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企业_走出去_战略的海尔_TCL和格兰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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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道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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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农业“走出去”战略
本文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结合目前我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的新形势,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积极探索推进农业“走出去”的思路和方式,研究提炼出相关理念,形成关于农业“走出去”的四点思考。以期通过战略思考提出的政策目标,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和体制保障。
近年来,各方关心、支持和共同推动农业“走出去”的良好工作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国农业“走出去”方兴未艾。2011年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存量34.1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0.8%;对外投资流量7.98亿美元,较2005年1.05亿美元增长了6.6倍,但仅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07%。根据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初步统计,截至2012年5月,我国在境外设立农业企业598个,约占我国境外企业总数的3.7%,已与93个国家(地区)开展了农业合作。出于对资源禀赋、运输距离、东道国国情、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我国农业“走出去”企业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按企业数目由
高到低排列)。
农业“走出去”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部分,是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紧缺、人口增长、市场扭曲、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等诸多瓶颈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我国农业“走出去”仍存在四个主要问题。一是与其他行业相比,难度大、起点低、增量少、实力弱,处于弱势地位,与农业的战略地位不相匹配,作为优势外交资源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农业“走出去”与境外农业资源的丰裕程度尚未紧密结合,与目标国需求尚未统一,结合实际对农业“走出去”思考的深度不够,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的科学性亟待加强。三是我国各省(区、市)农业“走出去”的规模失衡、分布不均、措施有限,尚未形成行业部门成体系的支持手段和方式,统筹各方资源和条件的优势尚不充分。四是我国农业“走出去”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对其内涵认识不统一、不深入,国内经验对农业“走出去”的指导仍显不足,企业投资行为与政府工作机制结合的紧密度不高,缺乏整体部署和规划。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积极探索推进农业“走出去”的思路和方式,研究提炼出相关理念,形成四点思考。
围绕一个战略,下活“一盘棋”
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概念
“一个战略”即农业“走出去”战略,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农业“走出去”包括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外合作、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农业对外援助等,早期农业“走出去”以农产品出口和农业对外援助为主。狭义的农业“走出去”是指我国大陆各类企业以多种方式在全球不同国家(地区),在农业领域进行的直接投资活动。早期农业对外投资规模较小,主要是企业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开展国际贸易和加工销售等。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快速发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逐渐成为农业“走出去”新的发展趋势。
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2007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明确指出要“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注册品牌,开展海外市场研究、营销策划、产品推介活动”。2008年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都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为实施境外农业资源开发合作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思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制定鼓励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农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国内政策环境日益完善。2006年,商务部、农业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若干意见》,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2008年商务部和农业部牵头成立由14个部门组成的对外农业合作部际工作机制。2010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牵头、27个部门组成的“走出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8年,农业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农业“走出去”。2011年,农业部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签署规划合作备忘录,2012年4月双方签署《共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合作协议》及《开发性金融支持我国农业国际合作协议》,将进一步巩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支持农业“走出去”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这些扶持政策和协调机制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农业“走出去”一盘棋理念的提出
目前,外部环境对我国实施农业“走出去”总体有利,是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原国家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推动农业“走出去”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明确指示要抓好统筹规划、部门政策协调和重大项目支持等工作。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国际合作工作会议的讲话上指出,对农业“走出去”要观全局、计长远、算大账,并提出了抓好农业“走出去”一盘棋、大力推动农业“走出去”的重要指示精神。
所谓农业走出去“一盘棋”,即整合多方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目标、有步骤地推进农业“走出去”,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形成多方参与、共同协调的良好局面。可见,围绕着农业“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政府搭建的多双边交流平台和合作机制,灵活运用各级政府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机构的金融、保险等政策,培育大型跨国企业集团,设立企业集群、投资集聚的农业投资合作区,将农业“走出去”这盘棋下好、下活,对促进农业“走出去”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两种需求,做好两个结合
认真研究国内外两种需求
1.目标国对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需求
目标国对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需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世界各国农业资源配置与利用不均衡,应在全球范围内予以统筹平衡。非洲的欠发达国家面临着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业技术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等挑战,需要经济较发达的农业强国向其输出资金、技术、种质资源等,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促进农业发展。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亚洲、南美洲的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资金匮乏,亟需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恢复经济增长;农业技术遭遇瓶颈,亟需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实现升级;此外,高失业率、人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2.我国对农业“走出去”的需求
农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自然产物。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动态视角揭示了一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当前是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GNP达到4610美元,已经进入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表1),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为企业“走出去”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内部分企业形成了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对外投资大规模增加,企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基本条件。
我国农业“走出去”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举措,是作为优势外交资源保有相应权益、维护产业安全的需要,是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开发两种资源的需要,是缓解国内农业生产资源短缺、实现农产品直接保障和间接保障的需要,是我国农业“产业外扩、产品回国”的需要,是转变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更是不断开拓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培育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的需要。
扎实做好两个结合
1.目标国需求与我国需求相结合
实现目标国与我国农业“走出去”需求的有机结合是促进农业“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密切关注五个结合点。一是外资引进与资源开发相结合,不断扩大我国有效对外农业投资规模,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发境外农业资源,保障两个粮食安全和两个农产品供给。二是技术和人才引进与试验示范相结合,输出我国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和有经验、能力强的专家在境外从事农业生产,加强试验示范,优化品种,积累成功经验。三是境外生产基地建设与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相结合,推动农业“走出去”逐渐由单一环节、单一品种向全产业链发展转变,在农业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形成主动权、话语权和掌控权,形成农业“走出去”整体战略。四是产品目标国供给与全球统筹平衡相结合,在保障我国适度的利益目标,建立稳定的国际主要农产品供应渠道外,照顾到目标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利益,满足当地居民需要的大宗粮食作物,带动就业,在多方合作中赢得更大的利益空间。五是境外生产与产业转型和升级相结合,通过农业“走出去”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国内农业生产和贸易结构,促进整个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2.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目标相结合
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有三个动机。一是市场导向,在国内市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以巩固、扩大和开辟市场为目的,绕开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原有市场或开辟新市场。二是降低成本,企业出于国内自然资源的限制,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利用汇率和关税等手段降低生产成本,获取经济利益。三是全球战略,企业在政府引导、政策带动下参与农业“走出去”战略,在拓展市场、获取资源的同时服务于我国国家战略。
企业是我国农业“走出去”的主体,多年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将国家“走出去”战略目标与企业目标高度统一,通过政策、资金、项目等加强对企业的引导,才是促进农业“走出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是企业市场开拓与国家开发战略相结合,将企业的市场开拓行为建立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集团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的基础上,实现决策部门、金融部门和企业集团之间纵向一致、横向协调的战略体系。二是企业资源开发与国家“走出去”战略规划相结合,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体现计划性和长期性,明确重点产品和重点区域,确保农业资源开发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三是企业经营与培育跨国企业集团相结合,将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长期发展目标,通过对外投资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增强企业实力,打造企业集聚效应。
整合三方优势资源,开展三个层面工作
农业“走出去”一盘棋理念为新时期开展农业“走出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该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应积极整合中央有关部门、部内各行业司局和地方农业部门三方优势资源,稳步开展三个层面工作,进一步推进农业“走出去”。
农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应做到统筹谋划、协调发展,确保农业“走出去”步调一致、行动统一
农业“走出去”是国家“走出去”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农业、商务、税收、海关、财政、外交、质检、保险、金融等多个行业和部门。要实现农业“走出去”战略,首先要统筹谋划,通过政策、规划、机制等方面创新,清晰构建国家农业“走出去”战略框架,形成推进农业“走出去”“一盘棋”格局。
1.出意见。应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把农业“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意图,联合对外农业合作工作相关部门上报国务院,统一思想、形成合力、明确要求,以更高的高度、更明确的方向指导和推动全国农业“走出去”工作。
2.健机制。充分利用现有“对外农业合作部际工作机制”平台,进一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务实协作。我部作为牵头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工作程序,设置专职化部际工作小组,负责协调、服务和督促工作机制下确定的重要行动部署。着力引导部际工作机制会议有步骤、有计划、分批次地专题研讨农业“走出去”过程中在管理、公共服务、扶持政策等层面存在的关键问题和现实问题。 3.促政策。在部际工作机制基础上,促进各成员单位在扶持政策上有更多作为和突破。财政、税务、商务、国资委、农业等政府部门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信保公司等金融部门应积极研究并推动补贴、税收、企业资本金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形成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为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4.抓信息。启动“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合作信息统计系统”,建立“走出去”农业企业数据资料库和信息统计网络,加强信息采集,实现对外投资统计系统的对接和数据共享,实现农业“走出去”信息动态采集,困难问题及时了解,政策需求远程掌握,依托数据资源编制《中国农业“走出去”(年度)报告》为各级政府和“走出去”企业研究与决策提供支撑。
从行业管理部门上,应做到强化基础、整合资源,确保农业“走出去”措施落实,效果明显
为更好地挖掘与整合农业部内各行业司局优势资源,提高对农业“走出去”的引导、统筹管理能力和水平,形成行业管理部门推动农业“走出去”“一盘棋”格局,应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1.建立机制,整合资源。建立农业“走出去”部内工作机制,与现有“对外农业合作部际工作机制”实现有效对接,在部内实现资源统筹、协调管理和信息共享。确定年度农业“走出去”重点工作任务,定期召开会议,协调相关政策措施制定等,建议尽快着手召开第一次农业“走出去”部内工作协调机制会议。
2.编制规划,谋划重点。围绕“走出去”国家战略和农业“走出去”总体部署,编制《农业“走出去”发展规划》,分析资源潜力,确立战略主线,设定战略目标,构造空间布局,明确节点步骤。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明确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和产品;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理清农业“走出去”的运作模式;从管理体系的角度明确“走出去”的职责分工(行业部门及其他职能部门);从企业主体的角度划分农业“走出去”的战略梯队;从实施保障的角度提出农业“走出去”的重点项目和政策体系。
3.利用平台,强力推进。积极利用我国和农业“走出去”重点规划区域的现有合作机制和援外平台,以及农业部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部行合作金融支持服务平台,按规划布局有序设计出一批全球协调一致、区域特点鲜明的分区域重大项目,通过机制促开发、援外促开发,强力推进农业“走出去”。
4.突出区域,关注产业。农业“走出去”一方面要突出周边、拉美、非洲等境外重点区域和次区域的空间布局和战略重点,稳定我国粮食进口渠道和价格,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宗农产品产业链条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支持沿海、沿边省份利用地理区位和地缘优势,与相关合作区域在历史和经贸往来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着重巩固和强化国内重点区域的对外开放战略。
在引导企业“走出去”上,应做到上下联动,确保农业“走出去”引有方、助有力、扶有为
要实现农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目标,就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农业“走出去”的工作网络,中央政府出思路、定方向,加强宏观指导,出台各项政策,注重顶层设计,积极争取资金,着重发挥指导和引导作用。地方政府按照国家农业“走出去”战略总体部署,认真谋划和推动本地区农业“走出去”工作,最终形成“中央带动、地方推动、企业主动”的“走出去”一盘棋格局。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到引有方、助有力、扶有为。
1.设计项目,带动企业“走出去”。围绕建立粮食、大豆等生产加工物流体系,建立天然橡胶、棉花、油棕等战略型产品境外产能调配体系,巩固和提高公海渔业捕捞体系等规划任务,落实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规划(2010-2020年)提出的重大项目。对在外发展有基础、承担项目有意愿、能利用项目促开发的企业,鼓励其承担或参与多双边合作机制和领导人承诺后续行动框架下的政府间合作项目。
2.强化手段,支持企业“走出去”。一是设立境外农业开发合作技术和人才支持项目,重点支持开展境外战略性、紧缺性农产品基地建设的跨国经营企业。支持内容包括: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研发,聘请农业科研院所专家的人员费用;企业驻外员工培训费用;企业向专家技术咨询的费用等。二是加快建立中央和地方农业“走出去”专家信息交流平台,积聚中央及地方农业“走出去”相关政策、经济、管理、技术、外事等领域专家人才,为政府间多双边合作和企业“走出去”项目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保障。
3.拓宽渠道,帮助企业“走出去”。一是充分发挥农业援外工作的示范和桥梁作用,利用援外农业技术试验示范中心和“南南合作”等工作所具有的优势,为企业提供帮助,满足其对技术、品种和农业专业人才需求,降低投资成本与风险。二是基于非农企业和农业企业“走出去”的不同特点,积极引导各级农业部门为企业寻求合作渠道,采取企业间合作配套的方式,形成“捆绑式”“走出去”模式。三是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利用国际交流协会和即将成立的苹果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鼓励和支持其依据自身优势健全服务职能,促进“走出去”企业之间的经验交流,协调企业间的相互合作,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和咨询服务等。
4.注重实效,鼓励企业“走出去”。一是将地方农业部门促进农业“走出去”的绩效作为申请专项的考核指标,对“走出去”推进工作基础好、意愿强、思路清、成效丰、地方有配套的省份给予更多资金和政策支持。二是对符合农业“走出去”战略需要的企业给予倾斜支持。专门设立“骨干企业特别支持项目”。对符合国家战略需要,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农业合作形象、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机制保障方面,给予更大力度、长期持续的支持。使一批企业尽快脱颖而出,支撑起农业“走出去”的战略框架和规划布局。
实现四个加强,落实四个推进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供给偏紧、依赖贸易调节供需缺口风险增加、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更大的资源约束等背景下,农业“走出去”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为落实一盘棋理念,开展好重点工作,应以“四个加强、四个推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 加强领导,整合资源,强力推进农业“走出去”
加强领导,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统筹中央有关部门、农业部内各行业司局和地方农业部门,整合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农业和非农行业的现有优势资源,积极探索新的可行资源。通力合作,完善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政策保障机制,出台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优惠政策,加强对企业的宏观引导,实现我国农业“走出去”效益的最大化,强力推进农业“走出去”。
加强研究,制订规划,有序推进农业“走出去”
我国农业“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投资规模小,且多为企业个体行为,无序竞争,缺乏清晰的规划和战略思考,造成投资效率低下和资源严重浪费,应在深入研究和系统规划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要高度重视这项基础工作,由浅入深、由点到面,一是加强与有关部委和机构的联合研究规划,解决农业“走出去”政策和机制协调问题;二是加强与农业部各系统的联合研究规划,解决我部支持“走出去”的手段和发展方向问题;三是加强与各省(区、市)农业厅(委、办)的联合研究规划,解决我国农业“走出去”规模失衡、分布不均的问题;四是加强与企业联合研究规划,解决企业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和产业、区域布局的科学性问题。
加强沟通,信息共享,共同推进农业“走出去”
农业“走出去”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在各个层面加强沟通,促进“四个带动”,即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东南沿海和边境地区带动中西部内陆地区,资源丰富、市场容量大的地区带动资源紧缺地区,比较优势突出、“走出去”起步早、规模大、经验多的非农企业带动农业企业“走出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共同推进农业“走出去”的良好局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尤其是提升信息服务能力。启动“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合作信息统计系统”,建立“走出去”农业企业数据资料库和信息统计网络,摸清情况,形成机制,实时反应,有序引导,搭建政府、企业和驻外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为决策层提供参考,为科学构建农业走出去规划提供数据支撑,为企业提供全面、权威的投资信息。
加强合作,利用平台,扎实推进农业“走出去”
我国农业“走出去”的目标国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开展友好而富有成效的农业合作,规避风险,利用多双边合作平台,扎实推进农业“走出去”。充分发挥“南南合作”和境外试验示范等援外项目的合作优势,在援外项目中引入企业参与机制,积极拓展农业援外项目新功能;充分发挥境外展览、推介活动等多双边农业交流合作平台的作用,将企业行为纳入政府间合作框架,建立政府引导、各种力量共同参与的“走出去”模式,降低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扎实推进农业 “走出去”。
(作者系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
范文三:企业走出去战略
我的见解之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
班级:09国贸6班 姓名:裘欢 学号:091350622
摘要:本文意义是对中国当前企业形势的一个分析及建议。主旨在于分析企业“走出去”中不足与建议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有效参与全球经济分工。适用于中国大部分开放型企业。
关键词:走出去 经济分工 外汇储备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但在一些措施中存在着弊端,同时企业在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中有时也没发挥到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对这些问题做个总结及建议。
“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原因归纳总结有四点:1. 缓解目前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困境,扩大资本项下的外汇需求;2. 利用国外资源,发挥优势企业在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扩大市场占有,同时也缓解国内的行业竞争与资源竞争;3. 通过走出去,锻炼有实力的企业,反过来带动国内企业的经营模式的转变,从资源消耗型向技术密集,市场型企业转变.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4. 参与国际竞争,支撑大国形象.获取国际经济\政治话语权和参与权等。简言之,为了平衡外汇储备高的缺陷,积极投入企业竞争,带动中国企业竞争力,增加中国综合实力,中国必定会实施“走出去”战略。
但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分两个因素来重点讲解下。 首先,企业因素方面。一、大部分企业缺乏对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场情况的了解。美国对华环状焊接碳素钢管双反调查案例,中国轮胎遭遇反倾销案例等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国很多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于对国外的法律部了解而导致败诉。二、缺乏涉外职业人才。人才缺乏导致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就没打好,随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企业无法很好发展,甚而造成很严重的国际纠纷。三、资金问题。开拓国际市场需要相当资金的投入,包括前期的市场调研,企业和产品的宣传,按国际市场要求改造生产条件和产品质量,开发适合新品,引进人才等均需资金,如果中小企业在国内经营尚且困难,何谈开拓国际市场?四、中国企业自己起内讧,举个最近的例子吧。360与腾讯之争,明显谁都离不开谁还死命的争吵,中国的企业就应该手拉手一起走出去,如果内部矛盾强烈怎么走出去呢?
其次,政府因素。一、立法滞后,缺乏法律依据。国家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使有关部门对企业在海外的经营风险防范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员工的安全等突出问题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依据和手段。二、涉外公共服务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没有建立专业的境外安全咨询机构,没有统一的发布有关涉外安全信息、预警、事故处理、善后的平台系统,也缺乏处理境外安全事件的专门机构,目前商务部有一支较好的队伍,但人员配置远远不够。三、政府的财政支持不足。目前商务部对于涉外企业在境外出现的安全问题还没有专门的安全保障资金来支持或建立政府支持下的保险机制,一旦企业在境外出现安全问题,往往难以承受经济上的损失。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自然要有对策来应对。1.抓住机遇,珍惜精懂法律的人才,积极应对国外对我国企业的“刁难”;2.企业间要合作,增加凝聚力,从而又会间接扩大资产;3.政府要及时建立相关法则来方便我国企业;4.拨款鼓励企业“走出去”,以及在一些税收上给予“走出去”企业一些优惠。
企业“走出去”自然要投入到全球经济分工中去。那么我来分析下走出去企业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一些问题吧。
在全球经济分工中,我国企业明显所处地位不利。原因有以下几点。1. 生产力水平不够。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对国际分工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是关键。)2.企业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素质偏低,在国际上中国企业的口碑并不是很好。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用对策来应对。首先,大力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个是关键,只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科学技术才会提高,才足以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显现出自己的优势;其次,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中国要想在国际分工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就必须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最后,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一个诚信健康的品牌在国际中站稳脚步。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金融风暴又悄然来袭,虽然在金融风暴尾声中,但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真的是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各种因素,本文的一些见解希望能对一些正在走出去的企业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来源:中小企业信息网 《论新国际分工》————张苏————经济科学出版社
范文四:“走出去”战略对策
作者:张建平
中国投资 2014年08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形成了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我国需要加快“走出去”投资步伐,改变国际分工地位,拓展国际市场,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平衡国际收支,降低国内流动性压力。只有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然而我国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战略思路、体制机制、政策导向、途径和渠道等很多方面亟待开展深入研究。
“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3大战略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的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方针。2001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将其写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近10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8大类、89个关于海外投资的政策法规文件。
“十二五”:大规模“走出去”阶段
“十二五”时期,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和大变革时期。按PPP计算,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将首次超越发达国家,发达国家GDP占全球规模将首次下滑至50%以下。全球经济实力对比格局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预计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并进入平稳增长期,为国际直接投资创造较为有利环境。发达国家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逐渐活跃。但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仍存,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升温,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风险较大,制约对外投资。1970~2011年,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比重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至30%,而发达国家比重逐渐下降到70%。
“十二五”时期,发达国家仍将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但由于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扭转,发达国家投资比重将呈下降趋势,新兴经济体继续呈现上升趋势。服务业将是投资主要领域。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比重所占份额将持续上升。成熟产业并购,如汽车、电子电气和食品饮料等行业跨国并购将会加剧,资源采矿业等行业对外投资继续增长,新能源等节能环保产业和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可能成为对外投资与合作新兴增长领域。跨国公司并购将恢复并保持增长态势。
在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进程中,全球并购交易市场正在复苏和升温。一是危机后全球企业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和改革,并购市场活跃为企业提供了修复漏洞的机会;二是许多公司为应对危机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和削减开支,企业现金流增加,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明朗坚定了企业投资信心;三是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将助推全球对外投资进一步活跃。
“十二五”期间,我国“走出去”面临新的国际机遇。一是各国与中国扩大投融资合作的意愿增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许多国家资金严重缺乏,对中国放宽了投资限制,投资或并购优质资产、先进技术机会增多。二是金融危机后,国际资产价格经过大幅下跌尚未完全恢复,一些拥有关键技术、研发人员、营销网络和营销团队等战略资产的企业要价处于相对历史较低水平,使我国企业处于相对有利的投资地位。三是各国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新的投资需求,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为我国创造了机遇。四是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对“走出去”提出了新的需求。五是发达国家推出绿色新政,在环保节能、低碳经济等领域对外合作愿望强烈,为我国对外投资创造了新商机。
“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将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并直接影响世界经济走势。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历程仍然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给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时期的全球化附加对其有利的条件。近20年来,当我国推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持续“借贷消费”模式、为其FDI在中国投资提供丰厚回报之时,发达国家却把我国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并购所持的敌意和严格审查制度,将对我国海外投资构成障碍。同时,我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会继续被西方发达国家紧盯和监督,面临其制造的不利国际舆论环境。
海外投资现状
当前我国的海外投资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海外投资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实力和水平,而且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竞争力等多重因素。根据邓宁的投资阶段理论,当前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急剧增长的第三阶段。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投资对象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各国需求不振、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为有关国家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有利作用,成为激发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受到了东道国欢迎。
1.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我国对外投资活动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稳步发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447.8亿美元急剧增长到2011年的超过3573.9亿美元。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685.8亿美元。包括金融类在内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746.5亿美元。至2011年底,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存量约4248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较低,2011年仅占全球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84%。2012年,全球对外投资明显减速的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年度同比猛增了28.6%,达到了创纪录的772.2亿美元。而同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117.2亿美元,年度同比下降了3.7%。
经过多年市场开拓,目前我国的投资已遍布世界上177个国家和地区。除传统的亚洲国家,向非洲、拉美、欧洲和北美的投资也不断增多。2011年,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包括金融类、非金融类)为454.9亿美元,占总流量的60.9%;对非洲直接投资31.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4.3%。投资方式从以往以绿地投资为主,发展到收购、兼并、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2011年并购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36.4%。除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领域,金融、采矿、交通运输及制造业的投资也有较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对自由港投资的突发性增长是我国对外投资出现拐点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数据和扣除3大自由港(香港、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数据,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中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内地大量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或通过国际自由港进行返程投资所造成的。扣除自由港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速要明显低于统计数据增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走出去”投资的规模变化。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制造业出口实力增强,为“走出去”奠定基础。我国已培养的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技术、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是“走出去”的重要保障。2012年,全球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500家企业中,中国已占79家,印度仅为8家。我国对外投资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投资对象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带动了非洲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为有关国家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作用,成为激发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2.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迅猛增长,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投资行业多元化。至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分类。其中,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6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378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9%。二是并购领域较为集中。2011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7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36.4%,全部为非金融类投资并购。并购领域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为主。三是我国境外投资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2011年,在非金融类存量中,中国海外投资62.7%来自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1.7%。四是香港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最重要平台,在2011年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一枝独秀,高达近50%。欧盟位居第二,仅占10.1%(见表)。从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情况来看,亚洲占比60.9%,是我国“走出去”的首要区域。
现实问题与挑战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已经起步,但“走出去”投资面临着一系列来自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着不少现实问题。
外部挑战方面,首先,中国“走出去”面临过去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投资环境和国际压力。中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过去发达国家全球扩张时已发生巨变。过去发达国家全球扩张曾依靠殖民统治、掠夺资源等各种手段而不受国际社会监督和国际舆论压力。那时没有全球可持续发展呼声和气候变化谈判压力。我国对外投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既不可能用发达国家曾采用的方法,又要面对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对于中国海外投资较为集中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问题尤为突出。中国企业不仅面临巨大的商业和政治风险,而且面临巨大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压力。
其次,东道国的投资障碍和国际上新出现的保护主义形式。发达国家投资审核机构都会对敏感的入境外国投资进行审查,这些国家对来自我国的投资审查要相对详细,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企业不信任。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将对我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与我国对他们的投资市场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挂钩,不断加大要价。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较差,政策法律规则透明度不高,会计、审计、税务、用工等方面政策不明朗,名目繁多的资格认证、准入政策、准入标准等,都给我国企业造成了投资障碍和潜在的巨大风险。中国工商银行要求在纽约设立分行,长达15年不被批准,金融危机后才获市场准入。国外强硬的工会组织、劳资纠纷缺乏解决机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遭遇文化冲突,都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上海汽车投资韩国双龙案)。针对2009年2月中国铝业和力拓之间的收购交易案,澳大利亚议会于2010年2月2日正式通过了一项加强外商投资管理的立法。
内部挑战方面,首先,我国亟待通过改革破除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约束问题。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多部委管理,协调配合差,企业怨声大。境外投资审批层次过多,内容过细,时间过长,资金和人员出境存在不少障碍。常由于政府审批时间和获取外汇额度时间过长,耽误商机。对外投资政策环境有待改善,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有待提高。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海外投资影响巨大。如本币处在低估状态,对外投资并不经济。如果大量企业在国内经营远较海外投资更易盈利,缺乏“走出去”动力。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和战略思路,不适应海外投资形势需要。过去我国外汇短缺,执行宽进严出政策,现在外汇储备如此高,仍沿用旧思路就不合时宜,应改为严进宽出。在避免双重征税和投资争端解决问题上,要与东道国达成协议,在某些国家由于这一政策不明而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积极性。
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走出去”面临融资瓶颈。总体看,我国目前对外投资和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很大,不仅年度流入和流出规模差异很大,而且FDI流入存量和流出存量规模差异更大,并呈现扩大势头。由此导致每年我国形成资本账户顺差,与经常账户顺差共同推高外汇储备。从规模上看,据统计,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额达到1亿美元的企业,只占总数的1%,61%的企业对外投资额度少于100万美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最大困难是融资。中国贸促会调查显示,我国59%的企业利用自有资本对外投资,31%的企业对外投资资金来自银行借款,这是我国企业获取海外投资资金的主渠道。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融资支持的企业以国企和大型知名品牌民企为主,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基本依靠自有资金和自有渠道。浦发银行数据表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90%资金由境内金融机构提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制约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我国企业仍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被认可的投资模式。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海外投资规模扩大,部分海外投资不仅难以获得回报,有时还大量亏损。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品牌、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国际化人才,难以适应国外投资环境和国际市场竞争。对海外法律制度不熟,文化环境差异,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全球管理人才匮乏等,成为“走出去”的制约因素。TCL投资法国汤姆森损失惨重,联想投资IBM多年亏损,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巨亏,中国投资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巨亏,这些经验教训非常惨痛。除了制度、国际关系、文化等宏观因素,企业的国际化运作能力非常重要。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指数只有20%,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一般在50%以上。跨国投资所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技术、管理,还有更重要的综合素质,即国际化人才和文化融合能力。整个收购兼并和经营过程,都是国际间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与磨合。此外,这些年我国实际上已是资本输出大国,但我国海外投资是证券投资远高于直接投资,仅在美国就投入约1.5万亿美元债券投资,年收益率只有3%,而实业投资只有千亿美元左右,由此决定了总体收益不高。
全新的战略思路
我国“走出去”对外投资时,对方国家同时会考虑增加对我国投资,要求对等开放,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市场潜力。但我国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和市场准入与其他国家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投资审批程序、正面列表、投资股比限制等方面。由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未对外开放,欧洲议会已做出法案将禁止中国企业承担欧洲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失去近千亿美元基建市场。欧洲国家质疑中国吉利可全资并购沃尔沃,为何欧洲车企不能全资并购中国车企。日韩强烈要求我国给予日韩资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预计在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谈判中继续提出要求。
“走出去”战略应与推动我国外贸转型战略相结合。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占半壁江山的二元贸易生产体系。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我国附加值只有0.2美元;我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为美国商品创造0.8美元附加值。我国需要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降低资源和原材料成本,通过加大品牌、技术、研发环节并购,加快形成中高端生产和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在区域提供跨境配套的能力,部分产品和服务要形成对日韩等企业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配套工序或环节的替代,部分低附加值环节转型为境外加工贸易,发展境外出口加工区或特殊经济园区等,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走出去”战略需要与对外援助战略相结合。我国企业“走出去”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比重大,范围广,投资行业类型多,很多与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农林等大宗产品有关。而这些国家往往基础设施薄弱,从港口到公路、铁路,从医院到学校,都严重缺乏,这就使我国“走出去”投资必须与对外援助有机结合。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援助规模正在不断增加。但我国对外援助的体制机制显然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我国需要设立国际开发署,需要创新对外援助机制,不仅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更要提供人力资源援助和能力建设,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软环境。设立针对发展中国家、有项目支撑的开发贷款;采取双方共同出资为对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模式,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大力推广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红豆工业园)模式,通过建设开发区方式,成片开发、集中进驻,降低我国企业海外运作的成本与风险。
“走出去”投资商业模式须进行战略性调整。我国企业在国内发展通常需要与各级政府部门搞好关系,保障项目顺利运行。走出国门,也非常自然地将这套模式在被投资国家运作。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其政府管理体制并不规范,法律法规也不完备,许多中国企业通过走上层路线,实施东道国领导特批项目,美之名曰“闷声发大财”,完全不理睬当地居民和社会舆论,也拒绝与其沟通交流。这样的模式在经历了缅甸“密松大坝”停建、缅甸万宝铜矿停产、柬埔寨金边万谷湖房地产项目流血冲突、安哥拉“鬼城”等恶劣事件后,足以让中国企业深刻反思对外投资模式,“走上层路线、闷声发大财”模式行不通了。
规制国有企业、松绑民营企业。我国实施“走出去”一开始就针对国有企业提出。目前对外投资规模急剧膨胀,仍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在商业运作、经营成本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方面潜藏巨大风险。我国迫切需要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法规约束。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62.7%来自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1.7%。“走出去”过度依赖国企,使很多国家将我国企业投资认定是政府行为,渲染“中国威胁论”,还导致很多抵制(鞍钢投资美国案),成为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根源之一。2005年中海油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未果,中国铝业入股澳大利亚力拓最终失败,鞍钢并购美国公司遭遇调查都与这种因素有关。民营企业作用发挥不足,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长期可持续投资经营。国有企业老总住别墅、开宝马在海外经营。民营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运作,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民企也和国企一样爱国。我国迫切需要减少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束缚,使其对实施“走出去”战略发挥更大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系到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败。目前我国投资者在许多东道国声誉和社会形象偏向负面,甚至不如越南,主因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饱受非议。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和万宝铜矿项目,都由环境和社会问题引发。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甚至超过商业风险。不少中国企业在资源能源开发过程中,破坏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在劳工方面,不愿雇佣当地人;在拆迁补偿安置时,完全交给当地政府办,不实施监督,与东道国社区产生激烈矛盾和冲突。本研究调查问卷表明,尽管94%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40%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对投资对象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问题,主要是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其次为当地就业减少和当地企业发展缓慢。每个国家都不愿意外国投资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亚非拉国家人民在西方国家培养下已建立了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人权意识,非政府组织在亚非拉各国发挥着重要监督、协调作用。在企业社会责任被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情况下,我国企业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将损毁我国“走出去”战略大局。
“走出去”战略与国家外汇储备战略要协调。在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实施“走出去”战略必然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客观需要。要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快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及推动资本账户渐进有序开放,加大对外投资使用人民币的比重,使之适应“走出去”战略的需要。在国家外汇储备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应加大结售汇制度改革,大胆实施“严进宽出”外汇管理制度,使外汇储备更好地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实施多项战略措施
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和对等开放。我国由于特殊国情,目前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投资者国民待遇、服务业开放等许多领域与其他国家还有不同程度差距。我国应借鉴加入WTO经验,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加快中美投资协定等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欧政府采购协议谈判,加快中韩、中日韩、RCEP等自贸区谈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平台环境。推动国内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供政策支持、行业投资指引、发布信息、提供咨询培训等方式积极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完善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各种产业发展都要加大开放力度,人民币国际化要加速推进,外汇管理要转变过去外汇短缺时“宽进严出”思路,大胆实施“严进宽出”外汇管理制度,加大结售汇制度改革,更好地支持“走出去”战略。
加大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和“走出去”步伐,服务于“走出去”战略实施。发挥政策性银行支持“走出去”的优势,联合国内商业性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其他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外商业银行等,增加“走出去”的信贷支持。政策性银行可采取定向债方式向企业提供融资,采取直接投资方式对项目进行投资。应考虑建立中国投资公司、政策性金融机构、用汇企业间规范可持续的资金融通链。政策性银行获外汇资金后可通过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综合授信、“资源、信贷、项目”一揽子合作等方式支持“走出去”。发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联合体与东北亚合作开发银行协会作用,为我国与相关国家跨境项目开展辛迪加融资。发挥中国投资公司作为国家主权投资基金的作用。借鉴“中非基金”“中委合作基金”模式组织设立不同领域、满足不同需求、有特色的合作基金,设立针对发展中国家、有项目支撑的开发贷款;针对我国制造业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及资源型国家,采取双方共同出资为对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模式。设立国家海外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和风险勘查专项资金或基金;增加服务于民营企业融资的信贷机构。研究如何完善拓展国家外汇局委托贷款办公室功能,建立新的“走出去”融资平台。
建立完善“走出去”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作用。要大力加强对投资国的深度跟踪研究、监测预警,降低政策、法律和政治风险。不仅要防范商业风险,更要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要注重发挥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的重要作用和角色,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推动中国对外投资趋于合理、可信、被国际社会接受。注重运用境外开发区模式,加大境外开发区建设的数量和投入,学习日本企业抱团“走出去”的做法,为我国企业创造集体“走出去”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提高投资效率,有效规避投资风险。推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合规经营,维护我国企业国际信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模式必须从“只走上层路线、闷声发大财”模式转变为“既走上层路线、更要走下层路线”模式,倾听民众疾苦和呼声,将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统一起来,可持续投资。
要建章立制,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合规经营,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方面,加大对国企海外投资、运营、资产保值增值的政策约束、监督机制和检查力度;减少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和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我国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援助和能力建设,帮助其完善政策法规,推动我国企业合规投资经营。国内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对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损害我国企业海外形象和声誉的现象制定相关惩罚措施。商务部门可考虑在颁发和审核企业海外投资许可证时,对未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考虑暂停或吊销其海外投资许可证。
针对“走出去”的不同领域研究制定专项规划和差异化政策导向。对海外资源能源和大农业投资要有专项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扶持,金融机构要提供期限较长、成本较低、规模较大资金支持,国家财政要考虑贴息、补贴等具体措施。对信息通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等战略型新兴产业境外投资,重点是支持以获得技术、专利、品牌为目的的并购和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与营销网络,可在研发中试考虑提供财政补贴,融资上选择小规模、中周期、略高于美国国债利率的资金支持。对我国已具比较优势、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如纺织服装和家电等,主要解决我国金融机构等配套服务国外网点不足、企业外币融资困难,帮助企业降低境外投资启动成本,承担各种政治及政策风险,回避购汇投资的本币升值风险。对农林渔矿资源开发和对外劳务承包工程,要重点解决劳务签证问题。对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应着力解决在投资对象国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
注重发挥香港在“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香港是我国对外投资最重要平台,在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达47.8%。欧盟位居第二,仅占10.1%。截至2011年,香港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比达61.6%,东盟5%,欧盟4.8%。香港是我国高度国际化地区,有大量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和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和信息网络。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国际化平台投资收购海外企业易被国际市场接受。针对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在海外能源资源投资项目设立障碍,可考虑与香港中资银行、实业机构组建基金,以香港企业名义投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中心,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服务功能和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至关重要。
[本课题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0年度重点课题,本成果荣获商务部2013年全国优秀商务科研成果三等奖(部级)。课题组成员:毕吉耀、关秀丽、李宁、马强、李大伟、牟雄兵、杨长湧、杜琼、缪林燕、史巍娜]
作者介绍:张建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课题负责人
范文五:“走出去”战略
日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备,又一次吹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集结号。
与十多年前不同,更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立足于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中国企业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时移世易,互联网与全球化带来的快速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相关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做“先锋”而不是“先烈”?
中国企业“走出去”,过去主要是为了解决出口太多了带来的贸易摩擦。如今,深层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企业首先要有思维上的国际化,企业的观念、制度、人才结构要发生整体性的根本改变。
按照“早半拍”准则,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地区应当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中国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也许东欧和中亚各国比较符合这一条件,中国和东欧、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或许能够成为中国企业最终走进欧美市场的跳板。
从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践来看,主要是两条路: 一条是直接同跨国公司竞争,首先在发达国家站住脚,再向发展中国家进军,以海尔为代表。另一条则是先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 待扩张到一定规模,再向欧美挺进,以华为、联想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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