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西藏风景的文章
西藏风景的文章
布达拉宫坐落在西藏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的玛布日山(红山)上,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最初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兴建的,17世纪重建后,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居所,也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整座宫殿具有鲜明的藏式风格,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宫中还收藏了无数的珍宝,堪称是一座艺术的殿堂。1961年,布达拉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94年,布达拉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这个名字是展转曲折得来的。珠峰原先的名字,来源于西藏广为流传的流传一则神话。神话说喜马拉雅山以珠峰为首的五座山峰,是五个姐妹,统称 “长寿五仙女”。其中,祥寿仙女(藏语为“扎西次仁玛”)掌管人间的福寿;贞慧仙女(藏语为“米约罗桑玛”)掌管农田耕作;翠颜仙女(藏语为“婷格协桑玛”)掌管人间的“先知”神通;施仁仙女(藏语为“德迦卓桑玛”)掌管畜牧生产;冠咏仙女(藏语“觉班真桑玛”)掌管人间财宝。其中翠颜仙女是珠峰的主神,所以它曾被称为“翠妃雪峰”(藏语为“扛屯停杰姆”)。
纳木错
相传“纳木错是帝释天的女儿,念青唐古拉的妻子”。它们的造像分别为:念青唐古拉——头戴盔甲、右手举着马鞭、左手拿着念珠,骑白马;纳木错—— 腾云驾雾地骑着飞龙、右手持龙头禅杖、左手拿佛镜。念青唐古拉山在北方诸神灵中最具权威,它拥有广大无边的北方疆域和丰富的财宝。
在纳木错北岸一座不大的山坡上住着一位叫扎古恶脸的赞神。扎古恶脸法力无边,以狩猎为生。
一天,太阳风从东方升起,朝霞给至高无上的念青唐古拉山戴上明晃晃的金冠。扎古恶脸挎上弓箭别着大刀去打猎,路遇一条黑蛇和一条白蛇正在厮杀,那白蛇威风凛凛,钳嘴卡住黑蛇的头甩来甩去。当他晚上满载猎物归来时,又见黑蛇占了上风,黑蛇那山洞般的大嘴死死地掐着白蛇甩来甩去,白蛇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扎古恶脸想想说:就把白蛇当成天神,黑蛇当做魔鬼吧。于是,他拔出大刀把黑蛇砍成两截,救了白蛇的性命。
过了几天,扎古恶脸又在出猎的路上看见一头白野牛和一头黑野牛顶架。白牛像一座高高矗立的雪山,每一次攻击都使黑牛只有招架之力。等扎古恶脸晚上归来的时候,黑牛高高举蓬松的牛尾,两只黑洞洞的鼻腔冒着青烟,嘴里闪着火焰般鲜红的舌头,白牛已被顶翻在地。扎古恶脸心想:这白牛可能是天神,黑牛可能是魔鬼。他用野牛肋骨做成的弓箭射死了黑牛。
扎古恶脸刚到家里,念青唐古拉山神化为凡人相貌,着一身白色绸缎衣裳,头戴白色头巾,左手持一短剑,右手握着马鞭骑着白马飞驰而至。
念青唐古拉山神对扎古恶脸说:“朋友,你给我帮了大忙,你需要什么,我可以满足你三个要
求。”
扎古恶脸不明原由,说:“我没有帮过谁的忙,我也不要你满足我什么要求。”
念青唐拉山神解释说:“不,朋友,你所救的白蛇和白牛是我的两个神魂动物。我一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扎古恶脸听了念青唐拉的解释说。
念青唐古拉山神打开所有仓门,让扎古恶脸选三样东西,只许拿三样。
山神的仓房里堆满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到处都金灿灿,亮晶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赞神一时不知道要什么好。于是,闭目瞎摸。他第一次摸到是的盐,便抓了一把撒向北方说:“但愿对人类有用。”第二次摸到的是碱,便抓了一把撒向北方说:“但愿对世人有用。”第三次摸到一个疙疙瘩瘩的东西,也抓了一把说:“也撒到北方去吧。”可这个疙疙瘩瘩的东西可不是什么好玩艺面是一把炭疽病菌。
天真可爱的牧人感激扎古恶脸赞神给藏北大地撒满了盐碱。但同时惋惜的是,他同时也撒了一把炭疽菌。
念青唐古拉山神还做过一次愧对纳木错的事情。念青唐古拉山神虽然身为神灵之王威震一方,但是西部的达尔果雪山经常进犯念青唐古拉神山领地,偷袭马群。它想讨伐达尔果雪山,但自己又懒得出阵。于是,他对扎古恶脸说,你常住我的领地,吃我的家畜,现在我需要你来帮忙,你去替我讨伐达尔果雪山,速成之后,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扎古恶脸二话没有说,出阵讨伐达尔果雪山。达尔果雪山正和爱妻加岗拉母与孩子们玩耍,便匆忙应战,经过几昼夜奋战,扎古恶脸借助念青唐古拉山神给它的神力,勉强获胜,赶着被抢去的马群凯旋归来。
念青唐古拉山神对扎古恶脸说:“好,你胜利归来。你想得到什么,”扎古恶脸说:“我不要你的财物。我要和纳木错过一夜。”
念青唐古拉说:“好。我们有言在先,我会满足你的要求。”
有一天,扎古恶脸在纳木错湖边放羊,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一个“不像人间女儿,倒像天上公主”的美丽女人。她对扎古恶脸说:“我是听了念青唐古拉山神的话来和你约会的。你想按你们人间的习俗呢还是我们神仙的习俗。”扎古恶脸心想,人间的习俗,我已经尝过了,神仙是怎样过那种生活呢。他对纳木错说:“我要按你们神仙的习俗。”话音刚落,一道艳丽的彩虹在纳木错湖与扎古恶脸之间闪了三下,纳木错仙女说:“完了。等明年三月十五日月出时分,到湖边来认领你的孩子吧。你要给我记住千万别带上你的弓箭,一定要记住。”说完消失于湖面。
扎古恶脸苦苦地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来年三月十五日,月亮刚从东方升起扎古恶脸出门认子。但是,不带着弓箭实在不习惯出门,最终他还是把弓箭带上了。当他来到湖边,有一头母野
牛正在舔着刚出生的牛犊。扎古恶脸见到野牛他手心痒得难受,便拿出箭上了弦射向野牛,没有想到正好射中那刚出生的小牛。
这时,纳木错显出人形对扎古恶脸说:”你这个罪人,你不听我的话带上弓箭 你知道你射死的小牛是谁吗,那是你的儿子,我们因缘已断。”纳木错哭着消隐于湖中。
念青唐古拉山与纳木错结为伉俪相亲相爱,这是北方众百姓的福份,但它们的感情不是没有出现过裂痕。
在纳木错北岸约30公里处有一座山叫保吉山,与念青唐古拉山遥遥相望。当年威严峻拔的保吉山常与念青唐古拉山的爱妻——纳木错窃窃私语、缠缠绵绵。生下一个儿子——唐拉札杰。保吉山和纳本错为了不让念青唐古拉山发现唐拉扎杰,把唐拉札杰藏在保吉山以西约6公里处的大坝。奇怪的事,纳木错以北地区无论从什么角度都能目睹念青唐古拉山的尊容,可就是站在唐拉札杰山看不到念青唐古拉山。
尽管唐拉札杰没有被念青唐古拉看到,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保吉山和纳木错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简单,神力无边的念青唐古拉山怎么会不知道它们那点小事呢,一次它们正在幽会时念青唐古拉发现了自己的妻子与保吉山私通保吉山正欲拔腿北逃,念青唐古拉的长刀砍断了它的双腿,保吉山再也无法站立了。
大昭寺
传说一:
大昭寺寺址最早是一片湖,松赞干布曾在此湖边向尺尊公主许诺,随戒指所落之处修建佛殿,孰料戒指恰好落入湖内,湖面顿时遍布光网,光网之中显现出一座九级白塔。于是,一场由千只白山羊驮土建寺的浩荡工程开始了。
传说二:
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了一尊珍贵的释迦牟尼的佛像。作为最贵重的陪嫁,尼泊尔公主带来的是释迦牟尼八岁时的等身像;文成公主从内地的长安请来的是另一尊十二岁的释迦牟尼等身佛像。藏民公认这两尊佛像是最早进入雪域高原的佛像,然后为了供养这么神圣的佛像,松赞干布就开始修建西藏佛教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建筑物。便是大昭寺和小昭寺了。
传说三:
相传建大昭寺时,几次均遭水淹。文成公主解释说,整个青藏高原是个仰卧的罗刹女(如果有机会去西藏博物馆,推荐你一定要看一幅非常古老的唐卡,画的就是文成公主推算的吐蕃的地形)。这个魔女呈人形,头朝东,腿朝西仰卧臂,大昭寺所在的湖泊原来正好是罗刹女的心脏,湖水乃其血液。所以文成公主说大昭寺必须填湖建寺,首先把魔女的心脏给镇住。然后文成公主还同时推荐了另外十二个小寺院在边远地区,镇住魔女的四肢和各个关节,共建了十三座寺院。
按照文成公主所选的位置,建寺首先要填湖。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依靠山羊背着装着沙和土的袋子。就这样把这个湖泊给填平了,给大昭寺奠定了基础。其实今天的拉萨这两个字就是从大昭寺演变而来的。最早拉萨不叫LASA,古文书上都是RASA,RA是山羊,SA是土地,意思是山羊建的地方。后来因为修建了这样神圣纳佛殿,里面供奉了佛祖的像,有佛经、佛塔,还有四面八方的信徒来这里朝圣,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是佛地,所以又改称拉萨——LA在藏语里是佛的意思,SA是地。
小昭寺
传说当文成公主一行至拉萨车陷沙滩中,力士几经努力都无法将车拉出,公主即在觉阿像四周建立四柱,悬白锦账而供养。后以此为基建小昭寺。该寺坐西朝东,据说是文成公主悲思家乡而设计的。文成公主为建小昭寺从内地召来精巧工匠,以汉地庙宇为模式,结合藏地建筑特点,建成了极为壮观的重楼叠阁。
八廓街
在拉萨的八廓街上,有一幢神秘的黄房子,她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玛吉阿米。 玛吉阿米——这是存留于西藏的一段古老的遗梦,美丽的让人昏眩,渴望的叫人唇干。
距今300年前,不安在布达拉宫生活的六世达拉喇嘛,喜微服出游,在民间汲取灵感的火花。那一夜,他来到八廓街上的一间藏式小酒馆,想在这里聆听流传于民间的奇闻轶事,和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哪想到,故事未及听,隔桌坐于他侧面的一位婀娜藏女,却让他心仪荡漾,那举手投足之间,那眉目弯月之上,那迷人笑靥之中,处处弥散着别样的馨香。这之前,仓央嘉措从未感受过思念之苦,也不曾相信人间有追思之累,那之后,他日日光顾小酒馆,但却无缘再次目睹沁入心脾的美丽姑娘。
据说,仓央嘉措肩负着在人间寻访救度母女神的职责,以帮助众生脱离苦难。传说中,救度母女神以绝美之皎容出没于凡尘俗世,所以西藏多处留有仓央嘉措寻访的足迹。在那幢黄色小屋里出现的美丽女子,后来被仓央嘉措写进情诗,称她为玛吉阿米。藏语“玛吉”为圣洁、纯真、无瑕之意;“阿米”是阿妈的介词形式,在藏族人的审美理念中,母亲是美丽的化身,这样,玛吉阿米就是圣洁之母、纯洁少女之意,自仓央嘉措的诗歌之后,她又被引伸为美丽的遗梦,浪漫的邂逅之意。
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这个名字是展转曲折得来的。珠峰原先的名字,来源于西藏广为流传的流传一则神话。神话说喜马拉雅山以珠峰为首的五座山峰,是五个姐妹,统称 “长寿五仙女”。其中,祥寿仙女(藏语为“扎西次仁玛”)掌管人间的福寿;贞慧仙女(藏语为“米约罗桑玛”)掌管农田耕作;翠颜仙女(藏语为“婷格协桑玛”)掌管人间的“先知”神通;施仁仙女(藏语为“德迦卓桑玛”)掌管畜牧生产;冠咏仙女(藏语“觉班真桑玛”)掌管人间财宝。其中
翠颜仙女是珠峰的主神,所以它曾被称为“翠妃雪峰”(藏语为“扛屯停杰姆”)。
罗布林卡
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里记载一段有趣的传说:
那普陀山上的观世音菩萨,给一只神变来的猕猴,授了戒律,命它从南海到雪域高原修行。这只猕猴来到雅砻河谷的洞中,潜修慈悲菩提心。正在猴子在认真修行的时候,山中来了一个女魔,施尽淫欲之计,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两个结合吧~" 起初,那猕猴答道:"我乃观世音菩萨的徒弟,受命来此修行,如果与你结合,岂不破了我的戒行~"那女魔便娇滴滴地又说道:"你如果不和我结合,那我只好自尽了。我乃前生注定,降为妖魔;因和你有缘,今日专门找你作为恩爱的人。如果我们成不了亲,那日后我必定成为妖魔的老婆,将要杀害千万生灵,并生下无数魔子魔孙。那时雪域高原,都是魔鬼的世界,更要残害许多生灵。所以希望你答应我的要求。"那猕猴因为是菩萨降世,听了解这番话,心中自念道:"我若与她结成夫妻,就得破戒;我若不与她结合,又会造成大的罪恶。"想到这里,猴子一个跟头,便到普陀山找那观世音菩萨,请示自己该怎么办。那观世音想了想,开口说道:这是上天之意,是个吉祥之兆。你能与她结合,在此雪域繁衍人类,是莫大的善事。作为一个菩萨,理当见善而勇为;速去与魔女结成夫妻。这样,猕猴便与魔女结成伴侣,后来,这对夫妻生下六只小猴,这六只小猴性情与爱好各不相同。那菩萨化身的猕猴,将这六只小猴送到果树林中,让他们各自寻食生活。
三年以后,那猴父前去探视子女,发觉他们已生殖到五百只了。这个时候,树林的果子也愈来愈少,即将枯竭。众小猴见老猴来了,便纷纷嚷道:"我们将来吃什么呢~"他位个个摊着双手,模样十分凄惨。那猕猴见此情景,自言自语道:我生下这么多后裔是遵照观世音菩萨的旨意,今日之事,使我伤透了脑盘,我不如再去请示观世音去,想到这里,他旋即来到普陀山请示圣者。菩萨道:"你的后代,我有够抚养他们。"于是,猕猴便遵命于须弥山中,取了天生五谷种子。撒向大地,大地不经耕作便长满各种谷物盆地,父猴才别了众小猴回洞里去。众猴子因得到充足的食物,尾巴慢慢地变短了,也开始说话,逐渐变成了人,这就雪域上的先民。
注:猕猴变人的故事,在藏族民间广为传播,并记录在古老的经书之中,还搬上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的壁画之上。那猕猴住过的洞穴,民间传说就是泽当附近的贡布山上,而"泽当"也因是"猴子玩耍之地"而得名。
昌珠寺
昌珠寺位于去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的路上,属格鲁派寺院。据说昌珠寺最开始并不是一座寺院,而只是一座庙,并且是西藏的第一座庙宇。说到昌珠寺,不得不提到那位对汉藏文化交流有突出贡献的文成公主。相传,文成公主当年在拉萨夜观天象日察地形,发现吐蕃全城的地形极像一仰卧的罗刹女,将不利于吐蕃王朝,须在女妖的四肢和心脏建庙以镇邪。于是,女妖心脏上建一座赫赫有名的寺庙,也就是后来的大昭寺,罗刹女四肢之一的手臂上建了昌珠寺,并以珍珠唐卡镇之。
藏语中“昌珠”的意思是“鹰鸣如龙吼”。传说建昌珠寺的地方以前是一个湖泊,湖中常有一只五头怪龙作乱。松赞干布为除此害,亲自变成一大鹏鸟与怪龙进行了多次殊死搏斗,最后
将妖龙的五个头一一啄了下来。因此这座镇妖之寺的名字就叫作了“昌珠寺”,以纪念松赞干布降伏妖魔。
雅砻河谷“猕猴变人”的神话传说
传说远古时期,一只神猴受了观世音菩萨的点化来到贡布日山上修行。附近的一个罗刹女爱上了猕猴,遂要求与他结合,否则她就要与山下的魔鬼结合,生下无数魔子魔孙,残害生灵。在征得观世音菩萨许可后神猴与罗刹女结合并生下六只小猴,后来繁衍成了西藏人类社会。传说中的狲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后代的地点“猴子洞”至今仍然存在,就位于贡布日山腰上。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不但在山南桑耶寺、拉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地都绘有壁画,而且藏史许多书籍中都有记载。
羊卓雍错
传说羊卓雍错是仙女下凡变的。又说,很久以前这里是个泉眼,附近住着户富人,富人家有个叫达娃的佣人。一天,这娃在泉边救了条小金鱼,小金鱼变成一位美丽的姑娘并送给达娃一件宝贝。富人发现后,硬要达娃带他到泉边找宝贝和姑娘。没达到目的,富人就将达娃推进泉眼淹死了。姑娘出现了,变成无边的浪向富人袭来。从此,这儿有了泓碧蓝清澈,妖娆无比的湖。
蒙古族人崇拜羊卓雍错更多的是将她奉为羊卓措达钦姆即金刚障碍之主,是藏区的女护法神。因此,羊卓雍错既是龙女的化身,又是女护法神的驻锡地,兼具多重功能或神力。
羊卓雍错是野生禽类的乐园,成千上万只白色水鸟在湖面飞翔,十分壮观。关于白色水鸟,有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湖边有个叫白地的村子,村里里住着位漂亮的姑娘,她每天夜里都要到湖里洗澡。农奴主看中了姑娘,要把她霸为已有。但姑娘已有心上人,不愿意嫁给农奴主。一天夜里,农奴主将她抱出水面。这时,天上飘来一朵彩云,云端站着位仙女,仙女用佛珠将农奴主打死,但农奴主还是死抱着姑娘不松手,2人都沉入湖中淹死了。第2天黎明,湖中飞出一只白色水鸟,是姑娘的化身。从此,水鸟总是在羊卓雍错上飞翔。
羊卓雍错被称为圣湖,据说主要原因是她能帮人们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达赖圆寂后,由西藏上层僧俗组成负责寻找灵童的班子,先要请大活佛打挂、巫师降神,指出灵童所在的大方位;然后到羊卓雍错颂经祈祷,向湖中投哈达,宝瓶,药料等;最后,主持仪式的人会从湖中看出显影,指示灵童所在的更加具体的方位。如果上述3种仪式所示方位一致,便可派出人马,循所示方位寻找灵童。
范文二:桐城文章的“别样风景”
桐城文章的“别样风景”
——以严复、林纾的翻译为中心
吴微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09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09年2期第15,29页
【英文标题】“A Different Landscape” of Tongcheng Article: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Works of Yan Fu and Lin Shu
【作者简介】吴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桐城古文作为古文的正宗和化身,笼罩了文言写作。严复、林纾以会通新旧、苞举中外的文化理念,凭借扩容了的桐城文 章作为工具,译述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输入外来文化;与教育紧密关联,哺育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在晚清民初的文化转型中,引发了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为中华文化的更新贡献非凡。但这一文化选择亦自毁桐城根基,最终带着“桐城谬种”的恶谥,黯然而熸于五四大潮。
【关 键 词】严复/林纾/桐城文章/翻译
桐城古文传衍至晚清,颇有些“强弩之末”的景象。不仅领军人物才力不逮三祖,难以威仪天下,而且后继乏人,文脉殆息。吴汝纶曾自言:“文非吾之至者”?,“拙作古文,千万不可付刻。古文最难成。我所作甚少,皆凡下无卓立者”?。作为桐城派的“最后宗师”,居然对自己的古文“深自愧恨”,缺乏起码的自信。不仅如此,他对门下弟子的古文创作也颇不中意,曾云:“马通白近寄其母行状,乃不惬人意。吾县文脉,于今殆息矣。”?当然,桐城之“高古深远长”非朝夕就能覆亡。尽管“纯粹”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训练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学识和文化情怀仍然令人称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建树,仍然名动京师,称誉天下。其中最为时人所推重和景从的,是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桐城文章翻译西学,绍介新知,别开生面,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桐城文章作为新学的文化载体,也由此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但是,“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连同桐城文章,却好景不长,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无情遗弃;“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前因后果,意味深长。本文试图就此钩稽史料,展开论述,以严、林为中心,解读桐城文章与翻译的“别样风景”。
一 从几则“告白”谈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
(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昌言报馆白。
1897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可称道。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该馆再于《中外日报》头版广而告之:
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洵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昌言报馆代白。
汪康年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惜,耐人寻味。?
(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
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时务之要书;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此白。
这则“告白”中包容的丰富信息。应该说明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崇并非一视同仁。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显然没有像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的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作“本馆告白”时是这样表述的:“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
文章”值得深究。
二 游走边际的古文
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子展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苏轼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因此,对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来说,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他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自然合乎情理。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11)
而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运作的结果。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记日记、写尺牍、草奏章、撰考察报告,在文体与语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狭隘的古文禁忌,不仅文体广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牍语、时文语、注疏语,其外来语和俗语更是常见,雅洁的要求已经放宽。但正因如此,却使桐城古文变得“更有实用价值”。这样,只要在文言写作中胎息史汉、有“义法”,那就被视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纳入桐城门下,或被视为桐城盟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龚自珍、钱大昕、冯桂芬、缪荃孙、陈去病、柳亚子、于省吾、冒鹤亭等明显不属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纳入桐城派作家之列。(12)以刘声木这样学养深厚的桐城门人,岂不知龚文之“奇霸”、冯文之“经济”、柳文之“劲健”,与“雅洁”之桐城古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经大为宽泛,范围几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写作古文“言有序、言有物”且师从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刘氏之法眼。(13)至于严复、林纾被摒弃在外,那是因为刘氏对“义理”、“辞章”的家法“看护”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他可能觉得严复以古文扬“泰西”义理、林纾以古文创作及翻译小说都太出格,颠覆了桐城的核心理念,“有伤风化”,尽管两人“纯粹”的古文创作完全可视作桐城古文,但将其收入桐城门下实在“有失家风”。当然,严复译著和林译小说的确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严译用的是渊雅的先秦文体,“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14)但严林译述之深美可诵的情调与左史笔法,其实与桐城古文之“义法”息息相通,甚至合拍,因此,以“杂文学”观视其译述为放大了的桐城古文,表述为“桐城文章”是能够成立的。以此返回现场,来观照、分析晚清“杂文学“的混沌现象,就能够深刻而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现象。否则,钱基博之语:“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跷径。”(15)那就难以理喻了。同时,从诗文唱和及史料检索来看,吴汝纶、马其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与严复、林纾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视为知己。(16)严、林以桐城文章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拜吴汝纶为师的结果。严、林为桐城护道和张目,亦人所共知,视其为晚清民初桐城的重要“盟军”,始终是学界的普遍认同。严、林的“出局”,可以说乃刘氏的“个人意见”,虽可理解,但不足为凭。
由此,严复、林纾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学术和文学,其实是桐城古文边际游走、范围扩大的结果,昭示了桐城古文在文化转型期的泛化和变革;虽前所未有,却意义重大。因此,以“杂文学”观视野下的“桐城文章”来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 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
晚清的文化转型,其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这一转型是在列强入侵、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国运衰微,士大夫阶层既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学而自强。儒学一尊被彻底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诸家并出,异说蜂起。这样,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恰逢时运,再一次获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台”。应运而生的严复《天演论》、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在文化启蒙方面振聋发聩,而且其译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时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阅读习惯。因而,甫经脱手,即“不径走万本”。前述之“告白”恰好从传播方面反映了这一文化奇观。
但值得重视的是,严复、林纾译述文体不仅“迎合”文化时尚,而且也是时势所然的“由衷之言”。严复当年留学英伦,尽管驻英公使郭嵩焘对其赞誉有加,曰:“文行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17)但继任者曾纪泽却对其文章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严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18)严复回国后交游的同乡郑孝胥亦云:“观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19)因此,尽管曾纪泽对严复存有偏见,但严复此时的古文水平,应该说功夫未到、火候欠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严复回国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20)面对“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严复再“发愤治八比”。(21)尽管四试不第,但严复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强化训练”,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当他一心著述时,果然文章“雄伯”,一鸣惊人。而由桐城文章译著的《天演论》,更是蜚声海内,博得了士大夫阶层的由衷喝彩和价值认同。严复可能没有想到,他那“身份认同”的刻苦磨练和痛苦挣扎,其实是“种豆得瓜”,绝佳的桐城文章是这位“译界泰斗”得以天下扬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赐文科进士出身”,于此也实为因果。
林纾的情况比较单一,自幼熟读经史,尤好左史八家;七试春官,虽只得到举人身份,但就其对桐城古文的熟谙而言,当在严复之上。因此,他以古文译小说,自是轻车熟路,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将古文的“小说笔法”,“共振”与“转换”于小说翻译和创作之中。(22)虽然当时,以古文述逸闻趣事、写小说笑话颇有市场,好之者众,如俞樾这位经学大师也喜撰“笑话新雅”,(23)但文笔均不及林纾;尤其是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小说,更是“举世无双”;于是,“严林”并举,天下景从。
林纾将桐城古文“浅化”,翻译西洋小说,古朴顽艳,自然上下相通、左右逢源,合乎士大夫“闲情偶寄”的审美好尚。恽
毓鼎“灯下听雨,阅西小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不禁赞叹:“此书情事既佳,文笔渊雅激昂,尤可歌可泣。??畏庐得力于《史记》,故行文悉中义法。欲通西学必精中文,观于此而益信。”(24)看来,不管林纾喜欢与否,“今之蒲留仙”的美誉也一样得力于桐城文章。
与林纾译小说“耳受手追”、“运笔如风落霓转”之畅快淋漓相比,严复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则“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译文古奥尔雅。 “古文不宜说理”,曾国藩的遗训可谓至理名言。梁启超就曾提醒严复: “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25)而严复对此的答复是:“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26)这就“天机泄露”,严复用桐城文章翻译是专供“多读中国古书”的士大夫,是冀望于能够转换士林风尚的“上层”读者,其“别有用心”,恰如王佐良所云:“他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27)由此看来,严复、林纾通过桐城文章来译述,显然是把翻译文体的“级别”提高了。
换句话说,倘用白话译述,不仅林译小说将被视为“不入流”的低级通俗读物,难入士大夫法眼,即便“旁采泰西”的严译学理,亦难以打破精通文史的上流知识文化群体的偏见。孔子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值得认真思考。更有甚者,在当时,即使是太炎先生倡扬的“魏晋文章”,也难当此任,其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表述能力明显不及严译,因而其传播、接受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前述的几则“告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作为太炎先生的弟子,周氏兄弟用“魏晋文章”译小说也不成功。阿英对此解释道:“周氏兄弟译本,完全用着深奥的古文,又系直译”,(28)“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佶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29)平心而论,“桐城文章”并不比“魏晋文章”高明,从“析理绵密”和“玄远深幽”上,“桐城家法”远逊“魏晋风度”;但以“清通”的实用性而言,“魏晋文章”则显然要稍逊一筹。(30)倘若再去读一读严复、林纾的文字,则更能加深理解: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开场白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日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
这种“音调铿锵”、清雅可诵的文字,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转换,确实能使读者“忘其为译”。仅此,就远非“枯涩”的“魏晋文章”所能代替。正如胡适所评:“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些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在当时,倘若不以这种“清通”的桐城文章来翻译,其译述文章便难以风行天下,更难以“移风易俗”;做“通”了桐城文章实在是译述的最佳工具,除此别无他途。还是胡适说得好: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顺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谈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31)由此而言,严复、林纾以桐城文章来翻译,不仅是时势所然,从更深的文化层面来看,其有意无意地会通新旧、苞举中外,其实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选择,其成功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四 “场屋秘本”与“国文读本”
桐城文章作为译述的最佳工具,不仅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而且还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可能连严复、林纾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天演论》等“严译名著”一度成为“场屋秘本”和学堂教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竟成为当时青少年的“国文读本”。之所以如此,当然与1899年之后的文化教育体制的转变大有干系。“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有此“温床”,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而同时,科举制度也因时而变,八股取士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时务策论。山西士子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就详细地记录了这期间科考“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的种种情形。1899年印行的严复《天演论》自然成了“所最重者外洋之法”(32)的科考时务策论的最佳“秘本”。因而前述“告白”云其为“西学通径时务要书”、“场屋秘本”,既是诚恳的“高考”指南,可能也是实在的经验所得。吴玉章就明言:因为阅读了《天演论》,“1902年参加考秀才,府考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33)不仅如此,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还广泛地被各地书院、学堂作为西学教科书使用。据王天根考索,直隶、关中、湖湘、江浙、上海、两广等地的书院、学堂,或在课堂讲授《天演论》,或作师生重点研读的人文读物。(34)无独有偶,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就曾描绘过上海澄衷学堂国文老师杨千里以《天演论》教学的动人场面:“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35)
《天演论》通过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影响,“林译小说”其实也不例外,尽管其不能进入科考和教学课堂,但却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着那时的青少年的思想和好尚。郭沫若就称林琴南译的小说,是其童年时代嗜好的一种读物,感动得为之泪流满面,并对日后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36)钱钟书也坦言:“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37)两位大文人的如此直白,说明“林译小说”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之功有多么巨大。更有甚者,周作人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38)据张俊才考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39)施蛰存更以切身感受概括道:“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40)由此看来,“林译小说”是在课堂之外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作为课外读物,既提高了他们的国文水平,又使他们得
以“睁眼看世界”。因此,其功效较《天演论》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桐城文章作为科考范文和学子读本并非自严、林始,前文已述桐城古文与科考时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将桐城文章作为学子读本实起于姚鼐,其编定的教科书《古文辞类篹》中就有27篇方苞、刘大櫆之文。后起的黎庶昌、王先谦各自编定的《续古文辞类篹》则收入了更多的桐城诸家文章。问题是,桐城先贤之古文承载的是孔孟程朱之“义理”,清正雅洁;而严、林译述较之则显然有别。蔡元培曰:严复“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41)严复也自云,他对“达恉”的种种经营,其实就是要“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达易“西儒”之“精理微言”,(42)是以有序有物、“文理密察”的雅洁文字来承载西儒之“天演”思想。其滔滔雄辩、“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逻辑文”(43),既规避了“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又在“辞章”上扩容了崇尚“醇厚老确”、“措语平淡”的桐城古文;而且,更在“义理”层面,将孔孟程朱替换成西儒思想。桐城文章成了严复的“达恉”的“借壳”。其良苦用心,是以新学新旧学,既达西儒之恉,又抒本人之幽怀,轻易间难以体察,故其云“学我者病”。吴汝纶对此心有灵犀,他在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之后,赞为“高文雄笔”,并“手录副本,秘之枕中”,(44)欣然为之作序。但周作人在几十年后却对这篇序文感到“很奇怪”,认为吴汝纶根本不看重天演的思想,“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对此,鲁迅也有同感。(45)其实,周氏兄弟可能是给这篇序文的春秋笔法蒙蔽了。作为桐城宗师的吴汝纶凭其学养和眼光,对严复的“义理”更替和“达恉”幽怀,岂能不“明察秋毫”,只是世风时运,桐城古文的扩容和新学的输入于国运有助;尽管气纵才露、其文闳肆的严复文章相对于“正宗”的桐城古文而言不那么纯粹,但吴汝纶此时既“吾恐西学不兴”(46),又忧心“桐城光焰自是而熸”(47),因此,当“音调铿锵”的严复雄文横空出世,识时务的“桐城派的老头子”吴汝纶自然“感动”不已、褒掖有加了。
林纾以古文“笔述”西洋小说的情形,与严复大同小异。林译小说讴歌纯洁的爱情,鼓吹个性解放,乃至于热心实业,倡维新救国等,都为古旧桐城义理所不曾包容,与严译异曲同工。尤其是“收容量颇大的”小说语言,虽然“胎息史汉”,但不避新语、俗语、佻巧语,滑稽风趣,风流蕴藉;从“纯文学”观来看,已是典型的“小说家言”;与“雅洁”之桐城家法已相去甚远,确如钱钟书所言,其文体已不是纯粹的古文了。(48)刘声木将林纾摒弃在桐城门外,其“愤怒”由此亦可理解。但恰恰因为林纾用这种不是“古文”的“古文”翻译小说,使得青年学子激动不已,爱不释手;有意与无意之中,展现了古文的魅力,强化了桐城文章的影响。
有趣的是,严复“达恉”的幽怀与林纾笔述的风流并不仅仅“诉诸文字”,严、林由此生发的教育情怀亦颇为世人瞩目。1912年,清朝亡、民国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他带领师生同北洋政府企图停办北大做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并藉此阐明,“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49)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来,一举两得,不仅事关北大存亡绝续,同时也为日后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导夫先路;严复此举,对北大、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取向之影响极为深远。桐城派所谓“识见闳通”,由严复上述言行而观,确实名不虚传。严复因此成为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而为中国学界所追怀和尊敬。林纾虽较其逊色,但他在课堂上讲“故事”可谓“前无古人”,石破天惊。当时的北大学生胡先骕回忆道:“先生素精技击,每每在(北大)授课时述及技击故事,辄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蔡元培亦揶揄道:“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50)在课堂“指凶”小说,即使是新派人物,在当时亦可谓不雅不洁之事。林纾此举,颇有些“风流倜傥”。但正是这“惊世骇俗”的言行使小说的传播更为广远,视其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实在是恰如其分。(51)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此乃“桐城家法”。然而,时移势易,桐城古文之“道统”与“文统”在中西方文化的异质碰撞中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桐城文章因此颇有了些“现代气息”。严、林的译述尽管其初衷“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但时势的机遇,使其与教育发生了极其紧密的关联,成了青少年的精神食粮,深刻影响并改变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虽然桐城古文不再纯粹,但正因如此,桐城文章通过教育、通过文化的传播,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对晚清民初的新学传播与兴盛,贡献非凡。
五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严复对译述的谨严,人所激赏。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使严复认真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1894年10月,他去信长子严璩,曰:“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52)从此,以救亡保种为己任的严复,把翻译西学作为自己神圣的事业和使命。自1896年起,在十余年间,他独立翻译了十余部西方人文思想著作。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近世中国无出其右。不约而同的是,同乡林纾也视译述为“畏庐之实业”。1897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意外成功,激使他一发不可收拾,以“笔述”的奇特方式,耳受手追,二十年间翻译了246种西方文学作品(大半为小说),亦为旷世罕见。就新学而论,严复、林纾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一新世人之耳目”(53);就旧学而言,严、林的译文是桐城文章,音调铿锵,深美可诵,“文章确实很好”(54)。由此得维新、守旧两派认同和激赏,当在情理之中。时势造英雄,晚清民初的文化大转型,造就了“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由其风行天下而引发的文化翻译浪潮,是中华文化更新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活水注入,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因此而得以形成。桐城文章经过严复、林纾的“扩容”和“更新”,似乎又一次地勃发生机;严、林也因借力于桐城文章的译述而为人称颂一时。
但“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引领的文化翻译和文化输入浪潮,既为日后的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人才,储备了条件;也为自己“败走麦城”埋下了伏笔。正是那些读着“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长大的五四健将,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严、林;更反戈一击,无情地打倒了桐城文章。对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上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55)将桐城派与新文化运动连接起来,这是周氏的洞见,精辟之至;视桐城文人思想保守落后则是五四时期的学界共识,虽有时代的合理性,今天看来,却不无偏颇。严复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56)。他持会通新旧、苞举中外的渐进文化观,反对那种“悉弃其旧,惟新之谋”的文化激进。曾云:“新学固所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弃其旧,而惟新之谋,则亦未尝无害”(57);“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58)。这样的文化思想在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自然是跟不上潮流,人们尽可嘲笑其落伍老朽;但风平浪静,正如当今学人所评,乃一代哲人切合中国现实的深沉思考。(59)其价值和眼光,日显深邃。**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60)之一,可谓严
复之身后知己。殷海光在其晚年曾这样认为,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中间一小段时间外,我们仍在严复已经辨明的方向上打转,有时甚或背离此方向,从而把是是非非越搅越乱。(61)林纾虽然谈不上思想系统,但其文化直觉与严复亦有不少类同,即使其守旧落后的文学主张,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他对古文的强烈“卫道”,不免迂执悖时。“桐城盟友”对其“任气好辩”也“不以之为然”。(62)严复就曾直言:“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63)但其“古文万无灭亡之理”的临终遗言,却在日后部分地应验了。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古诗文占其一半以上篇幅,而且大半要求背诵,可谓一证。遥想新旧交替的晚清民初,新中藏旧、旧中寓新的人物何止严复、林纾。旧派且不说,即便新派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公,旧的等级意识也极强;在“革命气味”掩盖下的言辞中,“野小孩”、“婢”等旧式话语不时脱口而出,(64)其意识深处的旧色彩由此而暴露无遗。更有甚者,钱玄同一面高呼打倒“桐城谬种”,一面又给友人书信,私下认为小学生“最后还要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65)。其对传统文化的“双面人”态度昭然若揭。其实,身处晚清民初,各派人物表象上冲突激烈,似乎势不两立,而内在却是彼此渗透、交融、甚至重合。新旧杂糅可谓是那个时代人物的生命特征,几乎无一例外。陈寅恪就称自己的思想在湘乡和南皮之间,好生奇怪,却省人深思。
在我看来,严复、林纾之所以“跟不上潮流”,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打倒孔家店、倡扬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激进的变革时代,不仅文化理念仍然固执己见,“固步自封”,没有像梁任公那样,“跟着少年跑”;(66)而且,还试图以桐城文章承载日新月异之新学,并借此“固守古文壁垒”。如此,岂能不遭激变时代的唾弃,尽管桐城文人的文化教育眼光令人称道,吴汝纶、严复等就积极倡言废除科举,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废除科举对桐城文章而言可谓灭顶之灾。科举制废除,士大夫阶层土崩瓦解,喜好古雅之严、林译述的“文人雅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在代之而起的文言退场、白话兴盛之新文化教育体制下,畅达的白话则具有更大的语言表述优势。严、林译述的桐城文章未能再进一步,自然逐渐成了中下层读书人的阅读障碍。因此,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五四健将登高一呼“桐城谬种”,自然是应者云集、四方响应。熊十力曾云:“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67)“道”变“文”亦当变。在这文章风气大变的时代,当严复的“达恉”、林纾的“笔述”被视为“胡译”、“乱译”,更被宣布为“死文字”之后,“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连同所有的桐城文章,放进博物馆,当作古董,自然就成了唯一的归宿。深层考究这一历史扬弃,其实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一次吐故纳新;尽管激进,尽管留有诸多文化遗憾,但无可否认,这却是“必然”而且“合理”的历史进程。
要之,在历史的推移中,严复、林纾“扩容”和“更新”桐城古文,以其译述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引进西方文学观念和技法,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成为语文合一的阶梯;同时,又通过教育深刻影响并改变了知识青年的精神世界。借此不仅成就了桐城文章的最后辉煌,也大大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于中华文化而言,可谓功莫大焉。但桐城文章的文与道、义理与辞章其实合一,严、林的文化选择恰恰是自毁桐城根基。新酒美味醉人,旧瓶累赘当弃。古雅的桐城文章不能“与时俱进”,自然是“老朽应当让位”,(68),黯然退场了。因此,桐城文章之于翻译,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这既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温情回眸,惟有感叹:历史从来如此。
注释:
?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四),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150页。
?《与王子翔》,《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
?《答张廉卿》,《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
?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在这两则“告白”的中间还插有二则:一则言“情节变幻,译笔尤佳,现已印出”。一则言林纡将“板价”捐给福州蚕桑公学;已为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世界文学》1961年第10期)所述录,可参阅。
?《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曾广铨为曾国藩之孙、曾纪泽之子,亦为当时译界名流。同册还有代售谢芷汸“新印归槎丛刻七种”告白,仅言其“切实有用,不蹈空谈”,可备一例。
?陈子展(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85页。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6页。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光绪廿三年六月初十日、十月十五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2,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21,122页。
(11)鲁迅曾言: “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见《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周作人曾言:“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见《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今人施蛰存也有相同言说。
(12)参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
(13)笔者曾持此观点请教过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飚先生。王先生亦持此论,曾语笔者曰:“刘声木将龚、柳等收入桐城门下,昭示了桐城古文的泛化。”笔者深受鼓舞和启发。谨此向王飚先生致谢。
(14)(37)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23页。
(1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136页。“古文辞”乃古文之别称,姚鼐《古文辞类纂》可备一证。
(16)姚永概为林纾文集所作序言,苍凉悲壮,其与林纾相濡以沫、知己知音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证。
(1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7页。
(18)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6页。
(1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页。
(20)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参阅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21)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2)吴微:《“小说笔法”:林纾古文与“林纾小说”的共振与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23)参见1899年前后的《时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纸,“新出俞曲园笑话新雅”之“告白”不时出现。
(24)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廿三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5)《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一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原文未署名。
(26)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七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
(27)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阿英:《翻译史话》、《阿英全集》(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792页。
(29)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30)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平原师对此阐述深刻,可参阅。
(3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3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3)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5页。
(34)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36)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8页。
(38)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39)张俊才:《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8页。
(40)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版。
(41)蔡元培: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4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310页。
(44)吴汝纶: 《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1卷,光绪三十年(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鲁迅的类似评论见《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86页。
(46)吴汝纶:《答严几道》,《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2卷,光绪三十年刻本(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7)林纾:《送姚叔节归桐城序》,《畏庐续集》,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48)张俊才:《林纾评传》第五、六章对此有深入阐述,可参阅,此处不赘述。
(49)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0)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王世儒等主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在笔者看来,所谓“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其《技击余闻》就是笔记小说。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51)参阅张俊才《林纾评传》第六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
(52)严复:《与长子严璩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0页。
(5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54)鲁迅:《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5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56)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57)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学科为当务之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
(58)严复:《主客平议》,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59)参阅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60)**:《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6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文艺书屋1976年版,第294,298页。参阅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序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2)吴孟复:《忆姚仲实先生》,《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
(63)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9页。
(64)新派人物亦新中藏旧。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84页。
(65)钱玄同致胡适信(1921年7月28日),《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8页。
(66)当然,任公先生并非盲目地跟着少年跑,譬如对诸少年“打倒孔家店”就不以为然,亦力言辩驳之。参阅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等文,《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页。
(67)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
(68)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NU1DA20091028
范文三:心中的风景_亲情文章
心中的风景_亲情文章
作者:
素曦
亲情是你内心深处的一渊泪泉,止不住,也流不完。
题记。
淅淅沥沥的雾雨,夹挟着淡淡的忧伤,撒满了泥泞的小院。
嘟嘟门口的大巴已不耐烦地鸣了好几声喇叭,我迅速地收拾好了衣物,准备上车。爷爷奶奶在门口为我送行。虽是离别之际,他们给我的还是那句我都快听腻了的话:到了那边要好好学习,听爸妈的话。
我不敢多想,爷爷虽有少许健壮,可他毕竟是一位老人,这沉重累人的农活,他能撑多久呢,奶奶体弱多病,却还是坚持每天和爷爷一起干活。想到这儿,我心酸了,冒着细雨冲进了车里。
上车时,司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把车票给了他,然后迅速的往车后箱跑。却不知道撞掉了别人的物品,我连声道歉加鞠躬,并迅速的在最后一排找到了座位。我对窗子哈了一口气,然后用手擦了擦。此时两个消瘦的身影带着密密麻麻的雨映入眼帘。
在车启动的那刻,我的心随着车一起颤动了一下。随即便是泪水控制不住的往下流。朦朦胧胧的灯光下,是朦朦胧胧的不舍之情。朦朦胧胧中是他们呆呆站立的目送,朦朦胧胧中是我的思恋不断的加剧。车颠簸的开着,那朵朦朦胧胧的灯光在大雨的映衬下越发的耀眼。
最让我不舍的是奶奶。想起昨日我还在地里同你一起干活,当累了的时候,便和你一起坐在旁边阴凉的大树下,听你讲诉你小时候的故事。你总是要先回家做饭,而我只好收拾残局,慢慢地把地上的农具整理好,然后踱步回家。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的鸡又少了一只。我总会气冲冲的找你理论。但最后还是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结束。
车子开过泥泞的小路,离家是越来越远,我的泪水总是悄无声息的落下。透过泪水看村庄,我看见了村庄也有柔弱的一面。七年的孕育,七年的离去,如今刚回来不久而现在又要匆匆的离去。别说是你不舍,我又何尝不是呢,思乡之情根深蒂固,是无法被时间与空间的隔绝抹去的,反而会在其中发酵,越来越浓烈。日落西山还去来。可谁又能预测到明天的事呢,
车窗外那稀里哗啦的大雨,那正是家乡的眼泪啊~就让我打开车窗,用瓶子装满你,让我尝一下白眼泪能是怎样的味道。
那甜甜的白眼泪,是甜甜的期待,期待潜藏在内心已久的风景:
当我拎着东西在田坎上走着的时候,我会看见一位黑白苍颜的老妇人,伛偻着腰,背上背着一大背猪草。我会朝她跑过去,接下她背上的猪草。
奶奶,让我来背吧~
这不是朗娃儿嘛~你怎么回来了,
这不正是你和我日日夜夜所期盼的那一幕吗,
...
(原创 作者:莫念丶)
文章来源:http://teshi.uz.taobao.com
范文四:文章的一道风景线
文章的一道风景线
摘要: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教给学生通过引用名言、景物描写、设疑—解疑、运用排比等写作方法做到首尾呼应,能使文章结构更完整,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觉,提高表达效果。尤其是考场作文,它能使文章锦上添花,令阅卷者倦处生神。
关键词:引用名言 景物描写 设疑—解疑 运用排比 古人云“凤头豹尾”。其中“风头”是指文章的开头,“豹尾”指文章的结尾。开头和结尾都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头开的好,能引人人胜;尾收得好,能使人感到余音饶梁,不绝于耳。正如明人谢榛所言:“结句如撞钟,清音有余”. 可见,开头和结尾在文章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尝试了很多开头和结尾的方法,结果发现学生最容易接受,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是开头和结尾相照应,即首尾呼应。下面结合作文训练介绍几种首尾呼应的方法:
一 引用名言 多姿多彩
名言,顾名思义即名人说的话,它一般短小精悍,生动精辟,但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示,能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学生平时积累了很多,但真正用的恰到好处的却很少。
因此,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把名言用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并做到首尾呼应。例如:在学完大教育家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名言后,我班的一位同学在作文《战胜自己》中,写了这样的开头和结尾:
开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遇到坎坷,大教育家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们也要像松树和柏树一样,永远不要向困难低头。
结尾:人生是一个遭遇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游戏,正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算松树和柏树最后凋谢,但也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它们没有低头,我们要做松柏,永远不向困难低头。
在这篇作文中,开头和结尾都引用名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仅首尾呼应,使文章结构更完整,而且增添了文采,加深了文章的意境,使之深深地印在读者心中,起到“言已尽,意无穷”的效果。此外,引用的范围可大些,如俗语、谚语、流行歌词等均可。
二 景物描写 情景合一
在学完了台湾著名女作家周素珊的《第一次真好》后,我要求学生完成半命题作文《第一次____》,其中一位同学在作文《第一次对妈妈说“不”》中是这样开头和结尾的:
开头:枯黄的叶子铺满了一地,那光秃秃的枝干在风中摇摆,这里的风和我此时的心情一样冷,我独自徘徊在这条小路上。
中间:叙述妈妈不让我看我喜欢的诗集,我非常生气,于是离家出走,妈妈不顾天冷,一直找我,我深受感动,向妈妈承认了错误。
结尾:经过此事后,我和妈妈共同捅破了隔膜,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战争了。
我看了以后,这样引导他:文章开头是景物描写,用枯黄的叶子,光秃秃的枝干和冷风烘托了妈妈不理解我,我烦恼,郁闷的心情,很新颖,吸引了读者。结尾如果也写上一段烘托此时心情的景物,表明我和妈妈共同捅破了隔膜,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战争了。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于是我们共同把结尾改成:
此时,风依然猛烈地刮着,但好像不那么冷了,枯黄的叶子落到地上,好像给大地穿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枝干在风中摇摆,好像在向我招手致意。
这样开头和结尾都是景物描写,首尾呼应,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觉,而且烦恼,郁闷的开头最后得出愉快的心情,景色也是美的。情与景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含蓄隽永,余味无穷。正如王国维的那句话“一切景语皆情语”。
三 设疑—解疑 豁然开朗
在一次作文课上,我先出示了这样一道作文题:
青春年少的你,正处于人生的花季,你的心中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梦,有难忘的梦境,有美好的梦想……请以“梦”为话题,写一篇600字左右的文章,题目自拟,文体不限。
因为这是一道富有诗情画意的文题,开头和结尾写得灵动优美,方能与文题和谐一体,所以我交给学生设疑--解疑式的开头和结尾。
设疑式开头:梦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了真正了解它,我背上旅行包,开始了我的行动计划——追梦。
解疑式结尾:梦是青山,是绿水,是和平,是生存……让我们一起珍惜生存环境,热爱幸福生活,共同追求这些美好的梦吧!
开头提出疑问:“梦是什么”结尾解开疑问:“梦是青山,是绿水,是和平,是生存……”结尾照应开头,以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凸显了文章的主旨——梦是青山,是绿水,是和平,是生存……并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于是我趁热打铁,要求学生用这种方法完成作文《母爱》的开头和结尾。一位学生是这样写的:
开头:母爱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始终不一,有人说,母爱是伞,为你遮风挡雨;母爱是雨,为你濯洗心灵;母爱是路,伴你走完人生。
结尾:现在我终于知道母爱到底是什么了,母爱是伞也是雨,是雨也是路,你需要什么样的母爱,母爱就是什么,母爱始终以无私对待我们。我赞美母爱,更赞美给予我们无私母爱的母亲。
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认为学生从这节课中真正的理解并掌握了设疑--解疑这种首尾呼应的写作方法,并且灵活的运用于自己的写作中。这种写作方法能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并且能够紧扣主题,首尾呼应。
四 运用排比 气势非凡
排比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是指把内容紧密关联,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的几个短语或句子接连排列使用。在文章中使用排比,可以增强语句的语势,提高表达效果。
所以,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侧重了这方面的训练。讲课文时,先让学生根据定义找到排比句,并结合具体的例子体会其作用;然后试着写一组排比句;最后,恰到好处的运用到作文中去。例如:在完成作文《家》时,有一位同学在开头和结尾中这样写道:
开头:如果大海上没有了奋力拼搏的船只,那它将失去几分气势;如果花朵没有了平凡朴实的绿叶,那它将失去几分娇艳;如果蓝天上没有了随风漂游的白云,那它将失去几分活力;如果我们没有了和谐的家,那就等于白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结尾:如果家里没有了勤劳质朴的妈妈,那它将失去几分和谐;如果家里没有了严厉矫健的爸爸,那它将失去几分安全;如果家里没有了活泼开朗的姐姐,那它将失去几分快乐。
这篇作文的开头和结尾都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不仅首尾呼应,使文章结构更完整,而且强调了家的重要性,同时,增强了语气,有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为文章增色,吸引阅卷老师的眼球。
以上是我在实践教学中总结的四种首尾呼应的写作方法,当然这种写作方法还有很多,如:人物特征、抒情议论、特定句子等等。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善于实践,善于总结,才能在写作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凤头”和“豹尾”。
范文五:桐城文章的“别样风景”
作者:吴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年06期
桐城古文传衍至晚清,颇有些“强弩之末”的景象。不仅领军人物才力不逮三祖,难以威仪天下,而且后继乏人,文脉殆息。吴汝纶曾自言:“文非吾之至者”①,“拙作古文,千万不可付刻。古文最难成。我所作甚少,皆凡下无卓立者”②。作为桐城派的“最后宗师”,居然对自己的古文“深自愧恨”,缺乏起码的自信。不仅如此,他对门下弟子的古文创作也颇不中意,曾云:“马通白近寄其母行状,乃不惬人意。吾县文脉,于今殆息矣。”③当然,桐城之“高古深远长”非朝夕就能覆亡。尽管“纯粹”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训练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学识和文化情怀仍然令人称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建树,仍然名动京师,称誉天下。其中最为时人所推重和景从的,是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桐城文章翻译西学,绍介新知,别开生面,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桐城文章作为新学的文化载体,也由此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但是,“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连同桐城文章,却好景不长,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无情遗弃;“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前因后果,意味深长。本文试图就此钩稽史料,展开论述,以严、林为中心,解读桐城文章与翻译的“别样风景”。
一 从几则“告白”谈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
(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昌言报馆白。
1897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④,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可称道。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该馆再于《中外日报》头版广而告之:
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洵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昌言报馆代白。
汪康年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惜,耐人寻味。⑤
(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
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时务之要书;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此白。
这则“告白”中包容的丰富信息。应该说明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崇并非一视同仁。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显然没有像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的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作“本馆告白”时是这样表述的:“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⑥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
二 游走边际的古文
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子展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⑦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苏轼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⑧因此,对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来说,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⑨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他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⑩自然合乎情理。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11)
而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运作的结果。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记日记、写尺牍、草奏章、撰考察报告,在文体与语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狭隘的古文禁忌,不仅文体广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牍语、时文语、注疏语,其外来语和俗语更是常见,雅洁的要求已经放宽。但正因如此,却使桐城古文变得“更有实用价值”。这样,只要在文言写作中胎息史汉、有“义法”,那就被视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纳入桐城门下,或被视为桐城盟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龚自珍、钱大昕、冯桂芬、缪荃孙、陈去病、柳亚子、于省吾、冒鹤亭等明显不属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纳入桐城派作家之列。(12)以刘声木这样学养深厚的桐城门人,岂不知龚文之“奇霸”、冯文之“经济”、柳文之“劲健”,与“雅洁”之桐城古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经大为宽泛,范围几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写作古文“言有序、言有物”且师从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刘氏之法眼。(13)至于严复、林纾被摒弃在外,那是因为刘氏对“义理”、“辞章”的家法“看护”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他可能觉得严复以古文扬“泰西”义理、林纾以古文创作及翻译小说都太出格,颠覆了桐城的核心理念,“有伤风化”,尽管两人“纯粹”的古文创作完全可视作桐城古文,但将其收入桐城门下实在“有失家风”。当然,严复译著和林译小说的确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严译用的是渊雅的先秦文体,“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14)但严林译述之深美可诵的情调与左史笔法,其实与桐城古文之“义法”息息相通,甚至合拍,因此,以“杂文学”观视其译述为放大了的桐城古文,表述为“桐城文章”是能够成立的。以此返回现场,来观照、分析晚清“杂文学“的混沌现象,就能够深刻而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现象。否则,钱基博之语:“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跷径。”(15)那就难以理喻了。同时,从诗文唱和及史料检索来看,吴汝纶、马其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与严复、林纾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视为知己。(16)严、林以桐城文章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拜吴汝纶为师的结果。严、林为桐城护道和张目,亦人所共知,视其为晚清民初桐城的重要“盟军”,始终是学界的普遍认同。严、林的“出局”,可以说乃刘氏的“个人意见”,虽可理解,但不足为凭。
由此,严复、林纾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学术和文学,其实是桐城古文边际游走、范围扩大的结果,昭示了桐城古文在文化转型期的泛化和变革;虽前所未有,却意义重大。因此,以“杂文学”观视野下的“桐城文章”来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 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
晚清的文化转型,其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这一转型是在列强入侵、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国运衰微,士大夫阶层既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学而自强。儒学一尊被彻底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诸家并出,异说蜂起。这样,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恰逢时运,再一次获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台”。应运而生的严复《天演论》、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在文化启蒙方面振聋发聩,而且其译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时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阅读习惯。因而,甫经脱手,即“不径走万本”。前述之“告白”恰好从传播方面反映了这一文化奇观。
但值得重视的是,严复、林纾译述文体不仅“迎合”文化时尚,而且也是时势所然的“由衷之言”。严复当年留学英伦,尽管驻英公使郭嵩焘对其赞誉有加,曰:“文行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17)但继任者曾纪泽却对其文章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严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18)严复回国后交游的同乡郑孝胥亦云:“观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19)因此,尽管曾纪泽对严复存有偏见,但严复此时的古文水平,应该说功夫未到、火候欠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严复回国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20)面对“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严复再“发愤治八比”。(21)尽管四试不第,但严复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强化训练”,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当他一心著述时,果然文章“雄伯”,一鸣惊人。而由桐城文章译著的《天演论》,更是蜚声海内,博得了士大夫阶层的由衷喝彩和价值认同。严复可能没有想到,他那“身份认同”的刻苦磨练和痛苦挣扎,其实是“种豆得瓜”,绝佳的桐城文章是这位“译界泰斗”得以天下扬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赐文科进士出身”,于此也实为因果。
林纾的情况比较单一,自幼熟读经史,尤好左史八家;七试春官,虽只得到举人身份,但就其对桐城古文的熟谙而言,当在严复之上。因此,他以古文译小说,自是轻车熟路,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将古文的“小说笔法”,“共振”与“转换”于小说翻译和创作之中。(22)虽然当时,以古文述逸闻趣事、写小说笑话颇有市场,好之者众,如俞樾这位经学大师也喜撰“笑话新雅”,(23)但文笔均不及林纾;尤其是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小说,更是“举世无双”;于是,“严林”并举,天下景从。
林纾将桐城古文“浅化”,翻译西洋小说,古朴顽艳,自然上下相通、左右逢源,合乎士大夫“闲情偶寄”的审美好尚。恽毓鼎“灯下听雨,阅西小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不禁赞叹:“此书情事既佳,文笔渊雅激昂,尤可歌可泣。……畏庐得力于《史记》,故行文悉中义法。欲通西学必精中文,观于此而益信。”(24)看来,不管林纾喜欢与否,“今之蒲留仙”的美誉也一样得力于桐城文章。
与林纾译小说“耳受手追”、“运笔如风落霓转”之畅快淋漓相比,严复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则“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译文古奥尔雅。 “古文不宜说理”,曾国藩的遗训可谓至理名言。梁启超就曾提醒严复: “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25)而严复对此的答复是:“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26)这就“天机泄露”,严复用桐城文章翻译是专供“多读中国古书”的士大夫,是冀望于能够转换士林风尚的“上层”读者,其“别有用心”,恰如王佐良所云:“他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27)由此看来,严复、林纾通过桐城文章来译述,显然是把翻译文体的“级别”提高了。
换句话说,倘用白话译述,不仅林译小说将被视为“不入流”的低级通俗读物,难入士大夫法眼,即便“旁采泰西”的严译学理,亦难以打破精通文史的上流知识文化群体的偏见。孔子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值得认真思考。更有甚者,在当时,即使是太炎先生倡扬的“魏晋文章”,也难当此任,其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表述能力明显不及严译,因而其传播、接受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前述的几则“告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作为太炎先生的弟子,周氏兄弟用“魏晋文章”译小说也不成功。阿英对此解释道:“周氏兄弟译本,完全用着深奥的古文,又系直译”,(28)“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佶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29)平心而论,“桐城文章”并不比“魏晋文章”高明,从“析理绵密”和“玄远深幽”上,“桐城家法”远逊“魏晋风度”;但以“清通”的实用性而言,“魏晋文章”则显然要稍逊一筹。(30)倘若再去读一读严复、林纾的文字,则更能加深理解: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开场白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日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
这种“音调铿锵”、清雅可诵的文字,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转换,确实能使读者“忘其为译”。仅此,就远非“枯涩”的“魏晋文章”所能代替。正如胡适所评:“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些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在当时,倘若不以这种“清通”的桐城文章来翻译,其译述文章便难以风行天下,更难以“移风易俗”;做“通”了桐城文章实在是译述的最佳工具,除此别无他途。还是胡适说得好: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顺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谈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31)由此而言,严复、林纾以桐城文章来翻译,不仅是时势所然,从更深的文化层面来看,其有意无意地会通新旧、苞举中外,其实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选择,其成功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四 “场屋秘本”与“国文读本”
桐城文章作为译述的最佳工具,不仅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而且还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可能连严复、林纾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天演论》等“严译名著”一度成为“场屋秘本”和学堂教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竟成为当时青少年的“国文读本”。之所以如此,当然与1899年之后的文化教育体制的转变大有干系。“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有此“温床”,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而同时,科举制度也因时而变,八股取士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时务策论。山西士子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就详细地记录了这期间科考“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的种种情形。1899年印行的严复《天演论》自然成了“所最重者外洋之法”(32)的科考时务策论的最佳“秘本”。因而前述“告白”云其为“西学通径时务要书”、“场屋秘本”,既是诚恳的“高考”指南,可能也是实在的经验所得。吴玉章就明言:因为阅读了《天演论》,“1902年参加考秀才,府考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33)不仅如此,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还广泛地被各地书院、学堂作为西学教科书使用。据王天根考索,直隶、关中、湖湘、江浙、上海、两广等地的书院、学堂,或在课堂讲授《天演论》,或作师生重点研读的人文读物。(34)无独有偶,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就曾描绘过上海澄衷学堂国文老师杨千里以《天演论》教学的动人场面:“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35)
《天演论》通过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影响,“林译小说”其实也不例外,尽管其不能进入科考和教学课堂,但却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着那时的青少年的思想和好尚。郭沫若就称林琴南译的小说,是其童年时代嗜好的一种读物,感动得为之泪流满面,并对日后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36)钱钟书也坦言:“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37)两位大文人的如此直白,说明“林译小说”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之功有多么巨大。更有甚者,周作人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38)据张俊才考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39)施蛰存更以切身感受概括道:“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40)由此看来,“林译小说”是在课堂之外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作为课外读物,既提高了他们的国文水平,又使他们得以“睁眼看世界”。因此,其功效较《天演论》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桐城文章作为科考范文和学子读本并非自严、林始,前文已述桐城古文与科考时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将桐城文章作为学子读本实起于姚鼐,其编定的教科书《古文辞类篹》中就有27篇方苞、刘大櫆之文。后起的黎庶昌、王先谦各自编定的《续古文辞类篹》则收入了更多的桐城诸家文章。问题是,桐城先贤之古文承载的是孔孟程朱之“义理”,清正雅洁;而严、林译述较之则显然有别。蔡元培曰:严复“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41)严复也自云,他对“达恉”的种种经营,其实就是要“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达易“西儒”之“精理微言”,(42)是以有序有物、“文理密察”的雅洁文字来承载西儒之“天演”思想。其滔滔雄辩、“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逻辑文”(43),既规避了“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又在“辞章”上扩容了崇尚“醇厚老确”、“措语平淡”的桐城古文;而且,更在“义理”层面,将孔孟程朱替换成西儒思想。桐城文章成了严复的“达恉”的“借壳”。其良苦用心,是以新学新旧学,既达西儒之恉,又抒本人之幽怀,轻易间难以体察,故其云“学我者病”。吴汝纶对此心有灵犀,他在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之后,赞为“高文雄笔”,并“手录副本,秘之枕中”,(44)欣然为之作序。但周作人在几十年后却对这篇序文感到“很奇怪”,认为吴汝纶根本不看重天演的思想,“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对此,鲁迅也有同感。(45)其实,周氏兄弟可能是给这篇序文的春秋笔法蒙蔽了。作为桐城宗师的吴汝纶凭其学养和眼光,对严复的“义理”更替和“达恉”幽怀,岂能不“明察秋毫”?只是世风时运,桐城古文的扩容和新学的输入于国运有助;尽管气纵才露、其文闳肆的严复文章相对于“正宗”的桐城古文而言不那么纯粹,但吴汝纶此时既“吾恐西学不兴”(46),又忧心“桐城光焰自是而熸”(47),因此,当“音调铿锵”的严复雄文横空出世,识时务的“桐城派的老头子”吴汝纶自然“感动”不已、褒掖有加了。
林纾以古文“笔述”西洋小说的情形,与严复大同小异。林译小说讴歌纯洁的爱情,鼓吹个性解放,乃至于热心实业,倡维新救国等,都为古旧桐城义理所不曾包容,与严译异曲同工。尤其是“收容量颇大的”小说语言,虽然“胎息史汉”,但不避新语、俗语、佻巧语,滑稽风趣,风流蕴藉;从“纯文学”观来看,已是典型的“小说家言”;与“雅洁”之桐城家法已相去甚远,确如钱钟书所言,其文体已不是纯粹的古文了。(48)刘声木将林纾摒弃在桐城门外,其“愤怒”由此亦可理解。但恰恰因为林纾用这种不是“古文”的“古文”翻译小说,使得青年学子激动不已,爱不释手;有意与无意之中,展现了古文的魅力,强化了桐城文章的影响。
有趣的是,严复“达恉”的幽怀与林纾笔述的风流并不仅仅“诉诸文字”,严、林由此生发的教育情怀亦颇为世人瞩目。1912年,清朝亡、民国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他带领师生同北洋政府企图停办北大做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并藉此阐明,“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49)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来,一举两得,不仅事关北大存亡绝续,同时也为日后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导夫先路;严复此举,对北大、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取向之影响极为深远。桐城派所谓“识见闳通”,由严复上述言行而观,确实名不虚传。严复因此成为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而为中国学界所追怀和尊敬。林纾虽较其逊色,但他在课堂上讲“故事”可谓“前无古人”,石破天惊。当时的北大学生胡先骕回忆道:“先生素精技击,每每在(北大)授课时述及技击故事,辄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蔡元培亦揶揄道:“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50)在课堂“指凶”小说,即使是新派人物,在当时亦可谓不雅不洁之事。林纾此举,颇有些“风流倜傥”。但正是这“惊世骇俗”的言行使小说的传播更为广远,视其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实在是恰如其分。(51)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此乃“桐城家法”。然而,时移势易,桐城古文之“道统”与“文统”在中西方文化的异质碰撞中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桐城文章因此颇有了些“现代气息”。严、林的译述尽管其初衷“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但时势的机遇,使其与教育发生了极其紧密的关联,成了青少年的精神食粮,深刻影响并改变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虽然桐城古文不再纯粹,但正因如此,桐城文章通过教育、通过文化的传播,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对晚清民初的新学传播与兴盛,贡献非凡。
五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严复对译述的谨严,人所激赏。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使严复认真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1894年10月,他去信长子严璩,曰:“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52)从此,以救亡保种为己任的严复,把翻译西学作为自己神圣的事业和使命。自1896年起,在十余年间,他独立翻译了十余部西方人文思想著作。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近世中国无出其右。不约而同的是,同乡林纾也视译述为“畏庐之实业”。1897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意外成功,激使他一发不可收拾,以“笔述”的奇特方式,耳受手追,二十年间翻译了246种西方文学作品(大半为小说),亦为旷世罕见。就新学而论,严复、林纾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一新世人之耳目”(53);就旧学而言,严、林的译文是桐城文章,音调铿锵,深美可诵,“文章确实很好”(54)。由此得维新、守旧两派认同和激赏,当在情理之中。时势造英雄,晚清民初的文化大转型,造就了“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由其风行天下而引发的文化翻译浪潮,是中华文化更新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活水注入,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因此而得以形成。桐城文章经过严复、林纾的“扩容”和“更新”,似乎又一次地勃发生机;严、林也因借力于桐城文章的译述而为人称颂一时。
但“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引领的文化翻译和文化输入浪潮,既为日后的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人才,储备了条件;也为自己“败走麦城”埋下了伏笔。正是那些读着“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长大的五四健将,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严、林;更反戈一击,无情地打倒了桐城文章。对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上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55)将桐城派与新文化运动连接起来,这是周氏的洞见,精辟之至;视桐城文人思想保守落后则是五四时期的学界共识,虽有时代的合理性,今天看来,却不无偏颇。严复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56)。他持会通新旧、苞举中外的渐进文化观,反对那种“悉弃其旧,惟新之谋”的文化激进。曾云:“新学固所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弃其旧,而惟新之谋,则亦未尝无害”(57);“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58)。这样的文化思想在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自然是跟不上潮流,人们尽可嘲笑其落伍老朽;但风平浪静,正如当今学人所评,乃一代哲人切合中国现实的深沉思考。(59)其价值和眼光,日显深邃。**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60)之一,可谓严复之身后知己。殷海光在其晚年曾这样认为,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中间一小段时间外,我们仍在严复已经辨明的方向上打转,有时甚或背离此方向,从而把是是非非越搅越乱。(61)林纾虽然谈不上思想系统,但其文化直觉与严复亦有不少类同,即使其守旧落后的文学主张,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他对古文的强烈“卫道”,不免迂执悖时。“桐城盟友”对其“任气好辩”也“不以之为然”。(62)严复就曾直言:“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63)但其“古文万无灭亡之理”的临终遗言,却在日后部分地应验了。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古诗文占其一半以上篇幅,而且大半要求背诵,可谓一证。遥想新旧交替的晚清民初,新中藏旧、旧中寓新的人物何止严复、林纾。旧派且不说,即便新派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公,旧的等级意识也极强;在“革命气味”掩盖下的言辞中,“野小孩”、“婢”等旧式话语不时脱口而出,(64)其意识深处的旧色彩由此而暴露无遗。更有甚者,钱玄同一面高呼打倒“桐城谬种”,一面又给友人书信,私下认为小学生“最后还要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65)。其对传统文化的“双面人”态度昭然若揭。其实,身处晚清民初,各派人物表象上冲突激烈,似乎势不两立,而内在却是彼此渗透、交融、甚至重合。新旧杂糅可谓是那个时代人物的生命特征,几乎无一例外。陈寅恪就称自己的思想在湘乡和南皮之间,好生奇怪,却省人深思。
在我看来,严复、林纾之所以“跟不上潮流”,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打倒孔家店、倡扬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激进的变革时代,不仅文化理念仍然固执己见,“固步自封”,没有像梁任公那样,“跟着少年跑”;(66)而且,还试图以桐城文章承载日新月异之新学,并借此“固守古文壁垒”。如此,岂能不遭激变时代的唾弃?尽管桐城文人的文化教育眼光令人称道,吴汝纶、严复等就积极倡言废除科举,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废除科举对桐城文章而言可谓灭顶之灾。科举制废除,士大夫阶层土崩瓦解,喜好古雅之严、林译述的“文人雅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在代之而起的文言退场、白话兴盛之新文化教育体制下,畅达的白话则具有更大的语言表述优势。严、林译述的桐城文章未能再进一步,自然逐渐成了中下层读书人的阅读障碍。因此,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五四健将登高一呼“桐城谬种”,自然是应者云集、四方响应。熊十力曾云:“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67)“道”变“文”亦当变。在这文章风气大变的时代,当严复的“达恉”、林纾的“笔述”被视为“胡译”、“乱译”,更被宣布为“死文字”之后,“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连同所有的桐城文章,放进博物馆,当作古董,自然就成了唯一的归宿。深层考究这一历史扬弃,其实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一次吐故纳新;尽管激进,尽管留有诸多文化遗憾,但无可否认,这却是“必然”而且“合理”的历史进程。
要之,在历史的推移中,严复、林纾“扩容”和“更新”桐城古文,以其译述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引进西方文学观念和技法,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成为语文合一的阶梯;同时,又通过教育深刻影响并改变了知识青年的精神世界。借此不仅成就了桐城文章的最后辉煌,也大大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于中华文化而言,可谓功莫大焉。但桐城文章的文与道、义理与辞章其实合一,严、林的文化选择恰恰是自毁桐城根基。新酒美味醉人,旧瓶累赘当弃。古雅的桐城文章不能“与时俱进”,自然是“老朽应当让位”,(68),黯然退场了。因此,桐城文章之于翻译,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这既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温情回眸,惟有感叹:历史从来如此。
注释:
①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四),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150页。
②《与王子翔》,《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
③《答张廉卿》,《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
④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⑤在这两则“告白”的中间还插有二则:一则言“情节变幻,译笔尤佳,现已印出”。一则言林纡将“板价”捐给福州蚕桑公学;已为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世界文学》1961年第10期)所述录,可参阅。
⑥《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曾广铨为曾国藩之孙、曾纪泽之子,亦为当时译界名流。同册还有代售谢芷汸“新印归槎丛刻七种”告白,仅言其“切实有用,不蹈空谈”,可备一例。
⑦陈子展(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85页。
⑧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6页。
⑨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光绪廿三年六月初十日、十月十五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⑩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2,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21~122页。
(11)鲁迅曾言: “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见《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周作人曾言:“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见《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今人施蛰存也有相同言说。
(12)参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
(13)笔者曾持此观点请教过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飚先生。王先生亦持此论,曾语笔者曰:“刘声木将龚、柳等收入桐城门下,昭示了桐城古文的泛化。”笔者深受鼓舞和启发。谨此向王飚先生致谢。
(14)(37)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23页。
(1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136页。“古文辞”乃古文之别称,姚鼐《古文辞类纂》可备一证。
(16)姚永概为林纾文集所作序言,苍凉悲壮,其与林纾相濡以沫、知己知音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证。
(1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7页。
(18)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6页。
(1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页。
(20)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参阅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21)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2)吴微:《“小说笔法”:林纾古文与“林纾小说”的共振与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23)参见1899年前后的《时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纸,“新出俞曲园笑话新雅”之“告白”不时出现。
(24)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廿三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5)《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一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原文未署名。
(26)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七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
(27)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阿英:《翻译史话》、《阿英全集》(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792页。
(29)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30)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平原师对此阐述深刻,可参阅。
(3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3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3)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5页。
(34)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36)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8页。
(38)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39)张俊才:《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8页。
(40)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版。
(41)蔡元培: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4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310页。
(44)吴汝纶: 《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1卷,光绪三十年(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鲁迅的类似评论见《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86页。
(46)吴汝纶:《答严几道》,《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2卷,光绪三十年刻本(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7)林纾:《送姚叔节归桐城序》,《畏庐续集》,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48)张俊才:《林纾评传》第五、六章对此有深入阐述,可参阅,此处不赘述。
(49)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0)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王世儒等主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在笔者看来,所谓“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其《技击余闻》就是笔记小说。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51)参阅张俊才《林纾评传》第六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
(52)严复:《与长子严璩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0页。
(5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54)鲁迅:《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5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56)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57)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学科为当务之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
(58)严复:《主客平议》,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59)参阅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60)**:《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6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文艺书屋1976年版,第294~298页。参阅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序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2)吴孟复:《忆姚仲实先生》,《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
(63)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9页。
(64)新派人物亦新中藏旧。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84页。
(65)钱玄同致胡适信(1921年7月28日),《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8页。
(66)当然,任公先生并非盲目地跟着少年跑,譬如对诸少年“打倒孔家店”就不以为然,亦力言辩驳之。参阅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等文,《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页。
(67)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
(68)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作者介绍:吴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