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启示
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看我国教育
王娇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职教学院,天津300222)
摘要:蔡元培是民国时期的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文章对我国教育问题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运用蔡元培的思想精髓为我国教育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中国教育问题;启示
一、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对北大的转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民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都十分丰富,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蔡元培认为人类之所以比动物更进步,是因为人类有崇高的理想。因此,教育应该成为培养健全人格的事业。
蔡元培从当时救国自强,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的理想出发认为:“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改造之点,繁不胜举。但是简单说来,可以归到教育调查会定的两句话‘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社会的各分子都具有健全人格,此外复有何求?”因此,他说应“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1)养成健全人格,(2)发展共和的精神”。蔡元培认为:“所谓健全人格,内分四育,即:(1)体育,(2)智育,(3)德育,(4)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他认为以上四育,都宜时时实验演进,要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认为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通常学校的教习,每说我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这便大误。”
蔡元培认为小学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基础,更应该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他说:“小学教育者,纯粹之普通教育也,小学教育既以遵循天性,养成人格为本义,则于身、心两方面,决不可有偏废,而且不可不使为一致之调和。”
认为教育儿童要因材施教,选择恰当的方法,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他认为中国现代的教育应该是与传统的旧教育相区别的,应该尊重儿童个性,注重实验教育。他说:“夫新教育所以异于旧教育者,有一要点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新教育则否,在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如农学家之于植物焉,干则灌溉之,弱则支持之,畏寒则置之温室,需食则资以肥料,好光则复以有色之玻璃;其间种类之别,多寡之量,皆几经实验之结果,而后选定之;且随时试验,随时改良,决不敢挟成见以从事焉。故治新教育者,必以实验教育学为根底。”
蔡元培认为培养儿童健全人格要顺其自然,发展个性。蔡元培指出:“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蔡元培认为培养儿童的健全人格的基本的途径有注重美育、以下几点:
1.提倡美育。蔡元培认为美育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美育对于人格的完善有重要意义,是智育和德育的延伸和深化。
2.注重社会教育,发展先进文化。蔡元培认为培养儿童健全人格,仅仅靠学校教育是
不够的。为此,应该利用社会教育场所和教育资源,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他认为,“ 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3.进行科学的自我修养。蔡元培认为个人的自我修养能起到多方面的有益作用,是个人人格完善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在修养中要注意按科学的方法进行。他说: “ 查修养之目的,在使人平日有一种操练,俾临事不致于措置失宜。盖吾人平日遇事,常有计较之余暇,故能反复审虑,权其利害是非之轻重而定取舍。但鄙人以为修养之致力,不必专限于集会之时,即在平时课业中亦可利用其修养..科学修养之法四个字‘ 诚勤勇爱’。”所谓诚,即诚实守信、实事求是;勤就是勤奋,勤劳的习惯;勇就是完成某项事业所要求的意志力;爱就是博爱。
而中国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大多只注重智育,关注成绩的多少,对德育、体育、美育有所忽视,并且,中国的教育大多带有强制性,并没有顺应儿童的天性发展,大多数儿童的学习,还处于被逼迫的状态,从幼儿园开始便被逼迫上各种补习班,特长班,他们没有自己玩耍的实践,父母们不知道儿童的游戏和内心的快乐体验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性,造成他们以后死读书或者是心理发展的畸形。孩子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童年,留在童年的记忆,只是学习。很多孩子的天赋和个性被压抑,创造力被无情的打击,于是培养出许多各种竞赛的冠军,却与最富盛名的诺贝尔奖无缘。并且中国教育对德育的忽视,造成许多青少年内心中没有道德准则,没有理想,他们只是按照父母和老师的意愿去做事,一旦独立没有了父母和教师的指导,他们就会没有了方向,作出违法乱纪的行为来。并且,中国的学生大多处于亚健康状态,缺乏运动技能,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被学习所占有,再加上学校对体育的忽视,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学习而放弃健康,放弃生活,放弃娱乐,而是要在生活娱乐中学习,坚持五育的共同发展,形成健全的人格。中国的教育走入了一个误区,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反思。
(二)注重美育教育
蔡元培把美育又称作美感教育,是要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他曾对美育及其作用作了这样的解释:“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溪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后来他为《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条目中,对美育作了如下定义:“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他认为,“顾欲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对美育的特点和作用作了合乎实际的阐释。
蔡元培重视美育,是因为他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纯粹的美育,激发、陶冶人们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的情操。蔡元培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认为两者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这就是说,智育和美育应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推进的。他曾以“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来说明科学和美术之间的关系。他以为人们具备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
够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正如他所说的“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教育学家杜威认为,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成就人的丰富心灵。我们无法增加生命的长度,所以唯有提升生命的质量,也就是让自己的人生多一点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在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必然会转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就必然会涉及到个人的审美能力。其实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时,怀着怎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也会令生命质量有很大的差别。
在层出不穷的新闻面前,不难看到学子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就轻生,夫妻为了一点口角就铸成大错。甚至不少白领喜欢捏碎方便面、深夜逛马路,发明了千奇百怪的减压招数,却仍然难以排遣心灵的空虚和精神的重压。他们大多是拥有正常语言能力,甚至高学历、高逻辑能力的人。在学校和家长的精心教导下,他们也许早早学会了如何发挥理性面对运算,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控制情绪、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某种程度上说,拥有丰富的心灵、健康的人格,学会如何感受生活,才是让一切知识学习有意义的前提。而艺术,则是与人的心灵最贴近的领域。难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只知道逻辑运算,却无法体会“一花一世界”的美好,无法感受色彩和生命的灵动,那样的人生会多么枯燥乏味,而那样的“普通人”组成的社会,将会多么缺少创新能力和文化朝气。尤其对未来的社会形态来说,技巧的工作可替代性越来越大,而艺术和文化创意却是千金难买。如果说社会的诸多弊症,都可以归结为劳动力人口素质,那么当下而言,我们的人口素质不高,主要不在于识字率,而在于美育方面的教养严重不足。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是他宏大气度和开放心态的充分显示,,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只要有学问,不问她身世背景,属于那种党派,持何种政治观点,都可以为他所用。正是他的这种气度,当时鲁迅、胡适、严复等人构成了北大校园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师资队伍,在其师资队伍中,有革命派,更有保皇派,他们的思想相互激荡,形成了北大丰富多彩的文化,校园里这边在讨论革命救国,而在另一个角落却有人在摇头晃脑的背诵八股文,这边都已经是短发,那边却依然有人梳着长辫,相信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民国时期的北大才能看见这样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交融。正是这种文化氛围,是的北大的学术得以繁荣,成为中国人人向往的最优秀的高等学府。
蔡元培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上不大自然淘汰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开了女子入大学的先例。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相同的态度,相反,他想打破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先进文化,只是他认为那是自然趋势,人们会在他们的矛盾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新文化的价值,旧文化会自然退出历史舞台。
大学管理问题上,他主张“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方式,这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大学作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本应该是知识分子发挥主导作用,过于多的行政化必定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产生限制,使他们难以发挥作用,学术的地位自然会受到影响,于是出现了现在大学轻学术的现象。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
这不仅体现了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更体现了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
而中国的大学教育更是存在很多问题,大学不再注重学术,但是,也没有技能,大学的教育跑到哪里去了,大学的作用是什么,蔡元培说大学是服务社会的,而我们的大学现在能为社会做什么,我们没有技能,学术水平又不够,毕业后不但不能能满足社会上对高技能人才或者是高深学问人才的需要,大学生失业,更是为国家和社会增添了负担。大学生失业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引起我们对大学的反思,我们的大学究竟该做什么,怎样管理,怎样定位。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我们大学的目的是研究高深学问,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做好,我们的大学不愁办不好。大学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把学问放在第一位,很多毕业的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学问,大学也没有给学问足够的重视,大学的学术并不自由,学的思想和教授的教学的行为都受到限制,学校的行政化风气严重,教授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权利,学生平时几乎见不到校长等重要的领导。而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是教授治校,并且学生可以直接见到他并向他提出要求,是他的明智和宽容,救了北大,让北大从此名扬中国,成为中国第一高等学府。
二.中国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败
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出生开始父母就开始对孩子的人生进行了规划,希望孩子按他们的想法去发展,过他们规划好的生活,摧残儿童的个性,教学方法极为单调,完全违反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硬是把成人的观念强加给儿童,束缚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目前的中国教育(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正在步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缺陷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制造很多抑郁症、自闭症患者!原因是现代教育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知识教育上,而实践教育比如做人的道理、道德品德教育和做事能力技能的培养等这方面缺失严重或可说几乎没有,时间几乎完全被知识教育侵占。有读万卷书,却没行万里路!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教育非常适合知识和做事能力的培养,而家庭教育是启发做人道理、道德、品德的温床。知识永远学不完,对孩子真正有用的知识又有多少呢!知识、做人、做事、品德哪些对孩子的未来更重要?把孩子束缚在凳子上,何苦呢!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儿童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发展规律,在这个阶段没有到来之前,父母就把他们强加给儿童,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由于高考,很多父母每天让孩子学习,只给很少的玩耍的时间或是没有,这是对孩子天性的磨砂是不人道的。
教师为了追求升学,为了高考,不惜牺牲很多宝贵的课程,例如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哪些课本也形同虚设,以至于我们上了这么多年音乐课却不是乐谱,上了这么多年美术课,却不会画画了,上了这么多年体育课,去没有体育专长,也没有爱好。记得小时候我画画画得很好,歌唱的也好可是从来没有人重视过,最后,经过十多年的学习,脸小时候那点天赋都磨没了,教育可悲!小时候喜欢交朋友,身边总是一大堆的朋友,玩得很开心,后来,父母说这个人学习不好,那个人人品不好。老师又说,交朋友会耽误学习,于是,就学习了,到现在,让我去交朋友,我没兴趣,也不会交了。说学习的人要内向,于是我就不说话了,现在也不会说,喜欢书法,父母说脏,就没学成,真不知道,学习在中国怎么就那么重要,重要到什么都放弃了,到最后,回顾自己的童年,什么都没有,学
的东西似乎也忘光了。如果有机会让儿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想中国的父母和老师会被批得体无完肤,而偏偏没人个儿童说话的权利。
中国的大学的失败,更是令人心痛不已。
三.我们的反思和借鉴
中国优秀的教育家比比皆是,提出了如此多有价值的宝贵的思想,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依然失败,是我们不去借鉴还是我们执行困难?蔡元培的思想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所用,我想这是由深层次的原因的:
(一)中国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在学校也有深刻的体现,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还不够自由,认为如果教授治校,必定是百家争鸣,对学校的管理不利,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发展个性,思想自由,那么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便会陷入混乱。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二)大学校长自身的能力和作为
我们不能把责任全归于国家和政府这样的大环境,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并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做,而且,它允许女子入学教育不当时是不会批准的,但是蔡元培开了先例之后,各个学校纷纷效仿,教育部也就默认了,这是一个校长的力量,事在人为,一个优秀的有建树的校长能改变一个学校,这是我们所共知的道理,而我们如今的校长,一般做事只是按部就班,不敢越灵池一步,更不愿意去放权于教授所有,所有事都亲力亲为,学生根本不敢奢望去见校长一面,而学生每天接触最多的的教授,却没有任何的权利,这样学生的想法便于学校的一切隔离,学生无法表达,校长也不能体会,学校这样发展哪里会有进步?
(三)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不高
中国人有多少人读过教育名著,答案是很少,甚至有的父母都没怎么上过学,他们只知道孩子要好好学习,至于怎样能学好,他们全然不知,而那些德育、体育、美育会促进孩子的学习和发展,他们更是不理解,他们只知道学习就要努力,就要放弃一切,哪里知道中国还有蔡元培这个人,更无所谓借鉴他的思想了。这是中国教育出现问题的最主要原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教呢,这是一个转型期非常严重的问题,相信随着中国教育的普及,会有所改善。
四、对策和建议
(一)大学的改革,政府给大学更宽松的环境
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不能过于行政化,政府应该给大学更宽松的环境,让大学的学术自由发展,提倡教授治校,学生主导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的学习和教授的科研和教学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不要给教授太多的课题压力,因为真正的学术是在宽松的环境下迸发的,不可能在压力下生成,即时生成,也只能是敷衍了事,不可能是真正的学问。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给学生表达思想和要求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发展,相信这样定会带来学术的繁荣。
(二)提高校长的治校能力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从重利益到重学术的转折,从他一入校园那深深地向学生鞠躬那一刻,就注定了北大的转折,他的宽容和谦逊,在他的行为举止中
表现的淋漓尽致,它的与众不同,和蔼可亲给北大学生深深地震撼,伟大的人自有伟大之处,正是他的这种谦虚和宽容,让他重用贤才,让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伟大思想,在这里,我们不能否认一个校长在一个校园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三)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
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虽然有所提升,但是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他们不知道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建议普及大学教育,对于那些不能重返校园的有子女的人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他们讲解教育方法,“普及教育,先要普及教育方法”,这一点被忽视,就会给教育的普及造成严重的障碍,我们首先要培育一大批合格的教育者,而这一大批包括天下所有的父母,父母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相伴一生的,忽视了这一点,中国的教育还会困难重重。而如果每一个父母都成为优秀的教育者,相信中国教育事业定会开出灿烂的花朵。
五.结论
中国的教育问题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义务教育基本上已经普及,但教育方法和理念的还没有普及,因为这是一个思想转换的过程,需要时间和努力。蔡元培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方向,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蔡元培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并实践,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N].晨报副刊,1919-12-11
[2]. 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N].北京大学日刊,1921-2-231
[3]. 陈卫东.教改资料.教育就是养成健全人格——蔡元培论习惯与人格培养[J].少年儿
童研究,2003(3)
[4].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N].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范文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现今教育有何意义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现今的教育有何意义
小学教育20111213012杨珊珊 摘要: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一生除旧布新,锐意改革,其五育并举、教授治校、教育独立等思想均流传深远,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总理对蔡先生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 高等教育 现实意义
引言:在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更大起步的今天,重温蔡元培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论述和实践是否还有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在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更大起步的今天,重温元培先生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和实践还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一、教育的主旨是养成人格
1917年1月4日,元培先生到校,9日,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他郑重地提出了三件事: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之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教育界中所不可缺之理想,大要如下:一曰调和之世界观与人生观,二曰担负将来之文化,三曰独立不惧之精神,四曰安贫乐道之志趣。夫以当今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上述诸义,几何不被目为迂阔,然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则乌得不于是加之意焉。元培先生谈及的养成人格的教育,是涉及到教育大计的问题。联系到今天高等教育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述:
(一)教育的目的
教育是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大计的公益事业。原因很简单: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这是教育所独有的、奉献给全社会的成果。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教育也步入了一种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新境界。我们不仅有国家支持的公益性大学,也有非公益非盈利性的大学,还出现了赢利性的大学。教育要传授知识,这是理所当然,但教育还要把如何获得知识也就是如何授人以渔放在重要地位。也就是说,不管是公办、民办,普教、自考,高职、中专,都应该以“以人为本、养成人格”为首要任务。把人作为能言的工具来培养实在是一种时代的悲剧。我们还应该看到:教育对于个人和家庭,都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造就出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们的成就以及品德就会感染到身边的人及子孙后代。对于小家,这是一种最可
珍贵的回报;对于大家,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启迪和号召。这才是社会稳定团结的保证,国家和民族发展振兴的希望和根本。
(二)教育的追求
元培先生认为,教育界中所不可缺之理想是:1.调和之世界观与人生观;2.担负将来之文化;3.独立不惧之精神;4.安贫乐道之志趣。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最高追求,也是对于受教育者所要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
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多元互融、观念纷杂并陈的今天,我们的思想观念每天都在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物质世界丰富了,人们的心胸却越来越狭隘了,只想自己不想他人甚至是子孙后代,更谈不上未来文化。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大,安贫乐道更是远之甚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让人们意识到要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大局为重,积极的调和,主动的担负。独立不惧是要有捍卫真理大节,说真话、做实事的勇气;安贫乐道是要有抗拒物质诱惑、与民共甘苦的心。这些不都是很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吗?
(三)教育的作用
教育是要服务于社会的。即使在今天,教育的崇高地位也是一再的重申。现在经常告诫我们的是: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满足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广大家长们的心愿,等等。然而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的要求是不是就仅仅如此了呢?我们认为最为主要的,是教育要引领积极发展、求实向上的潮流。奔小康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有人把好学校看作净土、圣地,以期能在这方远离喧嚣的环境里学习文化、完善自我。如果教育这块净土、圣地也带领大家人人向钱看,事事、处处向钱看,那么社会早晚就会变成一滩污泥浊水,到那时,又有何小康的前途可言?而依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教育是为提高全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培养人格健全发展和职业技能的社会活动。因此,教育是关系国家、民族的稳定团结和发展前进的大事,是国家、民族利害攸关的前途大计。
二、大学的功能不是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
元培先生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又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显然,上一个世纪初,他对于大学的定位已经同今天的理念不尽相同了。今天的大学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学术殿堂、象牙之塔,而更多地贴近了社会。这自然有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因。我们知道,二战后,教育面临着一系列的压力和挑战:以前教育仅仅是要传授知识;在教育经费紧缺的同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更加迫切,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打破传统的模式,不仅以教学传授知识,还要以科研升华知识、开发知识,
以科技转化知识,还要向社会普及知识。这不仅是社会的需求,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21世纪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世纪。我们当前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贴近社会、服务社会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今天高等教育发展进步的需要。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握住一个平衡点,这就是:一方面要建设一种学习、研究、思考、交流的学术文化氛围,以此来全面地培育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的贴近社会也是当今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了解国情、民情和社会,历练协同团队精神和适应能力,以及深入掌握专业技能等方面都会因此有所帮助。比起小学、中学,大学理应更贴近社会,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使它维持一个真正良好的育人环境,而不宜混同于良莠纷杂的大社会。元培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是:名之为大学,就应该为莘莘学子们提供博、审、思、辨,行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建造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地方。令人遗憾并且担心的是,在当今我们教育的现实里,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的行为几乎比比皆是、甚至于还有所发展。比如说作弊剽窃,假证上市,学位包装,敷衍潦草,变相卖分??不是也在我们圣洁的校园里出现了吗?究其根源,恐怕还是我们在教育理念和大学功用方面有了个不小的误区。重温蔡元培先生的教诲,对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是不是也会有所启示和警醒呢?
三、人才的标准是要能够担负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教育的主旨是养成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最高境界,体现教育的理想。元培先生认为:学生们在学校里,一要养成科学的头脑。这就是说,凡事要考求其所以然,要穷究其因果关系,那他的头脑才算经过一番科学的训练;二要养成劳动的能力。要打破劳力和劳心的成见;三是要提倡艺术的兴趣,以增进精神,增加兴趣艺术的兴趣,由此才能得到身心的陶冶,并且内化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元培先生还认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生: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还说: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做现代学生而无愧了。狮子样的体力和猴子样的敏捷就不用说了,我主要介绍下骆驼样的精神。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他说: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认识任重道远,又有什么办法呢?何谓骆驼样的精神?具体说: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元培先生说: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1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他以范仲淹的事例号召青年要以天下为己任。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元
培先生认为,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对家庭、亲友的责任,它们并不是对立和矛盾的,而是包容的。作为个人,到学校受教育当然有着亲人的爱的期待,有着本人对前途发展的追求,而学校教育就是要把受教育者的眼界放大,把他们的小爱开阔起来,放大起来,让他们充满大爱的精神,由爱己、爱亲、爱家,进而爱学校、爱乡土、爱民族、爱国家,进而爱人民、爱世界、爱自然。只要有了这大爱,就必能树立雄心大志,敢于攀高排难;能够坚持真理,奋斗不懈,今后也必将有所成就。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10年,是延续京师大学堂的老北大得以转变和新生的10年。他倡导和坚持的养成人格的教育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的纲领和奋进的行动指南。联系到我们今天高等教育的现实和实践,我们认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有着深厚的时代的警示意义。时代在前进,跨越地前进;教育在发展,快速地发展;我们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然而,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启示,教育事业的主旨和思想理念,教育事业发展的准则和行动主导,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忘记的。 参考文献:
[1]蔡元培全集(第2卷)[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范文三:对蔡元培的好评价 蔡元培评价
导读:就爱阅读网友为您分享以下“蔡元培评价”的资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对92to.com的支持!
学之泰斗,人之楷模
——蔡元培
综观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无不与众多著名的大学校长紧密相连,杰出的大学校长往往对大学理念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大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他们将正确的大学理念运用到指导治校的实践中,牢牢把握着大学的方向。他们奠基性的工作和开创性的努力,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他们的创新同时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等大学理念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并
1
在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吸收,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认可和执行,以及他所受到的中西合璧的教育,使他的大学的价值和理念具有划时代意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革新了北京大学,使其成为当时全国的一流学府。这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确定了一种范式,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蔡元培博大精深的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对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51岁已经不是一个青年,最多也只能算做是中年。然而,当我们回首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一位51岁的中年人却往往被我们归到青年之列。
他,就是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在校门口排好队,向这位昔日的教育总长、现在的校长行礼。没想到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要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职位相当于三品大员,蔡元培当过的教育总长更是相当二品高官。这一鞠躬震动了北大,瞬间成为北大的新闻 。
2
作为“镀金”的地方,北大这座衙门式旧学堂处处散发着颓败的气息。北大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上课铃一响就有当差的来说一声:请老爷上课。大学的颓靡的风气可见一斑。 蔡元培从进入校门的鞠躬开始,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京大学。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它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学术自由,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的学者,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启蒙和救亡”为主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看了之后,认定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 陈独秀来了以后确实,在各个方面,因为他是个革新人物么,起了很大作用。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还请鲁迅重新设计了北大的校徽,这个校徽沿用至今。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时只有26岁,碰巧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属兔,分别是50、38、26岁,人称三代兔子党。蔡元培在聘用新人的同时,一些不学无术的
3
教员纷纷被解聘,经过调整,全校两百多个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如果有人能够复制1917年到1919
年北京大学,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怪现象:教室的这边,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黄侃大谈魏晋文学;那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极力倡导白话文。黄侃在课堂上大骂钱玄同的观点荒谬不合古训,而在对面教室讲课的钱玄同毫不在乎照讲我的现代白话。一时间,北大校园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国学、哲学、政治学等各种学说风起云涌,《新青年》《新潮》《国故》等或激进或保守的刊物百家争鸣。
北大有宽容之心,蔡元培有将将之才。北大怪人——辜鸿铭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我一个蔡元培一个”。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辜鸿铭说,中国可以没有皇帝,北大不能没有蔡校长。英年早逝的国学狂人黄侃说:“我和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但如果蔡元培走了,我也不能留,因为全中国没有人能够用我。”
蔡元培在北大的学术上更是下定决心改革,在当时来说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
4
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彻底的革除了封建教育,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同时他又提出很大一部分改革措施。如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5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在北大短短两年的改革,就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面貌,新派知识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新文化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后人在书写蔡元培的传记时,常常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6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们拒绝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合理要求,将战
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在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的中国青年人愤怒了。一场爱国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京。天气,晴,下午和晚大风一阵后小雨。这一天诞生了一件震动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事件——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扬言解散北大。为了保全北大,保护学生,蔡元培愤而辞职,再次离开北京。蔡元培一生办学,种下读书爱国爱民和革命的种子。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从庙堂走向民间,正是蔡元培在北大开风气之先。
7
范文四: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兼对蔡元培观点的辨疑
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兼对蔡元培观点的
辨疑
现代大学教育 年第 期
囊海钧漉
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
? ?
兼对蔡元培观点的辨疑
陈 元
摘 要:蔡元培认为,年北京大学创办的国学研究所是我国大学最早出现的研究院所,但从蔡元培
的另外说法、时人的回忆评价以及报刊资料的记载等史料又可证明 年底的北京大学实已有了各门研
究所的草创。各门研究所不仅开展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些许成绩,而且研究所的制度和职能与改组后的国
学研究所也有延续性和相似性,因此它们应是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真正发端。
关键词: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写序
实,现对北京大学研究院所的肇始时间再作考证,
称:“近十年来,国立北京大学屡有设立各系研究 并就蔡元培之观点作些辨疑。
所的计划,为经费所限,不能实行。民国十年,由 一
评议会决定,类聚各科,设四种研究所,因国学门 、
北京大学研究所首创时间考
较为重要,特先设立。” 年,他在回顾我国 十五年来大学教育的进步时再次称 : 一 蔡元培的另外说法
民国初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内发布的 民国元年,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本有研究所 “大学令”中,规定大学得设大学院,作为大学院 一
项,而各大学没有举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七年间 生研究之所。他在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也明 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建设费无从筹出,不能成立。 确提到 :
十年议决,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 文学四门。而国学门即于十一年成立。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 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 年,蔡元培在 《二十五
年来中国研究机
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 关之类别与其成立次第》中,将中国的研究机关 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 此仿德国 分成四类,其中的第三类是 “大学中的研究院”, 大学制 。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并且他重申此类研究机关 “以国立北京大学之国 学研究所为最先成立者”。 或以是之故,当今学 可后来因蔡元培的迅速离职,这个在大学设立 者仍沿用其观点,认为年 月北京大学国学 研究院所的良好主张确未实现。 年,蔡元培 研究所之创办乃是我国大学研究院所之肇始。如陈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实现自己的夙愿,旋即着手 以爱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 在校内创设研究所。在其著述中,亦有不少的相关 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研究所 ,陈亚玲 和赵 记载。在 年 月 的开学演讲中,他说: 冬 皆认为它是我国现代大学中最早出现的一个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 研究机构,徐明华 和刘爱东 称它是我国近代 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 大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可见他们普遍认同北京大
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
学国学研究所是一个发端的观点。为探究其因其 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陈元 ~ ,男,江西永丰人,教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吉安, 。陈 元: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
起见。”叫如是表明,一年前的北京大学即在筹设
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
或已设了研究所。年 月 日,蔡元培在开
得什么希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
学演讲中再次提到:“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
明智与勇敢。
毕业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究起见;但各系分设,觉
得散漫一点,所以有几系竞一点没有成绩。现在改 年,何炳松在其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
组为四大部,集中人才,加添设备,当然有点进
学教育》中也提到:“民国七年增设研究所以提高
步。”【?言外之意是,他对研究所的已有工作并不
学术的程度,民国八年又招收女生以提倡男女同学
满意,但也从侧面反映了 年前的北京大学已
的制度,北京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和新文
设立了各种研究所。这也似乎与其在 《我在北京 化的领袖。”【】 周作人和何炳松均对北京大学当年 大学的经历》中所言 “各科必设各种研究所”的 创办研究所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皆说
想法不谋而合,他说? :
年或 年的北京大学已办有研究所。 年,
傅斯年在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中说:“民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
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新学问,眼高手低,
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 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
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 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然而昏睡初觉,开始
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 知道有这一条路,也或者是一个可纪的事。”? 傅 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 愿往别种机关去的。 斯年认为,大概 年前后,北京大学即已 “挂 了些研究所的牌子”。虽然傅斯年对当年北京大学 年秋,蔡元培应邀在长沙
作了 《何谓文 研究所的工作颇为失望,但他还是认为那是一件开 化》的讲演,他介绍说 ” : 风气之先的事。 午蔡元培逝世后,顾颉刚作 了 《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也记录了蔡元培创办
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但各国为便利学
研究所一事,他说 :
者起见,常常设有独立的研究所。如法国的巴斯笃研 究所,专研究生物化学及微生物学,是世界最著名的。 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 美国富人常常创捐基金,设立各种研究所,所以工艺 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 上新发明很多。我们北京大学虽有研究所,但设备很 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做研究导师,劝毕业生 不完全。至于独立的研究所,竞还没有听到。 再入校做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人所, 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 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 此时他又明确表示 “北京大学虽有研究所, 但设备很不完全”。从上述可知,在年之前, 从这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及评价中,也可获知北 北京大学确实已设立了研究所。
京大学在年左右已设有研究所。可其创建的 二 时人的回忆评价
具体时间尚难确认,并且设立了何种研究所也不得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研究院所在大学内的首创 而知。但至少可以确信,在年北京大学国学 也必然引发时人的讨论与评价。其中不免涉及研究
研究所成立之先就已有研究所之设立。
院所的创设时间,亦可为论证提供依据。 三 报刊资料的记栽 年,周作人写了 《北大的支路》一文作 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创设,亦可从其时的 为北大三十二周年纪念,他在回忆十三年前的事情 《北京大学日刊》 下文简称 《日刊》 中觅得其 时说? :
草创时期的各种痕迹。如年月 日的
《日刊》 第 号 公布了北京大学 《研究所通则》 我是民国六年四月到北大来的,如今已是前后十 条,其中乙、丙两条规定? :
四年了。??,而民六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 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 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 乙 本学期所拟设之研
究所凡九:国文学、英陈 元: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 文学、哲学 以上文科 ;数学、物理学、化学 以 无着而搁浅。如 年,校方编撰的 《国立北京 上理科 ;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 以上法科 。 大学规程》有日:“七年一月,各科各门研究所均 丙 法科各研究所,设于法科;文、理两科之研究 成立,月增经费四千五百元。” 又如 年的 所,暂设于二道桥之赁屋,俟新宿舍成后,于西斋设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其 “沿革一 之。
览”及 “规程一览”部分,均有研究所的介绍; 而 “在校同学录”,更是收录了文、理、法各科各 按 《通则》意思,此时拟设的研究所为国文 门研究所同学的姓名、别号、籍贯、毕业学校、研 学研究所、英文学研究所等九个研究所,分属文、 究科目以及通信处等。【
理、法三科,且各科研究所有专门研究之所。其 总之,北京大学年底草创的研究所,是
外,当日《日刊》还刊发了哲学、国学门的招生 按照文、理、法三科各个学门建立的。虽然其时研 通告:“凡有志愿入本所为研究员者,望于本月二 究所设备和组织极不完善,但它们是我国大学中最 十日 星期二 下午四时至校长室会议一切进行 早成立的研究所,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事宜,及指定所愿研究之科目”。? 从 “通告”可 悉,国文与哲学门研究所似乎在 月 日前就已 二、蔡元培观点的可能成因及
成立,现正在广招研究人员。 月 《 刊》 辨疑
发布了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和哲学门研究所的启事,
声称研究所 “已组织就绪”;其外,当日《日刊》 还刊发了 “理科研究所第一次报告”,报告称既然研究所在蔡元培出掌北京
大学之初即已创
立,但自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后,蔡 年 月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筹商理科研究所 办法,推举了研究主任三人,等等。月 日 元培再也未曾提及亦是其亲自主
导创设的、本有首
创意义的旧时研究所 按:代指 年设立的研 《日刊》又公布了 《文科研究所办事细则》 条、 《文科研究所办法草案》 条 款。 月 日, 究所 ,更不曾将其视为我国大学
研究院所之发
端。个中缘由之一可能如蔡元培所言,其 “一点 《 刊》公布了李光宇、李绩祖、李芳分别为文、 没有成绩”;其次可能是因为蔡元培对其有所改 理、法科研究所事务员的 “校令”及 “理科研究 组,认为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在制度和职能两方面完 所事务员规则”。月 日刊登了 “理科研究 全不同,故而排斥了前者。笔者就以上问题再作辨 所通信研究规则” 条,规定了通信研究员的资格 确认和具体要求。 月 《日刊》刊登了 疑。 一 北京大学旧时研究所已有一些成绩
“法科研究所办事细则”,规定了主任职员、事务
确实,相对于年国学研究所的功绩来说,
员的职责范围及日常办事管理规则;另有 “法科
北京大学旧时研究所确实颇显 “寒酸”,但也并非 学长报告书”称:“法科各研究所着手组织已经累 像蔡元培所评价的那样糟糕到 “竞一点没有成
月,现已就绪,可告成立。共分三门,日法律门研
究所、政治门研究所、经济门研究所”。 月 绩”。其实, 年底各门研究所
创办后,也陆续
开展了一些工作。如:各门教员分别确定研究科《刊》刊载了 “法科研究所
职员会议事
目,负责主讲和研究;各门研究所也定期举行报告
录”。其称 “法科研究所于 月 日下午三时在
会,每次报告会由研究员中的一人报告研究心得和 法科学长室开职员会,讨议各种规则及一切事务。 疑难问题,然后由有关教员和研究员讨论并提出意 是日到会者为法科学长王建祖以及下面三门研究所 见;举行不定期的讲演会,邀请校内外专家作学术
的主任。” 从以上研究所之动态及人事情况可见,年底,文、理、法三科的各
门研究所已陆续 演讲,所以北京大学 《日刊》也时有 “集会一览 表”刊出,以作为集会预告;指导培养研究员
成立。再如年 月 目的 《日刊》之 “集
现称研究生 ,年初北京大学就有研究员
会一览表”,其 “召集者”分别有国文研究所、经
济门研究所、英文研究所、法律门研究所、化学门人 其中毕业生 人、高级生 人 ,另有
研究所、哲学门研究所。 由此看来,蔡元培所说 通讯研究员 人 ;负责编辑刊行 《北京大学月 年 “拟设”的研究所,并非如其所说因经费
刊》,刊发文、理、法三科的学术研究文章,全年陈 元: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共十期,由各门研究所主任每人负责一期,另一期 所简章》和 《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将旧有的各
增刊由蔡元培亲自编辑;成立各种研究会并开展活 门研究所合并为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
动,如国文门研究所下有国语研究会、小说研究会
科学四门,但各门研究所依然培养研究生并开设研
等,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于年 月 日的 究课程,而且只是在旧时九门研究所的研究科目之
《日刊》刊登了 《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 上增加了地质学、外国历史、德法俄等外国文学几
到年 月已征集到全国各地歌谣 多
种。另外,改组前后的研究所皆发行刊物刊载研究
首。各种迹象表明,旧时的各门研究所还是开展
文章,尤其年 月蔡元培在国学门委员会上
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所得成绩可能
曾提议研究所各门出一种杂志,后决议由研究所四
学门共分任编辑,每年每学门各分得三期。 此 与蔡元培之期望相差甚远,故而他后来避而言之。 二 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制度有延续性
做法与上述 《北京大学月刊》由各门研究所编辑 旧时研究所由于成绩不尽如人意,所以蔡元培 负责的模式如出一辙。国学研究所正式创办后,先 议决改组。但事实上,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制度大同 后发行过 《歌谣周刊》、《国学季刊》、《国学门周 小异,尤其在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制度方面十分明 刊》、《国学门月刊》四种期刊来传播学术观念。 显。如年的 《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规 国学研究所采取了研究所与学会结合的体制,内设 定 :
了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等五会, 指导各学会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其中歌谣 本校毕业生俱得以自由志愿人研究所;本校高级 研究会的前身可追溯到年 月成立的歌谣征 学生,主任教员认为合格者,得人研究所;本校毕业 集处,这也与年国文门研究所下设国语研究 生以外,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之程度,而志愿入研究 会、小说研究会等社团组织甚为相似。国学研究所 所者,经校长之认可,亦得人研究所;本国及外国学
也举办月讲,规定每月 日为专门学术讲演会,这 者,志愿共同研究而不能到所者,得为通信研究员。 也与旧时研究所的 “集会”活动十分相似。 可见,北京大学旧时研究所不但开展了不少工 年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
织大纲》规
作,也有些许成绩,并且与后之国学研究所制度和 定 “本所原为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 职能等均有延续性和相似性,这再次证明其应是我 力者而设,但未毕业之学生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 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真正发端。但由于国学研究所是 者,经所长特许,亦得入所研究。” 年 月 蔡元培年考察欧美大学研究所的实际情况和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的 《研 本校已有研究所的进展情况而改组的研究所,更具 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规定 ? ”:
有学术研究机构的功能,又是新学制后的重要 “产品”,且作出了斐然成绩,故蔡元培可能因此 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 而将其视为了一个新的起点而已。口
未毕业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 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 参考文献
作者并呈送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其审查 结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凡本校毕业生蔡元培.北京大学国学研
究所一览序 //中国蔡元
及校外学者,不能到校、而有研究之志愿者,得通信 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 第 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 研究。
社, : .
蔡元培.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 //高平叔. 可见改组前后的研究所均招收研究生,而且招
蔡元培全集 第五卷 .北京:中华书局, : . 生均无需入学考试,皆招收校内外毕业生和在读 蔡元培.二十五年来中国研究机关之类别与其成立次第 生,而且对不能到校研究者皆采取通信研究之方//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七
卷 .北京:中华书局,
式,因此它们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基本是一致 :. 的,可见其延续性。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 三 改组前后的研究所职能有相似性
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年和年北京大学分别通
过了 《研究
前言 .
范文五:对孩子教育的观点
主持人马东:谢谢史社长。大家也听到了,其实每位嘉宾的致辞都不是简单的客套话,都有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下面进入主题论坛环节。众所周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少年强则中国强,未来的几十年我们的少年该如何强,在座的各位需要做怎么样的努力,下面进入主题论坛时间,有请论坛主持人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以及论坛嘉宾,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对外经贸大学校长施建军、江苏启东中学校长王生、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让我们听
一听教育专家们如何看待“中国百年:少年强,则中国强”。
主持人王旭明: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跟大家一起实质性的讨论“少年强,则中国强”。在座的几位都是教育界的名人,有中学校长、有大学校长、有民办学校的校长、有教育专家,总之是教育界的资深人士,讨论“少年强,则中国强”,搜狐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少年强,则中国强”这是不需要证明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的道理,所以请台上的嘉宾给我们很多教育实践的观点。首先的问题是,少年强则中国强,这个不
用说了,前面很多的领导都做了很深刻的阐释。
少年强则中国强,怎么样的少年才能强,在我们台上的嘉宾当中,你们心目当中无论是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认为最强的少年应该具备的
最基本的品质是怎么的,
程方平:谢谢搜狐网给我这样的机会,搜狐关注教育也是这几年非常热心,而且在很多教育改革的大问题上他们都在关注。我对这样的话题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前面的专家、领导都提到,我们在总结60年的教育发展经验,其实总结60年发展经验的时候还可以往前推100年或者1000年、2000年。在人类历史上,教育都是从少年开始的,给孩子们、给少年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非常关键,60年过程中我们提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到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很多的教育从娃娃抓起。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理想观念就是我们提的素质教育,但是素质教育到今天我们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具体的国民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大学才进行就业的教育,在校学、在中学,很多国家都非常注意劳动教育、社会服务,为公益做一点事情。像这样一些素质,我觉得是在和知识、和其他方面的努力都是相关的,而且是基础性的。再比如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胆识、我们学生的责任心、我们学生对公益的态度,其实都是和他的成长、他的坚强、他的创造力都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多方法值得反思,不光是我们现在的孩子身体弱了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对父母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以
及参与都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王旭明:理论家就是理论家,全都点到了,作为一个强的少年方方面面,毕竟这是理论家的特色。下面有请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王辉耀先生来讲一下,王先生是长期接触欧美同学,您突破一下程教授的理论框架,在您认为最强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样的,期待着给我们更加明晰、更加
富有特色的回答。
王辉耀:刚才各位专家,在搜狐这样的教育论坛上都有很好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少年强则中国强核心问题就是少年的创新能力,中国现在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实际根子还是在我们的少年,如果我们少年没有敢于思考、敢于创新、敢于提出不同观点和有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我觉得中国永远也出不了创新型的人才或者很多的创新型人才。比如我觉得我们现在业面临一个教育的转型,就是我们几千年的教育模式,甚至最近这几十年的应试教育的模式,是不是到了一个非要转变的时刻。我们现在面临着网络教育,现在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么多的死记硬背,比如说我们的惩罚口诀表,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么多的死记硬背,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理论上的、书本上的,我们的儿童少年他们有大量的需要背的东西,或者这种创造性的东西太少。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还我们广大的中国少年一个快乐的少年、一个开心的少年、一个充满活力和充满各项活动创新的少年,而不是一个背着沉重书包的少年,有巨大压力、每天有大量功课的少年,这样的少年我想是应试而不是人才。中国60年来,为什么在中国
的本土上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跟我们根基的培养可能有质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到了一个非要转型的时刻。
怎么转,我想可能从根上就要改变我们的高考制度,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为我们的高考,家长、学校全社会得在为了高考。我曾经提出六个方面的观点,我觉得中国应该改革高考。第一,高考应该多次化、多样化,应该淡化高考成绩,比如像考托福、GRE一样,一年可以考很多次。第二,中学三年的成绩都应该算在评估的成绩里,而不是高考一考定终身。第三,要参考学校校长或者老师推荐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中国很多学校也在开始。第四,非常重要的,他的课外活动、他的公益活动、他的社会参与,非常重要,我们是培养他的公益性、创造性、心理性,而不仅仅是看他纸面上得分数。第五,他必须要有未来比如上大学做什么、为了什么,他的表达能力怎么样、他的组织能力怎么样,他要达到什么目的。第六,他的综合素质,全面综合的评价。我觉得如果我们在高考上面取得了共识,全源头上我们把它改变过来,我想从小学、少年开始,
大家就为创造性来学习,为新颖性而学习,为独特性而学习,我想中国少年强的局面就一定会呈现。
主持人王旭明:王会长毕竟是见识多,国外的很多方法都引进过来,这六种方法在国外相当多还是比较普遍的,国内还在探索。其实最核心的问题,王会长告诉我们少年强则中国强,前面又加了两个字是“创新”,创新的少年强则中国强,反复提创新,这个问题已经具体化这样了。下面三位将在这个思路上提的更加具体了,王会长领着我们,刚才程教授已经带我们做了一个宏观的浏览,王会长已经给我们在这个点上有了深入,不是一般的少年强则中国强,是创新的少年强则中国强,后面三位,两位大学校长、一位中学校长,请结合你们的实际工作谈一下,你们心目中,比方
外经贸大学的施校长,你喜欢的最强的少年是什么样子的,
Commission Hostel) movingly tells the story of her brother and Shen Buqing, Chen Youmin evacuation situ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omb. Brother Yao Zhiying, also known as Yao Kui, who lives in town, his father opened a Chinese medicine shop in town, Yao Zhiying was the firstborn. His youth club in the town, introduced by Wang Huapeng party, Yan Zhen
施建军:我从事教育30周年,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经历,我30年的教育经验里面,有5年的中学教学经验、有25年的大学教学经验,在我的人生当中,一致认为中国教育的希望在小学、在基础教育,少年强则中国强这个命题是绝对正确的命题。以前中国的古话说“3岁看老”,从3岁就看到老的时候,3岁怎么看老呢,实际上是看人的综合素质,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还是小学,素质教育是第一位的,所谓素质,实际是教育里面新的类别,在教育学里面,把人的智商教育和情商教育是分开的。所谓智商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看你聪明不聪明,所谓情商教育,是看你人在社会上待人处事的能力,是跟他人合作的能力,是你的交往能力、社交能力、合作能力、协作能力。大家知道,社会不是一个个人,任何一个个人有本领,匹夫之勇是没有用的,必须是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怎么跟人协作、合作,这是人培训当中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这是高素质的表现。什么叫高素质,有很多表现,比如说做人,做人最大的教育是爱心教育,是孝的教育,爱心、孝是做人之本,万事孝为
大,一个小学教育就应该从孝开始,如果一个人不能给爸爸、妈妈孝心,怎么长大作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呢,这是没有可能的。
比如我们高素质教育讲的挫折教育,人一生当中要经历挫折,而且要允许失败,这就是创新社会必须经历的条件,如果要创新不可能没有失败,没有风险就没有创新,要想创新必须接受风险,接受风险就有失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怎么培养人才呢,所以够必须有挫折。很多人很可悲,从小学没有挫折,中学没有挫折,到大学招收挫折,谈恋爱的时候跳楼了、自杀了,着就是挫折教育没有。所以人的教育从爱心教育、挫折教育,这是素质,与他人合作,高素质教育是少年强之根本。少年强的本质是做人制成功,而不是做事,更不是做学问,做学问是排第二位的,教育的第一目的是教他做一个助人的人、有爱心的人、有孝心的人。我认为教育如果走到这样一步才可以谈第二步创新教育,创新教育确实是我们成大才之根本,在高素质的基础上创新能力强,这才是少年强则中国强。这种创新能力就体现了对客观事物的探索能力、提问能力、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对社会复杂问题的思考能力。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是风险的承受,是对未来未知区域勇敢大胆的去探索,所以我们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应该大胆的分类。中国教育从教育界到家长,一个可悲的现象就是一个模式,考上北大就是优秀的孩子、就是最伟大的孩子,就是让全世界鼓掌的孩子,我不这么认为,也许他做了一个普通的工作,他为人民应该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优秀的孩子、就是伟大的人。但是我们大多数社会都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各界都把考上北大、清华在鼓掌、在欢呼,是的,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少数人,但是大多数人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只要快乐、只要开心,为社会尽一份所尽之力,他们就是社会的栋梁之才,社会是需要精英的,但是也需要大众。如果我们的教育有了这种共识,就是大家知道也有精英人才、也有大众人才、也有普通人才,只一每一个人都是高素质的、有诚信的、能爱国的、能为祖国,为国家、为人民、为父母作出自己努力的人,就是优秀的人才。如果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也许中国的教育会有更大多数的创新人才出现,也许有更
多的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他们新的更大的贡献。
主持人王旭明:谢谢施校长,施校长集他几十年的校阅经历,把我们创新的少年强则中国强又进一步的往下深入了一步,他把创新的少年关口前移,前移到基础教育里面,他认为应该有孝心的少年、应该有爱心的少年、应该有诚信的少年、应该不怕失败的少年,这样的少年进大学以后再启发他的质疑能力等等这样的少年才会。当然最后论述到了不一定精英人才才叫少年强,各行各业无数的少年,这样的少年强了我们国家才能强。
丁校长是一位大家熟悉的民办大学的校长,做民办教育多年来你认为少年强最强在大学里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丁祖诒:今天有幸和各位专家、领导讨论关于少年强则中国强,这个议题很有意思,没什么好讨论的,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少年强当然国家就强,国家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不但是昨天有,今天有,后天有,所以抓基础教育,从少年开始抓,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个话题也让人感到有几分无奈,我们这辈人恐怕得不到了,只能寄托在后天的少年,那也行啊,仍然是颠覆不破的真理。过去我们这代人饱经风霜,各种政治运动。我是南京大学附中的,我那个时候也是全面发展,但那是57年,没有受多大的影响,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从体育来讲,我也跑12秒钟,
文艺上也是尖子,高考还是高的。所以这就是次要的话,少年强则中国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未来。
第二个问题,应该说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民办大学最需要的学生,我4万个学生,当然希望乖一点,一个个都很有个性,一个个都主张自由化,一个个都不读书,一个个都不进教室,这个学怎么办,我听过杨振宁先生在西安的一场报告,很诙谐的讲了一个故事,也许得诺贝尔奖的正因为他在中学几门不及格,当时很震撼。现在想想也有问题,都不及格那都得什么诺贝尔奖,还是要读书嘛,读书才是最根本。刚才讲我们4万学生希望乖一点,希望素质高一点,也曾经埋怨过中学校长,你光考虑高考指挥棒,但是那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学生我们需要德智体全方位发展,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别那么自私,独生子女年代老是考虑鼻尖底下自己那点个人利益,讲究过分自由、人性化,我作为民办大学校长是不太主张这样
的。
第三个问题,对高考的认识。高考是一个双刃剑,一谈素质教育,高考就是万恶之源,可是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就缺少了指挥棒了,缺少了压力我们一批一批成绩好的学生还是高考指挥棒指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待高考的问题要一分为二,我们目前的条件还达不到,如果都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可以,自主招生,如果让每一个公办大学自主招生、民办大学自主招生,那么会更加腐败,而当前高考制度是唯一最为公平的制度,对于广大农村的孩子同样是一个标准,他能够中状元。再加上高考制度取消了以后各行其事,广大的高中毕业生无所适从,甚至于连老师都掌握不了
整个教学的方向,我觉得还有待时日,我们可以讨论素质教育和高考指挥棒,但是并不是取消高考制度的最佳时刻。
总的来讲,当然应该少年强。
Commission Hostel) movingly tells the story of her brother and Shen Buqing, Chen Youmin evacuation situ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omb. Brother Yao Zhiying, also known as Yao Kui, who lives in town, his father opened a Chinese medicine shop in town, Yao Zhiying was the firstborn. His youth club in the town, introduced by Wang Huapeng party, Yan Zhen
主持人王旭明:两位校长论述了他们心目中的少年强应该怎么样的强算作强少年,今天最后一位嘉宾也是离所谓少年最近的一位,就是来自江苏启东中学校长王生先生,王校长说说,在你们启东中学里,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强少年、强少年、少年强、少年强,首先在中学出来。刚刚丁
校长说了,他们这辈指不上了,我看很多坐在大学的人也差不多了,现在未来的小学、中学可能更加有指望,您来说说。
王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很高兴今天参与搜狐教育讨论的这个话题,“少年强则中国强”,这个命题百分之百的正确,少年强之国强,我搞中学教育的33年,从77年开始当中学老师,从84年开始当启东中学副校长,当了33年的中学老师,从副校长到现在当了26年,从84年当到现在整整26年。主持人讲“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个过程,作为中学校长、作为中学老师对这个方面的理解,我是从这样四
个方面,我觉得学生要强。
第一,学会做人。学生很重要的做人,启东中学建校第一课我上两个小时,做人课,我提出要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这是最重要的,做人要做到在家孝顺父母、在校尊敬师长、在外关爱他人,中华传统文化。上个礼拜我跟我们陈主任在教育电视台访问,中国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我觉得做人很重要。不会做人,学问做的再好,最后出的问题会很大,做人对父母要孝,对国家要忠,古时候讲忠孝、忠孝,我们现在做人对父母要
孝,对国家要忠,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爱父母、爱老师,这个是做人问题。
第二,做学问。光做人做的很好,学问一塌糊涂,这也是不行的,所以学问要做的很好。启东中学毕业生,100%的上大学、90%的重点大学,98%左右的本科,但是光考上学有什么有,首先要学的更好,怎么做学问比人家更有特色。最近清华、北大自主招生,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启东中学我也实名推荐了学生,我向北大推荐了黄同学,不仅学问做的好,每次考试年级里面、班里面都是前三名,还是班里的干部,为大家服务,同时,
还是学生尖子,学生运动会上面,女孩子还能够跑前三名,全面发展,所以学生要好。
第三,学会健体。一个民族的健康,我们搞教育对学生的身心健康要负责,如果身体不好,年轻一代身体不好,这是对一代负责,从大的来说,这是对民族负责,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两会上我提出来多少次关爱学生身心健康。我是江苏省中学生体协副主席,从85年到05年20年,中国大陆的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中国大陆中学生、大学生身体状况也不同,中国大陆中学生身体状况20年持续下降,体力、承受力、耐力等等,问题在那里,我认为跟教育是有关系的,应试、功利等等,人才价值观的偏离影响了我们的教育。所以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很重视,阳光体育,每天学生需要睡眠8小时等等,所以启东中学至少有20年,每天保证学生晚上8小时睡眠、中午1小时睡眠,每天1个小时的活动,保证学生的身体
情况,不能在影响学生身体健康状况的情况下来提高升学率,这个就是片面的追求升学率,最后影响学生的健康状况。
Commission Hostel) movingly tells the story of her brother and Shen Buqing, Chen Youmin evacuation situ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omb. Brother Yao Zhiying, also known as Yao Kui, who lives in town, his father opened a Chinese medicine shop in town, Yao Zhiying was the firstborn. His youth club in the town, introduced by Wang Huapeng party, Yan Zhen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