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前景

XXXXXXXXXXXXXXXXXX

XXXXX论文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前景

学 号：

姓 名： 年 级： 学 院： 学习中心： 专 业：

完成日期： 指导教师： 保险

摘要（中文）

与传统保险产品相比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提供了传统保险产品无法或不愿提供的保障，为被保人自留风险提供融资，使其能够应对易发生的风险。就中国目前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而言，保险业和再保险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通过对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产生背景、发展状况、实施渠道和产品的具体分析， 探求其在中国发展的发展思路及前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阐述了国内外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发展历程，全面概括ART的载体、分类、形式及其特点。提出非传统风险转移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和面临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 ART 保险

目 录

一、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概述 .......................... 1

（一）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 ....... 1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2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的载体和产品的发展情况 ............. 3

（一）非传统风险转移的载体分析 .................... 3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的产品分析 .................... 4

三、国内外保险行业中非传统风险转移现状 ............... 6

（一）国外保险业现状及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发展情况 . 6

（二）我国保险业的现状及市场环境 .................. 7

四、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前景 ................... 9

（一）我国存在发展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需求......... 9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应用分析 .......... 9

（三）我国发展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启示及前景 ....... 9

参考文献 .......................................... 11

致 谢 ............................................ 12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前景

一、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概述

（一）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

ART产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出现，使保险产品与概念有了新的突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太，也越来越复杂，传统保险已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而ART的出现既从总量上扩张了保险业的保险供给能力，增加了保险有效供给，同时又避免了现有传统保险方式的内在缺陷。

传统保险的缺陷主要有四点：1．在传统保险方式下，保费是基于全体投保人所面临的平均风险程度来制定的。2．对投保人而言，他还必须面对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而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经常都会有保险公司破产。3．一般而言，保险公司只能承保纯粹风险，而将非纯粹风险视为不可保风险。另外，出于技术原因或者自身偿付能力的考虑，保险公司对一些潜在损失巨大的风险如环境责任风险也不予承保。

所有这些，都限制了保险公司的保险能力，也迫使人们寻求某种非传统方式为自身提供风险保障。

最早的 ART产品的主要形式是指自保公司。自保公司由非保险公司创立，直接为其面临的多种高频率发生但低损失的风险提供保障，同时也为某些传统保险市场上无法投保的发生频率低但危害性大的风险进行融资。因此，与传统保险产品相比，ART 产品具有这样的特征，即作为传统保险产品的补充，它提供的是传统产品无法或不愿提供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是在于风险融资，即为被保人自留风险提供融资，使其在财务能够为风险的发生作准备或应对易发生的风险。直接触发ART产品的，是美国的巨额巨灾风险赔付，由于市场承保能力的严重不足，ART 产品作为管理风险的另类手段被开发出来。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ART方式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ART方式的渠道；ART产品与方法。

1. ART方式的渠道。所谓渠道，就是 ART方式实施的载体。再保险公司、自保公司、资本市场和银行就是风险转移人可利用的分散传统的风险转移方式所不能解决的风险转移的渠道。

ART方式的使用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前者是指投保人或风险转让人直接借助 ART产品或 ART交易渠道进行风险转让的行为；后者则是通过保险公司进入ART 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ART产品是通过(再)保险公司进入ART市场的，很少有投保人自己直接进入ART市场的。因为，(再) 保险公司是风险管理的专业组织，其经营风险的能力和声誉已为市场上各方面所认可。通过保险这一金融中介，投保人或原始风险转移人可以回避单个风险的个体特征，如是否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因素等，从而在资本市场上更加容易获得风险融资。

2. ART产品与方法。所谓产品和方法是指借助这些具体的风险转移产品，可以将一方不愿意自己管理的风险转移给另一方管理，这些产品和方法包括有限风险产品、多年期/多险种产品、多触发原因产品、保险选择权和应急资本。与保险产品相区别的是，这些产品有的含有所谓保险意义上的承保风险，而且常常把不同类别的保险结合在一起，比如财产险和责任险，但更多意义上的是解决风险转移人风险资金的暂时短缺或不易管理的风险的转移问题，其侧重于风险融资，而非风险转移。尽管这些产品不是彻头彻尾全新的，但他们之所以被认为(相对保险) 是可选择的一种风险转移方式，是因为它们扩展了保险意义上的风险管理内涵 。这些产品与方法把保险、金融、甚至一般经营风险组合在一起，采用多年期合同和累计自留额的形式，进行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散。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的载体和产品的发展情况

（一）非传统风险转移的载体分析

非传统风险载体包括自保、自保公司、共保集团、风险自留集团和资本市场。

1.自保。特指在美国实现的，大公司建立的合格的自我保险计划。此计划作为公司的一个较为长期和稳定的项目存在，并不建立独立的经济实体，在概念上要与“自保公司”严格区分。建立“自我保险计划”的公司将经营过程中的若干种风险完全吸纳，不采取任何形式的风险转移。自保这种方式在美国的保险市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我保险计划的特点:（1）为美国所特有的。（2）在美国非传统保险市场占的比重最大，约占四分之三。（3）接受法规的监管并且受到许多州法规的推动。（4）降低了保费成本，增强损失控制。（5)自留大部分的风险有利用控制道德风险，并扩大风险可保性。

2.自保公司。它是隶属于一个本身并不从事保险业务的公司或集团公司、主要为其母公司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虽然自保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保公司，并在70年代后期得到了迅速发展。自保公司被认为是ART的最初形式。目前，全世界约有4000家自保公司,保费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保险市场份额的6%,大约为210亿美元。虽然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自保公司并不能撼动传统商业保险的统治地位，但其对企业财产责任保险市场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自保形式的出现可以使企业自己寻求更合理、更有效的将现代商业风险进行组合、分散的途径，给传统保险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自保公司可以直接对其母公司承保或通过母公司或子公司所在地的直接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的形式为母公司承保。因此，自保公司通常行使的是再保险公司的职能。自保公司一般不和母公司在同一地注册，而是在相对管制较松、税率较低的地区注册。目前，自保公司的基本形式有：（1）单一自保公司。指隶属于一家母公司的自保公司。（2）联合自保公司。是由几家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自保公司。（3）租借式自保公司。一个企业租用一家自保公司,该自保公司向租用企业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并为这家企

业设立一个单独账户。用于保费、赔款和投资收益的结算。这种形式的优点在于,企业可以节省用于建立自保公司的投资。（4）特殊目的公司。是最新出现的一种自保公司，其主要功能是便于将保险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上去。

3.共保集团。它是公司间或保险公司间针对大型风险的一种保险保障安排，目的是为了调动充足的承保能力，以承保特定类别的风险，并按协定的比例分摊保费、损失和费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责任险和劳工赔偿责任危机，各州立共保集团因此应运而生。共保集团通常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承保一种特定的风险类型。许多非美国的共保集团同时也保个人险业务，如西班牙的巨灾共保集团承保家庭财产险；日本的机动车辆共保集团承保机动险。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共保集团，如德国的核风险共保集团；英国承保恐怖风险的共保集团Pool Re，以及航空险共保集团。

4.风险自留集团。它是美国所特有的责任险承保人，这种集团是建立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的联合自保公司。风险自留集团是经美国1981年的产品责任风险自留法案和1986年的责任风险自留法案的批准在美国成立的：1981年的法案允许为解决由于产品责任保险给付无力、或其他原因带来的受害人求偿无门的情形下，以此为目标成立风险资本集团；1986年法案扩大了自留集团可承保的责任风险范围。

5.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承载保险风险的另一个非传统载体。许多诸如巨灾债券、保险衍生产品或有资本等一类的ART产品是与资本市场紧密相联的，其风险的转移和融资最终都要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参与承担。目前，资本市场作为风险载体的作用仍然相对较小，但其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的产品分析

1.非传统风险转移产品产生的背景

与传统风险管理相比，现代企业的风险管理应该是全面的综合风险管理，所涉及的范围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业风险，如财产风险、人员风险、责任风险等，更多的则是对市场风险的管理，如信用风险、流量风险、利率风险、外汇风险、破产风险等，以及来自于政府和社会方面的政治、法

律风险等。传统商业保险是企业用以转移作业风险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新型风险的不断出现以及对传统形式风险承保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传统保险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在传统产品方面供过于求，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价格战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是在非传统产品以及巨灾保险产品方面供不应求，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不足，信用风险增大。因此，人们必须在传统保险产品之外，研究开发新的保险产品，非传统风险转移产品(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简称ART)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1)传统商业保险市场的结构性缺陷是ART产品产生的重要原因

①由于传统保险的价格是基于平均风险程度而制定的,因而质量好的风险要交纳较高的保费,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用质量好的风险来贴补质量差的风险,而对质量好的风险更多地采用自保的方式。参加商业保险的则往往是质量差的风险,这就是所谓“逆选择”现象。

②投保人在办理了保险后,很可能会不积极地采取必要的防范风险的措施,使得保险公司在面临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时,不得不提高平均保费水平。

③任何一份保险合同的签订,对投保人来说都意味着一定的信用风险,即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赔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由巨灾造成的重大损失已经导致了许多保险公司的破产,就足以说明这种威胁是确实存在的。

④长期以来,由于保险和再保险市场承保能力和范围的限制,许多大公司很难找到能够对威胁其自身生存的巨大风险进行承保的方案。而且,长期以来很多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都被保险公司认为是不可保的。

(2)近20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金融理论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为许多ART产品提供了具体形式和实施方案。

一系列用于对冲系统风险的新型金融工具,如期权、期货和掉期等,都已被用来设计ART保险产品。此外,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融合,使得可保风险的范围得到了拓广,很多过去被认为是不可保的风险,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成为可保风险,保险市场也同时从资本市场上获得了更大的承保能力。

2.ART产品的定义和基本特点

到目前为止,对ART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可以说,ART是一类根据客户的具体需要而设计的,可以提供多年度、多险种的综合性保险产品,其目的在于提高风险转移效率,拓宽可保风险的范围以及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取更多的承保能力。ART可以使企业对那些原来需要自己管理,但并无管理优势的风险实现有效的管理,从而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传统的保险方式相比,ART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量身定做”。(2)提供多年度、多险种的整体保障。(3)将风险在时间上和保单持有人的保单组合内进行分散,从而可以承保传统保险无法承保的风险。(4)不完全由保险人或再保险人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了承保人的承保能力和效率。(5)通过非传统的保险融资,可以改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财务方面的稳定性,降低财务风险,增加企业价值。

三、国内外保险行业中非传统风险转移现状

所谓非传统风险转移(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简称ART),最早出现于本世纪中叶的美国，起初是指企业不通过传统的保险方式，而是以自保公司、风险自留集团等这样一些机制来为自身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保险。非传统风险转移市场由非传统风险载体和非传统风险转移产品两个环节构成。非传统风险载体包括自保、自保公司、共保集团、风险自留集团和资本市场。非传统风险转移产品包括有限风险再保险、责任自然终止解决方案、承诺资本、多险种/多年期产品、多触发原因产品、结构融资和新资产解决方案，以及针对天气风险的资本市场解决方案。

（一）国外保险业现状及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发展情况

由于美国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保险市场，故美国在ART领域一直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近 20年来，美国传统商业保险的保费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己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了，但是各种形式的自行保险却在稳步发展。据估算，其保费量己达到1280亿美元，几乎可以与保费量为1580亿美元的传统商业保险平分秋色。首先，

责任险领域出现的问题不断地促使人们寻求其他可选择的方案。在实务上，风险管理人已经多次采用ART方案解决责任保险领域的一些风险(如产品责任，员工补偿，环境责任等)的转移。其次，就建立新的自保公司而言，虽然强劲的发展势头己经过去了，但自保公司还是越来越受到欢迎。最后，由于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融资越来越重要，加之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工作也逐步趋于系统化，保险证券化的 ART方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风险和保险社会管理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内部风险管理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利益，但在风险融资计划中仍然仅限于在一些大型机构里 。也就是说，美国距离成熟发达的 ART市场也有很长一段距离。

欧洲市场同美国市场比较而言，最大的差别在于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较弱，以及财务处理上的保守主义原则允许企业提取隐性准备金。从中期来看，欧洲在ART发展所需的客观条件方面总体上要比美国更为有利，比如监管、税收和会计准则等，故ART在欧洲将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专业自保公司的发展情况呈现两方面的势态: 一方面是在欧洲许多国家，专业自保公司的渗透度还很低，这意味着它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同时，适合自保公司设立的地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是保险市场的自由化进程目前还没有促使自保公司像预测的那样迅速发展起来，随着保险公司费率结构更趋灵活性，在某些情况下似乎没有设立专业自保公司的必要。对有限风险产品以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ART 产品的需求会随着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的深入和风险管理模式的变化而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欧元投入使用以后，欧洲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统一的资本市场，透明度和流动性也大大提高，从而在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更强，这些都为巨灾债券、保险衍生工具等ART 产品的应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我国保险业的现状及市场环境

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业务种类不多，保费收人较少，但从1979年保险业恢复经营以来，我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是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02-2007年的五年间，保险业年均增长18.2％，2008年实现原保费收入9784亿元，超过1980年到1999年20年间的保费收人总和，

世界排名第6位。2009年全国保费收入首次突破万亿，达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财产险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年保费收人2 875.8亿元，同比增长23.1％；人身险保费收人8261.5亿元，在上年增速

???较高的基础上又取得10.9％的增长速度。中国作为一个潜力无比巨大的对

外完全开放的市场，对国际保险资本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许多国际知名的保险企业已把在中国发展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来安排。总体来看，我国保险市场结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全垄断阶段。1986年以前整个中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自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1986年成立了地区性的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但这并没有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构成任何威胁。

第二阶段(1988-2000年)：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阶段。1988年、1991年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两家全国性综合型保险公司的先后成立，才真正打破了我国保险市场独家垄断的局面。1998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产、寿险分离，后来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也实行了分业经营，于是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的产寿险市场上分别形成了三家寿(或产)险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

第三阶段(2001年入世以来)：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型市场演变的市场分化阶段。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外资、合资公司异军突起，内资新兴公司迅速成长。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所占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平安和太平洋飞速发展;处于第二阵营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中华联合产险、天安保险等成长势头迅猛。在上海、广州等保险业开放较早的城市中，友邦、信诚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凭借其品牌效应和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异军突起，产寿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2009年全国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3.8%.http://www.caijing.com.cn/2010-01-21/110362825.html，2010-01-21

??? 丁少群.阎建军.卓志.谈我国保险市场垄断竞争型结构转变.产业观察，2006年第9期

四、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前景

（一）我国存在发展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需求

我国保险业的真正发展的时间不算很长，传统保险在我国也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我国现在主要发展和完善的是传统意义的保险市场，即寿险和财险公司，风险市场载体十分单一。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也说明我国非传统风险转移市场的潜力尚未开始挖掘，存在巨大的商机。现在进入，将形成不可估量的领先优势。

（二）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应用分析

非传统风险转移在我国应用的典型例子是2007年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和安华农险共同与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签订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框架协议,为2007年享受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的吉林等六省市的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再保险作出安排。协议的签署,是我国朝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再保险支持体系和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将积极探索建立更高层面的巨灾风险准备金,探索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分散农业巨灾风险的新途径,为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渗透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由于缺乏再保险支持和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风险无法在更广的范围内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和经营能力受到较大影响,非传统风险转移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

（三）我国发展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的启示及前景

随着中国金融保险业的逐步开放，新的风险不断出现，以及国内企业正逐渐接受国外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这些都使得对ART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由于国内传统的保险公司无法消化这些需求，所以建立我国的ART载体显得非常迫切。发展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传统(再)保险固然是首要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框架协议在京签署.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2719/i47285.htm，2007-05-28

但正确认识ART的巨大潜力,注重创新,对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自保、自保公司、共保集团等ART载体从本质上讲，都是制度创新或组织机构创新。对这类创新活动来说，没有良好的政策鼓励和法规支持是很难成长起来的。中国保险业必须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国际上已经发展起来ART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市场情况、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注重创新，大胆试点，建立适合本国的新型风险载体机构。

经过3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保险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年均发展速度为33.97%。尽管如此，和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市场经营主体仍然偏少，保险业资本金总量偏小，商业保险的参与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传统的风险转移方式仍在以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发展，远没有发展到相对饱和状态，保险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其完善和发展十分需要ART 产品。我国加入WTO后，市场更迅速地向外国公司开放，竞争压力也在增加 。各公司不得不面对新的风险，因此风险管理对公司盈利的影响日益加大，这使得公司更加专业化和成本化地进行风险管理成为必需，风险管理方式的转变将积极推动ART 产品在我国的发展。

[1] 蔡秋杰. ART与传统保险方式的比较研究.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6.

[2] 方春银. 论非传统的风险转移方式.保险研究，2001，07.

[3] 陈秉正. 国外非传统风险转移产品介绍.保险研究，2000，10.

[4] 黄耀冬，周宁. 论发展ART产品的制约条件.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03.

[5] 张虹，陈迪红．保险学教程．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 赵苑达．再保险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7] 周骏，张中华，刘冬姣．保险业与资本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8] 方春银，骆艳．巨灾风险与再保险．中国金融，2005，（7）：59-60.

[9] 李延明，吴燕．巨灾债券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商业研究，2005，（5）：78-81.

[10] 李永．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巨灾风险防范．华北地震科学，2005，（12）：45-49.

学生： 年 月 日

范文二：基于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保险/再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逐渐融合发展，两个领域的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彼此的业务。金融中介机构积极涉猎可保风险和保险市场业务，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则例行地参与金融风险相关活动。这种融合为巨灾风险管理带来了非传统解决方案：巨灾证券化和巨灾衍生品。文章通过对中国实施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方法所面临的挑战分析，试图对中国建立巨灾风险管理和融资机制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巨灾证券化 巨灾衍生品 巨灾风险

　　一、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现状

　　巨灾风险是指低频率自然或人为事件，这类事件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或环境框架产生巨大的冲击，并拥有造成极大的人员和/或财务损失的可能性。根据频率，可以将巨灾风险分为：非重复巨灾风险、无规律性巨灾风险、有规律性巨灾风险和季节性巨灾风险。巨灾风险管理的缺失，将对社会的兴旺和安全以及支持社会作用发挥的金融和经济结构产生切实的影响。

　　传统上，世界各国巨灾灾后建设的融资方式通常有以下三种：一是政府启动应急救援机制，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救济；二是政府间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企业及社会自发的捐献；三是通过商业保险体系获得救济。然而，在这种传统的巨灾风险融资安排下，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和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据统计，过去30年的灾难损失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而相同区域在相同年份的GDP平均增长率只有2%～3%，这就说明灾后重建存在着很大的资金缺口。

　　作为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我国在巨灾风险管理方面的发展严重滞后。目前对于巨灾风险的管理，主要采用的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主导型巨灾救助模式。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晚，再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不多，承保能力有限，巨灾风险基本上被排斥在商业保险市场之外。在灾后重建中，公共财政承担了最主要的任务，保险仅占灾害损失的4%左右。

　　巨灾风险管理应该由一个多层面的体系构成，应将事前方法（如损失的控制/降低）和事后损失融资方法（如通过再保险、资本市场工具和公开募集资金）综合使用，一个经济体或许才有能力经受一次或更大规模灾害的发生。特别是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可以对通过保险/再保险机制形成的私营部门的损失融资能力进行补充。

　　二、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方法

　　（一）巨灾证券化

　　就是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移除资产、负债或现金流，并通过可交易证券将其转移给第三方的过程。巨灾证券化始于按揭支持证券、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商业MBS和资产支持证券，然后随着贷款担保债务和债券担保债务的产生，扩展到了信贷市场，并成功的应用于保险领域，成为金融和保险市场的至关重要的连接方式。它是一种有效的资产风险隔离体系，使得发起人如果发生破产等事件，其进行证券化的资产不受该事件的影响，而特殊目的再保险机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首只巨灾债券1997年由美国汽车协会（USAA）/住宅再保险公司（Residential Re）发行。2001年，NAIC以《示范法》的形式认可了这种再保险形式，特殊目的再保险机构（SPRV）再保险开始进入保险风险证券化的视野。

　　（二）巨灾衍生品

　　基本的衍生品形态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随着20世纪70年代金融波动的加剧和金融期权定价方法的发展而进入其“摩登时代”。巨灾衍生品作为一种价值源于巨灾事件发生而得以衍生的金融合同，一般可分为：交易所交易合同和柜台交易合同。交易所衍生品由上市的期货品种、期权和远期期权等品种构成，在受监管的交易所上市和交易，每份产品具有某些标准化的特征，涉及合同规模、定价和到期日等。虽然意味着参与者不能定制单独的合同内容来满足其需求，但是标准化使合同具有更大的透明度，从而可建立良好的流动性和收窄的买卖价差。OTC市场衍生品包含OTC远期、互换和期权，通过非正式的、场外机制进行买卖（如通过电话或未监管的电子平台），每家参与机构都作为合同的直接参与者。其合同时完全定制的，使开发更精确的风险管理或投资/投机解决方案成为可能，从而降低或消除基础风险，但是也意味着除了少数的普通衍生品工具（如标准的利率远期合约和互换、特定的货币和股票期权），其他品种的二级市场流动性是相当有限的。

　　三、我国实施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一）巨灾证券化面临的挑战

　　1.结构复杂性

　　与全球性、完善的再保险行业相比较，巨灾风险证券化作为一种创新性的金融融资工具，其结构复杂，特别是在现有的市场环境和监管环境下，透明度不高。以巨灾债券为例，标准的结构是：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Entity，SPE）信托或特殊目的的再保险公司（Special Perpose Reinsurer，SPR）作为发行主体，向投资者出售票据，将收入转给受托人以作进一步的再投资，并向发行公司提供赔偿合同。通过再投资和发行公司的保费支付而产生的收益构成向投资者定期支付的红利；信托账户所持有的已进行投资的资金则被用来偿付到期的本金。

　　2.流动性不足

　　投资者可以借助巨灾风险证券化投资于保险连结型证券获得较高的风险报酬，并有助于降低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但是由于巨灾风险证券的二级市场缺乏流动性，因此，对投资人者的吸引力不大，也就制约着风险证券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3.交易成本太高

　　价格（包括发行和管理等交易成本）竞争力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巨灾风险证券化成功与否的首要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国际市场上，再保险市场曾一度因为供给不足、费率上升而刺激了通过资本市场转移保险风险的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再保险的必要补充。但是随着再保险费率的下降抵消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价格优势，放慢了后者的发展速度。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发展的不够规范，所以通过资本市场化解保险风险的发行和管理成本很高，使得风险证券化的价格优势在短期内难以体现。 　　（二）巨灾衍生品面临的挑战

　　1.指数编制对基础风险的影响

　　资本市场逐步从赔偿结构转向指数结构的过程中，带来了更高的透明度和更低的道德风险，与此同时，对指数编制的要求也更高。指数选择不当，会引起较大的基础风险，并意味着衍生品作为对冲工具是无效的。例如：在交易所交易中，CBOT的期货和期权所挂钩的ISO和PCS指数被证明是无效的：ISO指数不够详细或透明度不高，而PCS指数太多偏重于住宅风险，而忽略了重要的商业风险。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OTC衍生品，特别是当市场试图开发一种更标准化的定价和互换风险的方法时。

　　2.缺乏合约透明度

　　基于赔偿触发因素的衍生品合同消除了基础风险，但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道德风险。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虽然每一单个的交易时定制化的，但基础参考标的地相同的（例如，利率合同常常使用LIBOR作为浮动利率标准，美国指数合同使用标准普尔500等），但是，在巨灾衍生品中，非指数交易需要分析特定的组合风险，以确保正确的定价和赔偿，这意味着每一单的合同仍是不透明的。

　　3.单边市场

　　在发展一个健全的巨灾衍生品市场中，相对缺乏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难以确定交易的风险承担方。一方面，引导相应机构常规性使用可能具有不利/不确定定价的、会有额外基础风险的、复杂的和非透明的衍生品，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需的专业技术/委托要求，对冲基金和投资管理团队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巨灾债券的方式进行参与。因此，巨灾衍生品市场仍保持一种单边市场的特征。

　　（三）巨灾证券化和巨灾衍生品共同面临的挑战――监管限制

　　从现行法规和规定来看，资本市场工具没有被真正视为其他损失融资工具合理的替代物。例如：美国保险公司递交法定报告时，可以使用再保险购买来反映改善的组合头寸，但对其可能发行的巨灾债券不能这样做。这种待遇显然有利于再保险而对债券不理，虽然风险降低的效果是一样的。再如：虽然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近年来得益于监管放松的举措，但许多公司仍被要求使用单独设立的分支机构参与衍生品交易。与此同时，有兴趣通过签订巨灾保险合同来对冲巨灾衍生品的银行机构，通常也必须通过设立单独所有和单独管理的特别机构如百慕大转换公司来完成。这些监管规则产生了额外的结构性/组织性的负担，产生了额外的成本，使得一项具体交易与其他风险管理替代工具相比时，在经济性上的强烈优势可能大打折扣。

　　四、对策探讨

　　有效管理巨灾风险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实施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的某些条件还不具备，同时风险转移市场的核心规模远小于有关利率、货币、权益和信用的市场；但是从长远来看，建立国家巨灾风险管理和融资机制应该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一个对冲能力需求日益增长和盈利机会不断增多的市场上，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方法将扮演着重要的细分角色。

　　（一）加强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很不完善，这成为制约我国发展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实施的主要瓶颈。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风险管理，其本质上是通过资本市场将保险公司面临的巨灾风险转嫁给资本市场上更加广泛的投资者，具有保险和证券的双重特性，对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要求比普通金融工具更为严格。其牵涉面非常广泛，涉及原始债务人、发起人、信托机构、评级机构及再保险机构等很多方面。通过加强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积极培育专门的巨灾风险评估技术人员、评估机构、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促进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工具发行和流通市场的建立健全，进而促进巨灾证券化流动性不足和巨灾衍生品单边市场问题的解决。

　　（二）建立完备的巨灾风险数据库

　　首先，有利于评估巨灾风险对经济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来确定如何通过积极的风险缓释工作减少对某些特定风险的暴露，并且通过全球金融市场的各种风险转移机制覆盖剩余的风险暴露。其次，巨灾风险融资工程需要建立在对巨灾风险暴露进行有效的精算分析和定价的基础之上，以国家资源建立巨灾风险数据库有利于弥补巨灾风险本身数据稀少且历史损失数据积累不足的缺陷。第三，选择正确指数困难的原因也是缺乏关键性的大量活动和经验的集合，所以，巨灾风险数据库的建立也有利于资本市场从赔偿结构转向指数结构的过程中，指数的正确选择和编制，减少对基础风险的影响。

　　（三）进行结构性的改进

　　适当设计结构。这有助于填补可能最终在保险/再保险领域得以发展的空白。例如，在设计巨灾证券化的结构时：一方面，可以更多地使用指数/参数结构，以及或许将SPE或SPR移往国外，使信息披露和监管更直接；对投资者进行更广泛的风险和机遇教育，进而减少复杂性，增加透明度。另一方面，使大量的金融机构成为做市商（即部分具有流动性），通过在建模中更多共同性的设计，促成最低水平的双向买卖，进而培育更大基础的兴趣。

　　结构性创新。根据具体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因素，适时对资本市场非传统巨灾风险管理方法进行创新，如今年来出现的：搁板项目（shelf program）、多风险事故发行、多触发因素发行、名义本金触发因素发行、多季节发行、直接公司/主权机构发行以及其他结构性的改进等。

　　（四）精确定价，降低成本

　　成本是影响资本市场解决方案使用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收集更多详细的损失数据和建立更透明的模型，有助于实现更大的成本节约。如果成本能够降低到一直靠近处于疲软的和坚挺的市场周期中的保险/再保险市场上所发现的水平，投资者可被说服以更低的收益率提供资本，资本市场工具则将显著增长。

　　（五）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完善

　　我国保险业、证券业起步较晚，目前，对巨灾风险证券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巨灾衍生品仍处于未开发状态。因此，既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会计、税收制度，加强保险、银行和证券的统一监管，促使金融市场与保险市场的相互融合；又要汲取国外市场的经验，在法律法规修订过程中，对所有可使用的工具一视同仁，将资本市场工具真正视为其他损失融资工具合理的替代物，逐渐消除监管限制。与此同时，在法治构建上必须提供多元选择及完善的配套措施，使市场能依据法制顺应市场发展，选择有利的发展模式，进而奠定市场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伍燕芳.浅谈国外保险风险证券化.商业研究，2006（5）.

　　[2] 彭冰.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谢永江.资产证券化特定目的机构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4] Doherty.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corporate Risk[M].Mcgraw-hill，2000.

　　作者简介：陈小萍（1973-），女，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副教授，管理学硕士，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财政金融系，研究方向：风险管理与保险。

　　（责任编辑：刘影）

范文三：领导干部非传统履职风险的类型构成原因及应对方略

领导干部非传统履职风险的类型、 构成原因及 应对方略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处于前所未有的履职环境,由此也面 临着非传统的履职风险。官员的“高危”显然属于发展型的高危、弹性高危和主 动型高危, 只要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廉洁奉公, 无论在什么 “高危” 的领导岗位上, 都不存在风险。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严于律己,禀持为政之德,把强 自身作为履职根本;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创 新干部考核方法,扩大社会监督,强化领导干部个人道德修养。

【关 键 词】 领导干部 履职风险 对策

近年来, 关于领导干部履职风险以及风险程度的问题成为媒体、 学界和民间 共同参与的热门话题。 2010年 4月,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调查表明, 44%的受 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这一结果公布后,立即引起社会各方 普遍的争论:有人把官员与农民工职业进行比较, 认为自己的职业既辛苦又危险; 有人把官员高危与普通职业高危进行比较, 认为官员的风险是自己造成的; 有人 干脆说官员“高危”是个伪命题;而有学者则认为一些岗位出现前“腐”后继的 情况是因为风险还不够大,因此呼吁“让风险来得更猛烈些吧” [1]。笔者认为 任何职业都存在着职业风险, 领导干部岗位也不例外, 但是仅仅纠缠于是否 “高 危” 这种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并不规范的概括, 而不进行相关的细致分析, 很可能会遮蔽更有意义的“真问题”。因此,本文试图绕开一般意义上的履职风 险,从非传统风险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分析风险的类型、形成原因及应对方略,

希望能将此类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非传统履职风险的类型

关于官员风险的分类,论述者颇多。笔者立足非传统因素,采用多维视角, 结合类型学的方法,对履职风险进行立体分析,意图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1. 依据领导干部的履职态度,将风险分为勇作为风险和不作为风险

在履职过程中, 官员不同的态度可以给他们带来不同的风险:如果在各个方 面勇作为,不注重策略、方法、步骤以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可能会使改革超 出地方的承受能力, 矛盾在瞬间井喷, 虽然意图很好, 但改革最终免不了折戟沉 沙的命运,给自己也带来巨大的履职风险;如果不作为,做“清闲官”、“太平 官”,中庸平和,明哲保身,虽然落得个清闲自在,但终究造成发展的停滞与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 求太平无事而不得, 况且, 不 谋事,无政绩,无法面对考核。因而,这种态度表面看来是风平浪静无风险,其 实质仍旧蕴含着风险。

2. 从领导干部的个体角度看, 可分为能力型风险、 规则型风险和道德型风险

领导干部的能力不强, 无法根据要求扮演好自己的职务角色, 无法履行政策, 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化解矛盾, 导致角色失败, 这样会给自己带来能力型 履职风险。领导干部飞扬跋扈,法律意识淡薄,视制度为无物,大搞一言堂,为 达到一定的目的不择手段, 会给他们带来规则型风险。 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为他 人诟病, 比如作风问题、 家庭生活问题、 讲排场、 奢侈浪费, 会带来道德型风险。

近些年来,因为官员不孝、 “性爱日记”、 “微博开房”等问题而被问责的官员 屡见不鲜。

3. 从外部结构性的原因看,可分为责任型风险、职务型风险和制度型风险

一个领导干部所担负的责任越大, 那么与之相应的问责越是严厉, 责任型的 风险就突出。比如,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安全生产责重如山,前几年频繁的矿难 使得各级官员的责任型风险剧增。 职务型风险是由工作岗位的内容和属性而产生 的风险。 比如掌控着大量金钱、 权力、 资源等支配权的职位, 即所谓的 “肥差” , 犯错误的概率就要高很多。例如河南省交通厅的几个厅长前“腐”后继,这不是 偶然的。 制度型风险是反腐制度的创新和日臻完善给领导干部带来的风险。 这几 年, 中央和地方大力开展反腐工作, 探索各种有效的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的办 法,努力推进制度创新。比如,每年“两会”期间呼声很高的“官员财产申报制 度”、 “阳光财政”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等,使得领导干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压力。

4. 从风险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分为必发型风险和偶发型风险

必发型风险是矛盾积累突破临界点必然产生的风险, 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 可以预期的变化。比如,某些地区领导干部以铁腕风格违规圈地、野蛮拆迁等, 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使得社会冲突的可燃点降低, 风险在一定时期 内总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偶发型风险由一些偶然性事件所导致, 一般说来是 不可预期的风险。比如, “九五至尊天价烟”事件导致周久耕的腐败案发、原陕 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的“二奶起义”、 “十七大代表归来”事件等等,虽然都 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 但若非一些偶然性的事件, 则很难构成现实的风险。 因此,

这类风险在一些官员的眼里属于晦气和“小概率事件”。

二、非传统履职风险的成因探析

1. 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带来的权钱交易构成了风险的经济根源

改革开放就经济领域而言, 是一个摈弃计划经济体制、 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垄断经济资源、 中央对经济生活 进行指令性的安排相比, 市场经济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 这种改革不但使 得经济活力增强, 经济发展提速, 社会总财富迅速扩大, 而且促使经济主体多样 化,利益多元化,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流动的资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不完 善, 制度化水平不高, 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影响无处不在。 一些领导干部借 助手中的权力, 在经济生活领域翻云覆雨, 进行权力寻租, 在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履职风险。

2. 转型期法治的不完善构成了风险的制度根源

转型期是社会变迁加速的时期, 相对于社会现实急剧的变化, 法律和规则体 系体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无法可依的现实状况。 作为以改 革者面目出现的领导干部, 面对法律的迟滞和空白, 必须有破有立, 根据自己的 理解和意愿推进改革。但由于观念、学识、理解政策水平、领导风格以及根本旨 归等因素的影响, 领导干部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存在着履职风险。 另一方面, 以 改革为旗号,一些标榜“个性”、 “铁腕”的领导干部在履职中存在着有法不依 的情况。前几年, “仇和现象”曾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在笔者看来,仇 和的做法是在正面突破官场积弊无果的情况下, 通过回归极富个性化的人治, 采

取各种激进化的反制度手段,进行战略大迂回,扫荡各种弊端,最终实现“实质 正义”的目标。上层领导支持仇和,除了改革试点及对其能力的信任外,还有对 其人格、道德上的信任。然而,仇和们毕竟是少数,有更多此类风格的官员以学 仇和为幌子, 实则理直气壮地滋长出了蔑视各种法律规制、 人权、 组织人事原则 的霸气,名为改革家,实则为政治投机者,他们建立起庇护型政治体系,实行类 “土司化” 的管理, 以“改革的需要” 践踏法律, 以 “改革的正当性” 蔑视常识, 以“改革的名义”高度集权,剪除一切能够对权力进行制衡的因素,塑造绝对的 权力。这种罔顾法律规则的做派无形中给自己积累着履职风险。

3. 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政绩观构成了风险的政治根源

在经济发展中, 政府的主导性以及压力型的政治体制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诱因, 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 比如信息不对称。 这不但影响 着经济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给领导干部履职带来变数。 中国政府的权力是采取自 上而下的配置方式,上级官员对下级的考核只能采取项目化和数字化的方式进 行。 这种可量化的管理方式作为近代科学主义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进 步性, 但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 即无论考核的标准多么精细, 多么面面俱到, 都不可能涵盖所要达到的真实目标的全部。 并且, 由于这些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 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决定了官员的职位升降, 因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官员们, 大 多会在履职中以考核的指标作为中心,舍弃某些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目 标。 为了达到这些指标, 官员们会千方百计调动各种资源, “采取超常规的手段, 想别人所不敢想,”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完成任务。 GDP 的权重高,就以 此为中心; 民生和社会建设的权重低, 则可以忽略。 造假的成本要低于真实干工 作的成本, 所以就有了弄虚作假、 玩弄数字游戏。 贿赂考评者的成本要低于做事 情的成本, 于是就争先恐后地贿赂有考评权力的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这就

是依照指标体系, 实现社会资源最有利于个人的最优化配置。 然而这种配置却使 得官员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 分离到一定程度就构成了官 员的政治风险。

4. 社会监督匮乏、公共领域发育不足构成了风险的社会根源

新时期的公权力的运作和行使, 除了需要自上而下的管理约束, 更需要自下 而上的监督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近些年来, “治理”作为一种施政理念逐渐进 入人们的视野中。 所谓治理, 就是除了政府管理之外, 强调多主体的共同管理和 社会力量对社会事务的共同参与。 在治理理论的倡导者看来, 治理可以有效地开 发和配置各种社会资源,增强社会的活力,最终实现“善政”和社会健康发展的 目标。 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 一方面, 有些领导干部基于传统的管理思维和 管制思想, 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力量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对权力的监督, 将权力 的公开运行变为暗箱操作, 将本来该公开的信息隐而不现; 另一方面, 和西方国 家相比,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比较晚, 社会公共领域发育还很不成熟, 普通老百姓 不但缺乏现代型公民所具有的社会参与意识, 而且缺乏在公共空间进行协商、 讨 论、妥协以及寻求共识的实践能力。同时, “我国政府主导的社会转型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 也积压着矛盾和冲突, 政府必须增强其对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 的可控性,来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秩序” [2]。这种局面会进一步造成社 会发育的不足,使得公权力一强独大,最终客观上纵容了领导干部的为所欲为。

5. 精神懈怠、价值观扭曲构成了风险的文化根源

领导干部的精神懈怠是指领导干部因信仰缺失, 价值观扭曲, 受各种庸俗观 念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精神空虚、萎靡不振、不思进取等精神状态。具体而言,领

导干部的精神懈怠有如下一些典型的表现:首先, 平庸无为。 中国特殊的国情背 景,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特殊性,在社会转型的“破”与“立”之间没有 成熟的模式和路径是可以依赖的, 没有什么先验的是与非。 因此, 必须以实践作 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即大胆革新,大胆闯荡,锐 意进取,不怕失败,在不断“试错”中形成宝贵的经验。而在当前,在一部分领 导干部中却存在着做“平庸官”的观念,他们说话四平八稳,做事缩手缩脚,怕 承担改革的风险,怕出现改革争议,明哲保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并以此作 为为官之道。其次,行政不作为。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认认真真履职、兢兢 业业地改善民生、 为人民服务既是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客观要求, 也是为了完 成党对人民群众的承诺。 然而在现实中, 有一部分干部却在其位不谋其政, 行政 不作为,办事拖拉,遇事推诿,自己落个清闲自在,却使得公共产品严重匮乏, 公共服务形同虚设,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和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 决。再次,遇事打太极,不愿化解矛盾。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面对各种矛盾和冲 突,应该勇敢地扎身其中,在纷繁芜杂中理清头绪,认清事实,妥善地处理,将 社会风险降低到最小。 然而有些干部却不愿意下大力气解决社会矛盾, 或者遇事 推来推去, 让群众投诉无门, 或者采取 “锯箭疗法” , 把箭尾即问题的表面锯掉, 而把箭头即问题的根源留在社会肌体内, 这样表面看来风平浪静, 天下太平, 实 际上矛盾的暗潮涌动不息; 最后, 腐化堕落。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缺少严密有效的 监管机制, 权力寻租、 设租等行为成为领导干部谋取私利的主要手段。 一些领导 干部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观发生扭曲,贪图享乐,不明是非,腐化堕落,丧失了清 正廉明的正气。

三、领导干部非传统履职风险的应对方略

领导干部非传统履职风险中的 “非传统” 起源于当今中国方兴未艾的社会转

型。 社会转型体现为社会各个领域的根本性变迁, 它要打破社会系统中原有的均 衡,在不均衡中迈向新的均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社会构成诸要素如经济、政 治、 文化、 制度等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 彼此间也因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不协 调。 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动和混乱造成了领导干部履职风险的特殊性。 基于对转型 期社会背景的理解, 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领导干部非传统履职风险的几点方 略:

1. 加强法治建设,用制度规范权力

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行了 30多年。在这一时期,改革主要体现为用“不 争论”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藩篱;用“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闯”来突破 旧体制, 甚至用非常规的方式为改革试水, 进行自由的探索和创新, 事实证明这 种策略带来了很大的成功。但是 3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正处于一个新的节点, 即我们要转变过去以“闯”为主的做法,将重心放在加强制度建设上。因此,要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各个领域形成的有效的做法, 将其制度化、 合法化、 稳 定化; 要吸收国外已有的成熟的制度经验, 补充进我们的制度体系中, 最终实现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均有法可依、有规可随。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 存有对法律、规则、制度的敬畏和虔诚。为了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领导干部 在履职过程中可以施展个性, 可以突破积弊, 可以大胆创新, 但必须以不伤害公 民的基本权益为限, 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进行。 只有这样, 才能够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才能够避免权力以改革为旗号而发生的异化, 从而化解 可能带来的风险。

2. 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权力的暗箱操作, 不但损害了群众的知情权, 引起不满和猜忌, 而且增加了 官员们为所欲为、公权私用的可能性,给自己埋下风险。从另一个方面讲, “政 务公开是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必然要求” [3]。 因此, 必须推进政务公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作为当前政府行政制度改革重 点之一, 政务公开主要是使政府的工作内容公开化, 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特定的 途径,如政务公开栏、政务公开网络等进行查询、监督。为此,各级领导干部首 先应该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为契机,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政府 信息公开办法,形成政务公开的制度体系;其次,要依法明确职责,推进行政权 力公开透明运行;再次,要创新审批方式,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后,重大 事项一定要及时、 准确地公开, 满足广大群众的关切, 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 生。

3. 创新干部考评方式,实现权为民所用

以往的干部考评方式, 过分强调经济发展, 地方 GDP 发展的权重过高, 体现 了压力型政治体制推进经济发展的逻辑。 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多, 民生问题的凸 出, 生态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显现, 领导干部不但要搞好经济管理, 而且要 懂得社会管理, 不但要经济增长, 而且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创新干部考评 方式,创建人尽其才、充满生机的干部任用制度,根据分类考评、多维评价、量 化计分、正向引导、有效激励的原则创新干部考评办法。首先,要在干部考核中 增加改善民生、 公共服务、 社会和谐、 社会管理、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 以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 考评体系。其次,要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把干部选拔 任用与公开选聘任用结合起来, 增加透明性和竞争性, 避免组织考核的暗箱操作,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竞争上岗的工作程序和方法。 最后, 奖罚分明, 创新有效的激

励机制。 要为人才充分施展抱负、 建功立业营造良好氛围; 要给优秀干部开设一 条向上流动的快速通道,营造择优进入、有效激励、庸者退出的良好竞争环境。

4. 扩大社会监督,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

权力失控往往同社会监督的薄弱如影随形, 官员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不对等最 终会导致权力对权利的侵害。由于公共领域的发育不足,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 公众的舆论很难形成一定的压力, 所以领导干部不惮于权为己用。 因此, 必须加 强社会监督体系的建设, 即按照**总理所说, 创造条件, 让人民批评监督政 府。 一方面, 要完善现有的监督渠道, 比如信访渠道、 司法救济渠道、 纪检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 另一方面, 要创造新型的监督形式, 比如加强公共领域建 设, 加强中国特色公民社会建设, 利用互联网的技术进行网络监督。 以此改变官 与民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使得领导干部对民意民声始终保持应有的敬畏。 这样做 既能够充分地发挥公民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 释放和引导公民的参政热情, 又能 够增强整个社会的健康和活力, 最终实现在动态中求稳定, 在和谐中谋发展的目 标。

5. 强化个人修养建设,主动掌控履职风险

一些领导干部面对官场的环境,向媒体抱怨“官场高风险”,希望被其他社 会阶层理解。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有部分官员们抱怨风险;另一方 面, 却是全社会对仕途趋之若鹜。 难怪有人说官员高风险是个伪命题。 姑且不论 命题的真伪, 和农民工职业的危险相比, 官员的 “高危” 显然属于发展型的高危、 弹性高危和主动型高危, 简而言之, 只要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廉洁奉公, 那么无论 在什么“高危”的领导岗位上,都不存在风险。换句话说,所谓“高危”,无非

是背离了党纪国法的要求, 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和贪婪, 没有能够抵御糖衣炮弹的 进攻。 从这个角度讲, 领导干部加强自身的修养, 就成了防范风险的最关键一环。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 “必须严于律己、 率先垂范, 禀持为政之德、 恪守担当之责、 善谋履职之策、 保持谦抑之心、 规避贪欲之险, 把强自身作为领导干部的履职根 本” [4]。

【参考文献】

[1]朱力.让“官员风险”来得更猛烈些 [N].现代快报, 2010-04-30.

[2]李浩昇.动力、制约与均衡于中国第三部分发展的关联度 [J].改革, 2011(5).

[3]何勇.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新贡献 [J].求是, 2008(10). [4]尹晋华.强自身是领导干部履职根本 [J].人民论坛, 2012(9).

【作者简介】 蒋乃永,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范文四：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国境卫生检疫风险识别研究及应用_赵振拴

Vol. 24 No. 32014 年第 3 期 JOURNAL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检验检疫学刊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国境卫生检疫风险 识别研究及应用

赵振拴 1孙 志 1裘炯良 1*吴金彪 1夏建峰 1钱显明 1叶东辉 1厉 梦 2余潇枫 2

(1.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浙江宁波 315012; 2. 浙江大学)

摘要 [目的 ]研究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国境卫生检疫风险识别与风险因素 , 为防控口岸公共卫生安 全 , 健全国境卫生检疫安全屏障提供理论依据 。 [方法 ]应用非传统安全五大属性解析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特征 特点 , 应用文献溯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开展风险识别研究 。 [结果 ]共识别出国境卫生检疫范畴内可能造成口 岸公共卫生危机的风险因素共四大类 , 分别包括传染病病原体 、 外来医学媒介生物 、 核生化恐怖因子和外来 有毒有害物质等 , 以及其所可能带来的的经济下滑 、 社会不稳等次生危害 , 并构建出风险因素数据库 , 同时 对国境卫生检疫未来面临风险进行预测预判 。 [结论 ]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 , 其风 险因素的识别及应用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国境卫生检疫把关与防控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 口岸公共卫生 ; 风险因素 ; 危机 ; 预测预判

中图分类号 F752.5

Risk Identi? 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ealth Quarantine under the Visual Angel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Zhao Zhenshuan1, Sun Zhi1, Qiu Jiongliang1*, Wu Jinbiao1, Xia Jianfeng1, Qian Xianming1, Ye Donghui1, Li Meng2, Yu Xiaofeng2

(1.Ningbo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Ningbo, Zhejiang, 315012; 2.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facto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health quarantine under the visual angel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 was explored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ublic health safety and for the safeguard buildings of health quarantine at Points of Entry. The characteristic of public health safety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 ve attributes of NTS, and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trieving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for the risk identi? cation and investigation. The four categories of risk factors were identi? ed for the health quarantine crisis, including pathogen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vasion of foreign vectors, nuclear radiation and bioterrorism factors, and foreign poisonous and harmful substances. Economy downturn and social Instability were identi? ed as secondary risk factors. The future crises of health quarantine were predicted. The public health safety is the core component in NTS and the risk identi? 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scienti? city and ef? ciency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ealth quarantine at Points of Entry.

Key Wor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in PoE; Risk Factor; Crisis; Prediction

1 前言

非传统安全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 与传统安全 (Traditional Security, TS) 不同,是指 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 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1],主要包括经 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 公共卫生安全、资源安全等。其中,国境卫生检 疫作为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着防止各类传染病传入传出中国国境,捍卫出 入境口岸公共卫生安全,保护我国国民生命健康 安全的神圣使命和重要职责,因而也成为非传统 安全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之一。为进一步加强国

项目基金: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计划项目(2012B172) *通讯作者 E-mail: qiujl@nbciq.gov.cn

? 60?

2014 年第 3 期 Vol.24 No. 3检验检疫学刊 JOURNAL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境卫生检疫在守护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重要 职能,完善我国对口岸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应急 处置与管理体系建设,本研究从非传统安全的视 角审视当前国境口岸公共卫生存在和潜在的风险 与危机,并进行系统分析与论证论述,希望对我 国非传统安全中的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监管工作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国境卫生检疫与非传统安全风险防控

2. 1非传统安全之口岸公共卫生安全

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传 统安全相比,它具有普遍性、潜在性、扩散性、 多样性和综合性等 5大属性 [2]。与之对应,国境卫 生检疫捍卫的口岸公共卫生安全兼具该 5大属性 特征:①普遍性特征。非传统安全关注的对象主 体不只是国家,还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与人类整体 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3],即非传统安全超越以 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更多关注个体和全人 类的安全,而这正是国家赋予国境卫生检疫的基 本职能之一。②潜在性特征。非传统安全由于威 胁来源隐蔽,暴发时间和地点存在极大的不确定 性,常以突发性事件的形式造成巨大危害;而传 染病随着全球气候环境恶化、物流人流的扩散, 造成疾病从世界的一个角落发生,并迅速在一定 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传播,同时对我国 国境口岸造成冲击,而这种冲击对国境卫生检疫 来说同样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③扩散性特征。 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在地域上有明显的蔓延和扩 散性,而不是单独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难题;同 样,传染病在国际的传播也没有疆域边界之分, 只要有易感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传染病的播散。 ④多样性特征。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多元、复 杂,既可以国外,也可以国内,还可能是国内外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境卫生检疫防控的危险 因素同样形式多样,包括传染病病原体、外来媒 介 生 物 [4-6]、 核 辐 射 、 化 学 等 有 害 因 子 。 ⑤ 综 合 性特征。这个特征着重体现在治理方面。由于非 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质,使其具有极大的破坏 性,为此,利益相关各国多数采取互助的姿态和 行为,与他国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 [7];口岸 公共卫生安全同样需要各国设在国境口岸的检疫 机构共同采取措施实施防控;此外,口岸公共卫 生安全防控的综合性特征还体现在多部门齐抓共 管,如需要检验检疫、地方卫生部门、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以及环保部门共同履行职能,才能 达到目标 [8]。

2. 2卫生检疫在非传统安全维护中的地位作用 世界卫生检疫最早始于 14 世纪中叶,并且正 是由于传染病的国际间流行催生了各国纷纷设立 国境卫生检疫这一重要职能 [9]。

世 界 各 国 在 共 同 抵 御 各 类 传 染 病 在 全 球 播 散 、 流 行 的 实 践 斗 争 中 产 生 了 卫 生 检 疫 法 规 , 因 而 它 倍 受 世 界 各 国 的 遵 从 , 且 具 有 国 际 约 束 力 , 同 时 也 对 各 国 的 卫 生 立 法 产 生 了 深 远 影 响。 19 世纪中叶,巴黎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制 定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部 包 含 卫 生 检 疫 性 质 的 国 际 法 规即《国际卫生公约》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 ;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正式成立,由 WHO 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成为指导各国卫生检疫立法的权 威性文件,该《条例》分别于 1969年和 2005年两 次修订更新。《国际卫生条例》以“最大限度地 防止疾病在国际间传播,保障安全,同时又尽可 能小地干扰世界交通运输”为宗旨 [8],较好地调整 与处理国际贸易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因此, 从世界卫生检疫的历史看, WHO 及各国国境卫生 检疫的设立从根本上保障了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 全,其作用与影响力巨大且深远。

2. 3国境卫生检疫领域的风险识别

防控口岸公共卫生安全,国境卫生检疫需要 对各类风险因素应用科学的技术方法进行识别鉴 定,并构建国境卫生检疫风险因素数据库,以有 效应对可能造成口岸公共卫生危机的突发事件。 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获得近百篇国内外各 类传染病病原体、外来医学媒介生物、核生化恐 怖因子、包括“洋垃圾”在内的外来有毒有害物 质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应用溯源分析与比较分析 的方法梳理出与国境卫生检疫有关的各类风险因 素,并构建涉及生命健康安全的风险因素数据库 (见表 1),这些风险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转化 为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的危害性因子。如 SARS 在我国流行期间,社会公 众恐慌情绪弥漫、人人自危;人感染高致病性禽 流感流行期间,全社会谈“禽”色变,随之带来 的悉数扑杀禽类等行为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秩序 的正常发展。因此,表 1展示的是国境卫生检疫面 临的第一层次的风险因素,而经济下滑和社会不 稳则是其可能造成的次生危害。

? 61?

Vol. 24 No. 32014 年第 3 期 JOURNAL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检验检疫学刊

表 1 国境卫生检疫重点关注的涉及生命健康安全风险因素数据库

风险类型 风险种类 主要危害 危害方式 导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途径

传染病 病原体

主要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

等。在种类上,国际重点关注的

传染病病原体包括天花、由野毒

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新亚型病

毒引起的人流感、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肺鼠疫、炭疽、霍乱、黄

热病、病毒性出血热(埃博拉

热、拉萨热、马尔堡热)、西尼

罗热、引起国家或区域特别关注

的其它疾病 (疟疾、登革热、裂谷

热和脑膜炎球菌病等 ) [8]

在一个地区、国家乃至

全球范围内引起暴发、

流行或大流行

空气传播、粪 口途径、

血液传播、经由医学媒

介生物传播 [10]

①经济全球化,出入境人员、交通工 具、集装箱、货物跨越国界频繁流动导 致传染病的跨境传播

②被用作生物恐怖因子。

外来医学 媒介生物 鼠、蚊、蝇、蜚蠊、蚤、蜱、

螨、蚋、白蛉

骚扰、吸血,以及传播

传染病,使虫媒传染病

定殖,加重疾病负担,

提高死亡率 [11]

①生物性传播:包括繁

殖式传播、循环式传

播、循环繁殖式式传

播、经卵传播。通过叮

咬、吸血等方式传播传

染病病原体。

②机械性传播:接触等

物理传播病原体;骚扰

人类与动物;造成环境

卫生学问题

①经济全球化,出入境人员、交通工 具、集装箱、货物跨越国界频繁流动导 致传染病的跨境传播

②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外来媒介生物适生 范围扩大;

③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媒介孳生

核、生、化 恐怖因子 核辐射材料、化学战剂、生物恐

怖因子 [12]

具有生理心理双重伤害

特性,恐怖事件不仅危

害公众,而且危害社

会,它会打乱口岸正常

的出入境秩序,破坏社

会稳定

①核放射性突发事件,

如日本核泄漏等;

②化学性突发事件,如

液化汽船泄漏等;

③生物威胁突发事件;

④其它突发事件:如口

岸携带、夹带可用于恐

怖活动的生化物资出入

境;口岸发生生化恐怖

事件;在口岸引发次生

生化危害等。

①意外性事件;

②国际恐怖组织发动核生化恐怖的企图 明显,实施核生化恐怖能力增强;国内 恐怖组织暴力活动不断升级,寻求核生 化恐怖手段;境内外势力勾结加剧,构 成核生化恐怖的现实威胁

外来有毒 有害物质 ①属性:剧毒物质、有毒物质、

致癌性物质、致突变性物质、

生殖毒性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

性或者感染性等一种或者几种危

险特性的物质、可能对环境或者

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的物质;

②类别:危险性废物原料、 “ 洋

垃圾 ” 等

具有毒性、致癌性、致

突变性、生殖毒性腐蚀

性、易燃性、反应性或

者感染性,对人体生命

健康、环境安全造成危

害

直接接触、吞入、吸

入、环境危害

①随合法入境的废物原料一起入境; ②通过走私入境的 “ 洋垃圾 ” 或者由于夹 带入境的 “ 洋垃圾 ” 等。

2. 4涉及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的重特大事件

事件一:2009年 4 月,甲型 H1N1流感最先暴 发于墨西哥。 WHO 在 3个月内连续将流感全球大 流行警戒等级从 3级提高到最高等级的 6级;疫情 在短短一个半月内迅速蔓延至全球 69个国家和地 区,美国确诊 10053 例,占全球病例总数的 50%。 这场源于境外的传染病疫情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 重视,强调要在口岸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我 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积极采取健康申报、登轮 (机 ) 检疫、体温监测、医学巡查、联防联控等一 系列举措,积极应对并有效处置口岸疫情防控工 作。截止到 2009年 7月,我国在口岸发现的甲型 H1N1流感确诊病例约占输入性病例总数的 42%, 使中国出现了长达 3个月的甲型 H1N1流感低水平 发 病 平 台 期 (被 称 作 “中国平台” ), 为 疫 苗 研 制和抗病毒药品生产等准备工作争取到了宝贵时 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口岸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 中,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 87%,为中国卫生检疫 史、为质检事业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事件二:2011年在应对日本核泄漏事件中, 我 国 出 入 境 检 验 检 疫 机 构 对 来 自 日 本 的 交 通 工 具 、 入 境 人 员 加 强 放 射 性 监 测 , 同 时 注 重 与 卫 生、环保、公安等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做好 应对处置工作。 2010年在口岸发现并处置的放射 性超标事件 1200余起, 2011年迅速攀升到 1968起,到 2012年更是达到 2200多起。通过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在全国入境口岸的严格把关与严密防 控,既保障了我国国民的健康安全,也避免了社 会公众的恐慌情绪,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 国境卫生检疫未来风险预警

据统计,全球新发的 40余种传染病已有半数 在我国被发现,有些还造成恶劣影响与严重后果 [13]。尤其是近年来暴发的“非典”、“人感染高 致病性禽流感”、“甲型 H1N1流感”等传染病

? 62?

2014 年第 3 期 Vol.24 No. 3检验检疫学刊 JOURNAL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不仅使公众生命受到威胁,社会经济遭受巨大损 失,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还一定程 度上导致社会的局部动荡和不稳。可见,口岸公 共卫生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安全,直接关系到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直接 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因此,将口岸公共 卫生安全纳入非传统安全问题积极开展研究,更 有效地遏制流行性疾病的传播与蔓延、防控口岸 核生化及恐怖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 所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为此,本研究对未来 我国国境卫生检疫可能面对的风险进行预判与预 警。

3. 1 口岸核生化恐怖风险将可能持续升级

据不完全统计, 1987-2005年,全球共发生 24起核及辐射恐怖事件; 1945-2005年,全球约发生 121起生物恐怖事件; 1946-2005年,全球约发生 146起化学恐怖事件。每年发生的核生化恐怖事件 呈逐年上升趋势。大量证据表明,在可预见的将 来,世界各国遭受恐怖主义使用核生化武器袭击 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加大,并且有调查结果显示, 因为近年来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制造强杀伤性 生物武器的能力大为提高,因此未来 10年内各国 遭受核生化袭击的比例中,生化武器袭击的可能 性要比核袭击的可能性更大。生物战剂多为烈性 传染性病原微生物,其传染性强,极易传播、蔓 延,引起传染病流行。为防生物恐怖袭击,美国 政府目前已经在境内至少 31个城市投入巨资,秘 密地安装了先进的“生物监视”系统,可以探测 到空气中的炭疽、天花等危险病原微生物。可以 说,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核生化恐怖袭击风险与威 胁正在与日剧增。

另外,从地域分布来看,东亚已成为继北美 和欧洲之后发生核生化恐怖事件重灾区,占到总 量的 21%(见图 1

)。

图 1 全球核生化恐怖事件发生分布图 中国国境口岸核生化恐怖威胁的现状是:国

际恐怖组织发动核生化恐怖的企图明显,实施核 生化恐怖能力增强;国内恐怖组织积极寻求核生 化恐怖手段;境内外势力勾结加剧。

3. 2 新发或再发传染病大范围流行的风险持续增 强

新发或再发传染病是指新出现的、再度肆虐 的或死灰复燃的传染病,包括由于已存在的病原 体变异或进化导致的新传染病、原先未被认知的 传染病、已知的传染病扩散到新的地理区域或人 群,以及已被控制的传染病由于抗药性的改变或 公共卫生措施的削弱而重新出现或再度流行。国 际卫生条例 (2005) [8]将霍乱、肺鼠疫、黄热病、 病毒性出血热 (埃博拉热、拉萨热、马尔堡热 ) 、 西尼罗热、登革热、裂谷热、新亚型病毒引起的 人流感等列为国际重点关注传染病,其中不少就 属于新发或再发的传染病。由于新发或再发传染 病的致病微生物的基因变异导致其致病力、传染 力、侵袭力或者毒力等产生改变,而人群又对新 发传染病缺乏免疫力,一旦受到感染即会致病;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加快,人流物流的国际间 交往加速,另外,还有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破坏 等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新发或再发传染病流 行的风险和规模。因此,致病微生物本身因素和 社会环境因素致使全球未来新发或再发传染病大 范围流行的风险将持续增强,中东呼吸综合征即 是例证之一。 2012 年 9 月, WHO 通报称,英国从 一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和肾功能衰竭患者的标本 中分离到一株新的病毒,该病毒与引起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SARS) 的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但它具备的四项特 征应更加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注:一是 该病毒株更易于侵入人体,且其在体内的复制能 力超过 SARS 病毒;二是能造成人际间的传播; 三是存在大量轻症患者或无症状携带者的可能性 较大;四是该病毒株可跨越种属壁垒,能同时感 染猪、蝙蝠和人。 2013 年 5 月 15 日, WHO 正式 将该新型冠状病毒 (曾被称为“类 SARS 病毒” ) 更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截止 2013年 10月 18日,全球已确诊 139例,其中 60例死亡。鉴于 确诊病例不断增多以及其易于侵入人体,复制能 力高于 SARS 病毒和具有人际间传播能力等特点,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外界条件成熟的前提 下存在较大范围内流行的风险性。

? 63

?

Vol. 24 No. 32014 年第 3 期 JOURNAL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检验检疫学刊

3. 3外来医学媒介生物入侵危害日益严峻

外来病媒昆虫(Imported Medical Vector) 是指外来的具有医学重要性的昆虫及其近缘节肢 动物,包括昆虫纲、蛛形纲、倍足纲、唇足纲和 甲壳纲的部分动物。由于这些昆虫中有相当一部 分可以通过机械性或生物性传播方式引起人类媒 传性疾病的发生,如可以传播病毒、立克次体、 细菌、原虫、线虫等传染病,因此对传入地区的 人群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另外,有些传入的 物 种 具 有 超 强 的 繁 殖 与 扩 散 能 力 , 一 旦 传 入 , 可 以 迅 速 成 为 单 优 势 种 , 对 我 国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造成严重破坏。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la) ,该种属最初为外来种,在我国从无 到有,不断扩散。根据文献报道, 1985年以前,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 13个省、市;到 1990年,其分布范围扩大到包括河北、山西、江 苏 在 内 的 22个 省 、 市 ; 到 2000年 , 我 国 各 省 、 市、自治区均有德国小蠊的分布。并且由于其生 活周期短,繁殖力强,易扩散,对多种杀虫剂产 生抗药性,因此在全国许多地区逐渐取代黑胸大 蠊、美洲大蠊已逐渐成为蟑螂的优势种群,成为 极难治理的一种卫生害虫。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在对国际航行船舶、集装箱的卫生检疫过程中多 次截获该种小蠊。此外,还多次截获褐带蜚蠊、 次生锥蝇、古巴蜚蠊等国内无分布报道的新种, 以及环跗脉毛蚊、似同杵蚊、赛伦优毛蝇等国内 仅极少数省份有分布的物种。

其他非传统安全危险因素,如超级细菌的出 现在未来必然危及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因此也 应成为国境卫生检疫防控的重点之一。超级细菌 首 次 在 印 度 新 德 里 被 发 现 , 因 其 携 带 的 主 要 耐 药基因“新德里金属 -β-内酰胺酶 1 (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 , NDM-1) ”而具有对各 种抗生素均耐药的特点,该 p-内酞胺酶的基因存 在于细菌的质粒中,导致该耐药基因可以在细菌 之间传播。携带 NDM-1耐药基因的超级细菌复制 能力超强,传播速度快且容易基因突变,将对人 类的生存与生命健康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超级细 菌发现之初即在短期内从印度迅速传播至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 截至 2010年 11月, NDM-1耐药基因超级细菌感染 病例已在四大洲、超过 20个国家被发现并诊断; 2010年 10月 26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通报我国大 陆出现 3例感染 NDM-1耐药基因超级细菌的病例。 由于新型超级细菌对几乎所有抗生素均具有免疫 力,欧洲临床微生物和感染疾病学会预计至少 10年内没有抗生素可以“消灭”含 NDM-1基因的细 菌。因此,一旦失控,超级细菌将造成全球范围 内大流行,尤为可怕的是感染该细菌的病例将无 药可医。

4 结论

当前,我们国家已将国家安全观构建提到重 要的议事日程,包括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 全 、 军 事 安 全 、 经 济 安 全 、 文 化 安 全 、 社 会 安 全 、 科 技 安 全 、 信 息 安 全 、 生 态 安 全 、 资 源 安 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口岸公共 卫生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 识别出口岸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应 用于对未来中国乃至全球非传统安全风险的研判 及预警,才能最大可能地提升我国国境卫生检疫 把关与防控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余潇枫. 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 2013:9.

[2]余潇枫 , 潘一禾 , 王江丽. 非传统安全概论[M]. 杭州 :浙江人 民出版社 , 2006:53.

[3]刘学成. 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特性及其应对[J]. 国际问题研究 , 2004, 1:32-35.

[4]裘炯良 , 郑剑宁 , 施惠祥 , 等. 国际航行船舶外来医学媒介 生物输入风险因素的Meta分析[J].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杂志 , 2013, 19(1):37-40.

[5]裘炯良 , 郑剑宁 , 林军 , 等. 基于SAS的全球外来医学媒介生 物截获统计地图绘制[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 2012, 23(5):150-153.

[6]裘炯良 , 郑剑宁 , 赵瑞 , 等. 宁波口岸外来有害生物截获 情况及国境口岸检疫对策.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 , 2011, 34(5):379-381.

[7]刘兴华. 非传统安全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04, 6:61.

[8]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2005)-2nd ed.[M]. Switzerland: WHO Press, 2008:43.

[9]刘巽明. 检疫源于航海[J]. 航海 , 2003, 4:17.

[10]E laine C. Jong. 旅行与热带医学手册(第 4版)[M]. 张敏 , 译. 北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1:419-799.

[11]D aavid L Heymann.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Manual[M]. Washington: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2008:35-38. [12]马 立新. 口岸核生化有害因子监测技术指南[M]. 北京 :中国质 检出版社 , 2012:5-18.

[13]刘 伟强. 中国非传统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J]. 天水行政学 院学报 , 2008, 49(1) :17-20.

? 64?

范文五：非传统安全(代序)

随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研究对象的扩展，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非传统安全？从字面上看，“非传统”是与“传统”相对应的表述。复杂之处在于，不仅“传统”的范畴不易界定，就连“安全”概念本身，中外国际政治研究界一直都存在分歧。这些分歧涉及研究者的价值观念（values），对一个研究对象应该如何获得什么样的安全在哲学层次的推理和判断（normative

arguments），以及所能掌握且能够支撑理论观点的事实依据（empirical evidence）。因此，在不断争论与修正中以求精确的情形便成了安全研究的常态。可能更容易成为最大公约数的结论是：“传统安全”主要指以国家为基本出发点和中心参照点，找出维持一个国家的生存所必须面对以及可能预见的威胁，提出应对这些威胁的有效手段的分析。这个公约数的核心是：为了使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免受威胁，通过观察国与国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思考单边武装力量建设的程度，结合分析如何在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的结合，以求得建立在自身安全基础上的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和平。

“非传统安全”所要表述的含意，最明显的层面是对全球范围内威胁来源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随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终结，它所代表的国家政治与经济管理模式失去了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政治中的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态势结束了。这便使安全研究的课题范围得以扩展。更确切地说，冷战期间被边缘化的课题得到了重视。国际政治学领域中安全研究的对象不再以国家这个行为者所受到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为尊。是对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的不同理解催生了“非传统安全”一词的出现。[1]举例而言，1992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国际安全与冲突”分会的征文便鼓励提交有关环境、资源、经济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论文。[2]

在“非传统安全”的大框架下，可以冠作限定词的选择很多：经济、生态、环境、性别、种族、社会、文化、“人的安全”，[3]等等。如何限定又与安全研究中的分析层次相关：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国际体系、人类。自然地，研究课题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对以下问题的回答：[4]

（1）为了保护谁而讨论一个非传统安全课题？

（2）基于哪些价值判断，为了推动哪些价值观念而讨论一个非传统安全课题？

（3）认定应受保护的对象在什么程度才算安全？

（4）对某个对象造成威胁的来源有哪些？

（5）通过何种手段维护安全？

（6）花什么样的代价去维护安全？

（7）安全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段是什么？

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研究在多个层面有交叉。例如，传统安全研究并不排斥对经济、资源、自然环境等非军事因素的讨论。非传统安全问题讨论，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传统安全研究所重视的国家利益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事务行为者的作用上；在应对手段上，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只是优先级不同而已。两类安全研究的不同点更多在于讨论安全问题的切入点。下页表格中的内容可能简单化了一些，但有助于我们看到划分一个非此即彼的分水岭的困难。

当研究者从一个非军事领域的现象入手从事安全研究时，认定一个现象的演变程度并不容易。选择的可能包括事故（accident）或灾害（hazard）、风险（risk）、威胁（threat）、安全（security）问题。其中，能证明安全受到了挑战才适合将之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此外，研究者还

表1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必须认定一个行为体（例如：国家），面对一个源自非军事领域的现象，在何种条件下处于脆弱状态（vulnerability）、敏感状态（sensitivity），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状态（security）。英文国际问题研究中有关将低度安全挑战升华到国家安全层次

（securitization）的警告颇有道理。毕竟，安全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推动将人类从诸多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但是，安全研究没能预见一个源于非军事领域的现象会演变成传统安全层面的挑战也是一种失缺。举例而言，虽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有较长的历史且在冷战后有上升的趋势；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研究在思想和物质资源方面都有无法比拟的优势，但作为一个共同体，“9．11”袭击的出现才使国际安全研究界对将国际恐怖主义从非传统安全上升到传统安全挑战形成共识。也就是说，“非传统安全”研究看上去是一种创新，实质上它仅是给安全研究提出了更多而且更复杂的研究课题。

所以，用瓶子与酒的比拟，可能有助于我们回答国际政治研究中什么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有新瓶装旧酒的成分，有旧瓶装新酒的空间，同时也不乏新瓶装新酒的可能。关键要看是谁在用什么样的瓶子，为谁装什么样的酒。

一、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非传统安全措施

从查阅《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的记载得知，“非传统安全”一词于1997年7月首次出现在中国对外政策表述之中。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参加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鉴于非传统安全日益引起各方关注，中方赞成论坛逐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并愿以积极态度参与并发挥应有的作用。[5]

必须看到的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早就参与了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课题挑战的努力。为了应对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航空航海安全、贩运麻醉药物、国际航海、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海关合作、原子能安全利用、国际星通讯、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维护人权等诸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订立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成

员国参与的主要方式。仅1978-1988的十年间，中国先后加入了九十多个国际公约（包括议定书、协议和宣言），占建国以来加入的一百二十多个国际公约的70％多。[6]与此同时，中国还参加了国际条约的起草工作。[7]

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是中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倡导“新安全观”的一部分。新安全观延续了中国所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在冷战后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在这个总方针下，中国将经济安全视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金融风波之后，中国加强了与本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共同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创造稳定、安全的外部经济环境。虽然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双边政治关系都出现了困难，中国没有使这些政治层面的摩擦负面影响三国为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整体地区经济利益而合作。“清迈倡议”是迄今为止东亚区域内国家合作最具体的成果。“清迈倡议”所设置的货币互换机制旨在解决短期资金流动问题，稳定区域金融市场，防止类似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发生。2002年3月，中日签订了约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允许在紧急情况下相互融通相当于30亿美元的日元和人民币。2005年5月，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签署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扩大韩国与中日两国的货币互换规模。根据新协议，中韩之间的互换规模扩增至40亿美元，比20亿美元的现有协议规模提高一倍。而日韩则达成了3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允许双方在缺少日元或韩元时互相借贷，此前两国协议的规模为20亿美元。而中、日、韩此前分别与多个东南亚国家中央银行达成了类似的双边协议。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中日的全盘参与，《清迈倡议》的落实，更广泛领域的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便没有可能。[8]

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与绝大多数邻国的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议和渔业合作协议，东盟共同制订了“南海地区行为准则”。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毋庸置疑，这些传统安全领域的措施，有助于应对诸如资金的非法流动、跨境刑事犯罪、国内经济罪犯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外逃、非法移民、海盗行为等直接维系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有效地治理国内秩序的非传统安全课题。

中国在“上海五国”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联合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及国际恐怖主义。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积极与其它参与国就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开展实质性的探讨与合作，并支持在地区预防性外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9]

进入新世纪，激活并推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成了中国国防政策的一部分。这种努力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合作开始。除了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高官会议及非官方会议外，中国承办了论坛海洋信息网站项目并于2002年正式开通，参加了论坛建立信任措施的跨国犯罪专家小组会议，提交了跨国犯罪问题的国别报告，并定期向论坛提交年度安全展望报告。此外：自2002年以来，中国军队参与了包括新加坡主办的西太平洋地区海军扫雷演习、日本主办的西太平洋地区潜艇搜救演习、与来访的巴基斯坦、印度海军舰艇编

队，在中国沿海举行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与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海军舰艇编队在黄海海域举行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等活动。在国际反恐方面，中国除了积极支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发挥主导作用，认真执行安理会有关反恐问题决议外，人民解放军积极参与联合反恐、海上搜救、打击海盗、打击制贩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10]

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已经进入结构性阶段。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表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激活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2004年1月，中国─东盟双方领导人签署《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同年，中国倡议并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并提交了概念文件。会议同意建立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机制，并通过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联合公报》。

近年，东亚地区经受了非典型传染肺炎、印度洋海啸、禽流感等对人类生存以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有效应对境内挑战、向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的方式，共同应对该地区的突发性公共政策危机。

如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双边和多边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经常性和习惯性内容。正如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所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类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相关性、突发性日益增强。一国的安全与地区和全球安全紧密相连。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解决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冷战思维、单边主义、武力至上行不通。”[11]

二、中国学者的非传统安全研究

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尽管用“非传统安全”一词来描述研究范畴的扩大出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但非传统安全课题的研究，例如粮食安全、人口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等，早在1980年代初便已经开始。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努力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率先在该刊1998年的选题建议中鼓励其作者群提交“非传统安全”类论文。该刊认为：

“所谓‘非传统安全’，主要指的是传统的军事安全思路之外的一些形态、方式，它们更多地属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带来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威胁。比如：金融业的扩展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利害关系，贸易和投资安全，生态环保领域引发的安全问题，宗教和民族矛盾，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失业、难民、流动人口和城市化过程造成的国家失序现象，毒品、走私和其它跨国间的社会犯罪现象对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威胁，等等。‘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当然与传统安全的新思路有某些重合，但我们更希望见到专家学者们更精细的、分门别类的‘个案分析’”。[12]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记录，自1998年以来，采用“非传统安全”一词讨论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文章共2133篇。[13]愈来愈多的研究生采用“非传统安全”视角分析从事学

位论文写作，所涉及的学科范畴超出了国际政治。[1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集体研究项目成果《非传统安全论》，[15]是第一本全面分析全球范围内大国所面对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专着。该书论及的议题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民族分裂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流行疾病问题、人口安全问题、毒品走私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海盗问题和洗钱问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逸舟研究员主持的课题则集中探讨中国面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的能力建设等课题。参与课题的研究人员分布在全国多家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该研究项目还计划出版《非传统安全概论》等教科书。[16]

亚洲金融风暴，特别是2003年非典型传染性肺炎（SARS）的爆发以及2005年由东亚地区波及全球范围的禽流感的出现，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界继续探讨非传统安全课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像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一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包括学习国外同仁的研究方法等途径关注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17]

要对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做出回顾与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工程的深化，随着中国推动和谐世界的形成的外交努力的继续，中国将会出现愈来愈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成果（不论某一项具体的研究项目是否被冠以这个名称）。与此同时，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也会持续下去。

三、关于本书的编辑

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给自己设定了几个原则。首先，不求全面（事实上，也无法做到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全面），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寻找讨论中国与世界交往过程中对中国更有直接影响的非传统安全课题的研究结果。其次，优先考虑带有讨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性质的文章。虽然这样做难免舍弃众多试图回答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以及讨论具体对策的文章，读者依然能从所选文章中摸出一些中国学者审视相关问题的路径。第三，所选作者并不局限于专职从事国际事务研究的人员。

这样做的理由是，如何认定中国境内以及与中国相关程度更高的非传统安全课题，首先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自己的任务；处理好了13亿中国人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对全球范围内的努力的重要而且必要的贡献。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应对中国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及参与地区和全球范围的非传统安全课题也是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共分八章，分别为概论、经济安全、粮食安全与贫困问题、资源安全、生态安全、航行安全、跨境犯罪、公共健康。每一章虽独自成为章节，但读者也不难悟出其内在逻辑和事实两个层面的相关之处。

显而易见的是，本书没有将“恐怖主义”列入选题范围。这并不意味中国的官方政策和学术研究中没有将恐怖主义作为非传统安全来处理。相反，早在“9．11”事件之前，民

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既是中国政府努力通过国内范围的治理和国际合作打击和化解的对象，[18]也已经成为众多学者从多学科角度研究的课题。根据丛书编辑过程中所商定，“恐怖主义”课题更适合包括在由阎学通教授主编的《国际安全卷》中。(查道炯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注释

[1] 较有代表性的观察，见：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16,(1991-1992),p.39-73.

[2] “Call for Papers，1992 Annual Meeting”,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4, (September，1991),p.571.

[3] 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是?冷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新作用寻找学术理论支?的核心名词。它直接挑战传统安全概念中对主权的认定。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的安全”离非传统安全的距离较远。参阅：Ramesh Thakur,

[4] 这七个问题的提出，受到以下文章的?发：David A. 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3,(January 1997),p.5-26.

[5] 《唐家璇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6日)

[6] 李富勇:《我国积极参加国际立法活动，1978年以来先后加入90多个国际公约》，原载《人民日报》(1988年7月6日)

[7] 有关中国参与国际公约的记载和分析，见：《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创刊）。

[8] 查道炯:《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原载《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页8-22)。

[9] 《中国向东盟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原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

[10] 参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中国的国防》，原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下)》，原载《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8日)

[11] 李肇星:《和平 、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8月23日)

[12]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2期,页79)。

[13] 这是2005年12月13日查得的结果。

[14] 以下是“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提供的记录。博士论文：阮征宇:《跨国人口迁移与国家安全：一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研究》，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03；傅勇:《非传统安全研究与中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05；李俊福:《普京外交构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学专业，2005；王显峰:《当代中国非法移民研究》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05。硕士论文：邹宏:《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应对策略思考》，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4；葛肃昌：《美国反恐怖主义政策研究》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04；田凌：《船舶航行非传统安全的几个法律问题探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2005；潘洪涛：《计算机免疫中‘非我’分类的研究》，河北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2005；萧克：《国家安全的建构主义分析：一种伦理与文化视角》，吉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05；张文伟：《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战略利益分析》，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05。

[15] 陆忠伟主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集体研究项目成果):《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16] 有关该研究项目的介绍，见：社科院世经政网站http：

//www.iwep.org.cn/pdf/2005/ford%20prog-chi/ml.htm （2005-12-13查阅）。

[17] 何忠义:《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页48-55)。

[18] 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2002年1月22日)。 表1无法在纯文本文件显示

另见档案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在我国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