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安娜卡列宁娜(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宁娜》之圣经元素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运用巧妙的构思将城市妇女安娜和外省贵族列文的故事双线并行,以此来反映当时俄国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与此同时作品又呈现了两位主人公努力摆脱上流社会的桎梏和追求自身的人生意义和新的生活道路的历程。作者在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中又为我们表现了一个主题即《圣经》—爱、信仰、饶恕、善。这部作品不仅大量使用《圣经》中的话语来充实作品本身,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基督教对当时的俄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除此之外,作者本身的宗教思想也时刻在著作得以中表现。
一、作品《圣经》主题产生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但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在主观上,作家自身的宗教道德观念的影响他的作品的创作。
熟悉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都知道他本身就是一个忏悔式的贵族平民作家,他擅长按照自己的宗教观念—忏悔意识、博爱精神、道德自我修缮等观念来塑造自己作品的人物形象,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就是他自身宗教意识的一个投射者。列文一直在寻找人生生命的意义和俄国的出路,这本身就是作家自己一直在探寻的问题。小说通过列文开始对于宗教的质疑到最后的确立以善为中心的,为上帝而活的宗教信仰方式而获得救赎。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将自身的之于人生意义“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要干什么?”的追问进行了解答。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念的核心要义—人类爱。这种“人类爱”的宗教理念一直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2、在客观层面上,在当时的俄国的社会中,基督教具有广泛地现实基础,并且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19世纪的俄国各种矛盾冲突四起,沙皇专制与基督教结合得更为紧密,使得基督教的影响力深入广大的农村和城市中。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话语还是贵族高级的社会场合都离不开基督教教义的渗入。从作品中人们之间的对话和具体的用语上看,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它的影响力。作品中“上帝”一词出现的次数很多,除此之外向上帝祷告、上帝饶恕、求求上帝等词,在人们面对生活突然的苦难时都会在其口头出现。比如当列文在等待妻子吉提生孩子时,他所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向上帝祷告,但是我除了祷告之外我没事可做。”,这表明虽
然列文不信仰上帝,但是实际行动上依旧会从基督教教义中寻求安慰,找寻寄托。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已经十分的普遍的现象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圣经》的话语俨然成为了一种生活伦理秩序的必须的术语了。在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圣经》节日的记载,例如列文结婚前参加的教会仪式:领圣餐礼、领忏悔证书;在尼古拉死之前举行的涂油礼、吉提给孩子在教堂接受洗礼等等,这些节日在《圣经》中都有其原型。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也有所表现,例如卡列宁对于谢辽查的家庭教育就离不开《新约》《旧约》的考察背诵理解场景的描绘;当列文和其他农民刈草完毕后,一个老农在吃饭前的宗教祷告仪式的场景,这些都说明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基督教在当时的俄国社会的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这些宗教观念已经成为他们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我们知道《安娜卡列宁娜》之圣经主题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
二、爱、信仰、饶恕、善—《圣经》主题元素的具体体现。
1、 作品主题在人物活动和行为的具体表现。
作品开篇借用《圣经》的话语:“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方式来充实本身的内容,接着道出了:“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的广泛的场景叙事。由一个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场景,来书写俄国的历史场景。开篇在奥博朗斯基与其妻子的矛盾化解地过程中,一方面,他自己说道:“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那句我喜欢的祷告,不是我可以将功赎罪,而是凭借你的仁慈来饶恕我。也只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另外一方面,当安娜从彼得堡来劝解杜丽时,她说:“看你是否有足够的爱来原谅他。”最后杜丽经过心里的反复思量而饶恕了她的丈夫。在这件小小的人物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解决家庭纷争和矛盾的时候,爱和饶恕是分不开的。
安娜是作品中的灵魂人物,她最开始压抑着自己的本性,慢慢的渐变成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的女子。她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充满激情的,她不像其他上层贵妇找情夫那样虚伪,而是敢做敢当的。当卡列宁发现妻子在交际场上别人看她的眼光产生细微变化时,他回到家里后心里有这样的一段独白:“她的感情,她心里可能产生什么念头,不关我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在卡列宁那里,他认为结婚具有宗教意义的,结婚就是对上帝应付的责任,是上帝要求我和你结合的。当安娜告知他,她和沃伦斯基的感情时,虽然卡列宁的内心十分的痛
苦,但是他对安娜还是采取了宗教式的饶恕态度,以换取心灵的宁静。由此我们看出在家庭生活和婚姻中都存在着爱和饶恕的宗教观念并存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2、 双线结构之列文这一人物形象折射的宗教观念。
列文是作者热情歌颂的人物,也是作者“人类爱”的宗教思想的体现者,他是外省的一个忏悔式贵族,虽然有时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有略带羞涩感,但是他却是生活中具有深邃思想的洞察者。但他和吉提结婚之前,他怀疑“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并且认为上帝不存在。”他对于宗教的信仰态度是不明确的,在其内心是具有矛盾性、冲突性的。但是随着后来他的思想轨迹的变化,在自杀的边缘经过一个农民教导者费多尔的指点,他找到了救赎的方法—顺从和皈依宗教。他明白了:“要是善有原因,它就不是善,要是善有结果—奖赏,它就不是善,因此善是超越因果的。”还明确了他只能从教养中才能够获得信仰。因为有了这种信仰,他为善凭良心办事,虽然他依旧为尘世的世俗事物而束缚,但是内心却获得了平静。列文重新回到了宗教信仰中,找到自己的信仰反映了作家注重人自身的道德修缮的宗教观念。
三、隐匿于作品中《圣经》元素背后的圣经文化精神。
在作品中的圣经元素—爱、信仰、饶恕、善,反映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当谈及沃伦斯基上战场时,列文等人对于“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就宣扬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信仰基督教的都是兄弟姐妹,当遇到战事时就要互相帮助。他们强调的是《圣经》中的一种为神做好事的观念,要感谢神,人心中要为善。在作品中无论是卡列宁对安娜的爱的饶恕还是人们之于战争的看法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列文周围人们的处事方式都是为着人要有良心和善做事为中心的。虽然上流社会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伪善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时候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在俄国社会中产生的影响。例如,卡列宁在饶恕安娜后的工作信条是:“为上帝而工作,对上帝负责。”就是这种伦理观念的具体展现。而列文的信仰问题的追问和确立,这是一种精神的诉求,说明了作品中推崇《圣经》的精神信仰问题,同时也是作家为解决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所给地皈依宗教的救世良方即从宗教上获得精神的寄托,以回到现实生活中去。
四、作品这些圣经元素的主题给我们的启迪层面。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在基督教宣传的有益的伦理道德理念,这些观念有益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正如我们常言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本文中的爱、信仰、善、饶恕这一圣经元素的主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建构中,基督教的这些教义就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表现在文中的日常生活,爱和饶恕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伦理道德的价值标准,例如卡列宁对于安娜背叛后采取的态度。在当今社会这些积极有益的观念依旧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人为善、真诚待人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个人地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对于人本性的某些压抑性的消极方面,比如教会后期发展的虚伪性。以便于在深处当今时代的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会取舍,以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
其次,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我们必须要有树立自己的信仰,但是这种信仰不局限于宗教信仰这一个范畴。我们不可能达到如列文那般拥有思想深邃的精神境界,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一个有信仰的人,才不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随波逐流,而是能够在人生信仰的指引下对生活充满希望,确立起人生理想。那样在有目标人生追求中,才能够摆脱日常生活中虚无的忙碌,使得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更好的实现自我的价值。坚守自己的信仰,就要做到以诚待人,切实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
综上,在《安娜﹒卡列宁娜》为读者展现了爱、善、饶恕、信仰这一圣经主题元素,并且让我们了解了圣经中的文化精神以及作者在作品中所传达的人文主义关怀。
范文二: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宁娜》
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一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马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托尔斯泰是小说史上争议最少的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里所说的争议最少,指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似乎无人能够否认他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和第一流的小说家的地位。一位小说家获得如此殊荣,在文学史上交不多见,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虽说常常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并列,但人们似乎更喜欢把他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起比较。在这方面人类的天性中确有一种固执的可笑之处:是塞尚伟大,还是梵高更了不起,莫扎特与贝多芬孰优孰劣,如果不让他们见个高低,分个胜负,决个雌雄,似乎颇不甘心。 敏感而自尊的普鲁斯特就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见与《驳圣伯夫》)。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令人不愉快、装模作样,充满可笑之处,人类受到一个想写一部巨著的文学家的裁判,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却是受到一个安详的神道的裁判。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与普鲁斯特持相同看法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的自负是出了名的,屠格涅夫、莫泊桑之流也许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他自称与巴尔扎克打了个平手,但对于托尔斯泰伯爵,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之较量。
说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两个人堪称一对冤家。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期出现了两位大师,彼此之间由于文人相轻的通病而导致互相鄙薄本属政党比如前面提到的海明威与威廉·福克纳之间就很不太平。不过,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太多的猫腻。至少从表面来看,两位巨匠虽不能说相敬如宾,倒也相安无事。托尔斯泰曾对陀氏的妻子大为赞扬,并不无自嘲地感叹说,若是每个作家都能有那样一个贤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写多少部小说。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着一部地写出那些传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劳。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为然,他说出“一个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这样的话,显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较为谦虚一些。他不仅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学中无双的精品,而且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
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捆在一起,并最终使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镜子,是后代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造成的。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群星闪耀,大师层出不穷。但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位对后代的文学(小说)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作家,此人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莫属。相反,列夫·托尔斯泰对后世影响最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文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举世公认,加缪、卡夫卡、贝尔纳诺斯皆可以看成是陀氏的传人。卡夫卡在日记中承认,新闻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自己日后的写作是一大发现。而在《罪与罚》与《审判》、《城堡》之间,似乎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内在的联系。即使像果戈理、契诃夫一类的作家对俄国、西文乃至美洲的短篇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要在西方找到一位托尔斯泰的真正门徒则绝非易事。 记得在大学读外国文学,有关两人的高下优劣,几乎是换一个个就会换一种说法。这与教师个人趣味不无关系。喜欢传统现实主义传统的人,大都比较推重托尔斯泰;而喜欢现代派和所谓昼小说的先生则更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每隔五六年,风尚即为之一变,而两人的排序也随之沉浮。最近来了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她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当我提起托尔斯泰的大名,她立即面露不屑之色,她说,在美国,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了。我不知道她说的“过时”从何谈起,就立即讨教,不料她也说不清楚,最后一言以蔽之曰: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
在我的学生中间,对托尔斯泰不屑一顾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碰到一位学生,依我看
他的导师是一名颇有学问的俄国文学专家,不知何顾,该生对恩师颇为不满,提出是否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让我给他指导。我问他为何要更换导师,他便列举了原导师的几个罪状,其中一条是:他竟然让我去读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可见,在这些言必称美国的学生们的头脑中,老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是一个不中用的古董了。我对他说,导师就不必换了。因为如果我当你的导师,第一本推荐的书恐怕还是《安娜·卡列尼娜》。
有人说,杰作犹如大动物,它们都有平静的外貌。这个说法用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伤口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中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周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牲,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他在后世没有真正的传人,似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风格”或“技巧”不是很容易就能学到家的,一般来说,那些叙事风格、形式感特别哟的作家,后人学习起来还不至于无所依傍,如果有人打算从托尔斯泰那里偷一点雕虫小技学以致用,恐怕多半要失望,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也。胡适有句名言,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用来表明个人的治学态度并无不可,但从文学史上来看,大凡是开了一代风气的作家,身后都有一长串追随者,自古以来,开风气者必为师,似乎也是一条定律。普鲁斯特、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些大师们的意思。像荷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曹雪芹一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们各自的时代留下一座纪念碑,刻下了标高,后来者高山仰止则可,刻意模仿却吃力不讨好,对于这类大师的学习,至多也是“养养气”而已。我们一般会说,《老人如海》、《白鲸》有一点荷马的影子,《日瓦戈医生》有一点托尔斯泰的气象,但从来不会有人把海明威、麦尔给尔说成是荷马的学生,更不会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是托尔斯泰的再传弟子。因此,生活在托尔斯泰同时或稍后的作家是不幸的(但就这一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十分了不起,他的身影始终末被托尔斯泰遮住),他的惟一的似乎就是另辟蹊径。
拉罗什福科曾说:一个十分杰出的功绩的标志是:那些最嫉妒它的人也不得不赞扬它。在俄国或苏联,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民族的人一致颂扬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更是把列夫·托尔斯泰说成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这一观点经过匈牙利的卢卡契发扬光大,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阵营支持十月革命,而且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家和马前卒。随意着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或多或少受到冷落和批判,列夫·托尔斯泰却岿然不动。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犹如一个神,似乎只有音乐界的柴可夫斯基可以与之媲美。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固然优秀,但他们的名字在成为象征之后,欣赏就成了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必须之举”。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曾不无讥讽地描写过莫斯科的傍晚:随着黑夜的降临,家家户户的窗户中都亮起了灯,一阵悠扬的乐曲飘出窗外,你不用去打听那是什么曲子,因为它必然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真是一场灾难。列夫·托尔斯泰在苏联的情形常让我想起鲁迅。坦率地说,在“五四”那帮作家中,我对鲁迅的喜爱,想念无人能出其右,但如今我听到鲁迅这个名字,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厌烦。它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你翻开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总有两位作家是不可替换的,一位是鲁迅,一位是**。
高尔基曾把托尔斯泰称为“小神”,我想他这样说的动机是纯真的。不是为了宣传,而是出于匠人之间本能的崇拜。托尔斯泰的身上也的确有那么一点“神启”之光,且不用说好的艺术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与神灵相通的性质(譬如诗人在古埃及的文献中,是属于人神之间的那么一个角色,有点类似于信使),托尔斯泰本人的宗教热忱也让人望而生畏。
有人说他本质上不信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称之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宗教狂热分子。别的不说,当列夫·托尔斯泰随口说出“天国就在你们心中”这亲一类的话时,无意间已多少带有一点耶稣的口吻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这里也是随便说说,尽管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百万字以上的小说,其中大部分都堪称杰作,但托尔斯泰相互信任似乎对第一流小说家的荣誉并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驱使他写作的动机并不是做一个一流的小说家,而是他那野草般丰富而深邃的思想惯性,再加上他那野牛一般体力和过人的精力,小说只不过是他发泄过剩精力的一个天然渠道。因此,我觉得他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也许更合适。在他的名作《战争与和平》、《复活》中,列夫·托尔斯泰动不动就让精彩的故事突然中断,毫无顾忌地加入大段大段的议论和评述,尽管他的议论性文字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故事的流畅性和新闻记者效果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害。福楼拜也好,托马斯·曼也好,都对托尔斯泰这一做法感到不解,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分,他为了塞进那些议论性的文字而不惜让整个故事“突然死亡”。其实,以列夫·托尔斯泰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这一写法会带来何种结果,他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说明整个写作已部分地脱离了作家的智慧的控制。反过来说,这种写法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习惯,是一种必须。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有自身的智慧,它比作者本人的智力水平更高、更远,这种说法在托尔斯泰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在托尔斯泰晚期的作品中,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的探索走得更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钻进了牛角尖。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试图代替上帝进行思考。《克莱采奏鸣曲》、《伊凡·伊里奇之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安德烈·纪德曾经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以人类的智力,不宜推究得太深,米兰·昆德拉所谓:“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来说,他的思索、疑问是不分畛域、没有界限的,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更近乎歌德。后者曾有一句名言:“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体味参详。”他又借霍蒙苦鱼斯之口说出这样令人费解的话:“一个人连‘母亲’都敢探索,就再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参见《浮士德》,董问椎译)。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价值伦理和哲学思考固然因为在印度的实践而开出了花朵,结出了果实——甘地所奉行的和平主义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成为某种新的精神资源。但如用“不以暴力抗恶”或所谓的人道主义来概括托尔斯泰的思想,未免过于简单。说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也没有完全错。托尔斯泰一方面固然同情、关心农民,并一直设法让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但他骨子里与农民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同时内心深处对他们也有一种本能的蔑视,而且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州地位和优游的生活。他一生都在思考“得救”这个问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幻想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天国。他既然说出了“天国在你们心中”这句有名的箴言,但仍无法克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分裂,最后终于离家出走,死在了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我认为,从本质上说,托尔斯泰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他的例题身份也许还不只是一个思想家,倒更像一位没有具体信仰的神学家,关于这一点,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说得十分明白: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已有五十年,除了十四五年童年时代之外,我有三十五年都是个虚无主义者,这是按这个词的本意来说的: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者(就人们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歪曲涵义而言);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毫无信念。”
二
《安娜·卡列尼娜》是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我想一开始就指出来。在我们这门课的讲授计划中,我将它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没有考虑的。诸位也许和我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无关紧要。我一起认为,在文学上,没有“正确”这样一个绝对的概念,也没有任何
人担保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一劳永逸地最后答案。作为教师的职责之一,仅在于阐述他个人的观点(如有必要,他也会提及文学史上的相关看法)并说明理由。《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它也是写得最好的。《战争与和平》也许更波澜壮阔,更雄伟、更有气势,但它不如《安娜·卡列尼娜》那么纯粹,那么完美。顺便说一句,列夫·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
尽管《安娜·卡列尼娜》在文体上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但我之所以会被这部作品迷住,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另外因素。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强烈的冲击力。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在道德训诫方面的主观意图十分强烈,但也并非始终如此。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更信赖不涉及道德说教的自然,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纯粹艺术的才能要比社会意义的才能高得多。到了晚期作品中,托尔斯泰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带有明显的反智,反文化、反艺术的色彩,他不仅对莎士比亚那样的纯艺术作品深恶痛绝,而且为自己身上所有的莎士比亚的倾向公开表示悔恨。我们这里要说的《安娜·卡列尼娜》恰好是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段,是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艺术倾向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俄国的德鲁日宁,安年科夫等人把《安娜·卡列尼娜》视为“纯艺术”的代表作品,我认为颇有疑问。《安娜·卡列尼娜》虽说没有《战争与和平》中那么多的议论和哲学说教,但对于“灵魂得救”这一主题的展开,作品中的思辨色彩和宗教情绪却要浓烈得多,而且,托尔斯泰晚期作品中的许多主题,倾向和叙事特点在《安娜·卡无尼娜》中都有所表露。因此,我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对于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从艺术表现力方面来说,作者的能力日臻成熟,而且对长篇小说这个体裁的驾驭炉火纯青。这部小说写于他一生中最安宁,最幸福的时期,虽然对于绝对善、正义、真实以及“得救”的探索已婚日后的创作埋下伏笔,但这方面的倾向还未来得及对他饱满的热情、宽广的视野构成损害。
我最近在重读这部作品时,它的流畅性,内在的严谨与缜密仍然让我感到震惊。而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作者一面写作,一面却对这部作品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甚至几次中断了写作。如果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驱使——仅仅为了使《俄国导报》的连载得以完成,很可能性会中途夭折。当托尔斯泰写完这部作品后,他像是摆脱了一件学生的负担似的感叹说:“我终于被迫把我的小说写成了,它科叫我腻烦死了。”托马斯·曼认为,作者之所以写得如此困难,主要是艺术上的永不满足造成的无休止的琢磨修改:“这位惊世骇俗的圣者越是不想念艺术,对艺术越是一丝不苟。”这一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这部作品难产的另一个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作者在“生命的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的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危机与幻灭感。作者将那些犹疑、彷徨、甚至有些绝望的思考一起写入了小说。
在以前的课上,我每次都要向学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喜欢在章节之间用小标题,这是作者的写作习惯所致。《安娜·卡列尼娜》似乎也不例外,但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却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一个标题,那么这个小标题是什么呢?没有学生能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这说明,同学们在新闻记者作品时还不够细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在文体上的形式上的反常之举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好吧,我现在告诉诸位,这个小标题就是“死”。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下“死”这个标题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却泄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这部作品的主题并不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单纯,至少不是以“婚外恋”、“反叛”、“家庭伦理”一类的题目所能涵盖的。“死”这个标题在全书中那样醒目,似乎暗示了“死亡”是作者的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说的那样,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失得,衰盛毁誉,托儿所和希望又有什么意义呢?问
题既出,无人能够回答,在这里托尔斯泰似乎又钻进了牛角尖,又在代替上帝进行追问了。这种思考洽谈室没有答案,是因为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因此,我觉得,尽管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理性反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列夫·托尔斯泰有关“获救”辞典中,社会进步、革命理想、知识与文化、理性与科学统统不在其中。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不是别的,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对上述一切价值系统困难而神圣的超越的象征。
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列夫·托尔斯泰塑造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光芒四射的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吉提、列文、卡列宁、奥布浪斯基公爵。??在这些人物中,惟一一个在生活中左右逢源,带有喜剧色彩的就是奥布浪斯基公爵,其他的人物无不与死亡主题有关。如果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两个故事:其一,是安娜与渥伦斯基从相识、热恋到毁灭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过程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纠葛,其二是列文的故事以及他在宗教意义上展开个人思考。正如那积压著名的开场白所显示的一样,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是以家庭婚姻为基本展开的,至少涉及到了四种婚姻或爱情答案:卡列宁夫妇,安娜——渥伦斯基,奥布浪斯基夫妇,列文与吉提。每一个答案都意味着罪恶和灾难。安娜是惟一经历了两种不同婚姻(爱情)形式的人物。在作者所赋予的安娜的性格中,我以为激情和活力其基本的内涵,正是这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使美貌纯洁的吉提相形见绌:正是这种被唤醒的激情使她与卡列宁的婚姻、甚至彼得堡习以为常的社交生活、甚至包括孩子谢辽莎都黯然失色。与这种激情与活力相伴而来的是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无遗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疯狂的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托尔斯泰对这种激情真是太熟悉了。我们不妨想一想《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卡秋莎士比亚,还有蛰伏于作者心中的那头强壮的熊——它的咆哮声一起困扰着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与“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莎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她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历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想念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
题既出,无人能够回答,在这里托尔斯泰似乎又钻进了牛角尖,又在代替上帝进行追问了。这种思考洽谈室没有答案,是因为它本身是非理性的。因此,我觉得,尽管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理性反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列夫·托尔斯泰有关“获救”辞典中,社会进步、革命理想、知识与文化、理性与科学统统不在其中。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不是别的,其存在的理由正是对上述一切价值系统困难而神圣的超越的象征。
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列夫·托尔斯泰塑造了许多在文学史上光芒四射的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吉提、列文、卡列宁、奥布浪斯基公爵。??在这些人物中,惟一一个在生活中左右逢源,带有喜剧色彩的就是奥布浪斯基公爵,其他的人物无不与死亡主题有关。如果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这部作品主要写了两个故事:其一,是安娜与渥伦斯基从相识、热恋到毁灭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过程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纠葛,其二是列文的故事以及他在宗教意义上展开个人思考。正如那积压著名的开场白所显示的一样,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是以家庭婚姻为基本展开的,至少涉及到了四种婚姻或爱情答案:卡列宁夫妇,安娜——渥伦斯基,奥布浪斯基夫妇,列文与吉提。每一个答案都意味着罪恶和灾难。安娜是惟一经历了两种不同婚姻(爱情)形式的人物。在作者所赋予的安娜的性格中,我以为激情和活力其基本的内涵,正是这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使美貌纯洁的吉提相形见绌:正是这种被唤醒的激情使她与卡列宁的婚姻、甚至彼得堡习以为常的社交生活、甚至包括孩子谢辽莎都黯然失色。与这种激情与活力相伴而来的是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无遗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疯狂的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托尔斯泰对这种激情真是太熟悉了。我们不妨想一想《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卡秋莎士比亚,还有蛰伏于作者心中的那头强壮的熊——它的咆哮声一起困扰着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与“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莎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她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历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想念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
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我们再来看看列文与吉提。这对恋人虽然历经波折与坎坷,最后终于成了眷属。较之安娜和渥伦斯基,他们之间的爱情更符合托尔斯泰的理想。在这里,《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彼埃尔/娜塔莎士比亚之间的充满激情的爱情在安娜——渥伦斯基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而彼埃尔——娜塔莎宗教气息很浓的婚姻则在列文——吉提身上再一次被重写。列文与吉提的重归于好被托尔斯泰赋予了天堂般的温馨。像彼埃尔一样,列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猜字游戏”式的求爱过程理像是一次赌博,不过他成了赢家。列文的求婚被接受之后,困扰着他的所有障碍仿佛在顷刻之间被瓦解了。托尔斯泰写道:“他(列文)必要的时候可以飞上天,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由于有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一度深恶痛绝的沙龙聚会不再令人感到无聊,他甚至感到自己承受不住幸福的晕眩,迫不及待地与茶房彻夜长谈,婚姻的枷锁在列文那里也成了逃避自由的绝妙借口,尽管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打猎的爱好,但他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幸福就是妻子不让列文去猎熊,列文感到高兴,爱,不仅是征服了他,而且是整个地将他吞没了。“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我自由的心情。”“我高兴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
然而,现实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与不幸的背景相比,幸福是脆弱的,来得快,去无踪。列文与现实的和解是暂时的,忧郁与痛苦很快又回来了。爱情并未使他“获救”。为了阻断自己的自杀企图,列文像一个强迫症患者一样,把家里的绳索全部藏起来(因为他看到绳索就想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开枪自杀就更容易了)。列夫·托尔斯泰仿佛被残废这样一个巨大的诱惑迷住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写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自杀,列文的克制不住的自杀冲动,渥伦斯基的为自杀所寻找的漂亮借口(上前线并尽快地被土耳其人的子弹打死)。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就连密哈罗夫这样的人物也成天幻想着离开世界:“要是能够逃到干什么地方去就好了。”而卡列宁无疑是小说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都在深渊中挣扎,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糟糕的是卡列宁本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虚假而根本无力改变它。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惟一可以支持他生命的是一种病态的责任感:他用这种责任感强迫自己办公务,用这种责任感来谈情说爱,来面对背叛他的妻子,与他的情敌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列宁自己把这种责任感解释为“侍奉上帝”的道德需要。
毫无疑问,列文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托尔斯泰为了改造这个人物,动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经验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托尔斯泰借助于这个人物的苦难历程要向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住处呢?或者说,列文这个富足的地主、患有强迫症的沉思者、具有非理性倾向的“神学家”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上帝与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一个上帝以及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何以得救。与其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答案,还不如说留给了我们一个自相矛盾的谜团。列夫·托尔斯泰的思考留下的是一个原样的世界,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列文式的坚韧与忍耐,或者以蒂利亚口吻所说的:“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也就给予了我们的忍受它的力量。”它与里尔克、卡夫卡所给出的答案大致相仿。
马丁·杜伽尔曾认为,托尔斯泰是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的“真实”。但我却倾向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其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多有雷同之处,他的观念的疆域并不宽广,他的素材也不丰富,但这并不妨碍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如塞万提斯的狭隘主题并不妨碍《堂吉诃德》的伟大一样。小说的来自他的智慧,第三而浩瀚的心灵,而更为重要的,他的诚实。维特根斯坦在读完《哈泽·穆拉特》以后曾感慨地说:“他(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范文三:列夫.托尔斯泰的资料
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劳动,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托尔斯泰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出生在离莫斯科不太远一个叫做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主庄园里,父母亲都是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虽然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亡故,但由于家资厚富,所以他的童年始终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在第一部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6)里所描写的那个富裕舒适的地主庄园以及聪明但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又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好梦想的小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走上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和个性特征的真实写照。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转法律系学习;在学期间,他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不满。一八四七年他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设法改善农民的处境。农民和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归于破产。从一八五一年起,他到高加索的沙皇军队中当下级军官,曾亲身参加过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他在当时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就是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几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使他进一步看到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动,而且为他以后在战争与和平》中能够如此生动、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托尔斯泰在一八五七年和一八六0至一八六一年两度出国到欧洲旅行考察。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小说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一个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的帷幕后面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作者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以致完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一八六一年第二次从欧洲考察归国后,托尔斯泰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社会。他一方面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普及教育,并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同时对哲学、宗教、思想道德问题进行大量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认为古老宗法制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的错误结论。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和一位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结婚,他婚后的家庭生活,过得美满而又幸福。
托尔斯泰于五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结婚后不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创作。他的早期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精神探索,显示作家独特、深湛的艺术技巧。短篇小说《一十地主的早晨》(1856)描写一个青年贵族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上实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农民由于长期痛苦的经验,根本不相信老爷,深恐上圈套,拒绝了他的这些“帮助”。故事以主人公的改革失败告终。中篇小说《哥萨克》(18s2—一1862)写一个青年军官奥列宁走平民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他对贵族上流社会和城市资产阶纹“文明”都感到厌倦、不满,而在宗法式的淳朴自由的哥萨克农村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理想。在和哥萨克姑娘的短暂接触后,奥列宁第一次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爱,于是准备放弃贵族身份,申请加入哥萨克籍,但由于他不能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
托尔斯泰的早期代表作表明,他一开始步入文坛就抓住了沙皇俄国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没落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但这时的托尔斯泰,政治上是站在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和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经过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土地全部无偿地交还农民的主张不同,他
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贵族地主的身上,幻想他们弃恶从善,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他把古老宗法制农民看成最高道德原则的化身,更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在作家世界观上的反映。在艺术上,托尔斯察的早期作品善于描写人物的“辩证发展”的心理过程,曾经得到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写成著名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它是作家前期创作的总结,集中反映出他六十年代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
《战争与和平》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竺毫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八0五至一八二O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一八一二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贫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逐利,互相倾轧,沉缅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门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于庞大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纵横城市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采的人物群像;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特别生动鲜明,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部小说的缺点是美化农奴制地主庄园,把像卡拉泰耶夫那种古老宗法式农民的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散布宿命论以及“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观点,以致使有些重要形象的发展不合逻辑,为了宣传作家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情节开展中夹杂着整段整段的哲学议论,不仅违反艺术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造成结构上的某些累赘。
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年,托尔斯泰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完成了他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历史小说,那末《安娜·卡列尼娜》则取材于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列宁曾经引用这部小说的一个主人公的话,“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指出;“对于一八六—至一九O五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这里所谓“一切都翻了个身”是指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封建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的迅速崩溃而所谓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一切就是指资本主义势力的猛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在《安娜·卞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洞察力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精确而深刻地揭示的正是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
长篇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着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另一条是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通过第一条线索,作者极为深刻地揭露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由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女主人公
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另—条线索,作者通过列文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这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惶恐不安。于是,他—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济攻革,企图找出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归依宗教,在一个古老宗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同《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对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俄国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为猛烈和深刻,在艺术技巧上是情节结构更为集中和紧密,描写人物时对复杂的心理过程的分析更加精细入微,叙述风格方面,作家在保持过去创作中时而急速时而平稳而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描写的同时,还更多地采用讽刺和刘比的手法。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唯心论的阶级调和主义、对观实的悲观失望,对邪恶的不抵抗主义以及用基督教的“博爱”取代阶级斗争的宗教宣传,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
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为照顾孩子们上学,从一八八一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一九O一年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才又重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居住。作家在莫斯科生活的八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一方面是封建农奴制的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民反抗斗争日趋高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这期间,托尔斯泰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莫斯科贫民区人口调查,以及访问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整个沙皇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进一步具体的认识。同时,他更加紧对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客观上社会的急速变革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主观上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思想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促成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由贵族地主向宗法制农民的激变。他辞去县贵族长的职务,拒绝担任法庭陪审员,从事体力劳动,力图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决心和本阶级决裂。这个原来拥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伯爵,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反抗和绝望”的表现者。他后期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98--1899),形象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强烈的仇恨,摆脱过去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
《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便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看出受审的正是门己侮辱过的女人,忽然“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 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感召,终又“更深地爱上他”,但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
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势;他反对官方救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彼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较以前朴质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多的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遭到明显的破坏。
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同时也引起全国统冶集团的极度恐慌。当时曾有人建议亚力山大三世查办作家但沙皇的宪兵将军回答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了它。”反动当局不敢用公开的严厉镇压对付托尔斯泰,他们决定从精神上摧毁这位伟大的作家。一九O一年俄国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徒和叛教者”,并开除了他的教籍。但作家没有屈服。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虽已年近八旬,仍一再著文,强烈抗议沙皇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一九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紧张的精神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摆脱贵族生活,把财产交给妻子,弃家出走,以期实现他“平民化”的宿愿。结果中途得了肺炎,同年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堡车站。依照作家生前的愿望,遗休安葬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个悬崖附近,坟上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一直非常重视托尔斯。从作家的生前到死后,列宁先后写了七篇专门论述他的文章。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列宁还说:“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竞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革命导师的光辉著作,是对托尔斯泰这个“十九世纪所有伟人中最复杂的人物”(高尔基说)一生思想和创作的最科学的评价。
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大步”。
鲁迅评价: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巨人”。
范文四:列夫·托尔斯泰的童话
列夫?托尔斯泰的童话
品味,山,啦
辘缨黎蜜
列夫?托尔斯泰十余载的创作
生涯,为世人留下卷帙浩繁的文学
遗产九十余卷.他以脍炙人口的长
篇小说争与和平》,绶娜?卡列
尼姗),(馒活))为世界文坛增添了一
位顶级文豪.此外,他还为后人留下
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政论
等.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而相对鲜
为人知的是托尔斯泰十分关心民众
的教育,在图拉开办农民学校,为农
民和孩子们写了几部语文方面的教
科书,其材料都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民间创作,经托尔斯泰加工改写后
写成的这些教科书成了俄罗斯人民
喜爱的童话寓言作品.
俄罗斯期刊(镞伴》干0载了一篇
取自((俄语阅第二册中托尔斯泰
一
篇寓言性质的童话,在这篇童话
中我们看到的托尔斯泰不仅仅是道
德完善的追求者,而且是一位对生
活满怀激情的教诲者,他告诉人们
对生活应该充满激情,应该为幸福
而斗争,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不
要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终其一生.
这篇故事讲的是兄弟俩一起出门远
游,中午哥儿俩在林中躺着休息,睡
醒时发现身旁有一块石头,上面写
着几行字,他俩好奇地辨认写的是
什么,原来上面赫然写着:
“发现此石者,尽管向日出方
向前行深入村中.届时将有一条河
滚滚流来,你得游向彼岸,你会见
到一头母熊带着一伙熊崽,你得抱
走熊崽直奔山中.到达山上你会见
到一所房子,你在这间屋里就能找
到幸福.”
兄弟俩看清了石头上的话后,
弟弟说:”我们一起去吧,很可能过
了河把熊崽子带到那间屋里,我们
就会享福了.”
哥哥却说:”我不想去林子里抓
熊崽,我劝你也别去.第一,我们不
知道石头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很可
能那上面写的是一个玩笑,何况也
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第二,如果写
的是真的,我们进到森林里,天就黑
了,迷了路,上哪儿去找那条河?再
说即便找到那条河,又怎么游过去?
因为说不定河宽水急.第三,即使过
了河,要从母熊那儿抱走熊崽谈何
容易;熊崽没有到手,我们就会死在
母熊掌下.那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
第四,就算是把熊崽弄至0手了,我们
能一口气跑进山里?还有最重要的
一
点是没有写明在这所屋里我们能
得到什么样的幸福?也可能屋里给
我们准备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希望的
幸福.”
小弟说:”我觉得不是这样.人
家不会随便乱写的.上面写得明明
白白.何况我们照着去做,第一,不
会有什么不好.第二,如果我们不
去,总会有别人发现这块石头而找
到幸福,我们却会一无所获,两手空
空.第三,我们前怕狼后怕虎无所作
为,世界上就不会有让你高兴的事
了.第四,我不想让别人把我看成是
一
个胆小如鼠的人.”
这时候哥哥反驳说:”俗话说得
好,?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有?天上飞
翔的仙鹤,不如唾手可得的山雀?.”
小弟也反驳说:”我倒是听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有?放平
的石头,水流不过;好事不等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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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感矗嘲圈目
编译/程鹿峰
凭下决心.?我看,应该去.”
小弟去了,哥哥留下.
弟弟一进树林就见到一条大
河,立即纵身入水,游到对岸后就发
现了一头母熊,睡得正酣,弟弟立即
抱走熊崽,直奔山里,头也不敢回一
下.刚到山上,迎面来了一群人,还
为他带来一辆四轮马车,把他请上
车后,驱车来到一座城市,随即把他
拥戴为国王.
弟弟统治这个城邦5年,其乐陶
陶,想不到好景不长,在第6个年头
上,一个比他强大的国王打败了他,
侵占了这座城邦,他本人也被驱逐出
境,流落他乡,最后回到哥哥身边.
此时哥哥在农村里过着小康生
活,兄弟俩久别重逢,无比高兴,彼
此倾诉几年来自己的遭遇与感受.
哥哥说:”我没有说错吧:我日
子过得平平安安,挺好的,而你虽然
当了国王,可是遭的罪也不小.”?
范文五:列夫·托尔斯泰的童话
列夫?托尔斯泰十余载的创作生涯,为世人留下卷帙浩繁的文学遗产九十余卷。他以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为世界文坛增添了一位顶级文豪。此外,他还为后人留下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政论等。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而相对鲜为人知的是托尔斯泰十分关心民众的教育,在图拉开办农民学校,为农民和孩子们写了几部语文方面的教科书,其材料都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民间创作,经托尔斯泰加工改写后写成的这些教科书成了俄罗斯人民喜爱的童话寓言作品。
俄罗斯期刊《旅伴》刊载了一篇取自《俄语阅读》第二册中托尔斯泰一篇寓言性质的童话,在这篇童话中我们看到的托尔斯泰不仅仅是道德完善的追求者,而且是一位对生活满怀激情的教诲者,他告诉人们对生活应该充满激情,应该为幸福而斗争,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不要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终其一生。这篇故事讲的是兄弟俩一起出门远游,中午哥儿俩在林中躺着休息,睡醒时发现身旁有一块石头,上面写着几行字,他俩好奇地辨认写的是什么,原来上面赫然写着:
“发现此石者,尽管向日出方向前行深入村中。届时将有一条河滚滚流来,你得游向彼岸,你会见到一头母熊带着一伙熊崽,你得抱走熊崽直奔山中。到达山上你会见到一所房子,你在这间屋里就能找到幸福。”
兄弟俩看清了石头上的话后,弟弟说:“我们一起去吧,很可能过了河把熊崽子带到那间屋里,我们就会享福了。”
哥哥却说:“我不想去林子里抓熊崽,我劝你也别去。第一,我们不知道石头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很可能那上面写的是一个玩笑,何况也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第二,如果写的是真的,我们进到森林里,天就黑了,迷了路,上哪儿去找那条河?再说即便找到那条河,又怎么游过去?因为说不定河宽水急。第三,即使过了河,要从母熊那儿抱走熊崽谈何容易;熊崽没有到手,我们就会死在母熊掌下。那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第四,就算是把熊崽弄到手了,我们能一口气跑进山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写明在这所屋里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幸福?也可能屋里给我们准备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希望的幸福。”
小弟说:“我觉得不是这样。人家不会随便乱写的。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何况我们照着去做,第一,不会有什么不好。第二,如果我们不去,总会有别人发现这块石头而找到幸福,我们却会一无所获,两手空空。第三,我们前怕狼后怕虎无所作为,世界上就不会有让你高兴的事了。第四,我不想让别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
这时候哥哥反驳说:“俗话说得好,‘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有‘天上飞翔的仙鹤,不如唾手可得的山雀’。”
小弟也反驳说:“我倒是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有‘放平的石头,水流不过;好事不等人,全凭下决心。’我看,应该去。”
小弟去了,哥哥留下。
弟弟一进树林就见到一条大河,立即纵身入水,游到对岸后就发现了一头母熊,睡得正酣,弟弟立即抱走熊崽,直奔山里,头也不敢回一下。刚到山上,迎面来了一群人,还为他带来一辆四轮马车,把他请上车后,驱车来到一座城市,随即把他拥戴为国王。
弟弟统治这个城邦5年,其乐陶陶,想不到好景不长,在第6个年头上,一个比他强大的国王打败了他,侵占了这座城邦,他本人也被驱逐出境,流落他乡,最后回到哥哥身边。
此时哥哥在农村里过着小康生活,兄弟俩久别重逢,无比高兴,彼此倾诉几年来自己的遭遇与感受。
哥哥说:“我没有说错吧:我日子过得平平安安,挺好的,而你虽然当了国王,可是遭的罪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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