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充分就业的好处
充分就业的好处
一、“充分就业”概念辨析
(1)充分就业是指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就业岗位,与之相对应,失业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得到就业岗位,失业是想得到就业岗位而被动地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愿意工作的人不被视为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失业,因而通常叫做自愿失业,那些处在法定劳动年龄段两端(如18- 60岁)之外的人口也不认为是失业人口。
(2)充分就业者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说的几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如果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也被认为是有一个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说的“隐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
(3)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就业岗位,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即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劳动年龄和需求偏好变化而引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性失业,这种失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属于劳动力人口的正常流动,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充分就业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优化状态。
(4)充分就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是长期均衡的失业率或充分就业的失业率,这时的经济运行周期处在高涨或繁荣阶段,失业补助、社会救济、福利开支、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状况、人口规模、运行质态、社会认同等等,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5)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业率的具体数值,各国政府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本国特定时期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2](P190)。
(6)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实际失业率若大大高于自然失业率,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经济运行质量有待改进和提升,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则不可能,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的情形,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在非效率性过度就业状态下被“阴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所掩盖,不仅在事实上没能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反而又长期损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有效率,以此为标志的政治优越性也缺乏可持续性。
二、正面论证
(1)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支撑和精神满足。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居民户家庭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实现个人
或居民户家庭在各个方面的最大化发展,劳动者一旦因失去就业机会而处于失业状态,也将同时失去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经济支撑。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劳动者在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归属,自身将不再处于社会游离状态,不再被社会所抛弃和边缘,其心理将不再因失业而被扭曲,原有的失业心理也会得到及时矫正,对未来将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业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会定位,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其精神需求会得到满足。
(2)经济和谐发展。充分就业状态下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都得到了最优化配置,实际经济产出GDP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运行曲线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缘附近,经济周期处在繁荣和高涨阶段,国民经济蛋糕已经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变,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也都会获得相应增长。
(3)社会冲突消解。充分就业状态证明了政府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满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会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够用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力人口都各就其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某些动荡、冲突、摩擦和骚乱等不稳定因素得到及时消解,既不会出现纵向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剧烈摩擦,也不会出现横向的社会各阶层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
三、反面论证
人们对过去从未有过而现今又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最初是感到困惑,尔后是感到深深的不安,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的人们,几乎比关注任何其它问题都更为关注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问题。因为失业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浪费,使一部分人群无业可就,失业人口在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都受到伤害,他们的就业权利被无情的市场机制所剥夺,有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动荡、冲突、摩擦、骚乱和不安。因此,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充分就业,消除和弱化劳动力市场失灵,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范文二:对充分就业的认识
对充分就业的认识
充分就业,也称作完全就业,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假设,指的是除了正常的暂时不就业(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比如工作转换等),所有的人都找到合适的职务,没有浪费现象。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仍然会存在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充分就业与一定的失业率并存。凯恩斯提出的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主张: 刺激私人投资,为扩大个人消费创造条件;促进国家投资,通过公共工程、救济金、教育费用、军事费用等公共投资,抵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政府通过实行累进税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
人力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资源,任何社会发展都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志就是就业或失业程度,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视为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人力资源充分就业时,其它一切非人力资源也同时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产出状态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 curve PPC)的最大边缘,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由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由此表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处在人们期望的最优状态,实现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在充分就业领域大有作为,充分就业就成为政府职能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目标。
范文三:一个社区“充分就业”的背后
居民谢绍富前来申请“吃低保”,居委会副主任邓禄群见他有劳有力,便建议他去找份工作,没想到他却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不让我‘吃低保’,是不是自己把上头拨的钱吞了?”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杨渡村社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这里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和蜂拥进城务工的农民。然而,由于社区居委会的牵线搭桥成效显著,到去年底,杨渡村社区2/3的下岗失业人员和众多农民工都找到了满意工作,社区全部消除零就业家庭,被评为“充分就业社区”。 这一切,源于一次顺水人情。 “贪官污吏”为他就业做担保 2003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社区居民谢绍富来到居委会里申请“吃低保”。谢绍富的“好吃懒做”在社区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因受不了他的陋习跟他离了婚,留下同样没有工作的儿子和他共同生活。当他把申请材料递交上去后,负责社区就业的居委会副主任邓禄群眉头一皱:岁数不算大,又不缺胳膊少腿,为何要申请低保呢?于是她建议谢绍富去找份工作。谢绍富一听,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不让我‘吃低保’,是不是自己把上头拨的钱吞了?” 邓禄群刚刚接手这个工作,她只好安抚谢绍富,叫他先回去,次日再来办。 下班后,邓禄群独自想着上午发生的事:“如何才能让他们找到工作,而不至于‘吃低保’呢?”路旁的移动公司正在装修,她眼前一亮:这家公司刚开张,一定需要人手。我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为谢绍富介绍份工作,若成功的话,既做了好事又了了心事。 但事情并没有邓禄群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她和该公司是第一次打交道,根本没人相信她。无奈之下,她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我是杨渡村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就业工作的副主任邓禄群。对谢绍富,我们居委会可以担保!” 移动公司的人员半信半疑。邓禄群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片和谢绍富的联系电话,希望他们能主动联系。 几天后,一位移动公司的员工来到了居委会。他看看坐在办公桌前的邓禄群,又看看贴在墙壁上的照片和职务,对她说:“我们可以先试用一下你推荐的人。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若人不好用,我们还是要退回来的!” 邓禄群激动万分地说:“你们放一百个心,人不好用尽管退回来,我们是不会跑的!你们从社会上找人,就不一定有这些信誉保障了。”在帮谢绍富找工作的同时,居委会也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单位的利益。邓禄群语重心长地对谢绍富说:“你也53岁了,如果再不珍惜这份工作,这辈子就完了。” 就这样,谢绍富来到了移动公司,干起了值夜班的工作。因为邓禄群的经常提醒,他一干就顺顺畅畅干到现在。 “结对子”结出双赢 这件小事让邓禄群看出了“门道”:企业需要诚信的员工,需要有影响的单位为就业者担保,而居委会恰好可以满足企业的愿望。经过一段时间调研,邓禄群所在的杨渡村社区结合自身实际,确定了居委会与社会单位“结对子”的战略。 但社区下岗失业人员这么多,要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呢? 邓禄群他们决定入户调查。在详细掌握下岗失业人员的情况后,社区居委会建立了《社区失业人员档案》、《社区下岗失业人员求职档案》及《社区下岗失业人员求职登记信息库》等,将下岗失业人员的家庭状况、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专长、求职愿望以及曾经就业的经历一一记录在案,实现了对辖区下岗失业人员的动态管理。 摸清了家底,邓禄群他们发现,社区有355名下岗人员、270名失业人员以及284户低保户,他们大都有技能单一和文化水平低的特点,是最难找工作的群体。 50多岁的张康利就是一个代表。他没有文化和技能,只能做临时工,加上年龄比较大,往往做了今天没明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解情况后,居委会四处去给张康利介绍工作,最终把目光锁定在重庆天玖物业公司。 选中这家企业是有原因的。在给 张康利联系工作之前,重庆天玖物业公司就已经和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杨渡村社区再就业与社会单位结对子协议》,作为社区的“结对子”企业,有什么问题方便交流。更重要的是,单位就在社区,离居民家近,可以为居民节省大量的车费和住宿费。 事实上,重庆天玖物业公司也觉得跟社区合作很有保障。和张康利谈妥后,居委会便督促天玖物业公司和张康利签订了用工合同。 社区与社会单位双向承诺的就业安置与管理模式,既避免了用人单位随意开除再就业人员,又保障了社会单位的合法权益。 “保姆式服务”为居民带来实惠 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大都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非常弱。为改变这种现状,居委会决定对他们实行再就业培训,送他们去学习电脑、家政等技术。同时,居委会还不断更新他们的择业观念,组织他们去参加市、区的招聘会。 21岁的李庆就因为这些巴心巴肝的服务迷途知返。 一天,李庆来到居委会申请“吃低保”。邓禄群很生气,她知道,李庆的父亲死得早,多年来全靠母亲的“低保”把他拉扯大。如今他长大了,该自食其力,让母亲过好日子了,但他竟来申请“吃低保”! 邓禄群断然拒绝了他的申请。之后,她多次登门找他谈话。李庆是属于特爱打扮却又没本事的那种年轻人,五六百块钱的活儿不愿去做,800块钱以上的工作又胜任不了,邓禄群给他介绍了5份工作他都未能“做成器”。最后,她决定对他进行择业观念的教育,把他送到武装部培训以磨练他的意志。经过数日的“魔鬼训练”,李庆渐渐被感化,他终于决定,自己打工赚钱养活家人。去年年末,他家主动放弃了“吃低保”。 居委会还定期对用工单位和再就业人员进行回访,和情绪不稳定以及与用工方发生摩擦的居民及时沟通。这种“贴身”的服务被他们自个儿戏称为“保姆式服务”。 居委会还在办公室专门装上电子显示屏,滚动发布就业信息,方便下岗失业人员查询。 目前,居委会已经和社区所辖的重庆天玖物业公司、国新劳动力输出公司、移动公司等14家企业结成“对子”。4年来,居委会通过各种途径安置下岗失业人员近700人,通过再就业安置,社区有70户居民主动提出降低低保金,社区还减少低保人数180人。 通过多年的努力,社区下岗失业人员也养成了“找工作就来居委会”的习惯。现在,杨渡村社区的蓝图便是走出社区,不断开拓新的岗位,以帮助更多人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邓禄群告诉笔者,他们现在已经和九龙园区进行接洽,相信不久便会有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到居委会带给他们的实惠。
范文四:充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充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发布时间:200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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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
外贸
力度
宏观调控
成本
近期,围绕宏观调控的力度问题,既有理论家的评说,也有民间实际感受的议论。矛
盾的焦点是调控偏紧了,还是要继续从紧?
现行调控的方法之一是制定限制类产品目录,银行不放贷,出口退税收收紧,迫使
高耗能产业如炼焦、电解铝等淘汰落后产能,也使一些传统产业如纺织进入调整行列。一些
理论家为之叫好,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跑量”的增长状况中,但能源原材料
消耗也迅猛增长,生态环境付出了很大代价,产业结构长期缺乏应有的优化提升,因此这一
招能发挥很好作用。
另一种办法是制定《劳动合同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严格劳动保险制度,提高企
业成本,来“挤压”企业强化技术进步、注重管理、优化营销;同时由于工人收入提高,拉动“消费”的力度增长,从而不仅将消除成本增长的负面影响,还会加快推动一部分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这些调控方案的设计是好的,从长远看也必须这样做。关键在把握的节奏和力度上。
中国的产业政策还要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联系起来,安排好充分就业是最大
的民生。中小企业与传统产业承载着大量就业人口, 我们不能一提到中国是“制造大国”就变成贬意之词,把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列入要淘汰限制之列,
而急于变“创造大国”都搞高新技术产业。现在一些纺织企业面临很大困难,成
本上升被迫停产或减产,一些农民工失去工作而滞留打工地苦苦等待。这成为各级政府不得
不面对并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国务院及时出台了调高纺织品出口退税2个百分点的决定,理论界又有人说是“开倒车”,“与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追求高外贸依存经济
向内外需平衡经济转型的大战略相左”。这是一种误解,既然是调控政策就应该是动态
的,实施起来也应该有组合政策相配套。例如近一个月内连续降息两次,并取消利息税,这
一措施并不是单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资本的流动性,降低企业的融资
成本,刺激生产。其实相信国家还会出台进一步的“减税”措施,降低企业成本。否则,面对美元持续贬值、金融危机,消费下降,中国的一些传统产业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真的要有很多就业机会让给了一些劳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对中国未必是好事。
我认为,只要环境治理好,能源消耗少,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要让其生存
下去,在发展中逐步提高,这是一个过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市的市委书记
对我说,我们有200多万人在外打工,最怕是这些人都倒流回来,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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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充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近期,围绕宏观调控的力度问题,既有理论家的评说,也有民间实际感受的议论。矛盾的焦点是调控偏紧了,还是要继续从紧。
现行调控的方法之一是制定限制类产品目录,银行不放贷,出口退税收紧,迫使高耗能产业如炼焦、电解铝等淘汰落后产能,也使一些传统产业如纺织进入调整行列。另一种办法是制定《劳动合同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严格劳动保险制度,提高企业成本,来“挤压”企业强化技术进步、注重管理、优化营销;同时由于工人收入提高,拉动消费增长,从而不仅将消除成本增长的负面影响,还会加快推动一部分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这些调控方案的设计是好的,从长远看也必须这样做,关键在把握节奏和力度。中国的产业政策还要与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联系起来,安排好充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小企业与传统产业承载着大量就业人口,我们不能一提到“制造大国”就成了贬意词,把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列入淘汰限制之列,而急于变成“创造大国”都搞高新技术产业。
现在一些纺织企业面临很大困难,成本上升被迫停产或减产,一些农民工失去工作而滞留打工地苦苦等待,这成为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并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国务院及时出台了调高纺织品出口退税2个百分点的决定,理论界又有人说是“开倒车”,“与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追求高外贸依存经济向内外需平衡经济转型的大战略相左”。
这是一种误解。既然是调控政策就应该是动态的,实施起来也应该有组合政策相配套。例如近一个月内连续降息两次,并取消利息税,这一措施并不是单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资本的流动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刺激生产。其实相信国家还会出台进一步的减税措施,降低企业成本。否则,面对美元持续贬值、金融危机,消费下降,中国的一些传统产业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真的要有很多就业机会让给了一些劳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对中国未必是好事。
我认为,只要环境治理好,能源消耗少,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要让其生存下去,在发展中逐步提高,这是一个过程。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市的市委书记对我说,我们有200多万人在外打工,最怕是这些人都倒流回来,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
现在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到个人收入的60%以上。全国2亿人的农民工构成了中国劳动者阶层的主体,他们在工厂、城市做着最苦最累的活,一旦经济萧条工厂关门,他们只能卷着铺盖回家,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养老保障,也许还没有任何补偿。据媒体报道,一些发达地区传统的服装、制鞋等小企业因为成本上升、出口下滑而突然关门,民工宁愿住在破旧的房子,吃着馒头咸菜也不愿返乡,年轻的有劳动技能的还有重新找工作的机会,那些年龄大没技术的人就陷入困境。
过去,有人设计抬高中国的人力成本,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促进劳动者素质和专业技术含量的提升。但恰逢通货膨胀的压力,世界经济的衰退,造成了生产的萎缩,也减少了就业机会。这是我们不得不要认真应对的大问题。国外发达国家失业率超过5%以上就足以造成政局不稳,国家经济体系的大崩溃。虽然中国农民工的失业可能在统计上是隐性的,甚至不计的。但他们突然失去了打工收入,返乡没有田可种也不会种田,生活就成了大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一下子就整体提得很高,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毕竟是第一代工人,还有相当多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
因此,工业经济一定要保持快速发展,房地产要平稳发展,商贸要促进繁荣,不能出现大起大落,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政府愿意舍弃部分收益,也要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作者为中共宿迁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