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重读杜甫的《又呈吴郎》

马执斌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24日 ? 15 版）

“十一”长假期间，友人来串门聊天，提起40多年前，我们一起游成都杜甫草堂的情景，犹历历在目。记得在《诗史堂》前，友人最欣赏郭沫若先生撰写的那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他说：“杜甫是最关心民生的诗人。”当时，我摇晃着脑袋，流畅地背诵出杜甫的七律《又呈吴郎》，以示赞同。友人走后，我几次尝试背诵《又呈吴郎》，都卡壳了。看来，年近古稀的我，记忆力衰退，不服老不行。于是，我从书櫃中翻检出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重读《又呈吴郎》。没有想到，这次重读竟使我对萧注产生怀疑，并通过探究，对诗篇有些新的理解，所以写出来，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是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期的作品。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天，杜甫由瀼西草堂搬到东屯茅屋去住，将瀼西草堂让给一个姓吴的晚辈亲戚暂住。这位亲戚自忠州而来，到夔州任司法参军事。杜甫以诗代简，写给他《简吴郎司法》《又呈吴郎》两首诗。清朝康熙时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代黄鹤注，说这两首诗是“一时作”。从《又呈吴郎》题目看，黄鹤的说法有道理，否则“又”字就无根据。《简吴郎司法》说：“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西头。古堂本买借疏豁，借汝迁居停宴游。云石荧荧高叶曙，风江飒飒乱帆秋。却为姻娅过逢地，许坐层轩数散愁。”首联写吴郎乘舸而至，诗人遣骑往迎，接远客至草堂。颔联述昔日主人买堂的想法和今天借客暂居的原因。颈联承买堂想法，向客人介绍安居草堂所见的疏豁风景。尾联主人与客人开起玩笑，说自己欲坐草堂层轩散忧愁，反问客人是否允许，足见主客关系十分亲密。从全诗的内容上看，这首诗当作于吴郎刚入住瀼西草堂时。那么，《又呈吴郎》亦作于此时。

《又呈吴郎》虽然写得比较通俗易懂，但在古今注家之中仍存悬案。这个悬案出在颈联“即防远客虽多事，便(一作使)插疏篱却甚(一作任)真”上，就是：插疏篱者究竟是谁？

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说：“妇防客，时怀恐惧。吴插篱，不怜困穷矣。”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也都说插疏篱者是吴郎。萧涤非先生赞同这种意见，把这两句诗解释为：“妇人一见你插篱马上就提防或疑心你拒绝她打枣，虽未免多心过虑；但你一住下便插上篱笆，却也很象是真的拒绝她呢。言外便见得你这位远客大有不体贴处，难怪她疑心你。为了顾全吴郎的面子，使他容易接受意见，不正面戳穿吴郎的意图，却反而说妇人多心，这话是说的十分委婉，也是煞费苦心的。”采取这种意见注释、翻译《又呈吴郎》的版本相当普遍，像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注释的《杜甫诗选》、诗人徐放著的《杜甫诗今译》，等等。

对于这种流行的注译，我过去没在意，现在却起疑。原因之一，吴郎插篱不合情理。自古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怀有这般美好愿望的诗圣，心胸是何等的宽广！而吴郎初来乍到，又是借居棲身，却插篱圈树，拒绝邻妇扑枣，心胸如此狭隘，怎配做诗圣的近亲？再有，封建时代，官场送旧迎新，拜谒上司，结识下属，忙忙禄碌。吴郎迁居赴任初始，哪有闲暇去插篱？况且吴郎尚未眼见邻妇扑枣，又何来插篱圈枣的想法？原因之二，倘若依萧注所说，“这姓吴的一来便插上篱笆，防止打枣，寡妇来向杜甫诉苦，杜甫因此写了这首诗给姓吴的”，那么这首诗跟《简吴郎司法》就不是“一时作”，诗题用“又”字便不恰当，跟宋代黄鹤旧注不符合。

我到图书馆进一步翻检有关杜诗注释的书籍，发现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曹慕樊先生撰写的《杜诗杂说》另立新注。曹先生说：“旧注皆以为插疏篱的是吴郎。窃以为疑。”曹先生的注释是：“第五、六句是十四字句法。把这两句拆散重新组合起来，当是，即使为防远客(指妇人听说即将到来的吴郎)而便插点篱笆围枣吧，虽然是多事，正见她的率真的性格哩。”在这里，曹先生否定了吴郎插疏篱的旧注，提出了邻妇插疏篱的新说。

为了证明新说，曹先生列举四条理由：“第一，此诗七句(末句诗人自说感受除外)都介绍邻家妇人情况。中四推测她的心理。形象完整。若第六句忽换主语，插写吴郎一句，似伤凌乱，杜律诗中未见其例。”杜甫是功力深厚，气魄强大的诗中圣哲。他阅历既多，感慨亦深，才华又足，更注重创新，从而形成格调结构多变的诗风。曹先生以寻常的思维，揣测此诗思路，恐怕难得其实。

“第二，杜甫似完全无必要去夸奖吴郎树篱。客人新到，杜甫耽心他贱视邻妇故加以解释，预为之地，这是情理中事。何至客人插篱，亦在褒奖之列？插篱怎见吴之即‘真’？反之，邻妇扑邻家的枣，照习惯已经可怪。在旧房主迁居新寓客未到的时候，她插篱围树，更是可怪了。所以必须向新至者加以解释，略迹原心，嘉彼真率。这种解释就是必要的了，以免新到的客人不知道，做出有伤邻人自尊心的事来。”笔者翻检多部依照旧注解释此诗颈联的书籍，怎么也看不出诗人褒奖吴郎树篱，真不知道曹先生的这种说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承认颈联两句是诗人预先向远客做出的解释，目的是防止远客做出伤害邻妇自尊心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证明疏篱就是邻妇插的。试问：连扑枣都带着恐惧心理的邻妇，怎么敢插篱圈树公然霸占东邻的产业呢？这是极不合乎情理的事。

“第三，依我的说法，‘防远客’的内容就是‘插疏篱’。依旧注，‘防远客’是一句没有内容的话。”“插疏篱”的确是为“防远客”，邻妇有“防远客”之心，所以插疏篱的就是邻妇。曹先生的这种逻辑貌似有理，但他忽略了有“防远客”之心者，绝非邻妇一人。(下文自会涉及此事。)

“第四，防远客虽多事，插疏篱却任真两句是说一人，故可用‘即……便’二字紧密叫应。……如果上句说邻妇，下句说吴郎，即、便二字就失掉紧密叫应的作用了。”“即……便”这种紧密叫应的句式一般都是流水对。即一联之中，字面对仗，而意义前后句相承，讲同一件事，下句承上句而来，实际是一句话，连贯如流水。单从句式分析，曹先生认为“两句说一人”，这是对的。但曹先生认为插疏篱者不是吴郎，必是邻妇，这就犯了非此即彼绝对化的错误。

行文至此，读者或许会问：“《又呈吴郎》这首诗只涉及三人，即吴郎、邻妇和诗人。插疏篱的既不是吴郎，又不是邻妇，难道是诗人？”不错，在下正是此意。但必须声明：在下绝不掠前贤之美，因为此意的发明权属于前贤，在下不过是暗合。这位前贤就是清初大名鼎鼎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金圣叹曾有评点“六才子书”的计划，除《水浒传》《西厢记》以外，其余四部未及竣事，便因“抗粮哭庙”案被抄家处死。他死后由其族兄金昌从亲友们所存的遗稿中抄集有关杜诗的评点，刻印成书。我这次钻图书馆见到两种金圣叹评点杜诗的版本，一种是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的《金圣叹选批杜诗》；另一种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才子杜诗解》，书名不同，内容基本相同。金圣叹在评点《又呈吴郎》时，认为主使插疏篱的是诗人。可见，曹先生所谓“旧注皆以为插疏篱的是吴郎”是眼界不宽，失于武断的。这也说明，关于插篱者是谁的悬案早就存在。

金圣叹评点《又呈吴郎》，分前、后两解。前解说诗的前四句，后解说诗的后四句。请看后解：“我与邻无扑枣之嫌。而邻与堂犹有一篱之隔。何也？以吴郎寓居于此，故使插篱间之，本为西邻防远客，非为远客防西邻也。因防远客，使插疏篱，虽我之多事，亦我之真情耳。且亦知其所以无食、无儿之故乎？此妇人本未尝无食，只为朝廷征求太重，使其力已竭，以至无食也；本未尝无儿，只为朝廷戎马征发，使其子从军以至无儿也。嗟呼！朝廷如此，为缙绅者，不能为之挽救，已负疚极矣。况忍复禁其扑枣耶？兴言及此，不特彼妇沾巾，即司马青衫泪湿矣。”在解说中，金圣叹以诗人的口吻，把为什么要插篱，插篱的目的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同时说明这是自己的多事，也是自己的真情。金圣叹评点的杜诗版本颈联是“即防远客虽多事，使插疏篱却甚真”，插篱者或许不是诗人本身，可能是小厮，甚至有可能是邻妇，但主使一定是诗人，别人没有这的权力。

金圣叹将插疏篱者定为诗人，如此点评真可谓“别具一只眼”。因为比较吴郎插篱、邻妇插篱、诗人插篱这三种说法，最合乎情理的当属后者。遥想当年，邻妇听到诗人要迁居，吴郎要入住，自然会担忧吴郎不许她扑枣，有什么办法解除担忧呢？只能尝试找诗人诉苦。诗人是六品小官，素怀仁爱之心，听罢邻妇的诉说，既起怜悯之情，又生负疚之感。为了彻底消除邻妇的担忧，想出插篱圈树的办法。插疏篱让邻妇吃了一颗定心丸，却给诗人带来个麻烦，必须预先向吴郎作出解释，以免发生误会，伤害邻妇的自尊心。要知道，吴郎新任夔州司法参军事，司寇是其职责。诗的尾联“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从探究眼前邻妇困穷个案的根由，推广开来，启发吴郎关注社会上还有千百万人挣扎在苦难中。这一切都是诗圣崇高的人格美和智慧美的体现。

无论是把插篱者定为吴郎，还是把插篱者定为邻妇，解释、翻译起来，都给人一种绕脖子的感觉。而把插篱者定为诗人，解释、翻译起来，会径直明白许多。另外，只有把诗人定为插篱者，《又呈吴郎》跟《简吴郎司法》才能为“一时作”。

律诗格律森严，难免有呆板的弊病。杜甫的《又呈吴郎》颈联采用流水对，使森严的七律突然灵动起来，紧接着便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深刻揭示，所以感人至深。历来评论杜诗者常说诗人：“晚节渐于诗律细”，笔者从《又呈吴郎》一诗中又领悟到诗人晚年“体贴黎民更入微”。杜甫忧国爱民的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今年是杜甫诞生的1300周年，撰此短文，作为对这位诗中圣哲的缅怀和纪念。

范文二：杜甫：又呈吴郎

　　《又呈吴郎》

　　作者：杜甫

　　原文：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注释：

　　1、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写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作者用了小辈给老辈的“呈”让吴郎更易接收。

　　2、吴郎：作者的一个亲戚，辈分比作者小，郎则是对人的爱称。

　　3、扑：打。

　　4、任：放任，不拘束。

　　5、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6、不为：要不是因为。

　　7、宁有此：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宁：岂，怎么。此：代词，代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8、只缘：正因为。

　　10、恐惧：害怕。

　　11、转须亲：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善。亲：亲善。

　　12、即：就。

　　13、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

　　14、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15、便：就。

　　16、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篱笆。

　　17、甚：太。

　　18、征求：指赋税征敛。

　　19、贫到骨：贫穷到骨一贫如洗。

　　20、戎róng、马：兵马，指战争。

　　翻译：

　　草堂前的枣树任由西邻打枣，

　　她是没有饭吃没有儿子的一位妇人。

　　不是因为穷困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只因为不让她变恐惧所以需要转变你的态度，变得可亲。

　　那妇人防着你虽然是多心，

　　但你在枣树周围插上稀疏的篱笆就显得太较真了。

　　贫妇人已经诉说过了因为赋税的征求而一贫如洗，

　　我不由想到现在战乱带给百姓的灾难而眼泪打湿了衣巾。

　　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像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m.lz13.cn)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 杜甫的诗全集

* 杜甫：题张氏隐居·之子时相见

*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范文三：杜甫《又呈吴郎》

又呈吴郎 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 正思戎马泪盈巾。大历二年（767），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分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为什么要放任呢？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仿佛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云：“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你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为啥还要插上篱笆呢！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象扯得太远，好象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我们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象“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萧涤非）

范文四：《又呈吴郎》

诗歌原文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作者

[唐] 杜甫（712～770） 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唐代诗人。原籍襄阳（今属湖北），杜审言之孙。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后于据长安近十年。 译文

过去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这个寡妇常来打枣，我从不干涉。西邻的妇女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

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应当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

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怕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倒真让人以为你要禁止她打枣呢！

那寡妇诉说她一贫如洗是因为苛捐杂税实在太多，我又想到现在的兵慌马乱不由得老泪纵横！

疑难点注释

1、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以前已写过一首，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

2、吴郎：作者的一个亲戚。郎是对人的爱称。杜甫迁居，将草堂让给了他的一个吴姓亲戚。这家亲戚一住进去，就在草堂周围插上了篱笆，防止别人打枣。杜甫不同意这种做法，便作此诗婉言相劝。

3、扑枣：打枣。

4、任：听任，不要干涉。

5、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6、不为：要不是因为。

7、宁有此：哪会这样做。指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8、只缘：正因为。

9、恐惧：指贫妇人的害怕。

10、转须亲：是说我们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热。

11、即：马上。

12、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

13、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14、便：就。

15、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篱笆。甚真：太认真了。

16、征求：朝廷征收的赋税负担。

17、贫到骨：一贫如洗。

18、戎马：兵马，指战争。

写作背景

大历二年（767），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诗歌赏析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为什么要放任呢？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仿佛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云：“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你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为啥还要插上篱笆呢！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我们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

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象“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范文五：杜甫又呈吴郎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案

注：教案按授课次数填写、每次授课均应填写一份。重复班授课可不另填写教案。

第一单元 仁者爱人 （二）

杜甫《又呈吴郎》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了解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3、感悟把握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仁民爱物的博大情怀，体会杜诗“诗史”的意味；

4、理解把握《又呈吴郎》艺术特色。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杜甫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情怀及创作。

难点：1、认清孟子民本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

2、杜诗“诗史”的意味。

【教学时数】2 学时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课件讲授、讨论

【教学内容】

1、儒家民本思想形成与发展；

2、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3、以《又呈吴郎》为例，感悟杜甫对民本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以民为本、仁民爱物的伟大情怀；

4、理解把握杜诗“诗史”的意味；

5、 《又呈吴郎》以诗代信、委婉劝戒；写实真切、以小见大的艺术特色。

主要教学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由奴隶制向新兴的封建制演进，变化急遽，与此相应，思想领域各种学说流派分呈，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人物纷纷著述立说。其中儒家的孔子倡导“仁”，强调道德修养；孟子进而倡导“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把为政治国的道理建筑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但历经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潮

先秦民本思潮历经殷周、春秋、战国三阶段，历时千余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特殊的“思想库”。

殷周时期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尚书》、《诗经》等元典。前者是中国最早的政论萃集，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总的源头。《皋陶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逸》：“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梓材》：“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这些精彩句式应该有一个凝练过程，因此其思想萌芽的形成肯定更早。魏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把民本思想概括为八个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虽无原典可依，但在总体上符合《尚书》一贯逻辑，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史上的至理名言。《诗经》中的民本思想散见于风、雅、颂各部分，虽是采风实录，但也表现出一些头脑清醒者“居庙堂之高”时的忧民意识，其《七月》、《伐檀》、《硕鼠》等篇着眼于经济生活事实，强调民生问题，尤可注意。除诗、书外，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亦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仁爱；孟子：仁政

“仁”：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

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左传》述史，对各类新思想收录详备，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时代思潮概貌。《左传》首先注意到民利及民间疾苦问题。记载了许多发展经济、体恤民力等德政，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昭公三十年）。《左传》还把民与“礼”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例如，齐景公在与晏子一次对话中竟领悟到尊民是“礼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尤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不仅继续强调民与“天”的关系，而且还揭示

了民与“神”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更大尖锐性及更明显的突破性。如说：“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这些开明言论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这些提法均见于相关史料中）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墨子》中也有激烈的民本思想(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但相对而言，孔子中庸主义的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会实际及其继续发展的逻辑，因而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此后孟、荀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国语·鲁语》中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

战国时期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无论是此时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君主自食其力业余从政）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辩，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学阵营中的孟荀两位主帅，尤其得力于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是儒家继孔子之后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后称为“亚圣”。孟子生于战国诸侯混战最激烈的时期，他提出“民贵君轻”、对人民作一定的让步、反对掠夺性战争等主张。为此，他到各国去游说诸侯，反对“霸道”，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仁政”、“王道”。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希望能够在诸侯中选出一位王天下的君主。由于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激烈混战的社会状况不符，所以均未

被统治者所采纳。孟子退而与弟子著书，遂成《孟子》。《孟子》是先秦诸子杰出的散文著作，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学说、政治活动、哲学思想和个性修养。《孟子》与《论语》同是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相比，它篇幅较长，内容也更具体，描绘也更细致。《孟子》比喻准确形象，语言犀利酣畅，感情洋溢饱满，说理深刻透彻。

孟子的仁政说：

孔子的“仁”面对社会成员，是一种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则用于政治学说，面对君主及其统治。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仁政说的基础是性善说：

人人有善端，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不忍之心，“乍见孺子入井”，国君亦有，推而广之，用到行政措施中去，关心百姓疾苦，那么天下就归顺之，此即“仁政”。

仁政说的核心是“民贵君轻”论：“民贵君轻”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仁政学说的主要内容。

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致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

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

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石破天惊观念，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把“民”放在国家和国君之上，是社会第一位的，因为无民，便无国家，无君。得天下者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

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

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

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孟子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人和”，指内部团结，人心所向。孟子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胜利之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必胜，非义的一方必败，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顺从了民心，后者背离了民心。所以，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四是强调主政者应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这种情怀及快乐追求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影响极深。

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了重民众、得民心、限制君权。可见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均在于王道，几乎在他的每一条重要论证中，都明确归结于此：“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下》）称王于天下，实现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论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过战争的征伐，而是通过施行仁政以争取民心。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只要行“仁政”，从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悦而诚服”，就会使天下之民自然归顺而成王。所以，孟子反复倡导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为手段而成就王业。然而，要使当时的统治者们施行仁政，就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唯此，他们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说，或进而稍有自觉地推行仁政。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重民、贵民等民本思想。

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关系是：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推行仁政又是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统一的基点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通过宣扬“民本”以施行“仁政”，又通过施行“仁政”以实现“王道”，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通观《孟子》一书，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实是伟大的；然而同时，它也确实是为地主阶级的主权政治服务的，它明确的隶属于孟轲之王权政治思想体系之内。

孟子仁政的措施：

在政治上，施行“王道”，反对滥用刑罚。

在军事上，反对以武力统一天下的“霸道”，主张以德服人。

在经济上，主张“薄其赋税”和“制民之产”。所谓“薄其赋税”就是统治者征收赋税要适当，不要横征暴敛。所谓“制民之产”，就是让民有恒产，具体

办法是实行井田制。

在教育上，主张道德教育，以明人伦物理。“谨（注重）庠序（古代的乡学）之教，申（申明，强调）之以孝悌之义。 ”

此后，荀子也发出许多振聋发聩的警告。如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在两千年来同样起着警钟长鸣作用。

民本从字面讲是“以民为国之根本”，其立场是在君主方面，回答的是君主应该以何者为本的问题，因此是君主制的产物。但从深层次讲，它使用了“本”这个字，而“本”字在战国秦汉以后明确成为一种哲学的范畴，有超越现实的意向。这样，兼有政治与哲学双重意蕴的民本命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就是双向的。

在政治上，它倾向于对现实体制之肯定与建构，指导并推进了君主制的完善和巩固，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统治者“陵民”行为，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哲学上。它倾向于对现实体制之解构。它深刻总结政治智慧，突破了一般意义的执政理念，具有更广泛理论价值，成为审视文明的一种制高点，成为推动文明创新的一种内在而持续的精神动力。

“民本”作为价值判断包含人民性精华，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中的宝贵遗产。只要国家存在，“以民为本”的意识就有普遍意义，只要国体合理，“民本”思想就可能发生质的飞跃，上升到“人民本位”的崭新哲学高度。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范围本身要高于“以民为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的张扬是

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

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依靠人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又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哲学思想的飞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权、珍视生命，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依归。它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

历史上，从“民本”到“人本”，无数仁人志士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及追求理想道德社会的目的，竭尽毕生精力，主张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为民请命。这在我国发展史上无疑是进步思想，也是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萌芽。随着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现，民本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民本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据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庶民是国家主体，民贵而君轻；第二，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盛衰兴亡；第三，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即已提出，在《尚书》中记载也相当丰富，它是对神权思想的挑战和对君权的一种限制。春秋战国时期，极力宣扬民本思想的当推“儒家”。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成为后世政治家的座右铭。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民本不仅仅是为了人民，也关系到统治者自身的安危和存亡。秦末和隋末无数次农民大起义使统治阶级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许多有识之士对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幕僚亲眼看到了农民大起义的强大威慑力量；魏徵以“舟”比作“君”，以“水”比作“庶人”（百姓），用“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警告最高统治者。据此，唐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民安民政策，迅速消除了战乱，稳定了政局，出现了“贞观之治”局面。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体恤民情，关心民众疾苦成为历代优秀政治家的共识。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有力地批判“君权神授”思想，他说，君权并非神授，而是人所授。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君权存在是社会不得安宁的根源。”

古老的民本思想，对近代民主政治产生过极大影响，同时又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超越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的框架，民贵君轻并非目的，而是统治压迫人民的手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民权学说继承了传统民本思

想，同时又远远超越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历代统治者强调民本思想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究竟摆脱不了其根本目的是降伏百姓，巩固自己江山的嫌疑。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位始终将人民的疾苦挂在心上，宁可吾庐独破也要让苍生百姓获得温暖。应该说将民本思想贯彻得最为彻底的就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杜甫生平思想及创作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

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名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函大二十二韵》）；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之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之二）；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之二）；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当我们读着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时，眼前浮现的是一位饱经生活沧桑的老人，他就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诗中与李白并提的“双子星座”之一杜甫。他的诗被称做“诗史”，他本人被称做“诗圣”。他的诗歌反映了仁民爱物的民本思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感染力。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因为他在忧国忧民的同时，还

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对家庭、对妻儿、对邻里朋友。今天我们来学习足以体现杜甫仁爱情怀的诗歌《又呈吴郎》，走进诗人爱国忧民丰富的内心世界，并领略其诗歌的永久艺术魅力。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分析：

大历二年（767），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为什么要放任呢？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仿佛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云：“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

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你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为啥还要插上篱笆呢！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我们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良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思想内容评述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

清朝诗论家叶燮论杜诗云：“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悯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

俄国文学家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

丹麦文论家勃兰克斯说：“个人的哀伤仅仅是全民族哀伤的一个象征而已，它所体现的是当时举世存在的苦难。”

他们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独感和共感的关系。对诗词创作而言，独感是前提，没有从一己的独特感受经历出发，作品抒发的情感必然是空泛无根的；但限于独感的作品，没有跳出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小圈子，也难以在最大的程度上引起读者共鸣。所以作品中的独感只有指向共感，尽量提升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才会具有非凡的动人力量，才能成为经典作品。杜诗之所以号称诗史，正是因为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表达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共感。杜甫诗中的抒情主体，虽然不过是小我，但往往与国家、人民融为一体，也就是“小我”融入了“大我”。

本诗的前六句，是叙写具体人、具体事，表达对一个村野老妇的同情之心，如只写到这个分上，其意蕴毕竟十分有限。此诗的思想高度和情感浓度，更集中体现在尾联两句。诗人借一个老妇的遭遇，推想到天下无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从对老妇个人的同情，又进而扩展到对当时国家局势的深切忧虑：因官府肆意征求不顾百姓死活而贫到骨者，岂仅老妇一人？国家深陷于战乱之中，兵荒马乱，才是造成民族苦难的病根！浦起龙评这首诗：“盖民贫由于‘征求’，‘征求’由于‘戎马’，推究病根，直欲为有民社者告焉。”浦起龙是评论者中最能得杜甫诗心的一位。全诗由对老妇窃枣其人其事的个人化同情，提升到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正是从“独感”指向了“共感”。

一、以诗代信，委婉劝诫

以诗歌的形式起到书信的作用。全篇以议论为主。

本诗还多用虚字，以利于传达诗人的委婉声口，如“不为”、“只缘”，“即”、“便”、“虽”、“却”，“已诉”、“正思”，前后呼应，完全是一种体察对方、通情达理的语气。而多用虚字斡旋语气，产生一种跌宕起伏的效果，也为后来宋代江西派诗人所效法。

二、写实真切，以小见大

杜甫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事物，用不露声色的写实手法，间接地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可以说是体现了从“小我”写起的特点。但杜诗的写实逼真，并不等于就事论事，而是从小处、实处落笔，逐渐推广到有关国家人民命运的全局性问题。即以本篇而言，邻妇，乃身份卑微之人。窃枣，乃日常琐屑之事。插篱，只是年轻人的自然举动。而诗人过去听任老妇窃枣以活，也不过是小善之举。这些都从身边俯拾而来，诗人不露声色地加以叙述、议论。然而以下的诗句却步步推进，层层解剖，从小人物的现实遭遇引向全局性关怀，这是杜甫诗歌常用的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没有对“小”的真实呈现，“大”就会显得虚浮；没有“大”的引领，“小”就只能就事论事，显得狭隘。苏轼云：“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附：译文：

草堂前打枣任由西邻，她是没有饭吃没有儿子的一位妇人。不是因为穷困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反过来只因为怕她恐惧却要显得可亲。那贫妇人见换了新主人您就防着您虽属多事，但您来了就插上稀疏的篱笆却好像是太认真。贫妇人已经诉说过了因为赋税的征求而贫穷到骨，我由此联想到现在战乱不息带给百姓的灾难而眼泪打湿了衣巾。

附：注释：

①呈：呈送，尊敬的说法。这是用诗写的一封信，以前已写过一首，这是又一首，所以说“又呈”。吴郎：作者的一个亲戚。郎是对人的爱称。杜甫迁居，将草堂让给了他的一个吴姓亲戚。这家亲戚一住进去，就在草堂周围插上了篱笆，防止别人打枣。杜甫不同意这种做法，便作此诗婉言

②扑枣：打枣。任：听任，不要干涉。西邻：就是下句说的“妇人”

③不为：要不是因为。宁有此：哪会这样做。指贫妇人打枣这件事。 ④只缘：正因为。恐惧：指贫妇人的害怕。转须亲：是说我们反而更应该对她表示亲热。

⑤即：马上。防远客：指贫妇人对新来的主人存有戒心。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担心。

⑥便：就。插疏篱：是说吴郎修了一些篱笆。甚真：太认真了。 ⑦征求：朝廷征收的赋税负担。贫到骨：一贫如洗。

⑧戎马：兵马，指战争。

课堂小结：

杜甫饱蘸情感的笔墨，写了大量深入反映人民苦难的诗篇，包括农民、士兵、织妇、船夫、背柴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人、提前当兵的儿童等等。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首诗只是诗人用诗书写历史的万诗丛中的一朵。同学们在课后可以阅读更多的诗篇，如《羌村三首》与诗圣做心灵的对话，感受爱国的情怀，忧民的圣心。让心灵得到洗礼，得到净化，提升自己的人格。

讨论、练习、作业：

1、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今天是否仍有现实意义？

2、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与现代“以人为本”思想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并联系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谈谈它与孟子“忧民”“乐民”的联系与区别。

3、为何说《又呈吴郎》具有“诗史”的意味？

参考资料：

1、《杜甫评传》 陈贻焮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

2、《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3、《杜甫研究》 萧涤非著 齐鲁书社 1980年12月

4、《大学语文》教学用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第1版

5、诗圣--杜甫 http://dufu.mem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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