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论的概述
经济发展阶段论是由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两位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来解释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提出的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主要侧重于支出结构。 []
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影响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曾产生过广泛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经济起飞阶段就是指经济发展由传统经济进入现代化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该理论阐述了起飞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次突变。一国经济要能起飞,必须具备3个相互有关的条件:
①提高生产性投资率,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
②建立和发展一种或多种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即主导部门。
③进行制度上的变革,迅速出现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推动现代部门的扩张。 3个条件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
发展经济学的五个阶段
? 早期阶段
? 起飞阶段
? 成熟阶段
? 高阶段
? 生活质量阶段
[]
每个阶段有不断出现的新的支出需求
(1)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 为经济发展超前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 → 在中较大比重 (2)经济发展的中期 → 弥补市场失灵,需要加强政府干预 → 政府投资继续进行,作为对对私人投资的补充,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上升的
(3)经济达到成熟阶段 → 公共支出会不断转向对教育、保健、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经济发展阶段论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
浅析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
摘要:本文阐述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演化历程。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各阶段不同的经济增长演化理论观点主张进行归纳和比较。 关键词:经济增长 理论观点 进程史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一、早期增长理论
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斯密认为,个人的正当动机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让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只有在稳定的法律体制下,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史
2011-12-12 15:58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鼻祖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两种途径中劳动效率的提高更重要,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李嘉图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会停止。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在经济系统之外要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见,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因: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
19世纪后半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兴起。马歇尔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基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哈罗德和多马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的关键假定是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不能相互替代,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经济增长率为G=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与产出比。该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与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逊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其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三个假设,即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投资的收益率。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只有这一比率不断上升时,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人均收入一样,资本的边际收益也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与劳动比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索洛等人还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1986年罗默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1988年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为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形成。罗默提出了一个含有外溢性、物质产出收益递减和新知识生产收益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他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卢卡斯以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经济发展阶段增长理论
发展阶段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Rostow)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须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桥梁、电力、环境卫生、法律和秩序等,因而公共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之比往往较高,这些公共投资会促使公共支出的增长;当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之后,公共投资会减少,但由于市场缺陷日益暴露,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加强,干预活动恰恰是以公共支出增加为前提的;随着经济发展由中期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公共支出结构也发生变化,教育、保健、社会福利等支出逐渐增加,从而进一步推动公共支出增长。所以,发展阶段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公共支出结构长期变化的理论。
经济发展阶段论的概述
经济发展阶段论是由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两位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来解释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提出的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主要侧重于支出结构。 [编辑]
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影响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曾产生过广泛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经济起飞阶段就是指经济发展由传统经济进入现代化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该理论阐述了起飞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次突变。一国经济要能起飞,必须具备3个相互有关的条件:
?提高生产性投资率,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
?建立和发展一种或多种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即主导部门。
?进行制度上的变革,迅速出现一种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推动现代部门的扩张。
3个条件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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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的五个阶段
, 早期阶段
, 起飞阶段
, 成熟阶段
, 高消费阶段
, 生活质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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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段有不断出现的新的支出需求
(1)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 为经济发展超前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 ? 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较大比重
(2)经济发展的中期 ? 弥补市场失灵,需要加强政府干预 ? 政府投资继续进行,作为对对私人投资的补充,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上升的
(3)经济达到成熟阶段 ? 公共支出会不断转向对教育、保健、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经济发展阶段论
,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⑵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1993,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1991,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
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
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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