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高龄农民工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据国家统计局4月29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的同时，自2010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出现了持续回落，且年龄结构已经放生了较大变化，2014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达到了4684万人。

　　所谓老龄农民工，通常是指老一代农民工或第一代农民工，一般是1990年以前就来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时间距今已经25年多，他们的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对于重体力劳动工种而言，他们无疑可以称得上是“高龄农民工”。伴随着高龄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长，高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环境、权益保障以及未来的养老等问题正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高龄农民工超4000万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同比增长1.9%， 在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的同时，自2010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却出现持续回落，其中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人均月收入已达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

　　据了解，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至今已连续发布了6份报告。统计显示的老龄农民工数据及变化颇值得关注，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2978万人，50岁以上老龄农民工占12.2%，有2803万人；2010年上述三个数字分别为24223万 人，12.9%，3124万人；2011年为25278万人，14.3%，3614万人；2012年为26261万人，15.1%，3969万人；2014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为4684万人。

　　报告还分析了近年我国农民工的基本特征。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六成以上为男性。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

　　年轻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 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此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2014年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提高，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高龄农民工处境窘迫

　　目前，因高龄农民工群体的基数越来越大，加上竞争力越来越弱，导致这些农民工处境窘迫。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老一代（1980年前生人）农民工中有三成从事建筑业。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对应的数字仅为14.5%，不及前者的一半。后者大部分流入了制造业，如电子产品代工厂等。老一代农民工则难以在这类行业中立足，由于文化水平低、技能掌握能力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能从事建筑工这样重体力、低技术之类的工作。

　　越是重体力活，人身及财产安全越需要得到保障。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从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平均水平看，58.7%的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0.8%农民工工资仍然遭到拖欠。这意味着4000万高龄农民工中有约33万人的工资不能及时得到。这些高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很难有效地进行维权。

　　41%的农民工每日需工作8小时以上，这对高龄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户外工作环境无法人为控制，当遇到恶劣的天气状况时，农民工的健康和安全便受到很大威胁。2014年夏，全国多地出现环卫工人因热射病致死事件，高温高空作业一度被禁止；年末的雾霾，更是为户外作业的工人们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仅有28.5%的农民工拥有工伤保险，17.6%的人拥有医疗保险。当身体出现状况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拿出平日的积蓄来治病，更多的时候则因为治病费用高，这些农民工最终选择了放弃治疗。

　　这些高龄农民工虽然工龄很长，但基本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像媒体介绍的重庆开县“打工村”团凤村，“全村300多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仅有1人由用人单位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原因何在？一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参保意识不强，务工方式以打短工为主，流动性大，参保难度大，并且跟保险有关的手续麻烦，中断后经常无法补缴有关。即便企业给农民工上了保险，农民工往往也会选择退保，有研究表明，广东省农民工的城镇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更关键的是，这些高龄农民工以前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现在再参加，也满足不了领取养老金所需要的15年参保时间。2013年一项针对武汉市和南宁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是0%，而50岁以下的各年龄段都在50%以上，情况相对要好很多。

　　另一方面，这些高龄农民工主要的参保险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前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时间不过短短几年，高龄农民工虽然多半已建起了个人养老账户，但其账户资金存量有限，而且没几年就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根据“多缴多得”原则，他们的养老金不仅比同年龄但始终正常缴费的城镇退休者要低上一大截，也要比将来的农村退休者低很多，甚至有的高龄退休农民工每月仅领取80元。

　　最近两年，两个重要举措让农民工在养老方面有望缓解后顾之忧：一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并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让在两地都缴过费的农民工参保者保险关系可以转移；二是只要参加职工养老险满15年，即可从城乡居民险转入职工养老险，在60岁后享受相应的待遇，这使得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水平有望接近城市职工。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项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壮年以及更年轻的农民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参保意愿相对较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时间在退休之前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并参满15年。随着国家在整个养老制度方面的不断投入和规范，相信在新一代农民工60岁的时候，养老问题有望能够得到解决。

　　相比起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很难从新政策中受惠，处境依然严峻。

　　这些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恰恰处在了前述两个政策的盲点，这种“两头不靠”的状况，使得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处于窘迫状态，不得不在高龄的时候依然出来打工，做重体力劳动。

　　当他们干不动了怎么办

　　从时间点上来看，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确实是最辛苦的一代，他们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性较强的工种难介入，因此工资也较低，他们婚育时期很多地方计划生育管制还比较松，子女较多，自己是家庭顶梁柱，面对的生活压力很大，特别能吃苦耐劳，赚取的工资大部分都带回家补贴家用，供子女上学，以养家为目的，几乎未重视过自身的养老问题。以至于在城市居民都差不多退休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出来继续务工养家糊口。如今，第一代农民工走向了衰老，确实面临着养老问题。

　　近日，资深保险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宏利金融（香港）高级区域总监龙子明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参照2013年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月人均保障标准100余元，城市低保约月人均保障标准240余元的标准，对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50岁到65岁者，经资产审查，符合资格者月领取220元的农民工退休津贴；退休后在65岁以上的，经过资产审查，符合资格者可领取每月260元的农民工退休津贴。以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3600万计算，年总预算将达到950多亿元。

　　但是，每年近千亿元的高龄农民工养老专项补贴，社会和民众是否负担得起？显然又将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现实是，城市尚很难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就业和可靠收入。因为务工收入比较低，不少进城农民工有强烈的获取现金的愿望，很少有农民工愿意交“三险一金”，而没有“三险一金”的农民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因此，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只有两个选择：留在城市，生活面临窘境；或者返回农村。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大都进入了中年，一些人正在返乡路上，或已经返乡。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很容易理解，他们在村庄中成长，适应村庄生活，且熟悉农业生产，他们返乡务农可谓轻车熟路。

　　对一个年龄大了，又没有稳定居所和工作的农民工来说，返乡无疑很有诱惑力。中国以农户承包为基础的村社集体土地所有制，为所有进城农民保留了承包地和宅基地，进城农民都可以再回到农村种田。根据当前人均耕种面积，进城未果的农民工回到农村种田，要发财不容易，但过日子并不难。

　　显然，“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亩”的小农经济，不仅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了退养的条件，也成为应对农民工老龄化的一个出路。当然，这仍需要国家投入资源改善农业生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