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轩32756846
范文一：司马迁与班固阅读附答案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史记》为私
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司马迁与班固》阅读答案
1．DA项，根据原文可知，班固死于狱中是在汉和帝永元四年，《汉书》成书在此之后；B项，“《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的说法于文无据；C项，强加因果。
2．B根据文意可以判断“个人气质的极大差异”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班固受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
3．CC项说法过于绝对，根据最后一段可知，作者是“推想”，“不一定”是孔子及其门徒的真性情。
范文二：司马迁与班固文学观初探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ry Views of Szu-ma Chien and Ban Gu
魏敏慧
Min-Hui Wei
聖約翰科技大學 全人教育中心國文組講師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St. John’s University
摘 要
兩漢由於辭賦、樂府民歌，和具有一定文學性的文章大量產生，促使人們開
始注意到文學作品和學術的區分。從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的用語中，
可看出當時稱文或文章，已與近人所稱文學頗相似。漢代的文學觀，和當時政治
環境、學術思想有著密切關聯。司馬遷因時代環境，雜糅了較豐富的思想，表現
在文學觀上，認為文學主要是在宣洩作者的思想情感，提出發憤著書說，肯定屈
原作品中發憤疾惡的精神，並對老莊文章風格，及滑稽人物在談笑中隱含至理的
幽默表現給予高度評價。而班固處在經學獨尊、政權集中的時代，所反映的文學
觀，則認為文學應該有益社會，輔助教化，因此雖肯定屈原創作精神，但批評其
作品怨刺內容及神話題材運用，肯定《史記》文學藝術特點，但批評其褒貶史實
觀點;讚賞辭賦諷諫頌美價值，並肯定樂府民歌及小說，具有觀風俗，知得失功
用。
關鍵詞:司馬遷、班固、文學觀、史記、漢書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with the abundant production of
prose-poetry, lyrical poetry, folklores, and articles of literary merits, people began to
be aware of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academic works. The terms
used in Shih Chi (The Book of History) by Szu-ma Chien, and Han Shu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by Ban Gu, have shown that the article, or essay, so named at the
time,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in the modern era. The literary views in the Han
Dynas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academic thoughts of the
time.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Szu-ma Chien has enclosed much
richer thoughts in his literary views, claiming that the major purpose of literature is to
let out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the writer. He also announces his determination
to write books, in which he affirms the indignant spirit in Chu Yuan’s works, and
highly commends the writing styles of Lao Tsu and Chuang Tsu, as well as the
humorous expressions of truth contained in the joking discourses of the Funny
Characters in Shih Chi. Ban Gu, with a social background of a cent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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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that regarded Ching (Classics) as the sole, dominating genre, regards
literature as a means to educate the public and to enhance the society. Therefore,
although commending the creative spirit of Chu Yuan, he also criticizes Chu Yuan’s
indignant and satirical contents and the use of mythical materials. He commends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hih Chi, but criticizes the
praising-and-condemning points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He admires the values of
satire, advice, and beauty-praising in prose-poetry and lyrical poetry, and claims that
folklores and fiction have great functions in observing the customs and revealing the
merits and faults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Szu-ma Chien, Ban Gu, Literary Views, Shih Chi (The Book of
History), Han Shu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壹、前言
有關中國的文學觀，源遠流長，要而言之，先秦時期所謂「文學」，實兼有
文章、博學二義，是泛指學術而言。至兩漢由於辭賦、樂府民歌和具有一定文學
性的文章大量產生，促使人們開始注意到文學作品和學術的區分。從《史記》、
《漢
書》的用語中，可看出當時稱「文」或「文章」，已與近人所稱「文學」頗相似。
而《史記》為文學家單獨立傳、《漢志?詩賦略》的獨立，及其後的《後漢書》
創立〈文苑傳〉，皆可看作是漢人文學觀念的漸趨明晰。
漢代的文學觀，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學術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漢初黃老思
想盛行，思想尚未定於一尊，此點可於以發抒感慨為主的漢初辭賦，及司馬談的
論著中看出端倪，稍後的司馬遷並繼承之。自武帝罷黜百家，儒家思想遂成為漢
代學術思想的主流，經學因此得到獨尊的地位。而經學中文學性最強的《詩經》，
遂被推為文學評論的典範，建立一套「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的詩教理
論
系統，形成漢代文學依經立論的特色，其表現即在論詩及對騷、賦的評價上。
司馬遷和班固都是漢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
不但開我國正史通代和斷代紀傳體之祖，而且二書也是文學上不朽的著作，而書
中不同的文學觀點，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兩漢的文學思潮。
漢代對屈原及其作品、賦及《史記》的評論，是三個重要的課題。兩漢是以
賦為其文學的主流，而賦乃「拓宇於楚辭」，因此如何評價屈原及其作品，是一
個重要問題。屈原及其作品在漢代的譽與毀，和當時的文學思潮息息相關。司馬
遷肯定屈原的高潔人格與愛國精神，進而對其作品的藝術特點，給予極高的評
價，認為可與日月爭光。然而當經學取得獨尊後，學者便以「三綱五常」的禮教
思想，及「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要求文藝作品與之配合，因此班固雖肯定屈
原的文采，但對其作品的怨刺內容，則認為是「露才揚己」，不符合溫柔敦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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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原則。另方面，由於經學的發展，《詩經》被推為文學評論的典範，因此我
們看到無論司馬遷或班固，在評論辭賦時，都強調諷諫的功用。由於司馬遷的思
想並不純粹屬於儒家範圍，因此《史記》一書雜糅了較豐富的思想，由是引起寫
作立場不同的班固之譏評。
本文計分四部分，希冀藉由對司馬遷及班固的文學觀探討，看出漢代文學觀
點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學術思想，確實有其關聯性。因而使得同一文藝作品，在
不同時空下，評價便有所不同。
貳、司馬遷和班固思想比較
思想的形成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家世與遭遇，有著極密切的關聯。欲探究
二人異同，當先掌握其時代背景以及家世。
一、二人所處時代背景
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而其卒年不詳，或與武帝相終始。
(145B.C.-86B.C.)
1
他所經歷的時代，在國力上乃是由盛而漸衰的時期，《 史記?
平準書》:「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
則人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2
到武帝
末年的情形則是:「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3
，正說明
此一情形。在政治上則由寬緩走上嚴刑峻法的酷史之治，《漢書?刑法志》:「及
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
酷吏擊斷，姦軌不勝……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
者咸冤傷之。」
4
在學術上，儒學逐漸得勢，最後並定於一尊。其中關鍵人物董
仲舒，在所上「天人三策」最後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
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5
於是乎當時學術文化，政治思想都逐漸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6
班固生於光武建武八年，死於和帝永元四年，(32A.D.,92A.D.)距儒學定於
1
關於司馬遷生卒年問題，歷年來討論文章頗多，本文主要依據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台
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頁50,67。
2
《史記?平準書》卷三十，(台北:鼎文書局，1977)，頁1420。
3
《漢書?昭帝紀贊》卷六，(台北:鼎文書局，1984)，頁64。
4
《漢書?刑法治》卷二十三，頁292。
5
《漢書?董仲舒傳》卷五十六，頁672。
6
此時的儒家思想已不是先秦儒家的面貌，而是因應時代需要，雜糅了各家思想。詳見沈剛伯〈秦
漢的儒〉《大陸雜誌》，38 卷 9 期，頁27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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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已二百餘年，當時經師儒生，不勝枚舉，儒學已成為學術主流，班固在此風
氣下，思想上不免受其左右。劉師培說:「就其文論，氣厚而濃密，淵茂而含蘊，
字裏行間饒有餘味，純係儒家風格。」
7
二、二人家世概況
司馬遷和班固可說是都出於史學世家，而其撰寫史書，也都是子繼父業，然
因其家世、遭遇不同，所呈現出來的風貌也就有所差別。司馬遷雖嘗從大儒孔安
國、董仲舒問學，卻又深受他父親道家思想的浸染。
8
而其撰寫《史記》，一方面
欲上續孔子志業，發揮「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精神，卻因李陵事件而慘
遭腐刑之禍，故而欲下發一己之鬱憤，述往事，思來者，成一家之言。
班固的家世據《漢書?敘傳》，知其父親班彪有一位姑母班倢妤，頗受天子
寵愛，因此更始之亡關中大亂以前，班家一直享有外戚的餘蔭，可以推測，因班
家和漢室有特殊的關係，所以對漢室抱有特殊的感情。班彪去世後，班固潛精研
思，欲完成父親未竟之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下郡，
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幸而其弟班超營救得當，出獄後，遷為郎，點校
秘書，並於永平中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完成漢書。
9
另外東漢明帝曾指責司
馬遷「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剌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10
，這無異是對班固撰
寫史書的一種暗示，因此漢書在遣詞用字上較謹嚴，對《史記》不免有所微詞。
綜合以上二點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是處於經學籠罩一切學術，政權長久集於
一姓的時代，加上他家族蒙有外戚的餘蔭，他個人蒙赦於漢明帝。由於這些因素，
所以他的學術思想便建立在尊經崇儒之上;他的政治思想便建立在揚漢彰劉之
上。
11
《漢書?敘傳》自述其著書目的:「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
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7
參見劉師培講述《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頁34。
8
關於司馬遷家世、遭遇及作史動機，可參見,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學者研究成果亦
夥，本文主要依據周虎林《 司馬遷與及史學》、賴明德《 司馬遷之學術思想》(台北:洪氏出
版社，1982)、李長之《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徐復
觀《 兩漢思想史》卷三，(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韓兆琦《史記博議》(台北:文津出
版社有限公司,1995)等人所著書籍。
9
參見徐復觀《 兩漢思想史》卷三，頁474,475。關於班固生平事蹟，詳見《 後漢書?班彪
列傳》卷四十上，(台北:鼎文書局，1987)，頁1330-1334。及簡松興,班固撰《漢書》時可
能的限制—以,敘傳,為中心,，《輔大中研所學刊》3 期，頁87-99。
10
班固〈典引序〉，見《增補六臣註文選》卷四十八，(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頁914。
11
參見賴明德《 司馬遷之學術思想》，頁299。此一^點徐復觀,論史記,一文亦
曾指出:《 漢
書?司馬遷傳》紀錄孔子作春秋精神，改《 史記?太史公自序》「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為「貶諸侯，討大夫」，由此文字之取捨，司馬遷與班固作史精神之差別，最易著見。載《 兩
漢思想史》卷三，頁434 及頁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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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探撰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
12
由此可知，其意在尊漢，為漢代統治者
而著書。
《漢書》在體制上沿續《史記》而成，在武帝以前史實，大部分據《史記》
資料稍加補充或改動文字而成，但其間仍有區別。以寫作立場而言:《史記》作
史目的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13
，其態度雖「考信於六藝」
「折衷於夫子」，然亦雜糅各家學說，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漢書是受詔而作，
且當時儒學已成為學術主流。所以二書表現在對人物品評，或對文學的觀點上，
便有所不同。
參、司馬遷的文學觀
在武帝以前，學術未統於一家，故論文者，各逞己見;及武帝罷黜百家以後，
立說之士，始折衷儒術，文學與道統逐漸合一。
14
因此在司馬遷所處時代，思想
尚未受到嚴格限制，在《史記》中，一方面客觀敘述歷史事實，另方面仍可看到
作者的感情和思想，因此其書是歷史著作同時又是不朽的文學創作。《 史記》一
書體大思精，鉅細兼顧，其中散見司馬遷對文學的看法，舉其要者:,太史公自
序,及,報任安書,，可視為其創作論，而,屈原賈生列傳,及,司馬相如列傳
,，則可看出他的文學觀。玆分述於後:
ㄧ、發憤著書說
司馬遷繼承父志而著《史記》，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於是「退而深
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種「欲遂其志之思」，遂成為他文藝
創作的心理根據，,太史公自序,中將此觀念闡述得相當清楚: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
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15
而在,報任安書,中也有類似的話。雖然諸人著書的情形，與司馬遷所言未必盡
合。但是，發憤著書說的精神實質，是強調文章要針對現實，有感而發，有充實
的思想感情蘊蓄於胸中，不吐不快，才為情造文。所以此種「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的發憤著書說，可視為司馬遷對自己一生創作經驗的概括，及看到前人
12
《漢書?敘傳》卷一百下，頁1130。
13
〈報任安書〉見《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728。
14
參見王更生〈中國文學批評概觀〉載《中國文學講話》(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
頁373-375。
15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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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經歷的艱辛過程，從中吸取策勵自己的精神力量。
16
另外司馬遷的意思當不止於此，其作史的動機在於:追求自身及被論述者生
命價值之不朽，且創作者對自己的才華，總有一種自覺，而不願被埋沒，此即所
謂「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釆不表
於後也」。
17
二、對屈原等人的評論
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對《離騷》的藝術風格特質，及屈原的生平、
思想等，作了詳細的論述，並給予極高的評價。首先指出屈原的創作動機為:「疾
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
離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
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離騷》「上稱帝嚳，
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以
為屈原作《離騷》，不止為苦悶之發抒，不止為發憤疾惡之文辭，亦是憂國憂民
的愛國意識表現，而欲人君徹悟。
18
其次由屈原的人格談到他的藝術風格，指出「文約」「辭微」的藝術特色和
善於運用比、興的表現手法。即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
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指出《離騷》隱
約、含蓄的表現手法，是以小見大，以邇見遠的文章典範。並論及人品對作品的
影響，所謂「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
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其崇高的人格反映到作品，因而使作品具有不朽的價值意義，可與日月爭光。在
,太史公自序,提及屈原「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
19
彰顯《離騷》諷諫作
用，及取譬以見義，善於運用比、興的表現手法。
至於宋玉、唐勒、景差之徒，雖「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但因為「終莫敢
直諫」，在思想內容上背離《離騷》創作精神，故為司馬遷所不取。
對於司馬相如的評價，則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及,太史公自序,司
馬遷說:
16
參見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483-489。羅
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學海出版社，1980 )，頁96-99。韓兆琦《史記博議》，頁151-153。
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111-115。
17
《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727。
18
引文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八十四，頁2482。並參見朱榮智《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台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19。及張利群,論漢代作者批評中文人意識的強化,，《廣
西師範學院學報》24 卷2 期，頁43-49。
19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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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
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
此與詩之風諫何異。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
20
司馬相如的主要成就以辭賦見稱於世，故司馬遷在本傳中大量載錄相如文章，見
出司馬遷對西漢前期唯一專業作家的重視。司馬相如賦作雖有虛辭濫說、靡麗多
誇的缺失，但保存諷諫的意旨，故司馬遷仍然給予高度評價，將之與《詩經》中
的大、小雅相提並論。
由以上司馬遷對屈原等人的評論中，可看出他重諷諫的文學觀，並以之為衡
量文學作品的價值標準。儒家詩論本來就有「下以風刺上」
21
之義，然司馬遷在
此提出「怨」和「直諫」，顯然與《毛詩序》強調的「主文而譎諫」不同。蓋司
馬遷繼承並發揮孔子詩教「可以怨」的積極方面，又突破「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的中和思想，吸收道家對現實激憤不滿的思想，因而提出「直諫」的觀點。
22
而
肯定《離騷》「蓋自怨生」的思想，則與其發憤著書說有所關聯。
另外，從司馬遷對《離騷》的評論中，可歸納出其文學批評標準:《離騷》
所以兼有國風及小雅的長處，主要得力於藝術的節制作用，蓋藝術是人類情感的
宣洩，其作用是節制而非激動，而所謂「不淫」、「不亂」，完全是藝術節制作用
23
，因而反對虛辭濫說。
三、對孔子、老莊及幽默文學的評論
司馬遷對孔子的禮贊，表現在其對六藝的貢獻上，《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
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
24
另外，《史記?孔子
世家贊》亦說:「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25
司
馬遷認為經過孔子所折中的六藝，內在的精神是「洋洋美德乎」，外在形式是「物
有節文」。
26
20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卷一百十七，頁3073;《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7。
21
參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頁78-82。
22
參見張少康,漢代對屈原和楚辭評價的爭論,，見氏著《古典文藝美學論稿》(台北:淑馨出
版社，1989)，
頁186。
23
參見李有成〈司馬遷論文學〉，載《中華文藝》第22 卷第2 期，頁74。及李長之《司馬遷之
人格與風格》，頁353。
24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0。
25
《史記?孔子世家贊》卷四十七，頁1947。
26
參見賴明德《司馬遷之學術思想》，頁423。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295
司馬遷學術思想，一方面以儒家為宗，另方面亦承襲父親的道家思想，因此
雖處於「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的時代，但仍給予老、莊正確
的評價。《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老子:「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評莊子的學
術和文章說:「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
抵率寓言也。……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
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並於最後「太史公曰」
總評之:「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
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27
此處指出:老子所推崇的道，精微玄妙以應萬
端，所以其用語微妙難懂;莊子文章善於用寓言設喻說理，想像豐富，語彙富麗，
形成汪洋恣肆的浪漫風格。
司馬遷在《史記》中特別為滑稽人物立傳，其中所述人物言行和幽默相去不
遠。吳福助《史記解題》中有所說明:
傳中所述三人，淳于髡之事齊威王，優孟之事楚莊王，優旃之事秦始皇，所遇並
皆雄主也，若非出之以滑稽談笑，婉譬曲喻，只徒以戇直觸盛怒耳，何由行其諷
諫,是以前序言六藝之用各異，道無不包，滑稽亦天地間一術，亦有裨於治道，
故必書之，此史公之宏識也。……此篇簡短精煉，逸趣橫生，令人千載之下，猶
若聞其笑語之聲。淳于飲酒、優孟諫馬二段，錯綜妍妙，賦手賦心，尤為絕品。
28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
莫之害，以道之用。」他們雖然地位低下，但善於隨機應變，用反語諷諫，於笑
談中使君主明白事理，達到勸善懲惡目的。,滑稽列傳,篇首更將滑稽言談效
用，與六藝相提並論:「孔子曰:六藝於治灰病,Y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
中，亦可以解紛」
29
司馬遷折服於滑稽人物的智慧，肯定其人在談笑中隱含至理，
中于大道，益於政治，故為之立傳。見出將幽默運用到諷諫上，所收效果之大～
而其中所含機智與趣味，實際上即是一種幽默文學的表現。
30
肆、班固的文學觀
班固生長在一個政治穩定，儒學成為學術主流和利祿之途的時代，,儒林傳
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
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
27
引文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卷六十三，頁2143-2144，2156。
28
吳福助《史記解題》(台北:國家出版社，1986)，頁152。
29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8。,滑稽列傳,卷一百二十六，頁3197。
30
同註
26
頁427。
聖約翰學報第二十三期
296
路然也。」
31
所以《漢書》中反映了以倫理綱常、儒家思想為主的思想內容。班
固在《漢書?敘傳》追考家世時說:「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
〈幽通賦〉是一篇暢敘人生觀和志向的賦，文中回顧祖業的輝煌，並表達對前途
的困惑之情，慨嘆世事變化多端，難以預料，主張以聖人之道為行為準繩:「所
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
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並進一步論述:「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要
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復心弘道，惟賢聖兮。」
32
努力弘大聖人之
道，立德立言，以期沒世不朽。
其後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有感於東方朔、
揚雄的懷才不遇，而作〈答賓戲〉，說明自己專長在著書作文，而不汲汲於功名。
文中列舉漢代陸賈、董仲舒、劉向、揚雄為例，說明他們之所以能名傳後世，皆
在於專心探究聖人學說，所謂「究先聖之壼奧，婆娑虖術藝之場，休息虖篇籍之
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虖聖德，列炳於後人。」與顏回、孔子同為後輩學
習的榜樣。自己專長在著書，「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33
把對功業的期待，轉化為
著述。
永平十七年，班固秉承明帝批評司馬遷而稱讚司馬相如的旨意，效法〈封禪
文〉而作〈典引〉用以光揚大漢:「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
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34
由以上三篇著作，皆可看出班固以儒家思想為依歸，歌頌君王威德的創作價值
觀，而此一思想同樣反映在班固關於文學的見解上。班固並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文
學理論體系，但由《漢書》文學家傳贊、,詩賦略論,及,敘傳,、,離騷贊序
,、,離騷序,、,兩都賦序,中，仍可理出其間有關文學的觀點。玆分述如下:
ㄧ、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
在西漢劉安、司馬遷、揚雄諸人都對屈原有所評論，劉安、司馬遷給予屈原
極高的肯定;揚雄則在推崇屈原作品的同時，從「明哲保身」角度不滿屈原的為
人。
35
班固則繼承揚雄之說並發展之。
班固曾作《離騷經章句》今已亡佚，僅存,離騷序,,離騷贊序,。另外，
從,漢志?詩賦略論,中亦可看出他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離騷贊序,及,
詩賦略論,主要是持肯定的意見，,離騷贊序,云:
31
《漢書?儒林傳贊》卷八十八，頁966。並參見黃繼立,班固論賦研究,，《雲漢學刊》第七
期，頁35-56。
32
《漢書?敘傳》卷一百上，頁1124，1126-1127。
33
同註
32
，頁1128。
34
同註
10
，頁914-915。
35
參見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關於揚雄對屈原等的評價，頁552-554。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297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至于
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
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36
,詩賦略論,云: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37
由以上二處引文，可看出班固對屈原忠於國君，作賦諷諫的精神是加以肯定的，
此為漢儒依詩教諷喻說以評論辭賦的一個共通點。
但在,離騷序,中，則反駁劉安《離騷傳》對屈原的評語。,離騷序,云: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
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
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
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
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懟不容，
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
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
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
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
謂妙才者也。
38
班固的批評，主要從兩方面著眼，其一是以《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的觀點，批評屈原「露才揚己」，卒致投江自殺，「非明智之器」，而是狂狷之士。
且「責數懷王，怨惡椒蘭」，不符合臣道，違背「哀周道而不傷」的溫柔敦厚詩
教原則。其次，以《詩經》寫實的標準，批評其作品「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
之語」，所使用的浪漫創新藝術手法，及所運用的神話傳說題材，為「非法度之
政」。在班固看來屈賦中可資效法的只在文釆方面，即所謂:「其文弘博麗雅，為
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並許之為「妙才」。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在評價屈原及其作品時有所矛盾:班固既強調
36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二十五，(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250。
37
《漢書?藝文志》卷三十，頁464。班固作〈藝文志〉，蓋以劉歆《七略》為藍本;而《七略》
又是依據劉向《別錄》而成。班固《漢書?藝文志序》:「今刪其要，以備篇籍」之言，即包含班
固的取捨與意見，〈藝文志〉中所反映出的文學觀點，應該亦代表班固的文學觀點。參見陳國慶
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序言(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
評史》，頁610-611。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頁136-137。
38
同註
36
，頁249-250 。
聖約翰學報第二十三期
298
「怨」不能過分(主要表現在,離騷序,中);又肯定可以怨刺諷諫(表現在,
離騷贊序,及,詩賦略論,)，所以對屈原及其作品有批評，又有肯定。
39
且由
於班固的尚用觀念及注重諷諫之義，在進行批評時，斥其「非法度之政，經義所
載」是從尚用的立場立論的;稱許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堪稱「妙才」，
則是由文辭的藝術立論的。然就整體而言，其批評偏重於諷諫尚用，有益社會、
輔助教化的一面。
40
二、對司馬遷與史記的評論
班固對司馬遷的評論主要見於《漢書?司馬遷傳贊》
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
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
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
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41
班固以自己的觀點，略採其父之文而成。此段評論文字，主要從三方面著眼:其
一論《史記》的取裁標準，其次論《史記》褒貶史實的觀點，最後則就《史記》
文學藝術評論之，並對司馬遷的遭遇寄予無限感慨同情。
論《史記》取裁時，雖評其「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42
，但仍稱許「其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論《史記》褒貶史
39
有關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可參見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山東:齊魯書社，
1989)，頁414-416。
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頁617-622。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中國文學理
論史》,先秦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頁153-155。
40
參見簡宗梧〈漢賦文學思想源流〉，載《政大學報》37,38 期，頁69-70。
41
《漢書?司馬遷傳贊》卷六十二，頁728-729。
42
班彪評論《史記》時，以為「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見《後漢書?斑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7)，而班氏父子改易《史記》，多由此種看法出
發。比較史、漢二書，《漢書》行文立論較嚴謹，在某些史實確有「前修未備，後出轉精」
之功。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478-483;487-545。及吳福助《史漢關係》(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7)，有詳細比對。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299
事，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
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處正顯示出二人學術思想的差異:蓋司馬遷
雖推崇孔子的六藝理念，但仍不失道家的思想色彩;而班固所作評論，有其客觀
政治壓力存在，此點可由他對司馬遷遭遇所發的慨歎看出。
43
至於論及《史記》文學藝術特點，可藉此窺見班固的文學觀，班固概括《史
記》具有「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特點，所謂文直、事核，就是如實
反映客觀現實，肯定《史記》「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和「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的藝術特點，據此可推論此乃班固心目中的理想文章。
三、對辭賦的評論
班固對於辭賦的看法，並見於,漢志?詩賦略論,、,兩都賦序,、,司馬
相如傳贊,及,敘傳?述司馬相如傳,。以《詩經》為準繩評價辭賦，是漢代文
學批評的共通點，班固對辭賦的評論除了上已論及的屈原外，另有對漢賦的總評
價，以及對司馬相如、宋玉的評論。
揚雄晚年對辭賦的諷諫作用產生懷疑，以至輟而不復為，
44
班固雖推重揚
雄，卻不同意他對辭賦的看法。,兩都賦序,即表現出不同的意見: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
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
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
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
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
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
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
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45
43
此部份論述可詳見前文「二、司馬遷和班固思想比較」。至於班固對司馬遷褒貶史事的微辭，
王叔岷〈班固論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辯〉有精闢論辯，可參見之。載黃沛榮編
《史記論文
選集》(台北:長安出版社,1982)
44
《漢書?揚雄傳》:「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
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
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卷八十七下，頁954。
45
同註10，卷一，頁21-22。
聖約翰學報第二十三期
300
在此對漢代文學扼要回顧外，並對漢賦給予全面的肯定，他認為「賦者，古詩之
流也」，又說是「雅頌之亞」，能發揮「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古
詩遺意。在思想內容上是「潤色鴻業」，在藝術特點上是「雍容揄揚」既莊重典
雅，又鋪張揚厲，給予漢賦「炳焉與三代同風」的高度評價。
班固作,司馬相如傳,，基本上照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內容，而文字
略有更動。傳末評價司馬相如賦作，在引用司馬遷意見後，加入揚雄的看法，所
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
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
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46
認為揚雄「勸百諷一」的看法，過度輕視司馬相如賦作的意義。又,敘傳,評價
司馬相如賦
作云: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
賦頌之首。
47
在此班固雖指出司馬相如辭賦雖有「虛辭濫說」、「文豔用寡」、「寓言淫麗」的缺
點，仍不失諷諫的作用，「多識博物」有其實用價值，有助於社會教化，而其文
辭華美，有可觀采，故推許為「辭宗」、「賦頌之首」。
48
對宋玉等人的評論，可於,漢志?詩賦略論,中得到: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
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
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
范文三：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
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从文章风格的差异看来，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
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多取诸现成文献。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从历史文学成就的比较来看，《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史记》不仅成功塑造了历史人物形象，还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不只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叹出之，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而且，《史记》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而班固的《汉书》在文学上的成就没有《史记》高，首先从它的语言上来看，班固有意采用古字古音，文字艰深难懂，因此读起来比《史记》少了很多趣味，文章给人的感觉有点茂密滯塞，很难读懂，因此也只有少部分人阅读，所以影响的范围较《史记》要小。
此外，《史记》与《汉书》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以下几点:《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
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史 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
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篇巨著，都值得我们去读一读。它们的存在丰富了我们的历史，为我们保存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范文四：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佞幸
摘 要： 本文对《史记?佞幸列传》与《汉书?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从中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佞幸这个社会特殊群体评价上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佞幸 态度不同 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大著作，是我们研究汉朝历史的重要史学材料。从古至今，史学家们对《史记》与《汉书》的对比研究都不曾间断。然而，大多数的对比研究都是从《史记》与《汉书》的整体出发，分析马班异同，《史》《汉》异同。所谓见微知著，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从细节入手窥探，或许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到班马之间思想的相异之处。所以，本文选取《史记》的《佞幸列传》与《汉书》的《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 所谓“佞”，《论语?正义》引《说文》云：“佞，巧谄高材也。”也就是能够揣摩帝王心思，顺应帝王意图说话，从而获得帝王喜爱的人，通俗点来说就是很会拍马屁的人。司马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创了为佞幸写传的先河。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识的人。而在后来班固也继承了司马迁为佞幸立传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司马迁与班固的行文中看到他们在对待佞幸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一、司马迁对佞幸的看法 在《佞幸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点出：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而在文章的结尾，他又写道：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另外，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是明确地说明他撰写《佞幸列传》的原因：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从以上三则材料，我们可以对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一，他认为，“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的出现带有一种偶然性，强调的是机遇，这种与帝王的“遇合”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例如邓通的得宠。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史记?佞幸列传》） 汉文帝与邓通的相遇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邓通只是一个小小的“黄头郎”，有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见到汉文帝一面。但是因为文帝的一个“登天梦”，他成为文帝身边的宠臣，更加获得了铸钱权，使得“邓氏钱”遍布天下，一时间富甲一方，有道是：“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李白）《邓通城》倘若没有汉文帝的那个梦，想必邓通也没有后来的显达。 第二，“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司马迁认为佞幸的命运取决于帝王的爱憎。邓通与李延年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 邓通在文帝在位时，十分得宠。但在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不为景帝所喜。所以当景帝即位的时候，邓通的境地就变得困窘了。 太子入问病，文帝使?痈，?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史记?佞幸列传》） 邓通有什么过错，致使他“寄死人家”呢？他恃宠生娇吗？不，“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他勾结外臣获取利益吗？不，“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通俗点来说，汉文帝是邓通的“衣食父母”，生死富贵皆系于皇帝手中，而且邓通并无他能，那么他积极地去讨好皇上也是人之常情罢了。那么，他凄惨下场的原因是什么？“盗出徼外铸钱”？就我个人看来，这一点是不成立的。且不说邓通性谨，不好外交，邓氏钱布天下，但就文中的“长公主赐邓通”、“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等字句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若邓通真的罪有应得，长公主为什么要帮他呢？我认为邓通有如此下场的原因也不过是不讨景帝的喜罢了。 再说那宦臣李延年，司马迁更是用“爱驰”两字直白地点出李延年失宠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能有此认识，我觉得与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爱憎之时”的看法，倒像他遭受“李陵之祸”所发出的感叹。 第三，“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司马迁看到了佞幸身上的长处。可以说，司马迁的“两分法”思想比马克思的更为久远。 总体来说，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是宽容的，评价是客观的。 二、班固对佞幸的看法 班固以“汉兴，佞幸宠臣”作为《汉书?佞幸传》的开篇，与司马迁的相比，缺少了“遇合论”。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是不赞同司马迁“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的观点的。 班固在《佞幸传》的结尾，也表明了他对佞幸的看法： 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另外，他在《汉书?叙传》中也点明了他创作佞幸传的原因：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从上面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对待佞幸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他从国家整体发展出发，将佞幸之祸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利益的高度。他认为佞幸“进不繇道”，是谄媚小人，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作，国家之所以遭逢危机，其终归原因是“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这种人，无德无能，为什么能够获取如此多的财富，残害高明的大臣，后世要以此为戒。可以说，在班固的眼中，这是一群“红颜祸水”。 三、司马迁与班固对佞幸态度不同的原因 我们再看看佞幸在《史记》和《汉书》中存在的位置，和哪一些人放在一起，就能够更加明白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社会各层人士的态度，从而了解到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之处。（见下表） 实际上，游侠、佞幸、货殖，可是说是当时汉朝所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司马迁以一种辩证的目光看待这些群体，写出了他们生活的历史，可是看作是司马迁秉笔直书、以讥时政的一个体现。而在这些方面，班固都是与司马迁持相反意见的，他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状况呢？ 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缘故。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时的西汉，独尊儒术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司马迁还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加之自身的经历，他更加能够深刻地认识历史事件发生的本质，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而班固生活的年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确立，他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儒家封建的正统思想就是他撰写《汉书》的指导思想。 我们可以从《史记?佞幸列传》、《汉书?佞幸传》看出一些端倪。 在上文对司马迁对佞幸态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对佞幸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评价，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也是对帝王生活、性情的展示，使得帝王的形象更加丰满。高祖至暴抗，但也有佞幸籍孺；文帝节俭，却也为邓通一掷千金；武帝文治武功，也有韩嫣、李延年。除了高高在上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帝王的另一面。而在班固的文中，佞幸是一群小人，不学无术，祸国殃民，帝王的过错是由他们引起的，完全否定了“遇合论”。董贤为哀帝报时刻两年有余，若不是哀帝的惊鸿一瞥，或者他还会默默无闻下去，根本不会有机会演绎一出“祸国殃民”的大戏，这当中无疑又是“遇合论”的一个有力证据。中国有一个词――“红颜祸水”，把王朝的覆灭归咎于女子身上，似乎没有这些貌美女子，江山就会世代相传，但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原因，而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帝王将相身上去寻找原因，只用一句“红颜祸水”开脱。在我看来，班固就是封建统治的卫道士，在他看来佞幸与“红颜祸水”是有相通意义的，他们必须为王朝的衰亡“买单”。 或者这就是司马迁与班固的最大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１］孙文阁.可叹的人格，可怜的人生. ［２］张三夕.男色的爱与恨――评《史记?佞幸列传》.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1）. ［３］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何清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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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研究
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研究
【摘 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是司马迁与班
固的两篇论述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了汉
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两篇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
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而班固亦并非
单纯的模仿者，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为详备的《汉
书·儒林传》。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
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
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
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
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
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
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
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
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
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
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
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
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
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
甚。
一
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
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
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
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
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
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
於当世。——《史记·儒林列传》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
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
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
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
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
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书·儒林传》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具有十分巨大的影
响，班固作为后起的一位史学家，对前人进行摹仿、学习，也是无
可厚非的。但是，班固也并不是完全照着司马迁来论述经学的发展
历史，他也有很多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如下面两段：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
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
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
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甾人主父偃，皆以易
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史记·儒林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
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
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
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
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
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
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
本之田何。——《汉书·儒林传》
通过比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汉书》的论述比《史记》更为
详实。《史记·儒林列传》叙经学源流自孔子而后，其世代则由周
而秦，而陈涉、项籍，以至于汉；其传人则由子路、子张、子羽、
子夏、子贡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荀卿、孟子、孔甲、
叔孙通等。汉武后，分五经，列八传，立大传者及附传者不过数十
人而已。《汉书·儒林传》则虽袭《史记》，承续其后，然叙次之经
士则五经大师八人，并传者二十二人，附见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计
二百一十四人之多。这是有名姓显载者，名姓不传者更是不计其数。
另外，《史记·儒林列传》中未言及毛《诗》及《春秋左氏传》，
大概二者并未立于学官，于五经中未立博士之故，故为所阙。而《汉
书·儒林传》则将《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谷梁传》
与其他经传平列而出，乃是对五经博士的陈规所做的突破。
二
欲论《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优劣，是很困难
的事情，我也只能对二者作一简要的客观比照，姑且从以下两方面
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
一、写作目的与意图的比较研究
《史记·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嗟
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太史公创作《史记·儒林列传》的用意在谨庠序之教，崇礼乐教
化，用力处在梳理经学传承的历史，以备忘于后世。
《汉书·儒林传》的小序大体沿袭《史记》，都在阐扬儒家礼乐王
教的精神。《汉书·儒林传》：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
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
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班固作《儒林传》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明天道，正人伦”，崇礼乐
兴教化。但班固在《汉书·叙传》里说：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
经，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班固作《儒林传》不仅具有与太史公同样的阐扬儒家精神的目的，
还有理清经学纲纪，顺通六学师承，序其次第以存其本貌的努力。
二、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
关于马班二人创作风格之异，论者多矣。司马迁开创在先，而班
固亦非单纯的模仿者。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当两者无法兼顾时，
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重史轻文。《史记》更多带有个人情感
色彩的抒情和议论，史迁本人也有战国策士纵横之余风，其文亦受
先秦散文影响较大，史公为文又上承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行文纵
骋不羁，恣肆横溢，疏荡雄奇，虽性情恣迈亦自中于律，朱熹在《朱
子语类》中有言“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
时至西汉后期，为文缘饰经术，雍容迂缓，句式整齐，渐为排偶，
已开东汉语多骈俪之先风。《汉书》语多整齐，实承前代趋势而致，
亦合东汉时风。另外，《汉书》用语整齐，叙事平实，章法谨严，
也是班固正统思想观念牢固、恪守儒家审美规范在史传散文写作中
的反映。
司马迁作《史记·儒林列传》叙千百年事，虽驰纵跃然疏而不漏。
以如掾之笔，发千钧之力，亦中规矩。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必
分析五经派别，条理其师承，明晰其授受，虽传数百人而无丝毫杂
乱，次序井然，条理分明，读者明眼即见。《汉书·儒林传》的篇
幅文字数倍于《史记·儒林列传》，然班固以五经大师总提为根，
然后详为枝叙，一一相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者利.论司马迁与班固不同的史学风格[j].科教文汇，2008
（11）
[4]陈贵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j].
梧州学院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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