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新自由主义经济
浅析经济自由主义
摘要: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提倡市场机制,反对国家不必要干预经济,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批判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这对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对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研究、评价来探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自由;自由贸易;国家干预;政府职能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内容研究
经济自由是斯密整个学说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国富论》全书,它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最初作为一种口号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宣扬“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经济自由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一概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预过度了。
经济自由主义包括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本文中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除此之外,从斯密对欧洲经济发展史、经济学说史和国家财政思想的角度来看,经济自由主义还有其他方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反对封建制度,主张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应该是先农业,其次工业,最后是对外贸易,然而欧洲各国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农业长期落后,究其原因在于封建制度。因此, 斯密认为社会经济要发展,国民财富要增长,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制度、自由的秩序,以及有一个保护这种自由的政府。就这样,他通过经济发展史来证明必须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制度。
第二,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斯密主要从两个层面上来阐述自由贸易。一方面,他主张自利即公益的经济自由思想,强调国家不应当过分干预个人的经济自由,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同时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往往会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思想,论证必须实行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保护关税虽然可以发展某种产业,但整个国家的生产和收入绝不会因此增加,实行自由贸易不仅可以从外国购得比国内制造便宜得多的商品,还能把本国全部资本与劳动使用到最有利的用途上,从而使国民财富能够最大速度增长。
第三,对政府职能的认识,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又一重要表现。他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呼吁每个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该听其完全自由,通过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但是,斯密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他只是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必要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只有三项:①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②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和个人是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③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简言之,这三项职能就是国防、司法与行政以及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建设与维持。
对于文章开头提到的新自由主义,我们在这里也讲解一下,扩充大家的知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它的特征是1、认为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2、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应实行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比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它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
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他极
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他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也提到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现代货币主义著称,在本质上却是要回复到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是带有一定自然主义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但是,在形式上,弗里德曼似乎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他在强调货币方面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时,既承认了货币因素对经济活动的短期实际影响,也保留了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的干预主义成分。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亦即通货膨胀的现象应该是以联邦储备银行对全国经济提供的货币数量为基准;他强烈反对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并且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他亦深信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
新自由主义经济所强调的建立完善的、充分有弹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以及清除国际间产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实现经济全球化等内容都有相当的和合理性。但是新自由主义过分演绎了自由放任,过分热衷于私有化,过分排斥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作用。正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转轨国家,新自由主义都被进一步的修正和批评。
三、关于对斯密经济自由主义评价的研究
斯密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开始发展的上升时期,时代赋予斯密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对这一新兴事物从学理上进行合法化的论证。也就是说,需要以强有力的理论思辨为这一新兴制度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斯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任务,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可争议的代言人。斯密对资本主义论证与解释的理由之一就是: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因此自由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对于斯密的这一自由观,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也就是在推翻封建制度、摧毁神权枷锁上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当自由的内容被个体经济利益所取代,人的自由的获得预示着人将进入一种更不自由的状态。这就造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进行的批判。当然,马克思的自由观并不否认物质生活对于人的自由实现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人的自由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富裕的物质生活。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都不能代表人的全部。因此,要实现自由,必须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同时需要拥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清明的政治制度、和谐的社会氛围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欠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视为“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对斯密“自由观”内容的超越,不再将物质条件的满足视为人的自由的基本内容。
另外,斯密认为,完全的市场“自由”是不可能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其一,自由不是社会的唯一价值追求。除自由而外,公正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当自由与公正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公正显然具有更高的价值地位。斯密对市场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二,自由不是随意的。自由是在规则下的自由,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则。也就是说,市场的自由是由市场规则来保证的。如果没有市场交易的规则,也就无法实现个人的自由,个人利益的实现就没有保障。其三,个人权利是自由实现的前提。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是交换,或者说交易,而交换的前提是商品的私有权。我们在市场上只能交换属于我们自己的商品,换句话说,只有产品属于交换者,交换者才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成为商品。这就意味着,在市场条件下,没有个人权利就无法实现个人自由。“自由”作为口号,往往被人们误解为不受约束,然而,现实的自由总是有限度的。因此,如果我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过于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由”本质,忽视自由的限度和公正的追求,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将蒙受巨大损失。
四、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第一、斯密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需要一种经济自由条件的论述,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的企业和劳动者,与斯密所讲的“经济人”有区别,但绝不能因此不重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能经常地、自动地保持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利益的一致性。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和社
会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赖于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让“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就是斯密所认为的“自利即公益”的经济自由思想。诚然,斯密的这种经济自由思想是不可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很好结合起来的,但斯密提出了一个如何使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方式,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必须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采用经济方法、利用经济手段和杠杆来处理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利益关系。而且实践证明,什么时候个人、企业、国家三者利益关系处理得好,社会生产就飞速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第二,斯密关于经济发展应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部门保持一定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业基础不牢,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滞后,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而且各大产业结构趋同或自成体系。这一切,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是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中的紧迫任务。
第三,斯密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论述,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当前,我国农业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力量不足。这首先表现在农业资源相对缺乏。生产条件和环境恶化,这与众多人口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形成强烈反差;其次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农业作为基础产业难以支撑目前整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由此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度拉大,造成农村购买力下降,长期下去,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会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再次,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巨额积累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最后,农业资源要素的竞争力明显不足,使农业产业效益低。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基础地位来看,加强对农业的投资和保护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第四,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提倡每个人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性及现实性作用。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应当对劳动者辅之以教育,使劳动
会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赖于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让“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就是斯密所认为的“自利即公益”的经济自由思想。诚然,斯密的这种经济自由思想是不可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很好结合起来的,但斯密提出了一个如何使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方式,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必须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采用经济方法、利用经济手段和杠杆来处理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利益关系。而且实践证明,什么时候个人、企业、国家三者利益关系处理得好,社会生产就飞速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
第二,斯密关于经济发展应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部门保持一定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业基础不牢,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滞后,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而且各大产业结构趋同或自成体系。这一切,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是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中的紧迫任务。
第三,斯密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论述,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当前,我国农业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力量不足。这首先表现在农业资源相对缺乏。生产条件和环境恶化,这与众多人口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形成强烈反差;其次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农业作为基础产业难以支撑目前整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由此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再度拉大,造成农村购买力下降,长期下去,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会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再次,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巨额积累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承受能力,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最后,农业资源要素的竞争力明显不足,使农业产业效益低。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基础地位来看,加强对农业的投资和保护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第四,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提倡每个人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性及现实性作用。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应当对劳动者辅之以教育,使劳动
者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任何模式都是有利有弊的,自由贸易也是如此。自由贸易可形成互相有利的国际分工;扩大真实国民收入;可加强竞争,减少垄断,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积累等。我国大多数商品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质量优势不足,如果进行自由贸易的话我国产品很容易占领国内外低端市场,但是高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市场会丢失,高端市场才是最终的发展方向,国家必须对本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保护,否则国家竞争力会很容易被削弱。总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技术水平和质量是最重要的。我国的大多数商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自由贸易能够使我国占领国内低端市场,但是高端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就有可能遭到重创,因此提升本国的实力和建立公平有序的自由贸易体制很重要。
第五,鉴于斯密对政府职能的认识,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经济发展战略,将“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优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指导功能。同时,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税收政策,实现公平的再分配,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范文二:新自由主义经济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发展概况
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9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党内外很多自称“集体主义者”的激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会,要求国家在减少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从格林的著作中寻找行动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理论的代名词。此时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是New Liberalism,因为新自由主义对“自由”解释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础,其影响遍及英伦三岛并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碍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但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此时以哈耶克为首的朝圣山学社逐渐兴起,提出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而new liberalism则被称为自由主义以示区别。 基本内容
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倡导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或多或少也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只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影响
新自由主义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中重要的派别。
发展历史和背景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百年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前一方面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压抑与刺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
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30年代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所谓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于是,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之久。这40年既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凯恩斯时代”,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新自由主义者着手对其理论进行精雕细琢,并使之系统化的经院修炼时期。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这个时期成文的。
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
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充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且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
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
主要流派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大学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
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现会长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其主要观点有: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
第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渡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
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
(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至,“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
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
(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
(5)因特网作为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
(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末,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1)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2)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3)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由于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4)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第三,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三者紧密交织。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又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
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
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
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
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范文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摘要:在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社会
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等的目标提出后,“铲除私有
制度”和“推行计划经济”也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然而,哈耶克
曾亲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目睹希特勒上台,清楚地认识到干预主
义理论的谬误,对许多鼓吹“民主”“集权”“阶级自由”等观念持
有反对意见。于是,他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该书后来成
为阐述自由主义理论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书籍。
关键词:集体主义;民主法治;计划经济;自由主义
一、哈耶克所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及本书出版的背景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杰出知识份子家庭,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曾经当过兵,退役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师从维塞尔和
米塞斯,也正是米塞斯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授给哈耶克,后者
则一生奉行了这个思想,并被视为30年代新近崛起的凯恩斯学派
终身的对手。
以哈耶克和米塞斯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在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传
统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经济行为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
及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而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核心思想在
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此外,新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
点还包括行为理论,效用理论,货币经纪周期理论,自由主义经济
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等。
范文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概述
自由主义思想最初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它是在古希腊等古代西方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现代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流派
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
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现会长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政策主张的差异
我们知道 ,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在政策上都主张实行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 ,主张单一规则反对相机抉择 。但是 ,他们政策主张 的根据却不尽相同 。 货币主义的根据是 ,由于预期的适应性 ,政府不可以准确预 料到经济波动的起因与时间 ,因而也无法预先采取行动 。如果 在经济事实发生波动后再采取措施 , 又会干扰市场机制的自行 调整 ,反而不利于正常秩序或均衡状态的恢复 。因而政府的最佳选择便是稳定货币供应量 ,使货币的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 , 市场机制能自
行恢复平衡 , 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能稳定人们的 货币信心 ,逐渐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 。 理性预期学派的根据则是 ,政府要影响经济可以采取两类 政策 ,或者是采取系统的预先宣布的政策 , 或者是突然采取措 施 。但无论是哪一类 ,都无法起作用 ,其政策影响都会因为人们 的理性预期而抵消 。
前一类方法人们容易预期到 ,故而会采取 措施 ,抵消政策影响 ,因而政策无效,后一类政策影响只能是暂时的 ,因而人们的预期在长期内是可以调整的 , 再据此采取措 施 ,消除影响 。而且 ,后一类政策经常使用总会被识破 , 产生不 了预期的作用 。所以 ,国家只需坚持单一规则 ,不应该干预市场 的自行运转 。 由上可知 ,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在方法上 、 理论观点和 政策主张上都有差异 ,程度有别 ,但实质上是一致的 。差异是根 源于研究方法 ,进而反映到对行为理性程度的认识 ,特别是预期 行为理性的认识 ,最终才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分歧 。正因为其实质上的一致性 ,有的学者把理性预期学派也看成是货币主义 。 正因为理性预期学派比货币主义更激进 , 有的学者把前者也称 为 “激进的货币主义” “二号货币主义” 或 。正因为理想预期学派 和货币主义存在分歧 ,有的学者不承认前者也是货币主义 。总 之 ,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前者是根源 于后者的
范文五:清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
一
i杨:四年前您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1]一文,当时就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经济学的主流?到
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经
过3年多的实践,国际国内的事实更证实了,特别是美国引发的世
界性金融危机,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现在是进一步清理新自由
主义的时候了。
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特别
是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多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在意识形
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国内也出现一些噪音和杂音。
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属于噪音、杂音之列,它们都是搅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国几
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在我国渗透流行,自称为中国的“主流经济
学”,影响到学界、媒体以至一些执政官员,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清理,
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简单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
的复活,针对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
滞涨问题而崛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
”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抵制。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一些人认为
中国应学习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位著名经济学者说,1984年后我国党政领导机关文献在对改革目标模式作理论论述时,
ii[2]。现在由美国的就采用了“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语言”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
主义的破产、欧美模式的残畸。这一点,连西方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
承认了。但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辩解,继续宣扬自由市场的迷
信。
刘:我想那些人很难改变立场。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从凯恩斯
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强调经济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终究敌不过资本积累的无节制欲望,只要社会危机稍有缓和,自由市场的卫道士就会第一时间卷土重来,举起自由放任的旗帜。但其结局终究是一次一次的失败。
放眼世界,追思历史,新自由主义思潮真是给人类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本来发展得还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十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了大问题,政治上出了大动乱。后来,拉美国家觉悟了,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左转。
苏联的和平演变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大爆炸”后的俄罗斯完全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后来开始觉醒。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操纵,这次金融危
机一来,有几个国家几乎使“国家破产”。欧美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救它们。同时,受危害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使不少国家和地区遭了殃。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结果究竟如何,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
iii行病。”[3]
如今火烧到欧美自己国内了,又使全世界都跟着蒙受灾难。
二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宣扬新自
由主义的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有一位头面人士竟说他
iv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4]。但是他的同壕战友,一位自居
“主流改革派”的人却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
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
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
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
v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5]这就把前一个头面人士的话打翻
在地了。新自由主义通过对“主流改革派”的影响,插手中国的经济
改革,这一点,连“主流派”要员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认账了。但是,
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好的影响。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刘:这要分几层来讲。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
能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路线选择的依据,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改革的路线是**说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决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由此区别目标模式的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士却无视这种区别,主张中国改革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把中国改革简单化为“市场化改革
vi”,或者说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6],只字不提社会主义。籍
此糊里糊涂地把中国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去,这显然与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观点时,有时也不得不说说“社会主义”,但
同时又说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以此来篡改“社会主义”
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有确定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十四大和《宪法》都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
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
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有一位人士倡议所谓“人民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新模式”中,根本不提公有制为主体,他在许
多文章中把我国公有制经济贬称为“官本经济”,主张以“民本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官本经济”,宣称“经济体制转
vii[7],轨的过程本质上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公有经济为主体,完全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些人士鼓吹不但要突破姓“社”姓“资
viii”,还要突破姓“公”姓“私”,破除“所有制迷信”[8]。这类主张,无论用什么华丽词藻来包装,揭开画皮,都是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格格不入的。
第三,我国《宪法》第六条不仅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规定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
仅在所有制关系上而且在分配关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上述“社会主义新模式”中,只提“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互相结合”,不提“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同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主张相并连的。因为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相匹配的。如果不讲公有制为主体,自然也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只好是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和劳动力按市场价格来分配。所以,提出“新模式”的作者,同时也是竭力主张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的始作俑者。他把马克思早已批臭了的萨伊的要素创造价值论来代替劳动创造价值论,把按要素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政策,变为要素价值论决定的永恒分配政策,把推动私有化的理由建立在要素价值论的
ix基础上[9],否定世间还有剥削一事,这更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分配
理论一气相通的。
杨:他们何止不准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
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市场自由,不要政府干预,使政府“守夜人化”,这个主张在中国还颇有影响呢。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四点。“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三化”
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这种观点人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经济改革本来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计划又是宏
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在十四大文件之中的。而我们有些经济
x[10],要学人力倡把政府职能压缩到提供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抽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这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许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之下,十七大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
xi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11],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矫正。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许多都是计划手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
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协调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计划的协调和安排。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这是**讲过的。那种唯市场是崇,见计划就损,迷信市场自由放任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所有神经正常、立场也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再相信了。
杨:新自由主义主要观点在中国经济学文坛、论坛上流行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干扰,您讲的很清楚。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
和政治纲的“华盛顿共识”,是从新自由主义嬗变而来的,它在中
国有什么反响呢?
刘: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苏东地区和亚洲,都没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广泛的抨击,包括我国在内,多数学者均持批判态度。可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
透,我国也有少数人为“华盛顿共识”捧场。比如有人说,“华盛顿
共识所包括的一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
xii成功的基本因素” [12],把中国改革的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他所言“华盛顿共识包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其实每一项都有新自由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以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损
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国人吹捧“华盛顿共识”之前,
xiii有一位外国人提出“北京共识”[13], “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认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之存
xiv在” [14]。怎么能够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
”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学论坛和文坛上传播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不少都不是轻量人物。上面所举言论,有的出自大经济学家,
有的是“改革之星”,有的是财界领袖,有的是党校精英。他们中一些人,在非意识形态的,中性问题上某些观点,也许是可取的。他们
附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也许是不自觉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将会把中国带向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多数人享受不到果实的“改革成功”的道路上去。鉴于他们在社会上在媒体上的强势地位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
杨: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潮也能够传播流行呢?
刘:这也要分几层来看。
第一,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需要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学习。对外开放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过也有另一面,**说得很形象:打开窗子透透新鲜空气,也会有苍蝇、蚊子进来。一些西方意识扑面而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混
合物。一方面作为经济学术理论,它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乏科学的分析,对我们市场取向的改革可供参考;另一方面,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偏见,演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要坚持抵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缤纷杂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潮流传入中国,对比落后的中国,有一些
人不加分析地看到欧美比中国富得多,就一味向往以至敬慕;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些人实际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吸取西方有益东西的时候,对西方糟粕失去抵抗力,
盲目信奉,成为崇拜者、宣传者,叫做兼收并蓄。这样,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蔓延。
第二,从国内背景看,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改革要求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公降私升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公有制经济的相对式微,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的变动。拥有资本、财富和知识的阶层地位上升,而工农劳动群众的地位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其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而“资本是达到效率的至高无上的手段”,力图使政府政策为资本利益最大化开路,忽视普通人民的
权利,这一整套学说,是中国社会的新兴强势集团所乐于接受的。从这个群体中天然会产生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以上谈到传播新自由主义言论的代表人物大多来自这个阶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三,从意识形态工作来说,我们党一贯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新时期的**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积极,21世纪头
xv50年都要反[15]。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应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
经济思想,这方面**当时没有专门多说。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在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总是同时提出
xvi“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1989年5?31谈话)[16],就是在政
治层次上提出来的,着眼于解决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这是非常英明、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才不久,经济上要向市场、向非公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开放,不可过于拘泥,强调要思想解放,要大胆地闯,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警惕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相对的强调不够,注意不够。比如,**
xvii[17],曾说,有些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以此来反对改革开放,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确实也有人“打着拥
xviii护改革的旗号,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 [18],也是**说的。他还说,“某些人所说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
xix” [19]。所以,不能说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资产
阶级自由化不但政治领域有,经济领域也有。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
化,反对公有制,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系列观点都
与经济领域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反经济上不反,这是
不够的。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如果变质(变成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政治领域也会跟着变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过去**就认为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至今仍有一些领导干部这样认为,以至放松这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极糊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渗透、流行、泛滥,同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四
杨:您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渗透、流行的情况和原因。确实不能小视这些噪音、杂音。它自居中国主流经济学,有控制相当一部分舆论和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能量。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扭转这个现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
刘: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2005年7月15日关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问题的谈话中,已经谈了几点意见,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问题在于落实执行。这里我再补充几点意见。
第一,要重视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义经
济思潮的斗争。在理论上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对前者,可以批判地选择吸收;对后者,要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
由化、市场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预、反社会主义等系统主张,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要坚决反对,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财经部门的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帮助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或再教育。
第三,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高层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主要经典著作的选读,批判敌对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杂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防止上理论骗子的当。
第四,对媒体舆论。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复杂化以后,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
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简单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但一切事物总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一些非常错误的思潮横行,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思潮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象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导致灾难后果的“多元化”、“公开化”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
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柱。批判与反批判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不争论在现时条件下只有利于反社会主义思潮向我们争论,而不利于我们对反社会主
义思潮的反驳。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争,必将有利于错误思潮的清除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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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杨承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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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ii [2]《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见《吴敬琏改革论集》2008年。
iii [3] [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
iv [4] 马国川:《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访谈录》,《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v [5] 徐景安:《回避不了的争论》,见《中国走向》2006年9月。
vi [6] 记者《市场化改革》见《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1日。
vii [7] 高尚全:《民本经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人民社会主义》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24期。
viii [8] 李君如:《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高尚全:《三十年,四次思想解放》,《刊授党校》2008年第4期。ix [9] 《高尚全文集》?,P194,P227-249
x [10] 见《经济月刊》2002-12,《商通网》2005.11.7来源新华网。
xi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2007年,p263
xii [12] 楼继伟:《中国改革总体是成功的,道路基本正确》,《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8日。
xiii [13] 乔舒亚?库珀、拉莫:《北京共识》研究报告,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发表。
xiv [14] 《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9日。xv [15] 《**文选》第三卷, P181,P211。
xvi [16] 《**文选》第三卷,P299。
xvii [17] 《**文选》第三卷,P375。
xviii [18] 《**文选》第三卷, P229。
xix [19] 《**文选》第三卷,P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