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这就是战国分裂到秦汉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宋金辽的分裂到元明清的统一。中国王朝盛衰兴亡和国家分合交替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传统的阶级斗争范式在解释历史何以出现这些特点时显得无能为力。认识中国历史,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我们创立了用经济学原理阐明历史过程的方法。下面我们应用经济学原理,构建出“公共产品范式”,对中国历史循环的特点给予解释。
一、公共产品理论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象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这些商品和劳务也具有生产成本。公共产品具有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非排他性。例如,人们不可能把国家内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出资的居民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这就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又如,修筑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可以很容易地排除不出资金者对它使用,但是修筑一条乡间土路,要“排除”不出资者对它使用,就必须增加设施和雇用人员看管,在经济上显然很不合算,这就是经济上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即无论增加多少消费者,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例如对村庄的防卫,不会因别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减少。
公共产品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一旦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可能不享受。由于不出资者也能受益,所以人们都想让他人为村庄防卫和修筑道路出资出力而自己却坐享其成。为要克服这种“白搭车”的刺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立政府权威并向一切受益者征税。
因此,在任何社会中,政府都是必需的。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向其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
从无法考证的年代起,中国就形成了以粮食为主要消费品单一种植结构。粮食的特点是生长期长而收获期短,农民必须把粮食储存起来陆续消费,这一情况为盗匪偷盗和抢劫提供了可能。定居农业生活使人们有两种方法获得产品,一种是自己生产,再一种就是偷抢。为对付他人偷抢,农民就需要为防卫投资。但是农户和村庄显然无力对付大规模的抢劫,这就必须有人在大范围内提供“保护”;农户之间发生纠纷也需要有人处理,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如果没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这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任何社会都不能正常维持。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不论是全国大一统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其政治经济功能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二、“分久必合”原理
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电话:010-62754468
全国范围内统一政权的产生,可以用经济学上的规模经济效益原理给予解释。公共产品的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就边境防卫来说,所需要的费用(保护成本)大致与该地域的周长成正比,而收益则与地域面积(实际上是对应的人口)成正比。从简单的数学原理可以知道,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简单地说,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收益成比例增加而费用却增加无几。如果能将这一纯收益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适当分配,将对双方都有利。这一原理促使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而被统治者则都拥护建立统一的国家,于是在战国之后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过去人们过分强调形成统一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全国市场为基础,实在是自缚手脚的见解。如果硬要强调“统一市场”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那么这种统一市场只能是“公共产品市场”。在长久分裂之后,总能够由某一政权建立统一王朝,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各地需要交换基本物质产品,而是由于统一王朝生产的“公共产品”较为便宜。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统一王朝生产“公共产品”的费用较低,那么为什么在汉末和唐末的农民起义后会,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而没有形成统一政权呢,从交易费用原理说,之所以形成分裂割据,肯定是因为当时建立统一政权所需的交易费用太高,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后面详细探讨)。而在分裂割据的长时期内,割据政权也都在各地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统一王朝时,只是从上层推翻了割据政权,可以直接接收其下的各级统治机构,所以所需总费用已不太高,那些所辖地域资源丰富、条件优越、人口较多、力量较强(主要是军事力量较强)的政权,这时候往往能够通过兼并战争获得统一。中国三次大分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辽)走向统一,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历史学家范文澜早就认识到,地方政权实现的局部统一,也为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分久必合”的趋势,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三、“社会起义”和“贫民起义”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我们可以把社会成员大致划分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即统治者)和“消费者”(即被统治者)两大类。那些政治上没有特权,经济上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人,都应当属于被统治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地主阶级成员,实际上既要向国家交税,又没有什么政治特权。因此,与传统观点相反,我们把地主阶级划归被统治者。按照这样的划分,被统治者就包括被剥削者雇农佃农、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和剥削者地主阶级三个层次,其中自耕农民占绝大多数。
客观地说,地主阶级具有两面性。作为剥削者,他与受其剥削的雇农、佃农相对立;作为被统治者,他与统治者也有对立的一面,当统治政策和措施严重侵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也会参加反对统治秩序的斗争。
早已有人发现,朱元璋参加的反元起义与李自成领导的反明起义,起义基础、发展过程和最终结局都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农民起义予以分类。历史上全国规模的大起义共有八次,依次是秦末大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黄巾大起义、反隋大起义、黄巢大起义、元末大起义、李自成大起义和太平天国大起义,其中秦末大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反隋大起义和元末大起义的参加者不仅有贫苦农民,而且还有广大地主阶级成员。我们把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体被统治者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而黄巾大起义、黄巢大起义、李自成大起义和太平天国大起义的参加者,却几乎都是被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我们把只有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电话:010-62754468
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叫做“贫民起义”。这样,全国规模的“社会起义”和“贫民起义”都有四次,它们对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国家的分合交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历史循环的特点
有人把历代王朝的寿命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西汉、东汉、唐、明、清这五个延续了二百多年的“长寿王朝”,都是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而由兼并战争或内部篡位建立的王朝(兼并王朝或篡位王朝)秦、新莽、隋、元等寿命都较短(称为“短命王朝”),其中秦15年、新莽10年、隋38年而亡,元朝虽然延续了九十年,但比起几个长寿王朝却短得多。我们发现,推翻短命王朝的起义都是“社会起义”,而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却总是“贫民起义”。如果暂不考虑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造成的两次重大例外,中国历史循环的特点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1、分裂割据由兼并战争获得统一(分久必合);
2、兼并王朝很快发生“社会起义”建立大一统的长寿王朝;
3、长寿王朝后期发生“贫民起义”导致分裂割据(合久必分)。
前面已经分析了在长期分裂割据后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的原理(分久必合),下面探讨另外两个历史阶段的形成原理。
五、兼并王朝何以都激起“社会起义”短命而亡
兼并王朝都无一例外地引发了“社会起义”短命而亡,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当从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中寻找其必然原因。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割据政权的职能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取得税收。兼并王朝消灭地方政权统一以后,同样要向居民收取提供公共产品的报酬,所以不但不会免除被统一地区居民的赋税,往往还会加重他们的负担。从经济上看,兼并王朝很难为被统一地区的居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于是就会受到人民或强或弱的抵制;从政治上看,地方王朝的各级统治者不甘心失去其政治地位,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参加推翻兼并王朝的斗争;从意识形态上看,地方王朝经过长期统治也在百姓中形成了“正统”观念,由兼并战争建立的统一王朝把新的“真龙天子”强加给被兼并地区,那里的百姓很难接受这一外来的“正统皇帝”,他们很容易对兼并王朝怀有抵触情绪。
更为基础的原因是,在割据时期,各地人口已大大增长,到统一王朝建立时,全国人口已经饱和或接近饱和,人口饱和引起的劳动报酬递减必然使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有人会把不满情绪集中于兼并王朝。这时,偶然事件就会成为起义的“导火线”,例如大雨使人耽误了戍守日期导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引发了全国大起义。起义一旦爆发,大部分贫苦农民都会拥护和参加起义,对兼并王朝不满的各阶层也都会参加到起义中来。所以,推翻兼并王朝的起义必然是“人民起义”。在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打击下,兼并王朝必然很快被推翻,成为历史上的短命王朝,秦、隋的结局都是如此。
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电话:010-62754468
有必要对秦代的人口状况作出说明。根据现有资料,秦代人口约两千万,所以大部分人认为那时人口不可能饱和。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虽说秦代管辖地域较小,不会像此后的朝代一样人口达五六千万,但也不会只有约两千万。早在商鞅变法时代,关中已经人多地少,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所以出现不少地界纠纷,于是秦律规定移动地界(盗徙封)要判两年徒刑;李悝任魏相时对魏国农户的情况做了记载,那时自耕农已经入不敷出,证明中原地区早已人多地少。战国时期各国的兼并战争对人口的毁灭作用并不大,所以秦统一时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已经饱和,所以才会发生一呼百应的全国起义。从反面来说,如果不是人口饱和出现严重的马尔萨斯抑制,则很难理解刘邦建西汉时何以出现“自天子不能具纯驷”的破败景象。
过去普遍认为,秦和隋都是由“暴政”导致了灭亡,这一认识其实是比较肤浅的,它忽略了兼并王朝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人口等多方面不稳固的基础性原因。另外,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来看,这两个王朝选择“暴政”,恐怕应当归结为王朝面临的特定约束条件。在这一约束条件下,他们不可能选择“仁政”。退一步说,即使秦和隋都由刘备那样“爱民如子”的帝王来统治,它也不可能象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王朝那样长久。
从这一观点看,元朝虽然没有大起义后建立的五大王朝长寿,但考虑到其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的基础不稳,能够维持九十多年确实是一个奇迹。由内部篡位建立起来的新莽王朝短命而亡,原因则是不言自明的。新莽政权没有正统性,所以遭到拥护正统王朝(西汉)的广大地主阶级成员的抵制。王莽的改革又不可能解决人口饱和引起的人地矛盾危机,所以当人地矛盾危机引起贫苦农民起义时,必然会扩大演变为全国各阶层人们共同参加的“社会起义”,导致“篡位王朝”迅速灭亡,成为又一个短命王朝。
六、长寿王朝与“贫民起义”
与兼并王朝和篡位王朝都激发了“社会起义”短命而亡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大起义之后建立的西汉、东汉、唐、明、清五大王朝大都延续了二百多年,并且除了西汉末年还未发生起义就被王莽取代以外,其它四个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都是“贫民起义”(西汉末年例外,后面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呢,。
我们知道,西汉、东汉、唐、明四个大王朝都是在全国规模的“社会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那些在“起义”中“打江山”的开国皇帝,都为战乱的社会建立了各级统治机构,为居民提供了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因而在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此后继位的“守江山”的皇帝,维持了公共产品的“简单再生产”,往往也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戴。王朝通过开科取士制度吸收地主阶级精英参与统治,使地主阶级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王朝长久的统治,也使得“真龙天子”的正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当长寿王朝后期人口饱和遇到严重天灾爆发农民起义时,广大地主阶级成员是不会参加起的,所以这种起义必然是“贫民起义”。
由于“贫民起义”几乎完全由人地矛盾危机所引起,所以参加者的动机大都只是为了生存,于是其矛头往往并不指向专制王朝,而主要指向地主土豪,这就必然遭到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镇压。由于“贫民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因而往往被统治者称为“贼寇”,他们根本无法与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相比,所以必然归于失败。郭沫若在《甲申三百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电话:010-62754468
年祭》中把李自成起义的失败归咎于其领导人骄傲自大、贪污腐化,其实是只看到其浅层次的表面原因。从深层次原因看,“贫民起义”军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都是对立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贫民起义”领袖中个人政治成就最大的,要数唐末五代时后梁武帝朱温了。朱温最后之所以能够代唐称帝,并不是由于他是黄巢的爱将,而是由于他的“叛变”投唐,这一叛变使他获得了地主阶级和地方军政官僚的拥护,他在混乱的中原地区建立正常统治秩序的努力又获得了渴望安定生活的老百姓的拥戴。而历史上真正的贫民起义,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
“贫民起义”必然失败,还可以用交易费用原理给予解释。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人为其提供公共产品,这就必须建立各级统治机构。而建立各级统治机构,就要与居民就接受这一机构达成“契约”,这是需要很高交易费用的。农民军占领某个地区后,首先查抄和没收贪官污吏、地主土豪的家财,留下必需的“军费”后,大都分给穷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富豪的家财归根到底来源于对老百姓多年劳动价值的搜刮,它们不可能象韭菜一样割了一茬没几天又长出一茬来。所以依靠抄没富户钱财筹措“军费”和发动农民,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实施一次。但农民军把富人财产分光用净以后,也就没有力量再建立各级统治机构了。即使能够建立统治机构,要使其正常运转,也需要经常的维持费用,这一费用归根到底也只能由广大农民来承担,这就需要向农民征税,而征税就会影响他们对起义军的态度。为了发动群众,农民军提出的口号都是“均田免粮”之类。当然,均田可以做到,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就实现了这一点。但是长久免粮却不可能,除非流动作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走向垮台。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尽管都声势浩大,一度占领京城并登基称帝,但实际上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社会起义都推翻了专制王朝”,而“贫民起义都归于失败”。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理解这一结局的反差也许并不困难。但两类起义的另一个重大反差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社会起义”之后都形成了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而“贫民起义”却往往导致分裂割据。下面我们对这一结局进行分析。
七、“人民起义”形成统一王朝
按照历史学家范文谰的意见,在农民大起义的混乱局面中,如果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力量中心,就会出现大一统王朝;如果几股力量彼此争斗得筋疲力尽,谁也没有力量实现统一,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是我们想问,在何种情况下会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而在何种情况下又会争斗得筋疲力尽。
按照我们对两类起义的划分,在“社会大起义”之后,社会总是形成了较大的力量中心,从而完成了国家统一。例如,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刘秀参加的绿林、赤眉“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东汉王朝,隋末的“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唐朝,反抗蒙古统治的“人民起义”则造就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而在“贫民起义”之后,则总是出现各派势力争斗得筋疲力尽,如果没有“外生变量”的掺入,国家就出现了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例如汉末“黄巾起义”导致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大分裂,唐末“黄巢起义”导致五代宋金辽时期的大分裂,明末“李自成大起义”后又将导致分裂,但分裂前夕被“外部”势力(满清)所统一,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清朝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电话:010-62754468
国家未出现分裂,也是“外生变量”影响的结果(后面分析)。
“社会大起义”后都形成了大一统王朝,其原因是不难搞清的。以秦末大起义为例,当时“无道”的“暴秦”把社会各阶层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全体人民都努力推翻秦的残暴统治,从推翻专制王朝上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利益一致时,各派力量能够相互接受,所以社会就容易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使社会秩序较快地得到整合,从而完成国家的统一。
刘邦参加反秦起义时,家庭没有任何根基。但由于反秦起义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所以作为起义领袖的刘邦既能够直接指挥起义的贫苦农民,又能够利用广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力量,对各阶层人民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所以他发展自己的力量,付出的代价并不高。在楚汉战争中,他那不可一世的敌手项羽,本身也没有什么根基(项羽带领八千人从东南出发横扫天下,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根据地),所以楚汉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刘邦就瓦解和消灭了项羽的势力,完成了全国统一。
楚汉战争的结局,对探讨国家分合交替的原因很有价值。弱小的刘邦能够打败强大的项羽而获得胜利,当然有许多具体原因。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力量都来自“社会大起义”,其参加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接受对方或融入对方势力都不困难,所以刘邦才能够用计收买项羽的部下(韩信、英布等),瓦解项羽的队伍,从而形成了统一全国的力量。在“社会大起义”之后社会总能够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心,其基本原因就是如此。所以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之后都建立了统一王朝。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贫民大起义”却总是导致分裂割据。下面我们分析其原因。
八、“自耕农起义”导致分裂割据
我们知道,“自耕农起义”都发生在长寿王朝(大起义后所建王朝)后期,并且都被镇压了下去。在专制王朝和地主阶级共同镇压“自耕农起义”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少军事集团(地主武装),它们都极力扩充势力,力图重新建立统治秩序。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任何力量的基础都来自农民。而在镇压“贫民大起义”的过程中,发展力量的关键是利用起义的农民。谁最善于利用起义的农民,谁就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就。但从经济利益上看,这些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军事集团,与起义农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对起义农民没有任何号召力,他们都不能直接利用起义的农民。他们的力量每发展一步,都要付出很高代价。即使最善于利用农民力量的曹操,也是先把农民起义军打败后,才“收其精锐者”,编为自己的队伍。这一点与刘邦、刘秀直接利用起义农民军打天下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必须把农民起义军打败后才能重新组织利用,所以这些军事集团发展艰难,大都成为地方上的割据势力。曹操打败青州的黄巾军以后,得降卒三十万,将其精锐改编为自己的军队,号称“青州兵”,从此力量大振,成为一大军事集团。但其发展速度并不快,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又经8年,才趁刘表死亡荆州大乱的机会进攻南方。但此时,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已经在东南站稳脚跟。曹操几乎倾其全力指向赤壁,却不能消灭孙权和刘备,反而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只好带残部退回北方。于是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从经济学上看,在镇压“自耕农起义”后中央王朝无力控制各地军阀,无力在全国范围内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电话:010-62754468
恢复秩序,就是没有能力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在社会的整合期,“保护和公正”潜在的提供者很多,关键在于谁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样的组织,需要很高的交易费用。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尽量利用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机构,以降低重新建立组织所需要的费用。由于那些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军阀对农民群众不能一呼百应,所以,他们建立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统治机构),比“社会起义”的领袖建立同样的组织,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他们之中力量最大者,也无力承担建立全国性组织所需要的交易费用。于是全国就会形成一些出击无力,但自保有余的割据地区。建立统一政权所需要的交易费用的巨额差别,是两类起义后出现“统一王朝”和“分裂割据”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贫民起义”都发生在长寿王朝统治的后期,其结局又往往是国家分裂。从春秋战国到明清之际,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分合交替的循环,于是文学家罗贯中就在《三国演义》中归纳出“合久必分”的特点。
九、两次例外形成了东汉和清朝两个大王朝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历史进程中的几次例外做一点说明。
中国历史上两次重大例外是由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引起的。按照一般规律,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都是“贫民起义”,“贫民起义”后出现分裂割据。但是西汉末年还未发生“贫民起义”,就从内部被王莽取代,历史进程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了。
在西汉王朝统治中国的200年中,历代皇帝并没有施行暴政,并未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但后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此时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灾荒,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必然号召地主阶级起来镇压起义,这就极有可能出现(实际上是必然出现)象东汉以后那种长久分裂割据的局面。
对中国历史来说“幸运”的是,天灾引发的起义还没有出现,西汉王朝就被王莽取代。不过,虽然王莽能够解决社会表层的矛盾和危机,但是根源于人口过剩的人地矛盾危机,实际上是人们无力解决的。王莽代汉不久,天灾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那些在王莽改革中受损的地主阶级也乘机起兵反莽。这样,王莽不仅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反而把社会各阶层的怨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从反面促使贫苦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趋于一致。王莽代汉成为众矢之的,客观上为刘秀建立东汉造成了群众基础,结果反莽力量很快汇合成“社会大起义”,最后既推翻了新莽王朝,又避免了国家分裂,使历史例外地出现了西汉和东汉连续两个大一统王朝。如果没有王莽代汉这一偶然事件,当时由天灾引发的“贫民起义”就不会吸引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参加,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指向同一目标,混乱局面中就难以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在镇压贫民起义后国家就陷入四分五裂状态。因此,正是王莽代汉改变了历史进程,“造就”了东汉这一大一统王朝。
1644年的清军入关,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明末发生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典型的由天灾引发的“贫民大起义”。按照一般规律,在镇压起义后国家总是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是明朝后期,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崛起,它迫使朱明王朝分兵遏制其向本部的扩张,这就削弱了抵抗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为李自成攻占京城造成了机会。也许更为重要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电话:010-62754468
的是,清军的势力使明朝皇室在“贫民起义”攻入北京时没有回旋余地,结果崇祯皇帝被迫自尽于煤山,导致明王朝迅速垮台(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满清的力量比中国本部的任何势力都要强大,最后在混乱局面中实现了统一。当然,作为“外来者”,满清容易遭到本部人民的抵制。但正因为是“外来者”,他们此前也没有在中国本部树敌:贫苦农民可以把它看作腐朽王朝的对立面,而明朝的官僚、地主又可以把它看作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从实际情况看,广大人民逐渐接受了这一“保护和公正”的提供者,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历史又一次例外地出现了两个大一统王朝相连的现象。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满清势力对明王朝的“夹击”,那么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时也会象唐玄宗李隆基抛弃京城长安一样从北京撤出,到外地组织力量继续与农民军对抗,那么明朝就不会直接被“贫民起义”所推翻,国家就会出现汉末或唐末那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清军入关使中国本部掺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从而也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
满族在东北的兴起,对于满清发展的进程来说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中国本部的发展进程来说,却应当认为是偶然的。站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满清统一中国这一事件,就是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朝太平天国运动(贫民起义)被镇压后,国家仍然能够保持统一,也是外部力量影响的结果:当时鸦片战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吸引了中国“精英”的注意力,那些通过镇压“贫民起义”而崛起的地方军事将领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不得不依靠已经衰落的中央王朝支持他们兴办“洋务”、变法图强,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分裂势力,反而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因此,是“外生变量”抑制了中国内部的分立倾向。如果没有这一外生变量的制约,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能否控制地方军事集团,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中国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客观上使得中国社会的微观结构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100多年后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从宏观上看,是资本主义扩张这一“外生变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王朝盛衰兴亡和国家分合交替的周期循环。
更多更全的权威试卷 请访问 http://www.beijinggaokao.com 北京高考网-北达教育旗下网站
盛衰兴亡:中国历史的七次大转折
盛衰兴亡:中国历史的七次大转折
如果有人拿五年时间周期总结出来的地球气候变化历史规律,给我们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规划指导时,你能相信吗?显然不会。为什么?时间太短了,肯定不靠谱。那么,以一百年、以一千年乃至万年以上的历史周期来观察年呢?无疑,时间周期越长,总结观察出的规律就越靠谱一些,这也就是地质地理生物与气候考古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其实,经济生产生活等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也是这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及“识天文而化人文”,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对眼前所遭遇的楼市泡沫、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及生态灾难等困惑迷惘,即是由于未能提请明察和很好地把握历史规律所致。
我们回头来看中国,同样必须要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历史回望有多远,未来前瞻就能看多远。问题是我们的习惯思维定势,就像遮蔽视野的无形高墙,导致我们常常最多只能回望2000多年,并进而以这2000多年的周期来观察和总结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自盛唐巅峰转衰,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跌入谷底,便是这样的思维影响的结果。我们今天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期,认真观察和准确把握中国盛衰兴亡的历史规律,更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突破2000历史的惯性思维,跨越更大的历史时空来观察中国,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悟呢?
通过网闻博报《寻源华夏华胥州》、《舞动中华文化采风录》和《华夏寻根启示录》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历史不是2000年,也不是5000年,而是长达上万年。这其中,从“华胥古国”时代到伏羲时代,再到黄帝时代乃至大禹时代,中国曾经历了三个2000年盛衰周期长达6000多年的“大公”社会历史,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说的氏族公社与部落联盟时代。在那个人人平等、公有公享和“大道惟公”的时代,就连公社和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都要以社会公众的民意公选公举公推为基础,最后经过“禅让”正式完成前后任的交接班。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即父位开始,中国才进入了以王权为象征的诸侯分封私有制等级社会,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上说的奴隶制社会。因此,中国私有制等级社会产生的历史,距今也只有4000多年。而将私有制等级社会礼教化的历史,起自于公元前134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汉国策。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孔子之术”把中国等级社会礼教化的历史,距今才是2000多年。因而,尽管中国文化的本源主脉“大道之学”,已经在2000多年前的那次文化浩劫中被“罢黜”而“灭息”,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代以后的《易经》等“大道之学”典籍版本,均是被儒家弟子按照儒家理念修编“斧正”后的“作品”。但6000多年的“大道之学”和“大道惟公”的民族历史记忆,绝不可能被彻底抹灭。万年承传至今,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公道、公理、公德、公正、公平、公信、公义、公利、公心,如此等等的“公”字诀口头禅,即是“大道惟公”时代万古不绝的袅袅余音。
中国“大道惟公”的“大道之学”与“等级礼教”的“孔子之术”的根本差异,其实首先就在于“大公”精神与“自私”思想的矛盾,在形式上体现为“平等”与“等级”的观念对立。儒家弟子挟强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恶行,就是其“自私”思想与“等级”观念的霸道表现。其次,在“公”与“私”的思想观念支配下,便相应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知识体系。像儒家文化,就是“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及“五部六艺”之类,后来还被假称为“国学”。最后,就是这两种文化知识体系对人的人格塑造及心智成长产生的不同导向。概而言之,公则全,偏则私。“大公”思维的指向是开放、创新、包容、辩证和促进运动循环。而“自私”思维的指向是封闭、僵化、狭隘、偏激和固守现状格局。因此,“道兴,则中国盛。儒昌,则中国衰。”这就成了中国最近2000年历史的“第一文化定律”。
公则全,偏则私。公为善之门,私为恶之源。但由于自私是人类源自动物的本性,如随波逐流不发自行。公道是人类社会后天修炼的智慧之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不可能一劳永逸。人类自私本性与公道智慧的角力,将必然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化过程,也必然时刻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成长。
如果我们以辨公私明善恶的“大道之学”思维来观察就可发现,万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盛衰兴亡,先后曾出现了一下七次历史性的转折点。
中国历史第一次大转折:“华胥古国”的崛起与华夏民族的发源。距今上万年前,在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中下游的“华胥之州”,华胥部族“华胥古国”的兴起,标志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横空出世,绵延万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由此拉开了大幕。
中国历史第二次大转折:“伏羲画八卦”。大约距今8000年前,“华胥生伏羲”、“伏羲画八卦”及“伏羲出潼关”,标志着中国从“华胥古国”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同时,中国人“识天文而化人文”的“大道之学”进入符号化表达阶段,华夏文明开始向秦晋豫“黄河金三角”更大地区范围发展播迁。
中国历史第三次大转折:“黄帝命仓颉造字”。大约距今6000年前,经伏羲氏和神农氏世代传承,至“炎黄联盟”、“黄帝战蚩尤”及“黄帝合九夷”,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氏族公社与部落联盟时代。同时,中国的“大道之学”和“黄帝之学”进入了文字化表达阶段,中华民族进入超越血缘关系的“大道之学”文化认同融合发展阶段。此后,戎狄同文则华夏,蛮夷同道亦华夏,兼容并蓄,协和九州。
中国历史第四次大转折:“夏启世袭继国”。大约距今4000年前,经大禹之前的历代“禅让”制后,大禹之子启承继父位立国为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王权为象征的诸侯分封私有制时代。中国6000多年的“大公”时代的结束,等级社会私有制时代的开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一次“公私”文化的历史性分水岭。此前,“大道惟公”是社会的最高道德是非标准和主流文化。此后,“大道惟公”即成为社会的非主流文化,而“等级惟私”则取而代之,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特权强势阶层主导的主流文化。
中国历史第五次大转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儒经大师董仲舒献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道之学”及其它“春秋百家”学说等“邪僻之道”则一概被“罢黜”而“灭息”,标志着中国社会“等级惟私”思想进入礼教化时代。自夏朝和商朝以后,到周朝末年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大道惟公”思想逐渐开始强势复兴,“等级惟私”思想因腐朽落伍而普遍被人们抛弃,最后终于导致了以王权为象征的诸侯分封私有旧制崩溃。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新制,“汉承秦制”并奉行“大道之学”的“黄老之说”达七十余年,从而使“文景之治”为大汉帝国奠定了民殷国富的雄厚根基。而儒家弟子挟强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等级惟私”思想“灭息”中国的“大道惟公”传国精神,却使中国从此陷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文化误区。
中国历史第六次大转折:“隋唐盛世”的衰落。无秦之雄则无汉之强,无隋之强则无唐之盛。因此,古来即有“秦砖汉瓦”或“隋唐盛世”之说。儒之独尊最终导致大汉衰亡后,“五胡乱华”,中国分崩离析,直至公元581年“华胥之州”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杨坚,才使中国重归一统。如秦之为汉奠基,盛唐之基又奠之于隋,史称“唐承隋制”。而隋唐之盛的文化根源,还是在于“儒”与“道”的此消彼长。尽管此时的“道”,已经只是部分继承了“大道之学”思想的道教。隋文帝屈尊“儒”而擢升“道”,唐皇室进而将道教尊奉为“祖教”。而“儒”与“道”此消彼长的背后,则是“大道惟公”与“等级惟私”思想的社会进退角力。中唐以后,随着“孔子之术”的“四书五经”对“科举制度”的“文化绑架”取得成功,通过“学而优则仕”,儒家弟子又实现了挟强权推行“等级惟私”主流文化的世代夙愿。至宋明理学的繁荣,儒学渐昌而极盛。与此同时,却导致盛唐转衰、宋亡于蒙元、明亡于满清、清败辱于西方列强,中国一步步滑落到衰败的谷底。而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黑暗开始走向复兴和昌盛,转折点正是在中国的宋元之际。儒之殃民误国,遂成中华千年之憾。
中国历史第七次大转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公元前13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所形成的2000多年的思维定势和文化误区,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惑。甚至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确把中国文化已经等同于儒家文化,最起码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主脉和代表。因此,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即强国复兴之路,始终在“等级惟私”的儒家文化思维陷阱里打转转。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救国”,到北洋水师的“强兵救国”,到“洋务运动”的“实业救国”,到宪制变法的“维新救国”,以至到“辛亥革命”后西学中用复兴“国学”,最后还是跳不出“孔子之术”的手心。而在此过程中,儒家弟子及精神信徒又挟新强权,缔结起了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权阶层联盟,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资本主义披上了中国文化的时尚外衣。但“等级惟私”的儒家思想本质毒害,依然还是在加重着中国的民族灾难。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部分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起来揭穿儒家文化的千年骗局。最后,大公无私,以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追求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中国,中国才真正迎来了国家民族复兴的历史性机遇。
以上的中国历史七次大转折,盛衰兴亡的深层文化根源,就在于“大道惟公”精神或“等级惟私”思想。这是已经尘封于昨天沧桑岁月的历史轨迹,但也是对明天的中国历史的昭示。
为天下人谋福,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社会一律人人平等,还是划分成上中下等级阶层;崇尚“大道惟公”,还是信奉“等级惟私”;传承复兴“大道之学”中国文化本源主脉,还是固守“孔子之术”缔结特权富贵阶层联盟。万年中国文化史,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的盛衰循环和进退角力过程。“道兴,则中国盛。儒昌,则中国衰。”这就是最近200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第一文化定律”。
日本传统史学中的兴亡盛衰论
《外国问题研究》013年第3期 2总第209期
日本传统史学中的兴亡盛衰论
瞿 亮
()湘潭大学历史系,湖南湘潭411105
因内容摘要]兴亡盛衰论在日本传统史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经历了仁政决定论、 [
果宿命论向天命观的转化,又历经儒家天理观的普及,变迁论和时势论的渗透,到了幕末,随着洋学和国学的发展以及时局的变化,富国强兵论与皇国神圣论在史学转型过程中实现了变奏。兴亡盛衰论不仅对日本的历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不同时期促进了其文化和社会的变革。
传统史学;日本;转型关键词]兴亡盛衰论; [
中图分类号]K313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303-0035-06
收稿日期]2013-09-06 [
,男,湖南怀化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作者简介]瞿亮(1983-) [博士。
中 兴亡盛衰论是东亚传统史学的重要部分,
、“国史学关于治乱兴衰的理论有“五德始终说”天、“,分合论”后来又融合佛教思想产生了“因命说”
、“。日本传统的盛衰论是汲取了中果论”宿命论”国的治乱兴衰思想之后,结合本国实情而形成的独特理论。兴亡盛衰论的变迁,既反映了日本吸收、运用、批判中国史学思想所体现的特质,也反映了其在不同时期对日本文化和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一、因果宿命观向天命观的过渡
早在日本修史起步的“六国史”阶段,就汲取、《了中国经史中的治乱兴衰思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及《三代实录》中,详细地赞、“誉了日本历代“圣王”良吏”的善举,批判了暴君的恶行,依照中国儒学的“仁政”观来评判兴亡
1]
。得失[
。《论”平家物语》对平家失败的叙述就多次地提。《到“恶缘导致运尽”愚管抄》也强调“顺应佛法、为善去恶”是改变时代和命运的重要途径,提出了“莫作诸恶、奉行诸善”的主张,以达到“利生方便”的目的。到了镰仓幕府中后期,随着武士集团力量的壮大以及战争的频繁,这种对命运无能为力的史观,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因而诞生出“天命”思想。
《、《、《“天命”一词源于中国,易经》老子》史记》中都有所涉及。而运用到军记物语上,则代表着一种权威的力量。镰仓时代的史著《吾妻镜》中就有许多关于天道的论述,这尤其体现在它对“承久之乱”的记述上。“承久之乱”是天皇朝廷意图利用武士矛盾重新恢复政权的一场政变,大江广元和北条氏用“天命观”团结了武士,最终维护了《镰仓幕府的统治,吾妻镜》记录如下:
“君臣运命,皆天地之所掌,而今是非皆仰天
[2]
”道之决断,非怖畏之限。
平安时代后期,公家和武家为了争夺政权先后发动了多次政变,在动荡的环境下,仁政决定论不再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这一时期,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兴亡盛衰的主流思想变为了“因果宿命
、“上文中的“运命”天道”指的是一种威慑力,实际上是为掌权者提供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35·
、《而《承久记》梅松论》关于“承久之乱”的记述,也体现了掌权者北条氏“任天道、可合战”的政治用《意,保元物语》在描述朝廷反抗幕府时,也使用了
3]18
“。可见,岂可背天命,轻朝廷之威哉”的语句[
抽象的宿命论,而是与人的现实作为形成了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兴亡盛衰论发展到战国时代,与之前相比,已经具有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不再像中世的许多史著那样反映佛教的无常观,而是承认和肯定天命,认为这是决定历史兴衰的主要因素。第二,描述和评价个人的成败事迹时,不单仅凭实力,更考虑到个人的言行作为,将道德同天命联系起来,并构建出因果关系。第三,宗教站在道德立场上对历史人物和事色彩逐渐淡化,
件进行反思的倾向加强。这正与江户时代初期的史著实现了对接,为德川幕府将朱子学的天理观引入到官方修史打下了基础。
二、儒学天理观的普及
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儒学的天理观逐渐成为撰史的主要流意识形态,
“思想之一,符合天理”成为了衡量兴亡盛衰的标准。
,太田牛一撰写《信长公记》在描述桶狭间之长篠之战过程时,都用了“天道”的观念,而所战、
、“,指的“天”天道”既带有不可知的主宰之力的意、“思,还带有中国儒道经典中“道义”时势”之意。
“(信长曰)盖运在于天,当知此语……信长取铠大呼,众士垂仰。见黑烟所立之处,随水弥之势,取其后而击崩之。今川义元丢弓弃铠,落荒
[4]30
”而逃。
关于镰仓时代的军记物语,已经把“天道”作为人心向背和主导胜败的元素。
南北朝时期的史著《太平记》记载尊皇将士起南北二朝争取正统地位时,也用到了“天命”兵、
论。它描述新田义贞举兵时,众将用“武家之运命今已竭尽”来鼓舞士气,而记录新田义贞败北,高。师直兵穷粮尽时,也将其失败归结为“运命已尽”而它在刻画楠木正成举兵获胜时,则用了“天予其时,神佛护佑”的说法,实际上也同政治斗争联系
3]22-23
。起来了[
镰仓、南北朝时期的军记物语中所体现的“天、“命”天道”观,既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又为掌政者提供了统治的依据。
室町时代后期,随着管领和守护大名的权力越来越大,足利幕府的权威逐渐式微。到了战国时期,下克上的潮流使政权更迭愈加频繁,战争已成为寻常,无论是幕府还是拥有实权的大名,都更为突出地强调“天命”思想,用它作为盛衰成败的理由,达到巩固自身权威的目的。以下是这一时期代表史著体现的天命观一览表:
室町、战国时代的军记物语中所体现的天道观列举表
史著名称
相关著述
在叙述足利义满削除山名氏时,称山名氏
《明德记》
“、“、“不载天道,故不入人力”违天篡逆”蒙。天罚,招自灭”
描述大内义弘举事时,强调了顺应天命,认
《应永记》
天命之攻不可遁,然运命尽,则可思定为“。讨死之事”
《关东合战记》《嘉吉记》《文正记》《细川胜元记》《应仁记》
论述持氏的灭亡时,认为其“运命已尽,故,“。因果历然”不悲是非”
叙述赤松佑之自杀时,认为“弑主君遭天、“。罚”因此下克上终遭天罚,自业自灭”关于细川胜元的最终下场,做出了“不取天反受其咎;不行时至,却蒙其灾”的评价。与,
“(武田方)近时所举之事,乃天所与之,悉奉
[4]181
”旨讨伐,令信长御案俯首就擒。
《由上可知,信长公记》描述所隔并不久远的战国时代,并不仅将双方的实力强弱作为决定成而是把“天道”看做盛衰胜败的重败的唯一因素,
要条件。尽管他描述历史人物盛衰成败时,也经,常提到“虑及因果”带有因果报应论的色彩,但是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了。
德川幕府在巩固政权之后,将朱子学的天理无论是私人撰史,观同维护秩序的现实结合起来,
还是官方修史,都受其影响,符合天理、纲常成为了兴盛和长治久安的决定因素。小濑甫庵的《信、《长记》太阁记》就是典型的代表。《信长记》在开纵论天下兴亡。篇卷首便回顾整体的历史,
“亲贤远奸,是明而以治天下;法赏信罚,是断而以治天下;礼乐教化,是顺而以治天下。明则君
,小泽荣一《近世史学思想史》吉川弘文馆, 资料来源:第21984年,7-30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室町、战国时代史著中的天命观,既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又将当权者的言行同盛衰成败联系起来,天命观已不再是·36·
子进而小人退,断则功劝罪惩,顺则万事理而人心悦,天下大和。备三者之要于身,心诚则不令而
[]5行……”
准,乃是儒家所倡导的天理和人心,这不仅给德川幕府武力统一天下寻找历史的合法性依据,而且不能犯上作乱。教化了武士应当遵从纲常,
官学林家在江户时代的修史事业中占有主导地位,林罗山倡导的史学思想延续至之后《本朝通鉴》的编著之中,并对水户藩编修《大日本史》以及个人的修史事业起了重要的影响。
幕府利用史书倡导的天理观,根除了战国时期盛行的“下克上”潮流,维持了太平稳定的局面。遵循天理和恪守秩序成为衡量天下兴盛太平的标准,影响至江户时代中后期。
三、变迁论与时势论的发展
随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庶民文化的“繁荣,理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逐渐淡出舞台,许多知识人开始跳出“天道不变”的藩篱来重新构建知识体系。这一时期所体现的兴亡盛衰思想更强调变化革新和顺应时势,变迁论和时势论的发展,对日本传统史学的转型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读史余论》创作于江户时代中期,是史学家最有影响力的史著,它从变化新井白石最具创见、
的观点出发对日本历史进行了整体分期,认为导致日本时代变化的根本动力则是各个阶层的实力作者按”中,新井白石指明了时对比。在卷末的“
代变化的根本因素为公武实力的消长,他认为公武家治理天下乃是顺家的衰败乃是必然的趋势,应时势之举。
“镰仓公分天子之权,乃源于平清盛,清盛以武功起身,遂成天子外祖。然究其根源,盖起于上皇乱政,藤原累代恣权……后醍醐中兴失政,盖天下武士皆愿入武家之代,致使足利尊恣天下之
[8]20
”权也。
《、“信长记》将天下的兴盛归于“亲贤远奸”法、“,赏信罚”礼乐教化”强调礼教纲常与大一统,认为日本中世以来的诸侯割据导致了君臣纲常崩溃,道德沦丧,它将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举措归结为寻王道、开太平之举,这已经带有儒家史论的色彩了。而他在《太阁记》中,也将儒教的天理、天命观运用到评判盛衰得失上。
“夫惟海内天下国家之安危,唯出于明暗二者之方寸。善政恶政,系乎东南西北……盖治世之
[6]1-2
”长短,考之天命,在合与不合二者之间。
“秦之天下亡后,项羽乱君臣之礼,弑义帝自权威振天下。高祖以是为不齿,披缟素发丧,立,
誓为幼主举义兵讨敌,天下之士多感其义……惟任日向(明智光秀)不赴战场,而逆向小京都,悖恩赏……盖恶主之功而弑君之举,以致失国身
[6]63-64
”死……招致万谴,背天理之故也。
《太阁记》将天下的兴亡归结到为政的明暗上,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则以理、义作为衡量评判的标准。它将明智光秀发动的本能寺之变认为丰臣秀吉讨伐明智光与项羽弑义帝相类比,
秀同刘邦为义帝举兵一样,是顺天理人心之为。这与林罗山在这一时期内积极宣扬的君臣纲常观、“、“和理学的“敬”礼”理”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契合。
林罗山是江户时代初期幕府官方修史的奠基首先强调的是政权合法人。在他的史学思想中,
性的历史依据,他肯定了汤武征伐桀纣的功绩,认为得道者动用武力讨伐失道者乃是顺天应人的义并主张幕府应该效仿汤武,归拢天下人心。举,
“汤武应天命顺人心而伐桀纣,无利己之心,惟为天下除暴恶,其本意乃在救万民,不能称之为恶。汉之王莽、魏之曹操之流,夺人家国,专横骄奢于己
[]7
”一身,此类奸贼同汤武相比,乃天地之别。
至于新井白石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时代这一问题,荻原裕为《读史余论》作序时,曾经谈到新井白石参考的原点乃是中国史学的兴衰治乱观,指出兴衰变化的根源乃是当政阶层的施政好坏,直接将为政者的得失同治乱兴亡联系起来。
“天下活机也,且变岂有穷乎哉?虞夏商周之醇质忠文,变而为七雄、秦汉之权诈力争……一治一乱,机变循环……皇朝万古同姓,百王一统,非若夫群雄诸贼分裂夺攘,而又率为夷匪污秽之比也。虽然,在我往古,礼乐征伐出自天子,中叶以还而出自霸府,守介椽目变乎守护地头,守护地头又
·37·
林罗山之肯定汤武的历史功绩,这与孟子所倡导的汤武革命说相呼应,把“顺天应命”作为德川氏取得天下、建立幕府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又曹魏代汉同汤武革命区别开来,批判把王莽篡权、
了臣下谋反作乱的行为,体现出他反对“下克上”的立场。林罗山区别汤武义举和奸贼之为的标
[]81-3
变乎封建,封建之弊遂至乎列国雄峙矣……”[9]20
”代抚其下,人莫能争之,是所谓势也。
新井白石认为世道是推移变化的,有德之君进而实现有德者兴,失德者亡的时代变改变世道,
迁。在分析室町幕府灭亡的原因时,他认为天下之乱始于为政者,指出如果亲信奸臣,乱立后嗣,可能会招致灭顶之灾,这作为将军为政的借鉴,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天下稍定,必生骄侈之事……国用之所以不足,皆因上一人骄奢而起。其流弊波及下民,怨苦致祸,终归于上一人也。天下之乱究其发端,盖根本于散尽天下财货,致下民穷困,大名贫
[8]28
”乏也。
赖山阳已经将皇权立于幕府之上,认为幕府而同时,他又与国学者们主张不能取皇室而代之,
皇权万世一系的“血统论”不同,认为天子只有顺势抚民,让臣民没有借势夺权的口实,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此外,赖山阳还在《日本政记》的“正亲町天皇”卷中,对公武权力更迭、武家权力变化深发感触,对盛衰变化的缘由进行了论述。
“其变者天运也,而必由人事而变。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日骄逸,卑者日勤劳,骄逸者日愚,智之极者,足以取天下,而愚之极者,不足以保
[10]
”其身,人事然也。
《读史余论》不再把恒定不变的天理作为兴亡依据,而是从执政者的实力和德行两个方面,来考它开始跳出以道德论兴亡的察时代变化的根源,
用制度和实力来分析兴亡盛衰。而到了江框架,
户时代后期,按照符合时代潮流来评判兴衰的时势论得以确立和发展。它不仅总结了历代为政的得失,还针对现实的形势提出了建议,赖山阳的史著就是典型的代表。
赖山阳是江户时代后期重要的史学家。《新策》是他早期的著述之一,在卷三的“古今总议”篇他用变化的观点分析日本自古以来的治乱,并中,
指出影响治乱的原因。
“天下大势,治则不能不乱,乱则不能不治,然而治乱之变,必有所以然焉。我邦治乱其源远矣……三变之治,源再变之乱,再变之乱,源始变之治,治乱之变易于天下,皆有不能不然之大势,大势犹长川大河,当其未变也,虽深渊不可测,而懦弱可玩,及一日洪水腾涌而至,则合亿万之力,
[9]1-2
莫能制其暴……”
由上可知,他在分析兴亡盛衰时,更加重视人将人事归结为天下兴亡变化的导火索,事的作用,
认为在历史过程中,上下等级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居高位的统治者骄奢无道、不体恤下民,日久之后,就会使得上下相离、下谋上位,导致尊者失位,权力转移。赖山阳的这种天下兴亡认识,秉承了日本近世初期的“汤武革命”说,又打破了近世等级观念森严不变的藩篱。
正如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所论,江户时代,日本的思想内部已经出现了由“自然”
11]158-219
。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向“制作”的转变[
评判天下兴盛的依江户中后期的兴亡盛衰论上,
据不局限于天理和秩序,而同实力、作为、制度密切相关,这打破了幕府宣扬的天理观,为幕末维新的变革思想打下了基础。
四、富国强兵论与皇国神圣论的变奏到了幕末,在内外危机的促动下,传统史学开盛衰论也是史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始逐渐转型,
部分。转型时期的盛衰论不仅影响了近现代日本史学思想的发展,也对明治时代之后的社会思潮有着深远影响。
随着洋学的发展,西洋的史地著述带来了新使得一部分有识之士认为民族盛衰的的世界观,
重要标准乃是富国强兵。而用神道思想、尊皇思想撰写而成的史著则让“神国中心主义”成为了一股暗流,使得部分知识分子深信:神圣的国体和连立于万国之上的绵不绝的皇统是日本长盛不衰、根本。
江户中后期兴起的兰学带动了人们对世界史
由上可见,赖山阳不仅把治乱看做是始终变化的过程,还认为治世与乱世之间不是分割孤立的,乱世与治世之间可以通过“势”的量变到质变进行互相转化。这种思想将历史看做客观变化的它把握住“势”的变化,进而来分析治乱之间过程,
的因果关系。而关于如何达到治世时,赖山阳则强调了天子应立于群臣之上。
“天下之事,有分有势,天子在上,群臣在下,下至陪隶胥徒,等级分明,不得悖而乱之,是所谓分也。然上以其能抚下也,不能抚下则民心去矣。民心去则天命变矣,天命变则在下者或升。在上·38·
地的了解和探索,兰学家也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史著。这些史书中所体现的盛衰论强调发展工商业认为发展国力在兴亡盛衰中起到决和富国强兵,定性的作用。
经世学家本多利明在《虾夷拾遗》中关于西洋制度、文物为什么会如此兴盛的原因进行了论述,认为西洋的技艺促成了欧洲的发展,进而让西洋强盛起来,这与之前认为科技是“奇淫巧术”有了本质区别。
“欧罗巴之内,弗朗机之国制作铁炮,遂成天下万邦之重宝,又欧罗巴洲产自鸣钟、望远镜、测天测器、地体万国元、大洋通泊术,其外种种奇功长器药物之类,诚不可枚举,此彼国之大功业,其
[11]307
”人物之大智大虑、才德及被天下万邦。
早在江户时代后期,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在《直毗灵》中,就把神道和皇统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他指出了中国王朝更迭、位置。在阐述臣职之时,
易姓革命乃是国势衰弱的体现,赞颂了日本皇室代代相继,并强调服从天皇之命。
“汉国之道,乃伪恶之道,故世乱国争,夷狄入
[14]173
主……”
“盖做人之道,乃高御产巢日神御灵所降……天照大神受其命,传赐此道,故是以神之道也……皇国之神道自皇祖神始,赐予下代,代代相
[14]178”继也。
国学者站在神国思想的立场上,曲解中国史在排斥汉意的同时,提倡日本乃神授之土,神实,
圣的皇统乃是日本兴盛的根源,由此发展出统御皇国优万邦的思想。随着文化民族主义的确立,水越论的思想也渗透到儒学者的思想体系之中,户藩勤王派学者藤田东湖在《弘道馆记》中,就点明了日本神圣的国体可以照临万邦,领导世界,并且要求武士尊奉神道以报答国家之恩。
“上古神圣,立极垂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所以照临六合,统御宇内者,未曾不由斯道也。宝祚以之无穷,国体以之尊严,苍生以之安宁,蛮夷戎狄以之率服……奉神州之道,资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学问事业……以报国家无穷之恩、则岂徒祖宗之志弗坠、神皇在天之灵、亦将降
[]15”鉴焉。
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朝野上下从清政府惨败意识到西洋的强大,并强调了给英国中吸取教训,
解西方的必要。长山贯在《西洋小史》序中,强调通商乃是国家达到强大的重要步骤,并主张强兵攘夷,不至重蹈清朝覆辙。
“余尝读西书,至南北亚墨利加及南海诸岛之事,窃谓彼务远略,以富国贪饕无饱,拥海之国,莫不被其读者。近时,复有事于清国,英夷一举逞则恐窥睮之端,自此愈启,他日之患,必在于志,
[12]
此……”
幕末的有识之士在介绍海外情势同时,也流露出摒弃旧学,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全力追赶的情绪。洋学者加藤弘之在史著《西洋各国盛衰强弱一览表》中,就表明了以欧洲为榜样,开化富强的决心。
“欧洲诸国,开化富强,独冠于宇内,其制度、法令,皆随天下之公论而立之……政府不谋私利,个
[]13523
”人不取私欲,官民上下和睦相亲如同父子。
幕末时期,一些史学家更是将这种盛衰观同学习西洋的思想结合起来。斋藤竹堂目睹清朝失藩史》一书,在其凡例和序言中,即包含败之后著《
积极了解西洋的迫切心情,又表露出皇国统领万邦的决心。
“独吾邦剖判以降,皇统一姓,君臣守其位,不敢越逾尺寸……然则国体之正且强者,莫我若焉,为我计者,宜积德累仁,不自堕国体而待之。彼必有横敛暴取,驱民于我者矣。然后我乘其机,徐起而谋之,五洲之大,渐次一统,岂无其时哉。是可
[13]55
”以期万世而验邻孟之言也。
兰学者、洋学者关于海外世界的著述,不再将兴亡盛衰局限于帝王将相的荣辱起伏,而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强调了发展工商业、军事业在抵御西洋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富国强兵的盛衰论使得日本在思想上没有过多受到体用之辩的束缚,为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幕末史书中的民族主义、尊皇思想、神国思想也在内外危机的环境下,日益活跃。尊皇认为万意识和皇国中心论形成了特有的兴亡观,世一系的皇统乃是优于万邦的基础,这也逐渐发展为抵御西洋、尊皇攘夷的思想理论之一。
幕末的尊皇思想形成了特有的盛衰论,指出神圣的国体能够摆脱危机进而统御世界,它盲目神话了天皇,已经失去了理性。地排斥外来思想,
随着日本步入近代,它不但没有被取代和抛弃,反而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更加体系化了。
·39·
结语
与中国的兴亡观相比,日本的盛衰论更具有时代阶段性,随着时代的变化,盛衰论在不断地调对于当时人们认整和改变。不同时代的盛衰论,识和改变日本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六国史”阶段强调德政在兴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对于巩固皇室权威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天道”来评判,认为成功中世之后的史著往往用“
乃是天赐,失败乃是遭到天谴,这对于战争中需要精神支持的将士,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暗示作用,但它还是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到了江户时代初随着朱子学影响的深入,史著更加强调君臣纲期,
常,认为顺应秩序、符合天理乃是左右天下太平兴盛的重要因素。
随着江户中后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兴亡盛衰无论是时代划论逐渐从强调秩序的藩篱中脱离,
分思想、时势论,还是洋学派在吸收西洋史学后所,倡导的“世界观”都已经与恪守秩序的史观相背人的作为、制度以及求知识于世界成为了衡量离,
这不仅对于日本史学的转型国家兴盛的新标准,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推动了日本近代化。
但是,日本传统史学转型期过程中,以皇国思想为基调的兴亡盛衰论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八纮一宇”思想逐响。由皇国中心论衍化而成的“
渐根深蒂固。随着国家主义的增强与“天皇制”的“求知识于世界”变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工确立,
具,皇国统御万邦的“自我中心论”则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这不仅影响了日本史学的发展进步,而且解放”东亚的思想动力,并给它成为战时日本人“
右翼提供了否定侵略的依据。
[参考文献]
[]王家骅.]儒家修史观与日本古代史学[日本研究,1J.
():1998370-72.
[]国书刊行会编.新刊吾妻镜1[国书刊行会,2M].
1915:27.
[]小泽荣一.近世史学思想史[吉川弘文馆,3M].1984.[]太田牛一著,[甫喜山景雄抄.信长公记(上)自刊4M].
本,1881.
[]小濑甫庵撰,[太田牛一辑.信长记(卷一)早稻田5M].
大学古典综合数据库藏书,1875:12-13.
[]小濑甫庵.[太阁记(卷一)早稻田大学古典综合6M].
数据库藏书,1884.
[]田口卯吉编,黑板胜美.增补国史大系(卷三十八)7
[吉川弘文馆,M].1902:345.
[]新井白石著,[荻原裕校.读史余论(第1册)温故8M].
堂,1875.
[]赖山阳.新策[宝文轩,9M].1855.
[]植手通有编.——赖山阳[日本思想大系4岩波109—M].
书店,1977:616.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王中江,译.三联书11M].
店,2000.
[]本多利明.虾夷拾遗[尚古堂书店,11M].1938.[]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12
——世界地理、外知识—西洋史相关的文献解题[M].乾元社,1953:423.
[]田中章,——历史宫地正人,等.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3
认识[岩波书店,M].1991.
[]本居宣长.[古事记传(卷一·第一册)日本名著14M].
刊行会,1930.
[]藤田东湖.弘道馆记[水户史学会刊,15M].2002:1.
RiseandFallThouhtinJaaneseTraditionalHistoriorah gpgpy
QULian g
(,,,)ThePhilosohandHistorCultureColleeXiantanUniversitXiantan,Hunan411105 pyyggyg
:ositionAbstractRiseandfallthouhtholdsaverimortantintraditionalhistoriorahofJaan.Itexeriencedthe pgypgpypp transitionfromcausationism,benevolentismtofatalismandwasaffectedbtheconcetofdestinismandvicissitudism.In yp ,eriodthelateBakufualonwiththedevelomentofWesternscienceandKokuakuaswellasthecurrentsituation pgpg ,chanesthesloanofmakincountrrichandmilitarforcesstronandthetheorofimerialdivineaffectedthe gggyygyp ,historiorahoftransformation.RiseandfallthouhtnotonlhadarofoundimactonthehistoriorahofJaanbut gpygyppgpyp alsomotivateddifferenteriodsofitsculturalandsocialchane. pg
:;;;KewordsriseandfallthouhttraditionalhistoriorahJaantransformation ggpypy
[责任编辑:郭冬梅]
·40·
国历史上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思考
第!卷第"期#$$%年&$月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5"0*&’50*/%0/67*,*"%)!"#$%&’"()*&%+,&%-"’.,/01%*02%*3/$4*,.8"’9!:"9"
;0,9#$$%
!!!!!!!!!!!!!!!!!!!!!!!!!!!!!!!!!!!!!!!!!!!!!!!!!!!!!!!!!!!!!!
以史为鉴民心向背定兴亡
赵中源
"
———对中国历史上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思考
(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
摘要:王朝的盛衰兴亡和更迭交替其实并非历史的循环。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
期律的支配,其根本原因在于支配王朝兴衰的不是“天数”,亦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广大人民的意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才是历史的规律。
关键词:历史周期律;民心向背;兴亡;思考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年访问延安时与**关于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谈话,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但人们对它的反思和探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纵观中国历史大舞台,我们不难发现,从公元
到公元前前#&世纪第一个奴隶制度王朝夏开始,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年,
立,再到公元#$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政府,上下数千年里,历经,$余朝,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台”,无一不演绎着从顺民心而兴起到逆民心而衰亡的悲喜剧。
一“重民”与“重君”:王朝兴亡的晴雨表
《孟子?尽心下》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重君”薄民则“其亡也忽焉”。
夏商二朝,奴隶主统治阶级奉行以“天罚”为主要标志的神权政治思想,鼓吹自己的权利来自神的庇护。《史记?夏本纪》称:“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商纣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诗经》描述当时社会“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大臣祖伊向纣
[&]
然而这进言,纣反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两位自命为“君权神授”的君王无一能逃脱失败灭亡的下场。
《召诰》中指出,夏商统治本来会有多久,不可妄言,但是,夏商都是由于对民“不敬厥德”,以致“早坠厥命”则是肯定的。周文王吸取夏商二朝统治者的教训,在提出“尊天”“敬德”、的同时,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他清楚认识到小邦周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大邦殷,真正起作用的是民心的向背和民众的斗争力量,而不是什么天命。他说:“非天庸释
[#]
,而是他们的君主“不克开有夏,非天庸释有殷”
[#]
于民之丽”“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从而否定了夏商奴隶主贵族那种滥假天威、残民以逞的统治观念,而倡导以民情作为政治龟鉴,以“保民”作为保持“天命”的根本,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意,“知小民之依”。并具体提出了“显民”“恤民”、“裕民”、“明德、慎罚”等原则,他在《无逸》一文中开篇即指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意思是说君子做官,首先要了解耕作收获的艰难,然后才可去享乐。此言强调统治者以民心为根本,要注意人民的动向,事事谨慎,不可追求过度安逸而激起民怨。周文王执掌政权以后,自己还曾从事劳作,勤勉为政,不敢嬉戏游猎,不敢用各邦国进献的赋税享乐。行政处事时和蔼柔顺,爱护百姓。同时注意利用周人耳闻目睹过的殷周贤哲先王的事迹,教育当政者明鉴他们的经验,效法他们的业绩,好好地治理国家,爱护民众,以使周朝“永祈天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赵中源(&),-*),男,土家族,湖南沅陵人,副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主要从事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万方数据
命”。正因为如此,周文王自中年当政后,享国长达!"年。
中国历史上不重“民本”,滥用民力而迅速招致灭亡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秦隋二朝。秦统一六国时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残局,广大人民渴望安定:“元
[#]
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秦王朝此时如果能使百姓各安其所,以“仁政”布施于天下,便会进一步赢得民心,秦王朝的社会经济也将赢得一次恢复和发展的机遇,秦王朝亦不会仅短短
“其道不易,其政$!年就烟消云散。然而秦始皇却
[#]
,继续对内严刑峻法,对外穷兵黩武。与此不改”
同时,滥用民力,修建许多浩大的工程。据范文澜速亡之根本原因。
二“载舟”与“覆舟”:民心主宰王朝兴替
《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个比喻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辟警语,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初的统治集团留下深刻的教训。从汉高祖经惠帝、高后到文帝和景
汉王朝基本上实行轻徭帝,先后("多年的时间内,
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考证:当时全国人口%"""万左右,而服役的人数总
计不下#""万,
占总人口数的$!&。秦始皇先后在全国修建了’""多座离宫别馆,并掳掠天下美女奇珍供其玩乐。同时自即位初便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先后动用全国刑徒’"余万人,到死时还未竣
工。陵墓占地!(平方公里,
现已发掘的秦兵马俑,只是其主陵之外陪陵工程的一部分,其规模之宏伟已令世人惊叹!此外,筑长城、开灵渠、修驿道等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支付这一系列的庞大支出,秦王朝一再变本加厉地增加人民负担,使人民处境进一步恶化。秦二世胡亥即位后
戍徭无已”[)]
,以致“天下丁男被甲,丁
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老百姓到了无以生存的绝境,社会矛盾迅速激化。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贾谊认为秦王朝之
所以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并
从中得出了“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
[#]
的为政之道。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也对此发出了穿透千古的感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隋朝立国不久,国力迅速崛起,甲兵强锐,府库殷实,风行万里。据《贞观政要》载,隋朝积聚的财物,到贞观十一年(公元(#’年)仍“至今未尽”,以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得不如此感慨:“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朝”。然而隋朝实行的是竭泽而渔的政策,国虽富而民穷,隋炀帝更是不顾百姓死活,徭役并重,兵革不断,举国上下一片破落: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广大人民如置身水火,社会矛盾迅速激化。隋王朝不久便寿终正寝。无论是其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还是当今的思想界无不认为“仁义不施”“、过役民力”是秦隋两朝
万方数据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副当时的社会景象:仓库堆满粮食至于腐烂,国库的钱财累巨万而不计。《史记?律书》说,到文帝时“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乎!”尽管这种田园诗式的描述不免有人为歌功颂德之嫌,但“文景之治”给了广大百姓一个可以安心从事生产生活的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是事实。正是由于汉初统治者的政策基本上顺应了历史潮流,从而得到百姓的拥护,国力逐步增强,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像吴楚七国之乱这样的事件,终究未能动摇其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叛乱也很快被平定。到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皇权削弱,外戚宦官擅权,政治腐败,以至于“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月之储,饿死于道者百万计”。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农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西汉王朝随之土崩瓦解。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非常注意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据《贞观政要》载,唐太宗君臣谈论以亡
隋为戒的有)!处。其中谈到了隋代大兴土木、
穷兵黩武、滥用民力、鱼肉百姓的有%$处。记录李世民以水比喻人民,以舟比喻君主的,至少有五处。他把为君之道概括为“必须先存百姓”,告诫“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等等。他还在《民可畏论》一文中写道:“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之,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在执政实践中,李世民采取切实措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同时广开言路,任贤用能,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景。《贞观纪要》描述其时:“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本稔,料三四钱”,行者“皆不赍粮,取给于路”。
唐玄宗即位之初也能励精图治,重用贤才,纳谏从善,裁汰冗吏,创造了唐王朝另一个盛世“开元之治”。从杜甫《忆昔》一诗中可窥见当时盛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
%!
“赋敛愈重,
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一派太平盛世景象。但其后,唐玄宗开始陶醉于盛世美景之中,不思进取,乃至沉迷于声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外戚杨国忠飞扬跋扈,扰乱国政,加剧了朝廷腐败,朝政从此大乱,安禄山、史思明以“奉命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从此唐王朝走向衰落。
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心向背定兴亡的事例中,明末大顺政权是最能震撼人心的。
明朝末年、吏治腐败,赋役如山,加之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结束!"##年,
推翻其黑暗统治。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反复证明,一
切剥削阶级的政权都会或迟或早地陷入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泥潭。因为支配政权兴亡的既不是“天数”,也非统治者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剥削阶级政权不会也不可能做到执政为民,因此,走向灭亡是其必然的结局。
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反映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以及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历史轨迹。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言:“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即使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人们也能从这种朝代更替的历史中看出政权兴亡与人心向了明朝的统治。然而,仅仅#$天之后便又被迫撤离,从此走上了失败的不归路。进入北京时,家家户户门上贴“天王万万岁”的喜贴,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迎。但当这支军队的主力撤离后,未及退出的数千人都遭到京城人的“搜斩”,反差之大,触目惊心。这其中虽有复辟势力挟机报复的因素,但起义军迅速蜕变,一部分将领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
面,从而失去了民心是最主要的。$%%年之后,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说到:“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
!&年,
当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一代伟人**就此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能从北京退回去,退回去就失败了。
三“其兴”与“其亡”:历史周期律实质何在
王朝的盛衰兴亡和更迭交替其实并非历史的循环。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周期律的支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所不同的只是统治方式和手段的差异。他们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为了坐稳皇位,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厚民政策,向人民作一些必须的、暂时的让步或妥协,即所谓的“仁政”,以抚慰天下,换取老百姓的认可。
由此带来的可能是一时的生气勃勃,统治者也因此显得有所作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固有的剥削阶级的劣根性便不可避免的突现出来,阶级矛盾也会因此而逐步激化,人民进而起来用武力
+"
万方数据
背的关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中国封建王朝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历史的教训却值得我们借鉴。**曾就此深刻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多年的光辉历程,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实践证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功的党;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但迄今为止,我们仍不能说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在新时期,长期执政的地位、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等等,都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要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还需我们一如既往地做出艰
苦的努力。(%多年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理论伟大旗帜,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才能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坚若磐石、稳如泰山。参考文献:
[!]史记?殷本纪[)]*[+]尚书?多方[)]*[$]贾谊*过秦论[)]*[#]史记?李斯列传[)]*
“其亡也忽焉”
以史为鉴民心向背定兴亡--对中国历史上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思考
作者:
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赵中源
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411201
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03,5(4)
1.史记·李斯列传2.贾谊.过秦论3.尚书*多方4.史记·殷本纪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tgxyxb-shkx200304006.aspx
以史为鉴民心向背定兴亡对中国历史上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思考
第!卷第
(5
;0,9#$$%
!!!!!!!!!!!!!!!!!!!!!!!!!!!!!!!!!!!!!!!!!!!!!!!!!!!!!!!!!!!!!!
以史为鉴民心向背定兴亡
赵中源
———对中国历史上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思考
(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
摘要:王朝的盛衰兴亡和更迭交替其实并非历史的循环。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
期律的支配,其根本原因在于支配王朝兴衰的不是“天数”,亦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广大人民的意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才是历史的规律。
关键词:历史周期律;民心向背;兴亡;思考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
纵观中国历史大舞台,我们不难发现,从公元
到公元前前#&世纪第一个奴隶制度王朝夏开始,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年,
立,再到公元#$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政府,上下数千年里,历经,$余朝,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台”,无一不演绎着从顺民心而兴起到逆民心而衰亡的悲喜剧。
一“重民”与“重君”:王朝兴亡的晴雨表
《孟子?尽心下》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统治者“重民”则“其兴也勃焉”,统治者“重君”薄民则“其亡也忽焉”。
夏商二朝,奴隶主统治阶级奉行以“天罚”为主要标志的神权政治思想,鼓吹自己的权利来自神的庇护。《史记?夏本纪》称:“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商纣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诗经》描述当时社会“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大臣祖伊向纣
[&]
然而这进言,纣反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两位自命为“君权神授”的君王无一能逃脱失败灭亡的下场。
《召诰》中指出,夏商统治本来会有多久,不可妄言,但是,夏商都是由于对民“不敬厥德”,以致“早坠厥命”则是肯定的。周文王吸取夏商二朝统治者的教训,在提出“尊天”“敬德”、的同时,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他清楚认识到小邦周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大邦殷,真正起作用的是民心的向背和民众的斗争力量,而不是什么天命。他说:“非天庸释
[#]
,而是他们的君主“不克开有夏,非天庸释有殷”
[#]
于民之丽”“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从而否定了夏商奴隶主贵族那种滥假天威、残民以逞的统治观念,而倡导以民情作为政治龟鉴,以“保民”作为保持“天命”的根本,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意,“知小民之依”。并具体提出了“显民”“恤民”、“裕民”、“明德、慎罚”等原则,他在《无逸》一文中开篇即指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意思是说君子做官,首先要了解耕作收获的艰难,然后才可去享乐。此言强调统治者以民心为根本,要注意人民的动向,事事谨慎,不可追求过度安逸而激起民怨。周文王执掌政权以后,自己还曾从事劳作,勤勉为政,不敢嬉戏游猎,不敢用各邦国进献的赋税享乐。行政处事时和蔼柔顺,爱护百姓。同时注意利用周人耳闻目睹过的殷周贤哲先王的事迹,教育当政者明鉴他们的经验,效法他们的业绩,好好地治理国家,爱护民众,以使周朝“永祈天
#$$%*$)*$-
作者简介:赵中源(&),-*),男,土家族,湖南沅陵人,副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主要从事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命”。正因为如此,周文王自中年当政后,享国长达!
中国历史上不重“民本”,滥用民力而迅速招致灭亡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秦隋二朝。秦统一六国时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残局,广大人民渴望安定:“元
[#]
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秦王朝此时如果能使百姓各安其所,以“仁政”布施于天下,便会进一步赢得民心,秦王朝的社会经济也将赢得一次恢复和发展的机遇,秦王朝亦不会仅短短
“其道不易,其政$!年就烟消云散。然而秦始皇却
[#]
,继续对内严刑峻法,对外穷兵黩武。与此不改”
同时,滥用民力,修建许多浩大的工程。据范文澜速亡之根本原因。
二“载舟”与“覆舟”:民心主宰王朝兴替
《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个比喻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辟警语,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初的统治集团留下深刻的教训。从汉高祖经惠帝、高后到文帝和景
汉王朝基本上实行轻徭帝,先后(
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考证:当时全国人口%
计不下#
占总人口数的$!&。秦始皇先后在全国修建了’
工。陵墓占地!(平方公里,
现已发掘的秦兵马俑,只是其主陵之外陪陵工程的一部分,其规模之宏伟已令世人惊叹!此外,筑长城、开灵渠、修驿道等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支付这一系列的庞大支出,秦王朝一再变本加厉地增加人民负担,使人民处境进一步恶化。秦二世胡亥即位后
戍徭无已”[)]
,以致“天下丁男被甲,丁
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老百姓到了无以生存的绝境,社会矛盾迅速激化。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贾谊认为秦王朝之
所以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并
从中得出了“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
[#]
的为政之道。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也对此发出了穿透千古的感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隋朝立国不久,国力迅速崛起,甲兵强锐,府库殷实,风行万里。据《贞观政要》载,隋朝积聚的财物,到贞观十一年(公元(#’年)仍“至今未尽”,以至于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得不如此感慨:“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朝”。然而隋朝实行的是竭泽而渔的政策,国虽富而民穷,隋炀帝更是不顾百姓死活,徭役并重,兵革不断,举国上下一片破落: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广大人民如置身水火,社会矛盾迅速激化。隋王朝不久便寿终正寝。无论是其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还是当今的思想界无不认为“仁义不施”“、过役民力”是秦隋两朝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副当时的社会景象:仓库堆满粮食至于腐烂,国库的钱财累巨万而不计。《史记?律书》说,到文帝时“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乎!”尽管这种田园诗式的描述不免有人为歌功颂德之嫌,但“文景之治”给了广大百姓一个可以安心从事生产生活的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是事实。正是由于汉初统治者的政策基本上顺应了历史潮流,从而得到百姓的拥护,国力逐步增强,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像吴楚七国之乱这样的事件,终究未能动摇其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叛乱也很快被平定。到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皇权削弱,外戚宦官擅权,政治腐败,以至于“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月之储,饿死于道者百万计”。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农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西汉王朝随之土崩瓦解。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非常注意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据《贞观政要》载,唐太宗君臣谈论以亡
隋为戒的有)!处。其中谈到了隋代大兴土木、
穷兵黩武、滥用民力、鱼肉百姓的有%$处。记录李世民以水比喻人民,以舟比喻君主的,至少有五处。他把为君之道概括为“必须先存百姓”,告诫“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等等。他还在《民可畏论》一文中写道:“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之,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在执政实践中,李世民采取切实措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同时广开言路,任贤用能,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景。《贞观纪要》描述其时:“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本稔,料三四钱”,行者“皆不赍粮,取给于路”。
唐玄宗即位之初也能励精图治,重用贤才,纳谏从善,裁汰冗吏,创造了唐王朝另一个盛世“开元之治”。从杜甫《忆昔》一诗中可窥见当时盛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
%!
“赋敛愈重,
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一派太平盛世景象。但其后,唐玄宗开始陶醉于盛世美景之中,不思进取,乃至沉迷于声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外戚杨国忠飞扬跋扈,扰乱国政,加剧了朝廷腐败,朝政从此大乱,安禄山、史思明以“奉命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从此唐王朝走向衰落。
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心向背定兴亡的事例中,明末大顺政权是最能震撼人心的。
明朝末年、吏治腐败,赋役如山,加之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结束!
推翻其黑暗统治。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反复证明,一
切剥削阶级的政权都会或迟或早地陷入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泥潭。因为支配政权兴亡的既不是“天数”,也非统治者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剥削阶级政权不会也不可能做到执政为民,因此,走向灭亡是其必然的结局。
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反映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以及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历史轨迹。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言:“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即使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人们也能从这种朝代更替的历史中看出政权兴亡与人心向了明朝的统治。然而,仅仅#$天之后便又被迫撤离,从此走上了失败的不归路。进入北京时,家家户户门上贴“天王万万岁”的喜贴,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迎。但当这支军队的主力撤离后,未及退出的数千人都遭到京城人的“搜斩”,反差之大,触目惊心。这其中虽有复辟势力挟机报复的因素,但起义军迅速蜕变,一部分将领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
面,从而失去了民心是最主要的。$%%年之后,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说到:“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
!&年,
当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一代伟人**就此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能从北京退回去,退回去就失败了。
三“其兴”与“其亡”:历史周期律实质何在
王朝的盛衰兴亡和更迭交替其实并非历史的循环。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周期律的支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所不同的只是统治方式和手段的差异。他们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为了坐稳皇位,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厚民政策,向人民作一些必须的、暂时的让步或妥协,即所谓的“仁政”,以抚慰天下,换取老百姓的认可。
由此带来的可能是一时的生气勃勃,统治者也因此显得有所作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固有的剥削阶级的劣根性便不可避免的突现出来,阶级矛盾也会因此而逐步激化,人民进而起来用武力
+
背的关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中国封建王朝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历史的教训却值得我们借鉴。**曾就此深刻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多年的光辉历程,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实践证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功的党;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但迄今为止,我们仍不能说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在新时期,长期执政的地位、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等等,都使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要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还需我们一如既往地做出艰
苦的努力。(%多年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理论伟大旗帜,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才能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坚若磐石、稳如泰山。参考文献:
[!]史记?殷本纪[)]*[+]尚书?多方[)]*[$]贾谊*过秦论[)]*[#]史记?李斯列传[)]*
“其亡也忽焉”
以史为鉴民心向背定兴亡--对中国历史上王朝盛衰兴亡周期律的思考
作者:
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赵中源
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411201
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2003,5(4)0次
1.史记·殷本纪2.尚书*多方3.贾谊.过秦论4.史记·李斯列传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tgxyxb-shkx200304006.aspx授权使用:黄小强(wfxadz),授权号:8ea9da4e-caac-4f76-8e28-9e15011f13ff
下载时间:201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