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
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
董翠华 产业经济学201320419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
一、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产业聚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Perroux(1950) 、Myrdal(1957) 和Hirschman(1958) 等人都曾经研究过这一问题。但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并作为专门领域进行研究的,则源于2O世纪90年代初Krugman等人构建的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聚集能够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的溢出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产业聚集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经济学家们开始了产业聚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Geppert则分析了一个地区实现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率的概率是否依赖于该地区重要部门持续的集中,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虽然关于聚集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多数研究证实了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得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阻碍的。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探讨,相关学者运用区域乘数对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产业集群的形成会使区域宏观经济收益递增。罗勇等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研究,认为如果产业的空间集中度较低,经济增长率会随着集中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当经济达到较高阶段,经济增长率则会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下降。同时,产业集聚也带来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卢沁运用2003-2012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李胜会和冯邦彦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主要框架,从产业聚集与扩散的变化来研究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效率的不同和地区差距的变化;并以广东省为案例,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测度广东的产业聚集程度,以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测度区域差距,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技术,证实了产业聚集是广东省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张昕以我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2002~2005年省域的生产和创新的面板数据(西藏除外)为基础,对制造业生产聚集所引起的内隐知识的专业化溢出、多样化溢出及Porter溢出等因素与创新的关系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无论以全国或中心都市区(京津冀鲁、江浙沪、粤)为样本来看,专业化溢出对创新的正面影响都非常明显,而多样化和Porter
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负面影响。而以外围区(除西藏和中心都市区以外的省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存在明显的多样化溢出和Porter溢出,专业化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为负。
刘军,李廉水,王忠运用1999—2007 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产业聚集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科技人员投入、科技经费投入和制度创新的条件下,产业聚集显著促进区域创新,但对区域创新的作用略低于科技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投入和制度创新。分行业比较分析表明,不仅高技术产业聚集有利于区域创新,传统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也有正的影响,这为各地区结合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从而促进区域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多数资源依赖型产业聚集抑制区域创新,这主要是因为过度依赖资源对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
三、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产业集聚对FDI区域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卢格尔和射蒂Luger&Sheay(1985)通过对三位数产业(标准产业分类)的研究,证实了聚集经济对外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利用这些部门的总就业数据,一些学者为区位化经济对美国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Ohuallachain,1996)。利用1974年~1990年瑞典单个跨国企业以及他们在18个国家制造业工厂的数据,Braunerhjelm和Swenson(1996)同样证实了区位化经济吸引了瑞典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Head,Ries和Wenson(1995)实证分析了日本在美国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得出大致相似的结论,在日本投资选址模式中起主要作用的产业集聚效应而不是基于自然禀赋和劳动力、基础设施的州际差异,日本投资的区位选择显著受到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
国内亦有许多学者梁琦(2003)通过中国工业的区位基层系数分析,证实了FDI和行业的聚集水平有直接的关联的观点:地区的行业集中吸引了FDI,反过来FDI流入该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地区的行业集中。程培堽、刘郁葱应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简称SIP)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分析法对IT产业聚集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产业聚集赋予了聚集区域特有的区位优势,且这种优势呈现自我强化效应,其他区域无法复制或模仿,即吸引外资越多,越有利于降低成本,市场容量越大,不确定性更小,因而区位优势愈加明显,从而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如此循环,不断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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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产业集聚
商丘产业集聚规模效应的探索和研究
产业集聚是20世纪以后世界工业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现象。现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一,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潮中, 产业集聚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地区重要的发展战略抉择。
一、产业集聚的理论释义
产业集聚是指大量相关产业的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马歇尔开始, 一直延续到波特、克鲁格曼的漫长过程, 形成了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
马歇尔在研究早期工业的地域分布时, 他注意到了具有分工性质的工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 并指出之所以产生集聚的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
韦伯在其区位理论中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中的原因, 并将之归结为包括交通条件和资源指向的特殊原因和因共享辅助性服务和公共设施所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一般原因, 还指出集聚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克鲁格曼认为除了马歇尔所指的外部性以外, 市场需求和历史偶然引起的先发优势也可能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企业一般会选择定位在市场需求比较大的地方, 因为较大的市场需求可以保证生产的规模经济, 同时较大的市场需求也会吸引其他企业的到来, 从而形成产业集聚。另外, 由
于历史偶然出现的产业专业化的格局一旦出现, 这一格局就会由于累积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而被锁定, 因而这种先发优势也成为产业集聚形成的一个原因。
波特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主要是讨论集聚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他揭示了集聚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当存在集聚区域时, 集聚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
二、产业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一)、产业集聚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是一特殊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分布的现象,他对于地区经济的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通过产业集聚效应表现出来。一般而言,产业集聚效应分为一下几个方面: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市场效应。
1、分工效应是指由于集聚而对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分工与专业化方面的影响。首先,分工与专业化是导致产业集聚的直接原因。集聚区内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有密切关联的产业链,这种关联效应通过无形的手——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使资源和企业集聚在一起。其次,产业集聚进一步促进了分工与专业化的程度。同一产业的众多企业的空间集聚,扩大了产品在一定空间区域内的市场规模,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进而要求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2、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是指由于产业集聚导致经济规模增加而给区域经济活动主题带来的利益影响。规模经济效应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前者是指随企业自身规模扩大而产品成本降低的经济效益,后者是指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益。这里说的规模经济效应主要指内部规模经济,它的产生来源于因规模扩大而形成的生产、销售、管理等方面效率的提高。
3、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
外部经济效应是指由于产业集聚而给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主题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方面的利益。
外部性的存在既是产业集聚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外部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联效应。而企业在做区位选择时,必然会考虑到这种关联效应。
4、产业集聚的市场效应
市场效应是指区域产业集聚而给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主题带来的市场效率提高的利益。首先,伴随着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产生,人口与劳动力的集聚,必将导致相关产业、辅助产业、配套产业及服务型行业的集聚,这必然导致市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主题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多;其次,产业集聚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增大,产业集聚所
带动的区域大量人口的集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第三,产业集聚导致了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同类厂商的集聚,将直接导致某种产品市场供给量增加,各类型厂商的集聚,必将导致产品供给种类的增多。
(二)影响产业集聚效应的因素
从以上对集聚效应的分析来看,集聚效应受到一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1、集群的规模。集群的规模可以用集群内成员的数量和集群的生产规模来度量。成员数量多的集群共享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能带来更大的成本节约,还有利于“软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使用,如信息和技术服务、销售网络等;营销优势的形成也与集群的规模相关,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建立起区位品牌,获得市场地位;弹性专精带来的优势也受到集群成员数和规模的影响,只有达到一定的企业数量,才能建立起专业化分工合作的生产体系,才能使专业化的企业获得零部件规模经济;集聚的规模越大,对地方的经济影响越大,对政府地方发言权越大;集群规模越大,培养和吸引的专业人才越多,专业化人才市场的规模和作用越大。
2、集群内的支撑性机构的发展水平。支撑性机构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集群内外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为群内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开发和服务、信息、管理、人员培训、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服务,促进了企业间的专业化
分工合作,提高了企业间合作的效率,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3、集群内的知识溢出程度。集群内的知识溢出对促进知识、信息和创新在集群内的传播,增强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4、要素的根植性。根植性是经济社会学概念,指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中的程度。产业集群成员间除了在经济上的联系外,有些还存在基于家族和朋友关系的私人联系。在根植性强的产业集群内,成员的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经济主题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十分密切,任何失信的行为都受到精神和经济两方面的惩罚,从而在集群内形成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共同行为准则,降低了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和摩擦成本。
三、商丘目前的产业集聚现象及优势
商丘围绕规划确定的主导产业,重点引进集中度高、关联性强的项目,产业集聚区发展已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群。一是积极承接集群式或链式产业转移。以形成产业集群和培育龙头企业为重点,大力开展集群招商、产业链招商,引进上下游产品和配套企业,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二是严格实施产业规划布局。围绕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和产业集群,推进重大项目按照产业规划加快向产业集聚区集中布局。三是政策引导。把主导产业的营
业收入和项目入驻数量作为产业集聚区发展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加快发展主导产业和培育产业集群。目前,各县(市、区)均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优势主导产业,如:民权县产业集聚区的家电制冷、虞城县产业集聚区的五金电子、睢阳区产业集聚区的纺织服装、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的金刚石微粉及制品、永城市产业集聚区的化工及铝精深加工、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的新能源及新材料、梁园区产业集聚区的农副产品及食品加工等,集群效应初步显现。从实践的发展来看这种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在区内大量集中了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 它们的规模经济效应较低, 但专业化程度较高, 联系十分密切, 整个产业链中的产品基本上都能够在区内找到。这样虽然在企业层面上的规模报酬不变, 但在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却是递增的, 这就给企业带来了几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 技术的外溢, 好的想法在企业之间流动并且不断得到完善, 不断产生新的灵感, 大大加速了新产品推出的速度。
第二, 使中间产品和低值易耗品的供应达到规模效益, 同时中间产品标准化, 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第三, 使劳动力的供需基本上保持平衡。
第四, 集聚加剧了竞争, 而竞争是使企业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 同处一地的企业间有了相互比较的标尺, 就算是为了“面子”问题也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开发。
第五, 集聚可以提高产业在该地区的知名度, 相当于大家一起共同开发市场共同分担风险。
第六, 集聚有助于企业间的正式、非正式的交流和沟通, 有利于市场信息在行业间进行快速的传播。
正是有了以上这些优势, 集聚经济才在商丘有了快速的发展。
四、商丘产业集聚形成机制分析
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 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企业产业集聚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 并且形成了独特的“ 集聚优势” 。所谓“ 集聚优势” 的核心, 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 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具体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市场拓展与地方专业形象建设的规模经济优势,企业间专业分工与协作的优势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 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另外, 由于同业集聚, 设备可以轻易转手, 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推出壁垒, 极大地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推出成本。正是这些优势, 推动了商丘企业的产业集聚现象, 进而促进了商丘经济的发展。
政府主导、政策支持在商丘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政府引导,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开展集群招商、产业链招商,引进上下游产品和配套企业,培
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二是优惠的税收政策;三是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服务能力;四是强化引导规划,鼓励本地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 实现区域集聚经济与城市化对接。这种优势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的定向流动, 为地方产业集聚式发展提供了条件。
五、当前制约商丘产业集聚效应放大的因素
综合对产业集聚效应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比商丘产业集聚区发展现状,制约商丘产业集聚效应放大的有一下因素:
(一)集群规模小。商丘产业集聚区主要是中小企业集聚,一方面集聚区企业数量少;另一方面单个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资金、技术力量薄弱。目前全市集聚区投产509家,营业收入过亿元的不足20%,具有独立技术开发能力的更是凤毛麟角。
(二)特色主导产业不突出。商丘产业集聚区由于起步晚,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规模小,行业不集中,产业链条发展不够完善,上下游企业衔接不紧密,发展处于企业集中布局阶段,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关联带动能力差,特色主导产业不突出。部分县的集聚区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同一环节,竞争多而合作少,形成不了产业链,主导产业更不突出。
(三)集聚效应差异大,规模效应不明显。由于集聚程
度和产业结构不同,其效应发挥作用的形式和结果也不一样。市场的不规范及竞争的混乱,导致集聚效应发挥不足,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忽视与本地企业的联系。尤其是部分地区的集聚是由外资和大企业带动起来的,对大企业过分依赖,忽视与本地的联系,很难发挥集聚效应的有效作用。
(四)企业间协调配合不密切。部分集聚区片面追求规模“小而全”,而不是专门从事各个企业所占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的生产,资源利用率与生产效率不高。大多数企业各自管理各自的生产,每一个企业自身负责自身的从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专业分工程度低,尽管集聚了很多企业,但只是企业间的聚集,而不是规模化的产业集聚,对集聚效应利用程度不足,对于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也不足。
(五)基础设施薄弱。全市大多数产业集聚区内环保设施距离环保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相关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薄弱,服务功能不完善,承载能力不足;部分产业集聚区供排水系统建设不到位,有的甚至还没有通水;个别产业集聚区内电力设施满足不了企业生产需求,存在拉闸限电现象。有集聚区负责人反映,投入全县5年的财政收入才能保证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只能逐步完善。
(六)融资能力有限。产业聚集区投融资平台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实有资本和注入有效资产规模较小,不能满足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发展的需求。有的虽然成立
投融资平台,但运转不规范、业务开展少;有的是依托其它现有投资公司建立的投融资平台,没有建立为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为主的投融资平台,使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融资受到制约。调研中发现,只有极少数企业能从银行贷到款。
六、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是商丘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举措,对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优化生产力布局、打造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基础性工作,提升产业集聚区承载力。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集聚区产业布局、功能定位及其市场趋势等要进行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合理确定空间布局和规模,明确产业集聚区起步区、发展区和控制区范围,既要满足近期发展需求,又要为长远发展留足空间。注重把产业集聚区建设与加快城市化进程相结合,整合周边村庄,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农民向中心城市集中,为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加快集聚区内配套设施建设步伐,特别是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实现资源共享,按照节约、集约使用土地的原则,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大力建设标准化厂房。同时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使经济增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实现
良性循环,把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一是构建产业转移平台。突出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等,抢抓沿海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和中央企业向二三线城市转移走动的重大机遇,着力招大引强,策划和组织好专题招商、产业链招商,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充实集聚区产业。二是把握产业转移承接点。利用商丘市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顺应“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方向,注重引进带动力强、关联度高的龙头企业和大企业,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引“龙头”的良性发展格局;统筹考虑、严格筛选招商项目,实现从“单一项目招商”向“链条整体招商”转变。三是优化承接产业转移环境,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打造一流集聚区的重要工作之一。加大政策创新力度,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转变干部作风,规范行政审批,改进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树立诚信形象,为外来投资者提供最优的政务环境。优化招商引资环境,依法行政,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让企业“零障碍进入,无障碍发展”。
(三)突出优势产业,强化产业支撑。一是选好特色主导产业。建设产业集聚区必须按照“竞争力最强、成长性最好、关联度最高”的原则,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区
域内具有比较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符合市场发展趋势,能够形成规模优势和带动能力的产业作为产业集聚区的主导产业,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引导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优势区域集中。如睢阳区的纺织服装、民权县的制冷产业、虞城县的五金电子、柘城县的金刚石微粉及制品等。二是抓好龙头企业培育。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关联度高的龙头企业起着关键作用,要采取得力措施,下大力气培育引进几个大型龙头骨干企业,以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三是搞好关联产业配套。要按照已确定的特色主导产业,以关联性为基本条件,依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的要求,着眼于延伸产业链、搞好产业配套、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引进能与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对接、关联度高的项目,吸引其到产业集聚区内布局。
(四)搞好配套服务,提升服务水平。一是创新管理机制。按照小机构、大服务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优化完善和创新产业集聚区的职能配置,建立精干高效、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新型管理体系,防止管理机构机关化。同时,落实省政府制定的专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城市新区考核升级实施办法,实行优晋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二是健全落实好领导联系企业制度。由领导分包联系产业集聚区,定期指导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及时解决集聚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三是抓好项目服务。实行项目专人负责制、责任追究制等一
系列制度,严查破坏经济发展软环境案件,严惩“四乱”行为,树立集聚区崭新的服务形象,促进集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四是完善资金保障机制。进一步打破部门界限配置资源,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整合注入国有资源、资本、资产、资金,切实把投融资平台做大做强。建立灵活机制,规范管理,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不断提高资本规模,增强融资能力。同时,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县(市、区)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尽快发挥作用,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企业孵化上,集聚区成立创业辅导专业团队,建设创业支撑平台,对成长性好的企业提供市场拓展、人力资源、政策咨询、创投风险等服务。
(五)尊重科学,按照规律办事
在开展集群招商中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发展规律,不能着眼于眼前利益,要有长远规划。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切不可一哄而上,避免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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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产业集聚
总部经济聚集区及其建设条件分析
总部经济聚集区是在知识经济、信息化以及企业组织变革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形态。总部经济聚集区具有一些和产业聚集区类似的特征,如空间的高度聚集性、竞争的共生性以及创新性等,同时,由于其本身聚集的是企业总部,处于研发、营销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又有其独特的特点。因此,研究总部经济聚集区应该从研究产业集群和产业聚集区开始。
(一)产业集群与产业聚集区
1 产业集群与产业聚集区的形成
在交易成本足够低的前提下,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同时,外部规模经济使多个同行业的企业共享当地的辅助性生产、共同的基础设施、劳动力供给与培训,从而实现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另外,外部范围经济又使集聚在特定区域内的单个企业生产更加专业化,多个企业分工协作,组成地方生产系统,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因此,产业集群的本质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的概念辨析:与产业集群相关的一个词是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是指由一定数量的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一般包括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产业的集聚,是一种聚集经济。根据对大量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在确定的研究对象上,产业集群与聚集经济并无多大区别。实际上,在研究聚集经济的文献中,多数是以产业集群为具体研究内容的。两者的差异在于:产业集群强调产业关联,而产业集聚只是形态上的产业集中;聚集经济更加一般和抽象,产业集群是集聚经济的一种新的形式。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聚集经济与研究产业集群基本上用的是相同的方法。所以,在经济学家眼中,集群和聚集在经济意义上基本是一回事。
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它便具有了收益递增和成本节约的特征,这都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向心力”Krugman P , “The role of geography in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1999. ,这种“向心力”不仅表现在规模收益递增和获得创新优势上,也体现在集群内企业竞争力的上升,包括总成本的降低、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经营带来的生产、营销和决策等优势,波特在其竞争优势理论中论述到,应对进入威胁、替代威胁、客户价格谈判能力、供应商价格谈判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产业结构“五力模型”)时,企业的一般化战略为依托自身总成本领先优势、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经营制定防御战略。在对企业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后,波特又进一步延伸至研究国家竞争力,并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架构”。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个集群(见图1)。
图1克鲁格曼产业集群的双重循环集群模式
同时,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之间的产业组织形式,它的背后隐含着大量的制度规则,这些制度规则的形成和发展使得产业集群产生路径依赖和积累效应,从而进一步强化集聚(见图2),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自发的或政府推动等多种手段,集聚各种生产要素,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科学整合,使之成为具有一定功能布局、结构层次和产业特色的工业聚集发展区或者产业群集,即产业聚集区。集聚区一旦形成就以其递增收益和路径依赖不断扩大自身规模,直至集群的边际收益与企业内的边际“拥挤”成本相等。
图2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机制
2 产业集群与产业聚集区的经济学分析
产业集群与产业聚集区形成之后,一方面使区内企业获得规模收益递增和平均成本下降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着企业的行为模式乃至组织结构,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从“线性范式”逐步向更高形态的“网络范式”过渡,从而使整个产业集群和聚集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倍增。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性。首先,产业集群及其聚集区本身可以带来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在集群内部能够共享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劳动力资源,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其次,产业集群及其聚集区形成后,使得技术创新由单个企业的“线性范式”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网络范式”,这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大企业的技术领先作用,而且要通过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形成系统的波及途径和渗透效应,从而有效克服单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局限,降低了创新活动的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创新研究的“线性范式”。该范式认为技术创新一般经历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等简单的线性过程,研究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的技术过程。后来的研究发现外部的信息交换及协调对于创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后,创新研究的视野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并形成一个系统,最后导致“网络范式”的兴起。
(2)社会信任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内的主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博弈时,在合适的制度安排下,这个经济体的信誉机制就比较稳固。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考虑委托人的如下“触发战略”(trigger strategy) :我首先选择信任你;如果你不滥用我对你的信任,我将继续信任你;但一旦你滥用了我对你的信任,我将永远不再信任你。给定委托人的如上战略,如果代理人选择欺骗,他得到本期收入10个单位,以后每期的收入为0,所以总期望(贴现) 收入为10单位。如果代理人选择不欺骗,他得到本期收入5个单位,有δ的概率在下期得到5个单位的收入,有δ2的概率在下下期得到5个单位的收入,如此等等,总的期望(贴现) 收入为:5+5δ+5δ2+5δ3+??=51-δ
因此,只要51-δ≥10,即δ≥0 5,不欺骗就是代理人的最优选择。假定交易继续的概率δ≥0 5,委托人的“触发战略”就确实是最优的,合作关系就可以建立,这就是重复博弈创造的信誉机制。在产业集群及其聚集区内,各个企业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之间比较了解,相互之间的博弈是长期的、重复性的,那么根据信誉机制的内在机理,集群内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就会较小,违背交易合同的倾向也较小。同时,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因集群的存在而受益,使得集群内企业成为集群这种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共同的长远利益,各企业往往会通过建立行会或商会等正式制度,或通过公认的“行规”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各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并在这种路径依赖下,进一步强化集群内的信誉机制。
(3)创新效应。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得高额长期利润的源泉之一,然而技术创新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由于对市场信息的不完全了解,同时企业本身也不一定完全拥有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各种创新资源,企业的技术创新往往风险较大,技术创新的失败也将给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致命的后果。可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会为市场风险所抑制。但在产业集群中,相关企业的集聚能够促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交流,能激发新思想、新方法的应用,促进学科的交叉和产业的融合,不断出现新产业和新产品。王缉慈、童昕:《简论我国地方企业集群的研究意义》,《经济地理》2001年第5期。同时,在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彼此了解,当大家面对共同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高额创新利润时,企业之间联合起来进行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就更大。这种联合是建立在资源与信任基础之上的联合。集群内企业彼此交往多,信任度高,企业之间通过技术创新资源的共享解决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问题,这种联合使得企业在面对技术创新风险时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来面对(见图3)。因此,产业集群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实现了自身安全功能并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
图3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强化和产业聚集区的扩张,一些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由于集群内地理方位的相似,给集群内一些企业提供了“搭便车”的空间,集群内利润的示范效应会使企业选择“模仿式”发展,形成同类企业的高速增长与低水平、平面式分散发展并存,从而导致恶性的过度竞争局面,并形成“柠檬市场”。其次,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引起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削弱了集群竞争能力,形成所谓的“拥挤效应”。最后,产业集群的发展轨迹具有路径依赖性,路径依赖虽然能够有效阻碍集群外企业的模仿,从而维持集群的竞争优势,但更多的情况是路径依赖降低了自身技术进步和组织变化的积极性,从而导致集群内企业宁可对过时的生产工艺墨守成规,也不愿放弃与现存技术连为一体的聚集经济利益,这使得产业集群内企业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造成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锁定和结构锁定,最终导致集群的衰落。聚集效应演变规律如图4所示。
图4聚集效应演变规律
(二)总部经济聚集区的概念、特征
1 总部经济认识的再深化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概念由研究制造业而提出,但是总部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服务业等其他行业。
总部经济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理解。
第一,总部集群对城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通过规模效应、产业带动效应、知识外溢效应、学习效应等,加快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增强区域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第二,通过总部与制造基地分离来实现不同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总部经济通过企业将总部与生产制造功能在空间上进行分离——总部布局在中心城市,生产制造布局在欠发达地区——充分利用中心城市丰富的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优势和欠发达地区土地、能源、原材料、一般劳动力等常规资源丰富且成本较低的优势,实现企业功能链、价值链与不同区域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第三,中心城市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总部经济虽然重点反映总部聚集对所在中心城市产生的集聚效应,但总部经济通过企业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的联系,也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两个区域的分工合作。并且,这种区域合作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合作——总部经济以企业为载体,以区域资源差异为前提,以利益共享为基础,发展总部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共同发展。
2 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形成、概念与特征
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企业组织的网络化和模块化日益明显。模块是指可组成系统的、具有某种确定独立功能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可以通过标准的界面结构与其他功能的半自律性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青木昌彦、安藤晴彦:《模块化——新产业结构的本质》,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模块化系统具有的特点:(1)独立性,各个模块自身是可以独立运行的复杂系统,一定程度上可不依赖于主系统而单独成立。不同模块间主要是平行关系,也可以是串联关系,但并不依赖对方运行。(2)统一性,整个系统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组织设计原则,这个规则决定了各个模块在一起运行的共同环境。
(3)标准化,不同模块间的信息交换必须是标准的,某个模块的内部变化不影响它与其他模块的联系。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在网络化的集群结构中,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根据产品和业务的不同,组织形式也逐步走向模块化,并以模块为单位编织成一个价值网。在价值网中企业的价值来自于由企业间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联结成的价值网。这个网络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体之间的网络、组织层次的网络和组织之间的网络。在产业集群内,从纵向来看,单个企业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模块逐步走向集聚,进而形成总部模块,从横向来看,由于生产的网络范式Sturgeon , T.,“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 2002, (3): 451-496. ,不同企业间的不同模块的交流和竞争也日益频繁,从而形成产业集群中以企业模块为基础单位的“网络栅格”式的集聚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产业集群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离心力是产业集群和聚集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认为,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积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同时,产业集群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的交互作用下,价值链又以模块为单位逐个分解与重构,最终根据区域比较优势,低端模块被剥离到工业园地,高端模块则被保留在集群内,并进一步向具有战略资源禀赋的区域集中,形成总部经济聚集区。
因此,总部经济聚集区是总部经济理论的实践,在产业融合、企业模块化的大背景下,它是产业集群内企业价值链的模块化重构,形成企业高端模块的空间聚合。这一空间区域具有战略资源优势,集聚了各种价值链高端要素,使之成为企业决策、营销、研发等高端部门的聚集发展区。总部经济聚集区同一般产业聚集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两者都是集聚各种生产要素,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整合,使之成为具有一定功能布局、结构层次和产业特色的产业群集;区别在于,一般产业聚集区是产业链的相关企业的聚集,而总部经济聚集区是企业决策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聚集(见表1)。
表1总部经济聚集区与一般制造业聚集区的比较聚集形态特征对比总部(经济)聚集区制造聚集区空间形态商务写字楼工厂中间消耗知识物质企业员工白领蓝领为主企业产出高端、无形有形产品企业间关系服务配套产品配套影响力极强有限
总部经济聚集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企业总部集中。企业总部是承担管理、研发、营销、投融资、采购等职能,占据企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这些高端部门在总部经济聚集区“扎堆”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使区域经济发展走向高端化和规模化。例如纽约的曼哈顿CBD ,在曼哈顿
Downtown 的华尔街,长仅1 54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在该区域内,集中了几十家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的总部以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和几十万就业人口,成为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和总部最集中的地区。
(2)高端要素聚集。作为企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聚集地,总部经济聚集区还具有非常密集的高端要素。尤其是人才、信息、金融等高端要素和战略资源都纷纷流向“第四产业”。还以曼哈顿CBD 为例,纽约每年毕业的高校学生有37万人,还有各国移民56万人,外商社团220个;曼哈顿的华尔街不仅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全世界金融业的圣地,坐落于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额在2007年就已高达31 8万亿美元,纽约始终是全美金融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另外,美国6家最大会计公司中的4家,10家最大咨询公司中的6家都坐落于曼哈顿,使这里也成为世界信息和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纽约基金证券业对美国GDP 的贡献如图5所示。
图5纽约基金证券业占美国GDP 的比重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www bea gov.
(3)服务体系发达。总部经济能够有效带动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企业总部具有管理、研发、营销、投融资、采购等不同职能,这些职能的实现对相应的服务业产生强烈的市场需求,成为这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动力。不仅金融保险、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信息技术、广告、中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快速成长,餐饮、快递、超市等传统服务业也得到了提升,总部聚集区成为城市服务业体系最完整的区域。例如,举世闻名的伦敦金融城,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和商业服务中心。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伦敦金融城均设有总部。同时,世界15大律师事务所的5家事务所源于伦敦金融城,逾60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伦敦金融城设有办事处。纽约曼哈顿不仅是世界上商务服务业最发达的区域,也是生活服务配套最完善的区域,拥有36家百老汇剧院、300家演出场所、500多家书店、400多家画廊、273家夜总会式俱乐部、1 7万家饭店和酒吧,这些都为商务活动和企业高级员工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4)产出效益突出。总部经济聚集区内,企业既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中心城市发达的现代服务、密集的智力资源、便捷的通讯信息、敏捷快速的物流等资源优势,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基地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优势,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同时,企业总部聚集发展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等,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竞争力提升和品牌影响力增强,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收益能力。
(5)创新氛围活跃。总部作为企业的“指挥控制中心”,集中了研发、营销、战略管理、资本运营等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其核心就是自主创新,在总部经济聚集区内,企业的高端环节互相交流,各项技术不断向周围扩展和渗透,同时,企业为了维持其集群共同利益和提高自身竞争力,也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
(三)总部经济聚集区建设的基本条件
从全球总部经济的发展看,纽约、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到企业总部的青睐,吸引了大量企业总部特别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聚集。这些城市对企业总部的吸引力何在,影响企业总部选址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一般来说,企业总部选址是基于多因素综合分析的决策,总部选址通常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待选地区的特征,这是选址决策的外部环境;二是企业采取的竞争策略。大多数企业在考虑总部选址时,一般都要对待选地区的环境进行较全面的考察和评估。例如,摩托罗拉在设立研发中心时,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待选城市进行考察,即环境、人才供应和成本(见表2)。
表2摩托罗拉研发中心选址的考察因素1 环境商业环境 基础设施和经济状况 工业圈/现有商业伙伴 邻近冲突 现有竞争者就业环境 劳动力市场 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2 人才供应正常人才供给 应届毕业相关专业人才 现有人才库 专案人才供给专业人才供给(撤资、关闭等)3 成本人力成本 当地工资水平 消费水平操作成本 税收和补贴政策 设施 其他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委员会(UNCTAD)从更为广泛的层面对跨国企业的选址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选址一般要考虑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一是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二是拥有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包括企业管理人员、研究开发人员等;三是较低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四是优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五是良好的业务支援服务,包括法律、会计、咨询和公共关系等;六是接近顾客,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公司更看重这一点。
在哥本哈根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全球化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Globalizatio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的一份工作论文中,通过对来自欧洲和亚太地区57家跨国公司的样本分析,列举出的影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址的因素有39种之多。论文通过归纳总结,认为政府的激励措施、低运营成本、低生活成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效的周边联系、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商业环境、通讯基础设施、劳资关系等9个方面的因素,主要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总部选址。John Holt, William R Purcell , Sidney J Gray , Torben Pedersen, Decision Factors Influencing MNEs Regional Headquarters Location Selection Strategies, SMG WP, 12/2006.
基于对企业总部选址的实践观察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一个区域要建设总部经济聚集区,一般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 显著的区位优势
总部经济聚集区所在区域应当具备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以满足不同类型企业总部的要求。企业总部的选址一般都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战略要素的可获得性和成本。从成本的角度看,服务型生产企业需要将总部设立在更加便于和客户接触的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总部往往需要距离生产基地更近,以利于更好地进行采购、运输、生产环节技术调整等方面的良好管理,提高执行效率,控制成本;从战略要素的可获得性看,总部经济聚集区或其所在城市应当已经具备一定的总部型企业的聚集基础,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优势和营销、咨询、人才等战略要素的聚集。
2 良好的基础设施
企业总部密集的区域信息的交换量非常大,而且其中很多都是跨国公司的国际交流,因而对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如同轴电缆、光缆、交换机系统、传输装置、卫星天线等要求很高。同时,总部的商务活动密度和强度很高,因此对便捷的交通系统、发达的交通枢纽、成熟的物流公司、国际饭店设施、国际会展中心、休闲娱乐场所、购物广场等大型公共设施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规模较大,而且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档次,甚至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
3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无论是从单个企业总部选址的决策来看,还是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人才因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企业总部最重要的资本就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高素质的人才和科研教育资源对于企业总部选址具有巨大的影响。香港之所以是众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办事处首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足的教育投入保证了这个地区能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
4 完善的专业服务体系
与总部经济相适应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应覆盖金融、保险、会展、商务、物流电子信息网络等诸多领域。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可以使地区总部享受外部经济效应。因此,区域内的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广告业、市场调查、会计、法律事务以及信息服务业的发育状况等为跨国公司所关注。对公司总部吸引力强的城市,服务业在其GDP 中所占比重都在70%以上,例如,香港的服务业比重已占到82%。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鼓励竞争的市场机制、完善的服务业体系是发展总部经济聚集区的必要条件之一。
5 良好的制度环境
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一旦实现总部与价值链低端部分的分离,运营成本就成为企业的主要成本之一,如果其总部所在的区域制度和法律不规范,市场环境恶劣,那么无疑将大大提高企业运营的租金这里的租金主要是指由于制度和法律的不规范所带来的市场管理者的“寻租现象”,为了“买通”政府或使政府对法律和制度作出有利于企业的解释,企业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公关成本”,即租金,这部分成本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浪费了社会资源。和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因而,总部经济聚集区或其所在的中心城市应当拥有比较规范的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便使企业对未来有较稳定的预期,同时,区域还应当对交易和行业领域的进入施行公开、透明的态度。
“2009第三届中国百佳产业集群”的获选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公布了“2009第三届中国百佳产业集群”的获选名单。这也是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于2007年、2008年两次评选后的第三次评选。“第一届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名镇”同时也揭晓了获选名单。此次的评选,在严遵评选的六十项指标外,还将重点参照地方政府的地域产业品牌推广力度。因中国产业集群的组成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的品牌自创能力较弱,如没有良好的地域产业品牌,集群内很多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据中国社会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百佳产业集群”评委会秘书长盛岳明阐述: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寻求差异化发展空间、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有效发展模式,也是中国制造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量。举行“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和“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名镇”评选的初衷,是希望有关职能部门能更加重视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每年的评选来助推入选地区的地域产业品牌形象。
“第三届中国百佳产业集群”获选名单与前两届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沿海地区入选名单明显减少,而环渤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则获得了较快的增长,从“第一届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名镇”的入选名单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迹象。随着沿海地区传统产业
承载能力的减弱,实现区域经济的梯度转移是必然的趋势,而内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非沿海地区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中西部地区入选“中国百佳”逐年增多的主要原因。
在此次新闻发布会期间同期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评委会秘书长盛岳明根据产业集群当前的发展趋势,就地域产业品牌发展的重要性做了深入的解析。而每年一届的“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已成为探讨产业集群科学发展的重要沟通平台。
第三届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名单
浙江省(24个)
中国义乌小商品产业集群
中国嵊州领带产业集群
中国绍兴轻纺产业集群
中国绍兴印染产业集群
中国海宁皮革产业集群
中国海宁经编产业集群
中国崇福皮草产业集群
中国萧山化纤产业集群
中国瓯海锁具产业集群
中国诸暨袜业产业集群
中国永康五金产业集群
中国永康电动工具产业集群
中国余姚模具产业集群 中国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
中国龙湾阀门产业集群
中国乐清中低压电器产业集群 中国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 中国诸暨珍珠产业集群
中国宁海文具产业集群
中国安吉竹制品产业集群
中国路桥固废利用产业集群
中国鹿城打火机产业集群 中国平阳塑编包装产业集群 江苏省(15个)
中国盛泽丝绸纺织产业集群
中国常熟服装产业集群 中国昆山IT 产业集群
中国丹阳眼镜产业集群
中国江都皮鞋产业集群
中国邳州木材加工产业集群
中国无锡新区微电子产业集群
中国无锡新区光伏太阳能产业集群 中国锡山电动车产业集群 中国宜兴电线电缆产业集群
中国宜兴环保设备产业集群 中国宜兴紫砂茶具产业集群 中国靖江船舶制造产业集群 中国东海硅材料产业集群 中国姜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 广东省(13个)
中国花都汽车产业集群
中国深圳通信产品产业集群
中国东莞电子产品产业集群 中国中山机电产业集群 中国中山包装产业集群
中国古镇灯饰产业集群
中国沙溪休闲服装产业集群
中国汕头内衣产业集群 中国新塘牛仔服产业集群
中国澄海玩具产业集群
中国新兴厨具产业集群
中国云城石材产业集群
中国惠东女鞋产业集群
中国日照水产品产业集群 中国文登家纺产业集群
中国海阳毛衫产业集群
中国临清轴承产业集群
中国胶南纺织机械产业集群 中国富阳白板纸产业集群 中国蓬莱葡萄酒产业集群 中国章丘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中国德州太阳能热水器产业集群 中国临沂植保机械产业集群 中国聊城钢管产业集群 福建省(7个)
中国惠安休闲食品产业集群
中国晋江休闲运动鞋产业集群 中国仙游古典家具产业集群 中国凤里童装产业集群 中国晋江拉链产业集群
中国南安五金水暖产业集群
中国莆田玉器加工产业集群
中国河间保温材料产业集群 中国香河家具产业集群 中国清河羊绒产业集群 中国泊头铸造产业集群 中国永年紧固件产业集群 中国桃城工程橡胶产业集群 山西省(4个)
中国太原不锈钢产业集群 中国清徐暖气片产业集群 中国定襄锻造产业集群 中国太谷焦化产业集群
河南省(3个)
中国巩义铝制品产业集群 中国巩义耐火材料产业集群 中国长垣起重机产业集群 辽宁省(3个)
中国法库建筑陶瓷产业集群
中国大石桥镁制品产业集群 中国丹东仪器仪表产业集群
中国金山化工产业集群 中国昆山电路板产业集群 湖南省(2个)
中国浏阳烟花爆竹产业集群
中国醴陵工美陶瓷产业集群 吉林省(2个)
中国通化医药产业集群 中国通化钢铁产业集群 湖北省(2个)
中国宜昌磷化工产业集群 中国仙桃无纺布产业集群 重庆市(1个)
中国璧山摩托车产业集群 安徽省(1个)
中国合肥家电产业集群 贵州省(1个)
中国仁怀白酒产业集群 陕西省(1个)
中国宝鸡钛业产业集群 黑龙江省(1个)
中国兰西亚麻纺造产业集群
新疆自治区(1个)
中国石河子棉纺织产业集群
范文四:产业集聚
浅析我国出版产业的集聚特点与集聚效应
大量出版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即形成出版产业集聚。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解释,产业集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具体体现为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专业性附属行业的创造与发展以及技术的溢出。在马歇尔及其他大量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上,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会形成强劲、持续的区域竞争优势,进而提升地区和国家竞争力。基于此,本文分析我国出版产业的集聚特点与集聚效应,为提升出版产业园区管理水平提出新视角。
一、我国出版产业集聚的模式与特点
按照Markusen 的观点,产业集聚可以划分为四种模式:马歇尔式产业区集聚模式、轮轴式集聚模式、卫星平台集聚模式、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
1. 马歇尔式产业区集聚模式:该种集群的特征是众多小企业集聚,集群内部有着复杂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竞争与合作关系,和产业区外的企业联系不密切,集群内部企业间存在长期的合同和承诺,集聚具有地方文化特征。
2. 轮轴式集聚模式:该种集聚模式又称为轴心-外围模式,是由一个或者多个核心企业为中心,沿着核心企业进行价值链上下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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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多方位合作,表现为长期的契约和合同责任,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的产业集聚。
3. 卫星平台式集聚模式:该种集群由于政府税收优惠和租金以及特殊区位的吸引,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在一个区域内集聚,集群内部企业联系较少,集群的增长性和持续性有限,竞争优势来自于当地的资源察赋,或者是政府提供的优惠。
4. 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该集群模式有一个或者多个政府控制的大型企业、科研机构或者大学,因此吸引众多的中小服务企业集聚在其周围,该种集群政府干预程度大,集群内部市场化程度低。
我国学者通常基于产业集聚形成的主导因素,将产业集聚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如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是市场自发驱动模式,典型代表为浙江温州等地的民营地方特色产业群,这是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集聚模式最接近的产业集聚区。三是外源式集聚模式,主要通过跨国企业的技术、管理等优势,同时依靠优越的地理位臵、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如广东地区的产业集群等。
对于出版产业来说,由于其自身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化的特点,产业集聚往往体现为各厂商基于知识和信息在产业链上的分工和合作,这与传统的以物流为核心的制造业“工业园区”存在显著不同。在我国,出版产业集聚区的主要形式为出版产业园区,其主要特点有:
1. 出版产业园区的形成以政府主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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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版产业在精神文化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 我国政府对出版产业管制的程度相对比较高, 因而行业的发展受政策的影响较大。虽然,全国各地出现的出版产业园区形成机制不同,但多数以政府主导为主,主要体现为政府在土地、资金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上。一些受政府支持力度较小的园区,往往面临长期发展甚至生存危机。
2. 出版产业园区中的核心机构以国有背景为主
我国的出版产业园区,一般都有一个核心机构,这个核心机构往往具有国有背景,一般以国有出版集团为主。这一方面因为国有出版集团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 也说明国有出版集团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规模上占据优势。
3. 出版产业园区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我国的出版产业园区基本上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是出版业的知识属性和信息属性决定的。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版机构才能更容易获得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实现充分的信息交流,获得高新技术。同时,由于出版物的消费市场往往也集中在发达地区,产业园区聚集在此更便于企业与消费者的信息沟通。
4. 园内企业面临传统出版业与IT 业的转型
随着多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数字出版已经成为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趋势。这不仅需要传统出版业的人才、信息、技术和渠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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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要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此,无论是传统出版企业还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出版企业,都面临产业技术融合以及由于产业链拓展而带来的转型的挑战。
二、我国出版产业的集聚效应
从产业集聚的经典理论到大量的现代研究成果,可以将产业集聚效应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规模效应,产业集聚使得专业化的分工更加细致,使企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形成马歇尔的“内部规模经济”。
2. 网络效应,产业集聚形成产业社会网络,有利于行业信息流通和企业互动,同时增强企业间的信任,降低交易成本。
3. 创新效应,产业集聚为同行建立了良好的信息网络,这有利于知识的溢出,同时给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与动力,迫使企业不断寻求创新,提高竞争优势。
4. 品牌效应,产业集聚形成园区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谈判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降低企业进入和退出风险,提高战略管理能力。
5. 人才磁场效应,产业集聚形成对专业人才的磁场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人才搜寻成本,便于专业人才的集聚和相互学习,提升产业人力资源水平。
从我国出版产业集聚区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例如,产业园区内部,企业获得相关的行业发展和政策导向的信息服务的渠道更加便利,入驻企业的自豪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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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凸显了园区的品牌效应,园区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吸引了优秀的专业人才,等等。
然而,纵观现状,由于我国出版产业园区发展时日尚短,聚集效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
1. 园区企业的产业链有待优化和拓展,企业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体系建设尚待加强。园区的服务功能有待完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我国不少出版产业园区已具规模,在物业、租金、税收、产品制作、出版发行等硬件方面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吸引了优秀的出版企业入驻,形成了空间上的集聚效应。然而,产品创意研发、市场拓展、融资、人才、技术、信息等软件服务,才能进一步形成产业的智力集聚,对于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出版产业,园区的智力集聚才能最终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2. 园区的社会网络建设需要加强,企业间的知识与信息流动渠道需要改善,园区集团竞争能力有待提高。园区的智力集聚,需要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关系,这种关系需要通过良好的社会网络实现。园区社会网络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与信息流动, 而且是园区集聚的网络效应与品牌效应具体体现。
3. 企业的创新动力尚待发掘和激发。由于出版产业的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和经济商品的双重属性,如何处理好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是出版产业创新效应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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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产业集聚
所属领域:区域经济学
产业集聚与中国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地区差异
范剑勇
上海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从地理维度估计了中国现阶段非农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及其省际差异。
我们发现:1)中国非农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低于欧美、日本等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
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仅为0.12%和0.057-0.061%;2)相对于西方国家的集聚效应在
地区间差异较小,中国集聚效应在省际间的差异非常大,沿海地区和湖北、新疆的集聚效应
明显领先于其它地区;3)中国非农产业的空间外部性达到20-30%,大于高于西方4-5%的
水平;4)通过集聚效应影响地区收入差异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和累积性。从上述结论中得出
的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避免对效率的损害,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关键词:产业集聚 劳动生产率 工资
JEL 分类号:J610,R190,R230
一、引 言
本文应用中国案例来探讨产业集聚对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影响。从理论上讲,
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并忽视了空间因素。从这一假定出发,如果忽略掉自然
资源在空间上的非均质性,那么现实世界将变成“无城市的世界”。这种生产方式使得每个
地区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或无城市状态(Krugman,1991;Fujita et al,1999)。非常明显的是,
这与现实世界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飞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如果排除自然资源等因素
外,在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外部性是关键性的因素。这种外部性一旦产生并通过
累积循环机制可以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与锁入效应(lock-in effect)。而外部性的宏观效应体
现为地方的劳动生产率、人均GDP 或工资的提高。本文正是从外部性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
影响上入手阐述现阶段地区收入差异产生的内在机制。
从劳动生产率、工资入手理解地区收入差异具有明显的益处,一方面地区收入差异一般
以人均GDP 作为衡量指标,它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工资差异,另一
方面通过探讨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的机制,可以对地区收入差异的成因窥见一斑。改革以来,
中国的地区间收入差异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短暂的下降后,进入持续上升的变化轨
迹,至上世纪末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地区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同时,从已有
的研究文献看,1995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调整与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对地区差距持续扩大
产生了持久的推动力,范剑勇、朱国林(2002)发现1995年以来第二产业的空间集聚对地
区差距扩大的贡献达到65%以上。也就是说,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是地区差距扩大
主要的产业原因。我们需要研究的是,非农产业的空间集聚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对人均GDP
产生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1
地区间的人均GDP 差异非常大,早在1999年其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39(范剑勇、朱国1对于解释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收入差异,一般说来有如下分支:自然资源差异说、人力资本差异说、
基于技术与资金外部性的集聚效应。本文主要着眼于集聚效应研究,衡量产业集聚本身大小的指标是单位
土地面积上的非农就业人数,将集聚效应量化为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的影响上。
林,2002)。但是,非农产业的劳均GDP 比地区间人均GDP 的差异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地
级市为观察单位2,最高10个地级市的非农产业劳均GDP 是最低10个地级市的13倍。而
在美国或欧洲,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劳均GDP 在地区间的差异远远低于中国,如在德国,1986
年最高5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是最低5个地区的1.4倍(Ciccone,2002)3,美国在1988年
最高10个州的劳动生产率是最低10个州的1.22倍(Ciccone and Hall,1996)。就工资而言,
中国最高的10个地级市非农产业工资是最低10个地级市的2.48倍。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除了自然资源影响外,由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地区差异影响有多大?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首先,集聚效应在中国是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
的弹性系数为0.12%,工资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0.057-0.061%,尽管这一水平明显低于
欧美国家;其次,中国广泛存在空间外部性,而且这一外部性明显强于欧美国家,印证了现
阶段“地区低专业化、产业高集中”的产业分布状况(范剑勇,2004b );第三,集聚效应在
中国各省份的差异是巨大的,东部沿海地区最强,中部次之,依次向西部地区减弱,这一发
现明显有别于欧洲关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与英国的集聚效应大小没有地区差别的结论。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就理论、国外相关的实证研究与中国国内的实证研究作
了简单的回顾,并指出本文研究在这些文献中的地位,第三部分是针对本文实证目标作相应
的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说明与简单的一般性统计描述,第五部分是计量方法设定
与结果的讨论,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相关文献回顾
1、理论
最早较系统地论述产业集聚的是马歇尔(Marshall,1920,P271),他认为产生集聚效应的
来源有三个:公共投入品的共享导致外部性内部化、厚的劳动力市场能产生雇主与劳动力更
好的匹配、产业的地方化可以产生知识无成本外溢。另外,没有被马歇尔概括的集聚源泉还
有本地市场效应、城市消费机会与寻租机会等(Rosenthal and Strange,2003)。但是纵观上述
关于集聚来源的论述,现有文献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本文认为可以用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两条主线进行概括。
从理论上说,外部性是理解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外部性一般可分为技术外部性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或称溢出效应,spillovers )和资金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
前者处理的是非市场交互作用,它通过影响某一人的效用或某一企业的生产函数来实现的。
资金外部性是市场交互作用的副产品,仅当它们参与到由价格机制主导的交换中来时,才能
对企业或消费者产生影响(Fujita and Thisse,2002,P22),它的核心理论是垄断竞争模型。当一
个经济行为人的决定影响了价格后,进而影响到其它人的福利状况,资金外部性就起作用。
将这两种外部性概念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城市或专业化生产园区主要是由技术外部性在起作
用。但是,当考虑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时,技术外部性就难以充分解释区域间的集聚现象,
如美国历史上东北部与五大湖中心的“制造业地带”与欧洲的“蓝香蕉”(范围包括伦敦-
意大利北部,穿过德国西部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部分区域)。当然,在一定意义2
3 本文的地级市是指辖县意义上的115个地级市和15个副省级市,其中地级市包括下辖的区、县及县级市。 这里德国的地区,是指Nuts 3意义上的,相当于中国的县级水平。
上可以说,大地理范围的产业集聚包括了由技术外部性占主导地位的集聚现象。本文产业集
聚的内涵更偏重于大地理范围的产业集聚现象,是指各非农产业在全国范围内主要集中于东
部沿海地区这一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技术外部性是一个黑匣子,它代表了复杂的非市场组织所扮演的
角色,如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含量差异或马歇尔所言的三个集聚来源等等。而资金外部性的
来源是比较清楚的, 它关注的是由市场所媒介的经济行为人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影响他人福
利水平这一现象(Fujita et al,1999,P75),其发生作用的两种力量分别是本地市场规模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与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 ,它可以追溯到如下一些参数值,
如规模报酬的强度、企业市场强度、商品壁垒水平、要素流动性、市场规模大小和各产业间
的联系强度,其中规模报酬强度、企业市场强度是衡量不完全竞争水平的高低,而商品壁垒
水平、要素流动性是代表市场一体化状况。
从本文考虑的大区域产业分布与集聚来看,拥挤效应对大区域之间的产业不平衡分布起
的作用不大,企业通过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与消费者、工人发生联系,而这些联系又是通
过广义的运输成本起作用(即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运输成本)。因此,商品与要素的空间流动
性障碍对经济地理或产业分布有重大的影响,贸易成本的下降可以使某种经济活动的定位有
更大的灵活性。但一旦制造业在某一地区发生群体性定位,它就有可能通过吸收其它地区的
生产要素而表现出“滚雪球效应”,并致使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劳均GDP 或工资差异扩大,
此时,制造业定位受资金外部性影响而其灵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机制导致的典型现象是,曾
经相似的地区可能会出现极不同的生产结构,一个地区集中了大部分制造业,而另一地区制
造业几乎被掏空,即制造业表现出“地区集聚”形态(Fujita et al,1999)。根据上述理论可以
推测,沿海地区制造业集聚很可能起源于其初步的制造业优势、地区间一体化增强与对外开
放等综合因素引起的,随着地区间一体化增强,其制造业的初步优势通过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而使其“滚雪球效应”越来越大,直到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范剑勇,2004a )。
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用地级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密度差异代表经济活动当事人
之间的地理距离,当就业密度大,经济活动集聚程度高,也预示着该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
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强,这种资金外部性进而对当地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产生正面的
影响。本文没有具体区分技术与资金外部性差别及其内在机制,而是仅描述这种外部性所产
生的宏观增长效应。
2、实证
集聚效应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加总所有的个体外部性。考虑两个企业j 和k ,企业j
得到的外部效应可能既是自身投入品x j 的函数,也可能是企业k 投入品x k 的函数。同时,
企业j 得到的外部效应还取决于两经济主体j 和k 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可以分解为三个维
度:一是直观的地理距离d jk ;二是两主体j 和k 的产业距离d jk ,当两主体产业完全相同
时,d jk 为0,当两主体产业差异性增加时,d jk 也增加;三是时间上的距离d jk ,即期的主
体j 可能受数期以前主体k 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个动态效应。我们将所有影响企业j 的经
I I T G I
济主体k 加总,即到K 。因此,经济主体j 得到的外部性大小可以由下式表示:
I T A j =∑k ∈K q (x j , x k ) a (d G
jk , d jk , d jk ) (1)
由(1)式可以看出,外部性视产业、地理位置与时间的不同而不同。进一步,我们可
以假定企业j 的产出水平:y j =g (A j ) f (x j ) ,即产出水平受外部性与自身的生产函数共同
决定。已有关于外部性的实证研究文献都是立足于(1)式中的三个维度中的一至两个维度。
本处接下来分别阐述已有研究中关于这三个维度距离的结论。
1)、产业距离维度
这是在所有集聚效应中研究得最多、最为广泛的,体现为专业化经济还是产业多样性能
4够对劳动生产率或就业增长率产生促进作用的争论上。 表征专业化经济大小的指标是单个
产业的从业人员数,或者是单个行业的就业数占该地区所有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而城市
多样化指数是该城市的总从业人员数或城市总人口数,也有学者应用赫芬达尔指数作为地区
多样性指数(Henderson et al,1995)。已有研究的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对城市总人口数或
单个行业就业数的弹性系数在3-8%之间(Fogarty and Garofalo,1978;Moomaw,1981;
Tabuchi,1986 ;Nakamura,1985)。关于专业化与多样性经济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争论典型的如:
Glaeser et al(1992)研究了1956-1987年美国各城市前6位行业专业化指数后,没有发现地
方化经济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多样性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是,Henderson et
al(1995)研究了1970-87年期间美国八个行业的专业化系数,发现5个成熟行业的地方化经
济促进了就业增长,而3个高科技行业的地方化经济却没有促进就业增长,而他应用赫芬达
尔指数作为地区多样性指数,发现多样性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律只适用于高科技行业。
2)地理距离维度
由于集聚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因此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就业人数是一
个衡量集聚的理想指标。Ciccone and Hall(1996)应用美国1988年各城市数据,发现劳动生
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达到5%,应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法国、德国、意大利、与英国,
发现1992年欧盟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4.5%,同时,加上受教育程度
与地区哑变量指标,可以解释了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62%(Ciccone ,2002)。但是,
Dekle and Eaton(1999)发现在日本,同样应用这一方法得出的弹性系数却只有1.25%左右。
本文尝试在中国应用类似方法,求证劳动生产率、工资对就业密度变化的弹性系数。
Rice and Venables(2004)也应用了类似的模型研究90年代后期英国地区间的收入差异,
因变量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收入,他们发现人口密度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弹性系数为
2.8%,而人口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Combes et al (2004)应用覆冠面广
的法国数据,发现工资收入对就业密度的弹性仅为2%,同时,他们强调了受教育程度对工
资收入的显著贡献。Midefart(2004)应用挪威的数据,发现该工资收入对就业密度的弹性显
著强于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前者达到3%,而后者却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随着
时间的推移(从1989-1999年期间)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影响正在下降。 4早上1920年,马歇尔(P275)就强调“人们集聚在一起从事具相同技能的同一生产活动具巨大的优势,
此时产业秘密已不再是秘密了,而是在空气中?”,现实中这种专业化经济或称地方化经济枚不胜举,如硅
谷、中国各类地方“特色块状经济”。另一种产业距离维度的集聚效应是Jacobs (1969)强调产业多样性有
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或就业增长,因为多样性的产业有利于知识的交流或创新。
3)、时间距离维度
时间距离维度实际实际上反映的是集聚效应是否具有动态效应问题,如一个城市许多年前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发挥着对以后资本或产业具吸引力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Henderson (1997)应用滞后和差分的方法分行业识别了这种时间维度的动态效应,他发现,各行业的滞后效应是不一样的,但总体上所有行业的滞后效应是2-5年。Glaeser and Mare(2001)应用三个不同的数据库验证了动态集聚效应的存在,他们以工资为因变量,以工人的个人特征和当地环境为解释变量,发现长时间居住在大城市的工人比刚进入大城市的工人工资高;他还发现当大城市的工人迁移到一个新的城市,只要迁移前的城市较大,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较高。
3、有关中国的实证情况
据作者所知,关于中国产业集聚的研究目前只存在三篇文章,分别是Gao(2004), Batissa(2002)和杨宝良(2003)。这三篇文章基本上都属于检验产业距离的维度范畴。从数据与方法论上讲,上述三位作者都使用的是面板数据(行业×省份),行业均为制造业二位数行业。三位作者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Gao 认为,由地方化经济、地方产业竞争度与产业多样性构成的技术外溢,地方竞争度促进地方产出的增长,而地方化经济、多样性没有对产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动态外部性也非常弱。Batissa 发现,一个产业外部工业环境的多样性和产业内的竞争度有利于产业的增长,但产业专门化的影响为负。杨宝良认为,需求变量、投入变量、及初始固定资产变量对产业地理集聚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初始集聚度和规模变量对地理集聚呈现显著负向的作用。
三、实证模型的设定
为了得到关于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影响的实证模型,我们假定在地区j 的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q :
q j =Ωj f (n j H j , k j ; Q j , A j ) =Ωj ((n j H j ) k j β1-β) (αQ j
A j ) (λ-1) (2)
上式中Ωj 代表第j 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n j 为该地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就业人数,H j 表示平均人力资本含量,k j 表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物质资本,而A j Q j 为第j 地区的总产出,为第j 地区的总土地面积。实证研究中一般假定空间外部性是由地区产出密度Q j /A j 引致的,因为当外部性以集聚形式代表时,这一指标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将函数形式进一步细化成式(2)右边的表达式,其中α∈(0, 1) ,代表物质资本与劳动力在产出中的份额,而β为资本在其中的份额。空间外部性的大小由(λ-1) 表示,外部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λ>1。 我们假定资本与劳动力在地区内是均匀分布的,这一假定可以得出Q j =A j q j 。进一步,我们假定N j 为地区j 的总非农就业人数,H j 为该地区j 中的非农就业中的平均受教育水平,K j
为地区j 的总物质资本。由此可以得出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表达式:
Q j
N j =Ωλ(H βj (j K j N j ) 1-β) αλ(N j A j ) αλ-1 (3)
我们无法得到每个地级城市的资本数量K j , 且进一步假定资本需求的表达式为
K j =α(1-β)
r j Q j ,其中r j 为地区j 的资本价格。式(3)可以改写为:
N j H j
A j ) θ 其中,θ=Q j N j =Λj Ωωj H j (αλ-1 (4) 1-αλ(1-β)
Λj 值依赖于资本价格r j ,而ω是一个对我们结论不重要的参数。上式中我们关注的是θ参数值,它衡量就业密度与人力资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样,假如考虑地区固定效应的话,式(4)就可以不依赖于资本与资本价格的数据直接估计出集聚效应θ值。对于θ的表达式,我们考虑以下几种情况:1)、当 αλ=1时,θ为0,此时地区就不存在集聚效应;2)、在αλ>1的情况下,1-β越大,则θ也越大,这意味着,如果某一地区有集聚效应,则外部资本受趋利行为的诱惑而持续地注入该地区,则该地区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从而产生一个“滚雪球”效应。3)、当αλ<1时,此时拥挤效应超过了集聚效应,θ表现为负。
将式(4)采取线性对数形式,可以得到:
log Q j -log N j =常数项+?regionDumm +θ(logN j -log A j ) +∑δej F ej +μj (5)
e =1E j
上式中的μj 其余影响地区j 的劳动生产率的未观察因素,F ej 为从业人员中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比例,E j 表示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组份,它的回归系数为δej 。地区哑变量代表资本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系数为?,在实际回归中,本文用省级水平的哑变量代表地区哑变量。 由于在实证模型中是不能直接通过计量得出空间外部性λ-1的大小,我们通过以下空
λ
间外部性的表达式(Cicoone,2002):
λ-1α+α(1-β) θ (6) =1-λ1+θ
其中θ可以从方程5式中估计出,而αβ为劳动在总产出的份额,在本文中就是工资占劳动生产率的份额。这样,我们可以求出空间外部性关于α的数学表达式。
四、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数据来源与地级城市概况
本文应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与《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50年》中
的1998年数据。由于直辖市与其他地级城市、副省级城市无论从城市规模、还是从GDP 总量来看,都相差甚远,因此本文的样本观察数中删除了直辖市。同时,由于海南省海口市土地面积仅有236平方公里,大大低于全国地级市的平均水平,导致它的就业密度高达1478.936人/平方公里,高于75人/平方公里的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我们试验了两种回归方法,包含用哑变量控制海口与删除海口的两种计量试验。如果是后者,则本文统计的地级市、副省级城市数为119个,在接下来的一般性统计描述中,我们都删去了海口市。
地级城市是介于省级与县级行政辖区的一级单位,它包括市区、郊区、所辖的县与到级市,无论从土地面积、非农就业人数、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人均GDP 大小看,全国地级市的差异程度都相当大。就土地面积而言,在119个地级与副省级城市中,均值为12472.48平方公里,标准差为10670.64,最大为内蒙古的赤峰市,达到90021平方公里,最小为安徽省的铜陵市,仅为1113平方公里;就非农就业人数而言,均值为54.34万人,标准差为49.78万人,最大为沈阳市,达到296.76万人,最小的为云南省东川市,仅为2.37万人;就非农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而言,其均值为16.30%,标准差为11.98%,最大为新兴城市深圳,达到79.93%,而最小是广西自治区的贵港市,仅为3.42%。从人均GDP 上看,各地级市的均值为8678.9万元,标准差为9250.7,最低的城市为山西省阳泉市,仅为776.92元,最高的仍是深圳市,达到115060.2元。
2、主要指标的统计描述
本文认为,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地区差异是直接构成地区收入差距的原因,而劳动生产率、工资差异是由集聚程度不一直接引起的。本处将简单回顾这些指标的统计描述(见表1),以获得一手的感性认识。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工资、非农产业就业密度、每万人中含高等教育人数、中等教育人数、初等教育人数变异程度看6,就业密度、高等教育人数两个指标的地区差异最为显著,这两个指标的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分别1.20和1.61,显示了地级市之间巨大的地区差异,从而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而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地区差异程度其次,其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分别为0.64、0.29,非常明显的是,工资的差异程度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由于产出中的劳动生产率还包括物质资本报酬与土地的租金,且从均值来看工资占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仅为13.82%,因此地区收入的差异性更多地体现在物质资本报酬与土地租金的差异,而这更是反映地区间的集聚效应差异;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的地区差异程度最低,其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分别为0.20与0.17,反映了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得地区间的基本教育差异在数量上已缩小到一定程度。
表1 主要变量的一般性统计描述(1998年)
55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海南省全部陆地面积有3.54万平方公里,而仅有的海口与三亚两个地级市土地面积之和为2155平方公里,这时由于海南省的行政体制省辖县,而不是通常的省、地级市、县、乡等四级政府体制。
6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的地区人力资本指标,本文将地区受教育程度指标用每万人中含各级学校的专任教师数来替代。本文认为,越高级别学校的专任教师数越多,培养的含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数量也越多,相应地该地区人力资本含量就越高。同时,我们假定专任教师数本身对地区的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没有直接影响。
劳动生产率
就业密度
工资
高等教育 119 119 119 216
216
216 49392.42 68.80851 31454.12 82.31708 5959.069 185526.3 3.162711 3712.48 0 2.949178 31.3223 671.4783 18381.86 33.70997 55.26067 69.28447 6827.114 1978.96 3.398104 32.62879 48.56529 5.465675 6.614881 8.058596 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我们将全国119个城市分别归并到沿海、东北、中部、西南与西北五个地区7,并取其算术平均数,得到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地区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沿海地区在劳动生产率、工资与就业密度等三个指标上的优势是明显的,尤其是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就业密度遥遥领先于其它地区;同时,西北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最低,仅为29805元。从衡量工业化进程的指标—非农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看,西北地区却最高,而西南地工最低,这可能反映了这两个地区如下的资源事实,西北地区农村缺水等自然资源原因而致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相对较少;西南地区农作条件相对较好。基于西南地区非农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9.84%)落后于西北地区(23%),如果将非农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而且劳动生产率是非农GDP 除以非农从业人员数得到的,我们是否可以猜测,劳动生产率在西北地区低、西南地区高是与西北地区非农从业人员比重高、西南地区非农从业人员比重低引起的,而后者又是制度、统计口径不一致或不精确引致的。这一猜测将在下一部分在计量上得到检验。
表2 全国各主要地区的主要指标均值(1998年,单位分别为元/人年、元/人年、人/公里2、%)
沿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劳动生产率 64436.257 34006.59 45813.604 46647.131 29805.179 工资 7957.1639 6017.2355 6005.4142 6394.5007 6865.5643 就业密度 126.3861341 42.61303868 57.58229059 33.91354451 38.58723422 非农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 19.249512 18.472533 12.649071 9.8359227 23.098448
3、劳动生产率、工资与就业密度的简单相关关系
从上述简单的数据罗列并不能看出劳动生产率、工资与就业密度的相关关系。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分别画出了劳动生产率、工资与就业密度的散点图(见图1和图2)。这两个散点图都规定了非农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5%以下,共观察数为184个(原因见下一部分)。
图1的横轴表示就业密度,纵轴表示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密度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图中也存在几个明显的异常观测点。我们先看图的右下方的几个点,代表较高就业密度与较低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一些老工业基地、枯竭型资源城市、或市场化体制改革不顺的城市,如沈阳、武汉、太原、铜陵、淮南、南京、淮北。位于最右边的城市是广州,7这五个地区包括:(1)、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省;(2)、东部沿海各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省;(3)、中部省份: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省;(4)、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5)、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
它代表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正相关关系。我们再看图的左上方,位于最上方的是云南省玉溪市,它拥有特殊的烟草工业,劳动生产率达到185526元/人·年;其余左上方的点基本上是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获得较大收益的中型城市,如无锡、佛山、苏州、泉州、绍兴、台州、金华、宁波、温州等城市。在计量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过程中,由于对以上异常观察点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我们只能加入沿海开放城市或具特殊资源城市用哑变量进行控制。
200000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100000150000图1 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密度的简单相关关系
接下来我们考察工资与就业密度的散点图(见图2),纵轴为工资水平,总体上说,两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我们仍需注意的是几个边界上的异常观测点,首先是右下方的观测点,仍然是一些体制改革不顺、资源枯竭型城市,如武汉、沈阳、太原、淮南、铜陵等城市。而左上方的观测点是现阶段稀缺性特殊资源城市或在开放中获益的沿海地区中型城市,如克拉玛依市、大庆、玉溪、温州、宁波、杭州、台州等市。在进行计量时,我们还是希望用地区哑变量总体上控制或至少部分控制这些异常观测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w a g e s 图2 工资与就业密度的简单相关关系
五、回归结果与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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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h tzh sx 1、数据质量控制与回归方法选择 jh qzh2fsh wx
一般说来,计量经常受数据质量的困扰。本处的困难和疑惑是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级城zhzh jx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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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其劳动生产率却出奇的高,如河北省的廊坊、衡水两市,其劳动生产率分别高达88971、86646元,湖北省黄冈市的劳动生产率高达70905元。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是非农GDP 除以非农就业人数得到的,在非农GDP 一定的情况下,非农就业人数越少,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而非农就业人数的统计因制度等原因在各地口径有不一致的可能性。通过检查上述城市的非农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发现这些城市的非农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异常低于全国平均值,如黄冈市、廊坊与衡水市分别只有4.98%、7.39%、5.87%。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城市在非农就业人数上的低估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估。为了排除这些由制度上或统计口径上引起的误差,在回归方程(5)我们引入非农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这一指标来控制这一影响。
同时,我们对某些城市的统计数据质量发生质疑的是,若干城市的非农就业人数占非农人口的比重高于100%,如山西省的晋城市、长治市,山东省的临沂、潍坊市等,广东省的中山市这一指标甚至达到213%,而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这一指标一般在50-65%之间是合理的。本文的办法是逐渐排除非农就业人数占非农人口的比重高于85%、75%、65%的观察点,相应的样本观察数也减少到189、184、178个。在进行一般性试验时,都以75%为准。
另外,我们将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与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单独的哑变量,将大庆、克拉玛依、玉溪、东营(胜利油田)作为特殊资源城市的哑变量。8前者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到是开放的地区优惠政策对劳动生产率、工资的影响、后者是可以检验城市特殊的资源对劳动生产率影响。
我们设立的地区哑变量是各省级水平的哑变量,因为中国的省份自主权已相当大,而且其面积与人口总数大小基本上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模,而一个省份内部各城市制度、文化较为统一、要素流动也较小障碍,而在各省份之间这些因素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认为省级水平上的地区哑变量基本上概括了反映地区外生特征的固定效应。同时,关于方程5中的因变量用工资替代劳动生产率,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本身包括了工资、物质资本回报与土地租金三项,将资本回报与土地租金移入方程5的右边,用地区哑变量将这两项包括进去,方程5就是关于工资的回归方程了。
关于代表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三个指标是否可以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即他们之间是否有共线性嫌疑?为此,我们作为它们之间的任两指标回归,发现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相关性极低,且不显著,R 2也小于0;而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之间虽然回归系数显著,但其值只有0.27,其R 2也只有0.06;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回归系数在最大,达到0.35,但其R 2也只有0.15。按照统计学的一般经验,这种具微弱共线性的解释变量可以放入同一个方程中,它并不影响回归的稳定性。同时,为了精确与科学目的起见,我们还删除了中等教育这一指标或将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都删除来进行多种试验,其结果与三个解释变量都放入的结果差别不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处计量的内性问题。一般说来,本处引起内生性的可能原因是变量缺失性或联立性。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判明本文的内生性是由哪种原因引起的,即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高究竟是该地区的就业密度引起的,还是由于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高而引起外8 大庆、东营和克拉玛依都是油田城市,玉溪是著名的烟草城市。
部企业、工人进入,从而提高了该地区的就业密度?或者说是遗漏了必在的解释变量而导致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之间有相关性,从而引起估计上的偏误。虽然我们无从区别这两种内性性,但可以做到的是检验是否具有内生性。有鉴于此,我们引入了就业密度的工具变量各地区土地面积。我们先进行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发现系数为-0.52,t 检验值为-8.55,R 2值为0.82;删除土地面积后R 2值下降为0.62。因此我们认为土地面积作为就业密度的工具变量是一个合适的。接下来,我们又将工具变量放入方程5中进行2SLS 回归,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劳动生产率= 就业密度+ 0.049 高等教育- 0.081 中等教育+ 0.90 初等教育 0.077
***
(0.82) (1.28) (-0.60)
(-2.88)
***
+ 0.046 沿海开放城市+0.66 特殊资源城市
(0.85)
(5.58)
上面的方程省略了常数项与地区哑变量,其中观察数为155,调整后的R 2为 0.63。为
了检验方程5中是否有内生性问题,我们进行了Hausman 检验,发现卡方值为 0.35,P 值为1.00。从这一检验结果中,我们看到应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与OLS 结果没有显著差别,因此无法拒绝OLS 回归中没有内生性这一假定。有鉴于此,本文接下来的回归均采用OLS 方法。
2、回归结果
把海口作特殊资源的哑变量与将海口剔除出样本,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后面的结果描述都是将海口剔除出样本,我们得到实证结果是(表3,表4):
1)、首先看人力资本差异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显示,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并没有显示出强烈的证据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工资方程中却相反,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显示出对工资提高的促进作用,如高等教育的弹性系数在0.65-0.67%之间,中等教育的弹性系数在0.92-0.10%之间。9在上一部分我们看到,工资在劳动生产率的份额仅为13.82%,由此可以推测,人力资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起非常大的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最终流向对物质资本的回报和土地租金之和。因此,现阶段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是非常高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地区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是如此的热衷。同时,由于义务制教育的实行,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有一定相关性,我们将中等教育变量剔除(表3与表4中的第4式),不仅是教育招标得到的系数几乎与第2式一样,而且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别不大,因此,我们认为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三个指标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是合适的。
2)、在沿海开放城市哑变量与特殊资源城市哑变量的回归系数看,具特殊资源的城市哑变量相对于别的城市来说均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开放城市的哑变量只有工资有正的促进作用(0.046-0.054%之间)。为什么开放城市对劳动生产率、工资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呢?除了容易考虑到的沿海开放城市在现阶段相对于别的城市来讲已没有优惠政策可以享受这一因素以外,这实际上隐含了集聚效应的一个动态后果,即开放城市若干年以前的集聚效应和高工资状态可以延续到现在。 9
关于为什么中等教育的弹性系数高于高等教育,这是一个谜,也许是一个指标选择问题或数据质量问题。而这与本文主旨相关不大。
3)、非农从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对劳动生产率是负值,系数达到-0.186至-0.237%之间,印证了我们在前一部分的猜测,即由于城乡分割等制度上的因素或统计口径等问题,劳动生产率受非技术性的制度干扰比较大。
4)、从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影响来看,除了符合理论预期外,我们还要看到,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0.121%)显著高于其对工资的回归系数(0.056-0.061%),这是为什么?如果结合工资占劳动生产率的比重看,本文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和土地租金的回报远远高于工人的劳动力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已经具有初步的集聚效应优势,则这个地区还会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通过这种累积循环机制而将集聚效应表现为“滚雪球”效应或动态效应,从而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表3 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决定因素的计量结果
常数项
(1)<85%>85%>
***
(2)<75%>75%>
***
(3)<65%>65%>
***
(4) <75%>75%>
***
(12.27)
就业密度
0.109 (1.81)
高等教育
0.0586 (1.55)
中等教育
-0.272 (-0.20)
初等教育
-0.931
****
(12.45) 0.121 (2.08) 0.0432 (1.17) -0.0763
**
(13.33) 0.121 (2.21) 0.0365 (1.06) -0.115
**
(12.89) 0. 122 (2.12) 0. 0438 (1.19) --
**
(-0.57) (-0.91)
-0.827
***
-0.812
***
-0. 834
***
(-3.16)
非农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沿海开放城市哑变量
-0.237 (-2.09) 0.0441 (0.82)
特殊资源城市哑变量
0.657
*****
(-2.88) (-3.03) -0.186
*
(-2.92) -0.205 (-1.93) 0.0435 (0.82) 0.640
*****
-0.132
(-1.67) (-1.26) 0.0444 (0.82)
0.645
***
0.0297 (0.59) 0.643
***
(5.51)
地区哑变量 观察数 Adj.R 2 F 值 注:
***
(5.61) 是 155 0.63 9.82
**
(6.03) 是 150 0.65 10.81
*
(5.82) 是 155 0.63 10.21
是 160 0.62 9.38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回归
方程通过white 检验排除了异方差性,接受同方差性假设。
表4 非农产业工资决定因素的计量结果
(1)<>
(2)<>
(3)<>
(4) <>
常数项 3.79
***
3.78
***
3.72
***
3.865
***
(19.1)
就业密度
0.0555
***
(18.77)
0.0574(2.76)
0.0654(5.00) 0.0959 (1.83) -0.0562 (-0.50) 0.0484 (2.21)
0.228
************
(19.01)
0.0569(2.79)
0.0669(5.26) 0.0918 (1.81) -0.0201 (-0.18) 0.0461 (2.17)
0.228
************
(19.54)
0.0614
***
(2.74)
高等教育
0.0653
***
(2.94)
0.0688
***
(5.08)
中等教育
0.103 (1.97)
初等教育
-0.0747 (-0.68)
沿海开放城市哑变量
0.0535 (2.54)
特殊资源城市哑变量
0.229
*******
(5.27) --
-0.0257 (-0.23) 0.0487 (2.21)
0 .233
*****
(4.92)
地区哑变量 观察数 Adj.R 2 F 值 注:
***
(4.89) 是 155 0.67 11.87
**
(5.04) 是 150 0.69 13.50
*
(4.96) 是 155 0.67 11.95
是 161 0.68 12.23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回归
方程通过white 检验排除了异方差性,接受同方差性假设。
5)、从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全国平均的集聚效应为0.121%,那么这一指标在各省份之间是否有差异性?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式(5)中的省级水平的地区哑变量用“省级哑变量×各地级市的就业密度”交互项来替代。我们将广东省作为观察的基准点,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5。这个结果显示,各省份之间的集聚效应有显著的差异性。广东处的集聚效应指数为0.26%,新疆自治区的系数不显著,其他沿海省份浙江与福建省也处于同一水平,而江苏、河北与湖北省略低于这一水平,达到0.167-0.17%之间。10如果把东部沿海城市、湖北和新疆的集聚效应列为第一层次的话,则把绝大部分中部城市、所有的西南城市和东北三省城市和部分西北城市的集聚效应为第二层次,在0.01-0.14%之间。集聚效应为负值的省份有三个,分别是山西省、青海省与宁夏自治区,其指数为-0.01至-0.07%之间。因此,总体上说,大陆地区不仅存在集聚效应,而且省际之间的集聚效应差异也层次分明。
表5 集聚效应的省际差异
省份名称
系数(t 检验值) 0.26
***
系数(t 检验值) -0.19
***
海南
系数(t 检验值) --
(即广东省)
(4.51) 安徽 (-4.49)
10
由于山东与海南省的城市数据质量问题而被排除在回归样本之外,故没有山东和海南省的系数。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0.093(-2.17) 福建 -0.27-0.25-0.22-0.19-0.23
***
**
0.058(1.16) -0.15-- -0.19
******
四川 贵州 云南
-0.22-0.25
***
(-4.72)
(-3.92) 江西 (-3.0) 山东
(-2.86)
**
(-3.75)
***
-0.13(-1.80) -0.22-0.23-0.35-0.33
***
*
***
(-5.57) 河南 (-3.11) 湖北
(-4.64) (-2.16) (-2.53)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4.24) (-3.11) (-4.50) (-4.07)
***
-0.092-0.12-- -0.19
*****
***
(-3.62) 湖南 (-2.3) 广东
******
-0.090
*****
-0.0035(-0.08) 广西
***
(-3.34) 新疆 -0.13(-1.38)
注:
***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 值,观察
*
数为155。回归方程通过的white 检验,排除了异方差性。
6)、由于我们估计得到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集聚效应指数为0.121%,且工资在劳动生产率的份额αβ为0.1382,根据式6,我们可以求得非农产业的空间外部性λ-1关于α
λ
的表达式:λ-1=0. 985-0. 784α。根据这一表达式的数学性质,空间外部性的取值范围
λ
在(0.2,0.985)之间。根据国际经验(Cicoone,1997),1-α的取值是很低的,如按美国这一取值为1.5%,则中国的空间外部性达到0.213;即使中国的1-α取值达到10%,则空间外部性将达到0.279。因此,中国的空间外部性大概是在0.2-0.3之间,这已经远远高于欧洲的0.04-0.05的估计值。
3、进一步的讨论
1) 、关于中国集聚效应的指数大小问题。非常明显的是,中国的集聚效应显著低于欧美国家相应的弹性系数,欧美国家这一指标在4-5%之间(Ciconne and Hall,1996; Ciconne,2002)。这种状况可能与以下事实相关,即中国土地上人口分布本身比较稠密,具有居住条件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人类在此繁衍,由此导致就业密度本身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较小。11况且,中国的一个省规模基本等同于欧洲的一个国家。支持本论点的另一个相关事实是,人口稠密的日本这一集聚效应指数也只有欧美国家的四分之一(Dekle and Eaton,1999)。
2)、尽管受教育程度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从而可以缩小地区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但由于现阶段劳动力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较低,提高人力资本含量并不是缩小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有效办法。这也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并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11
另外一种原因可能是集聚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有关,感谢陆铭博士为我指出这一点。
3)现阶段大部分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也造成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范剑勇、朱国林,2002;范剑勇,2004a )。这种空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衍生出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即制造业的空间转移与集聚提高了非农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因此,地区差距的扩大与空间效率的提高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可分割,而效率与公平则是另外一对必须仔细权衡的矛盾。从这一结论出发,现阶段任何出于缓解地区差距扩大的区域政策,都必须小心对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伤害。
4)、集聚效应的省际差异与非农产业的空间外部性。中国集聚效应的省际差异明显存在三个层次,即较强的沿海地区、湖北省与新疆自治区,较弱的绝大多数省份与不存在集聚效应的山西、青海与宁夏自治区等三个层次,这种状况与欧美国家内部基本不存在集聚效应的地区差异(Ciccone,2002)有天攘之别。同时,由集聚效应导致的空间外部性也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空间外部性水平。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地区间巨大的工业化进程差异(袁志刚,范剑勇,2003)使得集聚效应、空间外部性表现为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特征。
六、主要结论
本文从地理距离维度阐述了现阶段中国的集聚效应。我们发现以下若干结论: 1、中国的集聚效应显著低于欧美等国家4-5%的水平,同时也低于日本1.25%的水平,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仅为0.121%。
2、 集聚效应在省际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它可以分为渭径分明的三个层次,即沿海地区为第一层次,绝大多数省份为第二层次,山西、青海与宁夏为第三层次,这一特点与欧美国家基本不存在集聚效应的地区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中国非农产业的空间外部性估计值(20-30%)大大高于欧美国家的4-5%的水平。 4、 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它表现在经济特区与14个开放城市的工资水平高于其它城市,同时更体现在,劳动力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不高,绝大部分产出流向资本与土地租金的回报上去,具初步集聚优势的沿海地区促使资本向本地区流动,从而产生了一个累积循环效应。而这可能是目前劳动生产率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
本文的结论对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即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显著的提升作用,而现阶段的集聚效应可能对地区公平发展、将经济增长的果实惠及到中西部去可能造成伤害。如何找到一个既较小伤害劳动生产率又提升地区间公平的两全其美办法是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本文认为,唯有大力推动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系列软环境建设,才能吸引资本进入中西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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