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类，作为地球的主人，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需要不断地向周围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将废弃物排放于地理环境之中；另一方面，环境根据自身的规律在不停地形成和转化着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它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并不在乎人类的存在，不为人类的主观需求而改变其客观属性，也不为人类的有目的活动而改变自己发展的过程，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殊关系。
所谓对立，即人类的主观需求和有目的活动，同环境的客观属性和发展规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人类必须认识环境，必须遵循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事生产和活动，不然，就必然会遭到环境的报复和惩罚，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就会随之发生。

所谓统一，即人类以环境为载体，总是在一定的环境空间存在，人类的活动总是同其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人类既是环境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无止境地向环境索取，也不可能永远不加限制地在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当人类的行为遭到环境的报复而影响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时，人类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当人类刚从动物分化出来，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已处于初级的状态。早期的人类已懂得猎取食物、取火、制衣、穴居，在各种环境中进行着生存竞争。然而，因其活动能力有限，只能以生活活动和自己的生理代谢过程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时，人类同环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人们的努力目标仅是适应环境、利用环境，而很少有意识地改变环境。

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使用的工具也日益改善，人类开始懂得改变环境，学会了农耕、养殖、穿衣、住房，人口得以大量的增加，特别是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将大片的荒山、草地辟为良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保证。然而，在其发展的背后，与环境的矛盾却显得突出起来。由于不节制地毁林垦荒，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草原的毁灭招致荒漠的扩张，不合理的引水灌溉又造成土壤盐化的形成。这些矛盾的激化，曾使繁荣一时的巴比伦文明古国变为一片沙荒，也使玛雅人经受不住干旱、洪水、风沙的侵袭，而不得不丢弃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离开了故乡，……这就是早期的环境问题。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引起警觉，并未认识到这是环境的报复。当时，人类生产力尚不发达，对环境的破坏尚不明显，环境问题尚未达到危及人类生存的地步，故人类仍是我行我素。到了现代工业时代，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人类的数量、生活范围和规模等已是今非昔比，“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人类在对环境进行改造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加剧。与此同时，环境的结构组成、物质循环的方式和强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环境问题随之明朗起来，现代工业使大量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资源被开采出来，投入环境之中，并随着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又把废气、废水、废渣排放出来，其中许多废弃物难以处理、同化，使之对人体及生物造成难以忍受的危害。随着这些有害废弃物的不断累加，造成了环境质量的逐步恶化，使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现代工业还带来了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农业现代化也派生出来许多方面的环境问题。可见，人类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之时，也同样给环境带来消极的副作用，从1934年美国的“黑风暴”到我国**年代内蒙古的“人造荒漠”；从60年代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以至当今世界性的人口的剧增、森林锐减、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无一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些都是人类与环境对立关系的具体体现。

当然，有对立，必有统一。从古人类的被动适应，到现代人的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使之能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不体现出人与环境的统一关系。人类从树栖到穴居，从穴居到屋居，从采集自然食物到发展农耕、畜牧等，这些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应该说，这也是人与环境的统一过程。随着危及人类生存的现代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开始反省自己，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诸如封山、造林、种草、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视对资源的控制开发和对环境的治理等等，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能适应环境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改造着环境，创造出更能适应人类生存发展、又与环境协调的空间，以达到统一关系的最高境界，例如：英国的“雾都改观”、美国的“死河复活”、日本的“花园工厂”、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带和700多处自然保护区等等，都说明了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的统一和改善。

值得庆幸的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已成为当今世界人类的共识。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确定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1976年以来，针对大气臭氧层空洞问题，曾多次召开国际会议探讨解决的办法，联合国也通过了2000年前停止使用“氯氟烃”的决议；1992年联合国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些对策，可以说是促进人类社会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新举措。

必须看到，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始终贯穿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增长，这个关系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要解决人类同环境对立的矛盾，一方面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实现人与环境的高度的协调。因此，理顺下列几个关系非常必要：

①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即人类当前的行为或目标要与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命运相一致，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必须有利于生存环境，并获得最大的效益；

②人类的活动能够源源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长久利益，能够健康地幸福地生存下去；

③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相互补偿的良性关系，达到协调系统各要素的有机结合，互成一体；

④人类文化必须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必须促进人对自然界利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⑤在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大工程中，人类的组织结构、知识结构必须健全，全民参与意识必须加强，主体的决策必须正确；人与环境的协调必须是全方位的协调，必须使人类一直处于地球的最大环境容量或承载量之内，必须一直处于最佳的生存环境状态之中。

总而言之，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无处不有，无时不在，要消除对立，强化统一，就必须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在经济建设中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高度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与环境的高度统一。否则，那些只考虑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不考虑环境的质量，甚至只考虑眼前，不考虑长远的作法，结果只能是破坏了统一，强化了对立，人类发展的需求既不能满足，两者的关系也不能得到改善，而且，环境破坏后的遗患，还会殃及子孙后代。
3、——“非典”引起的对环境问题的思考
——“非典”引起的对环境问题的思考
摘要：近30年来，由于人类破坏森林、环境污染、工程建设不当等原因，改变、破坏了生态环境，使病菌处于活跃状态，繁殖速度加快，传播范围扩大，新疾病层出不穷，正给人类自身的健康带来灾难性后果。本文意在唤起人们更多的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关键词：生态环境的改变 危害 健康

2003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非典”占据了大部分新闻头条，但它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监控的唯一怪病。非典型肺炎、非洲中部持续肆虐五个多月的致命的埃博拉、正席卷比利时和荷兰养鸡场，并感染人的禽流感……骇人的新疾病层出不穷，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增疾病约30种，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美国医学研究所警告说，传染性疾病将不断出现。生态学家在研究疾病出现的原因时发现，人类大多数新疾病的起源是从动物那里感染的，这个过程受偶然因素的影响，甚至受天气、气候的影响。但是，相比之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大得多。几乎所有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如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环境污染、大型工程建设不当等，都会打破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改变病菌与病媒的生态，提高致病微生物的流动性，从而产生灾难性后果。
首先，人类破坏森林，打破自然生态平衡，给病菌提供可乘之机。20世纪80年代，委内瑞拉波图格萨州的农民把数百万公顷森林夷为平地，改造成农田。这些农场引来的老鼠和田鼠与人一样多，而这些啮齿动物也把一种名为“瓜纳里托”的病毒带到这个地区，这种病毒导致发烧、休克和出血，100多人受感染，其中1∕3的患者死亡。1999年，马来西亚的养猪农民砍伐森林扩大养殖业规模，致使无家可归的果蝠开始栖息在棚顶的椽子上，它们身上携带的“尼巴”病毒污染了猪的饮用水，使猪患上一种被称之为“一英里咳”的剧烈咳嗽（因为在那么远都能听得到）。这种病毒迅速从猪身上传播到养猪人身上，导致严重的大脑炎，感染者死亡率达40％。马来西亚政府关闭了8家农场并屠宰了100万头猪，才最终扑灭疫情。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爆发的莱姆病（其病原菌是布氏疏螺旋体菌，通过寄生于鹿和鼠体表的蜱传播）也是如此：人们在郊区的开发活动中破坏了森林，导致狐狸和山猫失去了栖息地，携带布氏疏螺旋体菌的老鼠失去天敌数量激增，从而使人感染致病。
与森林的减少相似，大量湿地的消失、草原被开垦等其它盲目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的行为，也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诱发多种疾病。
其次，环境污染给病菌提供了繁殖、传播的温床和渠道。人类生存离不开水、大气、土壤等生态环境，而这些环境一旦受到污染或破坏，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直接的或间接的危害，导致“现代病”和环境怪病增多。世界银行1997年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后指出，由于中国环境污染加剧，使得环境事故迭起，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上升。
热污染除了导致海水热膨胀和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加快生物物种濒临灭绝外，还对人体健康产生许多危害。它全面降低了人体机理的正常免疫功能，包括致病病毒或细菌对抗菌素越来越强的耐热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降低了肌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从而加剧各种新、老传染病并发、流行。热污染使温度上升，为蚊子、苍蝇、蟑螂、跳蚤和其他传病昆虫以及病原体微生物等，提供了最佳的滋生繁衍条件和传播机制，形成一种新的“互感连锁效应”，导致以疟疾 、登革热、血吸虫病、恙虫病、流行性脑膜炎等病毒病原体疾病的扩大流行和反复流行。特别是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目前已呈急剧增长趋势。最近美国纽约又新发现一种由蚊子感染的“西尼罗河病毒”导致的怪病。
海岸污染与海洋变暖相结合，可能促使有毒赤潮出现，引发其他疾病，例如浮孵生物体内寄居霍乱菌。有人认为，20世纪末美国佛罗里达沿岸出现的儒艮死亡现象，与海水的富营养化和海水表面温度升高导致的有毒赤潮有关。
另外，有毒物质或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生活垃圾尤其是医疗垃圾污染以及环境卫生状况差等方面，还会引起其它严重危及人体健康的疾病。
第三，大型工程建设不当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为病菌的繁殖与传播创造了条件。如：埃及整治尼罗河修建阿斯旺水坝，改变了河流的水文特征，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增大了尼罗河下游沿岸人们感染血吸虫病的机率。血吸虫病原来只在尼罗河河水充沛的季节流行，自从阿斯旺大坝修建后，由于大坝阻隔，下游本来奔流不息的河水不复存在，尼罗河下游的活水变成相对静止的“湖泊”，提供了蚊虫滋生、传染疾病的环境，致使水库下游的居民深受疟疾和血吸虫病威胁，发病率急剧上升。
无数事实证明，改变生态环境的人类活动可能给人类自身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人口膨胀、滥施化肥农药、滥开滥采、入侵热带雨林、开垦湿地、生活环境不洁……大大小小的环境因素，都会给各种病毒提供可乘之机。“非典”肆虐再次告诉我们，人类控制传染病的斗争远未结束。面对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生存的挑战，需要全球采取共同行动，不仅从卫生防疫上，更要从生态系统的恢复以及环境保护上寻找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