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易中天《帝国的终结》解读中国历史
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3+1”的“1”~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出来~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 “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史记》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万历十五年》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
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
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
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
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
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
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
以皇皇巨著《历史研究》闻名全球
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
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曹寅与康熙》、《王氏之死》等脍炙人口的佳作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
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 ”~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重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本书与他的《品三国》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范文二:易中天谈古代帝国制度终结
文汇报(上海)??? 2007年11月16日
易中天的新著《帝国的终结》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细细品味,不难发现书中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与他的《品三国》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中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帝国,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个军营里响了一枪。随着枪声倒下的不仅是大清王朝,而且还有存在了2132年之久的帝国制度。
起义是在仓促间举行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然而这一枪的影响和意义却极其深远。用佚名《辎重十一营革命史略》的话说,即“是声一响而专制倒矣”。
10月12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陕西、江西等省继而响应。到12月初,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十四个之多,约占当时二十二个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独立的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和帝国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当时的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
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清廷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趁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澂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们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澂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大清为什么会“民心尽失”?
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7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趁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着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做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和金田起义的1851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大清之失不在政治而在制度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作为一个王朝,它并没有到气数已尽的程度。民生状态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国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当然,作为专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处(如文字狱),但未必暴于诸朝(如腰斩之刑即为清人所废,光绪三十一年又废凌迟)。然而秦亡以后,它开创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亡,反倒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却把这个制度一并带入坟墓。所以,清与秦,也不可同日而语。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
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摘自《帝国的终结》易中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28.00元
范文三:中国王朝:易中天文集 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
基本资料
中国王朝:易中天文集 第十一卷帝国的终结
作者: 易中天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页数:
定价: 780
装帧:
ISAN:
内容简介
《易中天文集》共十六卷,收录了易中天先生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计四百多万字,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此外,还有九部与人合作或独立写作的著作,本次没有收入文集。十六卷本《易中天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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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卷 帝国的终结(前言 序言 引言)其实就连帝国时代,也未必都专制,也有不专制的。大体上说,明清以前,是有时候专制,有时候不专制,或者专制得开明。比如按照唐代制度,一道命令,如果不经政事堂会议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直接由皇帝发出,是不合法的。虽然也有皇帝这么做,但要么是蛮不讲理(如武则天),要么会不好意思(如唐中宗)。连带强行任命的官员,也会被人看不起。所以,“集权必专制”的说法,恐怕还值得推敲。
前言 历史需要不断解读
序言 樊树志 (1)
序言 樊树志 (2)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1)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2)
引言 轰然倒塌的帝国(3)
一 来之不易的胜利(1)
一 来之不易的胜利(2)
一 来之不易的胜利(3)
二 制度之争(1)
二 制度之争(2)
二 制度之争(3)
三 邦国与城邦(1)
三 邦国与城邦(2)
三 邦国与城邦(3)
四 封建的秘密(1)
四 封建的秘密(2)
四 封建的秘密(3)
五 集权是一种必然(1)
五 集权是一种必然(2)
五 集权是一种必然(3)
六 帝国的前夜(1)
六 帝国的前夜(2)
六 帝国的前夜(3)
一 君临天下(1)
一 君临天下(2)
一 君临天下(3)
二 软硬兼施(1)
二 软硬兼施(2)
二 软硬兼施(3)
三 焚坑事业要商量(1)
三 焚坑事业要商量(2)
三 焚坑事业要商量(3)
四 盛极而衰(1)
四 盛极而衰(2)
四 盛极而衰(3)
五 集权,再集权(1)
五 集权,再集权(2)
五 集权,再集权(3)
六 王朝的气数(1)
六 王朝的气数(2)
六 王朝的气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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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易中天《帝国的惆怅》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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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帝国的惆怅》读后感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曾惹得少年贾宝玉不喜,又因在越剧《红楼梦》中被编剧挪用为贾政的唱词,便一直颇受负面评价,仿佛帘(联)子里当真充斥着俗不可耐的世故气息。爱思范文13fanwen.is97.com其实,这又落入因人废言的俗套了。读易中天先生新著《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时,这幅对联便不时在我眼前高悬着,我觉得,若撇开贾政父子联手投给它的历史阴影,而是拿它提供的治学、写作标准来掂量易中天的写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帝国的惆怅》是一本容易被误认为集子的专著,原因在于,该书由十篇各自独立的万字长文组成,其中超过半数的文章,又可以视为某种“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的读后感,如《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写作缘起即得自茅海建的史学专著《天朝的崩溃》,《非典型腐败》和《好制度,坏制度》两章,分别站在吴思《潜规则》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的终点上;末篇《千年一梦》中大量的精彩论断和动人感喟,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着一根时隐时现的思维纽带。正是这些书组成的思想港口,使《帝国的惆怅》得以扬帆起航,行驶到一个个全新的论域。而这些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易中天统筹调度之后,无论就内容的连贯、思想的递进还是表述的完整而言,都显现为一本学术专著的内核,思辨性、独创性扑面而来。
本书借以启碇远航的那些著作,多是易中天认同乃至服膺的。作者的写作冲动里,基本可以排除“商榷”之意;可以同时排除的,是代为介绍的热情。对每一本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同行著作,作者都曾予以充分肯定,但肯定过后,作者还另有活儿要做,另有话儿要说。说,有时是接着说,把他人未尽之意再奋勇前推;有时是宕开一笔,给读者另外开出一面天窗。无论怎么说,作者的表达都俨若一支思想奇兵。正是那一支支不期而至又犀利无比的思想奇兵,构成本书的突出特质,我们得以顺着作者招牌式的展开方式(我曾概括为“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一路惊奇,一路惆怅,为两千年帝国,亦为我们自身,那一个个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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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了帝国无意识的衰颓心灵。
虽然作者学养丰厚,文史上的综合功夫常为人称道,但我大致可以认为,本书非凡之处,并非在材料的新颖和资料的丰富上。作者的优势在哪儿呢,试以打牌为例,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显出了他独到的能力。这份能力的取得,便与文前提到的那幅对联密不可分了。作者的学问里有机地融入了对世事的洞明,笔墨中则“如盐在水”地显示出人情上的练达。如作者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所言:“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要想理解历史,必须穿透人性”,在本书中,作者文学与历史“双感齐下”,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始终不离“人性”之域,这样,他就有能力用自己充满思辨力度的悬疑式笔墨,带领读者走出思维的迷宫。无论得出“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的结论,还是“替宋江拿个主意”,作者均能打通文史关节,勾兑世事人情,静观辅以动观,仰视继之俯察,务使自己的见解,踩在一个更加宽广也更加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在末三章中集中笔力探讨帝国制度的问题所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对策”,取材不避雅俗,立论兼顾朝野,视界宏阔又着眼细微,观点正大又批亢捣虚,几使人无从闪避。个中款曲,惟深读继以深叹、深叹继以深思的读者,方可得之。作者以惆怅之心写惆怅之事,而读者的终卷心事,又岂可以“惆怅”了之。
易中天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有此一分雅兴助阵,读者阅读后倘能别生一丝微醺薄醉的体验,我是毫不奇怪的。
参考文献
1、《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3、《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4、《群众路线教育时间活动 党员干部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5、《**上海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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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易中天《帝国的惆怅》读后感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读后感更多相关范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曾惹得少年贾宝玉不喜,又因在越剧《红楼梦》中被编剧挪用为贾政的唱词,便一直颇受负面评价,仿佛帘(联)子里当真充斥着俗不可耐的世故气息。其实,这又落入因人废言的俗套了。读易中天先生新著《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时,这幅对联便不时在我眼前高悬着,我觉得,若撇开贾政父子联手投给它的历史阴影,而是拿它提供的治学、写作标准来掂量易中天的写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帝国的惆怅》是一本容易被误认为集子的专著,原因在于,该书由十篇各自独立的万字长文组成,其中超过半数的文章,又可以视为某种“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的读后感,如《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写作缘起即得自茅海建的史学专著《天朝的崩溃》,《非典型腐败》和《好制度,坏制度》两章,分别站在吴思《潜规则》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的终点上;末篇《千年一梦》中大量的精彩论断和动人感喟,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着一根时隐时现的思维纽带。正是这些书组成的思想港口,使《帝国的惆怅》得以扬帆起航,行驶到一个个全新的论域。而这些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易中天统筹调度之后,无论就内容的连贯、思想的递进还是表述的完整而言,都显现为一本学术专著的内核,思辨性、独创性扑面而来。本书借以启碇远航的那些著作,多是易中天认同乃至服膺的。作者的写作冲动里,基本可以排除“商榷”之意;可以同时排除的,是代为介绍的热情。对每一本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同行著作,作者都曾予以充分肯定,但肯定过后,作者还另有活儿要做,另有话儿要说。说,有时是接着说,把他人未尽之意再奋勇前推;有时是宕开一笔,给读者另外开出一面天窗。无论怎么说,作者的表达都俨若一支思想奇兵。正是那一支支不期而至又犀利无比的思想奇兵,构成本书的突出特质,我们得以顺着作者招牌式的展开方式(我曾概括为“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一路惊奇,一路惆怅,为两千年帝国,亦为我们自身,那一个个浸透了帝国无意识的衰颓心灵。虽然作者学养丰厚,文史上的综合功夫常为人称道,但我大致可以认为,本书非凡之处,并非在材料的新颖和资料的丰富上。作者的优势在哪儿呢?试以打牌为例,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显出了他独到的能力。这份能力的取得,便与文前提到的那幅对联密不可分了。作者的学问里有机地融入了对世事的洞明,笔墨中则“如盐在水”地显示出人情上的练达。如作者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所言:“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要想理解历史,必须穿透人性”,在本书中,作者文学与历史“双感齐下”,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始终不离“人性”之域,这样,他就有能力用自己充满思辨力度的悬疑式笔墨,带领读者走出思维的迷宫。无论得出“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的结论,还是“替宋江拿个主意”,作者均能打通文史关节,勾兑世事人情,静观辅以动观,仰视继之俯察,务使自己的见解,踩在一个更加宽广也更加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在末三章中集中笔力探讨帝国制度的问题所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对策”,取材不避雅俗,立论兼顾朝野,视界宏阔又着眼细微,观点正大又批亢捣虚,几使人无从闪避。个中款曲,惟深读继以深叹、深叹继以深思的读者,方可得之。作者以惆怅之心写惆怅之事,而读者的终卷心事,又岂可以“惆怅”了之。易中天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有此一分雅兴助阵,读者阅读后倘能别生一丝微醺薄醉的体验,我是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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