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扶清灭洋:在民族危机空前加重,清政府腐败无能,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民间组织的义和团发动反对外来势力,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以保家卫国。
转入直隶: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
列强介入,对外宣战,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1900年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
[10]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
八国联军侵华,东南互保,余部抵抗。
义和团运动经验教训: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即主要原因)
主观原因:“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革命性质: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期间曾有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而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戊戌变法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只有辛亥革命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指导思想:太平天国运动——《三原》《三原》的主要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 这三篇文章的中心课题,是要建立一个“ 公平正直之世” 的理想社会,即“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的地上天国。
洋务运动——“ 师夷制夷” 、“ 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说,扰是“ 师夷制夷” 、“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
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 、 “ 中体西用”,也是洋务
[10]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
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辛亥革命——"三民主义"
1. 意义: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改变。
2. 太平天国运动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撼动了清政府统治根基;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冲击了
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殖民主义者在亚
洲的统治。
3. 戊戌运动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
4. 辛亥革命是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
观念深入人心,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社会风俗的变化,推动亚洲各国
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5.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
[2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条件。
6. 教训: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7. 太平天国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自身不能担负起
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
史任务。
8. 戊戌变法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
富强是根本行不通的。
9. 辛亥革命说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行不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
建革命纲领,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
10.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
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
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其次,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
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
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再次,那时的许多
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
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
动后来的发展。
经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它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阶级,却起义反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民阶级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落后的小生产者,因此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是,在中国,农民阶级又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所以,虽然农民阶级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却必然以主力军的身份参与革命,这在旧民
[24]主主义革命失败后发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了成功的验证。
由于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因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存在矛盾,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这就决定了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这些决定了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又有软弱性、妥协性的一面。这些局限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它所领导的一系列运
[24]动都失败了。
在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国共合作的意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共的发展陷入低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后来,全国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北伐就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壮大了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党的不成熟,轻易地放弃了武装,导致后来的反革命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华北事变后,中共意识到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号召反法西斯;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但后来,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发动皖南事变,破坏了统一战线。
二十一条内容: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
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总之,"二十一条"是要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而且也威胁到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益。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搞起秘密外交。他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侵略军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进行武力威胁。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除对第五项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公然承认日本的要求。日本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最后也未敢坚持第五项条款。
意图:目的:排斥其他列强,妄图独霸中国
实质: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使机器大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使社会主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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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
?62?
●史学专论
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
动,人民特有的反抗方式和斗争精神,具有正义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和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也由于各省区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学界迄今对运动发展阶段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一些专著虽然详尽地论述了各地义和团运动的兴衰,但缺乏做全局性的阶段划分;有关专题论文寥寥无几,且存在着意见分歧。还有些论文仅从某一省区运动发展的角度进行划分,或者仅论述运动发展的某个阶段,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运动全局的宏观把握和审视。
综观以往对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有三分法和二分法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运动可划分为运动的兴起发展时期、运动的高潮时期和运动的低潮时期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作了较为详尽精到的论述。但其划分的一些时间界限值得商榷①。还有的以口号作主要依据,认为运动可划分为“反清复明”、“扶清灭洋”和“扫清灭洋”三个阶段。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存在“反清复明”和“扫清灭洋”阶段,应当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宣战”上谕为界,划分为“扶清灭洋”和“奉旨灭洋”两个阶段②。愚以为,划分运动发展阶段除了要考察口号的转换之外,更应追寻运动自身发展的轨迹,结合斗争的内容和统治者相关决策的变化来确定;还应以运动的主流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据此,义和团运动大抵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8年山东、直隶拳民正式聚众起义到1899年春夏之交,这是运动兴起和早期斗争阶
段。早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直隶威县、曲周、永年和山东的冠县、临清等地便有各路拳民亮拳比武之风。直隶大名府还发生了两名天主教神甫被当地大刀会员杀死一案,以及大刀会贴出号召爱国志士约期“屠戮西人,焚毁其居”的揭帖③。民教冲突屡屡发生并走向激化。1898年10月,直隶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山东红拳首领阎书勤等率领山东、直隶拳民数百人,在山东冠县蒋家庄(今河北威县)宣告起义。他们举起“助清灭洋”旗帜,攻打教堂,开展反洋教斗争。各地拳民纷纷响应,队伍逐渐发展到千余人。这一事件点燃了直隶、山东边界地区反洋教斗争的烈火。其后,以“赵三多为头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
④
余县,声威大振”。劳乃宣曾言:“义和团之扰,始
⑤
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冠县仇教之案。”
可见,它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此后,山东的冠县、临清、高唐、恩县、茌平、平原、德州一带和直隶的威县、曲周、清河、枣强、大名府、开州、东明等地的梅花拳、红拳、神拳、大刀会等纷纷聚众立坛。直隶枣强县人王庆一迎师铺坛,树“助清灭洋”旗帜,练“五祖神拳”,率众攻打萧张镇教堂,成为当地著名义和团首领。山东长清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以行医卖药为生,设场练习神拳,1898年率众攻打本县教堂。次年初转移到茌平、高唐、平原一带活动,并结识了另一义和拳首领心诚和尚,广招拳众,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义和拳运动的日益发展,清政府十分恐慌,急令直隶总督裕禄、山东巡抚张汝梅及继任毓贤前往镇压,致使姚文起等人被捕遇害。
这一阶段运动的特点是:拳民以攻打、焚烧教堂,逐杀传教士为主要斗争目标,同时也抗击前来镇压的清军。拳民虽然以农村分散斗争为主,但已突
历史教学 2001年第1期
破省、县畛域,开展了松散的联合斗争和相互支援。
各类拳民的宗教信仰及仪式各不相同。以赵三多、阎书勤为首的义和拳,专练武术,没有画符念咒、烧香请神的仪式,迷信色彩比较淡薄⑥。朱红灯等人的义和拳,则继承了神拳的传统,有画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大刀会作为民间教门与金钟罩(亦称铁布衫)功夫相结合的民间武术团体,也有较浓的迷信色彩,其宗教仪式与神拳相类似。清政府视各路拳民为“拳匪”、“**”,官认为,。但镇压政策不,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浪潮。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无力镇压义和拳,转而采取剿抚兼施,先抚后剿的政策。直隶义和拳首领朱九斌、刘化龙等率众进入直隶中部地区活动,促使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到直隶中部地区。
第二阶段从1899年初夏义和拳陆续改为义和团,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到1900年5月义和团占据控制第一座州城———涿州为止。这是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也是运动的重心由直、东边界转移到直隶中部地区的阶段。从山东来看,1899年4月11日,清政府谕令山东巡抚毓贤“督饬地方官,随时多方开
⑧
导,务令民教相安”。这已初步透露了招抚之意。加上毓贤本怀有仇外情绪,故转而承认义和拳为民间合法团练,并正式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也就在此间改称义和团,并走向公开斗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又涌现出王立言、王玉振、徐福和、李长水、高元祥、李传和等重要首领。同年10月,以朱红灯为首的义和团在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和森罗殿先后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使义和团声威大振,震动了山东官府。慑于义和团的声势和威力,毓贤更倾向于招抚义和团,遂奏请清政府将镇压义和团的署平原知县蒋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将统兵镇压团民的袁世凯“撤去统带”,并建议“发交
⑨
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最后清政府传旨将蒋楷和袁世敦一并革职。这一决定客观上有利于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此后,朱红灯分兵攻打茌平、博平、清平、高唐、恩县、禹城等地教堂和惩罚教会势力,使鲁西北的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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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和不满,美、法等国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撤换毓贤和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得已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毓贤在离任前为讨好帝国主义,竟于1899年12月逮捕并杀害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继而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采取查禁镇压政策,,刘化龙、朱九,在正定大佛寺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大家认为要改变办法。有一个姓李的河间人提议“,现时静海、青县、东光、南皮各县,在红门暗里秘密吃符念咒,练的叫铁布衫,枪刀不入,能以避火,不怕洋枪大炮”,老百姓很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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