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鲁迅和周作人
有许多事情.即使发生在身边,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不会明白其究竟。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竞这样不同?我虽然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细技末节,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供专业研究工作者参考。
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当然,要说思想完全一致,出发点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
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处,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自古比喻兄弟为手足,鲁迅可说是手足情深的,曾写过《别诸弟》等诗篇,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他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
即使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然而,还是好景不长,不幸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事情是由于搬进八道湾而引起的。这是在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
从鲁迅方面来说,他独自奔走购屋、修屋,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满心以为他飘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教书和著译;满心以为他的苦心经营会得到报偿,享天伦之乐,过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为衣食奔忙,阔别多年了,这时,两人都迈进了中年,可以朝夕相处中,共同以文艺为武器,有更多的合作。
然而,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散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问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楞,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化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的意见是对的,连日本作家增田涉也这样说:“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在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而当初,周作人夫人从日本来的时候,鲁迅给她娘家汇寄生活费的事,在《鲁迅日记》里却是记载着的。”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可是,要唤起奴隶的觉醒,必然会触犯奴隶主,连不觉醒的奴隶本人,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因此,鲁迅就受到各种意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于是,这又是鲁迅的罪过,得想别的法子来惩罚了。
在八道湾,鲁迅比我多住了一年十一个月。
鲁迅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因为我在上海,不得而知,他也没有和我谈过。只是在他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1923年?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居然不让鲁迅吃饭了,真厉害!
五天后,即7月19日,“启盂自持信来,后道欲问之,不至。”
这是鲁迅看信后想问问明白,周作人却避而不见,如果自以为有理,可以当面指出,为什么兄弟俩就不能谈谈呢?
十多天后,即8月2日,鲁迅和朱安终于搬到俞芳姊妹的砖塔胡同去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八道湾。
砖塔胡同是临时借住的,他曾问我有没有钱,因为他想年5月25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这西三条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处了。
鲁迅离开八道湾,周作人夫妇总该称心如愿了吧!可是,却不.对鲁迅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事情发生在搬进西三条胡同新屋半个月后,鲁迅在日记中记着:
1924年6月1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展采.其妻向之速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已经让出八道湾,搬到新居,只是来取自己的东西,还要这样对待。骂詈殴打,说秽语,只能征服像周作人这样的意志薄弱者,却不能征服鲁迅。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然而,鲁迅并没有取出他的全部财物。他在1924年9月21日曾写过一段短文,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厦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追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于八月廿三日,宴之赦者手记。”①
这篇题记的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它的意思。“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教·游也);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文中的“寇劫”,指古专拓片落人八道湾手中。“盗窟”是指八道湾。周作人如爱古专拓片,鲁迅也不会吝惜,两人可
共编《越中专录》。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鲁迅在日本时送我的一架显微镜,供我自修生物学用的,值好几百元,可是周作人招来的妻舅,却不讲一声地拿去卖了五十元,自己化掉了。八道湾早被占领,主权不在周作人手里。鲁迅的财物、收藏,十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越中专录》未能辑成。这篇本来不打算发表的短文中,是他最痛心的话了。
在西三条胡同新屋布置就绪后,我们的母亲跟随她的长子住到西三条,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有回八道湾,可想而知,八道湾的生活何等难以忍受。她对所发生的一切,看得卜分清楚,也想得相当深远。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还讲:“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夫先生有利。”
这倒是对的,鲁迅虽然在精神上受极大打击和物质上受损失,但分开了却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话,钱都给八道湾搜刮去,他怎么能像后来那样资助、营救革命者呢?从八道湾来说,当初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许没有想到要逐出鲁迅。谁能挣这么多钱供他们挥霍,自己又这样刻苦节俭?没想到鲁迅是不能被强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力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旗,不过他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是他自己苦心从日本招来的嘛!
我们的母亲对周作人的处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弟兄》,是在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鸨在原”的意思。鹊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后,对我讲起八道湾的生活,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他只是感慨万分地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我也有同感。他写的《牺牲谟),有他自己在八道湾这段生活的体会在内。
他还时常惦念周作人.为他担忧,常对我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当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别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可见鲁迅所说的“八道湾”,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湾是天威莫测的,不下于张作霖,而周作人是在这样统治下的唯一臣民。
素来勇猛的鲁迅.对此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鲁迅对周作人爱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作声了。
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鄢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19]2年11月20日)中,也说:“周1934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是这样说的:“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惊,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育,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六天后,即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信: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再三引用了鲁迅这些话,虽然是以鲁迅为自己作辩解,但总算有些明白,鲁迅还是了解自己的,更没有来乘机投石下井。然而,对兄弟“失和”,究竟怎样看的呢?叉何必讳莫如深,欲言又止呢?周作人是佩服日本的,由于事实的教训,终于也使他多少有点明白过来了,他在回想录中说:“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按,系指藏本失踪事件、河北自治请愿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吗啡事件)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埘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什么缘故呢?周作人似乎不明白,然而,他更不明白的是,所谓兄弟“失和”,全套骂詈殴打,说秽语,不正是上述事件的翻版吗?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要侵略、征服别国或别人,可以制造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亲眼看到过他们对周作人施用过这种强盗行径,他完全屈服了,又附和着去欺侮自己的亲兄,那曾经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生活上赤胆忠心帮助过他的人。中国经过八年抗战没有亡,而从鲁迅周作人兄弟来说,却先拆家了。
鲁迅去世后,中日关系更为紧张,好心的朋友关心周作人的安危。冯雪峰对我说过,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隐约表示,他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为媒介。有人也对我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工养着。象周作人这样的文学家,只要肯到上海来,生括完全不成问题,可能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都愿意养他的。
我想起这与鲁迅生前讲过周作人不如来南方安全的话,正是不谋而合,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劝他来上海。
然而,没有得到他片言只字的回音。
于是,我们就断绝了往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年抗战,艰苦卓绝,人民谱写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接着,三年内战,象摧枯拉朽一样,推翻了黑暗腐败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
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
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件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问题。却包古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我缺乏研究,不知其所以然。
只是,我觉得事过境迁,没有什么话要说了。这次意外相遇,也就成了永诀。
1983年6月
(原载《新文学史科》,1983年第4期)
范文二: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 周作人的汉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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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与叛徒
——周作人的汉奸问题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周作人无疑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欠激烈的文章,辅之以超常的学养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给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觉。他提倡“人的文学”,乐意为妇女和儿童说话,同情因和平请愿而不幸死难的学生。至于水乡的乌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腊的哲人、苍蝇的传说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身为作家,他触手成春。身为教授,他腹笥丰赡。僻居于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在乱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时节闲饮苦茶,做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士,自由自在地读书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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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然而,苛刻的时代不容许他善始善终。好端端的隐士一不小心弄了个“汉奸”标签贴在额头上,由身安名泰到身败名裂,被人唾其面而批其颊,于周作人而言,这真是生生世世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往而不复的蜕变过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腊悲剧更加不折不扣。审决者主张疑罪从有,向来就不喜欢留下商量的余地,他们只管猛拍几记惊堂木,抛出一个不容申辩的考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八个字原本是专为汪精卫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制的,用于周作人是否同样合乎卯榫,汪精卫素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炎炎大话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维护北方教育舍我其谁的法庭辩解,表面看去,他们似乎是气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时并未言欢,“蜜月期”短之又短。不少黉门学者和职业评论家喜欢枕着“公论”呼呼酣睡,这个懒他们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来,铁案不铁、掘开史墓启棺重论的事情屡有发生,此案的疑点也逐渐水落石出,新旧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细研寻和甄别。“文化汉奸”这个定性对周作人算不算过于严厉,竟弄成仁者见“智”、智者见“仁”的别扭局面,趋于公允的结论恐怕永难从官方的判断和民间的认识里轻松娩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温源宁执教北大西语系,与北平名流旦夕过从,多有交往,他的英文短传结集《不够知己》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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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画出众位传主的样貌、行为和性格。《周作人先生》就不乏得体传神的描绘:“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切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谈对客,文质彬彬,正是这种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是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就满够了。”最绝的是,温源宁联想到周作人做过海军学院的学员,因此认定“周先生确实像一只装甲军舰,因为他有钢铁的风姿”。但不同的人对周作人的印象会有不小的出入,在谢兴尧看来,周作人“一切举动斯文有礼,说话嚅嚅,如妇人女子,柔巽有余,刚毅不足”。依据周作人长期惧内的表现来推断,温源宁称之为“装甲军舰”,恐怕不够精准,夸张的成分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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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些。
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皆有交情,他的《记周氏兄弟》率先提出了“热”和“冷”的鲜明对比,半点不含糊:“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鲁迅太深世故了,所以
为领袖欲所害。作人太冷,所以甘当汉奸。”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一文中对周氏兄弟的评价也沿用了林氏“热”和“冷”的尺度:“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
周氏兄弟性格的形成与周家的一场大变故密不可分。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了给翌岁慈禧太后六旬万寿预热,全国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受绍兴几位乡绅之托,向浙江副主考周锡恩贿买关节,因仆人粗心大意,将信件和银票误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而东窗事发。依照大清律例,科场舞弊属于重罪之列。尽管万寿年刑部循例特赦死囚,各地不兴大狱,周福清还是被判为“斩监候”,即死缓徒刑。周家为了捞救一家之主的性命,只得倾尽囊橐,花费大笔银钱上下打点,四处求人,遂至于家道中落,周氏兄弟的父亲周用吉忧病交煎,不久就撒手宾西了。遭此悲惨家变,周氏兄弟过了一段寄人篱下、横遭白眼的生活,因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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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大受刺激,造成了鲁迅偏激负气、周作人孤傲冷峭的性格。
周氏兄弟的才华和成就与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有得一拼,苏氏兄弟的性格也是大的偏热小的偏冷。若论手足情深,急难相扶,二周与二苏比较,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周氏兄弟因琐屑家事而反目,历来挺兄者多,挺弟者少。周作人有季常惧内之疾,夫人羽太信子将父母弟妹悉数接到北平,东洋妻党在八道湾十一号作威作福,势焰熏天。鲁迅被盘剥一空而遭到驱除(鲁迅一度以晏之敖为笔名,即用拆字法暗示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放逐),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周作人也并不好过,他饱受东洋小舅子的欺压。后来,周作人失足落水,晚节不终,有人指出:从家变即可看清眉目,东洋妻党尚且可以轻轻松松地制服他,使之兄弟失和,萁豆相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诱使他背叛父母之邦,他又怎能抖擞余勇抗拒得了,这个结论未免失之简单。
周作人对政治兴趣不浓,但他对从事政治的朋友尚能尽心,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想方设法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造成血腥恐怖的气氛,周作人不仅出面保存李大钊的遗稿,为李家代卖书籍,还收留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且与沈尹默合计经营,将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1940年,周作人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次子李光华办妥通行证,使之顺利投奔延安。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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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功德,李大钊的女婿贾芝曾撰写专文予以翔实地证明。 “七?七”事变前,日寇虎视鹰瞵,周作人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华北危局,强调“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句话说也无用”。他远避是非,洁身自好,尚知爱惜羽毛。其时,他已没有谈龙谈虎的兴致,文章不再关注现实,而是专抄古书,越抄越冷僻。1934年初,周作人苦中作乐,吟成两首《五十自寿》诗: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此时,周作人正值人生巅峰期,俨然是北方文坛领袖。《五十自寿》诗二首在林语堂主编的刊物《人间世》上发表后,南北名流(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和郑振铎)纷纷唱和。群公笔墨酣饱,意态闲适,与其时国难当头的危急局势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招致一些左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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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士的痛剿。周作人自然是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巴人“刺
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有“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的严厉指责,廖沫沙也有“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和“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的愤怒抨击。“清流误国”的罪名已经呼之欲出。
周作人“五十自寿”以快惬始,而以烦恼终,给外界留下一种自取其辱、自贻伊戚的印象。此后,他的下坡路就走得有点像是泥丸落峻坂了,一发而不可收拾。
1936年1月27日,平、津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书”,先于政府公开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华北的愤慨,强烈呼吁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改弦易辙。当时,在这篇救国宣言上署名的中国北方文化界人士多达一百零四位,兼具名望和血性的知识精英差不多悉数登场,这个集体亮相举世瞩目。然而鲁迅留意到,连他最不待见的钱玄同、顾颉刚都署了名,周作人的名字却遍寻不着。他生怕自己看漏了眼,又回过头反复检查,仍旧空无所获。因此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里颇有些着恼:遇到如此重大的题目,他怎能这么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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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鲁迅与周作人断绝关系的真正原因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
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
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
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是周作人1923年7月18日写给胞兄鲁迅的决裂信。言简意赅,立意有三:
一,你的行为,我已察觉;二,对你宽容,不加责难;三,今后自重,别再来犯。
从此之后,周作人的心灵和家园都对鲁迅死死关闭。这是为何?
鲁迅有两个弟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周建人比他小8岁。1919年8月,鲁迅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公用库八道湾11号,花了相当于人民币3500元(装修费不算),为全家买了一所大宅院。这用去了鲁迅几乎一年的工资,当时鲁迅月薪
合600人民币(不包括稿酬)。这年12月,鲁迅回乡卖掉绍兴旧居,偕母亲鲁
瑞、妻子朱安进京,从此跟作人及他的日本妻子信子以及建人同住这座宅院。
四年之后,1923年的7.18,成为两人的决裂日。7月3日,两人还同去过东安市场,到了7月14日,见鲁迅日记所写:“是
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以往,鲁迅家族的人都是聚在一起吃大锅饭,他突然改吃独食了,家里肯定有异事
发生。要知鲁迅尤擅得理不饶人,且好絮絮责人,独对此事一生缄默,内里似有隐情不变亮出。而周作人同天日记,亦无记载。
到了7月17日,周作人终于知道鲁迅所为,在当天日记中录下涉及跟鲁迅决裂的十来字,后觉不妥,便“用剪刀剪去了”(见《知
堂回想录》之不辩解说)。
又经一夜思考,周作人的情绪由震惊、愤怒趋向平静,但以他对鲁迅性格的了解,此事绝不能以沉默来听之任之,他要给这
位多年以来一直以兄长和家长自恃的人,显示自己人格尊严的明确信息。所以,来到7月18日,鲁迅便接到了周作人的这封信,
一封信斩断了两人的兄弟之情,也封住了两人的解释之口,给现代文学留下一个永久谜团。而鲁迅日记对此竟然一字未提,他
在躲避此事,竟不敢像个爷们一样面对此事。日记并非给人看的,而是写出来给自己解气的,可性喜负气的鲁迅竟不留一字。
让我们去周作人的决裂信中寻些蛛丝马迹。信之开头直呼“鲁迅先生”,口吻已是冷漠之极,形如对待路人,小弟与长兄兼家
长之间的关系完全扯平。“我昨天才知道”,这一句暗伏杀机,可见以前不知道,那必是有关人格尊严的事件。“但过去的事不必
再说了”,既然我现在知道了,相比你也明白了,你应该知道我知道什么了,没必要在此披露了,以免大家难堪,我周作人给足
你鲁迅面子。所谓“过去的事”,说的是昨天刚得知的那种事,似不止一次,且持续较长。
“不是基督徒”这句,道出自己不能像个教徒那样忍辱负重,宽恕此事。“尚能担受得起”,足见此事重大,对周作人算个大伤
害,需要以意志来“担受”。“不想责谁”,此言相当微妙,这里的谁,既可暗指鲁迅,又暗含一个巴掌拍不响之意,貌似涉及双方,
会不会自己的日本老婆信子也有一定的因素?周作人何等洞悉人性,自知这类复杂曲折事情,若想犁清细节,无异再辱一回。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俯瞰姿态,带着无奈悲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他周作人,更是受辱方,自在可怜之中。“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可见此事对他从前美好的冀望具有毁灭一击,周作人能不颓吗?他本是手不释卷、目不窥园的一
介书生,不料后院出丑,自己的媳妇红杏不出墙,也在门口探一头,美梦粉碎,心寒呀!这“真的人生”,便是周作人对现实的猝醒,在“真的人生”中,梦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于是他“订正思想”,改变自己以往过于理想化的幼稚,加入到“新的生活”,这新生活即是对鲁迅、对人生、对鲁氏大家庭的重新审视,过去的看法已绝然改变,跟鲁迅的决裂已迫在眉睫。“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这是给鲁迅下的免战的战书,要将兄长彻底逐出自己的生活。这已明确告诉鲁迅,后院就是你的禁区,你不可越雷池
一步。周作人在这里要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绝不容许大哥插足,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已然涉足周作人的私生活了?
最后,劝诫鲁迅要“安心,自重”,为弟的当然知道为兄的心性狭小多疑,必会寝室不宁,焦虑异常,所以劝其别自扰,没事
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别老放在心里,容易毁身子骨。“自重”一词的延伸含义应是轻贱不如自重,可见当时鲁迅对周作人家庭
的侵扰已相当严重了。
大感意外的是,鲁迅对周作人的绝交采取默认态度,消极回避,绝无辩解,与跟别人文笔论战时那种匕首投枪般的风格,真
是差得十万八千里。这些天来,鲁迅一篇小文也没写,默默望着弟弟言辞寥寥的绝交信,饮闷酒度日。8月2日,鲁迅终于带着妻子朱安,离开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小院。这是鲁
迅回应周作人绝交信的惟一途径——走为上,是息事宁人、摆脱尴尬的惟一选择。
究竟,在1923年的这个炎炎夏日,北平八道湾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大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鲁迅、周作人一奶同胞兄弟
之间,一定要死掰绝交?
范文四:周作人的鲁迅叙述
作者:丁文
鲁迅研究月刊 2010年07期
有关周作人文集的版本校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正如王风先生在《废名集·后记》中提到,这是“一个人也做不了”① 的工作。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虽然工程浩大,仅凭个人之力难以进行,可始终不去触碰,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终是一种缺憾。因此,不妨先做一些话题的切分,从一些有意义的角度先行进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似乎是一条可行之路。我选取了周作人文集中的鲁迅叙述来进行相关讨论。
一九三六年鲁迅刚去世不久,周作人就应《宇宙风》杂志社之邀,写了两篇回忆鲁迅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宇宙风》第二十九、三十两期首篇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两文随后又被收入周氏自编《瓜豆集》② 中。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周作人又将自己写作的一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③,而旧作《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也作为“附录”收入。然而,如果将《宇宙风》上的初刊本(包括收入《瓜豆集》中的文本)与作为《鲁迅的青年时代》“附录”的文集本进行对读的话,会发现后者较之前者做过了相当多而且巧妙的修改。关于这一点,顾农先生在《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两种文本》④ 中,已对周作人删改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揭示。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改动这两篇文章,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进入五十年代,出于对文坛气候、时代变迁等因素的考虑,周作人必须对二十年前的回忆文本做出删改。然而两个版本的比较结果,却又指向一些更深入的发现。
一般来说,初刊本要比解放后的修改本更值得珍视,因为它更加接近作者的心灵原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改本的价值就随之降低。况且周作人文集版本的具体情形如何,还有待日后对各个文集汇校后才能找到答案。而《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的两种版本间的差异,揭示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的叙述对象,叙述者也是同一个人,为何二十年间的言说形态会发生如此多的改变?也正是因为解放后修改本的存在,才使得周作人很多微妙的心态信息得以浮出水面,显现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修改本与初刊本其实同样重要。近读《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发现此书也只收录了一种版本的《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⑥,即《宇宙风》上的初刊本,而到了涉及一九五六年的第十二卷时,则未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中的修改本。我建议日后可将两种版本并行收录,以呈现周作人不同时期的鲁迅叙述。
修改本的重要性,正在于它透露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与二十年间文坛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果回归三十年代周作人的言说语境,会发现这一时段的周作人对于左翼文学始终微讽不断,始终有一种相当紧张的批判意识。因而,面对鲁迅去世后掀起的纪念热潮,周作人选择冷眼旁观。自一九三○年以来,周作人受过左翼文学的批评,也批评过左翼文学,结合这番经历,会发现他在一九三六年回忆鲁迅,其实有这样一层潜在动机:即以鲁迅逝世为契机,由客观叙述鲁迅生平学问,反衬出在鲁迅纪念中虽然卖力宣传鲁迅,实则不懂鲁迅、乃至利用鲁迅的左翼文学家们的“虚诞”⑦ 之处。
周作人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鲁迅身后被随意曲解的命运。例如,他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谈到那篇写于一九二二年的《关于〈阿Q正传〉》未被收入自编文集时说,这是“以免为无论那边的批评家所援引”⑧。熟悉周作人言说语境的人就不难察觉,尽管说的是“无论那边的批评家”,但实际上指的就是左翼批评家,不把自己当年的评论文章收集,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鲁迅评论也被左翼批评随意取用的命运。此句到了五十年代的修改版中就变成了“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⑨,将原先别有所指的深层意蕴消抹殆尽。
正因为三六年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种针对左翼的有感而发,因此他才反复强调自己的回忆是极具价值、符合事实的海内孤本,绝无制造加添的虚诞成分。而这种“不虚诞”的写作标准,也一直延续到了五十年代。周作人称其《鲁迅的青年时代》是“以报告事实为主”,绝无“制造加添”与杜绝“空想乱说”⑩。由这番表述来看,周作人对二十年来从未停歇的鲁迅纪念实际上仍然保持距离,人为添加或主观臆想在他看来都是鲁迅纪念中需要力戒的因素,实际情形当然事与愿违。进入五十年代之后,鲁迅地位急速上升,周作人的处境愈显尴尬与边缘,他不可能再锋芒毕露地针对左翼的纪念鲁迅有所指摘,而是回归他一贯立意,提出要呈现鲁迅作为“一个人”(11) 的平凡事实。
因此,可以看到,初刊本中,周作人便提出鲁迅形象塑造着存在着“人”与“神”的对立;到了修改本中,周作人删去了“神”、“神话”、“神学”、“偶像”、“傀儡”(12) 之类讽刺左翼文学有意无限拔高鲁迅的用语,仅指出鲁迅有被当作“超人”(13) 的倾向。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公开出版的鲁迅回忆集中,周作人删去了“神话”之类用语,但就在做出这一删改之后,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却仍然保留了“神”的提法,对曹氏《鲁迅评传》不把鲁迅“当他是‘神’看待”(14) 表示赞赏。周作人的鲁迅评说中始终有一些固定不改的评价,比如三六年十月二十二号,上海《大晚报》刊载了周作人在鲁迅刚逝世之后所接受的采访谈话,突出一点就是强调鲁迅的“虚无主义”与“悲观”(15),这一回忆引起了当时青年的极大不满,曾有人写文章公开批评周作人是“气愤”“一般毛孩子”对鲁迅的“崇拜”(16)。然而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号给曹聚仁的信中,周作人仍然说曹聚仁能看到鲁迅的“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是“十分正确”。这似乎体现了公开表态与友人私语之间的微妙差别。然而,《周曹通信集》七三年是在香港公开出版的,周作人意识到这一见解迟早会公布于众,这是否有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他对鲁迅评价自有其“恒”与“变”并存的特点?虽无法给出确凿答案,但无论如何,五十年代的周作人,当不再有可能借题发挥与意气用事时,却正是他真正平心静气地回归鲁迅、从情感上接近鲁迅的开始。
将两种版本对读,首先能发现的是修改本更加关注细节的精密。就在周作人删去了对左翼批评的弦外之音的同时,又大量补充了有关鲁迅所读书与所抄书的版本信息。如他自己所言:“有地方也供给了些新的事实,虽然这分量不多。”(17) 事隔多年,周作人仍然对半个世纪前的琐屑细节保持着惊人的记忆力,而其对“事实”的追求与复归鲁迅真身的意愿亦同样惊人,这一点也让周作人自己颇觉安慰。在《关于鲁迅》开篇,周作人标榜他的回忆是“事虽细微而不虚诞”,如果说初刊本的着重点在于“不虚诞”,则一九五六年已经七十一岁的周作人,却是在“细微”情节的复原上做了努力。通读修改本关于鲁迅少年的野史杂览一段时,觉得更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生动讲述,叙述者自己仿佛步入了时光隧道,众多书名浮现成了一本本可触可感的木版本、石印本或铅印本,闪现着不曾褪色、反倒愈趋精确的少年回忆,成为一份真正不可替代的“海内孤本”。
然而这种情感上走近鲁迅,却又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这便是两个版本的差异中给我们带来的第二点启示:即周作人五十年代后在其鲁迅回忆中尽量隐去了自我身影。三六年以兄弟身份谈鲁迅,周作人心理上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矜持感的,他就说自己的回忆有着绝非“人云亦云”的“独到之见”。到五十年代周作人意识到鲁迅纪念已不容置疑其动机,又表现出适时顺世。修改本中则把周作人自己从早年“周氏兄弟”的共同事业中剥离出来,甚至避免谈到自己与鲁迅哪怕只是文学趣味上的个人差异。例如,在初刊本周作人在谈到《域外小说集》偏重斯拉夫系统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时,曾提到鲁迅对于安特莱夫作品的偏爱:“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来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 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书耳”(18),但到了五七版中则删去此句。
如果再结合周作人《亦报》随笔中的鲁迅回忆短文,会发现情况变得更有意思。《亦报》上周作人专谈鲁迅的文章多被收入《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在专谈鲁迅的文字中,周作人回忆鲁迅与回忆往事的比重始终在发生微妙变动;而另有很多不以鲁迅为专门对象的回忆文,却让人明显感到背后站着一个鲁迅。周作人一生最反对写赋得文字,但那些谈鲁迅的文章,却往往又有着自我命题的意味,周作人能几十篇、几百篇地写下去,究其奥秘,却在于很多时候鲁迅只是话题契机,顺着一些旧事遗踪,周作人进入的正是一个属于自我的回忆空间,“鲁迅的故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置换成了周作人自己的“故家”。从通过回忆来为鲁迅作品做注脚,或纠正鲁迅作品一些细节失误,可以看到周作人进入的正是一个可以自如回忆往昔的话题领域,鲁迅固然是主角,但究其写作目的,或许理解为晚年周作人的“朝花夕拾”更为妥当。
与此同时,在那些不以鲁迅为题的文章中,周作人或谈与鲁迅相关的人事(如《俟堂与陈师曾》),或谈鲁迅作品的某一细节(如《忌讳尼姑的习惯》),有的即便与鲁迅并无直接关联,却仍然不免触及鲁迅故迹(如《故乡的雨》),鲁迅成为周作人回忆文章中根深蒂固存在着的潜背景。当然周作人也有谈到专属于他自己的绍兴往事(如《祖母的一生》)、或与鲁迅关系不大的北大旧事(如《饼斋的名号》),但这类文字并不多。大多数时候,周作人在谈绍兴、谈北大往往要刻上鲁迅印记,他自己则选择在这类场合中悄然隐身。周作人究竟是走近鲁迅,还是走进往昔已经很难辨明。一九五○年代的《亦报》随笔中,周作人写到不少“畸人”形象,如《冯汉叔》、《南京绍兴饭馆》、《宗族里的畸人》、《观音弄的畸人》等等,这种对“畸人”的关注,正与其自我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呼应关系。
因而,两个版本的对读,又可以理出第三点启示: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价经历了一番起伏变迁。《关于鲁迅之二》中在谈到鲁迅与域外文学关系时,曾提及《阿Q正传》受果戈理、显克微支的影响,周作人在初刊本中说:
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此盖为不懂幽默而乱骂乱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19)
到了修改版中,这一段则成了:
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此盖为但能热骂的人所不及知者也。(20)
三六年周作人提出《阿Q正传》成功借鉴了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以幽默法写阴惨事迹的笔法,这成为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其实是一种为了凸显一点而不及其余的表述,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认为周作人在这里是在下定论说《阿Q正传》成功的唯一因素便在于此。但到了五十年代,周作人则将此句更定为“《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下笔相当谨慎而面面俱到,这当然是因为周作人意识到五十年代《阿Q正传》的地位极为崇高,他所提供的视角再重要,也只宜作为问题的一个方面。
初刊本中,周作人认为果戈理与显克微支的影响,使得《阿Q正传》有一种“冷嘲”特色,这一点其实早在一九二二年《关于〈阿Q正传〉》中周作人便做过专门分析:“冷嘲”即所谓“冷的讽刺”,与近代小说中的“热骂”有很大不同的。而这也正属于周作人颇为自信的“独到之见”,紧接着便批评了左翼解读中所谓的“不懂幽默而乱骂乱捧”。但修改本中,周作人似乎是直接接着《关于〈阿Q正传〉》的话往下说,即“冷嘲”风格是“但能热骂者所不及知者也”,而略过了周作人的鲁迅观中的重要一环:对左翼批评关于鲁迅的艺术渊源虽然无知却敢于“乱骂乱捧”的讽刺,一笔勾销了所谓“阿Q的旧帐”(21),重新回到了二十年代《阿Q正传》初诞时的现场批评。
总结以上三点,可以说,尽管修改本的《关于鲁迅》在个人地位的变迁和时代潮流压迫的双重影响下,做出了种种修改,但其价值仍然值得重视。可以这样说,初刊本《关于鲁迅》,主要针对左翼而非鲁迅,就回忆本身来说并不严谨;修改本则去除掉当年的情感化判断,对研究鲁迅以及周作人自己的心态都提供了更符合实际的视角与素材。然而,这种复归真实鲁迅的意愿,却又与叙述者的现身与隐身、如何剪裁鲁迅评价史的意愿之间不断冲撞、纠缠,始终处在灵魂的挣扎中。
其实,周作人大量而集中地谈鲁迅,开始于一九五○年前后。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是在一种相当特殊的语境下有意识地回忆鲁迅的。四九年一月二十八号,刚从老虎桥监狱中保释出来的周作人来到上海,此后,一直住在尤炳圻家,直至八月十五号返回北京。此前三年多的阶下囚生涯,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且作浮屠学闭关”。而在这种自我意识下,周作人对随即而来的新中国政治文化感觉陌生而隔膜就不难想见了,说他对于政治前途毫无把握、心存恐惧其实都是实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中周作人开始触及鲁迅的话题。客寓沪上不久,周作人就在四九年三月二十号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未晚》上发表短文《鲁迅与周瘦鹃》,述及鲁迅褒扬周瘦鹃《欧美小说丛刊》的往事,文中称其为“鲁迅先生”,行文显得相当拘谨,与两天后(即三月二十二号)谈刘半农的文章《刘半农与礼拜六派》相比,后者要挥洒自如得多。尽管如此,周作人算是找到了一个合乎时宜的、而且比较能够自由发挥的写作对象。一九五○至一九五六年是周作人集中回忆鲁迅的年份(尤其是五二、五三年)。因为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六年,分别是鲁迅逝世十五周年和二十周年,因此,五十年代前期的周作人频频回忆鲁迅,与这一时政因素密切相关。随后,周作人在一系列涉及鲁迅的文字中,或用鲁迅观点来参证自己看法、或贡献独家资料,鲁迅成了周作人沟通或融入五十年代文化的一座桥梁。
由于鲁迅本身便是五十年代的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存在,因此,一九五○年以后的周作人,在阐发鲁迅见解中融入自我观点会是一条比较稳妥的途径。虽然在谈及鲁迅作品时,周作人有时会将自己混同在“我们读者”的广大群体中,仿佛自己与鲁迅的距离与其他人同样遥远(如《副将与二丑》),把自己降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位置;然而,他对鲁迅作品的偶尔点评,往往又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到眼光,如《活无常与女吊》中对于女吊的欣赏口味与鲁迅的惊人相似,又如“《祝福》热”中不忘提及《风波》的伟大(如《〈祝福〉》)。
周作人一直相当自信他对鲁迅的评价是独特的。实际上,《关于鲁迅》与《关于鲁迅之二》这两篇回忆文本正提供了日后鲁迅研究的重要角度甚至操作细节(例如鲁迅与野史旧籍,与俄罗斯、日本文学等等),甚至可以说,研究者们后来的走进鲁迅,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周作人的路径在前行,“周作人鲁迅”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视角。周作人一直以呈现和叙述一个本色鲁迅、凡人鲁迅为目标,然而二十年间的版本差异,却又呈现出背后的这位叙述者的心情从来就不曾平静。
注释:
① 见王风编《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0页。
② 周作人:《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
③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④ 顾农:《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两种文本》,载《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188页。
⑤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两文分别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第426-434、446-454页。
⑦⑧(21) 周作人:《关于鲁迅》,载《宇宙风》1936年11月16日第二十九期。
⑨(11)(13)(20) 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126、126、131页。
⑩(17) 周作人:《序言》,《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5页。
(12) 载《宇宙风》1936年11月16日第二十九期。
(14) 1958年5月20日周作人致曹聚仁信,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1958-1962),第13页。
(15) 周作人:《谈鲁迅》,《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1936-1937),第365页。
(16) 小乎:《鲁迅先生死后的敌人——周作人的态度真正令人奇怪》,载刘运峰主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9页。
(18)(19)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宇宙风》1936年12月1日第三十期。
作者介绍:丁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北京 100089
范文五:周作人的鲁迅叙述
周作人的鲁迅叙述
——以《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的版本差异为例
丁文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10年07期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京)2010年3期第49,52页
【英文标题】Zhou Zuoren’s Narrative about Lu Xun
【作者简介】丁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北京 100089
【关 键 词】EE521UU8387279
有关周作人文集的版本校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正如王风先生在《废名集?后记》中提到,这是“一个人也做不了”? 的工作。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虽然工程浩大,仅凭个人之力难以进行,可始终不去触碰,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终是一种缺憾。因此,不妨先做一些话题的切分,从一些有意义的角度先行进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似乎是一条可行之路。我选取了周作人文集中的鲁迅叙述来进行相关讨论。
一九三六年鲁迅刚去世不久,周作人就应《宇宙风》杂志社之邀,写了两篇回忆鲁迅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宇宙风》第二十九、三十两期首篇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两文随后又被收入周氏自编《瓜豆集》? 中。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周作人又将自己写作的一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而旧作《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也作为“附录”收入。然而,如果将《宇宙风》上的初刊本(包括收入《瓜豆集》中的文本)与作为《鲁迅的青年时代》“附录”的文集本进行对读的话,会发现后者较之前者做过了相当多而且巧妙的修改。关于这一点,顾农先生在《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两种文本》? 中,已对周作人删改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揭示。至于周作人为什么要改动这两篇文章,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进入五十年代,出于对文坛气候、时代变迁等因素的考虑,周作人必须对二十年前的回忆文本做出删改。然而两个版本的比较结果,却又指向一些更深入的发现。
一般来说,初刊本要比解放后的修改本更值得珍视,因为它更加接近作者的心灵原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改本的价值就随之降低。况且周作人文集版本的具体情形如何,还有待日后对各个文集汇校后才能找到答案。而《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的两种版本间的差异,揭示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的叙述对象,叙述者也是同一个人,为何二十年间的言说形态会发生如此多的改变,也正是因为解放后修改本的存在,才使得周作人很多微妙的心态信息得以浮出水面,显现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修改本与初刊本其实同样重要。近读《周作人散文全集》?,发现此书也只收录了一种版本的《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即《宇宙风》上的初刊本,而到了涉及一九五六年的第十二卷时,则未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中的修改本。我建议日后可将两种版本并行收录,以呈现周作人不同时期的鲁迅叙述。
修改本的重要性,正在于它透露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与二十年间文坛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果回归三十年代周作人的言说语境,会发现这一时段的周作人对于左翼文学始终微讽不断,始终有一种相当紧张的批判意识。因而,面对鲁迅去世后掀起的纪念热潮,周作人选择冷眼旁观。自一九三?年以来,周作人受过左翼文学的批评,也批评过左翼文学,结合这番经历,会发现他在一九三六年回忆鲁迅,其实有这样一层潜在动机:即以鲁迅逝世为契机,由客观叙述鲁迅生平学问,反衬出在鲁迅纪念中虽然卖力宣传鲁迅,实则不懂鲁迅、乃至利用鲁迅的左翼文学家们的“虚诞”? 之处。
周作人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鲁迅身后被随意曲解的命运。例如,他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谈到那篇写于一九二二年的《关于〈阿Q正传〉》未被收入自编文集时说,这是“以免为无论那边的批评家所援引”?。熟悉周作人言说语境的人就不难察觉,尽管说的是“无论那边的批评家”,但实际上指的就是左翼批评家,不把自己当年的评论文章收集,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鲁迅评论也被左翼批评随意取用的命运。此句到了五十年代的修改版中就变成了“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将原先别有所指的深层意蕴消抹殆尽。
正因为三六年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种针对左翼的有感而发,因此他才反复强调自己的回忆是极具价值、符合事实的海内孤本,绝无制造加添的虚诞成分。而这种“不虚诞”的写作标准,也一直延续到了五十年代。周作人称其《鲁迅的青年时代》是“以报告事实为主”,绝无“制造加添”与杜绝“空想乱说”?。由这番表述来看,周作人对二十年来从未停歇的鲁迅纪念实际上仍然保持距离,人为添加或主观臆想在他看来都是鲁迅纪念中需要力戒的因素,实际情形当然事与愿违。进入五十年代之后,鲁迅地位急速上升,周作人的处境愈显尴尬与边缘,他不可能再锋芒毕露地针对左翼的纪念鲁迅有所指摘,而是回归他一贯立意,提出要呈现鲁迅作为“一个人”(11) 的平凡事实。
因此,可以看到,初刊本中,周作人便提出鲁迅形象塑造着存在着“人”与“神”的对立;到了修改本中,周作人删去了“神”、“神话”、“神学”、“偶像”、“傀儡”(12) 之类讽刺左翼文学有意无限拔高鲁迅的用语,仅指出鲁迅有被当作“超人”(13) 的倾向。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公开出版的鲁迅回忆集中,周作人删去了“神话”之类用语,但就在做出这一删改之后,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却仍然保留了“神”的提法,对曹氏《鲁迅评传》不把鲁迅“当他是‘神’看待”(14) 表示赞赏。周作人的鲁迅评说中始终有一些固定不改的评价,比如三六年十月二十二号,上海《大晚报》刊载了周作人在鲁迅刚逝世之后所接受的采访谈话,突出一点就是强调鲁迅的“虚无主义”与“悲观”(15),这一回忆引起了当时青年的极大不满,曾有人写文章公开批评周作人是“气愤”“一般毛孩子”对鲁迅的“崇拜”(16)。然而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号给曹聚仁的信中,周作人仍然说曹聚仁能看到鲁迅的“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是“十分正确”。这似乎体现了公开表态与友人私语之间的微妙差别。然而,《周曹通信集》七三年是在香港公开出版的,周作人意识到这一见解迟早会公布于众,这是否有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他对鲁迅评价自有其“恒”与“变”并存的特点,虽无法给出确凿答案,但无论如何,五十年代的周作人,当不再有可能借题发挥与
意气用事时,却正是他真正平心静气地回归鲁迅、从情感上接近鲁迅的开始。
将两种版本对读,首先能发现的是修改本更加关注细节的精密。就在周作人删去了对左翼批评的弦外之音的同时,又大量补充了有关鲁迅所读书与所抄书的版本信息。如他自己所言:“有地方也供给了些新的事实,虽然这分量不多。”(17) 事隔多年,周作人仍然对半个世纪前的琐屑细节保持着惊人的记忆力,而其对“事实”的追求与复归鲁迅真身的意愿亦同样惊人,这一点也让周作人自己颇觉安慰。在《关于鲁迅》开篇,周作人标榜他的回忆是“事虽细微而不虚诞”,如果说初刊本的着重点在于“不虚诞”,则一九五六年已经七十一岁的周作人,却是在“细微”情节的复原上做了努力。通读修改本关于鲁迅少年的野史杂览一段时,觉得更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生动讲述,叙述者自己仿佛步入了时光隧道,众多书名浮现成了一本本可触可感的木版本、石印本或铅印本,闪现着不曾褪色、反倒愈趋精确的少年回忆,成为一份真正不可替代的“海内孤本”。
然而这种情感上走近鲁迅,却又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这便是两个版本的差异中给我们带来的第二点启示:即周作人五十年代后在其鲁迅回忆中尽量隐去了自我身影。三六年以兄弟身份谈鲁迅,周作人心理上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矜持感的,他就说自己的回忆有着绝非“人云亦云”的“独到之见”。到五十年代周作人意识到鲁迅纪念已不容置疑其动机,又表现出适时顺世。修改本中则把周作人自己从早年“周氏兄弟”的共同事业中剥离出来,甚至避免谈到自己与鲁迅哪怕只是文学趣味上的个人差异。例如,在初刊本周作人在谈到《域外小说集》偏重斯拉夫系统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时,曾提到鲁迅对于安特莱夫作品的偏爱:“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来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 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书耳”(18),但到了五七版中则删去此句。
如果再结合周作人《亦报》随笔中的鲁迅回忆短文,会发现情况变得更有意思。《亦报》上周作人专谈鲁迅的文章多被收入《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在专谈鲁迅的文字中,周作人回忆鲁迅与回忆往事的比重始终在发生微妙变动;而另有很多不以鲁迅为专门对象的回忆文,却让人明显感到背后站着一个鲁迅。周作人一生最反对写赋得文字,但那些谈鲁迅的文章,却往往又有着自我命题的意味,周作人能几十篇、几百篇地写下去,究其奥秘,却在于很多时候鲁迅只是话题契机,顺着一些旧事遗踪,周作人进入的正是一个属于自我的回忆空间,“鲁迅的故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置换成了周作人自己的“故家”。从通过回忆来为鲁迅作品做注脚,或纠正鲁迅作品一些细节失误,可以看到周作人进入的正是一个可以自如回忆往昔的话题领域,鲁迅固然是主角,但究其写作目的,或许理解为晚年周作人的“朝花夕拾”更为妥当。
与此同时,在那些不以鲁迅为题的文章中,周作人或谈与鲁迅相关的人事(如《俟堂与陈师曾》),或谈鲁迅作品的某一细节(如《忌讳尼姑的习惯》),有的即便与鲁迅并无直接关联,却仍然不免触及鲁迅故迹(如《故乡的雨》),鲁迅成为周作人回忆文章中根深蒂固存在着的潜背景。当然周作人也有谈到专属于他自己的绍兴往事(如《祖母的一生》)、或与鲁迅关系不大的北大旧事(如《饼斋的名号》),但这类文字并不多。大多数时候,周作人在谈绍兴、谈北大往往要刻上鲁迅印记,他自己则选择在这类场合中悄然隐身。周作人究竟是走近鲁迅,还是走进往昔已经很难辨明。一九五?年代的《亦报》随笔中,周作人写到不少“畸人”形象,如《冯汉叔》、《南京绍兴饭馆》、《宗族里的畸人》、《观音弄的畸人》等等,这种对“畸人”的关注,正与其自我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呼应关系。
因而,两个版本的对读,又可以理出第三点启示: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价经历了一番起伏变迁。《关于鲁迅之二》中在谈到鲁迅与域外文学关系时,曾提及《阿Q正传》受果戈理、显克微支的影响,周作人在初刊本中说:
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此盖为不懂幽默而乱骂乱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19)
到了修改版中,这一段则成了:
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此盖为但能热骂的人所不及知者也。(20)
三六年周作人提出《阿Q正传》成功借鉴了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以幽默法写阴惨事迹的笔法,这成为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其实是一种为了凸显一点而不及其余的表述,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认为周作人在这里是在下定论说《阿Q正传》成功的唯一因素便在于此。但到了五十年代,周作人则将此句更定为“《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下笔相当谨慎而面面俱到,这当然是因为周作人意识到五十年代《阿Q正传》的地位极为崇高,他所提供的视角再重要,也只宜作为问题的一个方面。
初刊本中,周作人认为果戈理与显克微支的影响,使得《阿Q正传》有一种“冷嘲”特色,这一点其实早在一九二二年《关于〈阿Q正传〉》中周作人便做过专门分析:“冷嘲”即所谓“冷的讽刺”,与近代小说中的“热骂”有很大不同的。而这也正属于周作人颇为自信的“独到之见”,紧接着便批评了左翼解读中所谓的“不懂幽默而乱骂乱捧”。但修改本中,周作人似乎是直接接着《关于〈阿Q正传〉》的话往下说,即“冷嘲”风格是“但能热骂者所不及知者也”,而略过了周作人的鲁迅观中的重要一环:对左翼批评关于鲁迅的艺术渊源虽然无知却敢于“乱骂乱捧”的讽刺,一笔勾销了所谓“阿Q的旧帐”(21),重新回到了二十年代《阿Q正传》初诞时的现场批评。
总结以上三点,可以说,尽管修改本的《关于鲁迅》在个人地位的变迁和时代潮流压迫的双重影响下,做出了种种修改,但其价值仍然值得重视。可以这样说,初刊本《关于鲁迅》,主要针对左翼而非鲁迅,就回忆本身来说并不严谨;修改本则去除掉当年的情感化判断,对研究鲁迅以及周作人自己的心态都提供了更符合实际的视角与素材。然而,这种复归真实鲁迅的意愿,却又与叙述者的现身与隐身、如何剪裁鲁迅评价史的意愿之间不断冲撞、纠缠,始终处在灵魂的挣扎中。
其实,周作人大量而集中地谈鲁迅,开始于一九五?年前后。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是在一种相当特殊的语境下有意识地回忆鲁迅的。四九年一月二十八号,刚从老虎桥监狱中保释出来的周作人来到上海,此后,一直住在尤炳圻家,直至八月十五号返回北京。此前三年多的阶下囚生涯,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且作浮屠学闭关”。而在这种自我意识下,周作人对随即而来的新中国政治文化感觉陌生而隔膜就不难想见了,说他对于政治前途毫无把握、心存恐惧其实都是实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中周作人开始触及鲁迅的话题。客寓沪上不久,周作人就在四九年三月二十号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未晚》上发表短文《鲁迅与周瘦鹃》,述及鲁迅褒扬周瘦鹃《欧美小说丛刊》的往事,文中称其为“鲁迅先生”,行文显得相当拘谨,与两天后(即三月二十二号)谈刘半农的文章《刘半农与礼拜六派》相比,后者要挥洒自如得多。尽管如此,周作人算是找到了一个合乎时宜的、而且比较能够自由发挥的写作对象。一九五?至一九五六年是周作人集中回忆鲁迅的年份(尤其是五二、五三年)。因为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六年,分别是鲁迅逝世十五周年和二十周年,因此,五十年代前期的周作人频频回忆鲁迅,与这一时政因素密切相关。随后,周作人在一系列涉及鲁迅的文字中,或用鲁迅观点来参证自己看法、或贡献独家资料,鲁迅成了周作人沟通或融入五十年代文化的一座桥梁。
由于鲁迅本身便是五十年代的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存在,因此,一九五?年以后的周作人,在阐发鲁迅见解中融入自我观
点会是一条比较稳妥的途径。虽然在谈及鲁迅作品时,周作人有时会将自己混同在“我们读者”的广大群体中,仿佛自己与鲁迅的距离与其他人同样遥远(如《副将与二丑》),把自己降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位置;然而,他对鲁迅作品的偶尔点评,往往又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到眼光,如《活无常与女吊》中对于女吊的欣赏口味与鲁迅的惊人相似,又如“《祝福》热”中不忘提及《风波》的伟大(如《〈祝福〉》)。
周作人一直相当自信他对鲁迅的评价是独特的。实际上,《关于鲁迅》与《关于鲁迅之二》这两篇回忆文本正提供了日后鲁迅研究的重要角度甚至操作细节(例如鲁迅与野史旧籍,与俄罗斯、日本文学等等),甚至可以说,研究者们后来的走进鲁迅,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周作人的路径在前行,“周作人鲁迅”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视角。周作人一直以呈现和叙述一个本色鲁迅、凡人鲁迅为目标,然而二十年间的版本差异,却又呈现出背后的这位叙述者的心情从来就不曾平静。
注释:
? 见王风编《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0页。
? 周作人:《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
?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 顾农:《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两种文本》,载《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188页。
?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两文分别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第426,434、446,454页。
??(21) 周作人:《关于鲁迅》,载《宇宙风》1936年11月16日第二十九期。
?(11)(13)(20) 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126、126、131页。
?(17) 周作人:《序言》,《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5页。
(12) 载《宇宙风》1936年11月16日第二十九期。
(14) 1958年5月20日周作人致曹聚仁信,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1958,1962),第13页。
(15) 周作人:《谈鲁迅》,《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1936,1937),第365页。
(16) 小乎:《鲁迅先生死后的敌人——周作人的态度真正令人奇怪》,载刘运峰主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9页。
(18)(19) 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宇宙风》1936年12月1日第三十期。^NU1DA2010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