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赋比兴的发展
中国古代“赋比兴”的发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赋比兴汉代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
《毛诗正义》:“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赋比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赋比兴南北朝时期刘勰论述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赋比兴南北朝时期钟嵘论述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
赋比兴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
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赋比兴宋代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
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辞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
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
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赋比兴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
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
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赋比兴意义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范文二:赋的简介
2、 “赋”简介
在古典文学中,诗、词、歌、赋并称。赋, 文体名。它是先秦诗歌派生出的一种文体, “赋”的名称据说起于战国时赵人荀卿的 《赋篇》 。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内容和 形貌做了介绍。它说“赋者,铺也;铺采摛 文,体物写志也。 ”赋的内容是体物写志, 是通过摹写事物来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 而 在艺术上注重铺陈,语言上使用华美的词 藻。此外,赋很讲究声韵的美。它借助长短 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 偶的调式,形成了一种自由而又严谨、流动 而又凝滞的文体, 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 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最早的赋出现在 先秦诸子散文中,称为“短赋” 。以屈原为 代表的 “骚体” 实际上是诗与赋之间的过渡, 又称为“骚赋” ,到了汉代,赋的体制便正 式确立,称为“辞赋” ,汉赋规模宏大,以 铺叙事物见长, 继承了楚辞形式上的特点而 更多采用了散文的手法。魏晋以后,赋日益 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 。唐代又由 骈体转向律体,谓之“律赋” 。宋代多以散
文方法作赋, 别创一格。 称之为 “文赋” 。 (赋 体的流变大致经历了“短赋” 、 “骚赋” 、 辞赋” 、 “骈赋” 、 “律赋” 、 “文 赋” ), 赋在形式上注重铺陈排比对偶夸张, 词藻华丽,讲究声韵,形式上介于韵文散文 之间, 内容多为宫苑游猎, 篇末作一些讽谕, 被称为“劝百而讽一” 。著名的赋有东汉张 衡的《二京赋》 ,三国时王粲的《登楼赋》 、 西晋左思的《三都赋》 、唐杜牧的《阿房宫 赋》 ,宋苏轼的两篇《赤壁赋》等。
顺便提到, “赋”虽是我国古代的一 种文体,但今人亦喜袭用。因为“赋”具有 借景抒情铺叙风物,托物言志的特点,人们 往往借它作为写景抒情的散文的标题, 即把 “赋” 字放在所要抒写的事物名称后面以表 示一种文章风格。如《茶花赋》 、 《秋色赋》 等,这里的“赋”显然只是“赞” “颂”的 意味。现代散文的“赋”和古代的“赋”差 别很大,它们在形式上很少有相同之处。 3、 “辞人之赋”和“诗人之赋”
汉代的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提出了“诗 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著名论
断。扬雄认为赋的共同特点是词彩华丽,而 在内容上却有着“则”与“淫”的区别。他 把片面追求形式的赋称为“辞人之赋” ,其 特点是雕绘铺陈的泛滥(淫) ;把注重社会 内容、有讽谏意义的赋称为“诗人之赋” , 其特点是符合儒家的诗教原则。 如果按照这 个标准来衡量,杜牧这篇借阿房宫的兴灭, 讽喻唐最高统治者的赋则是典型的 “诗人之 赋” ,它在“丽”的同时,也体现了“则” 的精神。在晚唐,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易 的。晚唐律赋中,不乏咏古伤今之作。但这 种赋大都是抒发思古之幽情, 没有更多的影 射社会现实的内容,因而只能名噪一时。而 杜牧这篇《阿房宫赋》之所以能流传千古, 正在于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范文三:汉代的赋
汉代的赋
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以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为基础,在吸收了楚辞的一些艺术技巧后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体。它常采用问答的结构方式、铺陈夸张的艺术手法叙事状物,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只能诵读,不宜歌唱。是汉代最为兴盛的一种文体,故又称为汉赋。
一、赋的形成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也就是说,赋这种文体是在诗经和楚辞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是汉赋的远源。前人在概括《诗经》的艺术特点时说:“赋也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种手法侧重于对事物进行直接描写,且多用铺陈叙述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被其他文体得到借鉴和运用,从而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战国时代诸侯、士大夫在交往中“必称诗以喻意,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为了表现自己及国家的财力、物力等状况,就要大量运用到“赋”的这种铺陈手法,从而为“赋”从一种表现手法发展为一种文体起了推动作用。
战国中后期,楚辞的出现,又为赋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常用较长的篇幅、华美的语言、词汇和问答对唱的方式来铺陈事物,这进一步丰富了赋的表现形式,促成了赋体文学的产生。到战国后期,赋体文学出现在文坛上。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荀卿和宋玉是最早的赋作家。史料记载荀子有赋十篇,现存礼、知、云、蚕、针五篇。他在《赋篇》中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手法写了“礼、知、云、蚕、针”五种事物。(“隐语”即“谜语”)
宋玉在继承屈原“辞赋”的基础上吸收了散文的特点和表现手法,创作出了《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作品,已表现出与屈原的辞赋迥不同的区别:内容上由侧重抒情转向了叙事、咏物;对事物的描绘、叙述更为细腻、具体;铺陈、夸张的手法得到更加充分的运用;语言辞藻也比楚辞更为丰富;而且在结构方式上已采用问对的方式等等。总之,诗的成分已明显减弱,而散文的成分则逐渐加强,这种演变标志着汉赋已经形成。
二、汉赋的发展及各种赋体的特点
赋在汉代非常盛行,是汉代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汉代的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出现了骚(体)赋、大赋和小赋三种赋体。
1、汉初至武帝继位(前86年),是汉赋的形成时期,它以骚体赋为代表。
骚体赋指模仿楚辞而写成的赋,这种赋体在形式上与楚辞没有多区别,句子中也多用带“兮
”的语句,内容上也较注重抒情,是一种由楚辞向赋体文学转变的一种赋体样式。
《文心雕龙?诠赋》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汉书?艺文志》录陆贾赋三篇,今具不传。又录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这三个人物,就是汉赋兴起阶段的代表作家,只可惜陆贾的赋我们今天看不到了。现存主要作家作品有贾谊《鹏鸟赋》、《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等。
2、武帝到东汉中叶二百余年间是汉赋的兴盛时期,它以大赋(散体大赋)为主。
散体大赋(又称体物大赋)的特点:
大赋是汉赋中最具特色的赋体:它的特点:①体制宏大,篇幅较长,一般都在千言以上;②多用铺陈夸张的手法,语言华美,词藻富丽;③内容上多写宫殿、苑囿、京都、山川等壮丽的事物以及帝王的活动;④结构上多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由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⑤散韵结合,正文以韵文为主,序、尾一般用散文。
如《子虚赋》
班固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刘勰也说:“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标志着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很多,代表作家有四大赋家: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扬雄:《蜀都赋》、《甘泉赋》
班固:《东都赋、西都赋》(《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东京、西京)
3、东汉中叶以后至汉末的一百余年间是汉赋的衰微时期,以小赋为主。
小赋,东汉中叶以后逐渐兴盛的一种赋体,它篇幅短小,文辞清丽,多通篇用韵,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结构上不用问答体,而显示出灵活自由的特点。
张衡是处于大赋向小赋转变时期的作家,他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是小赋中的优秀作品。
赋在汉代经历了兴起,兴盛到衰落的变化历程,但仍然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六朝时演变为骈(俳)赋,唐宋时演化为律赋,宋代诗**新运动以来又发展为文赋,现代仍有峻青的《秋色赋》等。
三、汉赋兴盛的原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
汉代在文学上被称为大赋巨史的时代,汉赋是赋体文学的高峰。赋体文学大盛于汉,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1、汉代经济的发展,为赋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便采取了横征暴敛的政策,“竭天
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再经过秦末亡秦起义和五年楚汉之争的兵燹之灾,到汉高祖刘邦定天下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鉴于亡秦的教训,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标榜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到汉武帝时,“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经济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上引文可以看到,村长乡长乃至下层官吏都可以“食粱肉”,从容长养子孙,子孙的受教育自然不成问题。受教育的士子众多为文坛提供了强大的后备队。同时,由于物质条件丰富,游学为文自无衣食之忧,而对于文学消费者,一篇好文章出来,既使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也不影响抢购纸张传抄作品。赋体文学不是打油诗,是要有良好的教育基础作后盾的。汉代恰恰为士子们从事大规模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2、汉代至武帝之前的政治稳定,为汉赋创作出现高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史称:汉初至武帝即位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即没有大范围的兵燹水旱等天灾人祸,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士子受教育、文人搞创作提供了有利保障,即使武帝即位后发动开边战争,最初也没有破坏“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社会储备,反而鼓舞了文人们的大一统气概。这史无空前的太平盛景和充满豪情的大一统气概,在赋体文学的高峰期充溢在散体大赋里。
3、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宫庭园林的兴建,开阔了汉人的眼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
汉代开通河西走廊,扩大了对外交往,通商范围远达塔什干、布哈尔、撒马尔罕、阿富汗、波斯、印度乃至罗马,而据《西京杂记》和《朝鲜考古图录》记载,汉朝和日本、朝鲜也有通商关系。汉赋中罗列的珍禽异兽、奇珍怪物,大都是人们在当时见所未见的,便赖于对外交往的扩大。如前述,武帝即位时国库丰实,财力充足,所建造的甘泉宫、建章宫、上林苑、通天台、飞帘阁等,使得乃祖刘邦都嫌奢侈的长乐宫、未央宫相形见绌。这些富丽堂皇、豪华宏大的宫廷,和“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上林赋》),遍养珍禽异兽的皇帝苑林,共同构成了炎汉一朝的宏丽风景线,两汉文人眼界大开,自然丰富了赋体文学的题材。
4、西汉初年倡导的
、以清静无为简朴素淡为体的黄老之风,在汉武帝即位之后逐渐告退,为“铺采摛文”的汉大赋提供了发展空间;而统治阶级的提倡,又为赋体文学的兴盛准备了巨大的市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很快被奉为经典,文人士子以儒学讨出身,开门授徒的硕儒便在故纸堆中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日益繁缛,经书一字,注解或至万言,这无疑助长了文人铺采摛文、构制鸿篇巨制的风气。比如写“郑女曼姬”,无非是体态婀娜、衣饰华美、飘然若仙,在《子虚赋》中就被司马相如写成这种样子: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豀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这还是静态观察,下面还有在蕙圃中追逐游戏、在清池中游泳,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
5、汉朝廷统治者的提倡,也对汉赋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仅西汉武帝之前,见于史书的喜好文学帝、王,著名的就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等。他们招贤纳士,延揽文人,给他们创造闲适的环境,使得他们朝夕论思、时时间作、日月献纳赋体作品。当时著名的文人枚乘、邹阳、严忌、淮南小山等,都是这些诸侯王的座上宾;特别是大文豪主父偃,遍游齐、燕、赵、中山等诸侯国,皆被奉为贵宾。
汉武帝刘彻本身就是个擅长文学的大才子。据说武帝每逢宴会,必要论及赋体文学的创作。有汉一代,史书上明确记载以赋得官的,起码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王褒、张子侨、扬雄(以上西汉);崔篆、李尤(东汉)等。统治阶级的提倡,无疑刺激了文人作赋的积极性。如“陈阿娇《长门赋》”的故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初年,流行于世的汉赋作品已达九百余篇,知名作者有六十多人(据《汉书?艺文志》)。
就这样,在充足的物质条件、安定的社会环境滋养下,在大汉帝国对外开放商路、对内大兴土木改变都市面貌的全新文化氛围中,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提倡和社会时尚的刺激,汉代眼界大开并且“有闲”的文人们,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了赋体文学的辉煌、形成了赋体文学创作的高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大赋巨史的时代。
“辞”与“赋”的关系:
赋的发展与楚辞曾有密切联系,因此汉代往往将辞与赋连称,汉初的“骚体赋”确与楚辞相当接近。但二者终究性质不同。楚辞在根本上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化成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
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贾谊(前200—前168)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青年时代就以其卓越的才华闻名于故乡洛阳,二十岁左右被荐为文帝博士,从此就开始了积极的政治和文学活动,先后写下了《过秦论》、《论积贮疏》等颇具文采的政治革新文章,引起了文帝的注意和器重,但也由此起了朝中群臣
如周勃,灌婴等元老们的忌恨。文帝五年(前175年被贬离朝庭,出任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四年后召回京师,拜为梁怀王(文帝之子刘楫)少傅,在长沙四年里,贾谊写下了《吊屈原赋》《鹏鸟》等文章,回到京城后,他又多次向朝庭上书,陈述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见解,最后写成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名《汉安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社会问题中“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然而却未被朝庭采纳,文帝(前109年)十一年,怀王堕马而死,贾谊自责失职,加之对国家命运的悲伤,第二年,年仅三十三岁的贾谊离开了人间。
贾谊的文学活动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他的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五十八篇,但流传于今天的仅《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数篇,后被刘向收集合编为《新书》。《艺文志》说他的辞赋有七篇,今存五篇,其较完整的保存下来的只有《吊屈原赋》、《鹏鸟赋》,在《吊屈原赋》中,他借屈原的身世遭遇,抒了他怀才不遇的悲怨感慨,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对屈贾寄予同样的感情,故后世往往屈贾并称。
贾谊的赋在形式上继承了楚辞的特点,在抒情上也继承了屈原的风格,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家。
《鹏鸟赋》
这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该赋作为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期间。《史记?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鸟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曰鵩,贾生既已迁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长沙王吴差是当时唯一的外姓诸侯王,任长沙王太傅实际上也就是被排挤出朝廷,遭到了贬官,这对政治热情很高的贾谊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长沙后,南方潮湿的自然环境又加重了对他的折磨,因此他深恐生命不得长久,于是就借猫头鹰飞进室内这件事,写下了这篇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的著名小赋。
第一自然段是全文的引子,交代了作者官作此赋的原因,因为鵩鸟飞栖于自己的室内,对这种不吉利的事,作者感到慌恐不安,于是请求鵩鸟予以解答,实际上也就是提出问题,提出了野鸟入室是凶、是祸,还是吉,福和凶、吉降临的迟早,快慢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后文发表议论奠定基础。
第二自然段借鵩鸟之口为提出的问题解疑。
首先阐述了万物的变化的规律是不断变化、回环往复、互相联系的。
引用老子《道德经》的话和夫差、勾践、李斯,传说为据,论证了吉凶祸福,对立的双方,互相依赖,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说清的道理。用不可知论,回答了野鸟入室是凶、是吉的问
题。
以水、矢、云、雨等自然现象论证了事物的发展受各种外部因素、外力的影响很大,且变化多端,那么结果如何,无法预料,什么时间会到来,也无从知晓,这就回答了“野鸟入室”所预示的吉凶降临的快慢、迟早问题。
作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人是自然造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并无特别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变成人不值得珍惜,变成了他物也不足以痛心——是凶、是祸并无特别意义,表现了作者坦然对待人生的乐观心理。
最后探讨了对待人生的方法
接着,作者又归纳总结了各种各样的人对待人生的不同方法和结果。
经过对比得出了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和方法:顺天委命,把一切都交给天命,与道翱翔。
最事几句,回扣首段,说明野鸟入室一事,不值一提。
这篇赋借鵩鸟之口阐述了自己对吉凶祸福、淹速之度的看法,通过分析解除了对“野鸟入室”这件事的疑虑,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思想和方法,但是这些思想和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消极的,如文中所宣扬的顺天委命,弃智遗形,不为物累等思想,都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的消极因素,赋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和认识也有一些是错误的,如认为事物的发展的循环论,不可知论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贾谊是在愤懑之中,是在黄老思想极为盛行的时代,写作此赋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哲学问题,而是为了发泄胸中的悲愤,所以这些消极思想中,实际上蕴藏着作者对自己不幸福遭遇的怨愤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赋中对我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和认识也有所继承,如用《老子》的话提示了事物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肯定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则,这些都是道家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这篇赋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同时,全文都是以带有“兮”字的四言句为基本句式,通篇用韵,而且多用比兴的手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些都是楚辞中常见的一些特点,但这篇赋也表现出一些与楚辞不同的特点,如铺陈的手法,问答的形式,这又是汉赋的基本特点,所以该赋反映出了汉赋由楚辞发展而来的痕迹,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骚体赋。
从艺术上看,这篇赋大量地运用铺陈、排比的手法,以加强说理的气势,如在阐述吉凶祸福相联系、影响时,作者一连列举出四位古人来加以论证,同时,为了把一些复杂的现象,深厚的哲学命题传达出来。
运用大量比喻,把深奥的道理讲述的清楚明了。如为了说明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就以 为比,为了说明事物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很大,就以“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作比,为
了说明事物之间的因与果,互相转化,以云、雨作比,为了说明自然现象复杂多变,作者以冶炼为比等等,都给人以直接、鲜明的印象。
对比的手法也运用得很充分,如第三段中,作者把达人、大人、至人、真人分别用小智之人,品质,愚人等进行对比,以说明不同的人对待人的方法不同,其结果也各不相同,这些对比的大量运用,同时又具有排比、铺陈的效果。
《七发》(简介)
枚乘是与贾谊同时的著名辞赋家。他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当有九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七发》、《梁正菟园赋》、《柳赋》三篇,其中以《七发》成就最高,其余两篇,后人怀疑是伪作。
《七发》是一篇具有讽刺,劝谕性性质的作品,全文篇幅较长,共有八个段落,第一段是全文的序曲,写吴客前去探问楚太子的病,通过对病症的描述和分析,揭露了楚太子奢侈、淫靡的生活,并指出太子的病不是一般的方法所能治好,接着就一连用了七段文字,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劝涛和要言妙道七个方面来启发太子,以求太子能改变他腐烂的生活,但是前六种生活方式都未能使太子真正动心,当谈到第七种——“要言妙道”时,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这篇文章,目的在于说明淫乐、腐化的生活是导致疾病的根源,要根治那样沉浸于这种生活里的人的这些病症,靠改变生活方式还不行,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是要改变过去的思想意识,从而体现其讽谕作用。
这篇赋明显地运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通过反复问答,结构全文,文中虽然杂有带“兮”字的整齐句式,但并不多,而更多的是散文的句式,与《鵩鸟赋》相比,它有多个迥然不同的特点:1、文字语气不象鵩鸟赋那样平淡朴实,而富于铺陈夸张,具有磅礴的气势,语言比较华美。2、虽有说理的成份存在,而很重状写事物,所以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这篇赋都远离了楚辞的特征,而具备了散体大赋的特点,成为散体大赋真正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赋的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七发》的结构形式对后来的辞赋也很有影响,它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构成七段文字,在赋体文学中形成了一种定型的文体,引起了后世许多文人的模仿,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七体文: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曹植《七启》、左思《七讽》等。
张衡与《归田赋》
78-139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等,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却处在宦官专政、政治黑暗的东汉时代,不被重用,才能无法全面发挥,故又激
发了他的文学活动:他的文学创作有诗歌和辞赋等类,诗歌方面有《怨诗》、《同声歌》、《四愁诗》等。他的《四愁诗》以比兴的手法写自己“思以道术报贻于时君,而惧谗不得以通”的苦闷,全诗共四章,每章七句,每章七言,是较早的文人七言诗,对后来七言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赋以《二京赋》为代表,这部模仿班固《两都赋》而作的《西京赋》、《东京赋》,规模宏大,长达八千余字,是汉赋中的“长篇极轨”。同时,在赋的发展史上,他又处于汉赋由状物叙事的散体大赋向言志抒情的小赋的转变时,他的《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此小赋,又是汉代小赋的开端,所以他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赋家。
《归田赋》
据《昭明文选》李善注,是“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据此,人们认为该赋当作于顺帝初(126)年之前,但也有人认为作于永和三年(138),张衡上书“气骸骨”时,此说与赋的内容相悖,张衡一生并未归田。
全赋可分两段来看:
第一段,写他归田(辞世归隐)的原因:作者以强烈的激愤之情控诉了社会的污浊、黑暗(“阿清手未期”、“天道之微昧”)展现了自己遭受排击,不得重用的处境,抒发了作者要“超尘埃以避逝,民世事于长辞”的愿望。
第二段,设想归隐以后的生活,作者用了两层来写:
第一层,写田园风光的优美:田园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可以使人悠闲地尽情享受这优美的风光。
第二层,写悠闲、快乐的田园生活。
第三自然段写山水渔猎之乐。
第四自然段写室处诗琴书文之乐。
全赋很短,仅二百一十一字,作者简洁明快地抒写了他对社会的憎恶和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表达了他要归隐田园的愿望,诗中作者以清新,骈俪的语言描绘出了一幅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闲生活画面,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和愿望,用强烈的感情色彩来写写,同时又通过景物的展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从而使情和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自此此赋出现之后,两汉讥讽时事,言志抒情的小赋就不断涌现,并且对魏晋抒情小赋的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赵壹《刺世疾邪赋》
生卒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县)人,出于寒门,生活在东汉顺帝、桓帝、灵帝时代,为了耿介倨傲,曾因为被判处死刑,后为计吏入京受到袁逢、羊涉等人的器重而名扬京师,官府多次召启不就,后死于家中。
他的作品据载有16篇,各类文章,但传今的仅有五篇,诗两首,他是汉赋发展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赋作体制短小,抒情言志,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转变痕迹,《刺世疾邪
赋》是他的代表作。
这篇作品揭露了春秋战国以来,直到秦汉时代的统治者们“宁计生民之病,唯利已而自足”的贪婪本性,对东汉末年黑的颠倒,邪正易位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大胆地指出各咱社会弊端的出现是由于“执政之匪贤”造成的。作者以强烈的感情尖锐地揭露了东汉统治者的腐朽,社会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小人得势,权门豪族不法,正人贤才遭迫害,排挤和贪贱阶层遭受压抑的社会现实,鲜明地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其强烈的揭露和批判性是其他汉赋作品中所没有的。
全文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至“直土幽然”)探索了社会弊端的由来和种种表现。
由来:春秋时祸败之始……
表现:情伪万方……
第二段:探索了丑恶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原因:执政……女谒……近习……
危害:欲竭诚而尽忠……
安危亡于旦文……
法禁屈挠于势族……
第三段:抒发了诗人的愤激之情
艺术上:
1、语言清新、犀利,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从语言特征上看,它不似大赋语言上的富丽皇堂,反复铺陈壮写,而显得简洁,明丽,直接了当,字字直刺现实,把作者的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2、比喻生动,对比强烈
3、骈偶化的倾向
在本赋中,作者大量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排列在一起,形成了骈偶句。
范文四:赋的常识
赋的常识
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本来是一种写作手法,解作铺的意思, 指铺陈言志的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 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 铺排就是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 事态现象、 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 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 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 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 又可以一气贯注、 加强语势, 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 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 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 赋法被广泛地采用。 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 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赋诞生于 《诗》 、 《骚》 之后, 律诗、 戏曲、 小说之前。 赋原是 《诗经》 的一种表现手法, 后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采、韵节、善于铺陈、兼有诗歌与散文特点的一种文体。从时代的先 后来讲,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承担了推进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任,它开拓了题材, 丰富了表现手法,发展了体式, 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赋 是常用的文体, 或用它描写景物, 或抒情, 或烘托气氛,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小说也离不开赋。 赋之特质,在于诗文之间。它称不得诗,曰不得文。说它不是诗,它又对仗押韵,说它 不是文,它又单行散行。 它的优势正在于兼二者之长,既有诗的诗意韵律, 又有散文的篇章 布局,在中国文学文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赋作为一种文体,为什么叫汉赋呢?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在两汉 400年间, 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 因而盛 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后人就把汉代的文章,称之为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 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 专事铺叙。 从赋的形式 上看,在于“铺采摛文” ;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汉赋的内容可分为 5类:一 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 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 还有一种分法, 因为汉赋初期是从楚辞脱胎而来的, 所以分为骚 体赋、大赋和小赋。骚体赋以主观抒情为主,犬赋以客观描写为主,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 模巨大, 结构恢宏, 气势磅礴, 语汇华丽, 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小赋则篇幅短小、 文词清丽。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 家 . 小赋则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 文采的基础上, 创造出篇幅较小、 文采清丽、 讥讽时事、 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 赵壹、 蔡邕、 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到西汉时, 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 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 赋大致分为五种, 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 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 没有一定的限制性, 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 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 后人视为赋体正宗, 也称古赋; 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 齐, 多为四言、 六言拼偶组成, 而又讲究平仄, 通篇押韵, 又称俳赋; 唐宋又有律赋, 题目, 字数韵式, 平仄都有严格限制; 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 不刻意追求对偶、 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 赋体的一种解放。
简言之,所谓赋,就是不拘平仄格律、不拘字数、不限韵律、可以运用叙事、铺陈、排 比、对仗等多种写作手法的一种古韵文体。
范文五:汉代的口赋
汉代的口赋.更赋.关税.酒专卖.车船税和缗钱令
东汉的税赋有三种: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力税)
东汉的田税不过三十税一,刍稾税也不过年每顷55钱,可以说是古代最低的土地税,但人头税比较重,尤其是到了政治黑暗的东汉晚期。比如,每户每年需要缴纳200钱的‘户赋’;成年男子每年还要缴纳300钱的‘更赋’——罷癃咸出——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凡是1岁~14岁的孩子,不分男女,每年还要交纳23钱的‘口赋’(皇室税收,归少府,其中有3钱是马口钱,属于特殊军费,归大司农);成人的人头税叫‘算赋’,15~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纳 120钱(政府税收,归大司农,商贾和奴婢加倍,每人每年240钱。为鼓励生育,女子15~30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还有胡乱摊派的‘献费’,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63钱,以供宫廷费用(地方乱收费也多如牛毛,不计)。‘徭役’就是每个傅籍的男子(年满17岁)每年须在户籍所在地服1 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基础建设劳动。征发徭役说是以三十天为限,但只要工程质量不合格,需要返工,就叫‘勿计为徭’,即不计算在固定的役期内,可见徭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另外因为天高皇帝远的关系,地方官滥发徭役也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除此之外,每个良家少女应征入‘秀’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每年的八月十五,朝廷都要派出中大夫、掖庭丞、相工三大官员,去乡间野里,‘阅视’年龄在13~20岁的佳人端丽(基本不会跑远,都是在雒阳地区)。 选取标准是姿色端美,面相符合相法“吉利”的女子。中者当即坐上车,载入后宫,然后再从中择优,让皇帝“登御”。凡有幸受到皇帝恩宠,就有可能立为妃嫔。由于八月初是朝廷向农民征收算赋之日,故称其制为“算人”。这种采选也是百姓向帝王奉献的一种有生命的特殊赋税。
直到魏武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将之更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
关于佃户:东汉的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存在跳槽、改行的可行性。 此外,在土地可以买卖、转手的条件下,少数佃农还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甚至是官员的空间,比如东汉名臣杨震小时候就是一佃农,‘少孤贫,独与母居,假田种殖,以给供养’。
关于流民:法律上禁止流民出现,守土官的治下如若出现流民便要治重罪,但流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东汉政府的大难题,尤其东汉中期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永兴元年(153年),全国有1/3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几十万户倾家荡产,流亡在外,冀州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延熹九年(166年),豫州发生大饥荒,饥饿而死者十有四五。到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黄巾起义,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曾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见东汉政府针对流民的对策无非是镇压和招抚两个办法,如果镇压的掉就镇压,镇压不掉,就减免税赋吸引招抚流民回乡入籍,比如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诏流民“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还有就是划拨土地、设置郡县和修筑城池,以置流民。比如灵帝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
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以处流民。比如汉魏之际,扬州刺史刘馥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对于三国军阀来说,流民差不多就是主要兵源,比如东汉末年战乱之际,南阳、三辅百姓数万户流入益州,被刘焉“悉收为兵”,名曰“东州兵”。时关中亦有流民十余万户“流入荆州”。后关中稍安,大多返回故乡,因“无以自业”,被曹操所属“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
汉代的口赋
汉代的口赋、算赋,对人征收,属于人头税性质。按人头征税,最先开始于秦代。据史载: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充作军费,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收多收少之差,史无记载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汉代规定,凡适龄的少年儿童,不论男女,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充作皇室收入。汉武帝时,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加重口赋的征收,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即作为军费开支。由于口赋的加重,人民难以负担,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制造了很多惨剧。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由于贡禹的建议,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对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征收口赋。如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布二丈
更赋
更赋是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的人所征课的代役钱。汉代规定,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正卒、更卒和戍卒的义务;但不是一到服役年龄就要去服役,服役的人数也不需要那么多,当不需要服役或有钱不愿去服役时,可以按规定出钱代役,这种代役金叫更赋。
汉代的更赋,其征收标准是:(1)正卒:如不亲自服役,可纳钱二千,由政府雇人代役。
(2)戍卒,如不服役,每人每年纳钱三百。由于戍卒的人数因国家劳务的多少和用兵情况不同而有增减,特别是东汉时,戍卒多征发犯罪之人充当,更赋的交纳和使用,不同时期有多少差别,这就使充作徭役的基金(更赋)有一部分余额,这个余额即归国家财政收入。
汉代的徭役,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买复,即出卖免役权。买复始于西汉文帝,当时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就可取得免役的权利。汉武帝时多次许民买复,如元朔(公元前124—前123年)年间,因军费开支过多,府库空虚,于是允许人民交纳一定数量的奴婢后,免除终身服劳役的义务。元封(公元前109—前108年)年间,允许交粮食买得免役权。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卖武功爵,分十七级,这次是收钱或黄金,凡买到规定的爵位后,可终身不服徭役,不纳更赋。
买复措施的实行,虽然国家可暂时获得一笔收入,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不合算的。几十年后,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因服役的人少了,给国家带来了困难。当然买复这一措施对富豪、权贵之家是有利的,但富豪之家免除了徭役,封建统治者就会把它加在劳动人民身上,使劳动者不胜其苦。
关税
关税在汉代,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
秦汉以前,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以纠察违法行为。但是关卡之多,为各国商旅
所不便。秦统一全国,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汉初,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以沟通各地财货,活跃城乡经济。文帝时,把关也撤掉了。景帝四年春,因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又复置诸关,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才有明文记载,在武关设官收税,不过税率不高,所收的钱,也不列入国家财政,仅供“关吏卒食”,所以财政意义不大。发展到东汉,关税日显重要,征收也较繁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指出关津加重征税,于商民不便,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恢复十一税率。可见,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是否课税,如何课税,税率高低,有无优免,等等,史籍没有记载。
酒专卖汉代对酒实行专卖,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榷酒酤”。但只实行了十七年,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不得不作让步,改专卖为征税,每升税四钱。东汉时,因所属统治区缩小,又常遭水旱之灾,所以一再禁止私人卖酒,可见一般情况下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国家征税制。
西汉的专卖政策,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特别是汉武帝时,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广开财源,所以,对盐、铁、酒实行专卖,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有助于增强力,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盐铁在专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病,主要是价格太高,民多不便;铁器质量粗劣,又无选择的余地;有时还征调人民去服徭役。
车船税和缗钱令
车船税: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靠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
汉和帝时期一年财政收入(最少88亿钱,最多158亿,东汉末228亿)
和帝元兴元年,户923,7112,口5325,6229人,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
先算田租:
当时垦田732017080亩
假设算粟,东汉一般亩产粟三斛
而东汉田租是「三十税一」,即收三十分一租税
732017080x3x1/30=7320,1708斛
而1斛粟值多少钱呢?
很多考古汉代竹简都表示1石或斛粟=110钱以上,甚至有网文说东汉时1石粟=220钱 但很可惜那些竹简不是西汉的就是新莽时的,应不能作东汉的物价
而后汉书记明帝永平十二年,「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即1斛粟值30钱
不过,明章之治时,因为太平盛世,所以物价比较低(东汉末年乱世就令斛粟大涨至数千甚至上万),而汉和帝时期虽有言屡获丰年,但物价应不及永平之世年低,但亦不应像西汉时或东汉末那麼贵,不过考虑到朝廷以谷物去换钱回来需要耗成本费,就暂且以1斛粟换回30钱算
即元兴元年,田租可收约22亿钱(东汉末约161亿钱)
汉朝除了田租,还有口赋、算赋、更赋等收入,但东汉关於这方面的定额不清楚,只好参考西汉一般定额
口赋,是七岁(汉武帝时以三岁)到十四岁的小朋友的人头税,汉朝收二十钱,反来汉武帝加多三钱,但东汉还是假设20钱以7岁起来算吧
算赋,是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人头税,一般收120钱(之后有减收),东汉还是以120钱来计吧(因为汉律「贾人与奴婢倍筭」,实际收回来的算赋平均要比120钱要高)
更赋,即如代役钱,收300钱,因为太便宜,大都愿意给钱让朝廷请人去,而东汉又喜欢叫囚犯去做
和帝元兴元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 即户9237112,口53256229
平均每户5.77人,即1户大概5至6人,就假设当时2个小朋友,2个成年,1个老年(免赋),6户家庭就多1个老人或未满7岁的免赋人口
而1户假设有1人要给更赋以代役
口赋:9237112x2x20=36948.448万钱
算赋:9237112x2x120=221690.688万钱
更赋:9237112x1x300=277113.36万钱
赋钱约收到53.575亿,当53亿钱吧
加上租的就75亿
(P.S因为奴婢不入户籍,而奴婢的赋税又向其主人倍收,所以实际赋收当高於此数,另外东汉外族亦不入户籍,而外族亦需要给赋税的,有说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布二丈,所以实际赋收又高於此数)
另外,少府所领园池的收入还没算
桓谭《新论》
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於都内,为禁钱。少府
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西汉末少府所领园地收入83亿
但有一说是十三亿,那个八字疑为入的误笔,但现时两版《新论》的传抄都是「八十三万万」 而《汉书?王嘉传》「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这个数字有的认为是汉元帝时年收入,有的认为是国库存的钱
如果是年收入,那麼新论那个83亿应是13亿比较妥当,但暂无证据
(还有《新论》的赋入40余亿一般认为是经地方扣了地方建设经费后的上缴赋钱,一、地方经费又上又下成本只会更多;二、朝廷把一半作吏俸,一半作存钱,那地方哪来经费;三、经计算西汉人口之赋歛远远高於40亿)
东汉少府园地收入,就当最少的13亿算
那此年,东汉朝廷收入可达88亿
(PS.未计与外族互市之关税、外族的朝贡、奴婢赋税等......此估算只供参考,因为有很多地方是没直接证据的,如人民不一定全种粟,粟价此年实际物价不知,一户中的成员年龄,东汉的实际赋歛是否全跟西汉,商人与奴婢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