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
论文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
内容摘要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主体是历史学中的实证主义,显然这同旧有的国家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现代更渗入了科学主义的思想影响与共鸣而已。然而就总体上言,仍然是落进了朴学的框架之中,至少造成的事实效果趋近于此。尽管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在二十世纪呈现出纷繁的局面,但是对她的把握却应该是简单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主体,直白地说,便是反思传统人文这一背景下的重新评估努力,即整理、清理国故,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答辩。而国故在作为处理对象时,它的处理方法便是科学实证。因此,具体而直接地看,史学中的科学传统的建设,便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这一阶段的国家学术的主脑。
关键词 思想主体 实证主义
实证人文,本来是中国学术的历史传统,朴学在这方面走到了顶峰。不过,在受到西方科学主义触动的士人眼中,朴学的实证方法仍然是不彻底的。科学主义一东渐,便被首先引入到国家的人文学科领域,首当其冲的就是历史学,而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因而,在科学实证的处理、研究对象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是对物件的专研与投入,而是一堆堆的事件。 史学领域中科学方法的应用突出地落实在对上古人文问题的考辨上,比如疑古派史学,便是用科学方法假设和怀疑上古史问题的。这在当时有打破旧信仰束缚的意图,所以不能光从学术性上去看待,还须注重其社会性。二十世纪的疑古派对上古史的研究,虽然在具体技术与学术路径上各家不同,但原则性的看法却是更须首先弄清楚的。比如王国维对疑古派的主将顾颉刚就曾经有过意见,大意是说对上古史实,与其用力去破坏什么,不如去建设什么。可以说,疑古派所做的工作,虽然有如王国维所言的破坏性一面,但假如就当时的情形体谅,则这一破坏还是以戳破旧观念笃信为主,文化上的意义倒是要高于学术上的意义的。这是就历史人文层面来说,明瞭这一层,那么对当年疑古史学具体的工作本身,自当有一个鉴别与
取择,可以消除其后遗症了。科学不等于神经质,所以学术思想要本以庸常的精神作风。 当时的主要学者,都对上古史方面的问题直接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像陈寅恪,讲得就是很隐晦的,他对自己的中古史研究方向选择曾经有过一个交待,大意是说,因为上古史太难定论,而近现代史又太轻易动感情,所以选择比较适中一点的中古史。由于陈在西方呆了很多年,对文化间的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和熟悉,所以在史学方面他选择中古史为主题,实际上是指向现世中的东西文化间如何作用及其前途问题的;至于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由于中国文化与外界触碰主要发生在中古历史阶段、时期,所以陈才在这方面投人主要精力的。比如他在考证支愍度学说的一篇论文中,就讲到了历史中思想学说义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篇论文的主旨是指出,支愍度的心无义,乃是翻译上误读的结果,而格义也与翻译的误读情况有关。假如我们能看到,东西文化间的接触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翻译的话,那么,陈寅恪讨论古代佛教翻译问题的寓意,便很明显是落在文化本位这一大背景上的了,即以古史为材料,提炼出对现世有用、有价值的东西。陈把握多种外国语文,是他用科学方法,即比较翻译法研究古史的工作预备。陈寅恪在这里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乃是探求一个文化翻译中如何做到如实、真实传达、流渐的办法,他走的就是与着手上古不同的治学路径,然所注重者,亦在思想。陈自己所做的古史考订工作,实际上是关系到哲学史的,不过与冯友兰他们的中哲史研究方法不同,陈所强调的是完全科学地研究的一种方法,反对通过写哲学史,表述自家之学说的主观。从历史类型上看,他认同的是朴学而不是义理的哲学史方法,就是这样。所以突出历史实证性、史学中的科学性乃是陈所强调的主体。
假如说陈讲格义是反对文化上的比附的话,那么他同时言合本,则是注重文化上的参照性。陈氏主要区别了文化比较与文化比附二者,因此可以说,他所专重的,乃是科学的文化参照性,并且对历史中的方法,也能够尊重吸收,最终落点,仍然是在思想史方面。但始终贯穿以科学历史方法,从这一点上来说,五四以后之学人,大体上多已认同科学之精神,而具体理解或不相同,乃有分争岐异,遂表现、呈示出不同甚而相反之学术类型,如大讲科学主义的胡适,与陈寅恪,单从外观上看很明显不一样,似有新老时代两类人之别,但皆主科学之实证研究,身体力行,并能一贯,这个却是一样的。陈寅恪因为支敏度身上集有格义与合本两重文化内涵,较为典型,故取以为标本研究,进而阐发对现在与今后东西文化中之两种态度,可见陈寅恪始终以历史科学为思想哲学之依托,本身乃是另一种独立的哲学史研究之方法路径,这才是陈氏之学的主脑,他是有代表性的。当年陈寅恪曾经将《支考》一文送给胡适看,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意是主张心无一义还是历史中实有之一派理论,非翻译上误读所致,具体观点上不赞同陈寅恪,但是否看到了陈文背后隐藏的文化观则难说了。不过胡适自己之论文,都是很明显有文化观在的,而且他自己也是经常明说出来的。
陈寅恪后来的以诗证史的史学方法,便是将实证方法运用到顶端的典范。而这一方法的成立基础、条件,亦是取于中国诗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特性的,即作为政教裨证理解的诗传统,在历史中本来不是以艺文之美为第一考虑原则的。如历代编选的《宋诗纪事》,《元诗纪事》之类书籍,都表明了诗与史之间深在的关系传统。而这一特性便成为以后以诗证史法的人文史依托,尤其江西诗派最重出典,主无处无出处,今典古典并重。陈寅恪在诗方面的家学,仍然是延承了这一区域诗传统的内在特征的。比如陈父陈三立的诗作与陈氏自己的诗作,大体上便遵循了此一传统制作路径,故对于诗证法,亦当有结合个人历史背景情况的正确体认和恰切理解,是否可说陈诗乃江西诗派的现代版本,这个似也可以考虑。但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关于陈的个人问题,而只是点明现代学术中实证方法的普遍渗透与广泛运用,既然成为约定的新的家法了,而这些特性在历史上也是有着上下承续性的。虽然诗证法在陈寅恪表现和提倡得最为突出,但是诗证方法的理论却仍然应该是整个历史形态的提炼、总括,而不应仅仅止限于陈氏个人的学术。如纪事诗,也应在诗史法的理论阐述之内,至于对这一方法提出异议的,很显然是还未清醒熟悉到或者敢于承认中国古诗自身的特点。
当时中国学人中关注的主题首先是国故问题,而疑古之风实际上是科学主义东渐的体现。不过像胡适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开创期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来国故主义实质上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传统,而且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无论大陆还是港台,都莫不如此。但是这种实证作风也遭到一些学人的反对,比如宗尚义理的牟宗三就大不认同此实证作法。当然义理派的学人究竟是占少数的,而广义的国故主义实则亦包括“义理地对待”在内。不过胡适自己晚年对所谓的国故精神传统下的实证却是大有意见的,这些在他的晚年谈话录中可以见到,讲得也很清楚。胡适所期建立的历史的科学精神并没有很好地建设,但有一点,即中国的人文学科走上了以历史学科为主径的道路,在国故下结合的历史与科学两者,无形中导致了贯穿在各人文学科中的不是科学而是史学的素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层上来说,似乎又跌进了某一种循环。
各种学科,比如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等,或者便是以史的形式出现,或者就是以实用操作技术的应用方式展现,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至少,在这样的学术人文统体结构中,它所专注的对象便不是过程的,而是结果的,是确定不移的既成的东西,而不是生生不已的活水源头。也许,像胡适、陈寅恪这类熟谙西学精神的学人其努力的初衷恰恰是相反的,可是他们改变不了接受群体的在历史中沉积下来的习性,正如历史总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宗教总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说到底人文传统是不相入或很难相入的,它往往是从变异对方(外来体)开始,而以最终还原到自己结束!
因此,华人学子虽然从科学主义与精神看到了实证这一根本,并将其提取出来,但却并没有把它还进到物这一对象中去,而是仍然给予了事这一对象,这样就使得鲜活而有机力的精神再一次地消磨于历史学的人文实证中。像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方法,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土人文的泛实证传统根性,只是这实证从来只是存在于除物之外的一切对象之上的;而此方法本身也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创新,仅仅是一个程度的历史加深而已;因为中国的诗学传统,从来都是以义理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体的,赏美研究放在其次或最后。义理诗学着力于阐发诗人的大义,而实证诗学则是要将每一个出处坐实,这是政教人文的必然产物。因而中夏的诗虽然浩繁,但大部分是不能也不供欣赏的,因为作诗的初衷是政教历史精神(素质),而不是艺文美学精神的。诗是政教裨证,故而诗人写诗之始就是为了证史的,从而诗学与历史学的互证方法、或者说实证传统,乃只是将此初衷借用还原出来而已。故就此一点而论,中夏人文是泛实证性的,亦即历史(学)的精神传统乃是潜在于一切人文领域里的真正精神传统和素质、惯性。二十世纪的实证史学,或者应该说史学的实证主义主体,表明了历史学人文实证精神、行为传统的延续、伸展和在新成分(科学主义)中的结合。但由于体认的偏离性,使人文精神在旧格调中还平了,也就是抹平了,消磨掉了,这种失误,是因为把输入无形中蜕变为了简单的共鸣求同,将本来应该作为主要判定关切对象的实证对象(物而不是事)革命淆人于对象行为(实证精神)的直观了,因此造成了连续的历史后遗症,将历史上延留下来的朴学与义理学的冲突加重到朴学内部的冲突,以新实证推翻破坏旧实证,因而思想的建设完全瘫痪了。中国需要的首先是对象革命(关切物),而不是精神革命(树立实证精神素质),问题的根本没有搞清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并还在继续发生着作用。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下)
黄国强、石斌、姜守鹏等撰写的论文,对袁崇焕的籍贯、死因、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等发表 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吴三桂和洪承畴, 除了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对其归清持否定评价外, 另一些学者则对之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多半与这些学者对明清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将其看 做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紧密相关。 出版有王宏志 《洪承畴传》 (红旗出版 社, 1991年) 、李新达《洪承畴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等专著,以及左书谔、李治 亭、李兴祥、杨丽华、李鸿彬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史可法,出版有李廷先与刘立人《史可法》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等书,以及周昭京、蔡起、秦子卿、王文清等撰写的论文,虽 对史可法评价仍不一致,但打破了“**”前夕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否定成为定论的不正常局 面。关于郑成功,出版有《郑成功研究论丛》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年)等数部论文集、 毛佩琦《郑成功评传》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年) 、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 功史料选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3年) 等数部史料辑录, 以及傅衣凌、 施联朱、 李育安、 岳成驰、张宗洽、陈碧笙等撰写的论文。由于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本过程以前已经搞清, 这时研究的重点在复台的动机和意义、郑成功与海商集团的关系及其民族政策、经济思想、 军事思想等。关于明朝遗民,主要是整理或发现了有关研究资料,出版有范金民等《明遗民 录汇辑》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陈智超等《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 (中华全 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5年) 。综合性断代史方面,出版了一批反映明史总体研究 新水平的高质量专著以及加工整理旧作的成果, 主要有孟森 《明清史讲义》 (中华书局, 1981年) 、李洵和薛虹《明清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 、南炳文和汤纲《明史》上下两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1991年) 、 刘重日等 《中国史稿》 第 6册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 杨国桢和陈支平《明史新编》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 8册(人民 出版社, 1993年) 、南炳文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年) 、 南炳文《南明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4年) 、顾诚《南明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等。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 为日右加杨的右部@②原字为洋的左部右加宛@③原字为吉右加吉@④原字为答的繁体字@⑤原字为耿下加衣@⑥原字为土右加良@⑦原字为王右加宣@⑧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捷的 右半部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 “明实录” 资料摘编、 档案资料整理出版、 史籍史料整理出版、 史籍史料评介考证。 关于专题资料摘编, 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 、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 参考资料》第 7册(中华书局, 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包括白翠琴等《明 实录瓦刺资料摘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年) 、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 1至 3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年至 1985年) 、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 (辽沈 书社, 1990年) 、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年) 、郭厚安《明实录 经济资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 》 (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3年) , 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 由武汉出版社自 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 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 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 包括 《明代辽东档案汇编》 (辽沈书社, 1985年)等。另外, 1978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 1981年 创刊的 《历史档案》 , 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 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 一是陆续出版丛 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 、 《明清笔记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 编丛书 《明末清初史料选刊》 (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 、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上海书店) 、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 书·明清史料丛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 (许大龄、 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y
ǎn@①山堂别集》 (中华书局, 1985年) 、查继佐《罪惟录》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年) 、 《万历起居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 、黄宗羲《明文海》 (中华书局, 1987年)等。 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 证》 (中华书局, 1979年至 1986年) 、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 (中华书局, 1982年) 、高其 迈《明史刑法志注释》 (法律出版社, 1987年) 、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 (内蒙古大学出 版社, 1997年) 、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戴裔煊《明史佛 郎机传笺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 汪向荣 《明史日本传笺证》 (巴蜀书社, 1988年) 等。 此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 (档案出版社, 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 (金陵书画社, 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 太多, 但多半质量较高。 其中有李小林等 《明史研究备览》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年) 、 《中 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年) 、 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 (中华书局, 1985年) 、朱保@②《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 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 总数约有百部, 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 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 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 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 张国光、 伍丹戈、 谢国桢、 傅衣凌、 陈国强、 郑公盾、 王毓铨、 吴晗、 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 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 傅玉璋、 李洵、 南炳文等 30多位学者。 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 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 献。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 自为战, 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 浪费了人力物力, 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 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 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 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 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 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 但其危害不可忽视。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 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百 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 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 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 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 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 丰富发展其内容。 对于其他理论体系, 它不是盲目地排斥, 而是有分析地对待, 其合理成分, 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百年来明史 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 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 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 续坚持下去, 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 如社会生活、 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 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
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百 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 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 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 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 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 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 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 意不多, 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 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 还由于明朝在时间上距 20世纪甚近, 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起源即在明朝时期,人们对明朝的历史了解较多,兴趣较浓。百年 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 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 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 制造舆论。 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 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 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史学评论的开展有重要的 关系。关于明史研究的史学评论,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史家们为研究某一历史问题, 在自己的论著中顺便对其他史家的观点、 意见提出评论, 或专门著书立说与其他史家相辩驳, 从而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二是评论家们对某一史家的具体论著专门撰写评介 文章。 这两种评论形式的运用均有十分成功的, 关键是评论者秉持促进明史研究发展之公心, 能够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妄斥,从而起到了互通信息、切磋学问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 评论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不在于评论者业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发点和态度缺乏客观 求实的精神。有的在学术观点上党同伐异,凡是与其观点相同的论著便极力表扬,相反则批 评贬斥,甚至讽刺挖苦。有的评介文章,其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对所评介者进行吹捧和宣传, 通篇只有粉饰溢美之辞, 看不到客观、 认真的分析评说。 这种评介文章, 与其说是史学评论, 不如说是出版商的广告。 本世纪末的 20多年中, 这种所谓评介文章数量甚多, 流行甚广。 许 多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平庸之作和曲解历史的低劣之作所以能经常出现而受不到有力的遏 制,史学评论中的这种无原则吹捧歪风的盛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 发展和繁荣,正确公平地开展史学评论,实为史家们不可忘记的重要一条。百年来的明史研 究的进步, 还与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息息相关。 凡是中外史家的交流搞得积极、 顺利的时期, 明史研究的发展就迅速、富有成效;反之就发展迟缓。这是因为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有利 于彼此取长补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明史工作者 还必须经常注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①原字为上合下加弃的下半部@②原字为火右加商的 下半部
邹谠: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3)_
邹谠: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3)
时间:2010-06-24 14:58 作者:邹谠点击:836次
143? 1982年党章总纲中,最后的正式表述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144?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制宪历史上,国家宪法中包含单一政党的意识形态,参见笔者早先向Bellagio会议提交的论文,1983年5月,60-62。
146? 卢之超,《红旗》,1982年,第21期:14-15。
147 《北京评论》,1982年12月27日:11。
148? 同上。着重号为笔者所加。1982年4月的宪法草案并没有这一句话。关于这个宪法草案文本,参见《人民日报》,1982年4月28日:1,3,4。
149? 同上。
151 《北京评论》,1975年1月24日:13,1978年3月17日:6。
152? 张友渔,《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5。Wang Xiangming ,同上,1983年1月20日:5。
153? 廖盖隆在其讲话中提议,部长不得兼任常委。廖文转载在《中国研究》,第15卷,第9期(1981年9月15日):165。
154? 韩廷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3。这份文件没有给出日期,可能是在1931年11月初通过的。(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是在1931年11月5日——译者)
155? 同上,9。
156 《**集》,3:43-45。
157? 韩、常,《根据地法》,2:87-88。
158 《**集》,4:298-99。
159? 参见张友渔等,《宪法论文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2:3。张友渔是中国的知名法学家。还有一些人的论述没有这么明确,参见许崇德,《红旗》,1982年,第11期:24。
160 《北京评论》,1982年5月10日:41。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61 《北京评论》,1982年12月27日:23。
162 《会议文件》,27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63? 关于党的军委和政府军委演变的简明论述,参见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册(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67-87。
来源:《中国革命再阐释》节选
试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买办社会
[收稿日期 ]2003-06-03
[作者简介 ]杨宇辰 (1976-), 女 , 河北人 ,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生 , 主要研究方向 :民国经济史 。 买办作为中国近代最富有的城市阶层 , 引起 中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但他们大多着眼于 19世纪中后期买办的产生和发展阶段 , 而对进入 20世纪后这个阶层的发展状况则很少涉及。笔者认 为 , 20世纪初叶 (30年代以前 ) 对中国买办社 会的发展来说 , 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时期 :一 方面 , 它的发展达到鼎盛 ,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 面 ; 另一方面 , 这个社会出现了激烈动荡 , 买办 阶层分化严重。深入研究有关问题 , 对于把握这 一特殊阶层的兴衰成败及认识近代中国国情 , 具 有 积极 意义 。 本文 即以 20世纪 初为 历 史切 入 点 , 试对中国买办社会作一粗浅分析。
一
中国买办社会自 20世纪走向繁荣 , 一个明 显标 志就是买办人数 的空前扩充 。据郝延 平估 计 , 买办人 数在 1854年只有 250人 , 1870年为 700人 , 至 20世纪初达到 2万人。 [1](P102) 而大 买办的急剧增长 , 则更能说明这个社会的繁荣程 度 , 充分体现了外商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垄
断地位。一般来说 , 大买办都服务于首屈一指的 外商企业。这些外企本身历史悠久、业务广泛、 获利丰厚 , 能够满足从中取佣的买办分得更多余 利。而作为大买办 , 一般都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及 广泛的社会威望 , 而且老仆事主 , 忠心耿耿 , 因 而深得外商赏识。长期甚至终身充任买办之职 , 必然积聚下巨额财富。
在天津 , 最为著名的有 /四大买办 0。梁炎 卿 任怡 和 洋行 买办 48年 , 全盛 时期 财 产约 有 2000万两。 [2](P27-52) 仅次于他的大买办郑翼之 ,
累计财产也超过了 1000万两。 [2](P53-69) 吴调卿
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买办 25年 , 收入除担任 政府公职的所得外 , 每年就有 20万两 , 最多时 达 40万两。这笔钱支持了其全家奢侈生活几十 年 , 临终时所余遗产还有四五百万两。 [3](P228-23) 另一大买办王铭槐 , 在甲午前后以向李鸿章售 卖武器骤富 , 因而有实力充当华俄道胜银行的买 办。 其买办账房借 华俄道胜银行 之声势 大存大 放 , 相 当于 一个 大 型钱 庄。 [4](P69-97) 全盛 时 期 , 财产总值约 250万两。
[2](P206-214) 中 国最 大的 商埠 上海 , 大 买办 更是 层出 不 杨宇辰
[摘 要 ]20世纪初 , 中国买办社会发展至鼎盛 , 因而培育出不同的阶层 。 一方面少数大买办名利
双收 , 另一方面大量的小买办惨淡经营 。 同时 , 大买办凭借财势在身边扶植了庞大的买办家族和买办
帮派 , 使整个买办社会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 。 它以亲缘和乡缘为连接 , 具有天然的排外性 。 买办社会
的阶层构架呈金字塔型 , 且具有稳固的成员结构 。
[关 键 词 ]买办阶层 ; 社会分化 ; 买办家族 ; 买办帮派
[中图分类号 ]F129. 5; K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 章 编 号 ]1003-5478(2003) 05-0084-04试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买办社会
(吉林大学 文学院 , 吉林 长春 130211)
长
白
学 刊 总 11384
穷。他们往往因富而贵 , 是当时声名赫赫的商界 领袖。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 , 因经营上海道 库库款的收解而大发横财 , 一跃成为上海滩举足 轻重的人物 , 曾出任上海商务总会的协理 , 上海 军政府财政正长、国民党上海分部副部长、中华 银行董事长等职。当时民间有 /道台一颗印 , 不 及朱葆三一封信 0的说法。 [5](P254) 先后任华俄 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的虞洽卿 , 每年仅仅买 办薪俸、佣金就有三四万两之巨。 [6](P32) 他曾任 松沪会办、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商务总会副会 长 , 并一手创办了上 海商人的自 卫组织上 海商 团。作为对其成就的肯定 , 1936年 , 横贯上海闹 市区的西藏路甚至改为以他的名字命名。 [6](P3) 另外 , 傅莜庵、郑伯绍、周宗良等大买办 , 也都 是当时威震上海滩的人物。据统计 , 1911年上海 总商会的 16名领导人中 , 买办和买办出身的就 占了 7人。 [7](P134)
在广东 , 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 , 不 但先后当上了广州总商会会长、广州商团团长和 粤省商团军的总团长 , 后来领导了广州商团反对 广东国民政府的武装叛乱。他有如此声望 , 自然 是以其巨额财富为后盾的。不计他的买办收入 , 光是他自营的钱庄 , 每日进账就 /达数千元 0, 是当时广东首富之一。 [5](P265)
在汉口 , 立兴洋行兼东方汇理洋行买办刘人 祥 , 曾狂妄地对黎元洪说 :
当时在每个通商口岸 , 财产过百万的买办都 不在 少数 , 举不胜举 , 是当时社 会耀眼的 暴发 户。为了联络感情 , 互通有无 , 他们还成立了各 种形式的买办组织 ,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汉口华商 总会、天津行商分所、上海买办公会等。这些组 织虽宣称凡买办都可入会 , 但实际上却有财产数 额的限制 , 那些财力不济的小买办在这里并没有 位置。因此 , 加入这一公所一时成了财富与地位 的象征 , 不但天津的大买办想方设法往里面挤 , 连外埠的大买办也竭力与其中的某一成员挂钩 , 设法加入进来。 [2](P215-233) 这些以大买办为对象
的买办公会 , 与其他商业组织是不同的。它既没
有固定的组织形式 , 又没有共同的宗旨目标 , 创
立的目的也并非是为对外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
而只是出于吃喝玩乐、聚会闲聊、交流信息、笼
络关系。所以从本质上说 , 这并非是一种完整意
义上的组织 , 充其量只算作大买办挥霍享乐的俱
乐部。
二
20世纪初 , 中国买办社会以亲缘、乡缘为连
结 , 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 , 标志着这个社会组
织体系的完善。
自有买办制度以来 , 信用就是任职买办的先
决条件 , 而买办的就职又需要可靠的人保荐。外
商信赖的一般是和他们合作多年的买办或外商企
业内 的职员 , 而这 些人保荐的常 常是他 们的亲
属、 同乡。这就决 定了买办社会 不可能 对外开
放 , 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家族之间相互援引 , 形
成了庞大的买办家族 ; 同乡之间也辗转介绍 , 形
成了以地域为区分的买办帮派。买办家族和买办
帮派的形成 , 是 20世纪初买办社会的一个重要
特征。
买 办的 亲属 充当 买办 , 具 有得 天独 厚的 条
件。由于大买办多年的出色工作 , 赢得了外商充
分的信赖 , 彼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 外商于是爱
屋及乌 , 允许买办们去世后 , 将他们的位置传于
他们的后代。同时 , 买办家族一般都受到良好的
西方教育 , 又有前辈的耳濡目染 , 家资殷厚 , 在
外商看来无论资力还是信用都更为可靠。因此 ,
大买办的子孙几乎毫无例外都有充当买办者 , 有
的还将这一职位传袭数代 ; 同时他们的直系旁系
亲属也卷入进来 , 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买办家族。
席氏家族是买办 家族中最大的 一支。从 19
世纪 70代开始至 20世纪 30年代 , 这一家族共有
23人担任过 1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 , 5人担任 2家
洋行的买办。 [10](P138) 汇丰银行买办之职从席正
甫任买办起祖孙三代相传 ; 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席
缙华和席锡蕃是叔侄相传 ; 横滨正金银行买办由
席缙华的女婿叶铭斋担任 ; 花旗银行买办则长期
为席素恒女婿之弟王俊臣占据 ; 与席家有亲戚或
朋友关系的王、胡、许三个家族 , 也有许多人进
2003. 5
入外商银行充任买办。 [11](P72-111) 因此 , 上海的 外商银行买办几乎为席氏及其相关家族垄断。天 津 /四大买办 0之一的王铭槐主要服务于德商 , 其子孙及亲戚中 17人充当过买办。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 , 德商大量撤退 , 王氏的买办家业也 就随之衰落。 [5](P252) 梁炎卿死 后 , 也是其三个 儿子连续继 任 , 父子四人共在怡和洋 行供职 82年 , 直到解放后该行从大陆撤退。 [2](P27-53) 这 种家 族关系某种程度 上加强了买 办阶层的 内聚 力 , 也是买办社会排外性的重要原因 , 以至当时 社会普遍认为买办是家族的事业。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买办家族形成以后 , 一般 都呈衰落趋向。他们的买办家业往往从一个声名 赫赫的大买办开始 , 但其后代多为纨绔子弟 , 缺 少历练 , 再也不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出色 , 有许 多因 缺乏当买办的起 码素质 , 不 久就被外 商抛 弃。永兴洋行买办叶星海在任时 , 将永兴的生意 推向了顶峰 , 深得洋行信赖 ; 他死后 , 其子叶庸 方继 任。叶庸方学生 出身 , 对买 办业务一 窍不 通 , 一切有赖于副手负责 , 自己则花天酒地 ; 后 来投 机失败 , 永 兴洋行也 因此破产 。 [12](P254-282) 汉口美最时洋行买办王伯年死后 , 其职由子 王芸卿继任。他一介书生 , 根本无法开展业务 , 实权很快落在王伯年生前的部下徐继才手里。 [13] (P174-192) 类 似例子 , 在 买办这个 圈子里屡 见不 鲜。买办社会固有的封闭性和买办家族的衰落迹 象已经预示了 20世纪初买办社会繁荣奢华的背 后 , 是必然走向衰亡的命运。
和家族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是同乡情谊。中国 商人自古就有商帮的观念 , 那么 , 同乡援引就自 然成为买办的重要来源。大买办乐于利用自己的 声望将他们的同乡荐入自己的圈子 , 甚至连买办 间小 职员的位置都愿 留给他们的 老乡。日 久天 长 , 就逐渐分化出了以地域为分别的买办帮派。 广东帮和宁波帮是买办帮派中最大的两支。 我国的买办起源于广东。在 19世纪 , 上海的买 办 /半皆粤 人为之 0; [14](P84) 在福建 产茶区 , /其买办多为广东人 0; [15]在天津 , 早期的买办 大多是外商从广东带来的。 20世纪初 , 宁波帮买 办后 来居上。宁波商 人是钱庄信 用制度的 开创 者 , [16](P32) 早已控制了各地的钱庄 , 而外商银行 更愿在钱庄主中挑选买办。因此 , 宁波籍买办在 银行业的势力无以媲比。 1920年在外商银行就职 的 90名大买办中 , 宁波籍就占了 43人 , 而广东 籍的只有寥寥 7位。 [1](P53) 宁波人的同乡观念很 强 , 他们一人发家 , 广助同乡 , 势力膨胀很快。 在天津 , 宁波籍王铭槐在自己跻身四大买办后 , 倡办了浙江会馆、义园、同乡会等 , 大量保荐同 乡当买办 , 培植宁波籍买办的势力。天津许多大 买办 (如叶星海、李正卿、严焦铭等 ) 都是经他 介绍发家的。后来王铭槐经营失败 , 也是宁波籍 买办鼎力相助 , 出资拥护他又作了德商礼和洋行 买办。 [2](P206-214) 在上海 , 他们在工商界处于领 导地位。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 1904年成立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职位 , 都由宁波 籍买办的头面人物占据。
苏州洞庭山席家为首的洞庭山帮 , 在上海也 颇有势力。他们在买办家族的基础上广荐同乡 , 互结姻亲 , 在上海银行界也举足轻重。当时上海 有一句口谚 :/徽帮人最狠 , 见了山上帮 , 还得 忍一忍 0, [10](P139) 可见其势力与影响。另外 , 各口岸城市还有一定数量的本地买办 , 但人数有 限 , 势力不大 , 不足以形成自己的帮派。
三
在买办社会达到鼎盛的同时 , 买办阶层的分 化现象也明显表现出来。其成员构成 , 呈金字塔 状态。那些大买办们鹤立塔尖 , 能够呼风唤雨 , 而大量的小买办则位于底部 , 命运难测。
作为小买办 , 原本是一些小有资本的商人。 因垂 涎于买办职务 , 又没有能力 承担巨 额保证 金 , 因此在一些小型的外商企业任职。这些小企 业资金不多 , 主要依赖银行信贷 , 其收入主要依 赖代理业务的佣金 ; 它们经营范围狭小 , 有的只 作专门的某种商品的进出口 , 易受市场波动的影 响。在大企业已经长期垄断对华业务、代理佣金 趋于 降低的情况下 , 这些小企业 的竞争 力并不 强 , 常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 , 其买办的收入当然 也就没有保障。
例如德国人凯穆开设的凯穆洋行雇佣朱俊卿 当买办时 , 其保证金数额只有 5000元 , 但洋行 四年之后就因业务无法开展而歇业 , 买办朱俊卿 的发财梦也随之破灭。 1933年 , 凯穆又来华经销 酒类 , 雇佣于贵庭 当买办。不久 , 又因 经营不 力 , 再次倒闭。 [2](P368-376)
长
白
学
刊
总 113 86
如果受雇于皮包洋行 , 买办往往还会血本无 归。 有的外商 /除了 到中国的船 票那点微 小的 -投资 . 以外 , 别无长物 0, [17](P40) /其洋行 之资本全数取自于买办之保证金。其中流以下之 华人 , 又多视买办为十分肥美之缺。一旦有以相 挽者 , 其投袂而起 , 解囊以献 , 自在意计之中。 , , 营业而胜利 , 则坐享无本之利 , 失败 , 则买 办之押柜永无完壁之期 0。 [18](P37-42) 如果拿巨 额的保证金给一个路子并不多的洋人作买办 , 风 险非常之大。虽然外国使馆都声称自己负责处理 这样的贸易纠纷 , 但真正出了事 , 一般是偏袒外 商。即使答应处理 , 由于外商已逃回国内 , 也就 不了了之。天津的李炳志在充任美商百治洋行买 办后 , 按照合同交了 10000元保证金。正当他准 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 百治洋行发生了贸易纠 纷 , 老板本人以回国 办理脱售手 续为由溜 之大 吉 , 李炳志的保证金和货款也就如石沉大海 , 无 法收回。 [2](P355-367)
可以看出 , 小买办的境遇和大买办有很大不 同。 大买办在国际垄 断企业的羽 翼下 , 狐 假虎 威 , 名利双收 ; 而小买办则常常是洋人投机生意 的牺牲品 , 不得不频繁出入买办社会。
在买办社会达到鼎盛的同时 , 买办阶层的分 化现象已十分明显。这个社会的成员构成从数量 上看 , 呈金字塔结构 :小买办数量众多 , 其经济 状况只相当于一般商人 , 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 ; 少数大买办鹤立于塔尖 , 富名闻与中外 , 无论在 经济还是在社会舞台上都有着显耀的表演。大买 办之下是庞大的买办家族和买办帮派 ; 居中的是 一些名不见经传、并小有财富 , 但社会地位不高 的一般买办 , 他们很少被载入史料。由于大型外 商企业需要有相当财势的华商作买办 , 而只有充 当大型外商企业的买办才可能获得稳定的巨额收 入 , 这种封闭式的循环方式使小买办与大买办之 间的鸿沟很难逾越 , 因此这一金字塔由底层到顶 层的转化极为困难 , 其成员结构也就呈现一种稳 固状态。从作用上来说 , 人数上居于主体的小买 办影响力甚小 , 大买办才是这个金字塔的中流砥 柱。正是这些大买办扶持起了庞大的买办家族和 买办帮派 , 促进了买办社会的繁荣和扩张。因此 可以说 , 大买办是买办社会的主角。
但是 , 买办社会的金字塔并不是建立在中国 自己的土地上 , 其基础是外国在华的经济势力。 它与外商企业一荣俱荣 , 一毁俱毁。因此 , 当 20
世纪 40年代前后外商企业因战争等原因纷纷撤
出中国时 , 买办社会底层大量破产 , 上层则向创
办民族企业转化 , 金字塔崩塌 , 买办制度开始衰
亡。
参考文献 :
[1](美 ) YEN-PIN G HA O. The Com p rador in Nineteenth
Centrur y China :Brid g e Beteen East and West [M]. 哈佛
大学出版社 , 1970.
[2]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的洋行与买办
[C].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87.
[3]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全国文
史资料选辑 (49)[C].北京 :文史出版社 , 1984.
[4]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全国文
史资料选辑 (38)[C].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 1980.
[5]黄逸峰等编 . 旧中国的买办阶级 [M ].上海人民出
版社 , 1982.
[6]赵云生编 . 中国大资本家传 (6)商界领袖卷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 1994.
[7](日 ) 小岛淑男 . 辛亥革命时期的士绅 、 商人阶层与
上海的独立运动 [J].东京 :东方史汇编 , 1960-6.
[8]冯天瑜 、 周积明 、 王永年 . 辛亥革命前的武汉民族
资产阶级 [J].武汉 :江汉论坛 , 1981-3.
[9]汪敬虞编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 2辑 )[M ].北
京 :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57.
[10]张仲礼 、 陈曾年 .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 [M].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5.
[11]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 上海
文史资料选辑 (56)[C].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1.
[12]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全国文
史资料选辑 (42)[C].北京 :文史出版社 , 1980.
[13]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全国文
史资料选辑 (44)[C].北京 :文史出版社 , 1980.
[14]瀛须杂志 (卷 1). 吉林大学前卫校区图书馆典藏
室藏书 .
[15]申报 , 1881-1-10.
[16](美 ) 威尔莫特编 . 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C]. 美
国 :密西根 , 1976.
[17](美 ) C. CROW . Forei g n Davils in T he Flow er y Kingdom [M].伦敦 :1941.
[18]甘作霖 . 论洋行买办之利害 [J].上海 :东方杂志 ,
1919, (16卷 11号 ).
责任编辑 :简 明
2003. 5
邹谠: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_
邹谠: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
时间:2010-06-24 14:58 作者:邹谠点击:834次
中国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党内权力结构的转变,以及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观念的变化
除非我们牢牢抓住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三次主要转变以及中共及其政治发展的相应阶段,我们就无法理解革命的遗产、由此产生的问题,以及今天提出的解决方案。从1927年到1955年下半年与1957年最初几个月之间一段时间代表了**思想的逐步形成并展示其有效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两套互相对立趋势的综合:这种综合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这包括:革命的行动与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审慎尊重;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精英领导与民粹主义(populism);军事权力与政治挂帅;由使用强制权力实现的支配与通过说服实现的霸权(或政治、知识、文化与道德领导权);群众动员与组织控制;以及最后,政治对社会的渗透与尊重群众与社会团体自己理解的利益。**思想的有效性恰恰来自这种并不顺理成章的综合,这种综合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赋予理论合理性,并由两条战线的斗争给予政治的合理性。45
但是,在此后一个阶段,即从1955-1957年到1976年,这一综合解体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愈来愈被左的倾向所主导。左的倾向有高潮时期,也有低潮时期,从政治行动角度看,1966-68年是最高潮,从理论发展角度言,1975-76年是最高潮。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向右的方向转变,寻求一个中间路线。
**综合体的发展:1927年到1955—1957年
在第一阶段,**所作出的最有首创性的、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论重新表述,这一表述可以由下面的话来概括:“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变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决定的东西了。”46这一提法类似于Norberto Bobbio所谓的葛兰西(Gramsci)概念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个逆转之一,即“上层建筑在结构中的优势”。47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逆转开启了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而**的重新表述不仅代表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过程的概括性描述,而且也是革命行动的纲领性指针,它指导党在内战中取得全国性胜利。48它与革命的行动相共鸣,被**及其追随者们要求迅速变革和革命实践时,它就会被置于重要地位。不过,在第一阶段,这一理论被**对“实践”的强调以及他关于“实事求是”的指示所平衡,这一指示经常有助于用审慎来缓和革命的行动。特别是当现实的政治与军事战略策略、精心规划的社会变革、深思熟虑的改革以及有规则的经济增长成为主流时,对实践的强调与“实事求是”的指示就会扮演重要角色。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赋予理论和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首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赋予“实践”和经济基础首要地位——形成了对立的统一体。以同样的方式,阶级斗争的普遍概念与在特定环境下贯彻群众路线、从而达成具体政策的观念相结合,相平衡。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力量远不及国民党时,发明了在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个不同的政治舞台将支配与霸权相结合(或使用强力与依靠说服相结合)的模式。在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拥有自己的武装,它对市民社会毫无疑问的霸权受到直接支配的保障。当手中掌握了强制性机构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时,就可以依靠说服和领导的方法来达到政策被接受的目标,明显的强制就可以被限制在最小程度。当这些有利条件同群众路线和统一战争政策的有效运用结合起来时,党就能够在实现霸权的同时获得广泛的大众支持。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只能依靠说服、建立联盟,以及同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与小党派合作——或者通过提出或同意促进共同利益的方案,或者利用大众对国民党政策的不满。换言之,它试图在国家权力和强制手段在对方手中的情况下,同国民党竞争对市场社会的霸权。它对其他政党和团体的政策通过统一战线的概念而普及化、合法化。但即使在这里,它的有限成功以及它受到的拥护也仅仅是部份地取决于共产党温和方案的固有优点。它们也同时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可以作为其要求的后盾,也可以作为它与小党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达成的方案与联盟的后盾。这是支撑它与这些团体结成统一战线的根本现实。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建立在两个对立目标的尴尬结合之上的——既与国民党团结,又与它斗争。它写道:“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49总的策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50
也是在延安时期,党谴责“机械的过份的党内斗争”和“党内无原则的争论和斗争”等左的倾向。51它尤其反对召开“斗争大会”。52在**和**的共同支持下,一种温和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得以建立,一系列规范被正式提出并得到实践。
**作为党的公认领导的确立,使这种温和的党内斗争模式成为可能。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因素决定了这种发展。为了生存与夺取权力,党需要扩展,需要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些都取决于党的吸引力和形象。正是这种中国内部的权力分配,加之一位公认领导的确立,构成党内斗争温和模式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中,革命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和极左份子所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如何使剧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合理化,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应该继续进行革命,以及在1956年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之后从哪里找到一个资产阶级。
“四人帮”通过诠释“生产关系”概念,通过强调上层建筑和理论的首要与决定性作用,来正面处理这个问题。63**机智地区分了生产关系中的三个要素: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分配形式;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进而断言:“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其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64张和极左份子们提到的经济领域中的“分配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的是中国继续存在八级工资制与“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以**在1975年初提出颇为含混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基础,发展出自己们的理论。**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65极左份子将**提到的八级工资制,通过货币实行商品交换概括为“资产阶级法权”。66**断言,“在中国,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67”另一个极左份子写道:“如果资产阶级法权不加以限制,‘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以及‘自由贸易’等事务就会泛滥,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68姚文元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为它们(新资产阶级份子)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69这些“新资产阶级份子”将变成“新资产阶级就”。70
极左份子并不满足于仅仅将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分配制度和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上。他们强调张提出的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际上的所有权的区别,并以此强化他们的论点。在重申了**关于上层建筑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起作用的格言后,张注意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里,决定了这个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71这样,政治领导权决定经济所有权的实际内容,并构成其实际制度。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早些时候被其他极左份子描述过。池恒写道:“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个单位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单位就会改变性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72如果说池恒指的是工厂和企业,那么,姚的“单位”和“部门”也适用于政府、军队和党。
这样,在这些年中,**思想中的两个激进旋律同时达到高潮。它们一起阻碍了解决组织经济问题中的任何理性方案。其一是他对官僚制度极不信任,而决不仅仅是对这一制度的缺陷及无法预期的后果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并未完全认识到,官僚制是符合以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产手段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制度。其二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对“商品交换”以及市场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的敌视。在1975年2月发表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他指出:直到现在,中国“仍实行……货币交换”,实行“商品制度”以及“那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东西”。他不能或不愿接受一种在不同经济领域、不同部门、不同程度地融合“市场”和“等级制”(hierarchies)的经济结构。
激进化了的**思想,特别是在它被“四人帮”解释之后,具有更加灾难性、更具有直接破坏性的政治后果。既然资产阶级既来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又来自其上层建筑,既然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么,就必须发动一场阶级斗争,镇压新老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由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因素存在于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政府(官僚阶级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和专家(知识贵族和“臭老九”)、工人(那些八级工资制的受益者)和农民(那些保留着自留地,在农村集市贸易的人)中,这种全面专政77 实施的对象是所有社会阶层的大部分成员。这种全面专政理论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准备而实际的意义。它延伸并强化了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掌握一切领导权”中指出的思想对所有社会领域的适用性。78 它为掌权派别的政治权利渗透在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提供了合理性。延安时期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完全瓦解了。
与群众动员和群众运动不同的群众路线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各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直接利益以及他们的需要被忽视了,甚至被意识形态纯正化的必要与另一场革命需求粗暴践踏了。在**的最初两年,政党—国家被部分砸碎了。
“**思想科学原理”的恢复与发展,向**发展,寻求中间道路:1978年至今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始了第三个主要时期。82 这一时期仍在继续。
该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重新解释与修正**思想,以使其更贴近现实—个Peter? Ludz 称为“意识形态再功能化”的过程。83 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否定、挑战并质疑**期间出现的所有极左信条,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所有支持它或与它相联系的理论。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变革是将下列基本原理提升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基本原理在关于党的历史的决议中作了如下概括:“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观点被描述为“**思想的活的灵魂”中三个基本内涵的第一条。它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84
这一重新恢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本原理最初采取了一种极端的、从科学哲学观点看站不住脚的形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5 它为中国的主要改革者们提供了及时而强有力的理论,使他们得以向毛在最后岁月倡导或首肯、并为极左份子推向极端的所有理论、概念、纲领和政策进行挑战及重新审视。它削弱了**直到1977年3月仍在《红旗》表达的立场,即“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6 它也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起点,批驳将**和“四人帮”的思想政治路线特征视为“右”或“形左实右”的观点,并为将其定性为左或极左铺平了道路。87 强调1957年以来所犯的**错误—而不是右的错误—以及在个人崇拜和玩弄“权术”中表现出的“封建”倾向,使改革者得以主张并采纳那些在**期间被视为“修正主义”和“右”而遭到非难的理论、概念、纲领和政策。
通过强调“事实”、“现实”和“实践”,这条重新恢复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本原理—就像它在第一时期一样—为党关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需要、利益、需求、生活状况与行为方式提供了依据。当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利益与要求与党和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与党关于这些利益和需求的理解相冲突时,它更强调前者。并非偶然的是,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群众路线—而不是群众运动或群众动员—被描述为“**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内涵的第二条。这样,政策具有实用性、取得成功从而得到大众支持被置于比意识形态纯正更优先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这条认识论基本原理迫使互相冲突的政治领导人和派别根据这一原理来证明其纲领的合理性。
将这条基本原理重新提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则必然导致对**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的质疑—或至少是限定。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即使在上层建筑、理论和生产关系扮演主要和决定性角色时,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可能脱离其对立的、矛盾的次要方面---经济基础、实践和生产力---而存在。主要方面应该受到重视,但次要方面也不应该忽视。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是“形而上学”思维的表现,并不符合现实。另一些则认为,恰恰是生产力自身产生了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可能扮演主要和决定性角色的条件。还有一些人觉得,恩格斯晚年的表述代表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修正没有必要,而且有误导性。这场理论争论没有形成任何官方结论。
三中全会宣称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在1079年3月理论工作会议上再进一步。他断言“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已经消减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90“官僚主义阶级”的概念在一篇没有点名提到**的长文中被否定。91作者解释道:“阶级划分是以生产关系、所有者关系为标准的,而不是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的。如果以政治思想为标准划分阶级,那就会造成极大混乱,就会掩盖阶级实质,混淆阶级界限。……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阶级产生政党,而不是政党产生阶级。从来的政党都是阶级的一部分,而不可能颠倒过来,说阶级成了政党的一部分。”92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明显是针对“四人帮”的理论而发的。
对**的反思远不止于刚才述及的对某些具体条件的否定。它还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有一个限度,不应该把每一个事件或每一个错误都追溯到阶级根源上。它使人们认识到,阶级斗争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一位中国理论家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关于党内的历史的决议并没有从阶级根源上分析**。据他解释,决议首先从**领导上的错误,然后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解释**。这些原因包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清楚了解、倾向于将许多本不应该属于阶级斗争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看作是阶级斗争、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阶级斗争方法,以及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他断言,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也会犯错误、不从自身而从其他阶级寻找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接着得出三个宽泛的结论:阶级分析不应该简单化为仅仅寻找问题的阶级根源;有的思想问题有阶级影响,有的则与阶级影响无关;思想问题应该用正确的思想工作去解决,而不应该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阶级斗争方法只会加深矛盾。93
既然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科学规律是真理的最高形式,那么,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解决新问题就意味着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他们相信1949年的全国胜利来自他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发现与遵循,他们一直致力于探索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和这些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活动方面的具体规律。94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他们贬低了**关于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发挥首要和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如上所述,这一理论位于中国革命规律的核心。这种理论发展必然要求重新解决政治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重新审视“政治是一切事物的统帅”的原则,该原则在**期间被**和极左份子推向极端。
这种重新解释和反思采取了我们可以称为“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形式。95这一社会学基本原理可以表述如下:每一社会生活领域有其独特的特点,并受特定的客观自然规律支配。政治领导可以而且应该创造适合于这些规律运作的一般条件和框架,可以利用这些规律来促进希望得到的发展,但不可能违反这些规律而不带来严重后果。这条社会学基本原理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并得到详尽阐释和彻底运用。
这些客观的经济规律并不深奥。他们只是在经济政策只能够恢复一些理性因素,这些因素在**期间为追求革命的和意识形态的纯正而忽略。刘国光在一篇短文中简要地总结了从这些规律中派生出来的规则: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鼓励集体企业和一定范围内的个体企业从而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承认“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把它作为计划经济必要而有益的补充;国家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限度内自觉利用“价值规律”。97另一位理论家得出结论:“政治挂帅”以及“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论点是不准确的,或不适用与当前发展阶段。98
现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领导人,尤其是科学、教育、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的领导人,都沿着各自领域的特点以及支配它们的特殊规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一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最重要的政治含义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某些自治区域,政治权力不能也不应该干预。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使各个领域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可以展示这些特殊规律是什么。这一原则的确立恰恰与经济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政治体制中由被压制状态回复到更重要的地位相吻合。因此,它象征着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加深的渗透趋势的逆转,并证明了这一逆转的合理性;这种趋势出现于五四时期之后,在**期间达到顶点。这一原则同时也标志着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开端。
但是这种变革在不同社会部门是不均衡的。政治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变革远比政治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来得迅速和深入。在经济内部,农业和农村部门的变革比其他部门走得更远,而且遵循了一条稳定的道路。党在1978年12月至1984年1月间通过六个文件,这些文件逆转了自1955-56年加速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政策的方向。每一个文件都比前一个赋予基层单位、家庭和个人管理自身事物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物质刺激。这些文件逐步导致众所周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稳步建立,99该制度的核心特征是建立生产和收益之间的直接联系。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本核算单位采用了这种责任制的几种形式之一。
在农村使用的各种形式中,包干到户(或简单地说大包干)制度给了家庭管理自身事物的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将产出与报酬最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制度下,家庭在上缴农业税、向生产对缴纳一定提留、并按合同规定的固定价格向国家出售有限数量的农产品后,保留全部剩余农产品。1982年12月的一篇文章透露,采用这种制度的地方迅速扩大。1980年1月,仅有百分之零点零二的基本核算采用这种制度。到1981年10月,这个数字已经增至百分之三十八,到1982年末,大约是百分之七十。目前包干到户已成为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00家庭再次成为农村生产的基本单位。与责任制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合同关系取代权威关系成为规范农村基层地区国家-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另一项重要的政策是鼓励“专业户”、“专业队”和“专业村”,它们代表了更高程度的劳动分工,他们为交换而不是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农业和其他商品的生产。
这样,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识形态转变与重申思想基本原则构成两条分界线,界定一条中间道路;党沿着这条道路既寻求保持与过去的连续,也寻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现“高度民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综合与**期间提出并为极左份子推向极端的**的思想完全相反。它也在很多实质方面不同于**在第一个主要阶段(包括延安时期)的综合。但在一个基本方面以及在根本精神上,它与毛的综合是一致的。它试图依据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基本原理来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这个基本原理在纸面上似乎很简单,但当它应用于复杂问题时,它提出的问题比它回答的问题要多。
政党、国家与公民:改革政治制度与寻求“高度民主”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改革和改良主义冲动助长、而不是遏制了革命,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系列革命---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达到高潮---则无疑导致在政党国家框架内对社会政治生活所有领域的彻底改革。这些改革恰恰是**试图防止和避免的。然而,**同时也留下许多遗产,使得采纳与实施改革方案困难重重。
这些自己强加的变革是中共、尤其是其高层领导人从经验中学习的产物。在政治行为领域,学习的基础通常是过去胜负成败的经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党统治的历史显示了这方面的学习过程。党承认,正如以前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和今天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正反两方面经验”之上的,改革的纲领与政策也只能如此。正是这种学习经历构塑了目前的纲领并提供了其背后的推动力。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近时期,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提出、通过与实施的过程不同于1927—1957时期,而与1917—1927年间相似。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辩论先于—或在某些情况下紧紧伴随着—具体纲领和政策的通过与实施。不过,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改革,不同于革命,它总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确实,高层领导也对社会的要求和需要作出反应,但他们总是基于从过去吸取的教训,自主作出权威性决策。
具体而言,这些改革涉及三方面,对此我将在下面三节加以讨论。它们是:一、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二、在改革国家制度的同时重新界定党和国家的关系;三、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同时比以前更严肃地对待公民概念。
所有这些改革都涉及四个基本过程。第一是自我批评、自我改善、自我约束和自我更新,党希望藉此防止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滥用权力;寻求恢复与群众的联系;试图用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官员替代年老的、专业水平和教育程度低的干部。第二个过程是,在党与国家的国关系上,党自身进行自我限制并作出预先承诺(precommitment)。109 第三是寻求在强大的政党国家与发挥社会团体与个人主动性、活力、创造性和能力之间的平衡。110 第四,也是最基本的过程是,恢复制度化进程,放弃群众动员,以便在社会迅速变革时期重新建立稳定的这种秩序。111
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
**认识到,官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但他强调,有三个因素使当前的官僚主义有别于历史上的官僚主义。第一,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要求党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实行高度中央集权。114第二,在所有领域的主要领导机构中,缺少一套严格的行政法规和硬性的个人负责制。第三,缺乏正常的、公认的录用、奖惩、退休、辞职与淘汰制度。
**承认,权力的过分集中发展的原因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115的借口下,不恰当地、不加分析地把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手中,尤其是第一书记手中。这种集中的结果是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他发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共产国际时期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之中。
来源:《中国革命再阐释》节选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