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唐朝文学史
唐朝文学史
1.唐诗的四个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一,历史学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然而,一方面,唐诗的发展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奥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诗史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特殊情况,习惯上把唐诗的发展分为这四个时期。 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 初唐余习也。”——清?方苞《书柳文后》
“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缭绕之间。”——清?魏源《〈诗比兴笺〉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参见词条唐朝。如:他专门研究初唐的政治经济状况。
初唐的诗歌
创作取向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上官体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 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初唐的散文
初唐仍沿袭南朝文风,不脱绮丽骈俪风气,骈体文仍维持它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著名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在内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现,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杨炯的《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碑》、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是华靡的骈文形式。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倡言复古,要求恢复《诗经》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其功绩固然是在革新诗歌方面,但也对文风转变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国军利害事》、《祭韦府君文》、《谏灵驾入京书》等。
走向盛唐
解读国宝,汉文化。南方传承的“正统”汉文化,是大唐文明的主要渊源。
东汉以后经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中国历史进入长期分裂的十六列国及南北朝时代。那时,匈奴、鲜、氐等少数民族相继南迁,君临北方。东晋将都迁至南京,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不久,又相继更替为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开始散发盛唐独特的文化内涵—大唐。 文学上的盛唐
指唐代自开元至大历间,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唐诗分期者称为盛唐,有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盛唐诗人主要分为山水田园派与边塞诗派两派。山水田园派以王维与孟浩然为首;边塞诗派则以王昌龄为佳。
王维
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善画人物、丛竹、山水。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代表作有:《送元二使安西》、《鹿柴》、《送别》、《山居秋暝》、《使至塞上》等。
孟浩然
孟浩然原名“孟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主。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襄阳南门外背山临江之涧南园有他的故居。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代表作有:《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送朱大人入秦》等篇
王昌龄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0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王昌龄的籍贯,有太原、京兆两说。《旧唐书》本传云王昌龄为京兆(即唐西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大概是因为他在《别李浦之京》诗中说:“故园今在霸陵西”,又有《霸上闲居》之作。唐代许多山西诗人因为洛阳、长安为当时文化中心,多游洛阳、长安,有的甚至多年住于京城,不能因为居住在京城便说他们为京城人。《河岳英灵集》为唐人殷番所编著的唐人诗集,载王昌龄为太原人,《唐才子传》也认为王昌龄为太原人。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如《出塞》、《从军行》,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
李白
李白 (701—762年),生日701年2月8日,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诗仙。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代表作有:七言古诗(《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等,五言古诗(《古风》59首);有句汉魏六朝乐府民歌风味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都成为盛唐的名篇。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杜甫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其人格和诗文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被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公认的华夏诗歌的最高峰,被称为“诗圣”。杜甫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内容上地负海涵,成一代诗史,艺术上沉郁顿挫,波澜老成,深受后世推崇。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代表作有:石壕吏、新
安吏、潼关吏(统称三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通称三别)、望岳(最好的泰山诗歌)、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水调歌头、江南逢李龟年。
宋朝的大文豪苏轼曾写过:“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之,而古今之能事毕矣。”自中唐以来,杜诗普遍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的根基,杜甫是自李白以来华夏诗坛第一人。
开元盛世。
◇中唐诗人
中唐,约七十年,分为两个时期。代宗大历中到德宗贞元中为转折时期,此后直到穆宗长庆末为唐诗继续兴盛的时期,也是唐诗的第二次繁荣。诗歌数量丰富,风格流派繁多,个性得到发展。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为其艺术特征;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艺术上追求新奇险怪;李贺以绚丽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伤的情调独树一帜;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各异,都有独到的成就。众多诗人立足新变,大胆探索,共同创造出色彩纷呈的局面。中唐诗人的杰出成就和艺术上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唐诗自身,而且衣被后人,他们勇于创新,以变求通的精神,尤其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一、中唐前期诗人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曾任道州刺史。论诗在内容上强调文学的美刺教化作用,形式上反对雕琢、崇尚古朴。其诗多针砭时弊之作,代表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对陷于苦难的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两诗直抒胸臆,讽刺辛辣,跌宕起伏,感人至深。杜甫高度评价这两首诗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
顾况(727~815),字逋翁,苏州人。曾任著作郎,因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文学主张与元结相近,认为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悲歌序》),反对徒求文采之丽。所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开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声。其中第十一章《囡》用白描手法,深刻揭露了闽吏取幼童作阉奴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揭示了奴隶身心的深重痛苦,有强烈的感染力。
刘长卿(709~780),字文房。河间(在今河北境)人,以五言律诗擅长。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屡遭贬谪,身世坎坷。个人的不幸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他的诗常常流露出惆怅衰飒的心绪,情调冷落寂寞,凄清悲凉。其诗多写贬谪的感慨和山水隐逸之情,风格冲淡含蓄,清雅洗炼。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诩“五言长城”。代表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雪夜投宿山中贫寒人家的情景,凝炼自然,历历如绘,含蓄亲切。也有少数反映现实的作品,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等。
韦应物(737~?),京兆长安(今西安)人。是大历、贞元间诗坛上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追求恬淡秀丽的意境,连贯流畅的意脉,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其中又以写山水田园最有特色,他善于用简淡自然却又是精心锤炼过的语言,来描写闲适生活的逸趣及孤高峻洁的情怀。《滁州西涧》是其中的佳作,此诗写景生动,极富画意,表现了诗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闲适恬淡的胸怀,其中也寄托了他不得其用的寥落之感。韦应物对社会离乱、民生疾苦也有所反映,而且情辞真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表现了
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的良心。另有《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写与友人阔别十年后重逢的悲喜交集,真切动人。
二、大历十才子和李益
大历十才子,指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不同史籍所载十人姓名略有出入。主要有钱起、卢纶、李端、司空曙、韩翃等。所作诗歌多应景献酬,流连光景,粉饰现实。部分诗作抒写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感。诗歌艺术造诣较高,多为近体,五律成就尤高。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卢纶《塞下曲》等是其中的佳作。如《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寥寥二十字便勾勒出壮阔的画面,渲染了紧张的战争气氛,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很见功力。
李益(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也曾被列入“十才子”,是这一时期最有独创性的诗人。曾到过塞外,因而写作了不少边塞诗,但这些诗多反映边塞的荒凉寂寞,戍边将士对战争的不满和厌倦,已不再有盛唐边塞诗那种高亢乐观的情调,而是于壮烈、慷慨之中带有伤感和悲凉的情调。这些诗又多用他极擅长的七绝来写,因而常被谱入管弦,流传很广。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从军北征》等,均用浓重的笔墨勾勒出边塞的典型环境,悲壮婉转,意境浑成。李益送别酬赠和妇女题材的诗也有不少佳作,如《喜见外弟又言别》、《江南曲》等。
三、韩愈与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指的是中唐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注意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中吸取营养,有意打破传统的表现手法,标新立异,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创立自己的新风格。虽有时因翻新出奇而不免流于晦涩险怪,却避免了中唐诗风滑向柔弱浮荡一途。除韩、孟外,这一派诗人还有贾岛、姚合、卢仝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南阳(在今河南境)人。是中唐、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后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韩愈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豪放雄奇,改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其次,是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韩愈的另一创造是“以文为诗”,就是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如将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段、结构方法、语言形式用于诗歌;用散文那样浩瀚的体制来扩展诗的篇幅;以汉赋那种铺陈排比来结构诗歌;语言打破匀称、均衡、和谐、圆润,使律化的诗歌复古,通篇单行等。这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极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南山诗》、《陆浑山火》、《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听颖师弹琴》等。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在今浙江境)人。与韩愈并称“孟诗韩笔”,作诗以苦吟著称,多为五言古体。艺术上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他出身贫寒,遭遇不幸,仕途潦倒,故其诗多写自身的穷愁孤苦。如组诗《秋怀十五首》、《答友人赠炭》等;难能可贵的是,一些诗不仅反映了中下层文士的艰难境遇和怨怼情绪,还能透过个人的命运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现实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不平,针砭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如《寒
地百姓吟》。孟诗比喻新颖,想象奇警,但也有平易之作,如《游子吟》,清新流畅,于淳朴素淡中表现了人情的浓厚真淳,被广为传诵。
贾岛(779~843),字阆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与孟郊同以苦吟著名,苏轼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便是指二人诗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诗风孤郁悲凉,凄寒局促。这与他出身平民,屡试不第,性格压抑、内向有关。多五言诗,现存370余首中五言就有300首。贾岛诗多表现贫穷愁苦之态、孤寂索寞之情,题材狭窄。作诗多以铸字炼句为胜,缺乏完整的构思,故有佳句而少有佳篇。《暮过山村》一首中“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两句,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见于言外。也有豪壮之作,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寻隐者不遇》一诗如行云流水,是其中较好的作品。贾岛晚年名气越来越大,他内心的压抑不平,行为乖张,都得到晚唐一些诗人的共鸣,而作诗之苦,更为他们所效法。其影响一直及于宋末。
四、李贺
李贺(791~817),字长吉,陇西成纪(在今甘肃境)人。是没落皇室的后裔,加上诗名早著,自视甚高。然而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比常人更多地体验到人生的苦涩,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思考人的命运、生死等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李贺诗最重要的内容,诗里表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有时甚至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他的追求和苦闷,如《梦天》、《秋来》等。这些诗作每每融入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也有作品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反映民生疾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但由于经历的局限,反映现实不够深广。李贺诗歌色彩浓丽、想象奇诡、情调幽冷、构思独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人称“长吉体”。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给古典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但内容偏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奇诡险怪,带来缺少思理的弊病。
五、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和柳宗元,有着相同的政治遭遇,旗鼓相当的才华,以及真挚笃厚的友情,使他们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艺术风格却各有不同。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于永贞年间同柳宗元一道以极高的热情参与了王叔文、王伾推行的政治革新,但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击下,很快遭到失败,迁谪生涯长达二十多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刘禹锡关心现实社会,其诗反映了中唐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倾向鲜明,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等抒情诗及《聚蚊谣》、《飞鸢操》等咏物诗,表现了对权奸们的讽刺蔑视,以及自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之作。诗人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世间变化之后的思考,其中蕴涵了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加之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中唐诗坛独标胜境。如七律《西塞山怀古》、七绝《石头城》、《乌衣巷》等。在长期的谪居生涯中,刘禹锡受巴渝一带民间俚歌俗调的浸染,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亦雅亦俗的优秀诗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等,清新质朴,真率自然,既有民歌般浓郁
的生活气息,又有很高的艺术品味。刘禹锡性格倔强刚毅,善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因而诗中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和豪健雄奇的风格。《始闻秋风》、《秋词二首》等是其代表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诗数量虽不算多,但特色鲜明,成就很高。其中抒情诗和山水诗尤有特色,成就也更高。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柳宗元的心头,所以诗中常常呈现一种空旷孤寂、幽深清远的意境。他善于将壮志豪情与对国家衰退的忧思交织在一起,宏阔的境界与萧瑟的景物交织在一起,抒发了迁谪的悲愤抑郁和去国怀乡的情思。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抒发了诗人离乡别友的悲苦和对挚友的深情怀念,流露出对时事艰危、环境险恶的忧伤和不平。此诗赋中有比,虚实相生,情景交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长期贬谪远荒的生活,使柳宗元对自然山水有特别亲切的感受,山水成为他政治上遭受打击,心情压抑时的最好慰藉。他因山水诗的突出成就与韦应物并称“韦柳”,成为唐代继王维、孟浩然之后有代表性的山水诗人。柳宗元的山水诗构思精巧、意境清新、情致深婉,处处显出其清峻高洁的人格,流露出孤寂凄婉的情绪。名篇《江雪》以孤舟独钓的老翁形象,寄托了诗人清峻高洁的人格和被贬远荒的孤寂幽愤。苏轼称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指出柳诗朴素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丰富深远的情思,足见柳诗所达到的高度。
第九章 晚唐诗人
从文宗大和年间到唐末,是文学史上的晚唐时期,约七十年左右。国势江河日下,诗运亦如国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在诗坛日渐滋长的华靡纤巧的颓风中,杜牧、李商隐却如异军突起,以具有鲜明时代色彩、个性特征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为唐代的灿烂诗国涂抹了最后一道绚丽的霞彩。其后随着王朝不可逆转的末日的来临,逃避现实,追求淡泊境界与清丽诗风成为诗坛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上继元、白,以通俗的形式和语言揭露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尽管这些诗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创新不足,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尖锐犀利的笔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延续和余响。
第一节 杜牧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杜牧生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晚唐,自幼便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曾注《孙子》十三篇,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挽回唐王朝实际上已不可逆转的颓势。杜牧今存诗500多首,在艺术上各体皆工,七绝尤佳,有不少为人传诵的名篇。深沉的历史感是杜牧诗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常常流露出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但由于杜牧性格比较开朗乐观,所以他的诗中虽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消沉,而是在忧郁中透出清丽俊爽的风调。
杜牧的政治诗多揭露时弊和表达他对现实的关切。代表作有《郡斋独酌》、《感怀诗》、《河湟》、《早雁》等。如《早雁》以惊飞四散的早雁,比喻在回纥侵略者蹂躏下被迫流离的边地人民,表现了对难民的深切体贴和同情,也谴责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漠不关心。此诗通篇采用比兴象征手法,表面上句句写雁,实
际上句句写人,含蓄蕴藉,寓意深刻。
咏史诗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很有特色,艺术上也有创新。一部分采用传统手法,借古喻今;另一部分以诗论史,具有史论色彩。分别以《过华清宫》和《赤壁》为代表。《过华清宫》(其一)通过杨贵妃嗜鲜荔枝玄宗命飞骑千里传送的历史事实,深刻揭露和讽刺了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赤壁》写作者凭吊古迹所抒发的历史兴亡的感慨。作者将东吴在赤壁之战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不是出于军事上的无知,而是借史事一吐胸中怀才不遇的块垒。此诗用笔锋利,英气逼人,充分体现出杜牧诗“雄姿英发”的特色。这一以诗论史的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
杜牧的写景抒情诗也取得很高成就,他既善于用凝炼的语言勾勒鲜明的景物意象,又善于把悠远的情思寄托在具体画面之中。如《泊秦淮》以迷茫朦胧的江边月色和柔曼颓靡的流行曲调,构成一幅色彩凄凉暗淡、人物醉生梦死的世情生活图画,而这一切又从抒情主人公的视听感觉中写出,并引起他对前朝亡国教训的联想。清醒与麻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映射,传达出一种浓厚的忧世伤时的感伤情怀。
《江南春》在具有季节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景物描绘中,自然融进了历史兴亡的深沉感喟。《山行》以清丽的色彩、鲜明的形象描绘出动人的山林秋色,独具匠心的把秋叶比作春花,传达出秋光的可爱动人和无限生机,表现了诗人的英气豪情,高怀逸致。
由于晚唐一蹶不振,个人际遇也不顺利,理想与现实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杜牧于是失意消极,甚至放浪声色、玩世不恭,诗中也有少数轻薄之作,如自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唐以后士大夫追求享乐的浮华习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杜牧诗辞采清丽,风调俊爽。杜牧论文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自云“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的诗歌实践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二节 李商隐
李商隐与杜牧齐名,世称“小李杜”。因不幸卷入牛李党争,长期遭受排挤打击,一生多沉沦幕府,困顿失意。
李商隐现存600多首诗,按题材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诗。直接反映现实政治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表现了他对晚唐社会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正义感。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度概括了唐王朝从贞观之治到甘露之变的历史,深刻揭露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分析了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有感二首》、《重有感》反映了宦官大肆诛杀朝臣的“甘露之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赠刘司户蕡》、《哭刘蕡》等一系列作品,表达了对曾在制科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的刘蕡遭贬含冤而死的强烈痛惜和悲愤。《安定城楼》用一连串典故抒发了他遭受压抑的感伤,及忧念国事、蔑视功名利禄的胸怀。于感怀身世中揭示了朋党之争的背景,浸透着深厚的政治内涵。诗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句,因其高度概括了有志有识之士的高远理想,备受人们激赏。
二、咏史诗。按写作主旨可分为两类,一为以古鉴今,一为借古讽今。前一类多选取历史上一些因贪奢荒淫而亡国祸身的帝王为讽刺对象,向最高统治
者提供鉴戒。如《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写隋炀帝因荒淫而失国的历史教训,辛辣地嘲笑了他巡游无度、至死不悟的荒唐行为。《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极为真切地写出马嵬事变时兵荒马乱的情状,在多方面对照与咏叹中谴责了荒淫致乱并且为了保全自己牺牲杨妃的玄宗,讽刺尖锐而深刻,是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后一类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作者借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某些相似特征的艺术描写,达到讽谕时政的目的。《贾生》是其中的杰作,作者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借汉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这一史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才,而“问鬼神”又是针对中晚唐一些皇帝求仙好道的荒唐行径加以针砭。此外,作者从是否关心国计民生来看待人才问题,见解也远高于表现传统的士不遇主题的其他作品。
三、抒情咏物诗。这类诗意境清新,情思缠绵,往往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调,反映了晚唐特定的时代风貌、特定阶层的心理矛盾。在他笔下有落花、枯荷、流莺、鸣蝉、槿花,为雨所败的牡丹等。如《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槿花》:“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再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写水亭秋夜,枯荷听雨,更添相思怀友之情,意境凄清萧飒。《蝉》以秋蝉寄托自己的身世际遇,语极凄婉。这类诗中《夜雨寄北》别具一格,此诗写怀人思归,前两句通过问答和典型环境描写,表现了客居异地的孤寂和深长的思念。后两句紧扣夜雨,另辟新境,将眼前景象当作他日怀想的材料,不仅写出重逢的欢愉,情思的深长,而且用美好的憧憬排遣了眼前的孤独凄凉。全篇使用白描,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含蓄蕴藉,情韵深婉,既有民歌的朴素,又有文人之作的细腻。章法也颇独特,“期”字和“巴山夜雨”的重见叠出形成音调的回环往复。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
四、无题诗。是李商隐的创造。或以“无题”名篇,或借诗的首二字为题,内容或写爱情,或借男女之情而别有寄托。这类诗多用七律,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工于比兴,善用象征和暗示手法,形成绮丽精工、深情绵邈的独特风格。无题向称难解,尤其是《锦瑟》。对于它的主旨,历代诗论家颇多揣测,莫衷一是。有人以为是爱情诗,有人以为是悼亡诗,还有人以为是描写音乐的诗。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作者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首联写因看到锦瑟而产生的联想,引起对逝去的美好年华的回忆;颔联分别用庄子梦蝶和蜀帝魂魄化为杜鹃的典故写自己年轻时虽曾有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却早已寄托在杜鹃啼声中化为一片哀鸣;颈联用沧海珠泪和良玉生烟象征自己的怀才不遇和理想成空。末联收束全篇,与开端的“华年”相呼应,表达了无限怅惘之情。全篇以华美鲜明的形象,丰富奇丽的联想,比兴象征的手法,隐约曲折地表达了难言的隐痛和深沉的哀怨,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般都把它当作爱情诗来读。诗人用比兴象征的手法、细密精工的比喻、回环往复的抒情,真挚动人地表达了封建士大夫缠绵悱恻、隐密难传的爱情生活,堪称描写爱情的绝唱。前四句写离别相思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坚贞;后四句写对女方的深情体贴和对会合的希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联感人至深地写出爱情的缠绵深挚和生死不渝,使执着的感情在濒于绝望中显出无比强烈的力量,所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李商隐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前人曾概括为“深情绵邈”或“沉博绝丽”。具体表现为: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笔下的事物都赋予了作者的性格;以骈文为诗,辞采华丽,音韵铿锵,善用比喻;议论、叙事、抒情与典故相结合。他以意境的深细婉曲和词采的典丽精工创造了诗歌朦胧美的境界,对古典诗歌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诗歌形式上,李商隐也取得很高成就,尤其是七绝和七律。其七绝寄托遥深,措辞委婉,七律是杜甫之后少有的杰作,人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李商隐诗歌的影响从晚唐一直及于清代。
第三节 晚唐其他诗人
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张祜、许浑、李群玉、韩偓、韦庄等。他们的诗多以怀古伤今为主题,染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如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中展现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李群玉《火炉前坐》抒发的“多少关心事,书灰到夜深”的感叹,都表明诗人已经体认到历史兴亡盛衰的不可抗拒。韦庄长于叙事,所作《秦妇吟》,长达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客观上反映了黄巢起义时代复杂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作者也因此有“秦妇吟秀才”之称。
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唐末诗人,继承杜甫和元白的现实主义精神,创作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诗歌,旨在对社会进行批判。
皮日休前期多反映理想、揭露时弊的作品,如《橡媪叹》通过一个拾橡子充饥的老妇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晚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满怀对农民疾苦的深刻同情,斥责了贪官污吏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诗风朴实无华,锋芒毕露。后期多闲适酬唱。
聂夷中以怜贫悯农诗著称。《咏田家》真实反映了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希望改良政治的善良愿望。语言简洁朴素,描写却异常深刻具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比喻,生动贴切,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农民的悲惨处境,尤为人所传诵。但作者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显示了他的阶级局限。
杜荀鹤出身微贱,又逢乱世,对民生疾苦有深入的了解。《山中寡妇》通过对山中寡妇悲惨生活的具体描绘,反映了唐末农村土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剥削的残酷无情。语气沉郁悲愤,议论深刻警策,对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再经胡城县》辛辣地讽刺了靠剥削和欺诈百姓得以升迁的贪官污吏,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严酷事实。
唐末诗人还有陆龟蒙、罗隐、于濆、曹邺、刘驾等。罗隐的咏物诗《蜂》是讽刺现实的力作。
范文二:唐朝文学史学习笔记
唐朝文学史
1(唐诗的四个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一,历史学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然而,一方面,唐诗的发展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平衡;另一方面,唐诗作为展现唐代诗人心灵奥秘和唐代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发展又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盛衰有着不相一致的地方,故而唐诗史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特殊情况,习惯上把唐诗的发展分为这四个时期。 例句
“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 初唐余习也。”——清?方苞《书柳文后》
“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缭绕之间。”——清?魏源《〈诗比兴笺〉序》
2(泛指唐代初期,可参见词条唐朝。如:他专门研究初唐的政治经济状况。
初唐的诗歌
创作取向
初唐诗坛有两大创作取向: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儒家“诗言志”的创作取向,可以把初唐诗人分为二类:一类是围绕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另一类是与宫廷关系较为疏远、或者是飘游在山野之中的诗人。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诗歌风格的形成。
上官体
宫廷诗人诗歌的戏乐取向为内容上歌功颂德、应制唱和,形式上讲究声律对偶、雕琢辞藻。代表为“上官体”,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多写丽景艳情;二是善于缘情体物,抒写敏感细腻的心曲;三是属对精雅。宫廷诗人虽然对近体诗体式的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思想内容、诗歌风格上,他们的诗歌并不能将唐诗创作引上康庄的大道。
四杰
“四杰”的诗学主张集中体现在杨炯的《王勃集序》、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 批评龙朔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提出诗歌创作应有“骨气”,走“刚健”一路。第二,继承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第三,注意南北文风的取长补短,自鸣开一代风气的志向。第四,注意诗文的社会作用。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点:一是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来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二是把“汉魏风骨”与“兴寄”相联系,明确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既抒写社会现实内容又抒发具有时代美学深度的思想感情;三是把“风雅”与“兴寄”相联系,注重诗歌风雅美刺的教化功能;四是强调诗歌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五是主张诗歌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具有发幽思、遣郁闷,泄导人情的功能。这五点相互联系和制约,相辅相成,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也是对先唐诗学成果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这样,陈子昂便给唐代诗人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
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初唐的散文
初唐仍沿袭南朝文风,不脱绮丽骈俪风气,骈体文仍维持它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著名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在内容上比前代作家有了新表现,但王勃的《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即《滕王阁序》)、杨炯的《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碑》、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都是华靡的骈文形式。这和南北朝末年徐陵,庾信的文章近似。武则天在位时,陈子昂倡言复古,要求恢复《诗经》的“风雅”和汉魏的风骨,其功绩固然是在革新诗歌方面,但也对文风转变起了一些作用。他的代表作有《上国军利害事》、《祭韦府君文》、《谏灵驾入京书》等。
走向盛唐
解读国宝,汉文化。南方传承的“正统”汉文化,是大唐文明的主要渊源。
东汉以后经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中国历史进入长期分裂的十六列国及南北朝时代。那时,匈奴、鲜、氐等少数民族相继南迁,君临北方。东晋将都迁至南京,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不久,又相继更替为宋、齐、梁、陈、史称南朝。开始散发盛唐独特的文化内涵—大唐。
文学上的盛唐
指唐代自开元至大历间,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唐诗分期者称为盛唐,有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盛唐诗人主要分为山水田园派与边塞诗派两派。山水田园派以王维与孟浩然为首;边塞诗派则以王昌龄为佳。
王维
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善画人物、丛竹、山水。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代表作有:《送元二使安西》、《鹿柴》、《送别》、《山居秋暝》、《使至塞上》等。
孟浩然
孟浩然原名“孟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主。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襄阳南门外背山临江之涧南园有他的故居。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代表作有:《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送朱大人入秦》等篇
王昌龄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0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王昌龄的籍贯,有太原、京兆两说。《旧唐书》本传云王昌龄为京兆(即唐西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大概是因为他在《别李浦之京》诗中说:“故园今在霸陵西”,又有《霸上闲居》之作。唐代许多山西诗人因为洛阳、长安为当时文化中心,多游洛阳、长安,有的甚至多年住于京城,不能因为居住在京城便说他们为京城人。《河岳英灵集》为唐人殷番所编著的唐人诗集,载王昌龄为太原人,《唐才子传》也认为王昌龄为太原人。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如《出塞》、《从军行》,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
李白
李白 (701—762年),生日701年2月8日,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诗仙。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代表作有:七言古诗(《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梁甫吟》等,五言古诗(《古风》59首);有句汉魏六朝乐府民歌风味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都成为盛唐的名篇。李白在唐代已经享有盛名。他的诗作“集无定卷,家家有之”。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杜甫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其人格和诗文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被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公认的华夏诗歌的最高峰,被称为“诗圣”。杜甫的诗集前代之大成,内容上地负海涵,成一代诗史,艺术上沉郁顿挫,波澜老成,深受后世推崇。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代表作有:石壕吏、新
安吏、潼关吏(统称三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通称三别)、望岳(最好的泰山诗歌)、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水调歌头、江南逢李龟年。
宋朝的大文豪苏轼曾写过:“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之,而古今之能事毕矣。”自中唐以来,杜诗普遍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的根基,杜甫是自李白以来华夏诗坛第一人。
开元盛世。
?中唐诗人
中唐,约七十年,分为两个时期。代宗大历中到德宗贞元中为转折时期,此后直到穆宗长庆末为唐诗继续兴盛的时期,也是唐诗的第二次繁荣。诗歌数量丰富,风格流派繁多,个性得到发展。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为其艺术特征;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艺术上追求新奇险怪;李贺以绚丽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伤的情调独树一帜;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各异,都有独到的成就。众多诗人立足新变,大胆探索,共同创造出色彩纷呈的局面。中唐诗人的杰出成就和艺术上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唐诗自身,而且衣被后人,他们勇于创新,以变求通的精神,尤其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一、中唐前期诗人
,772),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曾任道州刺史。论诗在元结(719
内容上强调文学的美刺教化作用,形式上反对雕琢、崇尚古朴。其诗多针砭时弊之作,代表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对陷于苦难的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两诗直抒胸臆,讽刺辛辣,跌宕起伏,感人至深。杜甫高度评价这两首诗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
顾况(727,815),字逋翁,苏州人。曾任著作郎,因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文学主张与元结相近,认为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悲歌序》),反对徒求文采之丽。所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开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声。其中第十一章《囡》用白描手法,深刻揭露了闽吏取幼童作阉奴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揭示了奴隶身心的深重痛苦,有强烈的感染力。
刘长卿(709,780),字文房。河间(在今河北境)人,以五言律诗擅长。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屡遭贬谪,身世坎坷。个人的不幸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他的诗常常流露出惆怅衰飒的心绪,情调冷落寂寞,凄清悲凉。其诗多写贬谪的感慨和山水隐逸之情,风格冲淡含蓄,清雅洗炼。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诩“五言长城”。代表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雪夜投宿山中贫寒人家的情景,凝炼自然,历历如绘,含蓄亲切。也有少数反映现实的作品,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等。
韦应物(737,,),京兆长安(今西安)人。是大历、贞元间诗坛上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追求恬淡秀丽的意境,连贯流畅的意脉,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其中又以写山水田园最有特色,他善于用简淡自然却又是精心锤炼过的语言,来描写闲适生活的逸趣及孤高峻洁的情怀。《滁州西涧》是其中的佳作,此诗写景生动,极富画意,表现了诗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闲适恬淡的胸怀,其中也寄托了他不得其用的寥落之感。韦应物对社会离乱、民生疾苦也有所反映,而且情辞真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表现了
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的良心。另有《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写与友人阔别十年后重逢的悲喜交集,真切动人。
二、大历十才子和李益
大历十才子,指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不同史籍所载十人姓名略有出入。主要有钱起、卢纶、李端、司空曙、韩翃等。所作诗歌多应景献酬,流连光景,粉饰现实。部分诗作抒写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感。诗歌艺术造诣较高,多为近体,五律成就尤高。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卢纶《塞下曲》等是其中的佳作。如《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寥寥二十字便勾勒出壮阔的画面,渲染了紧张的战争气氛,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很见功力。
李益(748,827),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也曾被列入“十才子”,是这一时期最有独创性的诗人。曾到过塞外,因而写作了不少边塞诗,但这些诗多反映边塞的荒凉寂寞,戍边将士对战争的不满和厌倦,已不再有盛唐边塞诗那种高亢乐观的情调,而是于壮烈、慷慨之中带有伤感和悲凉的情调。这些诗又多用他极擅长的七绝来写,因而常被谱入管弦,流传很广。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从军北征》等,均用浓重的笔墨勾勒出边塞的典型环境,悲壮婉转,意境浑成。李益送别酬赠和妇女题材的诗也有不少佳作,如《喜见外弟又言别》、《江南曲》等。
三、韩愈与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指的是中唐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注意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中吸取营养,有意打破传统的表现手法,标新立异,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创立自己的新风格。虽有时因翻新出奇而不免流于晦涩险怪,却避免了中唐诗风滑向柔弱浮荡一途。除韩、孟外,这一派诗人还有贾岛、姚合、卢仝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南阳(在今河南境)人。是中唐、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后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韩愈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豪放雄奇,改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其次,是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韩愈的另一创造是“以文为诗”,就是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如将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段、结构方法、语言形式用于诗歌;用散文那样浩瀚的体制来扩展诗的篇幅;以汉赋那种铺陈排比来结构诗歌;语言打破匀称、均衡、和谐、圆润,使律化的诗歌复古,通篇单行等。这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极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南山诗》、《陆浑山火》、《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听颖师弹琴》等。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在今浙江境)人。与韩愈并称“孟诗韩笔”,作诗以苦吟著称,多为五言古体。艺术上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他出身贫寒,遭遇不幸,仕途潦倒,故其诗多写自身的穷愁孤苦。如组诗《秋怀十五首》、《答友人赠炭》等;难能可贵的是,一些诗不仅反映了中下层文士的艰难境遇和怨怼情绪,还能透过个人的命运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现实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不平,针砭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如《寒
地百姓吟》。孟诗比喻新颖,想象奇警,但也有平易之作,如《游子吟》,清新流畅,于淳朴素淡中表现了人情的浓厚真淳,被广为传诵。
贾岛(779,843),字阆仙,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与孟郊同以苦吟著名,苏轼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便是指二人诗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诗风孤郁悲凉,凄寒局促。这与他出身平民,屡试不第,性格压抑、内向有关。多五言诗,现存370余首中五言就有300首。贾岛诗多表现贫穷愁苦之态、孤寂索寞之情,题材狭窄。作诗多以铸字炼句为胜,缺乏完整的构思,故有佳句而少有佳篇。《暮过山村》一首中“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两句,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见于言外。也有豪壮之作,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寻隐者不遇》一诗如行云流水,是其中较好的作品。贾岛晚年名气越来越大,他内心的压抑不平,行为乖张,都得到晚唐一些诗人的共鸣,而作诗之苦,更为他们所效法。其影响一直及于宋末。
四、李贺
李贺(791,817),字长吉,陇西成纪(在今甘肃境)人。是没落皇室的后裔,加上诗名早著,自视甚高。然而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比常人更多地体验到人生的苦涩,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思考人的命运、生死等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李贺诗最重要的内容,诗里表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有时甚至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他的追求和苦闷,如《梦天》、《秋来》等。这些诗作每每融入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也有作品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反映民生疾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等。但由于经历的局限,反映现实不够深广。李贺诗歌色彩浓丽、想象奇诡、情调幽冷、构思独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于中唐诗坛独树一帜,人称“长吉体”。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给古典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但内容偏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奇诡险怪,带来缺少思理的弊病。
五、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和柳宗元,有着相同的政治遭遇,旗鼓相当的才华,以及真挚笃厚的友情,使他们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艺术风格却各有不同。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于永贞年间同柳宗元一道以极高的热情参与了王叔文、王伾推行的政治革新,但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击下,很快遭到失败,迁谪生涯长达二十多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刘禹锡关心现实社会,其诗反映了中唐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倾向鲜明,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等抒情诗及《聚蚊谣》、《飞鸢操》等咏物诗,表现了对权奸们的讽刺蔑视,以及自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之作。诗人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世间变化之后的思考,其中蕴涵了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加之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中唐诗坛独标胜境。如七律《西塞山怀古》、七绝《石头城》、《乌衣巷》等。在长期的谪居生涯中,刘禹锡受巴渝一带民间俚歌俗调的浸染,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亦雅亦俗的优秀诗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等,清新质朴,真率自然,既有民歌般浓郁
的生活气息,又有很高的艺术品味。刘禹锡性格倔强刚毅,善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因而诗中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和豪健雄奇的风格。《始闻秋风》、《秋词二首》等是其代表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诗数量虽不算多,但特色鲜明,成就很高。其中抒情诗和山水诗尤有特色,成就也更高。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柳宗元的心头,所以诗中常常呈现一种空旷孤寂、幽深清远的意境。他善于将壮志豪情与对国家衰退的忧思交织在一起,宏阔的境界与萧瑟的景物交织在一起,抒发了迁谪的悲愤抑郁和去国怀乡的情思。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抒发了诗人离乡别友的悲苦和对挚友的深情怀念,流露出对时事艰危、环境险恶的忧伤和不平。此诗赋中有比,虚实相生,情景交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长期贬谪远荒的生活,使柳宗元对自然山水有特别亲切的感受,山水成为他政治上遭受打击,心情压抑时的最好慰藉。他因山水诗的突出成就与韦应物并称“韦柳”,成为唐代继王维、孟浩然之后有代表性的山水诗人。柳宗元的山水诗构思精巧、意境清新、情致深婉,处处显出其清峻高洁的人格,流露出孤寂凄婉的情绪。名篇《江雪》以孤舟独钓的老翁形象,寄托了诗人清峻高洁的人格和被贬远荒的孤寂幽愤。苏轼称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指出柳诗朴素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丰富深远的情思,足见柳诗所达到的高度。
第九章 晚唐诗人
从文宗大和年间到唐末,是文学史上的晚唐时期,约七十年左右。国势江河日下,诗运亦如国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在诗坛日渐滋长的华靡纤巧的颓风中,杜牧、李商隐却如异军突起,以具有鲜明时代色彩、个性特征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为唐代的灿烂诗国涂抹了最后一道绚丽的霞彩。其后随着王朝不可逆转的末日的来临,逃避现实,追求淡泊境界与清丽诗风成为诗坛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上继元、白,以通俗的形式和语言揭露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尽管这些诗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创新不足,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尖锐犀利的笔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延续和余响。
第一节 杜牧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杜牧生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晚唐,自幼便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曾注《孙子》十三篇,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挽回唐王朝实际上已不可逆转的颓势。杜牧今存诗500多首,在艺术上各体皆工,七绝尤佳,有不少为人传诵的名篇。深沉的历史感是杜牧诗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常常流露出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但由于杜牧性格比较开朗乐观,所以他的诗中虽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消沉,而是在忧郁中透出清丽俊爽的风调。
杜牧的政治诗多揭露时弊和表达他对现实的关切。代表作有《郡斋独酌》、《感怀诗》、《河湟》、《早雁》等。如《早雁》以惊飞四散的早雁,比喻在回纥侵略者蹂躏下被迫流离的边地人民,表现了对难民的深切体贴和同情,也谴责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漠不关心。此诗通篇采用比兴象征手法,表面上句句写雁,实
际上句句写人,含蓄蕴藉,寓意深刻。
咏史诗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很有特色,艺术上也有创新。一部分采用传统手法,借古喻今;另一部分以诗论史,具有史论色彩。分别以《过华清宫》和《赤壁》为代表。《过华清宫》(其一)通过杨贵妃嗜鲜荔枝玄宗命飞骑千里传送的历史事实,深刻揭露和讽刺了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赤壁》写作者凭吊古迹所抒发的历史兴亡的感慨。作者将东吴在赤壁之战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不是出于军事上的无知,而是借史事一吐胸中怀才不遇的块垒。此诗用笔锋利,英气逼人,充分体现出杜牧诗“雄姿英发”的特色。这一以诗论史的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
杜牧的写景抒情诗也取得很高成就,他既善于用凝炼的语言勾勒鲜明的景物意象,又善于把悠远的情思寄托在具体画面之中。如《泊秦淮》以迷茫朦胧的江边月色和柔曼颓靡的流行曲调,构成一幅色彩凄凉暗淡、人物醉生梦死的世情生活图画,而这一切又从抒情主人公的视听感觉中写出,并引起他对前朝亡国教训的联想。清醒与麻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映射,传达出一种浓厚的忧世伤时的感伤情怀。
《江南春》在具有季节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景物描绘中,自然融进了历史兴亡的深沉感喟。《山行》以清丽的色彩、鲜明的形象描绘出动人的山林秋色,独具匠心的把秋叶比作春花,传达出秋光的可爱动人和无限生机,表现了诗人的英气豪情,高怀逸致。
由于晚唐一蹶不振,个人际遇也不顺利,理想与现实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杜牧于是失意消极,甚至放浪声色、玩世不恭,诗中也有少数轻薄之作,如自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唐以后士大夫追求享乐的浮华习气,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杜牧诗辞采清丽,风调俊爽。杜牧论文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自云“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的诗歌实践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二节 李商隐
李商隐与杜牧齐名,世称“小李杜”。因不幸卷入牛李党争,长期遭受排挤打击,一生多沉沦幕府,困顿失意。
李商隐现存600多首诗,按题材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诗。直接反映现实政治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表现了他对晚唐社会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正义感。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度概括了唐王朝从贞观之治到甘露之变的历史,深刻揭露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分析了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有感二首》、《重有感》反映了宦官大肆诛杀朝臣的“甘露之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赠刘司户蕡》、《哭刘蕡》等一系列作品,表达了对曾在制科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的刘蕡遭贬含冤而死的强烈痛惜和悲愤。《安定城楼》用一连串典故抒发了他遭受压抑的感伤,及忧念国事、蔑视功名利禄的胸怀。于感怀身世中揭示了朋党之争的背景,浸透着深厚的政治内涵。诗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句,因其高度概括了有志有识之士的高远理想,备受人们激赏。
二、咏史诗。按写作主旨可分为两类,一为以古鉴今,一为借古讽今。前一类多选取历史上一些因贪奢荒淫而亡国祸身的帝王为讽刺对象,向最高统治
者提供鉴戒。如《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写隋炀帝因荒淫而失国的历史教训,辛辣地嘲笑了他巡游无度、至死不悟的荒唐行为。《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极为真切地写出马嵬事变时兵荒马乱的情状,在多方面对照与咏叹中谴责了荒淫致乱并且为了保全自己牺牲杨妃的玄宗,讽刺尖锐而深刻,是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后一类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作者借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某些相似特征的艺术描写,达到讽谕时政的目的。《贾生》是其中的杰作,作者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借汉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这一史实,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才,而“问鬼神”又是针对中晚唐一些皇帝求仙好道的荒唐行径加以针砭。此外,作者从是否关心国计民生来看待人才问题,见解也远高于表现传统的士不遇主题的其他作品。
三、抒情咏物诗。这类诗意境清新,情思缠绵,往往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调,反映了晚唐特定的时代风貌、特定阶层的心理矛盾。在他笔下有落花、枯荷、流莺、鸣蝉、槿花,为雨所败的牡丹等。如《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槿花》:“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再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写水亭秋夜,枯荷听雨,更添相思怀友之情,意境凄清萧飒。《蝉》以秋蝉寄托自己的身世际遇,语极凄婉。这类诗中《夜雨寄北》别具一格,此诗写怀人思归,前两句通过问答和典型环境描写,表现了客居异地的孤寂和深长的思念。后两句紧扣夜雨,另辟新境,将眼前景象当作他日怀想的材料,不仅写出重逢的欢愉,情思的深长,而且用美好的憧憬排遣了眼前的孤独凄凉。全篇使用白描,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含蓄蕴藉,情韵深婉,既有民歌的朴素,又有文人之作的细腻。章法也颇独特,“期”字和“巴山夜雨”的重见叠出形成音调的回环往复。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
四、无题诗。是李商隐的创造。或以“无题”名篇,或借诗的首二字为题,内容或写爱情,或借男女之情而别有寄托。这类诗多用七律,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工于比兴,善用象征和暗示手法,形成绮丽精工、深情绵邈的独特风格。无题向称难解,尤其是《锦瑟》。对于它的主旨,历代诗论家颇多揣测,莫衷一是。有人以为是爱情诗,有人以为是悼亡诗,还有人以为是描写音乐的诗。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作者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首联写因看到锦瑟而产生的联想,引起对逝去的美好年华的回忆;颔联分别用庄子梦蝶和蜀帝魂魄化为杜鹃的典故写自己年轻时虽曾有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却早已寄托在杜鹃啼声中化为一片哀鸣;颈联用沧海珠泪和良玉生烟象征自己的怀才不遇和理想成空。末联收束全篇,与开端的“华年”相呼应,表达了无限怅惘之情。全篇以华美鲜明的形象,丰富奇丽的联想,比兴象征的手法,隐约曲折地表达了难言的隐痛和深沉的哀怨,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般都把它当作爱情诗来读。诗人用比兴象征的手法、细密精工的比喻、回环往复的抒情,真挚动人地表达了封建士大夫缠绵悱恻、隐密难传的爱情生活,堪称描写爱情的绝唱。前四句写离别相思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坚贞;后四句写对女方的深情体贴和对会合的希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联感人至深地写出爱情的缠绵深挚和生死不渝,使执着的感情在濒于绝望中显出无比强烈的力量,所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李商隐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前人曾概括为“深情绵邈”或“沉博绝丽”。具体表现为: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笔下的事物都赋予了作者的性格;以骈文为诗,辞采华丽,音韵铿锵,善用比喻;议论、叙事、抒情与典故相结合。他以意境的深细婉曲和词采的典丽精工创造了诗歌朦胧美的境界,对古典诗歌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诗歌形式上,李商隐也取得很高成就,尤其是七绝和七律。其七绝寄托遥深,措辞委婉,七律是杜甫之后少有的杰作,人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李商隐诗歌的影响从晚唐一直及于清代。
第三节 晚唐其他诗人
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张祜、许浑、李群玉、韩偓、韦庄等。他们的诗多以怀古伤今为主题,染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如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中展现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李群玉《火炉前坐》抒发的“多少关心事,书灰到夜深”的感叹,都表明诗人已经体认到历史兴亡盛衰的不可抗拒。韦庄长于叙事,所作《秦妇吟》,长达238句、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客观上反映了黄巢起义时代复杂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作者也因此有“秦妇吟秀才”之称。
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唐末诗人,继承杜甫和元白的现实主义精神,创作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诗歌,旨在对社会进行批判。
皮日休前期多反映理想、揭露时弊的作品,如《橡媪叹》通过一个拾橡子充饥的老妇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晚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满怀对农民疾苦的深刻同情,斥责了贪官污吏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诗风朴实无华,锋芒毕露。后期多闲适酬唱。
聂夷中以怜贫悯农诗著称。《咏田家》真实反映了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希望改良政治的善良愿望。语言简洁朴素,描写却异常深刻具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比喻,生动贴切,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农民的悲惨处境,尤为人所传诵。但作者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显示了他的阶级局限。
杜荀鹤出身微贱,又逢乱世,对民生疾苦有深入的了解。《山中寡妇》通过对山中寡妇悲惨生活的具体描绘,反映了唐末农村土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剥削的残酷无情。语气沉郁悲愤,议论深刻警策,对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再经胡城县》辛辣地讽刺了靠剥削和欺诈百姓得以升迁的贪官污吏,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严酷事实。
唐末诗人还有陆龟蒙、罗隐、于濆、曹邺、刘驾等。罗隐的咏物诗《蜂》是讽刺现实的力作。
范文三:[资料]大学现代文学史教材 ——唐朝文学部分
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与实现
?? 以早期史学为中心
陈 飞
一代有一代文学,每个时代文学完成的过程不尽不尽相同。唐代文学是文学史上的巅峰和奇迹,她的完成必然有着诸多不同寻常之处。整体看来唐代文学是历朝唐人前赴后继、精
,1,勤建设的结果,但各个时期建设的主题及其成就各有侧重和特点,其早期建设尤可注意。由于唐初统治者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和修养,对儒家政治有着长期的酝酿准备,因而从立国
,2,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之后便坚定地选择并实行了“文德”政治,这样的政治须要“文学”的全面配合,“文学”不仅是其资源和根据,也是其途径和体现,同时也是其内容和目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政治本身,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持而一体共成,非一般关系可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下,唐初统治者开始了全面的“文学”建设。总的说来,其文学建设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和规范性,高度成熟且意志统一。这些建设可见诸当时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就其主要途径和支撑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以下面几个系统最为显著而得力:一是“政令”系统。在朝廷一系列诏书法令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赋予文字形式以最高权威,并付诸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等加以实施,具有政治的规定性和强制力;二是“史学”系统。在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和其他史书编写及著述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于叙述事实、褒贬取
,3,舍中确立准则和典范,引导并“激约”当时及后世。三是“经学”系统。在对古代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阐述中表达。其特点是于整理文本、统一经注中确立意义和权威,示天下后世以准则。四是“文章”系统。在对已有文学作品的编集整理、解说评论中表达,其特点是在高下取舍的同时显示模范与法则。五是“编集”系统。在对文献资料、典章制度、故事轶闻之类的汇集编述中表达。其特点主要在于保存材料、提供资源,以便利用和借鉴。六是“文艺”系统。在具体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表达。其特点是真切生动,感人既深,影响亦广。六者各以其特有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致力唐代文学的基础建设,本文仅就“史学”系统略予考察,其他则俟另文。
一
“史学”建设实质上也是“文德”政治建设的重要部分,而“史学”中的“文学”建设则是“文德”政治对“文学”的要求在“史学”系统中的表达与实现,唐初史学较为活跃,其中尤以官修诸“前代史”,以下简称“诸史”,意义特别重要,以下讨论即就此展开。
应予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政体和机制下,“历史”往往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官修史书尤其是将政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而有用于当前的有效形式。唐人于立国之初就考虑并着手大规模的“前代史”和“国史”(即“当代史”)的修撰,当时列入计
,1,划的有《魏史》、《周史》、《隋史》、《梁史》、《齐史》、《陈史》等。”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到底,但统治者重史的态度已昭然可见。太宗即位不久便继续其事,《唐会要》载:“至贞
,2,,3,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到了贞观十年即告完成。至贞观二十年又诏
,4,修《晋书》。 其后又有史官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吕才撰《隋纪》,李延寿
,5,撰《南、北史》,元行冲撰《魏典》等等。可见诸史的修撰和完成,大抵皆在贞观至(高宗)显庆时期,主持和参与修史者,全是朝廷官员,而且绝大多数为高级要员和宰臣,甚至连皇帝也亲预其事,并设有专门机构。这表明修史工作乃为当时朝廷之重要大事,其所修之史则是朝廷高层集体意志之所在。
唐初修史与后世所谓的“盛世修史”大异其趣:后者往往是无关痛痒的粉饰和装点,前者确是有所感有所为而发。朝廷对此并不讳言,武德五年修前代史诏称:“经典存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然而简牍未修,纪傅咸缺,炎凉已积,謡俗还讹,余烈遗风,冺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民,
,6,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叹悼,有懐撰録,实资良直??”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称:“??是知右史序言,斯不爽昧;左官诠事,歴兹绵逺;发挥文字之本,通逹书契之源。大矣哉,葢史籍之为用也~??至梁、陈、髙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録。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
,7,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洛之诰,咸使发明。”其旨趣所归,一在继承传统,保存史实,这大抵属于“事实”层面的考虑;二在探讨因果,总结规律,大抵属于“精神”层面的考虑;三在明示取舍,作用当代,大抵属于“现实”层面的考虑;四在归纳准则,垂典立范,大抵属于“历史”(将来)层面的考虑。其关键则在于“裁成义类”,即通过修史明确价值和准则之所在,准此以认识历史、指导现实并有益后世,而“现实”无疑是其重心所在。这些旨趣在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二
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甚多,主要见于:《隋书?文学传》之序与论,《梁书?文学传》之序与论,《陈书?文学传》之序与论,《南史?文学传》之序与论,《北史?文苑传》之序与论,(题太宗御撰)《晋书?文苑传》之序与论,《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以及《隋书?经籍志?集部序》、《陈书?后主纪论》、《梁书?简文帝纪》和《敬帝纪》及《刘勰传》、《晋书?陆机传论》(太宗作)等等,其中《隋书?文学传序》,以下简
,1,称“隋序”,堪称代表。
应予指出的是:不论是《文学传》还是《文苑传》,其所叙述都不是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学”和“文人”的完整反映,甚至不是其主力的反映。这是因为《文学(苑)传》只是从“传”的角度而作的叙述,其重心在“人”,又因是“合传”,每个人得到的叙述也很有限。因此我们在《文学(苑)传》里所看到的大抵只是这个时代“文人”及“文学”的一部分而已,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部分。而且在修史者看来,“文人”的现实地位与其“文学”成就实际是一回事,那些现实地位相对重要的“文人”按照旧史体例已被置于“列传”另作特别表彰了,只有那些现实地位不高但“文学”上不无可取的人,才被归入《文学(苑)传》一并介绍。,2,这样的叙述理念和体例安排似乎意味着入《文学(苑)传》者,一般并没有重要的功德建树,仅有“文词”而已,而“文词”并不是“文学”的主要部分。或许诸史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些,才在《文学(苑)传》的《序》、《论》等部分不惜笔墨,驰骋才思,以补其整体把握、深入讨论之不足。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不仅思想、倾向,连同表述和风格也基本一致,甚至有些部分完全相同。其中又以魏征的《隋序》最具纲
领性和代表性,其他似乎都以此为准则和基调。据唐人刘知几《史通》所说:“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事具于上。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
,3,,4,有论赞,征多预焉。”《唐会要》载:“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则知当年修史工作系由秘书省具体承担。魏征于贞观二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
,1,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作为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和当朝宰臣,魏征“总知”亦即全面主持诸史的修纂工作可谓是职所当然,并且同时主持着校定“四部书”的工程。但他对修史似乎特别重视,“凡有论赞,征多预焉”,可见“论赞”多出其手和其意。《旧唐书》载:“初,有诏遣令狐徳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逹、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2,史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可知魏征不仅“总加撰定”,而且亲撰《隋史》“序”与“论”,还为《梁》、《陈》、《齐》三史撰写“总论。”并因此赢得“良史”之誉,得到太宗加官、进爵、赐物的奖赏。“左光禄大夫”、“郑国公”、“二千段”,这些当时绝不是一般的奖励,乃是有大功于天下社稷的重奖,足见朝廷对诸史及魏征的贡献之看重。明白了这些,也就比较容易理解诸史所论何以惊人相似且取准于魏征了。然则魏征所论并不只代表其个人,而是其修史班子乃至整个统治集团,以下简称“贞观君臣”,思想观念、意志要求的集中体现和概括表达。那些见之于不同史书中的言辞重复、语义雷同之类,本应为史家史之所忌,现在反被特别地强调出来,这不应是一时的“疏忽”,而应是“有意为之”,其意在于突出和强化统治集团的“共识”,向天下明示:发表在这里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原则、取向、标准等等,皆为朝廷当局的统一“意志”。实际上,由于修史者及其所修诸史的特殊地位和权威,这些“意志”已经具有某种“政令”性质,而太宗的“御撰”称为“制”,则与诏令几乎无异了。此其二。
现在看来,通过修撰诸史进行“文学”建设乃是贞观君臣“文学”建设的重要契机和步骤。作为最高统治集团,贞观君臣对于“文学”有着宏大的抱负、高远的期待和迫切的要求,但社会承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人物流散,尚处于恢复养息之中,并不具备全面展开文学的实际创作的条件,包括贞观君臣自身,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热情,但因百废待兴,也无暇大事创作。而他们所熟知的“前代史”已经表明,已有的“前代文学”并不适应他们建设“文德”政治的当代要求,必须寻求“新”的适应当代要求的文学发展道路。因此,诸“前代史”之“文学”部分的修撰,便成为他们寻求“新文学”道路的绝佳契机和形式,而其致力点则集中在这种“新文学”的“概念”的建构上,也可以说他们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包涵并完成了唐代“新文学”概念体系,因而他们在这一系统中的文学建设主要是以概念性形态呈现出来的。
“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变化的概括和抽象的反映。按说唐代“新文学”的概念应当建立在唐代“新文学”的客观实际之上,但是由于贞观君臣所面对的是“前代史”,因而其“客观实际”主要是“前代文学”,当他们所面临的当代文学形势及其需求,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实际”。换句话说,贞观君臣通过考察、分析和概括“前代”文学而形成了关于“前代文学”的概念,又将自己的文学认识、现实要求和发展目标等融入其中加以提高完善,使其实际上成为当代和后世文学发展的指导和规范,于是便形成了关于“唐代文学”的概念。这个“唐代文学”明显不同于“前代文学”,故可称之为“新文学”。因而他们的“概念”并不是完全空洞的抽象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具体且可行的内容的:既有一般的意识、观念、思想、精神之类,又有明确的定义、范畴、判断之类,还有较为具体的理想、设计、规范之类。在诸史的有关表达中,这三者往往涵融并存,很难截然分开,但我们在考察时可以有所侧重。
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及其所形成的文学“概念”系统而成熟,其要如下:
第一,“文义”的古典复归。诸史多以“开宗明义”的形式对“文”之“义”,以下简称“文义”,进行阐释和确定,《隋序》的表述尤为完整:“《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徳,着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敎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相似的论述也见于《北史?文苑传序》、《南史?文学传序》、《陈书?文学传序》、《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襃、庾信传论》、《晋书?文苑传序》等。它们以近乎“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方式强烈宣明贞观君臣对“文义”的理解和坚持。这些“文义”散见于古代经典和圣贤言说,,1,经贞观君臣的组织整合,成为较为完整严密的“文义”体系。这种自觉推原“古代”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取向,反复称引古代经典、推尊古代圣贤、标举古代范例的方式,充分昭示了对古典“文义”的归依。这不应是个别人的偶然性选择,而是贞观君臣集体的方略性选择。他们所“重新”阐释和确立的“文义”全部出自儒家经典,故其归依乃是向着儒家“文义”的归依。同时,这种阐发和归依又是截断众流、直达本原式的,因而在学术上更具有“正义”性,遂赋予这种“文义”以传统的、正确的和标准的地位;而在现实上则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确认“正义”同时也就意味着排除“异义”,又赋予使这种“文义”以唯一的、独尊的与合法的地位;加之官修史书的特殊性质和贞观君臣的特殊身份等因素,使得这种“文义”具有了至高无上、独尊无二的权威。如果再在考虑到魏晋以还的“文章道弊”的文学背景,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实际上也是古典“文义”的“复兴”,当然,他们所“复兴”的“文义”并不完全是“古典”的。
第二,“文用”的全面确认。“文”之“功用”,以下简称“文用”,其实也是“文义”的重要构成,但因诸史对此特别强调,我们这里也对它作单独讨论。贞观君臣对“文用”的认识之全面,堪称前所未有。《隋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敎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北史?文苑传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逖听三古,弥纶百代。??用能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其离?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者,往往而有矣。”其他诸史也有类似的论述。这里的“文用”乃是上述“文义”的生发与展开,由于“文化”本是古典“文义”根本主题,故诸史论“文用”也有以“化成天下”为本,并据此构建其“文用”的体系,而“时用”、“时义”之类则受到特别的关注和强调。
在这个构建中,“文用”是在一定的“关系”和层级中展开并实现的。最大者为“上—下”关系:“上”和“下”既指“文”的施用者在政治地位上的高低,也指相应“文用”在重要性上的大小差别。“上―下”之间,实包涵着“君—臣—民”三者所代表的主要层面:每一在在“上”层者皆可通过“文”来“敷德教”于其下一层;而每一在“下”层者,则可通过“文”来“达情志”于其上一层。正是在这种往复不断的“上―下”关系中,“文用”
得以实施和实现。“文用”也有相应的层级:一是“大”的功用,即所谓“经天纬地,作训垂范”。尧舜周公孔子的“文用”便属于此。看来这一层是帝王和圣贤的“专利”,非常人可得而用;二是“次”的功用,即所谓“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显然这是属于“臣”的,他们处于“君”与“民”之间,其职责便是通过“文”来匡弼君主,调和民众;三是“或”的功用,即所谓“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言“或”言“往往”,意味这种情况不是必然的却是经常的,其中又有两类:一类是“离谗放逐之臣”,即已入仕途而遭遇挫折者;一类是“途穷后门之士”,即欲(入仕途)展抱负而不得途径者。这两类人都相对远离政治中心,与“民”更为接近,他们可以通过“文”来传情“魏阙”,表达“愤激”,从而使自己改善困境,进而飞黄腾达,流芳千古。由此可见,“大”、“次”、“或”实已顾及从上到下的“君”、“臣”、“民(个人)”各层关系,各层皆有相应的“文用”责任和权利,以及相应的目的与功效要求。施用的范围也不一样:“大”者包括“天下”,“次”者关及“国家”,“或”者则大抵限于“个人”;而且“大”者相对高超,重在道德建树,“次”者相对具体,重在现实功利,而“或”者则相对灵活,可以是生前的满足,也可以是身后的追求。这三者恰与古人所谓“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大抵相应,也就是说,“文用”既关乎天下、国家、个人之全体,也关乎人的道德、事功及文章之全部。然则“文用”确实是既大且广,既高超又具体,贞观君臣如此体认“文用”,可谓全面而切实。
还有一点应予注意:上文说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和复兴具有独尊性,现在看来,他们在确认“文用”时,对“个人”(即上述第三层级及“或”)的“文用”也留有位置,对“文用”的个人化、性情化给予了肯定,允许甚至鼓励用较为激烈的方式争取个人的文学价值的实现。这些都使其“文用”内涵更加丰富而全面,但其中也有与经典儒家文学理念不尽和谐的成分,这表明贞观君臣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斥其他的和后起的“文用”,这固然体现了他们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怀抱,也与他们对“文”和“人”的深刻认识与充分理解有关。
第三,“文理”的积极认识。诸史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文”的发生机理和成功因素,以下简称“文理”,等问题,并有积极的认识。《北齐书?文苑传序》谓:“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鳯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伏膺无怠,钻仰斯切,驰鹜胜流,周旋益友,强学广其闻见,专心屏于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已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歳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懐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着论也:‘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貎衰于下,忽
,1,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其他诸史也有类似的论述,主要涉及“文”的一些基本原理:其一,就“文”的发生机理而言,强调“文”之所起,本于或缘于“情性”,是“人”之“情性”受“六气”所感而见诸形式,很明显是对《乐记》、《毛诗序》等儒家传统认识的继承,但也可以看到对陆机《文赋》、锺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魏晋以还文学思想接受。其中对“情性”的肯定,与上文所说对个人性“文用”的尊重具有同样积极的意义。其二,就“文”的成功条件而言,则强调先天的禀赋,同时鼓励后天的努力。所谓“帝资”、“天纵”、“生知”、“先觉”、“自成”、“冥会”、“生灵”、“机见”等等,极为醒目地提示:为“文”水平的高低及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个人天赋,只有那些具有超常天赋者才能得其玄
妙,造就杰作。这种认识看上去不免有些神秘,但若考虑到“文”在本义上与天地人心的深刻联系,就能够理解贞观君臣并非故弄玄虚,而与他们对“文”的深切体认和特别敬重相符合,况且有大量古人实例和论说为根据,那些臻于极境的文学作品的完成往往确有令人匪夷所思,叹为天成之妙。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对“天赋”强调,可赋予“文”以神圣而高贵的品质,从而唤起人们对“文”的敬慎和力行。而对于后天的努力,贞观君臣也给予积极的肯定,并指出即使天赋非常者也不能例外。总之,不论何人,只有精诚用功,强学多师,勤习苦练,才会达到成功。他们还引据魏文帝曹丕“志士大痛”之说,激励人们珍惜光阴,努力成功,以致不朽。这不仅是对“人工”的承认,也为那些“天赋”并不特出者赋予了为“文”资格,并为其指明了途径。此外,对文章的写作、文体的要求、文风的形成等,也都提出了原则和要求。
第四,“文史”的系统整理。贞观君臣还特别注意对前代之“文”进行“史”的梳理,以下简称“文史”,,往往并不局限于某史之一代而是贯通上下,提纲挈领,文质兼顾,从而建立起“文学史”的框架和概念。其尤可注意者:一是强烈的“整理”意识,这在其集介绍、议论、评判于一体的叙述方式上体现最为突出。贞观君臣的旨趣原本就在于通过修史而“裁成义类”,从而使历史上的方方面面是是非非都各有其位置和次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史实陈列。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叙述“姿态”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是评判式的,“归结”则是选择性的,“视角”是全景式的,而其“眼光”不仅照彻古今而且指向未来的,在对前代文学排定位序、判别高下的同时也就作出了取舍,以显示其价值和准则之所在,并。为今文学的当前及今后发展作出设计。二是鲜明的“定论”态度。贞观君臣更为在意和擅长的,似乎在论断方面,几乎对所有重要问题都要努力作出自己的结论乃至定论,而且往往口径一致,态度鲜明。兹据《隋序》的论断,列表以见大概:
时 期 定 论 取 舍
永明、天监之际 文雅尤盛;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清绮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
则文过其意;文华者宜于咏歌 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
尽善尽美 太和、天保之间 文雅尤盛;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
则理胜其词;理深者便于时用
梁自大同之后 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 无所取
周氏吞并梁荆 此风扇于闗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 无所取裁
隋髙祖初统万机 斵雕为朴;时俗词藻,犹多淫丽 咸去浮华;屡飞霜简
隋炀帝初习艺文 有非轻侧之论 缀文之士;依而取正;意在骄
淫,词无浮荡;能言者未必能隋炀帝即位后 一变其风;并存雅体,归于典制
行;君子不以人废言
这里主要着眼于“时期”,其实《隋序》的论断也针对“人物”。如谓江淹、沈约、任昉、温子昇、邢子才、魏伯起等人“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谓梁简文帝萧纲、梁湘东王萧绎“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等等,都具有强烈的论定性。不论是正面的、肯定性的、可取的,还是反面的、否定性的、不可取的,或者得失并存、取舍兼有的,其论断都意思清楚、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学术史证明,这些论断因其观察全面、
识见准确、评价允当大多已为不刊之“定论”。而一旦成为定论,便与其所论对象结成不断强化的稳定结构,成为相对固定的“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很难轻易改变。
第五,“美景”的清晰勾画。贞观君臣还就其理想的文学图景及其达成途径进行设计和勾画,这种文学就是他们所要求和期待的“完美”文学。就其构思之完整、斟酌之成熟、设计之合理、描绘之清晰而言,仍以魏征所论为尚,这就是《隋序》的名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1,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文质斌斌,尽善尽美”正是对贞观君臣“完美”文学理想图景,以下简称“美景”,的高度概括和典型表达。而且这样的“美景”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贞观君臣在对以往文学的充分了解、深入分析、细心甄别、审慎取舍的基础上,根据当代政治的文学要求、社会的文学状况以及文学自身走向完美的必备条件等,融会概括、提炼升华而成的。就其文字表述而言,其意思、语言乃至音韵、节奏等高度严谨、精练、合理、成熟,绝非仓促草率之作,应是经过长期酝酿、反复讨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精心之作。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文质斌斌,尽善尽美”决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但贞观君臣也已给出了途径和方法:即从前代文学中发现并掌握诸如宫商发越、清绮、词义贞刚、气质、理胜其词、文过其意、理深、文华、清音、累句、短、长等等,将其优长适当集中,并与“时用”和“咏歌”适当联系,使“文”与“质”适当结合,即可造成“完美”文学。这里的关键就是“适当”,而每一个“适当”都不容易做到,但从设计者“若能??则??矣”的表述里,可以其满怀自信。的确,有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和借鉴,有了明确的原则和取舍,有了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几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大约就是相应的政治环境,再加上各方面的努力实行。这样,“完美”文学的实现研究也就为期不远了。
魏征的表述可称之为文学“美景”的概念性方案,而诸史随处可见的贞观君臣关于理想文学的表达,则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丰富和充实着这个方案。其实上文所述“文义”、“文用”、“文理”、“文史”等,其中也不乏文学志趣和理想的内涵,这里不复详述。现在我们不妨将诸史论及的相关“概念”汇集起来,作整体的观察:
观乎天文、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身文;则天;文明;盛徳;焕美;德敎;情志;
经纬天地;作训垂范;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道轗轲;志郁抑;愤激委约;飞文魏阙;
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流风声;君子用心;文雅;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
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宫商发越;清
绮;词义贞刚;气质;时用;咏歌;清音;合其两长;文质斌斌;尽善尽美;雅道;典
则;斵雕为朴;去浮华;飞霜简;非轻侧;雅体;典制;才难;骋龙光;驱云路;学优
而切;才髙;贵仕;名不可没;穷神知化;经邦纬俗;藏用百代;雅尚斯文;扬葩振藻;
咀徵含商;宏衍;易俗,体物縁情;时运;宏丽;清典;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永嘉遗
烈;鋭情文学;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逺;艳藻独构;新风;律调;曲度;胷臆;
润古雕今;雅言丽则;绮合绣聨;雕琢琼瑶;刻削杞梓;龙光;鸿翼;孤寒;郁然特起;
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广延髦俊;烟霏雾集;掌纶诰;文章著名;独擅其美;
参诏勑;军国文翰;典司纶綍。颇好咏诗;属意斯文;召引文士;论其才性;纂遗文;
聘竒士;奋鳞翼,自致青紫;务存质朴;糠粃魏晋;宪章虞夏;师古之美;适时之用;
常行;六情;五常;情感;六气;情发于中;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情性;神明;藴思
含豪;逰心内运;气韵天成;生灵;机见;赏悟;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五声;出言异
句;写万物之情状;下笔殊形;畅自心灵;宣之简素;天性;好习;用心;思侔造化;
明并日月;宪章典谟;禆赞王道;文理清正;申纾性灵;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
美恶;雅尚文词;傍求学艺;辞工;赏激;加其爵位;名位文学;人伦所基;文词擅美;
辞人才子;波骇云属;振鹓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得玄珠于赤水;策奔电于昆丘;
开四照于春华;成万寳于秋实。帝资悬解;天纵多能;生知;先觉;五色;八音;感英
灵以特达;情思;强学;专心;画缋丹青;雕琢成器;学而知之;精之至;习之久;目
前之务;千载之功;志士;诗人之赋丽以则;本乎情性;变化无方;条流遂广;以气为
主;以文传意;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尚逺;其旨在深;其
理贵当;其辞欲巧;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
能典;五色成章;八音繁会;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言论慷慨;髙词迥映;
叠意回舒;珠流璧合;词深而雅;义博而显;文律雕龙;高韵;丽则;《翰林》;《典论》;
藻绚;彬蔚之美;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文雅斯盛;铭山之美;综采繁缛;
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荗迹;金相玉润;埒美前修;垂裕来叶;
扬蕤翰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遒文绮烂;缛藻霞焕;掞蔚春华;时标丽藻;作诰敷
文;流声孝悌;旨深致逺,大雅风烈;词锋景焕;源王化之幽赜;贯人灵之情性。机文
喻海;岳藻如江;才行天赋;含咀艺文;论究人道;玉质金相;缛彩雕焕;藻思抑扬;
雅性;词令;托意非常;摅畅幽愤??
这里只是对那些具有肯定意义的概念的大致汇集,并未作刻意的梳理和安排。可以看到,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理论、方法、原则、态度之类,也有定义、范畴、判断、价值、标准之类,还有叙述、描绘、比喻、指划之类,涉及到“文学”的方方面面。将它们就这样随机地呈现在这里,便自然地形成一个“概念”化的景观:如此的典雅辉煌,沉雄刚健,又是如此的高朗明丽,清新婉转,真可谓气象万千,色彩斑斓,美不胜收。随着这些观念所传达的意境,我们恍如步入一个“完美”的文学宫殿,仿佛看到唐代文人飞动的神韵,华彩的篇章,仿佛听到唐代文学铿锵的节奏,悠扬的旋律??当然,这只是贞观君臣通过“概念”构建起来的“完美”文学的宫殿,只能说是“唐代文学”的概念世界,但它本身也是“唐代文学”的一部分,是唐代文学最先成熟起来的的精神性果实,唐代文学的物质性果实,则有待于其文学“概念”中所蕴涵的各种合理“种子”在适当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贞观君臣不仅是思想成熟的政治家,而且是坚定的理想实践者,他们在勾画“完美”文学图景的同时,便力行不倦地付诸实施了。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终于完成了精神和物质、概念和实际高度统一的唐代“新文学”。后人在对唐代文学进行整体评价时说:“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虵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靑,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
,1,焕缃图。”与上述“美景”宛然相合,区别只在于此处的“缃图”为实际完成了的“完美”文学,而上述“美景”尚处于“概念”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中。
三
以上是我们对贞观君臣通过官修诸史进行文学“概念”建设的简要考察,在结束本文之前,容稍作补充:
见诸于官修诸史的关于“文学”的论述,只是贞观君臣文学“概念”建设的一部分,类似的建设也见诸他们的其他(如上述六大系统)论述,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就诸史展开讨论,同时,由于诸史的特殊“语境”关系,使得这些论述更具概念性。过去一般只将它作为文学的“理论”或“批评”看待,其实这些看上去仿佛“理论”或“批评”的表述,其出发点和指归处并不是要进行单纯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探讨,而在于通过借鉴过去而指导现在和将来的文学实践。由于诸史及其作者的特殊地位和目的,这些论述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也非一般文学“理论”或“批评”可比,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统治者文学意志、方针和政令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又因为贞观君臣是一个在儒家政治上涵养深厚且准备成熟的统治集团,因而他们关于文学的论述带有很强的规范性、指导性和设计性,而不是个别的言说或议论,其内容几乎涉及理想文学的方方面面,因此仅用今人所谓的文学“理论”或“批评”来看待这些论述是远远不够的,从“概念”的意义给予认识和估价或许更近其实。此其一。
这个“概念”系统所体现和追求的文学实际上乃是一种新的文学:既与“前代文学”有着实质区别,也与经典儒家的文学要求不尽一致,在立意的路径上,它是对“前代文学”的反拨和对经典儒家文学的归依,但在实际上又一定程度地有所超越和丰富。正是这样一种追根溯源、兼收并蓄的“新文学”概念的完成,为后来唐代文学的现实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指明了新的道路,培育了新的精神,由此而完成的唐代文学实质上乃是一种“新文学”。此其二。
这个“概念”系统是贞观君臣对文学认识、思考和建构的产物,其本身应该视为唐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高度成熟、发达的一部分。它的完成和确立则意味着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到来,并且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当时及以后唐代文学的发展,甚至从整体上看,唐代文学的后来发展正是对这个文学概念系统的展开和落实。因此我们对唐代文学进行文学史估价时,应该将其概念与实绩诸多方面统一起来从这个时代文学的整个体量上予以认识,而不应仅仅就其文学作品这一单一要素进行评断。持此以论,则习惯上以唐初文学为“低谷”看法便有调整的必要了。此其三。
另外,本文所说的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和实现只是就其整体发展进程之特点而言的,并不是说唐代所有作家、所有作品都在此概念系统的规范和容纳之中;而且,这个概念系统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之中,不可能是前后绝对的一致;我们说唐代文学概念在实际中的展开和落实主要是就其整体进程而言的,与作家在创作具体作品时是否“主题先行”无涉,不可混为一谈;而本文关于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与实现的讨论,目前还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史的“个案”来考察的,作为一个特殊现象,它主要是由于贞观君臣这个特殊统治集团及其所选择的“文德”政治的特殊要求等诸多特殊因素所促成的,至于它是否适合用来解释其他时代的文学,则有待具体研究之后才能知道,在此之前,不宜作过分的推广和比附。
,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范文四:大学古代文学史教材 ——唐朝文学部分.doc
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与实现
?? 以早期史学为中心
陈 飞
一代有一代文学,每个时代文学完成的过程不尽不尽相同。唐代文学是文学史上的巅峰和奇迹,她的完成必然有着诸多不同寻常之处。整体看来唐代文学是历朝唐人前赴后继、精
1,,勤建设的结果,但各个时期建设的主题及其成就各有侧重和特点,其早期建设尤可注意。由于唐初统治者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和修养,对儒家政治有着长期的酝酿准备,因而从立国
2,,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之后便坚定地选择并实行了“文德”政治,这样的政治须要“文学”的全面配合,“文学”不仅是其资源和根据,也是其途径和体现,同时也是其内容和目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政治本身,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持而一体共成,非一般关系可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下,唐初统治者开始了全面的“文学”建设。总的说来,其文学建设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和规范性,高度成熟且意志统一。这些建设可见诸当时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就其主要途径和支撑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以下面几个系统最为显著而得力:一是“政令”系统。在朝廷一系列诏书法令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赋予文字形式以最高权威,并付诸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等加以实施,具有政治的规定性和强制力;二是“史学”系统。在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和其他史书编写及著述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于叙述事实、褒贬取
3,,舍中确立准则和典范,引导并“激约”当时及后世。三是“经学”系统。在对古代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阐述中表达。其特点是于整理文本、统一经注中确立意义和权威,示天下后世以准则。四是“文章”系统。在对已有文学作品的编集整理、解说评论中表达,其特点是在高下取舍的同时显示模范与法则。五是“编集”系统。在对文献资料、典章制度、故事轶闻之类的汇集编述中表达。其特点主要在于保存材料、提供资源,以便利用和借鉴。六是“文艺”系统。在具体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表达。其特点是真切生动,感人既深,影响亦广。六者各以其特有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致力唐代文学的基础建设,本文仅就“史学”系统略予考察,其他则俟另文。
一
“史学”建设实质上也是“文德”政治建设的重要部分,而“史学”中的“文学”建设则是“文德”政治对“文学”的要求在“史学”系统中的表达与实现,唐初史学较为活跃,
,1, 这里所说的“早期”大抵指唐开国以来的五十年亦即自高祖李渊至太宗李世民下及高宗李治这一阶段,其中又以太宗执政的“贞观”时期为主体。 ,2, “文德”政治亦即“王道”、“帝道”政治,是古代儒家政治的高级理念,并被发展为完备成熟且庞大复杂的“知,行”体系。简要地说就是要通过(儒家的)礼乐教化的内外配合,使社会成员实现伦理自觉和道德完善,使整个天下风俗淳正且安定富足,从而展开“文质斌斌”的生活,达到“化成”的境界。唐代“文德”政治肇端于高祖时期,全面确立并完成于太宗时期。太宗幼承家教,长师明儒,好学不倦,很早便广纳文儒之士研讨学术,商量政道。笔者于此已有论述,详见拙著《唐太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修订版)。 ,3,“激约”指某种权威的或榜样的取舍会对社会产生“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前者促使其人自觉自愿乐于如此,后者规定其人不得不如此,二者共同作用,遂使其人无所逃于此。
1
其中尤以官修诸“前代史”,以下简称“诸史”,意义特别重要,以下讨论即就此展开。
应予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政体和机制下,“历史”往往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官修史书尤其是将政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而有用于当前的有效形式。唐人于立国之初就考虑并着手大规模的“前代史”和“国史”(即“当代史”)的修撰,当时列入计
,1,划的有《魏史》、《周史》、《隋史》、《梁史》、《齐史》、《陈史》等。”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到底,但统治者重史的态度已昭然可见。太宗即位不久便继续其事,《唐会要》载:“至贞
,2,,3,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到了贞观十年即告完成。至贞观二十年又诏
,4,修《晋书》。 其后又有史官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吕才撰《隋纪》,李延寿
,5,撰《南、北史》,元行冲撰《魏典》等等。可见诸史的修撰和完成,大抵皆在贞观至(高宗)显庆时期,主持和参与修史者,全是朝廷官员,而且绝大多数为高级要员和宰臣,甚至连皇帝也亲预其事,并设有专门机构。这表明修史工作乃为当时朝廷之重要大事,其所修之史则是朝廷高层集体意志之所在。
唐初修史与后世所谓的“盛世修史”大异其趣:后者往往是无关痛痒的粉饰和装点,前者确是有所感有所为而发。朝廷对此并不讳言,武德五年修前代史诏称:“经典存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然而简牍未修,纪傅咸缺,炎凉已积,謡俗还讹,余烈遗风,冺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民,
,6,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叹悼,有懐撰録,实资良直??”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称:“??是知右史序言,斯不爽昧;左官诠事,歴兹绵逺;发挥文字之本,通逹书契之源。大矣哉,葢史籍之为用也~??至梁、陈、髙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録。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
,7,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洛之诰,咸使发明。”其旨趣所归,一在继承传统,保存史实,这大抵属于“事实”层面的考虑;二在探讨因果,总结规律,大抵属于“精神”层面的考虑;三在明示取舍,作用当代,大抵属于“现实”层面的考虑;四在归纳准则,垂典
,1,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载:“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尝从容言于髙祖曰:‘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所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埋没,无可纪录。’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诏:??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徳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中书令封徳彛,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绵歴数载,竟不就而罢。”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版。下引同此。 ,2,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 ,3,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元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颕达,礼部侍郎令狐徳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上之,进阶颁赐有差。” ,4,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贞观二十年)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元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刘行功,刑部员外郎辛邱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议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懐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书为本,捃摭诸家,及近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纪。其太宗所着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房元龄已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播独创焉。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 ,5,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显庆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太尉无忌进之。四年二月,太子司更大夫吕才着《隋纪》二十卷。其年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景龙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未有编年之文,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陈飞按:“五代史三十卷”当作“五代志三十卷”。 ,6,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政事》之《经史》之《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上海,学林出版社洪丕谟等标点本,1992年10月第1版。下引同此。 ,7,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政事》之《经史》。
2
立范,大抵属于“历史”(将来)层面的考虑。其关键则在于“裁成义类”,即通过修史明确价值和准则之所在,准此以认识历史、指导现实并有益后世,而“现实”无疑是其重心所在。这些旨趣在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二
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甚多,主要见于:《隋书?文学传》之序与论,《梁书?文学传》之序与论,《陈书?文学传》之序与论,《南史?文学传》之序与论,《北史?文苑传》之序与论,(题太宗御撰)《晋书?文苑传》之序与论,《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以及《隋书?经籍志?集部序》、《陈书?后主纪论》、《梁书?简文帝纪》和《敬帝纪》及《刘勰传》、《晋书?陆机传论》(太宗作)等等,其中《隋书?文学传序》,以下简
,1,称“隋序”,堪称代表。
应予指出的是:不论是《文学传》还是《文苑传》,其所叙述都不是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学”和“文人”的完整反映,甚至不是其主力的反映。这是因为《文学(苑)传》只是从“传”的角度而作的叙述,其重心在“人”,又因是“合传”,每个人得到的叙述也很有限。因此我们在《文学(苑)传》里所看到的大抵只是这个时代“文人”及“文学”的一部分而已,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部分。而且在修史者看来,“文人”的现实地位与其“文学”成就实际是一回事,那些现实地位相对重要的“文人”按照旧史体例已被置于“列传”另作特别表彰了,只有那些现实地位不高但“文学”上不无可取的人,才被归入《文学(苑)传》一并介绍。,2,这样的叙述理念和体例安排似乎意味着入《文学(苑)传》者,一般并没有重要的功德建树,仅有“文词”而已,而“文词”并不是“文学”的主要部分。或许诸史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些,才在《文学(苑)传》的《序》、《论》等部分不惜笔墨,驰骋才思,以补其整体把握、深入讨论之不足。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不仅思想、倾向,连同表述和风格也基本一致,甚至有些部分完全相同。其中又以魏征的《隋序》最具纲领性和代表性,其他似乎都以此为准则和基调。据唐人刘知几《史通》所说:“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事具于上。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
,3,,4,有论赞,征多预焉。”《唐会要》载:“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
,1,本文所用诸史版本为:〔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8月第1版;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5月第1版;[唐]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3月第1版;[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6月第1版、《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0月第1版;[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1月第1版;〔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11月第1版;[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11月第1版。下引均同此本,不再一一注明。又:这些论述若能全面征引,才便于全面观察,比较分析,但限于篇幅,这里甚至连《隋序》也不能全文引录,敬祈读者见谅。其详见《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以下讨论即以此为主,并尽量结合其他诸史所论。 ,2, 如《隋序》谓:“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等,或应扬河朔,或独歩汉南,俱骋龙光,并驱云路,各有夲传,论而叙之。其潘徽、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髙而无贵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没。今总之于此,为《文学传》云。”可见在魏征等修史者看来,同属“文人”,卢思道等人显然比潘徽等人地位更高、成就更大,因而前者“各有本传”,后者只能“总之于此”,则潘徽等人并不是隋代文学的主力和代表可知。又如《北齐书?文苑传序》谓:“自邢子才以还,或身终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传;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后书。辄略而不载。今缀序祖鸿勋等列于《文苑》者焉。自外有可录者存之篇末。”《陈书?文学传序》谓:“若名位文学晃著者,别以功迹论。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备于此篇云尔。”均有此意。 ,3,,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下引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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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知当年修史工作系由秘书省具体承担。魏征于贞观二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
,1,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作为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和当朝宰臣,魏征“总知”亦即全面主持诸史的修纂工作可谓是职所当然,并且同时主持着校定“四部书”的工程。但他对修史似乎特别重视,“凡有论赞,征多预焉”,可见“论赞”多出其手和其意。《旧唐书》载:“初,有诏遣令狐徳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逹、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2,史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可知魏征不仅“总加撰定”,而且亲撰《隋史》“序”与“论”,还为《梁》、《陈》、《齐》三史撰写“总论。”并因此赢得“良史”之誉,得到太宗加官、进爵、赐物的奖赏。“左光禄大夫”、“郑国公”、“二千段”,这些当时绝不是一般的奖励,乃是有大功于天下社稷的重奖,足见朝廷对诸史及魏征的贡献之看重。明白了这些,也就比较容易理解诸史所论何以惊人相似且取准于魏征了。然则魏征所论并不只代表其个人,而是其修史班子乃至整个统治集团,以下简称“贞观君臣”,思想观念、意志要求的集中体现和概括表达。那些见之于不同史书中的言辞重复、语义雷同之类,本应为史家史之所忌,现在反被特别地强调出来,这不应是一时的“疏忽”,而应是“有意为之”,其意在于突出和强化统治集团的“共识”,向天下明示:发表在这里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原则、取向、标准等等,皆为朝廷当局的统一“意志”。实际上,由于修史者及其所修诸史的特殊地位和权威,这些“意志”已经具有某种“政令”性质,而太宗的“御撰”称为“制”,则与诏令几乎无异了。此其二。
现在看来,通过修撰诸史进行“文学”建设乃是贞观君臣“文学”建设的重要契机和步骤。作为最高统治集团,贞观君臣对于“文学”有着宏大的抱负、高远的期待和迫切的要求,但社会承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人物流散,尚处于恢复养息之中,并不具备全面展开文学的实际创作的条件,包括贞观君臣自身,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热情,但因百废待兴,也无暇大事创作。而他们所熟知的“前代史”已经表明,已有的“前代文学”并不适应他们建设“文德”政治的当代要求,必须寻求“新”的适应当代要求的文学发展道路。因此,诸“前代史”之“文学”部分的修撰,便成为他们寻求“新文学”道路的绝佳契机和形式,而其致力点则集中在这种“新文学”的“概念”的建构上,也可以说他们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包涵并完成了唐代“新文学”概念体系,因而他们在这一系统中的文学建设主要是以概念性形态呈现出来的。
“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变化的概括和抽象的反映。按说唐代“新文学”的概念应当建立在唐代“新文学”的客观实际之上,但是由于贞观君臣所面对的是“前代史”,因而其“客观实际”主要是“前代文学”,当他们所面临的当代文学形势及其需求,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实际”。换句话说,贞观君臣通过考察、分析和概括“前代”文学而形成了关于“前代文学”的概念,又将自己的文学认识、现实要求和发展目标等融入其中加以提高完善,使其实际上成为当代和后世文学发展的指导和规范,于是便形成了关于“唐代文学”的概念。这个“唐代文学”明显不同于“前代文学”,故可称之为“新文学”。因而他们的“概念”并不是完全空洞的抽象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具体且可行的内容的:既有一般的意识、观念、思想、精神之类,又有明确的定义、范畴、判断之类,还有较为具体的理想、设计、规范之类。在诸史的有关表达中,这三者往往涵融并存,很难截然分开,但我们在考察时可以有所侧重。
,4,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 ,1, 《旧唐书》七十一《魏征传》。陈飞按:《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云:贞观三年二月以“右丞魏征为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2, 《旧唐书》七十一《魏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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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及其所形成的文学“概念”系统而成熟,其要如下:
第一,“文义”的古典复归。诸史多以“开宗明义”的形式对“文”之“义”,以下简称“文义”,进行阐释和确定,《隋序》的表述尤为完整:“《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徳,着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敎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相似的论述也见于《北史?文苑传序》、《南史?文学传序》、《陈书?文学传序》、《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襃、庾信传论》、《晋书?文苑传序》等。它们以近乎“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方式强烈宣明贞观君臣对“文义”的理解和坚持。这些“文义”散见于古代经典和圣贤言说,1,,经贞观君臣的组织整合,成为较为完整严密的“文义”体系。这种自觉推原“古代”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取向,反复称引古代经典、推尊古代圣贤、标举古代范例的方式,充分昭示了对古典“文义”的归依。这不应是个别人的偶然性选择,而是贞观君臣集体的方略性选择。他们所“重新”阐释和确立的“文义”全部出自儒家经典,故其归依乃是向着儒家“文义”的归依。同时,这种阐发和归依又是截断众流、直达本原式的,因而在学术上更具有“正义”性,遂赋予这种“文义”以传统的、正确的和标准的地位;而在现实上则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确认“正义”同时也就意味着排除“异义”,又赋予使这种“文义”以唯一的、独尊的与合法的地位;加之官修史书的特殊性质和贞观君臣的特殊身份等因素,使得这种“文义”具有了至高无上、独尊无二的权威。如果再在考虑到魏晋以还的“文章道弊”的文学背景,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实际上也是古典“文义”的“复兴”,当然,他们所“复兴”的“文义”并不完全是“古典”的。
第二,“文用”的全面确认。“文”之“功用”,以下简称“文用”,其实也是“文义”的重要构成,但因诸史对此特别强调,我们这里也对它作单独讨论。贞观君臣对“文用”的认识之全面,堪称前所未有。《隋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敎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北史?文苑传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逖听三古,弥纶百代。??用能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其离?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者,往往而有矣。”其他诸史也有类似的论述。这里的“文用”乃是上述“文义”的生发与展开,由于“文化”本是古典“文义”根本主题,故诸史论“文用”也有以“化成天下”为本,并据此构建其“文用”的体系,而“时用”、“时义”之类则受到特别的关注和强调。
在这个构建中,“文用”是在一定的“关系”和层级中展开并实现的。最大者为“上—下”关系:“上”和“下”既指“文”的施用者在政治地位上的高低,也指相应“文用”在重要性上的大小差别。“上―下”之间,实包涵着“君—臣—民”三者所代表的主要层面:
,1,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易?贲》之彖辞,详见〔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贲》(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言而不文,行之不远”云云,为《左传》所载孔子、介之推之语,详见[晋]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及卷十五《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则天”、“盛德”之论,详见《论语注疏》卷八《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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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在在“上”层者皆可通过“文”来“敷德教”于其下一层;而每一在“下”层者,则可通过“文”来“达情志”于其上一层。正是在这种往复不断的“上―下”关系中,“文用”得以实施和实现。“文用”也有相应的层级:一是“大”的功用,即所谓“经天纬地,作训垂范”。尧舜周公孔子的“文用”便属于此。看来这一层是帝王和圣贤的“专利”,非常人可得而用;二是“次”的功用,即所谓“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显然这是属于“臣”的,他们处于“君”与“民”之间,其职责便是通过“文”来匡弼君主,调和民众;三是“或”的功用,即所谓“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言“或”言“往往”,意味这种情况不是必然的却是经常的,其中又有两类:一类是“离谗放逐之臣”,即已入仕途而遭遇挫折者;一类是“途穷后门之士”,即欲(入仕途)展抱负而不得途径者。这两类人都相对远离政治中心,与“民”更为接近,他们可以通过“文”来传情“魏阙”,表达“愤激”,从而使自己改善困境,进而飞黄腾达,流芳千古。由此可见,“大”、“次”、“或”实已顾及从上到下的“君”、“臣”、“民(个人)”各层关系,各层皆有相应的“文用”责任和权利,以及相应的目的与功效要求。施用的范围也不一样:“大”者包括“天下”,“次”者关及“国家”,“或”者则大抵限于“个人”;而且“大”者相对高超,重在道德建树,“次”者相对具体,重在现实功利,而“或”者则相对灵活,可以是生前的满足,也可以是身后的追求。这三者恰与古人所谓“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大抵相应,也就是说,“文用”既关乎天下、国家、个人之全体,也关乎人的道德、事功及文章之全部。然则“文用”确实是既大且广,既高超又具体,贞观君臣如此体认“文用”,可谓全面而切实。
还有一点应予注意:上文说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和复兴具有独尊性,现在看来,他们在确认“文用”时,对“个人”(即上述第三层级及“或”)的“文用”也留有位置,对“文用”的个人化、性情化给予了肯定,允许甚至鼓励用较为激烈的方式争取个人的文学价值的实现。这些都使其“文用”内涵更加丰富而全面,但其中也有与经典儒家文学理念不尽和谐的成分,这表明贞观君臣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斥其他的和后起的“文用”,这固然体现了他们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怀抱,也与他们对“文”和“人”的深刻认识与充分理解有关。
第三,“文理”的积极认识。诸史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文”的发生机理和成功因素,以下简称“文理”,等问题,并有积极的认识。《北齐书?文苑传序》谓:“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鳯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伏膺无怠,钻仰斯切,驰鹜胜流,周旋益友,强学广其闻见,专心屏于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已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歳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懐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着论也:‘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貎衰于下,忽
,1,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其他诸史也有类似的论述,主要涉及“文”的一些基本
,1, 如:《南史?文学传论》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藴思含豪,逰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感召无象,变化不穷。发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写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或未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至若丘灵鞠等,或克荷门业,或夙怀慕尚,虽位有穷通,而名不可灭。然则立身之道,可无务乎。”《周书?王襃、庾信传论》云:“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逺,其旨也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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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其一,就“文”的发生机理而言,强调“文”之所起,本于或缘于“情性”,是“人”之“情性”受“六气”所感而见诸形式,很明显是对《乐记》、《毛诗序》等儒家传统认识的继承,但也可以看到对陆机《文赋》、锺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魏晋以还文学思想接受。其中对“情性”的肯定,与上文所说对个人性“文用”的尊重具有同样积极的意义。其二,就“文”的成功条件而言,则强调先天的禀赋,同时鼓励后天的努力。所谓“帝资”、“天纵”、“生知”、“先觉”、“自成”、“冥会”、“生灵”、“机见”等等,极为醒目地提示:为“文”水平的高低及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个人天赋,只有那些具有超常天赋者才能得其玄妙,造就杰作。这种认识看上去不免有些神秘,但若考虑到“文”在本义上与天地人心的深刻联系,就能够理解贞观君臣并非故弄玄虚,而与他们对“文”的深切体认和特别敬重相符合,况且有大量古人实例和论说为根据,那些臻于极境的文学作品的完成往往确有令人匪夷所思,叹为天成之妙。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对“天赋”强调,可赋予“文”以神圣而高贵的品质,从而唤起人们对“文”的敬慎和力行。而对于后天的努力,贞观君臣也给予积极的肯定,并指出即使天赋非常者也不能例外。总之,不论何人,只有精诚用功,强学多师,勤习苦练,才会达到成功。他们还引据魏文帝曹丕“志士大痛”之说,激励人们珍惜光阴,努力成功,以致不朽。这不仅是对“人工”的承认,也为那些“天赋”并不特出者赋予了为“文”资格,并为其指明了途径。此外,对文章的写作、文体的要求、文风的形成等,也都提出了原则和要求。
第四,“文史”的系统整理。贞观君臣还特别注意对前代之“文”进行“史”的梳理,以下简称“文史”,,往往并不局限于某史之一代而是贯通上下,提纲挈领,文质兼顾,从而建立起“文学史”的框架和概念。其尤可注意者:一是强烈的“整理”意识,这在其集介绍、议论、评判于一体的叙述方式上体现最为突出。贞观君臣的旨趣原本就在于通过修史而“裁成义类”,从而使历史上的方方面面是是非非都各有其位置和次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史实陈列。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叙述“姿态”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是评判式的,“归结”则是选择性的,“视角”是全景式的,而其“眼光”不仅照彻古今而且指向未来的,在对前代文学排定位序、判别高下的同时也就作出了取舍,以显示其价值和准则之所在,并。为今文学的当前及今后发展作出设计。二是鲜明的“定论”态度。贞观君臣更为在意和擅长的,似乎在论断方面,几乎对所有重要问题都要努力作出自己的结论乃至定论,而且往往口径一致,态度鲜明。兹据《隋序》的论断,列表以见大概:
时 期 定 论 取 舍
永明、天监之际 文雅尤盛;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清绮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
则文过其意;文华者宜于咏歌 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
尽善尽美 太和、天保之间 文雅尤盛;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
则理胜其词;理深者便于时用
梁自大同之后 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 无所取
周氏吞并梁荆 此风扇于闗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 无所取裁
隋髙祖初统万机 斵雕为朴;时俗词藻,犹多淫丽 咸去浮华;屡飞霜简
隋炀帝初习艺文 有非轻侧之论 缀文之士;依而取正;意在骄
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 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晋书?文苑传论》云:“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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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即位后 一变其风;并存雅体,归于典制 淫,词无浮荡;能言者未必能
行;君子不以人废言
这里主要着眼于“时期”,其实《隋序》的论断也针对“人物”。如谓江淹、沈约、任昉、温子昇、邢子才、魏伯起等人“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谓梁简文帝萧纲、梁湘东王萧绎“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等等,都具有强烈的论定性。不论是正面的、肯定性的、可取的,还是反面的、否定性的、不可取的,或者得失并存、取舍兼有的,其论断都意思清楚、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学术史证明,这些论断因其观察全面、识见准确、评价允当大多已为不刊之“定论”。而一旦成为定论,便与其所论对象结成不断强化的稳定结构,成为相对固定的“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很难轻易改变。
第五,“美景”的清晰勾画。贞观君臣还就其理想的文学图景及其达成途径进行设计和勾画,这种文学就是他们所要求和期待的“完美”文学。就其构思之完整、斟酌之成熟、设计之合理、描绘之清晰而言,仍以魏征所论为尚,这就是《隋序》的名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
,1,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文质斌斌,尽善尽美”正是对贞观君臣“完美”文学理想图景,以下简称“美景”,的高度概括和典型表达。而且这样的“美景”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贞观君臣在对以往文学的充分了解、深入分析、细心甄别、审慎取舍的基础上,根据当代政治的文学要求、社会的文学状况以及文学自身走向完美的必备条件等,融会概括、提炼升华而成的。就其文字表述而言,其意思、语言乃至音韵、节奏等高度严谨、精练、合理、成熟,绝非仓促草率之作,应是经过长期酝酿、反复讨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精心之作。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文质斌斌,尽善尽美”决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但贞观君臣也已给出了途径和方法:即从前代文学中发现并掌握诸如宫商发越、清绮、词义贞刚、气质、理胜其词、文过其意、理深、文华、清音、累句、短、长等等,将其优长适当集中,并与“时用”和“咏歌”适当联系,使“文”与“质”适当结合,即可造成“完美”文学。这里的关键就是“适当”,而每一个“适当”都不容易做到,但从设计者“若能??则??矣”的表述里,可以其满怀自信。的确,有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和借鉴,有了明确的原则和取舍,有了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几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大约就是相应的政治环境,再加上各方面的努力实行。这样,“完美”文学的实现研究也就为期不远了。
魏征的表述可称之为文学“美景”的概念性方案,而诸史随处可见的贞观君臣关于理想文学的表达,则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丰富和充实着这个方案。其实上文所述“文义”、“文用”、“文理”、“文史”等,其中也不乏文学志趣和理想的内涵,这里不复详述。现在我们不妨将诸史论及的相关“概念”汇集起来,作整体的观察:
观乎天文、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身文;则天;文明;盛徳;焕美;德敎;情志;
经纬天地;作训垂范;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道轗轲;志郁抑;愤激委约;飞文魏阙;
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流风声;君子用心;文雅;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
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宫商发越;清
绮;词义贞刚;气质;时用;咏歌;清音;合其两长;文质斌斌;尽善尽美;雅道;典
则;斵雕为朴;去浮华;飞霜简;非轻侧;雅体;典制;才难;骋龙光;驱云路;学优
,1, 陈飞按:这段表述见《隋书?文学传序》,同样的表述又见于《北史?文苑传序》,盖为后者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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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切;才髙;贵仕;名不可没;穷神知化;经邦纬俗;藏用百代;雅尚斯文;扬葩振藻;
咀徵含商;宏衍;易俗,体物縁情;时运;宏丽;清典;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永嘉遗
烈;鋭情文学;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逺;艳藻独构;新风;律调;曲度;胷臆;
润古雕今;雅言丽则;绮合绣聨;雕琢琼瑶;刻削杞梓;龙光;鸿翼;孤寒;郁然特起;
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广延髦俊;烟霏雾集;掌纶诰;文章著名;独擅其美;
参诏勑;军国文翰;典司纶綍。颇好咏诗;属意斯文;召引文士;论其才性;纂遗文;
聘竒士;奋鳞翼,自致青紫;务存质朴;糠粃魏晋;宪章虞夏;师古之美;适时之用;
常行;六情;五常;情感;六气;情发于中;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情性;神明;藴思
含豪;逰心内运;气韵天成;生灵;机见;赏悟;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五声;出言异
句;写万物之情状;下笔殊形;畅自心灵;宣之简素;天性;好习;用心;思侔造化;
明并日月;宪章典谟;禆赞王道;文理清正;申纾性灵;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
美恶;雅尚文词;傍求学艺;辞工;赏激;加其爵位;名位文学;人伦所基;文词擅美;
辞人才子;波骇云属;振鹓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得玄珠于赤水;策奔电于昆丘;
开四照于春华;成万寳于秋实。帝资悬解;天纵多能;生知;先觉;五色;八音;感英
灵以特达;情思;强学;专心;画缋丹青;雕琢成器;学而知之;精之至;习之久;目
前之务;千载之功;志士;诗人之赋丽以则;本乎情性;变化无方;条流遂广;以气为
主;以文传意;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尚逺;其旨在深;其
理贵当;其辞欲巧;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
能典;五色成章;八音繁会;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言论慷慨;髙词迥映;
叠意回舒;珠流璧合;词深而雅;义博而显;文律雕龙;高韵;丽则;《翰林》;《典论》;
藻绚;彬蔚之美;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文雅斯盛;铭山之美;综采繁缛;
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荗迹;金相玉润;埒美前修;垂裕来叶;
扬蕤翰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遒文绮烂;缛藻霞焕;掞蔚春华;时标丽藻;作诰敷
文;流声孝悌;旨深致逺,大雅风烈;词锋景焕;源王化之幽赜;贯人灵之情性。机文
喻海;岳藻如江;才行天赋;含咀艺文;论究人道;玉质金相;缛彩雕焕;藻思抑扬;
雅性;词令;托意非常;摅畅幽愤??
这里只是对那些具有肯定意义的概念的大致汇集,并未作刻意的梳理和安排。可以看到,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理论、方法、原则、态度之类,也有定义、范畴、判断、价值、标准之类,还有叙述、描绘、比喻、指划之类,涉及到“文学”的方方面面。将它们就这样随机地呈现在这里,便自然地形成一个“概念”化的景观:如此的典雅辉煌,沉雄刚健,又是如此的高朗明丽,清新婉转,真可谓气象万千,色彩斑斓,美不胜收。随着这些观念所传达的意境,我们恍如步入一个“完美”的文学宫殿,仿佛看到唐代文人飞动的神韵,华彩的篇章,仿佛听到唐代文学铿锵的节奏,悠扬的旋律??当然,这只是贞观君臣通过“概念”构建起来的“完美”文学的宫殿,只能说是“唐代文学”的概念世界,但它本身也是“唐代文学”的一部分,是唐代文学最先成熟起来的的精神性果实,唐代文学的物质性果实,则有待于其文学“概念”中所蕴涵的各种合理“种子”在适当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贞观君臣不仅是思想成熟的政治家,而且是坚定的理想实践者,他们在勾画“完美”文学图景的同时,便力行不倦地付诸实施了。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终于完成了精神和物质、概念和实际高度统一的唐代“新文学”。后人在对唐代文学进行整体评价时说:“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虵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靑,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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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
,1,焕缃图。”与上述“美景”宛然相合,区别只在于此处的“缃图”为实际完成了的“完美”文学,而上述“美景”尚处于“概念”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中。
三
以上是我们对贞观君臣通过官修诸史进行文学“概念”建设的简要考察,在结束本文之前,容稍作补充:
见诸于官修诸史的关于“文学”的论述,只是贞观君臣文学“概念”建设的一部分,类似的建设也见诸他们的其他(如上述六大系统)论述,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就诸史展开讨论,同时,由于诸史的特殊“语境”关系,使得这些论述更具概念性。过去一般只将它作为文学的“理论”或“批评”看待,其实这些看上去仿佛“理论”或“批评”的表述,其出发点和指归处并不是要进行单纯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探讨,而在于通过借鉴过去而指导现在和将来的文学实践。由于诸史及其作者的特殊地位和目的,这些论述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也非一般文学“理论”或“批评”可比,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统治者文学意志、方针和政令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又因为贞观君臣是一个在儒家政治上涵养深厚且准备成熟的统治集团,因而他们关于文学的论述带有很强的规范性、指导性和设计性,而不是个别的言说或议论,其内容几乎涉及理想文学的方方面面,因此仅用今人所谓的文学“理论”或“批评”来看待这些论述是远远不够的,从“概念”的意义给予认识和估价或许更近其实。此其一。
这个“概念”系统所体现和追求的文学实际上乃是一种新的文学:既与“前代文学”有着实质区别,也与经典儒家的文学要求不尽一致,在立意的路径上,它是对“前代文学”的反拨和对经典儒家文学的归依,但在实际上又一定程度地有所超越和丰富。正是这样一种追根溯源、兼收并蓄的“新文学”概念的完成,为后来唐代文学的现实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指明了新的道路,培育了新的精神,由此而完成的唐代文学实质上乃是一种“新文学”。此其二。
这个“概念”系统是贞观君臣对文学认识、思考和建构的产物,其本身应该视为唐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高度成熟、发达的一部分。它的完成和确立则意味着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到来,并且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当时及以后唐代文学的发展,甚至从整体上看,唐代文学的后来发展正是对这个文学概念系统的展开和落实。因此我们对唐代文学进行文学史估价时,应该将其概念与实绩诸多方面统一起来从这个时代文学的整个体量上予以认识,而不应仅仅就其文学作品这一单一要素进行评断。持此以论,则习惯上以唐初文学为“低谷”看法便有调整的必要了。此其三。
另外,本文所说的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和实现只是就其整体发展进程之特点而言的,并不是说唐代所有作家、所有作品都在此概念系统的规范和容纳之中;而且,这个概念系统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之中,不可能是前后绝对的一致;我们说唐代文学概念在实际中的展开和落实主要是就其整体进程而言的,与作家在创作具体作品时是否“主题先行”无涉,不可混为一谈;而本文关于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与实现的讨论,目前还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史的“个案”来考察的,作为一个特殊现象,它主要是由于贞观君臣这个特殊统治集团及其所选择的“文德”政治的特殊要求等诸多特殊因素所促成的,至于它是否适合用来解释其他时代的文学,则有待具体研究之后才能知道,在此之前,不宜作过分的推广和比附。
,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序》。陈飞按:《新唐书?文艺传序》的评价与此大抵一致,可相参证,文长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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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古代文学史复习纲要 袁行霈主编 唐朝文学.doc
基础知识:
初唐四杰: 是指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四人。他们才华横溢, 但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 在唐诗的开创时期, 努力摆脱南朝浮靡诗风的影响, 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 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新的探索。“四杰” 的诗歌创作不仅开阔了视野、 扩大了诗歌题材, 而且开始出现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昂扬的感情基调。
“初唐四杰”对诗歌的贡献。1)发展了七言歌行。尤其是卢照邻、骆宾王的长篇歌行体力作出现了壮大的气势和力量。2)王勃、杨炯长于律诗,为五言律成熟作出了贡献。3)“四杰”的送别诗,于伤别之外,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大历十才子: 是指唐代宗大历年间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峒、耿湋、夏侯审10位诗人所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的,格律归整、字句精工也是他们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大历十才子大多是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或权门清客,因而多投献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
文章四友:是指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人作品风格较接近,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文章四友"因此得名。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杜审言最擅长五律,《诗薮》称他为初盛唐五律之冠。
吴中四士: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初、盛唐之交,四人齐名,
均是江浙一带人,古称吴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诗作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最为著名。“四士”性格狂放,诗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往往透露出一些新的气息、新的情趣,体现了唐诗从初唐到盛唐过渡的特色。
大历诗风: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遂露出中唐面目。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他们主张“不平则鸣”,“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元白诗派:是指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他们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白居易的创作代表了元白诗派的最高成就。 古文运动: 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 新乐府运动: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名“新乐府运动”。
盛唐气象: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等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 大李杜:是指李白、杜甫,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最高峰,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最高峰,不仅是盛唐时代诗歌发展到繁荣顶点的标志,而且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高峰。二人因不凡的艺术成就,被称作大李杜。 小李杜:是指唐代诗人李商隐和杜牧,李商隐与杜牧在晚唐的诗坛上各自绽放着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被后人并称为“小李杜”,以示与李白、杜甫的区别,也是显示出后人对其二人诗歌艺术的推崇。
上官仪与上官体:上官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上官仪地位很高,名噪一时,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称为上官体。音义对称方面,上官仪曾提出“六对”、“八对”之说。
宋之问和沈佺期成为唐代五言律诗定型的标志性人物
张若虚:“孤篇压倒全唐”的美誉
陈子昂诗歌的创作倾向: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的风雅传统。其中《感遇》38首复归风雅,是陈子昂振起一代诗风的起点。 盛唐诗风形成的标志就是:“声律风骨兼备”,盛唐诗歌分为两大派即: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和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派。 王维诗画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境界。诗歌代表作品有:《山居秋暝》、《辋川集二十首》
盛唐边塞诗派的特点:慷慨悲壮。
高适:盛唐诗人中,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边塞诗的风格特点:气质沉雄、慷慨悲壮,以骨力取胜。
杜甫诗歌总风格:沉郁顿挫
唐代诗人:
一、 陈子昂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字伯玉,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新人物之一。汉族,梓州射洪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光宅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受武三思所害,冤死狱中。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
生平: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686随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696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 文学主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诗歌创作的两个标准:兴寄、风骨。所谓兴寄,是通过对事务的歌咏来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意见;而风骨,则是将明朗的思想感情透过质朴有力的语言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
陈子昂诗歌思想内容:抨击时政弊端和污浊世事“余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边塞诗,渴望挺身急难,为国安边;书写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登幽州台歌》;赠别诗《送客》
陈子昂诗歌艺术特色:善用比兴创造出一种寄予深远的意境《感遇》之二;清新质朴的形象凝练的文字把大自然的景色生动细致的描绘出来“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晴天”明快简练犀利劲健的语言把思想感情表现的鲜明爽朗,具有建安风骨特征
二、王维:
王维(701~762)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外号“诗佛”。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这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受禅宗影响很大。
生平:开元九年(721年)状元,为太乐丞;开元十四年(726年)春天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开元十七年(729年)赴长安,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开元十九年(731年)妻子去世;735年拜右拾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至德二年(757年)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上元元年(760年),转尚书右丞;762逝世
王维诗歌思想内容:游侠诗《少年行》;边塞诗,反映盛唐精神《使至塞上》;政治诗,揭露黑暗《斗鸡二首》;送别思乡《送元二始安西》;山水诗《终南山》
王维诗歌艺术特色:山水诗描绘了缤纷多彩的大自然,具有丰富的意境和风格,一部分作品从大处着手写出对大自然的总体感受,气象宏大、雄浑刚健,意境开阔;王维的作品则或以清灵的笔触和或以纷繁的景物中摄取某个最鲜明、最引人入胜的镜头加以刻画,或细致的表现景物在瞬间的声息、动态的微妙变化;诗中有画,王维的诗同他的画一样常表现一种幽清静穆、深妙空灵的境界。诗人将色彩。线条。构图等本来属于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融入诗中,使他的诗具有格外鲜明的色彩美、线条美、构图美,有很强的空间感和立体感,取得了写意水彩画和水墨画的效果;诗中有乐。王维是个音乐家,对声音的感觉敏锐而精细,善于捕捉一般人难
以感觉的音响声息更善于将声音和画面结合构成有声有色的胜景;诗中有禅,“不用吾禅,时有禅意”;丰缛而不华靡的语言风格揭露不合 三、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本名不详(一说名浩),汉族,襄州襄阳人。字浩然,世称「孟襄阳」,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主。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
生平:出生于公元689年,开元二十五年735,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公元740年食鲜疾发逝世。
孟浩然诗歌思想内容:表现早年政治抱负和积极进取精神《洗然弟竹亭》;理社会现象《岁暮终南山》;送别赠答诗《送席大》;歌颂重然诺的侠义精神《送朱大入秦》山水田园诗《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诗歌艺术特色:长于表现大自然清幽的景色,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清幽境界;对自然景物观察入微,曲折委婉,曲尽其妙;孟对景物的描写有时不做细致的勾画,而是用白描的手法,却在若有若无中创造出浑然一体,引起读者无穷的想象和回味的意境;将田园风光和自己隐居生活相结合有意向陶潜学习,书写和农民共同劳动、相互交往的情节;孟诗富有音乐美。 四、高适:
高适(703~765)字达夫、仲武,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系河北景县人,世称“高常侍”。 作品收录于《高常侍集》。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生平:宝八载(749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751年辞官,752长安漫游,753入哥舒翰幕府,安史之乱后756,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765年卒。
高适诗歌思想内容:抒发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生活落拓的诗歌“飘荡与物永,蹉跎觉年老”;感慨那些有济世高才而被埋没的人“谁谓多财富,却近家道贫”;书写归隐的无奈“未能方管乐,翻欲慕巢由”;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黑暗“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边塞诗,三次出塞的经历抒发真情实感,有现实针对性“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 高适诗歌艺术特点:总“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真情流露、意胜于词《燕歌行》情感复杂、处处流露爱憎之情;诗人披露胸襟、抒写怀抱皆率直无隐,不假雕饰而且往往采用写实手法不做多余的夸张、想象“世人向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适诗常采用寄情于景的表现手法,而且多以饱含感情的语言夹叙夹议;精心提炼,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诗歌语言质朴有力、思想感情表现鲜明爽朗,具有刚健特色。严羽“高参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
五、岑参
岑参 (约715年—770年)唐代诗人,原籍南阳,迁居江陵。汉族,荆州江陵人,去世之时56岁,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歌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尤其擅长七言歌行。 生平:744进士及第,749年(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751年回长安。754年又作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度出塞。安史乱后,757年(至德二载)才回朝。766年(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770年客死成都旅舍。
岑参诗歌内容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仕途失意“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道归”;山水诗“色向群木深,光摇一潭碎”中期,边塞诗反映边疆战争,书写报国安边,描绘边疆奇异风光以及怀乡
之情“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晚期,直接反映现实、讽刺和批判现实“圣朝不用武,诸将皆承恩”写景诗“速驾畏岩倾,单行愁路窄” 岑参诗歌艺术特点:总“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岑参很善于发掘刻画自然景物的奇特;边塞诗“奇特峭拔、度越常情”在真切的边塞生活做基础“奇而入理,奇而实确”有人评价“耳闻目见得知,非妄语也”, “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激昂高亢,豪迈雄壮,义气干云却有俊丽清新。“方抱关西月,旗翻渭水南”
六、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汉族,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生平:贞元十六年803年进士,805年封县尉,807翰林学士,808左拾遗,810京兆府户曹参军,811母丧守制,815太子左善大夫,贬江州司马,818忠州刺史,824太子东宫,825苏州刺史,828刑部刺史,842刑部尚书致仕,846去世
白居易诗歌内容:讽喻诗,出自作者“自拾遗以来,凡所适所感,关于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体,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闲适诗出自“或退功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感伤诗出自“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杂律师“或用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物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好,但亲明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
白居易诗歌艺术特点:尚通脱,以通俗的语言抒发内心情感,揭露社会黑暗;叙事和议论上像《卖炭翁》不着议论,褒贬自现的很少,像《重赋》那样夹叙夹议 的也不多。多是卒章显其志,篇末议论;除了直赋其事外,还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有时用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借鉴和感慨“狐假龙种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平易通俗,浅近明畅
七、元稹: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汉族,唐洛阳人。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生平:739明经及第,806制科入等授左拾遗,815回京继而被贬,831卒于武昌
元稹诗歌内容:乐府诗,元稹乐府诗创作受张继、王建影响他的“新题乐府”源于李绅;男女相恋诗;悼亡诗;表现友谊的诗歌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状态,借古讽今;形象生动有感染力;善用比喻;抒发哀思和怀念超脱自然,感情深厚,动人肺腑;‘寓言诗托物言志;同白居易、韩愈有着深厚的感情 八、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生平:792中考,803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山阳令,805大赦天下做江陵官,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
州刺史,820任国子祭酒,821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822吏部侍郎
韩愈散文内容:论说文,包括明道之文,即用文章阐明儒家思想,提出“文以明道”论政之文、不平之文、论学论文之文;抒情文,潮涌赠序、祭文书信等题材,抒发骨肉情情;记叙文,包括碑文、传记、墓志铭。 韩愈散文艺术特色:创新,在不断创新中成就自己。在各种文体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使文章富有表现力,从而开创了散文创新的局面,如叙记文夹叙夹议,可以议政讽俗,可以论道斥佛打破了那种流连光景,刻画山水,叙事说功的传统俗套;
手法创新,韩愈文章“不专一能,怪怪奇奇”具有一种融会经典,超越传统,打破惯例而使人为之惊讶的独创性语言创新,韩愈极重视语言的功用强调“词必己出,文必字顺”的主张自筑新词,喜用口语,多用虚词,因事造言,颇多创新;风格创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奇崛险怪与文从字顺的统一。
韩愈诗歌内容:时事诗,韩愈提倡仁义,以杜诗为楷模,诗歌自然会涉及民生疾苦 “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赋,去我奚适”;悲愤诗,“悲啼乞就别,白诸不颔头”;山水诗韩愈好奇,多贬谪,经历很多,常用汉赋铺张的手法描壮山水,记叙游程,抒发感情。《山石》 韩愈诗歌艺术特色:尚奇,尚奇求新 是韩愈自觉的审美追求,经常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和夸张怪诞的变形塑造出雄奇的景象;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赋为诗即经常使用赋的铺张手法、以非诗为诗,以散文的叙事结构、铺张手法、句式结构和硬语险韵写诗。“多谐言以写情韩愈诗歌壮浪,摆去拘束,诚不减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杜;而风骨峻増,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而自成一家”
九、柳宗元
柳宗元(773~ 819)字子厚,唐朝著名的文学家,世称“柳河东”,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 生平:785柳宗元随父亲宦游,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803监察御史里行,805参与王叔文改革贬为永州司马,814召回,819被贬柳州 柳宗元散文分类:论说文,《天说》;寓言散文三戒《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传记《顾太尉轶事状》;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骚体杂文《悼屈原赋》 柳宗元散文艺术特色:“雄浑雅健,似司马文长”,命意深《封建论》涉及到政体问题;蕴含深,《捕蛇者说》蕴含深刻的社会现象;牢骚深,满腔悲愤,无论是叙事、议论还是寓言都满含悲愤
柳宗元诗歌内容:反映社会现实,直接反应剥削压迫,外族入侵,歌颂祖国统一谴责藩镇作乱,歌颂平叛功绩,咏史寓言讽刺时政,体现诗人弼时及物的情怀;抒发悲愤的诗歌,这是柳宗元艺术成就最高也是最代表他独特风格的诗歌“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柳宗元诗歌艺术特点:风格与散文相似“似淡似浓,清俊简洁”苏轼评价“发纤秾于古简,寄全味于淡薄;他的诗以简峻的笔法写深邃之情“激而发之欲其情,固而存之欲其金”
十、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汉族,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一说生于西域碎叶城),祖籍陇西郡成纪县。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
《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
生平: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745赐金放还,756年永王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762逝于当涂 李白诗歌内容:描写盛唐气象、都市繁华、城邑富庶“鱼盐满市井,布皋如云烟”;报国立功愿望“长歌行”借草木欣欣向荣抒发建功立业之情;李白敏锐感到盛世即将过去,对黑暗给予无情的讽刺和鞭挞“萧萧长门宫,昔是今是非”;感不遇是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也是天宝胸怀济世的知识分子经常发的感慨,具有特殊的时代特色。《行路难》;表现广大善良、美好人民的现实生活《秋浦歌》;抒发友情《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山水诗,描绘壮丽山河,爱国主义的表现,千百年来,这些诗歌与日月并存,与山河争辉。
李白诗歌艺术特点:风格:不拘一格,各体兼备,李诗雄奇、开放、壮丽、多变的奇逸风格,足以代表盛唐精神“白发三千丈”,含蓄委婉意远情遥的婉丽风格“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典雅华美庄严的富丽风格艺术特征:大胆想象与夸张创造出神奇莫测的艺术效果;李诗往往起句突兀,以惊人的语句先声夺人,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增我情”;富有游仙色彩,在现实的描写中插入非现实的仙境和环境借此摆脱现实生活的羁绊,以尽情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
十一、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祖籍襄州襄阳,一般认为出生于巩县。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有“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
《无家别》)等。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生平:744遇李白,同游梁宋,安史之乱后,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758~ 759,任华州司功参军,768应邀到江陵,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杜甫诗歌思想内容:抒写自己抱负和人生道路,极富盛唐精神“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预言灾难即将来临《壮游》;自诉经历兼抒忧家年园之情《羌村》;书写人生坎坷、屈辱遭遇内心凄苦《寓居同谷县歌七首》;时事见闻与反映社会的新乐府“三吏”蕴含忧国忧民的山水诗、边塞诗《秦州杂诗》;揭露讽刺军阀宦官贪官《丽人行》
杜甫诗歌艺术特色:总风格:沉郁顿挫;杜诗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为基础,以丰富的圣湖体验为感受经过长期的积累酝酿、笑话,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当这种情感力量如火山般喷发出来的时候,诗人又以理智加以规范和压制,这两种能量相互碰撞,形成一种浑厚悲壮完整的意境。然后用慷慨铿锵嘹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锤炼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与内容相适应,感情色彩强烈的句子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艺术概括能力与细致入微的描写相融合,从而使得诗歌有巨大的社会能量;简洁生动但内涵深刻的人物形象塑造“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杜诗用赋的手法把概括性的叙述和细致性的描写结合起来,把包罗了社会现象和他拨打身后的思想感情完美的融化在极其精练的诗句中“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精简凝练却生动形象的语言“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赏析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花摇情满江树。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长篇歌行,采用乐府旧题,但作者赋予了新的内容,将诗情画意以及对宇宙奥秘、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的诗境。
?诗篇题目春、江、花、月、夜,这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
?诗人入手擒题,开篇勾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一个“生”字,就赋予了明月与潮水以活泼泼的生命。同时,又巧妙地缴足了“春江花月夜”的题面。“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细腻的笔触,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境界,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格外幽美恬静。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笔墨逐渐凝聚在一轮孤月上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又紧紧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张若虚在此处别开生面,翻出新意: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全诗的基调是“哀而不伤”,使我们得以聆听到初盛唐时代之音的回响。
?“白云”四句总写在春江花月夜中思妇与游子的两地思念之情。“白云”、“青枫浦”托物寓情。“谁家”“何处”二句互文见义,一种相思,牵出两地离愁,一往一复,诗情荡漾,曲折有致。
?最后八句写游子,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烘托他的思归之情。“沉沉”二字加重地渲染了他的孤寂;“无限路”也就无限地加深了他的乡思。江潭落月,更衬托出他凄苦的寞寞之情。这结句的“摇情”——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将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诗人之情交织成一片,令人心醉神迷。
?《春江花月夜》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的景物诗、哲理诗、爱情诗。诗人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 ?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去、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展现出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从黑白相辅、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
?诗的韵律节奏也饶有特色。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感情旋律极其悲慨激荡,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平仄的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 唐代诗歌选:
还陕述怀 李世民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经破薛举战地 李世民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蝉 虞世南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秋晚登古城 李百药
日落征途远,怅然临古城。颓墉寒雀集,荒堞晚乌惊。萧森灌木上,迢递孤烟生。霞景焕余照,露气澄晚清。秋风转摇落,此志安可平。 出塞 虞世南
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缅怀古人节,思酬明主恩。 山西多勇气,塞北有游魂。扬桴上陇坂,勒骑下平原。 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轻赍不遑舍,惊策骛戎轩。 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 雾锋黯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 春日山庄言志 王绩
平子试归田,风光溢眼前。 野楼全跨迥,山阁半临烟。入屋欹生树,当阶逆涌泉。剪茅通涧底,移柳向河边。崩沙犹有处,卧石不知年。 入谷开斜道,横溪渡小船。郑玄唯解义,王列镇寻仙。去去人间远,谁知心自然。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采莲曲 (乐府作采莲归)王勃
采莲归,绿水芙蓉衣。秋风起浪凫雁飞。桂掉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摇橹。叶屿花潭极望平,江讴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驻。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今已暮,采莲花。渠今那必尽娼家。官道城南把桑叶,何如江上采莲花。莲花复莲花,花叶何重叠。叶翠本羞眉,花红强如颊。佳人不在兹,怅望别离时。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故情无处所,新物从华滋。不借西津交佩解,还羞北海雁书迟。采莲歌有节,采莲夜未歇。正逢浩荡江上风,又值裴回江上月。裴回莲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更几重。
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咏蝉 骆宾王
西陆蝉声唱, 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 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 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 使自塞上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吴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送元二十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出塞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凉州词二首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登岳阳楼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兵车行 杜甫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 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旅夜书怀 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悲陈陶 杜甫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将进酒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蜀道难 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从雌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
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
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
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黄鹤楼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采莲曲 王昌龄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