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中国的“十月革命”
中国的“十月革命”
作者:关中人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0-10-23
【编者按:把关中人投来的稿子作为看点之一发布主要是因为它很好地概括了今年10月发生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件事情似乎都值得我们深思。五年前,关中人还写过一篇“中国的九月不相信仇恨和眼泪”。他在那篇文章里说,“中国只有把仇恨和眼泪换成自尊(对国家和人民的尊敬)、自爱(对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批判和重建)、自责(对以前的过失的反悔和分析),把自己在“我是中心我特殊”和“我有主义我正确”的茧子里裹缠时间太长的不和谐的、血淋淋的“核”暴露出来并做以修复,我们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才能走出历史,才能托起明天的太阳,让它照耀着久违了蓝天的中国人。”关中人这篇文章的判断又是怎样呢?请读者甄别。】
“十月”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没有武昌的“双十”,就没有满清的灰飞烟灭;没有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虽然发生在11月),就没有早先国共合作的轰轰烈烈和现在马克思主义还在被中国化的兢兢业业;没有“十一”;就没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兴高采烈和去年60华诞的花团锦簇。
2010年中国的10月有点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也许一场革命或者比革命更有冲击力的变革正在无声地酝酿。
一日,**在国庆招待会上说,“我们要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自己,同时也要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在人民大会堂举杯祝福祖国昌盛的人个个心潮澎湃。
三日,CNN播放扎卡里亚对**的采访。当谈到政改,**语重心长地说,“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理念是革命的种子,只是撒在了国外,有点像当年的孙中山。不过也好,墙外开花墙内红也不是没有的事情。
七日,挪威诺奥斯陆贝尔和平研究所那几个13亿中国那里名不见经传的教授和学者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和平奖给了一个正在服刑的中国犯人,激起国人特别是大学生的“强烈愤慨”。
十五日,中国有几百个权力很大的人开始在北京参加五中全会。四天无消息,海外和国内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人一起猴急。
同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推迟向国会递交中国操纵汇率的报告。据说,**14日曾跟美国财长盖特纳通过电话。看来,中国人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美国要是得寸进尺,情况就是“你们有汇率,我们有稀土和外汇储备”,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十六日,中国不少城市出现反日游行。在西安,游行的人看到一家叫Tony Wear的店,觉得可能是Sony的“亲戚”,就动手动脚了。中国年轻人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概果然不弱于五四青年,依然气势如虹。
同日,一个叫李启铭在小伙子在河北大学醉酒驾车肇事后大言不惭地说,“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中国在不断发扬光大的传统。
十八日晚五中全会公报见“报”,翘首以待的世界发现三大亮点: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三)“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首先,推进政改要终于有了“积极”的意识,这个不容易;其次,将以GDP增长为发动机的经济改革变为强调“包容性”发展是比愚公移山还难的事;最后,年轻人**进入军委一举粉碎了海外对中国领导人2012年换届不怀好意、唯恐天下不乱的臆测,并向世界宣告,中国的高层权力更替自2002年第一次正常化后已经开始制度化。谁说中国不搞“政治改革”?**出任军委副主席就是最大的“政改”!那些指责中国不启动政改的人不是无知就是被偏见蒙蔽了双眼!
二十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为题重发《求是》杂志9月15日刊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文章似一道“霞光”照亮了还在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政改之河的仁人志士,举国掀起新的“学习”热潮。
二十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主席将在2011年初访问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将面临更大困难的奥巴马总统一定会就如何加速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向精于此道的中国领导人讨教。**访美可以说是雪里送炭。“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
按《人民日报》文章指明的社会主义的眼光看世界,美国出了问题,工人没有工作;法国情况不妙,工人蛮不讲理;日本政府不稳,工人也因担心中国人是不是要抵制他们的产品而手足无措;印度忙着崛起,工人能耐不大,得请奥巴马助阵……
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此外,农民不仅有了新农合,而且可以慢慢变成城里人;解放军指战员手中保家卫国的杀手锏日新月异;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论文都多;大专院校的学生爱国热情高涨,时刻听从党召唤;其他55个民族也无不沐浴在五中全会托起的新的发展和共享的太阳的光芒之下。
10月的中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让人浮想联翩的中国。
中国在启动自己的“十月革命”。
范文二: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社会主义从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及中国革命的发生,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正是这种情况。但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人,包括中国当年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赞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俄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过程,最初不能不受到中国社会复杂的经济发展条件和思想环境的制约。
俄国恍惚? 国人恍惚?
19l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同样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忧心仲仲的中国人。
在此之前,经历了无数次浴血斗争才推翻了专制统治,却始终不能摆脱动乱、分裂和列强压迫的进步的中国人,从俄国一举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中领略了极大的喜悦。但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l9l7年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2]有些甚至相信:“极端反对战争”之俄国社会党首领列宁回国,与德国当局的“唆使”有关。[3]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频繁出现于各报。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扬言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中”。 [4]
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5]由“激烈派”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急遽剧烈的方式突然发生了。面对近邻的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人们不能不感到愕然、“困惑”以至“恐惧”。改良主义者的报刊首先沉不住气了,称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6]他们认为:“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7]即令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不能不公开对十月革命表示严重的忧虑,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殊不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8]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这就是革命的结果?!俄国“恍惚”,国人更不胜其“恍惚”!
“只要皮子永远不冼湿??”
列宁在谈论俄国旧知识分子对待革命的态度时,曾借用了一句德国谚语来形容他们一方面幻想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面又害怕革命暴力的心理,即“只要皮子永远洗不湿,他们愿意把皮子洗一洗”。[9]这种评论和比喻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这时各种希望变革的进步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们并非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无所知,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10]因此,十月革命刚一爆发,许多报刊立即指出了它的“社会革命”的性质,认为“现下俄国内乱纯为阶级战争”,其发动者“以工场劳动者为基础,祖述加尔氏及马尔库斯氏之社会主义,务以激烈手段实行”。[11]也就是这个“激烈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华革命党人最初对十月革命“因不得不流血而告成”所抱的那种谨慎的赞赏;也使得向来对革命抱以反感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的“极端”和“过激”表示不满。人们并非笼统地反对社会主义,“皮子”的确应该洗一洗,可是,怎么能把“皮子”洗湿了呢? 在中国,最早坦率地表示欢迎十月革命的,是一群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的杂志在十月革命后第五个月打破了几乎笼罩着国内舆论界的那种恍惚的情绪。而与此同时,俄国列宁政府日渐巩固,其社会革命的主张迅速在欧洲各国发生影响的事实,也渐渐开
始为国内进步知识分子所了解。于是,国内进步报刊不能不先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俄国问题的立场。5月27日,《民国日报》公开开始改变对俄态度,6月17日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12]7月6日,改良派的《晨钟报》也被迫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13]到19l8年夏季前后,人们终于开始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了。孙中山甚至致电列宁政府,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祝贺。《民国日报》也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预言社会革命思潮“复波及东亚中国”,“此社会革命之不可免,而亦不能免也”。并主张:“昔以民权为先驱,民生为后劲者,今当翻然一变”,“民生主义当拔帜以兴”。[14]就连崇尚英美政治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一改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之口吻,称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15]
l9l8年底,社会革命果然如人们所预感的一样,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起来。一时间,欧洲各国赤潮汹涌,红旗翻卷。人们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一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始终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1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此,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16]
“世界已根本改造”,中国“若不根本改革,焉能生存于未来之新时代?”改良派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但是,这“根本改革”,或“根本改造”,是不是一定要象俄国那样,做那种均贫富的勾当,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把国家弄到“四分五裂”“天翻地覆”、
的地步呢?[17]深为中国前途忧虑的人们,对滚滚而来的社会主义潮流逐渐开始投以热切的目光,他们中多数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走去。
“浑朴的趋向”? 混沌的趋向?
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正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声欢呼这汹涌的赤潮,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安福系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
[18]
冯自由对当时的这种状况有过一种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9]可是,在社会主义的喧嚷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激烈”、“流血”的和“破坏”的。也就是说,这社会主义不应该是革命的。因此,在19l9年开始的那些日子里,包括最早欢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钊等人在内,许多人多半都注意到了“民主”、“平和”、“未雨绸缪”的英国,热切主张中国人应该学习“英国的进化”,“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20]一句话,主张改良的革命。
改良和革命,在今天无疑是两个严格区别的概念。但当时它们及其相关概念的涵义却要复杂得多。既要“革命”,又要改良,这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一个极微妙而又极特别的历史现象。这种情况在孙中山等人以往的言论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他们担心“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另一方面,他们承认欧美社会弊病严重,想出“定地价的法”以为“社会革命”的捷径,冀图于“政治革命”的同时完成“社会革命”,一劳永
逸地求得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和平之解决”。[21]这种观念正是“改良的革命”的观念。因为所求在于“根本”,不是“皮相”、“枝节”,不是简单的政府更替,因此未尝不算“革命”;因为“解决”立足于“平和”、“互助”、“调和”、“渐进”和“忍耐”,因而又实实在在只是改良。这不是很矛盾吗?是的。形势是革命的,环境是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热潮本身就是这种革命形势和革命环境直接影响的结果,但人们最初却主观地力图防止其革命性,寄希望于“根本和平之解决”。甚至不少人公开宣称:“我们国家的建设,社会的组织,在目前这个时代”,“是绝不能够照那阶级压迫的主义去实行的”。
无须说,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离开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在这种社会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来考虑问题。传统思想的影响和阶级分化远不如欧美严重的社会现实状况,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看不到进行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只是促使多数人像过去同盟会的人那样,把这种差距看成是容易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激烈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据。像以往孙中山把“定地价的法”,当成社会革命的方法,把国营铁路当成跨进社会主义的台阶一样,许多人这时提出的种种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一般地也很少真正带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革命社会主义的色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政治方面,在劳动民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甚或“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23]然而,人们这时毕竟是在那里认真地幻想着,无论是“教育平等”、“普遍选举权”和“地方自治”;无论是发展实业,“实现国民自治”,改正关税,废除厘金,实行累进地价税和所得税法;无论是实行慈善制度,规定工钱的最低限额,“推翻遗产制”或实现经济的民治主义,人们都在各自的角度把它们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他们这时还特别注意用“精神改造”、“文化运动”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主张改造社会先从改造个人做起,甚至开始“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以图联合成大社会,实行道德新生活。“恍惚大家的意思,都以为这个社会主义,不久一定要实行的”。[24]
恽代英对“这个社会主义”曾经做过说明,很符合人们这时的认识。他说:过去一提到社会主义,便想到“暗杀革命”,“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25]这也就难怪人们要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愿望,而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以及某些社会政策之类的东西,也都当成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认识和鼓吹了。张东荪说得干脆: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浑朴的趋向”。[26]
好一个“浑补的趋向”!实在地说,这时大多数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一个混沌的趋向吗!
“无产阶级万岁!”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彻底成熟了的不是无产阶级解放问题,而是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因此,决定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时还难于真正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概念。即使是大多数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真诚地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国之道。19l9年到1920年间,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的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和种种互助团体、“新村”等,不就是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乌托邦真诚性的写照吗?历史只能提出它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
空想的、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固然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实践上是难以通行的,但在当时,它们却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因为,十分明显,在它里面有着列宁所说的那些“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27]这种“批判成分”在当时
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人已经公开发出“扑灭资本主义”、“推翻吃人的资本家”,“打破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的呼喊。有人明确认为:“尊重大资本家、大地主之个人自由,不啻宣布社会上大多数人民之死刑”。连从来没有使自己的主张超出过资产阶级范畴的张东荪等,也口口声声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社会主义。[28]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解,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及其普遍的憎恶情绪,在工人阶级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中,不能不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农民、兵士的革命,而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农业国”,这促使许多人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尽管当中国最早的以《劳动》命名的月刊编者申明劳动者当“联群自救”,实行“社会主义”时;当《东方杂志》的记者鼓吹泛劳动主义,主张“今日下层苦力之民”“减少其劳动时间”,“读书报,听讲演,讨论政治,探索真理”时;当蔡元培、李大钊欢呼“劳工胜利”,鼓吹“劳工神圣”,呼吁人们“快去作工”,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时,人们甚至还搞不清马克思主义中那个“无产阶级”概念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但十月革命毕竟从一开始就迫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去重视劳动人民,而在五四运动和日益激荡的世界工人运动风潮的刺激下,他们毕竟也迅速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同劳动问题、劳动运动联系起来了,并且日渐深入地认识到,所谓社会问题,核心其实就是劳动问题。因此,劳动运动的状况,必然地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状况。尽管当时主张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把社会主义同劳动运动联系起来,积极鼓吹劳动运动,宣传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客观上对于广大激进知识分子和激进的青年学生了解刚刚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工农群众的力量,促使他们中一部分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迄此,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物,大量被资本家、官僚、军阀掠夺了去,造成贫富不均,这是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最大弊端。其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29]一些人断言:中国今天固然“产业极不发达”,但中国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由世界的趋势看来,我们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非求真真的社会主义不可”,“非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否则中国的问题“是绝对没有法子去解决的”。[30]于是,人们主张立即组织工会,举办工人教育,由“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大大的团结起来,提携着大多数的无识无产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和资本家争斗”。一些人甚至大声喊出了“无产阶级万岁”这种带有激烈气味的口号。尽管这个口号当时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人们多半也还是抱着那种混沌的社会主义观,但不可否认,许多人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时代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把自己改造社会的愿塑同即将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的力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社会主义概念的分裂,那种混沌不清的社会主义再也难像五色旗那样在中国进步舆论界的上空飘扬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1920年元旦,颇负盛名的《星期评论》“新年词”写道:“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随着这“新潮”的冲击,社会主义联合战线不可避免地开始分裂了。 在19l9年初,社会上许多人对俄国革命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因为俄国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产出的地方,恐怕这种主义宣播出来扰乱世界”。[31]但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数进步知识分子渐渐“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各种谣言渐渐的鲜有人信了,甚至连“恐怖政治”的骂名,也随着“废止死刑的布告”“渐渐消灭”,粮食缺乏的惨状,也由大丰收“救济”了。过去相信俄国“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的人,现在反倒觉得这种消息“真是奇怪极了”。到了1920年,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已大为改观,许多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可行的了。因
此,当俄国政府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之后,国内进步舆论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声宣布:“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已经得到世界人类一部分的同情,不是军阀政府等威权可以抵抗了”。他们疾呼:与俄国人民携手并进“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压迫社会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32]
对俄国革命认识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激进知识分子改良观念本身的变化。他们曾经对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主义等渐进的、改良的社会观,抱以极大的热忱。然而,所有这些主义几乎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碰得鼻青脸肿。这对于一心致力于“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企图最终取代旧组织旧制度的有些人来说,打击是极其惨重的,教训也是宝贵的。不少人由此懂得了:“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一些激进青年“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因此“破坏是不可少的”。[33]
对各种改良的社会观发生疑问,迫使人们进一步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共产党宣言》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陆续开始被译成中文。许多人头脑的社会主义开始由改良走问革命。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迅速生长起来。
必须指出,这时促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批产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人们探索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的理论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实际满足。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迈进的时侯,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派维经斯基等人先后来华,送来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后,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了多次座谈,使他们了解到了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使他们中一些人从俄国的生动事例和俄国人所带来的理论材料中,看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实际变革运动结合起来的巨大作用,从而沟通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的联系。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无疑促进了相当一批激进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维经斯基来华前不久,还在主张“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的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以此等改良的办法救济贫困、发展生产的陈独秀,迅速接受了俄国的社会革命理论,对列宁的国家学说和革命学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很快就开始“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34]
同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不久,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以及日本等地,也先后产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织。这对于后来的中国,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当然,更多的人还在徊徘,而不少人则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往前跑。这些人知道一点一滴的改良不会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因而他们期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甚至也想革命!然而他们毕竟还是有些摸不着底。社会革命的“鼓声”越近、越急,他们就越是容易摇摆。不过,到底还是有不少人开始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镖了。
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的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积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到俄国去学习。他们还按照俄国的方法,深入劳苦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觉悟,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35]这一切使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沉不住气了。他斥责道:中国哪来的“新式企
业组织”,既无“新式企业组织”,何来“劳动阶级”?中国之劳苦者连谋生就业都不得,何以为劳动运动?既无劳动运动,又何以为社会主义!?就连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看出中国发生“劳农革命”的危险来了。他告诫中国人: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
[36]
罗素先生轻而易举地说出了一些人长时间来冥思苦想,犹豫不决,且难以启齿的“心里话”。那些曾经一度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参加过宣传和主张社会主义的行列,在热热闹闹地叫唤了一阵改良的社会主义之后,终于发觉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照社会主义样式实行的条件,由此以往,势必造成俄国式的前途,甚至搞成“伪劳农革命”。[37]于是,他们的态度日益右转了。不久前还参加过同维经斯基座谈的张东荪到“内地”转了一圈以后,“忽然”发现自己过去“及早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过是“空谈”罢了。他这时急忙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一直宣称中国决不应当经过资本主义的彭一湖,也发现“从前以为后进国总占便宜”,社会主义容易实行的想法“错误”了,明白了“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这个道理”,确信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为中国的资本家鸣不平:“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在太忍。”中国前途之“不堪问”,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中国实业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们何不去“联络各国社会党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呢?[38]
这些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时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与那些试图把自己同工农劳动群众联系起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的了,与大批还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观点上也有重要不同了。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上的极端落后,确信中国绝不能越过资本主义,而一步迈向社会主义。他们怀着极度疑惧的心情来看待日渐活跃和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及其它的下层劳动群众,相信其中相当部分“无产业”、“无知识”的下层群众甚至可能是社会的一个溃疡,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结果难免会造成“均贫富”的“伪劳农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如果说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曾经一再出现调和以至混合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讨论则是一次彻底的分裂了。在同样主张变革,同样渴望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的两端,在政治立场上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势力。在一个对新思潮趋之若骛,相当多数知识分子急切地盼望着一步摘掉中国老大贫弱帽子的时代,大概很少有人会愿意中国继续跟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向前走。几乎同样落后的俄国的榜样作用,激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因此,改良派的发难在社会舆论上一开始就不能不处于劣势。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发表,立刻就遭到众多报刊的同声谴责。张东荪等人尽管很快打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号,却再也无法掩饰其主张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意图。面对这种情况,那些开始热衷于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明白宣布:“我们老实不承认这些人是我们底朋友”,革命与改良决不能调和。[39] 对于这个时候刚刚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选择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同**一样,许多人过去想避开政治,单纯从经济上、教育上、思想文化上着手来改造社会,但实践的结果终于明白:“设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40]《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41]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思想转变的程度和趋向。而实践,自己的和俄国的实践则给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一个强烈的印象,促成了他们世界观的转变,也把大批激进的小资产
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推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边来,推到同情俄国革命的一边来了。
**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2]事实正是如此,1921年7月,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社会革命在中国开始步入了它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了。与此同时,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在中国大地上渐渐成了气候。
范文三:十月革命中的中国人
十月革命中的中国人
2007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的纪念日。据中国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3万华工参加了红军,这些华工为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他们是怎么来到俄国的,又为什么参加了十月革命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相当可观的一支部队到东线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广大旅俄华工看到了希望,他们毅然拿起武器,投入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列。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和随即开始的俄国国内战争中,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在俄国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出现了无数个“中国团”、“中国营”、“中国连”和“中国支队”。他们当中许多人除参与后勤工作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加入了正规军。据苏联学者统计,1919年在苏俄红军、游击队及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中服务的华人达4万人;而以后在所有红军部队中,由中国人组建的部队不少于3个团、5个营及7个独立连,人数大约有5万多人。在苏俄内战险恶艰难的岁月中,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志愿者英勇、正直、忠诚的精神品质给他们的俄国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29步兵师战士、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戈利科夫在191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们的战士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同志的谈话。大家知道,他们爱护武器,任何时候也不离身??中国人的纪律性很强,他们无条件遵守营、连乃至排、班的任何规则。”中国战士的英勇与忠诚,使他们得到了苏俄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的无限信任,1919年初,在列宁身边当警卫的200多名战士中,就有李富清等70多名中国人。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受到上级首长和苏俄各级政府表彰的中国志愿者不计其数。比较著名的是任辅臣领导的第三军第29步兵师第225中国团,曾被授予“红鹰团”的称号。苏俄报刊称它是“我们战线最顽强的部队”和“最可信赖的部队”。
范文四: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现实的选择——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0级历史 201010200009程冉 【摘要】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世界各国历史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十月革命的影响息息相关。立足于当今的中国社会再回首那场伟大的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引导中国人民做出了人类生存最为现实的选择。
【关键字】十月革命 对中国的影响 现实需要
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到现在,学术界对于十月革命的研究简直是不胜枚举,有批评有夸赞。中国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是把十月革命当作人类最伟大的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更是赞不绝口,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单纯地从意识形态领域出发来阐述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说的好像中国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笔者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再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客观地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尤其是应该真正的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来探讨。所以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知道中国人民做出了最为现实的选择,拯救了中国的百姓,也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一、十月革命爆发时的中国
(一)中国社会的大体情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到1905年之前先后签订的南京、北京、瑷珲、马关、辛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个中国赔的够惨。1911年孙中山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却又被袁世凯于1915年窃取。这时期的政治改良是有很多的,但是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再一方面是国外不希望中国强大,所以所有的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当时的社会状况总归起来就几个字:国库空虚,政权腐败、社会动乱、国外势力的压迫。
(二)人民大众的反响
那么,在面对这样的社会的时候,中国人民是怎样的一种境遇,1917年《国民公报》上一篇文章便抱怨:“从前专制时代,讲文明者斥为野蛮,那时百姓所过的日子白天走得,晚间睡得。辛亥推翻专制,袁政府虽然假共和,面子上却是文明了,但是人民就睡不着了。袁氏推翻即是真正共和,要算真正文明了??不但活人不安,死人亦不安了。可见得文明与幸福实在是反比。” :“民国成立以来,惟以吾蜀论,人民处吁嗟愁苦、哀痛流离之日为多,至今则达于极点矣~是岂吾民之厄运耶,抑亦民国之晦气也,若溯厥原,无非法律不能生效力耳。夫阻兵怙恶,焚杀频加,盗据神京,倔强边徼,是皆法律所不许者也。而彼辈必欲为之,所谓国家之妖孽者,其是之谓乎,”(王笛:《街头政治:辛亥革命与大众文化(下)》,《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14日B21版)从这些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百姓所关心的不是国家所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们最关set up, grasping party building work in non-public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the party building. 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 the party members the whole publicity, voting and mobile party members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 and improve party
心的就是自己的吃穿住行这些最基本最现实的需要。
二、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正如**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它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第一,它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直接援助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多方面促进和加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联合,使中国革命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援助。第二,十月革命促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一)中国民众对十月革命的态度
不管是**对于十月革命对中国影响的总结还是如上文那样历代学者的传统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指导与鼓励,中国人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奋起反抗,没有十月革命中国甚至可能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十月革命不仅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挽救了中国,更加重要的是就此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与国际影响。并在21世纪的时候成为制约资本主义世界行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即使是再为成熟的革命和理论都难以使一个民族站立起来。那么,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人民群众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查阅很多文献资料发现,当时以及后来关于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对于十月革命的反映和想法的记载是很少很少的,专门的记载几乎没有,各大报刊报道和记载的都是十月革命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里引起的轩然大波。当时的劳苦大众对于十月革命的具体心理是怎样很难准确的表达出来,但是从大众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关心的不是那个阶级来领导社会,而是每一次的领导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谁可以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就会觉得谁的领导是好的。
“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告,非常的喜欢;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的权利,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底幸福,知道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类。中华全体的平民,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和**提携,立在那人道正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中华劳动公会致苏俄政府电》,《新青年》第7 卷第6 号,1920 年5 月1 日出版)从这一段材料看出十月革命对于十月革命是欢迎的,是抱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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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不是单单就那个时间段而言的,所以在看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人民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应该是有所比较的。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李大钊先生的宣扬和践行下,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渐渐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不断成熟,工农的力量得到了突显。一次又一次的工人运动和农民暴动不仅仅支持了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领导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暴力革命让中国的人民群众得到了甜头:工人渐渐地得到了较少的工作时数和较高的工资,农民再也不是忍气吞声的忍受而是在一次次气壮山河的暴动之后得到了减租的利益甚至是少量的土地。这在以前的中国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自从十月革命后,中国的人民群众渐渐在实现对于温饱的需求。这是由于这样的转变才使得人民群众对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有着热烈的拥护。
三、十月革命给中国的启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如果仅仅站在政治的角度上来一味的强调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社会意识的影响的话势必会忽略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阶级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本来就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众的文化修养还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跳跃过当前的吃穿住行而考虑自己的阶级立场,更不能够让他们跳跃过自身的苦难而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奋斗。不管是学者还是国家的领导集团都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只有做到以民为本才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本阶级的既定目标。
国民党为什么得不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起人民群众,他们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的作用。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因为苏联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没有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飘渺的乌托邦。
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为中国的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这样的革命方式使得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在政治上也逐渐获得了主人翁的地位。十月革命首先影响到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不可否认,但是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那些知识分子还是会像孙中山那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中国不可能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更重要的影响是暴力革命为中国的人民群众提供了崛起的方向,十月革命鼓舞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这种影响是长远的,这种影响支撑了整个中国才有了今天。
所以,再回首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时候,除了在意识形态的更加牢固、信仰更加坚定的同时更应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更应该看看自己的人民是不是真的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只有把人民当作天的政党才是真正先进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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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仝华: 《那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党史文汇》 2012年01期。
2.刘芳: 《十月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 3.**:《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革命》,《山东政报》,1949年04期。 4.《列宁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世界知识》1959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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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正如**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它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第一,它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直接援助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从多方面促进和加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联合,使中国革命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援助。第二,十月革命促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