时所表现的具体内容,认为生产关系还不够先进,即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如还存在集体所有制,商品交换,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还不够全面、彻底等,“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业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③所以,斯大林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问题。
**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把它当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经过这种改造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人们对它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翻身解放而欢迎新制度的热情,从客观上也使**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某种理想化的倾向,妨碍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析的深入。另外,由于**在主观上有不大重视生产力的弱点,也影响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正如**同志所指出:“**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⑤**自己也说:“我自己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⑥这个“重大缺点”,不能不对他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生很大的影响。
**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的局限性在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中没有指明何者更根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更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没有把握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各项具体制度和政策优劣的根本标准。由于**没有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受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制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矛盾制约的,因而在党的八大已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后,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偏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找错了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把所谓的阶级矛盾、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二十多年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实践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未真正解决,而且日益尖锐了,大大延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
1979年3月,在一次重要的理论工作会议上,**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但是,“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⑦这表明**同志既肯定了**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正确的方面,又决心克服其不足的方面,把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
**同志就**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的成果,首先表现为实现了三个转换。
(1)在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中,**更多的是着眼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着重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同志则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决定作用。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样是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更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确定的。他以农村经济中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此作了说明:“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⑧二是认为以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以其是否能比其他社会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⑩三是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社会主义社会最大的政治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因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1)
(2)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社会的一切矛盾产生、发展的根源,也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集中表现,能否正确抓住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能否正确掌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中心内容及其时代特点,决定能否解决该时期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晚年把阶级矛盾视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同志则从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条件的现实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根本目的出发,认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2)抓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明确了任何时候都要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其他任何工作都要服务服从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干扰”。(13)所以,**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于后来形成围绕“一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奠基意义。
(3)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的社会基本矛盾,除了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还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特点的认识是从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点的普遍性的概括,**同志则注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的剖析。这种特殊性是与社会主义初次由理论付诸实践而根据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一般特征的预测作为原则来建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与社会主义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国家里先行实践相联系的,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剧烈较量的国际条件相联系的。这种特殊性一是表现为“不相适应”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某些部分过时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因上述特殊因素制约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引起的。**同志认为,“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14)“左”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脱离生产力的水平追求理想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脱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主要内容,强调阶级斗争观念越强越好,政治生活中越“革命”越好。二是表现为由此决定的不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个别制度、个别环节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既有的经济、政治体制已呈僵化趋势,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所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通过完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个别制度、个别环节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不能停留在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上,而是要打破旧体制的桎梏,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革,即要进一步认识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5)
三
**同志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的成果之二是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规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容,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本道路、根本目的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方面,而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手段和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体现的方面。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6)
**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一是能够使生产力以历史上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没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7)二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所以“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方面”。(18)三是使上述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公有制在本质上是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使生产力得以加速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产业结构的变动越来越频繁,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有利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重点科技和重点产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19);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调控系统和较强的调控能力,就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就能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来调控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自己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0)所以**同志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1)**同志还从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格局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认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2)
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是与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的具体国情相联系的,是具体民族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国民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等条件而选择的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手段、措施等,如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等。这种选择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日益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措施、形式、方式、手段的选择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有些方面达到了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与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国民素质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种是有些方面扭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国民素质,制约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发挥。两者同时还有量的规定性。**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肯定前者的同时,主要对后者进行了剖析,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经验以及许多条件的限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方面,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其结果一是“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化;三是脱离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潜力;片面追求高速度,如“1959年搞‘**’,心是好的,想搞得快一点,但违反了客观规律,反倒带来灾难”;(23)四是片面强调计划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4);五是“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25),“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26),没有搞好生产的动力和压力;六是在管理方面“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27);七是在分配上搞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多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善”。总之,“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8)
在以往的社会实践中,由于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没有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政策,有“左”的错误思想的人,往往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合理性,来论证体现它的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也是合理的,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方法的弊端的改革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把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29),反对对外开放。有右的错误思想的人,又往往用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的弊端,来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们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失误,“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30)有些人则是“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31)那些真心实意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也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关系上混淆不清,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种种挫折迷惑不解,找不到在新形势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同志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政策、方法、手段的科学区分,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是我们党反对思想僵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
四
**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而且在实践中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手段,即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改革而言,**同志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传统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因此,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对体制的革命”,“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32)
就开放而言,**同志认为,我们也应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建设的具体方法、措施、手段区分开来。对外开放除了把我们的经济纳入国际轨道外,是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
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早在1979年11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同志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除在所有制、分配方式根本不同外,在市场经济的运作、管理方式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所以,把市场经济“当作方法,它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34)1985年10月、1990年12月和1992年南巡讲话中,**同志又分别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5)**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对人们突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最集中的体现。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方式,建立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是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商品生产内在的、必然的要求。商品交换自古就有,有交换就有市场,就有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存在,只不过这种作用有大小之分,因此,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源配置方式,不存在与哪种社会经济制度不相容的问题,也不存在实行市场经济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它在运行过程中要求商品生产者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调节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自然拥有这种自主权,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也可以拥有这种自主权。我们以前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不是因为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和自觉地运用市场机制,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只要我们改变公有制的实现方式而不改变“公有”的性质,如实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使企业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就足以使企业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融入市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实践**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手段的过程,历史已证明,我们的实践是成功的,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对此日本学者冈部达味等人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一书中指出:“1978年12月,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时代,80年代的中国以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三大支柱”,“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所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同时提高了。”(36)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步苏联东欧各国的后尘即会发生类似的变化,只要施加一定的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也会垮台。但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在中国卓有成效,政治稳定,政局昌明,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苏联东欧的政局动荡和经济危机形成明显的、反差极大的对照。正如意大利《共和国报》所说:“中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同10年前相比,已认不出来了,它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向前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创造了想象不到的奇迹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权力)绝对牢靠,至少在目前尚看不出有何混乱或迷失方向的迹象,事实是这个党并未表现出有危机之症状,它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37)美国学者马克布莱彻认为,在社会主义实践遭受挫折的现时代,中国的改革实践,“无论对研究社会主义还是实践社会主义的人,中国的实例都大有教益”。(38)所以,**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我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属于世界前列时,“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39)
注释:
①③《斯大林选集》(下),第449页,第592页。
②④《**选集》第5卷,第356页,第374页。
⑤⑩(14)(15)(17)(18)(19)(20)(21)(22)(24)(26)(29)(30)(31)(32)(33)(35)(39)《**文选》第三卷,第116页,第63页,第237页,第237、113、370页,第137、255页,第255、110-111、364页,第16-17页,第149页,第111页,第311页,第148页,第160页,第375页,第44页,第229页,第138页,第149页、第148-149、373页,第135、225页。
⑥《**著作选读》(下),第829页。
⑦⑧⑨(11)(12)(13)(16)(25)(27)(28)《**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275-276页,第215页,第149、123、181页,第168页,第213页,第214页,第135页,第140页,第287、292页。
(23)(34)《**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49页,同上续编第50页。
(36)(38)转引自《海外**研究》第17、18页,第72页。
(37)转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3期第64、65页。
作者介绍:沈建国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范文五: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
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
社会基本矛盾:指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的推动作用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为什么说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1、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颈部的最终决定力量。
2、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3、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阶级的产生和本质:
阶级是在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的社会集团,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积极的存在具有历史性,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将归于消失。
阶级斗争:指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三种基本形式。政治斗争是高级形式,暴力革命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必然的,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集中表现,阶级斗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突出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
2、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
3、阶级斗争的作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历史的,变化的。
阶级分析方法:
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
1、在认识和处理阶级矛盾时,要严格区分阶级矛盾和非阶级矛盾,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2、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3、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时要防止和纠正阶级斗争熄灭论。
社会革命的实质和根源:
社会革命的实质,是进步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
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首要标志是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中转到革
命阶级手中。
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发展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矛盾冲突。
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1、革命史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手段和决定性环节。
2、革命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3、革命能改造和教育群众及革命阶级本身。
4、革命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的性质和作用:
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改革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量变,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完善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而在社会各个领域采取的革新举措。
改革的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
改革的根本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社会主义改革的直接对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思想观念等。
科技革命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1、现在科技革命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
2、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
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着问题上的对立:
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唯新主义历史观坚持英雄史观,认为少数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
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与社会历史:
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所谓现实的人,是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而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能动性的人。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劳动发展史是理解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同样也是理解社会历史创造过程和历史创造者的关键。
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A、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B、人民群众史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C、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D、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
2、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及作用,又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群众观点就是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以及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路线是在群众观点的指导下形成的,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运用的。
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对历史事件有深刻影响,甚至有时能决定个别历史事件,从而导致历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变化。
2、历史人物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主要倡导者、发起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历史人物按其发挥作用的性质,可分为杰出人物和反面人物。
3、不管什么样的历史人物,都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
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进行具体的、全面的考察。
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社会中,贯彻历史分析方法与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一致的,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把历史人物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同他所属的阶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评价。
1、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 C )
A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B 社会规律和主观意识的关系问题
C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D 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2、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的主要缺陷有:( ACD )
A 没有考察人们从事历史活动时的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
B 没有考察人们从事历史活动时的思想动机
C 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D 根本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
3、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 D )
A 两者相互并存相互制约 B 两者相互决定
C 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反作用于后者 D 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
4、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判定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客观依据是:(D)
A 生产工具 B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 C 科学技术 D 生产力发展水平
5、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表明:(D)
A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B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C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 D 生产力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物质基础
6、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体现了:(D)
A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B 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系统
C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起作用的内在关系 D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
联系
7、经济基础的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A)
A 基本经济制度 B 生产方式 C 基本经济体制 D 基本经济结构
8、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具有内在联系,经济体制是:(D)
A 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B 社会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
C 市场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D 经济结构的具体实现形式
9、上层建筑是指:(D)
A 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B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
C 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和思想关系
D 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及相应的制度和设施
10、社会形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C)
A 生产方式和国际制度的统一体 B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统一体
C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D 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11、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是:(D)
A 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 B 人与社会制度的矛盾、社会与环境的矛盾
C 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开拓进取与因循守旧的矛盾
D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12、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是:(D)
A 文明发展程度 B 生产关系 C 价值观念的进步 D 生产力
13、阶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C)
A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力掠夺 B 社会产品的分配不均
C 剩余产品的出现 D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
14、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所围绕的轴心是:(B)
A 政治权力 B 经济利益 C 思想统治 D 社会地位
15、社会革命的根源是:(C)
A 社会阶级关系的紧张化 B 社会利益矛盾的突出化
C 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D 社会贫富悬殊化
16、改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集中表现在:( A )
A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
B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阶级关系缓和
C 解决社会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关系和谐
D 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关系更替
17、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是:( C )
A 生产力 B 社会基本矛盾 C 科技革命 D 劳动
18、 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是:( B )
A 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 B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
C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理 D 以人为本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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