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doc】《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简介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简介 第1期"知识共同体"及"引文/注释"(专豚讨论)37
标准的话,笔者认为,一篇论文应该有注,有参考
文献.其中注不应该仅仅是注明文献出处,而应该
如文章开头所说的,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既然这
样,那么脚注和尾注的采用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关
于参考文献,其实《中国语文》,《历史研究》等刊物
上面都没有参考文献这一项.但是,在文末列出主
要参考文献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对于学有建树
的师长来说.列出参考文献是给后学指路,对于初
窥学问的后学来说.列出参考文献既便于师长检
阅.对自己也是一个训练.
注释:
(D此处采用杨昌勇:"学术论着注释和索引的规范与功能",载杨玉 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333页至347.
?李剑鸣着:《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4 年.第390至391页.
?徐有富着:《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285页
?严耕望着:《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 版社,2006年.第87页.
?《诗?周南?关睢》孔颖达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 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页中栏.
?《周礼?天官?冢宰》贾公彦疏,见《十三经注疏》第639页上栏. ?明清文人喜欢在古书的天头地脚作一些批注,或为校勘,或为评 点.似可看脚注的滥觞.
?此处从《左传》算起,到顾炎武,约两千年.
?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着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4ll至414页.
?参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 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l162页至1165页.
?参见陈澧着,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第6册.第232页至第233页
?分别见严耕望着《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第88,9O页. 今天也有的出版物改用旁注.
@此例见Gibaldi,Joseph:MLAHandbookforWritersofResearch
Papers,6thedition,TheModemLanguageofAssociationof
America,NewYork,2000.P.142. ?此例出处同前.
?另有网络版.即TheChicagoManualofStyleonline.(http://www.
chicagomanualofstyle.org/home.htm1) ?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载
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第188至201页.
?两文俱载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分别见第第377 至383页,384至392页.
?见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第399.403页.
【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杨年保]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简介
王学典,陈峰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该书以百年来
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
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
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鲁涛)
范文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①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着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
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②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③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着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④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论述。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②d]接着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③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着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同治中兴不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着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①e]。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②e]在这里,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②f]我个人认为: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
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进行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着,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着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
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
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第七届会议于1994年12月在福州举行,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持,包括台湾省的国内学者70多人到会,另有韩国和日本学者,故称之为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演变,提交论文共50余篇。第八届会议预定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筹备召开。我们几个和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人,在长春会议上曾达成下列默契:不成立正式研究组织,在每次会后,酝酿下届会议的主持人,大体上两年开一次。16年来便是这样过来的。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个刊物,既是洋务运动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两刊的编辑部又是洋务运动研究的促进者、组织者和倡导者。
除以上正式会议以外,还就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人物、单位和事件,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例如左宗棠的研讨会便开了两次,1984年在苏州大学,1985年在长沙。1988年10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1994年11月,江苏省政协和常州市政协,在常州召开了盛宣怀150周年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曾国藩家乡,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关于丁日昌和刘铭传也分别召开了研讨会,刘铭传的研讨会开了两次,1995年11月的刘铭传逝世百周年纪念会,是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1995年江南造船厂庆祝建厂130周年时,在北京举行了中国近代工业战略发展学术研讨会。有关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1984年和1995年在山东威海连续举行两次中日甲午战争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模都很盛大,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像洋务运动这样一个专题,能够如此经久不衰、持续地召开那么多的学术研讨会,把它称为新中国史学界的新局面,大概不算夸张吧。
最后说新成果。据粗略估算,这16年中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研究的论文在1000篇以上,专着和资料近50部,堪称硕果累累。这里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专着和资料的出版情况。综合性的洋务运动专着共有3部。第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张国辉着《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因成书较早,该书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了全面否定论。第二种是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时岳、胡滨着《从闭关到开放》,该书的指导思想,已基本上立足于肯定论。第三部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夏东元着《洋务运动史》,该书的指导思想是作者自称的“发展论”。三部综合性专着的共同特点是以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为中心,加以系统详尽的论述,张着只限于这一范围,后二者则兼及国防、教育等洋务运动的全面措施。这三部专着比起解放初期出版的牟安世《洋务运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另外,杜为德、林庆元、郭金彬合着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介乎专着与专题之间的着作。关于洋务企业的专着也出了不少,主要有:姜铎主编的《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沈传经的《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有关企业史的专着,大都汇集了丰富的档案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洋务企业打下了基础。关于洋务派主要人物的研究专着,更是五彩缤纷,主要有: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杜经国的《左宗棠西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磊主编的《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芦汉超的《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的《赫德与中西关系》(人民出
版社1987年版);董守义的《恭亲王奕欣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宝成关的《奕欣慈禧政争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的《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徐彻的《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年版);易孟醇的《曾国藩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研究过程中,也出版了不少新成果。仅就甲午战争而言,戚其章陆续出版了《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还有几部翻译出版的外国学者研究洋务运动的着作,例如陈绛译校,美国刘广京、朱昌峻合编的《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在有关洋务运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也是成果累累,规模空前。如夏东元整理的《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下两册,近200万言。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绩十分显着,已出版辛亥革命,中日战争,汉冶萍、湖北荆门煤矿等史料集多种,不下1000万言;尚有已整理待出版的有关招商局、上海织布局、通商银行和义和团等几部史料,不下500万言。湖南学术界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档案整理出版工作,投入了很大力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原有《曾文正公全集》基础上,根据曾氏后裔保存的大量档案材料,重新整理补充编纂而成的《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共30册,约1500万言,业已问世;《左宗棠全集》已完成初稿,正待出版。安徽学术界对《李鸿章全集》的整理、补充和编纂工作,同样投入了很大力量,2000万言的皇皇巨着不久即将与世人见面。河北学术界,也正在着手重新编纂《张之洞全集》,计划在今年5月于石家庄召开张之洞学术研讨会时与学者见面。以上这些重大成果,都为进一步研究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与这一工作的大批学术界同仁,是功不可没的。
(四)论争的焦点和共识
洋务运动经过历次论争,使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更为客观,更为公正。争论者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目前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太平天国同晚清政府之间的斗争,究竟站在哪一边立场上讲话,这是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关键问题之一。章太炎曾经评论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的立场上,后句则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章太炎自己似乎也拿不定主意。范文澜给曾国藩扣上“汉奸刽子手”两顶大帽子,是坚定地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的。冯友兰生前一心要为曾国藩翻案,于是找出种种理由否定太平天国,以便能够自圆其说。
第二,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贡献大小的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开其端的。全面否定论忽视了这一问题,后起的全面肯定论则过分突出了这一问题。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指出当时中国近(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的现代化。”他认为洋务派的近代化是属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做过高评价。
第三,洋务企业的性质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为应属于前者。
第四,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去。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35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
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地位,还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反动与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倾思潮影响和政治斗争需要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现在时过境迁,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第四,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社会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应该深入钻研,才能摸出一个头绪,浅尝辄止是不行的。相信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定会取得更全面、更科学、更丰硕的成果。
(五)台湾地区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台湾地区史学界尚无专人从事洋务运动研究,亦未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但一些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张玉法、吕实强等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洋务运动称之为“自强运动”,持基本肯定态度;对洋务派主要人物奕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辈,同样是基本肯定的。在发表的文章和会议研讨中,并未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一点与大陆学者的情况不同。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只举行了两次,一次是1987年8月召开的“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另一次是1993年11月召开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纪念演讲会”,兹将前一个会议的情况作一介绍。
这个研讨会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会期8月21—23日,出席中外学者近百人,有日本、美国、韩国等学者近20人,令人遗憾的是大陆学者未被邀请。提交的论文共34篇,内容包括洋务与内政、西法与传统各方面,并及于思想层面,以及中外的研究与比较。举行了12次全体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上下两册论文集。
论文和研讨的内容要点是:
第一,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很高。“清季自强运动起于1860年英法联军结束,讫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历时三十余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不仅是国人谋求对所谓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所作有效因应求自强的开始,也是百余年来中国进行现代化所作种种努力的起步。”(吴大猷开幕词)。“我们应该说:自强运动是很成功,但又是失败了的。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这是主要的事实……从清中叶(或从十九世纪早期)的观点看来,自强运动是很成功的……自强运动在训练人才,转移科技,以及提倡新企业等方面,颇有贡献。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而且都有长远的影响”。“那个时候,中国人我认为是相当消极的,只要能维持国家的生存就够了,满清政府不灭亡,中国能够存下去,这个就是自强运动的目标。我想,如果降低到这个层次,自强运动是成功的。中国没有灭亡,满清政府灭亡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面来了解,就会肯定当时的努力,当时的建设,当时的奋斗。”(会议主席张玉法的总结发言)
第二,对曾国藩也作了很高的评价。“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兴办团练,登高一呼,各方景从。终能荡平发捻,芟刈大难,成为清代中兴名臣。而其修己治人之道,知行并进,文武兼资,无论学问修养,治道军谋,伦理德业,皆是为天下法……曾氏亟谋了解西方文化,俾能知己知彼,徐图因应,故不仅为传统的经世学者,而倡导自强运动,尤不遗余力,诚承先启后之人物。其领袖群伦,图新求变,殆无可置疑焉。”。“曾国藩的丰功伟业,道德学问,久为当时与后世之人所肯定。”(吕实强:《曾国藩的中庸之道》)
第三,对大陆洋务运动研究作了详尽的评价,但其中不免有误解和偏见。吴安家在会上提出《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长文,内容很详尽全面,是下了功夫的,有些议论并有独创之处,特别对近年来论争的评介尤为深透,但亦有误解的地方。吴先生在大量
引用黄逸峰和笔者两点论观点以后,作出了下述结论性的批评:“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姜铎的看法前后不一致,早期他认为洋务运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后来却说它是反动和卖国。笔者怀疑这些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发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些极左观点作为讨论的依据。从后来中共期刊和报纸上刊登出的文章可以看出,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提及他们两人的观点。严格说来,姜铎和黄逸峰两人的观点,只是范文澜和胡绳等人的看法的延续和发展。由于这些意见仍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两条路线斗争?理论框框影响下的产物,反对者众。反对者认为这个运动既不是反动,也不是卖国。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驳姜铎等人的看法。”他的这些批评有合理的部分,如说我们的观点是范、胡观点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前后不一致等等。但偏见太深,不了解大陆论争的内情和我所坚持的两点论的本义,特别是无端怀疑我们两人的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的。这就未免有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嫌疑了。还是评论者吕实强先生说得对:“所以我认为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头,也应该稍微把他们这种隐含的内心状态提出来,而不使大陆学者认为他们的学术良心道德全然为我们所忽略。” 第四,“自强运动”与“洋务运动”两个名词的区别何在?下面是吕实强先生在评论上述吴安家文章中说的一段话,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为什么大陆要用“洋务运动”?美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几乎很少用“洋务运动”,多用“自强运动”?“道理很简单。?自强运动?是代表当时人心里面内忧外患的压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用外国人方法,甚至于说在西学、西艺方面,也没有能够彻底学到外国人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但是他们内心的热情,内心的动机,是向着爱国的、努力奋进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用?自强运动?,是代表一个继续的完整的动力。可是大陆上要否定这些努力,所以他们用了?洋务运动?。用?洋务运动?情形就不同了,仅是借用外国人的科学技术来完成他们的保卫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合作来维持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借用这些科技的目的并不是爱国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此解释下来,他们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既然违反了人民的利益,便只有失败。当然引导到**说人民革命,领导人民,顺应人民,所以他们会成功。目的在这里,所以排除了?自强?这个名词。”[①g]
在上述回顾以后,我想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希望,作为全文的结束。首先,希望预定的天津第八届洋务运动研讨会,能如期顺利召开。原有的倡导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编辑部,就近加以大力协助。其次,筹建一个研究洋务运动的正式组织。再次,通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用适当的方式,同台湾学者协商,两岸互推几位熟悉洋务自强运动的学者,举行平心静气的交流座谈,力求能达成一个初步共识。最后,建议成立“洋务运动研究基金会”。我愿意捐资万元,作为提倡。竭诚希望研究洋务运动的同仁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社会各界热心资助学术研究的人士,广为劝募,以便积少成多,为今后洋务运动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a 这段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①b 上述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及《饮冰室合集》等书。
①c 此段引文均摘自《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c 《清史稿》卷一九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c 《清史稿》卷一九八。
④c 《清史稿》卷一九九。
①d 这段关于瞿秋白的引文转引自杨劲华《瞿秋白对中国社会的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d③d 《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5—36、59页。
①e 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4月版,第648—649页。
②e 《清代通史》,第826页。
①f 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版,第31—35页。
②f 引自《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①g 以上有关引文均据《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9年。
范文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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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2-18 12:06:36发布)阅读3761次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訢,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
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
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
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
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
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
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
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
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
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
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
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
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
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
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
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
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
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
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
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
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
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
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
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
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
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
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
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
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
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
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
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
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
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b]。
(三)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
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
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
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
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
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
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
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
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
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
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
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c]。
(四)旧中国史学界研究洋务运动概况
在这一问题上,章鸣九、徐泰来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以下简称章徐
文)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我只打算在章徐文的基础上做以下几点补充。第一,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站在清政
府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评价很高。例如《曾国藩传》对曾的结论是:“国藩事功本于学问,
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
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c]再例如《李鸿章传》,称“鸿章持国
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
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
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
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c]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很高,结论中说:“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
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
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c]
第二,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瞿秋白,在20年代头几年,即对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变动和洋务运动的本质发表了不少精辟
的论述。瞿曾多次指出,近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变动,是在“中国的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接触”的基础上发生的。帝国主
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宗法社会之束缚,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
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外货倾销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出现资本主义式的工场和工厂;侵略使
农民破产,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这样外国资本就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不得不建
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不是社会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
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动,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它从一开始
就分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部分”。瞿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
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十九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
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
[?d]。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第三,章徐文中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反动立场所作的批评,我完全同意。但该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值得注意。
该书肯定奕欣、文祥倡导洋务新政之功,并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他说:“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
奕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
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
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欣与文祥决不转回头看,留恋
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
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d]接着
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
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
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d]
这一评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该书最后对洋务运动未能救国的原因也做了比较深刻
的剖析。应该承认,蒋氏这本书立场虽然反动,但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水平比起梁启超来已有所提高。
第四,萧一山在他所著的《清代通史》中,用了较大篇幅论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人物。他首先表示完全赞同蒋廷黻对
于洋务新政晚来20年的感慨。他对同光中兴的总评价是:“顾此时列强与中国相见者,若英法俄美德奥之属,不仅兵力商务凌踔我国,其宗教文明,又足掀神州学术之基础,使吴亘古未有之变局??而应付此变局者,虽以奕欣、文祥在内,曾、
左、李等在外,勉强维持,渐有起色,然固无如专权纵欲之女主何也。换言之,即奕欣、曾、李辈对国际有认识,对政治
有兴革,亦不免受制于宫廷骄矜之寡妇,不得大行其志。而此寡妇者,乃上承祖宗家法、旗门规矩,旁受宦寺及亲属之包
围,其才其智,对驾驭群臣则有余,对政治建设则不足。且以当时环境,位固守旧者占绝大多数,权位至亲若醇王,德高
望重如倭仁,皆头脑冬烘,不谙大计,又何攸责怪于未受教育之妇人以斡旋气运耶?是则所谓中兴之业者,察其意义,不
过在削平十余年之太平捻回之乱,使内部趋于安定而已。而军事政治社会不惟不能改良,反日趋于窳败。以故同治中兴不
能比迹于开国,而中兴亦无显著之殊勋,此其效盖可睹矣。”在这里,萧一山已接触到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源了[?e]。
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国藩相清之动机,一曰保天下,二曰保人民,三曰保中国。”这种评价完全是颂扬。对李鸿章的
评价是:“梁氏以不学无术责李,而原其生于数十年前之中国,未能尽行其志,诚为确论??其权术机警之才,坚忍之性,
皆颇足以有焉,在当时之环境中,舍李外更无他人可代也??但以受旧思想之感染,仍不免自信自大,与外人交涉,常带
傲慢轻侮之色,视外人如市侩小儿??故李鸿章入外人之彀中而不自知,尤以受俄国人之诳骗与订中俄密约,结果中国一
无所获,而受害又不仅密约之条款。总之,争小节而遗大体,清末外交失败之总因,鸿章固未能例外也。”[?e]在这里,
对李鸿章已是有褒有贬了。
第五,施复亮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
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
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
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
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
“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
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
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
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
一个原因。”[?f]
第六,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
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
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但由此
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f]我个人认为:
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
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第七,章徐文第三节,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
务派的观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材料。当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的1943年3月,**出版
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俨然以“八
德四维”这一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这一所谓“八德四维”的道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的翻版。更有甚者此书中一再指责共产党“割据地方,反对革命,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妨碍统一”,诬蔑共产党是“新式
封建与变相军阀”,是“反革命”。实际上,是蒋在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统治,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进行大规模反
共内战的阴谋已露端倪。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上
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
藩,针对的却是**。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
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徐盈同志这
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
地位。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
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
敌**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
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
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
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
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
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
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
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
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
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
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
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
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
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
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
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
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
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
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
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
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
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三)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
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
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
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
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紧接着我们又
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
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
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
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在这
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
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
超过首届会议。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
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
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第五届会
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第七届会议于1994年12月在福州举行,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持,包括台湾省的国内学者70多人到会,另有韩国和日本学者,故称之为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演变,提交论文共50余篇。第八届会议预定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筹备召开。我们几个和洋务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人,在长春会议上曾达成下列默契:
不成立正式研究组织,在每次会后,酝酿下届会议的主持人,大体上两年开一次。16年来便是这样过来的。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个刊物,既是洋务运动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两刊的编辑部又是洋务运动研
究的促进者、组织者和倡导者。
除以上正式会议以外,还就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人物、单位和事件,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例如左宗棠的研讨会便开
了两次,1984年在苏州大学,1985年在长沙。1988年10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研讨会。
1994年11月,江苏省政协和常州市政协,在常州召开了盛宣怀150周年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曾国藩家乡,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关于丁日昌和刘铭传也分别召开了研讨会,刘铭传的研讨会开了两次,
1995年11月的刘铭传逝世百周年纪念会,是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1995年江南造船厂庆祝建厂130周年时,在北京举行了中国近代工业战略发展学术研讨会。有关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1984年和1995年在山东威海连续举行两次中日甲午战争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模都很盛大,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像洋务运动这样一个专题,能够如此经久不衰、
持续地召开那么多的学术研讨会,把它称为新中国史学界的新局面,大概不算夸张吧。
最后说新成果。据粗略估算,这16年中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研究的论文在1000篇以上,专著和资料近50部,堪称硕果累累。这里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专著和资料的出版情况。综合性的洋务运动专著共有3部。第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79年出版的张国辉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因成书较早,该书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了全面否定论。第二种是
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该书的指导思想,已基本上立足于肯定论。第三部是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该书的指导思想是作者自称的“发展论”。三部综合性专著的共同特
点是以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为中心,加以系统详尽的论述,张著只限于这一范围,后二者则兼及国
防、教育等洋务运动的全面措施。这三部专著比起解放初期出版的牟安世《洋务运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另外,杜
为德、林庆元、郭金彬合著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介乎专著与专题之间的著作。
关于洋务企业的专著也出了不少,主要有:姜铎主编的《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沈传经的《福州船政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有关企业史的专著,大都汇集了丰富的档案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洋
务企业打下了基础。关于洋务派主要人物的研究专著,更是五彩缤纷,主要有: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杜经国的《左宗棠西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磊主编的《丁日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芦汉超的《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的《赫德与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董守义的《恭亲王奕欣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宝成关的《奕欣慈禧政争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的《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钧、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
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徐彻的《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年版);易孟醇的《曾国藩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研究过程中,也出版了不少新成果。仅就甲午战争而言,戚其章陆续出版
了《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还有几部翻译出版的外国学者研究洋务运动的著作,例如陈绛译校,美国刘广京、朱昌峻合
编的《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在有关洋务运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也是成果累累,规模空前。如夏东元整理的《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2年版)上下两册,近200万言。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已出版辛亥革命,
中日战争,汉冶萍、湖北荆门煤矿等史料集多种,不下1000万言;尚有已整理待出版的有关招商局、上海织布局、通商银
行和义和团等几部史料,不下500万言。湖南学术界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档案整理出版工作,投入了很大力量,做出了出
色的成绩;在原有《曾文正公全集》基础上,根据曾氏后裔保存的大量档案材料,重新整理补充编纂而成的《曾国藩全集》
(岳麓书社),共30册,约1500万言,业已问世;《左宗棠全集》已完成初稿,正待出版。安徽学术界对《李鸿章全集》
的整理、补充和编纂工作,同样投入了很大力量,2000万言的皇皇巨著不久即将与世人见面。河北学术界,也正在着手重
新编纂《张之洞全集》,计划在今年5月于石家庄召开张之洞学术研讨会时与学者见面。以上这些重大成果,都为进一步研
究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参与这一工作的大批学术界同仁,是功不可没的。
(四)论争的焦点和共识
洋务运动经过历次论争,使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更为客观,更为公正。争论者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目前论争
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太平天国同晚清政府之间的斗争,究竟站在哪一边立场上讲话,这是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关键问题之一。
章太炎曾经评论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的立场上,后句则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
章太炎自己似乎也拿不定主意。范文澜给曾国藩扣上“汉奸刽子手”两顶大帽子,是坚定地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的。冯友兰
生前一心要为曾国藩翻案,于是找出种种理由否定太平天国,以便能够自圆其说。
第二,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贡献大小的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开其端的。全面否定论
忽视了这一问题,后起的全面肯定论则过分突出了这一问题。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指出当时中国近(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的现代化??另一
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的现代化。”他认为洋务派的近代化是属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做过高评价。
第三,洋务企业的性质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
为应属于前者。
第四,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
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去。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35
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
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地位,还有不同意见,笔者
认为反动与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倾思潮影响和政治斗争需要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
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现在时过境迁,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第四,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社会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
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应该深入钻研,才能摸出一个头绪,浅尝辄止是不行的。相信随着
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定会取得更全面、更科学、更丰硕的成果。
(五)台湾地区洋务运动研究概述
台湾地区史学界尚无专人从事洋务运动研究,亦未建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但一些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张玉法、吕实
强等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洋务运动称之为“自强运动”,持基本肯定态度;对洋务派主要人物奕欣、
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辈,同样是基本肯定的。在发表的文章和会议研讨中,并未发生过激烈的论争,
这一点与大陆学者的情况不同。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只举行了两次,一次是1987年8月召开的“清季自强运动研
讨会”,另一次是1993年11月召开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纪念演讲会”,兹将前一个会议的情况作一介绍。
这个研讨会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会期8月21~23日,出席中外学者近百人,有日本、美国、韩国等学者近20人,令人遗憾的是大陆学者未被邀请。提交的论文共34篇,内容包括洋务与内政、西法与传统各方面,并及于思想层面,以及中外的研究与比较。举行了12次全体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上下两册论文集。
论文和研讨的内容要点是:
第一,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很高。“清季自强运动起于1860年英法联军结束,讫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历时三
十余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不仅是国人谋求对所谓中国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所作有效因应求自强的开始,也
是百余年来中国进行现代化所作种种努力的起步。”(吴大猷开幕词)。我们应该说:“自强运动是很成功,但又是失败了的。
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这是主要的事实??从清中叶(或从十九世纪早期)的观点看来,自强运动是很成功的??
自强运动在训练人才,转移科技,以及提倡新企业等方面,颇有贡献。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而且都有长远的影响”(刘
广京:《经世、自强、新兴企业——中国现代化的开始》)。那个时候,中国人我认为是相当消极的,只要能维持国家的生存
就够了,满清政府不灭亡,中国能够存下去,这个就是自强运动的目标。我想,如果降低到这个层次,自强运动是成功的。
中国没有灭亡,满清政府灭亡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面来了解,就会肯定当时的努力,当时的建设,当
时的奋斗。”(会议主席张玉法的总结发言)
第二,对曾国藩也作了很高的评价。“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兴办团练,登高一呼,各方景从。终能荡平发捻,芟刈大难,
成为清代中兴名臣。而其修己治人之道,知行并进,文武兼资,无论学问修养,治道军谋,伦理德业,皆是为天下法??
曾氏亟谋了解西方文化,俾能知己知彼,徐图因应,故不仅为传统的经世学者,而倡导自强运动,尤不遗余力,诚承先启
后之人物。其领袖群伦,图新求变,殆无可置疑焉。”(王韦均:《从日记书信中探讨曾国藩之内心世界和自强思想》)。“曾
国藩的丰功伟业,道德学问,久为当时与后世之人所肯定。”(吕实强:《曾国藩的中庸之道》)
第三,对大陆洋务运动研究作了详尽的评价,但其中不免有误解和偏见。吴安家在会上提出《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对洋
务运动的评价》长文,内容很详尽全面,是下了功夫的,有些议论并有独创之处,特别对近年来论争的评介尤为深透,但
亦有误解的地方。吴先生在大量引用黄逸峰和笔者两点论观点以后,做出了下述结论性的批评:“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姜铎
的看法前后不一致,早期他认为洋务运动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后来却说它是反动和卖国。笔者怀疑这些观点是中共故意安
排发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些极左观点作为讨论的依据。从后来中共期刊和报纸上刊登出的文章可以看出,大部分参
与讨论的学者都提及他们两人的观点。严格说来,姜铎和黄逸峰两人的观点,只是范文澜和胡绳等人的看法的延续和发展。
由于这些意见仍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两条路线斗争’理论框框影响下的产物,反对者众。反对者认为这个运动
既不是反动,也不是卖国。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驳姜铎等人的看法。”他的这些批评有合理的部分,如说我们的观点
是范、胡观点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前后不一致等等。但偏见太深,不了解大陆论争的内情和我所坚持的两点论的本义,特
别是无端怀疑我们两人的观点是“中共故意安排”的。这就未免有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嫌疑了。还是评论者吕实
强先生说得对:“所以我认为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头,也应该稍微把他们这种隐含的内心状态提出来,而不使大陆学者认为
他们的学术良心道德全然为我们所忽略。”
第四,“自强运动”与“洋务运动”两个名词的区别何在?下面是吕实强先生在评论上述吴安家文章中说的一段话,颇
有参考价值。他说,为什么大陆要用“洋务运动”?美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几乎很少用“洋务运动”,多用“自强运动”?
“道理很简单。‘自强运动’是代表当时人心里面内忧外患的压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用外国人方法,甚至于说在西学、
西艺方面,也没有能够彻底学到外国人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但是他们内心的热情,内心的动机,是向着爱国的、努力奋进
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用‘自强运动’,是代表一个继续的完整的动力。可是大陆上要否定这些努力,所以他们用了‘洋务
运动’。用‘洋务运动’情形就不同了,仅是借用外国人的科学技术来完成他们的保卫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合作来维持统
治阶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借用这些科技的目的并不是爱国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此解释下来,他们说曾国藩、李鸿
章、左宗棠等,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是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既然违反了人民的利益,便只有失败。当然引导到毛
泽东说人民革命,领导人民,顺应人民,所以他们会成功。目的在这里,所以排除了‘自强’这个名词。”[?g]
在上述回顾以后,我想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希望,作为全文的结束。首先,希望预定的天津第八届洋务运动研讨会,
能如期顺利召开。原有的倡导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两编辑部,就近加以大力协助。其次,筹建一个研究洋务
运动的正式组织。再次,通过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用适当的方式,同台湾学者协商,两岸互推几位熟悉洋务自强运动
的学者,举行平心静气的交流座谈,力求能达成一个初步共识。最后,建议成立“洋务运动研究基金会”。我愿意捐资万
元,作为提倡。竭诚希望研究洋务运动的同仁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社会各界热心资助学术研究的人士,广为劝募,
以便积少成多,为今后洋务运动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责任编辑:黄春生)
〔作者姜铎,1915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a 这段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b 上述引文均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及《饮冰室合集》等书。
?c 此段引文均摘自《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c 《清史稿》卷一九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
?c 《清史稿》卷一九八。
?c 《清史稿》卷一九九。
?d 这段关于瞿秋白的引文转引自杨劲华《瞿秋白对中国社会的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d?d 《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5~36、59页。
?e 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4月版,第648~649页。
?e 《清代通史》,第826页。
?f 良友图书公司1932年版,第31~35页。
?f 引自《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
?g 以上有关引文均据《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9年。*
(历史研究199702)
范文四: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 史学 发展 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 历史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史学 理论 的引入、传播,引起积极的回响,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始终贯穿其间,成为 影响 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各主要阶段的基本 内容 ,及这些内容所反映出的某些 规律 性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一
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著作振聋发聩,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来的传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 时代 的意义,它的出现有深刻的 社会 历史原因,同时应着重指出的是,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进步潮流内核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史学理论较之西方一般历史学著作引入中国稍晚,而且在20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 自然 科学 方法 研究 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在我国引起的直接反响。这批译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1〕、 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等。另一类是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的著作,如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
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1903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而且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梁启超论及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时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严复、 章太炎、康有为等在探讨历史 问题 时,也都曾把社会进化论作为重要的理论武器。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1905年后,每年达1—1.5万人。1909年庚款奖学金设立后,大批中国学生又赴欧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对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致使20—30年代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0世纪初期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主要是译介日本学者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则主要是直接译介欧美学者的著作。从日文译介的著作计有:汪荣宝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论著编译有《史学概论》,在《译书汇编》第九期发表;1903年,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有李浩生等六种译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日本学者对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ackle)历史思想研究的著作,以及巴克尔的代表作《英国文明史》的部分章节,也译成中文出版。巴克尔是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史学大师,这些译介加速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促使一些中国学者较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史学的弊病,并提出向西方史学 学习 的问题。蒋梦麟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泥古”风气很盛,“著作家本此恶习,集往日之糟粕而美其名曰新历史。教员本此恶习,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学子之受之者无异饮酖毒而甘美酒也”。“欲救斯弊,
莫过于弃往日之恶习而革新之。革新之道奈何,曰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适用吾国历史之资料”。像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从而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3 〕。朱希祖则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4〕至于如何建设,不少学者认为首先是“介绍现在西洋史学名著”,以“先明了 现代 西学的趋势”。这样,从上述认识出发,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一批颇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名著陆续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法国朗格诺瓦(Langlois)、瑟诺博习(SEignobos )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1926年)、美国鲁滨逊(Robinson)的《新史学》(何炳松译,1924年)、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史》(向达译,1930年)、美国塞格利曼(SEIgman)的《 经济 史观》(陈石孚译,1928年)等。
西方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后,使中国史坛耳目一新。当时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了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认为这些“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使“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西方史学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家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也开始问世,影响较大的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 哲学 》(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概要》(1930年)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史学理论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对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回响,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理论中,当时以鲁滨逊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最为突出。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和 政治 学的何炳松归国,次年,他在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教材,1920年至1922年讲授欧洲史时,使用的也是鲁滨逊编订的讲义,广泛地宣传了鲁滨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由
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和介绍的,所以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除上述鲁滨逊和班兹(即巴恩斯)的两部名著外,“新史学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也大都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巴恩斯的《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及海士(即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等。不仅何炳松在《新史学》中文版的《导言》中,对鲁滨逊及新史学派的观念备加推崇,陈训慈、陶孟和、衡如、谷凤池等学者也都在报刊撰文,高度评价“新史学派”〔5〕。他们认为“新史学派”所倡导的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用进化的观点考察历史变化,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及明确指出史学的功能是了解现实和预测未来等等,使中国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学”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他们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阐释和发挥,使之成为批判中国封建史学的武器,“建设中国新史学”一时成为颇引人注目的鼓舞人心的口号。
“五四”前后,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主要有美国杜威(J?Dewey)的实验主义,英国罗素(W?Russel )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德国杜里舒(H?Driesch)的活力论,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H?Rickert)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法国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法国柏格森(H?Bergson)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德国赫尔德(G?Herder)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德国朗普勒西特
(G?Lamprecht)的文化史观和德国斯宾格勒(O?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等。上述历史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西方史学中盛极一时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章太炎曾指出:历史研究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6〕。杜威应其弟子蒋梦麟、胡适等的邀请, 在“五四”爆发前三天来华讲学,曾目睹京、沪等地爱国学生运动,胡适认为杜威及其实验主义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
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7〕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似更具体。20年代末,这一理论开始传入中国。1928年,张荫麟译美国学者葛达德和吉朋斯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在《学衡》杂志发表,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到30年代末,中国学者有20余部颇有价值的文化问题的专著出版〔8〕。这些著作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文化形态史观理论的影响,叶法无在《文化与文明》一书中,有专篇论述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及文化形态史观,并对其详加评述,认为该书是一部“文化史杰作”〔9〕。1933年, 朱谦之在《文化哲学》论述“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与“文化与文明”等问题时,也较详尽地探讨了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斯宾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区别“文化”与“文明”两种概念。
抗战爆发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思想的“战国策派”。1940—1941年,陈铨、何永佶、林同济和雷海宗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创办《战国》副刊。此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理论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著述,也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来。
早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名著时,便选用《西方的没落》作为基本教材。1936年,他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撰写了《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后来此文改名为《中国文化的两周》,同其它旧作合编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于1940年出版。该书表明,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的理论渊源来自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1946年,林同济和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出版,该书汇集了他们在《战国策》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集中反映了战国策派的理论和思想。
林同济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指出,他本人及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同文化形态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
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10〕。
雷海宗认为人类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地区有七个,这七种文化各有其区别于它种文化的特点,因此应强调每一独立的文化为其对象,而不存在着人类统一的历史,这同斯宾格勒的理论同出一辙。林同济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认为“世界史上的大战国时期”在16、17、18三个世纪已渐呈雏形,而本世纪40年代,则可明显看出又一度“战国时代”来临。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正义、民主可言,同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已是极权主义时代的看法极其相似。当“战国时代”来到时,任何国家都无法躲避歼灭战,小国、弱国“没有幸存的余地”。“这乃是无情的时代,充满了杀伐残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做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死亡。我们更不得抱着中庸常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11〕。
战国策派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却占有一席之地,以至半个世纪以后,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2〕。这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引入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二
20世纪初,当西方史学 理论 开始传入 中国 时,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留日学生也开始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导,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撰文《 社会 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作者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 历史 发展 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文末附有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的书单,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 哲学 的贫困》、《资本论》
和《 政治 经济 学批判》等〔13〕。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原理进行了简要的评述。他说:“马尔克(即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谓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非者也。’”〔14〕此外,“五四”运动前,《共产党宣言》、日本早期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等论述唯物史观著作的部分章节,也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15〕。译者介绍这些著作时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使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大开眼界,《天义报》记者在《〈共产党宣言〉恩格斯1888年 英文 版序言》中译后记中写道:“《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16〕刘师培在《〈共产党宣言〉序》中写道:“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 研究 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17〕齐民社同人译《社会主义经济论》时,在《中译者序》中,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研究的弊病:“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译者对唯物史观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自马尔克斯(即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因格尔斯(即恩格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1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 分析 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 影响 的历史进化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 现代 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 科学 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李大钊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 问题 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明确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9〕。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 总结 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著作,那么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李大钊在深入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较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在分析了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后指出:“从来的史学家,单欲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 方法 ,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20〕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有的放矢,矛头指向中国旧史学“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因此他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改造和重作”中国的史学,写出新的中国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火热的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荷天下为己任,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实践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问题。除李大钊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李达、瞿秋白和李汉俊、陈望道等,或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或亲自撰写介绍、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及专著。这对于宣传新文化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21〕。
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不仅使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 农村 性质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公开交锋。郭沫若
1930年3 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这一论战推向高潮。这部专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力作。郭沫若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变化,明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 自然 历史过程。他公开宣布,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以唯物史观为“向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郭沫若还针对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指出:“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这场论战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更加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投身社会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实践,在粉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围剿”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锻炼和考验。她异军突起,在同形形色色旧史学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并产生愈来愈加广泛的影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唯物史观,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这一切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更加广泛地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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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 中国 成立后,中国史学 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史学仍一如既往地,甚至是更强烈地受到外国史学 理论 的 影响 。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 研究 ,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 内容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深入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是译介、宣传和 学习 苏联的史学理论及研究实践。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后者似乎影响更深。由于苏联史学一度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往往是全盘吸收和接受苏联学者的某些观点,其中不少重要文章则是直接从俄文转译过来的〔23〕。
为了适应向苏联史学学习的需要,50年代明显加强了对苏联史学论著的介绍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历史 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
研室自1953年1月联合编译《历史 问题 译丛》,至1954年6月共出版9辑,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民族问题、封建 社会 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问题,等等。《历史问题译丛》除供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 参考 外,还在整个史学界广为发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对中国历史学界“学习苏联历史 科学 的最新成果与先进经验,是有一定作用的”〔24〕。
1954年2月《历史研究》杂志创刊后,《历史问题译丛》转由《历史研究》编委会编辑,同时易名为《史学译丛》,由中国科学院公开出版,直至1958年后停刊。《史学译丛》双月刊是综合性的翻译刊物,特别是热心译介苏联史学论著的园地。该刊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理论的论文”和“苏联历史学者的学术论著”为主,同时也刊有书刊评介及国外史学消息等〔25〕。以1954年7月出版的创刊号为例, 该期发表的10篇文章中,有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号社论《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1篇,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基姆和加里科夫的论文《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及其他苏联学者的论文7篇,关于苏联史学及民主德国史学研究动态的报道各1篇。以后各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苏联学者的论文在该刊占有绝对的优势。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到60年代初,先后编译出版有《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 经济 规律 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译文集。这些译文集广泛收集了苏联史学家有代表性的论著,就某一问题较系统地向中国史学界介绍了苏联史学家各种不同的观点,对于当时向苏联史学学习及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一书,共收入波尔什涅夫等人的论文13篇,苏联《历史问题》编辑部关于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综述或 总结 3篇, 这些文章包括了1953年至1955年,苏联学者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讨论的所有重要文章。其他几部译文集的结
构也大体如此,读毕能使中国史学工作者对每一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主要观点及倾向性意见或总结,能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除《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几部译文集外,在50年代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苏联史学理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不少译文或译文集,其中有以下两部值得一提。其一是尚钺编的《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该书收有Б(Х格列科夫和Л(В切列普宁等著名史学家的论文10篇,书前附有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书中论文涉及到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封建所有制问题、封建社会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封建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问题,以及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等。其二是《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本书收入А(Л西多罗夫、Б(А雷巴科夫和Н(М德鲁日宁等1955年9月在大会上的报告7篇。 内容包括史学理论及苏联史、世界史的断代史或专史研究,西多罗夫在论及苏联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承继着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最彻底和完善的表现的唯物主义传统。苏联史学是新的历史科学,因为他的任务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独立地、创造性地研究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切根本问题”。在苏联,“唯物主义地认识历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为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公认”〔26〕。西多罗夫所谈的上述内容,正是建国初期我国史学发展所致力于的目标。苏联的“新的历史科学”成为中国史学的努力方向和学习榜样,由此不难理解,苏联史学理论为什么在50年代会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5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当时中国史学界展开热烈争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如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尚钺在谈到编
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曾说:“我国史学界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科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们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27〕。其二,表现在批判胡适以及梁漱溟、雷海宗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上,通过这些批判清除唯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进、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包括史学理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为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合理的因素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切妨碍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尽管有些学者在当时公开指出了苏联史学存在的上述弊病〔28〕,但是这种呼声毕竟太微弱了,在当时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得不到克服。这一切使广大史学工作者不能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习、教学或研究,历史研究只讲阶级观点,忽视历史主义;只重视 政治 史、阶级斗争史,而轻视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去详尽地占有史料而多是套话和贴标签等倾向。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向苏联史学学习也成为昔日黄花,但克服全盘向苏联史学学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1961年4月中旬, 召开了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一切东西,为我所用。
为此,1961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外国史学史主要是指西方史学史,其中包括各种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会议决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由田汝康先生主持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29〕。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为契机,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陆续系统地被介绍到国内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及其他西方史学名著的全译本或选择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有不少颇有影响的重要成果问世〔30〕。但是,随着“**”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而遭到政治上的严厉批判,被全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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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束后,我国史学 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 阶段, “**”
对外国史学 理论 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是外国史学理论引入 中国 的第一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初是第二次高潮,那么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开始了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至今仍方兴未艾。它同前两次既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在新的 历史 条件下,又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明确了振兴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研究包括外国史学理论在内的史学理论和 方法 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 科学 ,这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由于强调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有力地促进了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这已成为新时期史学复兴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为人所称道。
早在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时, 就曾作
出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译介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决定。自1984年起的历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上,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都是热点 问题 之一,为了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提高其研究水平以有益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 社会 科学院创办了《史学理论》( 1987—1989年)和《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创刊)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该研究室成员主持或参加的一些课题,如《西方史学理论》、《战后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和《 现代 史学导论》等,分别被列为国家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近年还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以加强这方面专业人材的培养。
其二,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本世纪90年代;从空间上看,则包括西欧、北美、拉美、前苏联、东欧、非洲,直至东方的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从 内容 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 哲学 、史学史等方面。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对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这是中国的外国史学研究在坎坷的道路上历经挫折和磨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还应该指出,近年一批在国际史坛有较大 影响 的史学理论著作相继译成中文出版〔31〕,这对于加快外国史学理论的传播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其三,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说以往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主要的缺点是介绍较多,而深入研究不够的话,那么这一缺点在近十年来正在不断得到克服。在较深入地介绍和普及外国史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一批有相当水平的论文和专著问世,填补了不少空白。如西方近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在20—40年代,仅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在50—60年代则是全盘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对文化形态史观给予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而在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不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了文化形态史观,而且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其他主要问题,
如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意义,历史 规律 性问题,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近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现代西方 分析 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其中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有不少丰硕成果问世〔32〕。
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还表现在对某些问题多方位多层次的系统研究,而不像以往那样,仅仅停留在某些侧面,如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即可明显地看出是一种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我国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研究,包括对该学派历代代表人物的研究,对重要代表作的研究,对该学派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史学方法的研究,以及法国及其他国家对该学派的评价,该学派在法国及世界史坛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这样,人们可较全面地了解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以及这些理论与方法形成及演变的过程,从而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做出不符合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判断。
其四,70年代末以来,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是在中外史学家交流日趋频繁,中国历史学研究彻底改变了自我封闭,开始走向世界的情况下进行的。“五四”之后,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曾来华讲学,但历史哲学思想只是讲学主题之一,在中国史学界影响不大。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史学家多次来华讲学,并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课,为培养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做出贡献,但这更多地是苏联专家单方面传授,中国学者同苏联专家之间缺乏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学术交流。在接受苏联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带有某种盲目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80年代初以来,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来华就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学术交流的史学家来自西欧、北美、拉美和前苏联、东欧、日本等国和港台地区,同时,中国史学家也走出国门,出席包括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类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这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在许多问题上同外国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欧美学者的想象;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了解,远远超
过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
正是在同多国家、多学派频繁的交流和深入讨论中,追踪当代外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新信息,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才使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如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中国学者提出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问题;通过对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研究,中国学者提出如何进行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并对历史进程进行理论性描述问题,一些史学工作者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此外,在当今欧美史学中颇有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历史心 理学 和文化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和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重视,不少史学工作者开始尝试用这些分支学科所体现的新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
当前,在世界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发展还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的影响下,我国历史科学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33〕。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史学如何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如何走向21世纪,转型中的史学今后将如何定位,凡此种种,都需要中国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认真了解、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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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国史学 理论 被介绍到 中国 后,近百年间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人们虽褒贬不一,但其在不同的 时代 ,对中国史学 发展 的深刻 影响 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进行简要的 历史 回顾,目的是展望未来,清醒地认识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中,它对中国史学发展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挥其影响。因此,颇有必要对近百年来这一过程中的某些 规律 性现象,作一必要的概括。
首先,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从来不曾脱离中国 社会 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它虽然直接表现在学术上,但究其深层
次的原因,则往往是时代的客观需要。它丝毫不掩盖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初,社会进化史观成为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不甘心亡国亡种,而奋起救亡图存的要求。“五四”前后,唯物史观为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广泛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 政治 斗争的历史舞台。它是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苏联史学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苏联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样板,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的具体反映,不仅是历史学,政治、 经济 、 科技 和文化 艺术 等方面都是如此。“**”结束后,外国史学理论的广泛介绍和深入 研究 ,已成为新时期史学的主要特点和重要 内容 之一,那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外国史学理论用政治批判代替 科学 研究的做法已被彻底摒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是不可逆转的。当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样,便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做到历史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而要达到此目的,离不开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借鉴,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史学发展特点和趋势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愈深入,对中外历史知识的需求就愈加迫切。因为任何一个重大的 问题 如果缺乏历史的认识和 分析 ,那是不可能真正搞清楚的。只要史学不冷落社会,不逃避现实,就一定不会被社会冷落。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是和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在今后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其次,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的简要回顾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社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容,但其共同之处则是介绍和研究的目的是
为我所用,其主流是吸取外国史学理论中有益的营养成分,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史学。因此,我们应该注意避免一种有害的倾向,即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或研究远远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无的放矢,使本应充满生机的理论研究成为玄学,令人不知所云或望而生畏。此外,还需注意不要把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代替深入的科学研究。一般性的概括介绍或较深入的专题性介绍,都是必要的。但是,这毕竟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准备。诚然,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和不容忽视的,但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或把这一阶段误认为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则是不妥的。从我国史学发展的现状看,虽然必要的介绍应该继续下去,但更重要的却是在此基础上对外国史学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 方法 论问题,结合我国史学现状开展研究。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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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读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读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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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学典、陈锋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以轮回视角来看待中国百年史学的变迁,全书以“新汉学”与“新史学”百年轮回为线索来分析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史的演变。为中国百年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它的诸多特点更是使得本书超越其他著作为学界所称道。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轮回视角;特点
一、著作概述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对于中国百年史学的变迁未加丝毫笔墨,难寻其迹。或许,作者正是基于此才仿伊格尔斯的著作体例,结合自己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重新诉说中国百年史学的历史变迁。
作者在此著作之中以中国史观派在二十世纪的延续――“新史学”、中国传统的史料派在二十世纪的延续――“新汉学”在百年中的三次交替轮回为基本线索,以百年来不同学术群体对于“史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和理解的差异为主要内容,并就各种学术群体和学术现象的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做提纲挈领式概括和总结。为我们认识中国百年史学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二、显著特点
(一)轮回视角
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同时也是本书超越前人的部分就是轮回视角的提出。作者在分析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时总结出了三个阶段的学术史变迁,其实是自二十世纪初紧随世
界潮流产生的中国的“新汉学”、“新史学”,在不同的文化理解、政治背景中所产生的不同变化。从最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新汉学”运动、疑古派、史语所等代表的“新汉学”;到中期阶段唯物史观派的主流化和史考传统的延续;再到二十世纪末的“国学热”和社会史研究。归根结底,这些不同的学术群体虽然主张各不相同,但是都离不开“新史学”、“新汉学”的范畴。百年学术史的演变其实就是“新史学”、“新汉学”两种史学理念的不断轮回,或是“新史学”占据主流,或是“新汉学”占据主流,乃至并行发展,始终离不了这两种史学理念的冲突和融合[1](83-198)
(二)国际笔触与时代烙印
其实,整个中国百年史学的发展并不是单一、割裂的,而是紧紧围绕着整个国际史学的发展潮流,同时又离不开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格局。有关国际笔触这一点在分析傅斯年的治学主张和史学活动时尤为突出。作者将兰克史学、巴克尔为代表的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学术主张和史学活动纳入分析体系,阐述傅斯年治学主张背后的国际背影。此外,在分析唯物史观派时,年鉴学派也在进入了作者的视野;时代烙印的特点主要集中于对唯物史观派的分析和阐明之中。作者以客观的态度认真分析和阐述“**”时期唯物史观派学人发生的转变和“史料派”学者面对这种意识形态高压下的艰难生存。除此之外,本书以中国史学史几千年的演变,作为百年史学史变迁的总背景,这一历史烙印始终影响着史学的发轫、高潮、结束或变迁。[1]
(三)从“问题”出发
本书不是对中国百年史学的综合性展示,而是以“问题”为根本从而对百年史学中进行分析和阐述。作者围绕“史学是什么”和“新汉学”、“新史学”的百年演变这两个问题将整个史学变迁分成早、中、晚三个阶段。其更是在本书之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并给予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分析唯物史观派的历史地位时,作者并未对唯物史观派的主流地位进行批
判,而是超越前人看见了唯物史观派在中国史学史中的重大作用:经济史研究、跨学科的治史路数、“从下而上”的价值立场等都为后人提供了重要借鉴;在分析“新汉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和演变时,提出了“史料学”脱离史学范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文献学”,其超越历史学走向新的发展方向等等不一二足。 [1]
(四)“有用于世”的治学主张
在作者眼中,“有用于世”有两层含义,一是追求“致用性”,而是寻找它背后的真实性。正如作者所言“历史研究的致用性寓于求真之中”,作者对于唯物史观派的历史地位的纠正、“史料派”的发展方向等等,都一直在追求历史背后的真实性,尤其是对**时期史学史发展的分析和阐述所采取的积极面对态度更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而“致用性”则体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史撰传统”、“史考传统”,作者在书中隐性的说明了这两种传统对于整个百年史学史发展演变的影响,无论史学如何改变,这两种学术传统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史学观念,而这一点会在读者阅读时无声无息的影响着读者的思考和对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认同。
三、反思与总结
言而总之,作者在这本书中叙史和论史相结合,为我们勾勒出中国百年史学的完整脉络。但是,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这部著作因个人知识、理解的不同存在着些许不同意见。尤其是,“史料派”的前途和整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问题。对于前者来说,个人更倾向于“史料派”所倡导的“史料学”并未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史料学”只是史学支脉,综合了诸多学科;对于后者,就整个国际史学潮流而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经面临部分学者的反思,不能说整个社会经济史研究依旧繁荣,在这繁荣的背后已经展现出一种夕阳的余晖。
王学典先生以及其独特、精炼的笔法完成中国百年史学的描绘,对整个百年史学形态更替的可谓极具远见卓识。从宏观方面来对整个史学史进行分期概括,牢牢把握“新史学”、
“新汉学”百年轮回交替这一基本线索,可以给予史学史研究
者以一种新的思考脉络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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