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 课题:魏晋南北朝的雕塑及工艺美术
课题:魏晋南北朝的雕塑及工艺美术
之石窟
学习领域:欣赏与评述
课时:20分钟
学习目标: 1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石窟的结构,造型,及意义。
2能力目标,具有自主讲解,辨别石窟的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对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产生浓烈的敬佩之情。
教学重点:重要的石窟赏析
教学难点:古代石窟的呈现形式及重要的石窟赏析 教学准备:PPT
教学过程:
一 组织导入
提问导入:同学们都知道云冈石窟吧?但是你们知道云冈石窟得以建成及流传千古的主要原因居然是跟两个人和一个动物有莫大的关系吗, 大家猜猜那两个人是谁,那个动物又是什么动物, 师解答:其实啊 ,在北魏第四人皇帝拓跋浚在位的时候,正好社会动荡不定,北魏政权濒临四分五裂,皇帝位了让社会稳定,就大兴佛教,专门把当时流浪在外的一个西域的和尚昙曜请回京,文成帝出名迎接的时候,昙曜正好在赶回京,他们两个在路上相遇了,文成帝骑的马正好申头咬住了昙曜的袈裟,老马识善人,成就了一个美妙的故事
二 认真观察石窟的雕塑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对比各种形象的区别(图)
佛像 端庄 和蔼 ;菩萨典雅含蓄;飞天 活泼可人;力士强壮,有力
大量的双窟的出现是为什么,(图)
最后通过观察发现,感受到了石窟的魅力 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
第二十窟 道武帝拓跋珪
最富标志性的露天大佛 双目细长高髻高鼻 双脚宽厚平直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情。(不同角度的图片) 十九窟 明元帝拓跋嗣
第十八窟 拓跋焘 身披千佛袈裟 象征着忏悔
17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
第十六窟 文成帝拓跋浚 刚劲清新
第五窟 文成帝心中完美的帝王形象,端庄威严 第六窟 美轮美奂富丽堂皇
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 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反映当时 社会既有皇帝在位,
又又太后临朝)
最后同学通过赏析,对石窟有一定了一定的鉴赏能力。 教学板书:魏晋南北朝的石窟雕塑 佛像 端庄 和蔼 ;
菩萨典雅含蓄;
飞天 活泼可人;
力士强壮,有力
范文二: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佛
教艺术的传入~为我国的工艺美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全国各地建造起许多石窟~也培养起许多艺术家~保
~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艺术宝库~知识存至今的石窟艺术
分子专业画家也在魏晋南北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
带来了新的工艺美术。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佛教 艺术 绘画
正文
一 概述
自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至公元589年隋统一南北,史称魏晋南北朝。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学艺术获得巨大成就的时代。
二 佛教美术 佛教美术按其类别~一般可以分为佛教壁画、佛教雕塑和佛教建筑三大类。在佛教初萌的魏晋南北朝~这三种美术形式集中体现于佛教石窟艺术之中。
,一,、佛教美术的兴起 这个时期佛教美术的重头戏是在北中国展开的。
,二,、早期的石窟壁画
佛教美术大致包括3个部分:建筑、雕塑和壁画。三者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是宗教性和审美性、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体。一
般的石窟和寺庙中都绘有壁画。魏晋南北朝时期寺庙中的壁画,随着建筑本身的倒毁已荡然无存,而石窟壁画,至今仍有大量遗存。
,三,、石窟造像
佛教雕塑按材质来划分,大致有铜雕、石雕、泥塑、木雕、陶塑、崖刻等几大类。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造像中最重要、最能体现佛教艺术兴盛景象的,无疑是石窟造像。除敦煌莫高窟外,其中规模较大,较有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太原天龙山、河南洛阳龙门、巩县石窟寺,甘肃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界于河北与河南间的响堂山,南京栖霞山等,均始建于南北朝时代。
,四,、佛教建筑
佛教建筑主要有塔、寺庙、石窟3大类。中国佛教建筑是我们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建筑也是这个时代建筑成就的反映。
三 、 人物画的新发展
玄学风气对当时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实践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绘画领域中顾恺之“传神写照”理论的建立及南朝人物画风范的形成与当时的人物品藻之风有着直接的联系。 1、顾恺之 :绘画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留传在世的仅有他根据文学作品而创作的《女史箴图卷》、《烈女仁智图》和《洛神赋图》等作品的摹本。
顾恺之的画论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篇。
2、谢赫: 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理论方面的贡献。他著述的《古画品录》,是一部品评体的绘画史籍,保留了汉末以来的若干珍贵史料。他在总结传统绘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品画的艺术标准——“六法论”
四、 山水画的兴起
一 山水画溯源: 山水画作为一种独立画种出现于魏晋时期。 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山水画作品及画论。这个时期的山水画真迹已荡然无存,但是宗炳和王微的《画山水序》、《叙画》这两篇重要的山水画文献,是这个时期山水蓬勃发展的佐证。
二、山水画论 宗炳所作的《画山水序》是重要的早期山水画文献。文中除了论述山水画艺 术与自然景物的关系外,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山水画艺术“畅神” 的功能观。
王微著的《叙画》文中阐明了山水画写生的方法,主张不照抄自然和追求形貌的真实,要经过概括提炼~表现景物的内在精神,特别是景与情的联系。
五、南朝陵墓雕塑
当佛教造像之风席卷南北时,其他门类的雕塑也并未沉寂。陵墓雕塑尤其发达。
陵墓雕塑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明器雕塑,即用雕塑手法制作的人俑、家畜和鸟兽及建筑和车马等陪葬的模型。
,二,陵墓表饰雕塑,即陵墓周围设立的石兽、石人等仪卫性雕塑,具有一定纪念夸示功能。
六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上混乱~精神上自由、解放、富于热情和艺术精神的时候。以下主要时代特征及对工艺的影响: 1、 中外文化交流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尤其是国内南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影响。
2、 佛教在这个时候广泛流传~对建筑~器皿~服饰等产生影响。宗教艺术得到发展~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的工艺水平。 3、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全面自觉的时期~在以前~工艺美术大多反映神秘的神鬼世界~而这个时期~人们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在工艺美术出展现人类世界 的清新可爱。 七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的特点和成就
1、 以邺城为代表的新的都城布局对后世影响很大。主要特点: 不同于以前都成不规整的形状~邺城的布局平面为规整的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短。宫殿和居民区分开。中部的南北方向的中心轴线安排重要的宫殿~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邺城的规整的有中轴线的封闭型都城~体现了古中国人的皇权思想~为唐都长安城的规划提供了典范。
2、 佛教建筑的大量营造
从建筑的类型看~佛教建筑可分为佛寺、石窟和塔三种类型。 1>佛寺的布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心佛塔式~另一种是佛寺。 2>石窟在中国北方较多~因地制宜建造~有著名的 洛阳龙门石窟,结合了木结构建筑,、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石窟。石窟是对佛寺的模仿。
3>塔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建筑。有重叠 ,、楼阁式、密檐式,河南嵩山嵩岳塔,、金刚宝座式。
八 魏晋南北朝的陶瓷布局以及对后代中国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陶瓷布局:
在全国方位内~大约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在南方~前期陶瓷烧造以浙江为中心~有著名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和均山窑等~后扩展到湖南湖北等地~主要产品有青瓷和黑瓷。北方瓷器晚于南方~技术相对落后~但创烧了“白瓷”。青瓷和白瓷曾为南北朝交相辉映的品种~为唐代的“南青北白”的局面奠定了初步规模。
典型器型有:吴永安三年青釉谷仓罐、青瓷大莲花尊、白瓷绿彩刻花覆莲四系罐。
陶瓷从东汉末年陶瓷烧造技术成熟后~瓷器的制造一直延续到现在~较青铜器~漆器等有一下主要优点:
1、 制造成本低廉
2、 易于造型和装饰
3、 轻便清脆~便于清洗~能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 4、 类玉~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使用者能获得心理满足 九、 染织与服饰以及中国内外文化交流
染织服饰是南北朝时期最能够体现中国内外文化交流的的工艺形式之一。
染织技术在这个时代进步不大。三国时期的马钧对改善织机作出了突出贡献~织物以三国的蜀锦最为出名。
外国西域文化对我国染织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很多中国丝织品采用了有异域特色的图案。另外西域织物直接影响中国染织。波斯、印度甚至希腊都是影响中国染织的国家。这就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物图案呈多元化的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住中原~胡服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服饰。一些胡服因素被吸收到中原服饰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全面自觉的时期~在以前~工艺美术大多反映神秘的神鬼世界~而这个时期~人们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在工艺美术中展现人类世界的清新可爱。
结语 自乐汉灭亡到隋统一的数百年间~社会风雨飘摇、战乱频繁~人生的苦旅迫使人们寻找精神避难所~于是佛教便在中国的广大地域内获得滋生~宗教艺术也应运而生。 东汉明帝时期就产生了佛教绘画~进入魏晋时期~佛教艺术的创作成为信史~佛教的造像艺术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主
要表现形式之一。魏晋南北朝雕塑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异国文化的影响~使得当时的石雕艺术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首先是帝陵石刻群雕~比两汉更为常见~风格样式也性了明显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石雕艺术一个鉴定会前生气蓬勃的发展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即便是艺术服务于宗教~社会生活的烙印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佛教艺术的传入和盛行~为古典艺术的发展拓宽了无尽的表现空间~使中国古代艺术真正摆脱象征主义艺术的羁绊~走向现实主义。汉及其前代~中国古代雕刻缺乏抒情性和叙事性~直到佛教雕刻艺术的兴盛发达~它才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范文三:中国工艺美术史_尚刚_第五章魏晋南北朝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
一、时代与工艺美术
政治——
,战争连绵,国家分裂,政权更替频繁 西晋以后的南北差异——
, 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
南北民族融合,东西文化交流
游牧民族:禽兽装饰、贵金属工艺
西方文化涌入:金银、玉石、玻璃器
影响:丝绸、陶瓷、金银器 , 东晋南朝: 汉族政权,文化较纯净,延中国传统
佛教风靡——
, 佞佛无分南北,信教不论尊卑 , 工艺美术:莲花装饰、夹纻造像 二、生产格局
格局——
,官府:畸形发达(恣情欢娱,竭力造作)
沿袭旧制,制作系统较完备
中央官府垄断高档制作,禁限
,民间:沉闷凄凉(民生艰难,制作萎缩)
丝绸、陶瓷仍产,精良考究者少
南方:陶瓷、漆器、纺织
北方:十六国,备受摧残;北魏统一后,逐渐恢复 中心——
,陶瓷:江浙领先,中原继起(北朝后期) ,丝绸:中原,蜀地,江南发展
,漆器:蜀地(魏晋)
第二节 织绣
一、引言
官府——
,机构:各政权往往设立
,生产:工匠多、产量高
品种——
,官府:重纹彩——锦罗绫绮
,民间:多无纹——绢缣(细绢)
出土——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民丰尼雅
青海都兰热水、甘肃敦煌莫高窟 二、著名丝绸产区及人物
1、中原
,品种:锦、绣、罗、绮、绵、缣
2、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心:扬州、荆州(湖北江陵)、豫章郡(江西北部) ,锦的发展:不产——灭后秦迁百工——西北民族来求 3、蜀地
,品种:蜀锦。蜀汉量大质低,西晋量大质优 4、新疆
,中心:龟兹(库车)、疏勒(喀什)、高昌(吐鲁番)、于田(和田)
,品种:锦,“丘慈(龟兹)锦”、“疏勒锦”
,意义:与汉地区别——粟特风
5、马钧及苏蕙
马钧—— 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人
,著名机械改革、发明家:指南车、翻车、改进发石车 ,改革绫机:五十综五十蹑、六十综六十蹑——十二蹑 ,贡献:提高工效,造福大众
苏蕙—— 字若兰,始平人;嫁前秦显宦窦滔 ,回文锦:思念远方丈夫,织锦寄赠
(长宽各8寸,840字,200余首回文诗) ,贡献:文学、艺术价值低,因文人煽惑鼓噪,声名反高 三、刺绣
孙吴赵夫人——??针绝??
,贡献:小说《拾遗记》,绣孙权军事地图
,形象:“列万国于方帛之上” ,“五岳、河海、城邑、行阵”等细部绘出
重要绣像:说法图
,造作: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首都平城(大同) ,施主:广阳王元嘉
,出土:敦煌莫高窟
,形象:供养人衣孝文帝改制前鲜卑贵族女装 ,意义:现有最早的绣像
四、丝绸图案
东汉遗韵——
,文献:《邺中记》石虎(334,349年)织锦署锦名 ,实物:吉祥文字、云虡纹
时代新风——6世纪以来,联珠纹出现、植物纹增多、题材写实 ,联珠纹
形象:多个小圆珠组成,或排成条带等形状,或围成一个圆圈等,包围主题纹样(联珠
圈)
地位:6世纪中叶,7世纪80年代中国最重要装饰题材
渊源:萨珊波斯更早,初唐圈内主纹多含祆教含义 植物纹——
,大量出现:南北朝后期
,种类:暂未发见的莲花、忍冬(佛教)
五、棉麻织物
棉——
,西南、南部少数民族
闽广木本棉五色斑布“文最繁缛”
,西北
出土:东汉,新疆吐鲁番
品种:白叠
发展:曹魏已享誉
南北朝名产
麻——
地位:尤其在南方,最多
名品:西南筒中黄润,精美在柔细
第三节 陶瓷
一、概说
种类——餐饮器、存贮器、盥洗器、文具、明器等 装饰——刻划、模印、贴花、堆塑、点染、绘画 品种——青瓷(主流)、黑瓷(普遍)、白瓷(创造) 中心——
,南方:主产地,质量代表
,北方:瓷器起步晚,量少质低,文化内涵丰富 二、南方的青瓷及黑瓷
浙江——
,中心:东北部、南部、中西部、北部及江苏南部 ,发展:
三国西晋繁荣
后转萧条,生产规模缩小,器形减少,装饰简化 其他——
,东晋南朝:
江西洪州窑,湖南湘阴窑,福建怀安窑、磁灶窑,四川青羊宫窑、邛崃窑,占据当地市场
份额
,面貌:
受越窑等影响,但有地方特色
1、代表性瓷窑
瓯窑——
,窑址:浙江南部温州
,时代:创于东汉,终于元
,品种:青瓷,釉色淡青
婺州窑——
,窑址:浙江中西部金华、衢州
,时代:始于东汉,盛于唐北宋,终于明 ,品种:青瓷、酱色釉、黑釉
,装饰:化妆土
化妆土:含铁低,反复淘洗,细腻的白色瓷土。以其泥浆施挂于坯体,遮覆较
深的胎色或较粗的表面。能使较差的胎料产品取得较好的效果
德清窑——
,位置:浙北德清
,时代:始于东汉
隋唐衰落
宋代停烧
,品种:黑瓷为主
且较精致
兼烧青瓷
越窑——
,位置:浙江东北部绍兴、宁波 ,时代:始于东汉,终在北宋
,发展:三国至西晋发展迅速
三国,胎灰白,釉青色;
西晋,胎灰或深灰色,釉色青灰;
东晋南朝,盛况不再;低靡延续到唐代前期
2、造型
种类——
,餐具、饮器、文具、照明器、盥洗器、溺器、明器
重要特点——形仿动物
新器形——托盏
,饮茶、饮酒难确证(唐人称饮茶托盏创制于中唐)
羊形烛台——出现于三国晚期,流行东晋
变化:早期丰满,端庄
晚期清秀,灵动
3、装饰
变化——
,三国西晋较精
而后相对粗放
手法——
,刻划
题材:几何纹(弦纹)、 莲瓣、卷草 流行:东晋南朝
,印花
题材:几何纹(联珠、网格)
流行:西晋最早流行,延用南朝 ,贴花
制作:以阴模做成阳 纹,贴到器表 题材:动物、人物
流行:三国西晋
,褐斑
制作:釉上以高铁料点染
流行:三国后期出现,东晋南朝使用更多
,堆塑
代表:堆塑罐(谷仓罐、魂瓶)
流行:三国西晋越窑
三国晚期最精
造型:圆雕式楼阁、庭院、仓廪、主仆、乐舞、禽畜俱全,仙人、佛像
功用:殉葬品
三、北朝的青瓷和白瓷
1、北方瓷器的兴起和青瓷 兴起——北魏中期
窑址——河北、山东,数量少,面积小 青瓷——
,特点:胎厚质粗,釉偏黄,易剥落 ,与南方的差异
造型:雄放挺拔,较多空间变化
装饰:精品立体化、繁缛华丽
西方因素——
,原因:北朝上层对西方文明钟爱
2、白瓷及其意义
兴起——
,出现:应在北齐晚期,575年安阳范粹墓 ,实物: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 意义——
,增添釉色,彩绘理想底色
问题——
,首创于瓷史不悠久、技艺较滞后的北方 原因——
,萨满教尚白:北方民族早期都曾信奉 隋唐白瓷:与北方民族关系
辽、元白色工艺品:统治民族来自北方草原
第四节 其他
一、漆器
格局——
,中心:南盛于北,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 ,官府:达官显贵、皇家
《邺中记》: 后赵御用漆器之美
《东宫旧事》:东晋宫廷漆器之多 ,民间:政府颁布生产管理法令
晋政府规定,造作之前,须先禀报,作成后, 要在器物上题写制成年月、工匠姓名
《齐民要术》专门传授漆器的存贮方法
制作——
,胎体:木质,夹纻胎(佛像 )
,器形:容器居多,耳杯、盘、盒、奁、槅、攒盒 装饰——
, 素面:黑、红、绿沉
, 彩绘:
题材——动物、人物 (生活场景、历史故事)
出土——
, 南方
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249年):60余件,最重要 , 北方(虽不及南方,但屡有出土)——
辽宁朝阳壁画墓(时代相当于东晋):盒、壶、钵、盘、勺等10件
辽宁北票北燕冯弗素墓(415年):嵌骨花纹黑漆盒
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484年):漆画屏风(密陀僧绘)
宁夏固原北魏墓:漆画棺板重要(联珠、忍冬纹,人物着鲜卑装)
二、金银器
生产——
,北盛于南
,原因:迁徙中保有财富
种类——
,饰物远多于容器:
首饰(耳环、戒指、簪、钗、栉背)
带饰(带扣、牌饰),冠饰(步摇)
马饰(当卢)
漆木器部件(铺首、泡、钉、环)
不明牌饰
,金器远多于银器:
此期金银器常为饰物
十六国北朝上层看重高值材料
装饰——
题材:马、羊、牛、鹿、神兽
技术:掐丝镶嵌,东汉传入中国,源头西亚、南欧 容器——
,西方输入:中亚、波斯、东罗马
原因:北朝上层对西方文明爱慕
出土:北方或西北,入土时代基本在北朝
所得不足20件,多半被确认来自西方 ,本土制作
《洛阳伽蓝记》:河间王元琛 “以银为槽,金为锁环” 北魏和平二年(461年)秋作黄金合盘十二具 赞皇李希宗夫妇墓(544、575年):银碗产地有争议 意义——
,融汇:中国传统、北方草原、西方文明
,后世:唐代辉煌创造条件
三、铜镜和玉器
铜镜——
,概况:
延续东汉后期的低谷 ,种类:
神兽镜、变形四叶纹镜、夔凤镜、瑞兽镜
,生产:
南盛于方,浙江绍兴、湖北鄂城(孙吴前期都城)
,影响:
日本仿铸神兽镜
第五节 结语
一、风貌与其演进
风貌——
,无统一风格
原因:分裂、政权更迭,不同地域、文化、民族
,南北差异
原因:风土民情制约、民族成分、中西联系 演进——
, 三国西晋: 延续汉风,雄健瑰奇,清新自然
, 十六国北朝:雄强华丽
, 东晋南朝: 清秀温柔
,意义:承上启下
隋唐五代前期延续北朝,后期延续南朝 二、影响
传承——
,联珠纹:隋、唐前期最重要题材 ,绣像:唐代盛行
,陶瓷:隋唐白瓷、青瓷
,夹纻造像:唐代
,瑞兽镜(题材、构图):隋、初唐 潮流——
,植物纹样大量出现
,形象表现写实倾向
交流——
,受域外影响
,影响域外
丝绸:大批外销,技术西传
东汉晚期,技术传到新疆
以后,再传入中亚、波斯、以至东罗马帝国 5世纪以后,波斯锦、大秦锦
范文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历史撰述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 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 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
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① 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 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
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 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
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① 《史通·题目》。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
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
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
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
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
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
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
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
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 、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 、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范文五:魏晋南北朝的石刻艺术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石刻艺术 特点
艺术与社会变迁和思想意识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佛教艺术表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佛教石窟艺术在统治者的支持和虔诚信徒的艰辛中相继出现,成为中国雕塑史上重要的一页,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佛教雕刻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多个大型石窟群。魏晋南北朝的几大石窟中,如果说莫高窟绚丽、麦积山多变、龙门精美的话,云冈就以它宏大的气魄闻名于世。尤其是那座13.7米高的“露天大佛”,以一种排空而来、压倒一切的气势征服了每一个观者。这尊大佛可以说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更是典型北魏风格的代表。从雕塑手法来看,大佛明显带有兼收印度、希腊、波斯在内的犍陀罗风格。他宽阔的印堂、隆起的鼻梁好像有些希腊人的特征,但面孔中又隐隐有些印度人的轮廓,看来佛教雕刻艺术传入中国时是带有印度笈多王朝的影响。包括夸大两耳,鼻底一刀平切,体面关系之中又巧妙利用阴纹线刻,宽肩细腰,衣衫透体,重视衣纹规律等都直接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同时,大佛饱满结实的形体又有着鲜卑这一游猎民族的体魄特征,倒是显得与秦汉雕塑的雄浑一脉相承。可以说,这是一尊融中外雕塑艺术风格于一体的千秋杰作。
从时间和雕塑风格演变上来划分,云冈石窟群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的五个洞窟大致开凿于公元460年至466年,现位于云冈石窟中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窟中的佛像面部特征鲜明,一般脸型较方,高鼻深目,身上的衣服还明显带有如刚出水似的浸透感,细密的衣褶紧紧贴着身体。在总体上带有一定的犍陀罗风格。第二期大致开凿于公元467年以后,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雕像式样和雕像的服饰风格上逐渐出现了“汉化”的趋向,不但初步脱离了犍陀罗风格,而且开始探索更符合中国人审美观的造像形式。第三期大致开凿于公元494年至524年之间。在这一时期,汉化或是说现实化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佛和菩萨已经不再是一副至高无上的神态,而是与同时期社会风气中提倡的“秀骨清相”不谋而合。
总的来说,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人们对佛教的虔诚,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加上原有的游牧民族的粗犷,这些结合起来造就了云冈的恢宏与不朽。它是人工雕凿出来的,但是却比它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更贴近自然,仿佛那座山就是为它为存在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它那种与生俱来的尊严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强烈。它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那片清朗的天空、那片苍凉的大地、那种如火的激情,也许还有那冥冥中的某种未知。
麦积山的雕塑有石雕也有泥塑,还有一些是先在石头上粗粗雕凿,雕出一个大形,再在上面敷泥塑造,然后再进行彩绘。尽管麦积山所在的甘肃天水的气候不如敦煌那样有助于泥塑的保护,但麦积山泥塑的工艺精到,在泥料的层次和调配上非常有学问,因此历经千年大部分仍保存较好,甚至表面仍然非常光滑细腻。在麦积山石窟中,那种与北魏政权同时进行的汉化过程也表现得清楚无疑,当时中原大地正是讲究玄学的南朝士大夫引领着文化的走向,因此,麦积山中“秀骨清相”的人物造型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北魏的统治者极力想融入高级的汉文化中,匠师们自然也极力运用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塑法甚至是画法,来描绘这一本是外来的内容,力求现实和富有人性,追求简洁、朴实和生动传神。因此,一大批表现人物内心的微妙情感,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问世。
龙门石窟作为北魏迁都后,在河南洛阳开凿的石窟,在艺术风格上与前几个石窟的异域风格明显不同。从文化归属上说,它已属于汉文化体系,它体现的完全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时代要求,这也表明一个很长时间的过渡期,即从早先的犍陀罗风格向中国传统的转化,已经告一段落,龙门石窟也成为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龙门石窟中北朝时期的代表作是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这其中古阳洞北壁的弥勒菩萨像和胁侍菩萨像都有颇高的艺术水平,面庞清秀,身段优美,显得洒脱飘逸,这些无不反映出雕塑艺术中汉文化对造像的影响。而对于较早期的古阳洞,开凿较晚的宾阳中洞就显现出了一种成熟之美,中国本土文化已经成为主流指导思想,流畅的线条,秀美的面孔,褒衣博带的衣着,标志着一个崭新历史阶段的到来。相比于云冈等石窟以圆雕为主或是高浮雕占统治地位,龙门的浅浮雕成就是十分突出的,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之一。
南朝的陵墓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它的雄浑与当年文人的飘逸形成矛盾的统一,以至为后人所称颂不已。总之,南朝陵墓的石刻以它的强烈力度和不朽活力成就了一个雕塑史上的传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以其不拘一格的形式、烂漫的想象和恢宏的气势给后人留下了众多艺术杰作,让人透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一个多彩的时代。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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