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梦着
范文一：西汉政治制度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第15卷第6期 2009年12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5 No6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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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卷第6期 2009年12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5 No6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Dec 2009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朱义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0)
摘要: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
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
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淡
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
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
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
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
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
阶段性。 关键词: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大一统;中央集
权;农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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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6?0790?05
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的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何以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造成黄老思想阶段性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汉武帝个人的思想偏好而导致没落吗,在此，我们拟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剖析，试图来解答这些句题。
作为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休养生息”成为社会头等政治问题 在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秦王朝苛政以及西汉代秦的连年战争之后，整个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劳动阶层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1](489)
一、西汉初期黄老思想成为
统治思想的原因
秦王朝严刑峻法以及之后的迅速覆灭，引起了汉朝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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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重视，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以何种学说作为西汉政权的统治思想,对于这一问题应该说刘邦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同样缺乏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经验的汉王朝则采取开放的政策，“求亡书于天下”，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等学者，以探讨一种适合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思想理论，这反映了汉初统治集团在选择、确定新的统治思想方面，进行积极摸索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当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情况，对于统治阶级也好，对于各政治思想流派也好，都还缺乏充分的准备与深刻地认知。不过，现实政治最终要选择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意识形态作为其治国的理论依据，西汉初年之所以选择了黄老道家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确实已经到了极端凋
敝的状况。如何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使社会尽快从战乱的影响中走出来，是刚刚诞生的西汉政权必须要解决的头等政治问题，而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政治理论很好地契合了西汉初年的社会政治现实。同时，汉初政治无力和民不聊生的惨淡局面，使社会又退回到了那种不同领域未加分化的原生性形态之中，这便为主张“清静无为”思想的黄老之学提供了最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功能混溶、领域不分的原生性社会形态，既是黄老之学存在的根基，亦是黄老之学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社会，即《老子》中所描述的那种“小国寡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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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2]。从效果上来看，从汉高祖到窦太后参政的汉武帝初年，一直把“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采取了“约法有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力禄，度官用，以赋于 民”[1](489)等一系列与民休息、强本节用的政策，为生产劳动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出现了“文
收稿日期:2009?08?11
作者简介:朱义明(1975-)，男，湖南邵阳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史，经济哲学.
第6期 朱义明: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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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治”的社会繁荣，《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
不可食”[3](841)，历史史实上的西汉文景之时是否真的如司马迁所说无法考证，多少存在着溢美之词，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西汉社会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恢复，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黄老思想对于解决西汉早期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核心统治团队多好黄老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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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的主要谋臣之一陈平就好黄老之学，《汉书?陈平传》中记载“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而陈平自己则说“我多阴谋，是道家
之所禁”[3](841)。汉初的重要思想家陆贾也在《新语?无
为》中说到“夫道莫大于无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泽来朝。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4](11)。此外，张良、曹参也都崇尚黄老之学，即便是萧何在天下平定后也趋向“清静无为”。由于这些朝廷重臣都好黄老之学，则这一思想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皇帝的刘邦，应该说在当时来说黄老思想已经被统治阶层的核心团队所接受。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建国后接受了具有黄老思想的陆贾的建议，实施了治国方略，在陆贾《新语》中贯穿了很多黄老思想的治国理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无为》篇，王利器先生评价为“大倡清静无为之治。其精义所在，就是要求:人君在上而无为，百官在下而有为，……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4](11)。此外，也应该注意到汉高祖刘邦“不好儒”也应该起到一定的影响，《史记?郦生陆贾传》有刘邦“不好儒”的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 也。”[3](841)
(三) 道家思想自身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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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到秦朝兴灭再到西汉建国，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震荡时期，各种思想也都不断地进行着自我修正与兼容并蓄，源自于道家思想的黄老思想在继续坚持其理论本源的“道”的基础上，逐渐抛离了某些虚幻缥缈的理论元素，开始与现实政治结合，迈向了世俗化的进程，黄老思想着重发展了原始道家中救世治弊的思想理论，在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自然无为的天道中推演出治国救世之道。其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老学派的代表作《黄老帛书》，这一著作中突出了“道生法”的思想，成功
地将自然无为之道与治世之道通过“法”结合起来，此后《吕氏春秋》、《新语》等著作在吸收了儒、阴阳、墨、名、法诸家思想的长处进一步把黄老思想进行了世俗化的发展与丰富，最终到《淮南子》将黄老思想集大成。应该说，原始的道家思想通过发展与演进而来的黄老思想是其能够成为适应西汉初期社会现实政治的重要因素。金春峰先生在其的《汉代思想史》中这样描述道:“历史的经验表明，法家思想仍然是这段时期适合社会需要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式的崇尚仁恩，宗法情谊，妇人心肠，不仅不适合于战争时期的形势，也不适合战后建立社会秩序，奠定统治基础，削平反抗的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因此汉代统治者采用外具宽容、清净而内行严厉法治的黄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很自然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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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最为重要的是黄老思想在西汉初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契合了西汉政府集团“休养生息”这一首要的政治目的，从而成为西汉政府集团的统治思想。然而，当“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的政治目的逐步达到，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
二、西汉推行黄老思想导致的
社会问题
西汉从汉高祖到武帝初年的大约七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以黄老思想作为政府集团的指导思想进行统治的，一方面通过黄老思想的确使得“休养生息”的政治目标基本得到实现，但另一方面黄老思想的推行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大致总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百家争鸣局面再起
自西汉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以来，使得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再度兴起，不过这个时期的各种
思想都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陆贾、贾谊、淮南王刘安等人的著作都是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作，同时又将各种思想兼容并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西汉推行黄老无为政治有关，又与当时如何有效治理中央集权大国的现实政治课题有关。但客观地说，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无法对社会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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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各种思想进行有效的约束与控制，而多元的思想格局对于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来说显然是不利的，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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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89) (二) 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受到影响
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的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受到“无为”的影响，致使吏治败坏。汉初奉行“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1](489)，曹参为相时“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3](841)，在加之皇帝、丞相的政策，就使得君主与臣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构成了对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
(1) 汉初丞相的权力很大。丞相有独立的办事机构，总理中央行政事务，而且还有任免400石以下官吏的权力，对于600石到2000石高级官吏的任用，丞相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至于汉武帝初年，丞相田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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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武帝的权威，“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1](489)
。
(2) 诸侯王实力膨胀。汉初中央把相当部分的权力授予各同姓和异姓诸侯王，当时的诸侯王不仅封地大而且有较大的独立性，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诸侯王日益膨胀，他们“官制百官同制京师”，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以及至高无上的皇权，以至于出现了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叛乱，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图谋与中央分庭抗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治思想有关的消极后果。
(3) 地方郡县以及豪强权力很大。西汉初年郡县的管理者在地方财政方面权力很大，郡守在财政方面全权负责本郡的收入与支出，有征收赋税、征发劳役、调拨物质、考核县令、进行手工业监督等权力。郡守几乎重于当时的诸侯，在自己的郡中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权，中央对郡守的控制较松，这对中央直接管理是不利的。同时，一些地方豪强实力也迅速增强，并与当地官吏勾结在一起，“武断于乡曲”。《汉书?平准书》中记载“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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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3](841)。
(三) 豪强集团财富集中，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西汉社会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指导下，既不控制盐铁等重要商业资源，也尽量不去影响社会的生产流通，这样就使得豪强集团的财富迅速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例如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就强买民田为子孙置业，地方豪强也巧取豪夺兼并土地，使农业家庭大量破产，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3](841)
。
(四) 吏治败坏
由于奉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对吏治的管理也
奉行无为，不宜太多过问政事，致使各级官吏大多消极苟安、渎职怠工，官场上贪污受贿盛行，“张武等受贿金钱”，汉文帝知道了也不予处罚，这样就出现了贾谊《新书?时变》中所说到的“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6](97)的怪现象。《汉书?文帝纪》中这样记载“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可见当时官吏的执行力是非常有限的，针对郡县官吏不认真执行其举孝悌、力田、三老、廉吏之诏，文帝也直接提出过批评“今万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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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1](489)
。
(五) 社会秩序混乱
黄老倡导无为，使得西汉社会秩序变得混乱，缺乏制度与礼仪，社会等级不清，社会风气也日渐败坏。贾谊在《新书?瑰玮》中描述说“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愿，其所未至，以相竞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6](97)，另在《新书?俗激》中又描述道“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仪，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6](97)。
(六) 匈奴扰边问题
西汉王朝自建立以来就始终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和侵犯，一方面由于西汉初年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有限，再加之于诸侯王地方势力的斗争，无法调动大规模的军队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也由于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汉初的各代皇帝基本都采取对匈奴的妥协政策，用和亲、开放关市和两族首领结盟的方式来缓和匈奴问题。而这种方式并不能改变匈奴贵族的掠夺野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助长了匈奴更大的贪欲，汉初的匈奴政策基本上都是在西汉政府委曲求全的条件下进行的，使得西汉王朝统治者处于极端屈辱的地位。虽然与匈奴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并非某个意识形态可以解决，但是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方向，的确使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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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加尖锐，匈奴的侵扰也更为严重。
三、黄老思想最终失去统治思想地位
的深层次剖析
黄老思想作为西汉初年的统治思想，由盛而衰仅仅七十余年的时间，可谓短暂。那么何以黄老之学就如此地最终让位于他学(儒学)而失去统治地位了呢,学界有不少学者，往往简单地将这一转变归结在:汉
第6期 朱义明: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793
武帝时期，西汉已经强盛，武帝要变“无为政治”为“有为政治”，以抗击匈奴。这个理由显然是单薄的，如果仅仅因为武帝的个性使然或者匈奴问题的原因而改变国家统治思想，那么汉武帝百年之后黄老思想依然无法复兴就难以合理解释了。当然，也有学者罗列了汉初实施黄老政治所显现出来的诸多弊端，归结这些弊端源自于“黄老之学”自身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并最终导致了黄老思想的衰落，应该说这一解释原则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似乎仍没有将问题诠释清楚。在笔者看来，黄老思想最终失去其统治思想地位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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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法平衡政府集团与豪强集团之间的不平衡
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经济的西汉社会中，政府集团、豪强集团和劳动阶层是主要的社会利益集团，由于社会财富流动的不均衡，以及通过土地兼并、盐铁资源和权力对价等途径，社会财富有向豪强集团流动的最终特性，再加之政治统治的需要，致使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矛盾，而他们之间彼此的矛盾也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因此而带来了诸多的不平衡。作为政府集团来说，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下，其统治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使社会相对“平衡”，而黄老思想在这样一种平衡的政治需求下，显然表现出了其理论本身以及政治实践中的明显的不足。黄老之学承老子之意，认为宇宙之本体为“道”，《淮南子》中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人为有形之体，亦即道之所在，“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欲身之得，就要行“无为”，这样才能合于道德，“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7]，这些都说明黄老之学秉承了道家以自然为本、无为的思维源头。在《黄老帛书》这一标志性著作中突出了道生法的思想，而这里所崇尚的法，它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和普遍原则而不是某一政治力量的意志，“道生法”的实质是自然与社会的同构合一，是自然决定社会，因而治理社会的最高原则就是因顺自然之道。正是基于这样的黄老政治理念，西汉政府集团在建朝之后基本采取放任社会经济发展，尽可能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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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少管理的治理方式，而在西汉农业经济社会中土地兼并几乎是社会常态，社会财富最终会大量流向豪强集团，反过来又加速土地兼并，黄老的无为政治在根本上就是放任农业社会的财富集中，放任豪强集团的迅速膨胀，这样就必然导致诸侯王、豪强集团的财富膨胀与西汉现实存在的大量的土地兼并，并由此挤压劳动阶层的利益，造成大量的流民，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事实上，如果继续按照黄老的无为政治理念行进，很快西汉社会土地兼并就会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则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社会问题，乃至改朝换代，黄老思想非但不能减缓这一社会财富向豪强集团的流动趋势，反而有助长这一趋势的作用，很显然这是黄老无为理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缺陷。
(二) 难以平衡政府集团和劳动阶层的不平衡 既然黄老政治思想无法减缓社会财富流动的根本趋势，甚至有加速这一趋势行进的可能，在一个经济总量相对有限的农业经济社会中，就必然意味着劳动阶层遭受更大的剥削与侵害。西汉文帝时期，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谈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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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
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1](489)
。应该说，晁错的这段文字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文帝时期劳动阶层的现状，而且也将豪强集团与劳动阶层财富转移关系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求黄老统治思想在现实中平衡这样的社会现状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然而在精神层面的平衡我们发现，对于黄老之学来说也是缺乏的，黄老之学虽然以道为本体，将仁义礼法结合在了一起，也倡导“仁义”和“道德”，更大程度地实现了道家与百家之学的融合，但是其所阐述的“仁义”和“道德”决然不同于儒家思想，黄老著作之一的《文子?上仁》中记载“古之为道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义。此六者，国之刚维也。深行之，厚得福;浅行之，薄得福;尽行之，天下服”，基于西汉建国的社会现实，在继承《文子》对于仁义阐述的基础上，汉初黄老思想对于“仁义”的理解更倾向于行仁义就是要实行无为政治。这种思想的指导方针显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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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极的，劳动阶层难以对现实状况得到合理的解释，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精神上的平衡，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社会混乱与动荡。
(三) 无法满足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需要
自秦朝正式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模式之后，汉承秦制，西汉帝国也在秦朝的基础上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国家，这一模式由于要求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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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度集中于皇权，就要求社会的制度、权力、思想、秩序都要高度统一。但是汉初以来奉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统治模式的需求:
(1) 思想本源上并不强调集权。黄老道家的思想更强调主无为而臣有为，应该充分发挥臣的作用，认为君主应该“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4](11)，这在实际效果上削弱了中央的统治权威，客观上造成了丞相专权以及诸侯分立。
(2) 无法树立至高无上的君权。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黄老道家思想认为“君者也，外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以执也”[8]。显然，对于君主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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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界定很难成为君权至高无上的理论支点。
(3) 缺乏有效的政治手段和制度建构加强中央集权。黄老道家是哲学思想和治国之术的直接结合，更注重治国的思想理念，而缺乏制度的建构，因此在如何采取具体的措施来维护中央和地方的一致性方面，缺乏现实的政策措施。于是，黄老道家的治国理念对于中央集权的发展是存在着不协调的，君主权威应该建立在国家制度和国家结构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治国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
(四) 黄老思想缺乏文化建设，这对于社会政治文明来说也是必须的
黄老思想作为西汉前期的官方哲学，其缺乏文化建设的特质也在根本上影响了其于社会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们知道，对于社会政治文明来说必要的文化建设是其内在所必需的，也是维系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有效手段。而黄老道家中“清静无为”的
思想内核，使其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系统化的文化建设内容，或者说系统性的文化建设是与黄老道家最核心的理论相冲突的，任何性质的禁锢都是与“无为”的理念相冲突的，这样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与无序，与其缺乏系统的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
由于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特别是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统治思想，存在着许多源自于其思想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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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距离，从而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当西汉社会的“休养生息”的阶段性政治目的达到之后，黄老道家退出统治思想的位置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便有了后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家思想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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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Huang-lao Though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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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Yiming
(NanKai Univ.College of Economics,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Huang-lao Thought flour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ut Wu-ti, the Han dynasty emperor, carried out “deposed all theory, Only
Confucianism” and Huang-lao Thought depressed, the next
millennium, the last feudal rule in the early years there was virtually no representation. It simply was a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China, the closed na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nevitability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 were so many ideas from its origin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 problems with a unified centralized rule sought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olution to a lot of distance becaus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se doomed the Huang-Lao Taoism as a temporary rule, and the stage thinking.
Key words: society of Western Han Dynasty; Huang-lao Thought; a unified country; centralization;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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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编辑:汪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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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5 No6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Dec 2009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
治经济视角分析 朱义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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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09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朱义
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第15卷第6期 2009年12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5 No6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Dec 2009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朱义
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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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第13课 西汉经济的发展
第 13课 西汉经济的发展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两汉时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概括两汉农业和手工业的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 纳的能力。
(2)思考和概括两汉时期经济繁荣的原因,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初步认识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过程与方法
通过阅读教材 、 观察图片 、 讨论探究等形式, 掌握两汉时期农业 、 手工业取得的新成就, 认识两汉四百年的政治统一、文化积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了解水利兴修与农业生产进步、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以及商业繁荣的主要史实,体 会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两汉盛世, 增强民族自豪感;初步认识重大发明对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 作用。
【教学重、难点解读】
教学重点:治理黄河和农业的进步与丝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
重点解读:农业发展依靠生产技术、 农具和水利工程等方面, 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 的最主要表现, 农业的繁荣又有利于手工业的进步, 两汉时期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均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
教学难点:正确分析认识两汉时期经济发展的原因
【课时】
1课时
【课型】
新授课
【教学策略】
1、问题导学法。教师质疑,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解疑,培养学生通过两汉经济的发展, 认识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统一、文化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2、图文结合法。充分利用图片和文字,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
【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用时 5分钟)
设疑导入:同学们,你们炒过菜、炒过饭吗?你们炒过钢铁吗?钢铁能炒吗?
设计思路:初一起始年级的学生,思维活跃,好奇心重,运用生活实际的经验作为切入 点,抓住学生对炒钢技术的好奇,在课堂导入时激发学生学习两汉经济发展的兴趣,有利于 调动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有利于创造积极的课堂学习氛围。
2、讲授新课(用时 30-35分钟)
环节一:学生自主学习(10分钟)
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经济发展的水平,主要看它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的表现。 (多媒体展示自学问题)
农业:
1、兴修了哪些水利?
2、改进了哪些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
3、农作物的种植有何发展?
手工业:
1、兴盛主要体现在哪些行业上?
2、又有哪些世界领先成就?
商业:
1、商业和城市有怎样的新面貌?
2、汉武帝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大一统采取了哪些措施?
请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阅读课文,边读边把重要的知识点标出来。
一、农业的进步
学生小组展示自学成果:
1、西汉时期,汉武帝下令治理黄河并亲临治河工地,命随从的文官武将都去背柴草, 堵塞决口。经过治理,有八十多年,黄河下游没有发生过大水灾。
2、东汉时期,明帝时令水利专家王景主持修河,修筑了千余里的黄河大堤,在以后八 百多年里,黄河没有改道。
二、手工业的发展
学生小组展示自学成果:
问题 1、手工业兴盛主要体现在丝织业、冶铁业两大方面。
问题 2、领先于世界的成就主要有丝织业已经使用提花机,而且染色技术也很高,丝织
品精美,中原地区生产的丝绸,受到国内外喜欢;冶铁业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鼓风冶铁, 节约人力,提高冶炼质量。水排的利用,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三、商业的兴盛
学生小组展示自学成果:
1、汉武帝经济上大一统措施。
2、请同学描述长安和洛阳的繁华景象,要求准确、形象。
学生归纳探究:两汉经济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①两汉初期都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等。
②汉武帝的大一统,政治稳定,民族融合,促进经济的繁荣。
③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水排、提花机等。
教师总结:两汉时期的政治 、 文化 、 民族关系是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的 。 汉朝的统治者, 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和重视农业的政策,经过人民的辛勤劳动,出现了经济的繁荣。 设计意图:回归教材,前后联系,让学生明确两汉时期经济的发展是政治、文化、军事 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质疑解疑提高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对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有一个初步认识。
【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时为西汉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哪些措 施?
(提示:从政治、思想、经济三方面回答)
政治上:接受主父偃的建议,下令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侯国。 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范文三：西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
西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
——以西汉初期为中心的“富民”与“强国”政策
【摘要】通过分析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现象，透视国家政策转变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借鉴西汉在处理“强国”与“富民”时所实施的政策
【关键词】西汉、富民、强国、经济、政治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实现强国并富民, 但是在那样的“家天下”的时期，由于国是自己家的，所以，强国之心甚于富民之心。在他们心中，富民仅仅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觉的，是为了达到强国的最终目的一种无奈之举。每个朝代从富民向强国过渡的时候往往也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时候。
一、西汉初期统治思想的变化
汉初到景帝时：道家的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积蓄力量。
西汉建国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首先就要在意识形态上统一。初年，有鉴于秦朝的暴政导致速亡的教训，加之长期的战争，经济凋敝，正如《汉书?食货志》中所描述的：“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统治者适合时宜的采取道家的黄老思想，它的理论根据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用这种“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放任自由经济政策，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宽大，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之后，文帝和景帝继承和完善这些政策，随之出现“文景之治”。由于黄老之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相近，在这样的宽松政治氛围下，儒学得以逐渐复苏。
景帝到武帝前期：儒家登上政治舞台，取得独尊地位。
二、景帝时期在思想领域不再严厉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在提倡黄老的同时也使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其他学派存在、发展，这就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及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由于长期最高统治集团以黄老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到了汉武帝时出现了太平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帝国更紧迫的提出统合文化、确立一统思想的时代要求。吕思勉先生的《秦汉史》说“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故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由此可见儒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汉初儒生陆贾书写的《新语》十二篇主张儒术治国，深的高祖称赞，之后的贾谊在《新书》中阐明“礼法并重”的思想，只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加之黄老思想的“以虚无为本，以因
循为用”，对加强中央集权助力不显，之后的统治中更与大一统帝国不适应的地方愈加明显。最重要的是这是董仲舒所提的儒学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时的儒术是一种反对滥施强暴而高扬“崇儒更化”并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政体最相契合的文化形态（包容阴阳家及法家的新儒学），与此同时，其“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有利于加强君权，“大一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他完全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其被作为统治思想亦在情理之中。因此，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弃“黄老之学”选用儒生组阁。最后政府内部上层如：丞相卫绾是武帝的老师、窦婴、田蚡、赵绾、王藏，还有最后擢居相位的公孙弘等，这些人都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发展。最后武帝置《五经》博士，兴太学，如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指出“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
三、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对西汉政治的影响
秦王朝倾覆之后，全国陷入争夺政权的大混战之中，使战火弥漫甚广，广大人民非死于屠戮，则死于饥馑。继起的汉王朝就在这种大混乱、大破坏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如《汉书. 食货志》中描述的“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到惠帝高后年间经济才有所好转，在《汉书?高后纪》中描述为“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由于汉初的帝王都奉行黄老之说，采取了“拱己无为”的不扰民政策，经济才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文景时期，经过几十年的恢复经济已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汉书?刑法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这样到了汉武帝时期国民经济显示了空前的繁荣。《汉书?平准书》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兴衰，乃是整个国民经济荣枯的关键。所以《汉书食?货志》有：汉武帝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推行代田法，以及漕运与灌溉相结合的水利政策，使农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因此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除了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亦有很大发展，冶铁业是各项手工业的先导部门，也是为了发展农业的现实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丝织业也比较发达主要是官府经营的丝织业作坊，突出的是首都长安、临淄，另外还专门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作坊的织造，可见当时的丝织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产业。在漆器，瓷器和手工业方面也有所发展从铸造的铜镜中可以看出来。在商业方面：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商业的发展，《汉书. 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逐末”还有《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些足以说明汉初商品贸易的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西汉初期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如李剑农先生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指出“盖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至安定时期也。”国家
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历史上的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都接受西汉文化的影响，虽然经济上实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文景时的无为而治也引起严重的后果：一是地方割据的诸侯王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势力，威胁中央的政权，是国家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当时发生的“七国之乱”可以得到证实，不过景帝时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削藩策》的意见，使之得以平定，暂时缓和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二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失去土地者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矛盾。但随着这种自由放任政策而来的就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兼并之风盛行， 一些大商人“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遨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他们与豪族地主相勾结，在经济上控制主要命脉，威胁政权的经济基础。所以汉武帝时不得不改弦更张，改变指导思想，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和强硬的外交政策，“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肃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三是对匈奴的忍让、和亲，使匈奴力量壮大，成为汉朝的威胁。这就是无为而治引起的内忧外患。政治和经济政策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调整的总目标是从富民转向强国，而这一重任恰巧落在了汉武帝身上。
三、西汉政治制度的调整：从富民走向强国
西汉的政治基本是汉承秦制，汉的许多措施都与秦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汉初，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制”，军事上有中央常备军和地方预备军，法律上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汉律》，废除了《秦律》中夷三族及连坐法。但也有其独创性，文帝时“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就是取消了在关口津梁处检查来往行人的制度和禁止在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变“抑商”为“便商”, 而且有利于劳动人民补助生活。“贵粟政策”是政论家晁错提出的，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还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务本。”具体地说，就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这样国家的粮食多了，可以减轻租赋；商人要向农民买粮，粮价也会提高，农民生活就可以有所改善。除此以外还有“减免田租，减轻算赋和徭役”修“马复令”这些都是有利于“富民”的政策。但是到了汉武帝时西汉已经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人民已经富裕了，汉武帝就要强化中央集权，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实现强国的目的。政治上，通过建立“中朝”限制丞相的权力，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设置刺史，监察地方郡县，并且举孝廉、兴太学，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与此同时，发布《推恩令》与《附益法》这样王国越分越小，力量很弱，削弱地方诸侯的权力，中央的直接辖区在日益扩大，这些都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实行盐铁官营，颁布算缗、告缗令，采用均输平准法，改革币制等，特别是“算缗告缗”《史记. 平准书》曰:“杨可告缗
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两令的实行，朝庭得钱财以亿计。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汉武帝改变了高祖至景帝时期屈辱软弱的“和亲”政策为强硬的战争征服，从元朔元年（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的十年中，和匈奴共进行了三次大战，使匈奴退出河西走廊，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又为汉通西域开辟了重要通道，两越、西南夷在汉武帝时由于武力的征服，也都不同程度的归顺于汉。使汉在武帝时实现了从“富民”到“强国”的社会转型。
四、富民与强国之间的矛盾
在傅筑夫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中有这样一句话：“古代封建社会在经济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表现在经济上便是前一朝代随着经济的崩溃而倾覆下去，后一王朝又随着经济的苏生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而重建起来。”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当时那样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下，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影响大一些，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高度集权的社会，在一些非正常的特殊时期，政治有时决定经济。我们都知道战争最终拼的就是实力，在当时说白了就是经济，国家的经济是哪来的，要不是凭借政治手段收取的税收就是国家经营的垄断产业，实行的经济政策，正如汉初的理财高手桑弘羊在借鉴管仲“富国足民”和商鞅的“富国强兵”的思想上提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要发展官营工商业，而对私营工商业则采取抑制措施，把发展工商业的利益控制在国家手中，更可怕的是实行“算缗”、“告缗”，使大小商人相互告发，使商人的心理严重受挫，更是一次重大的赤裸裸的对商人的财产的剥夺。《食货志》言“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由此可见盐铁的利润之巨，故实施盐铁专卖，由于政策上倾向使商业的利益几乎全部归国家所有，这样财政上的继续支持使得武帝能够继续用兵匈奴，最终实现其政治抱负由此达到强国的目的。由此可见强国未必民富，民富也未必国强，但要实现强国之前必须实现民富，所以，汉武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之帝，但也是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汉朝就走向全面衰落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经历了这种由盛转衰的周期。王朝初期以富民为目的自由放任形成全盛，但民富之后的强国则成为衰落之始，这也是统治者比较热衷的，这就造成中国古代历史上治乱之世交替的特点。从另一个侧面也看出了在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一般会先实现富民，在富民之后实现强国，实现强国的时候会使国家统治者暂时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在实现民富向强国转变的时候要处理好这个度，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转变的过渡期大多国家就此终结，不但没有实现强国反而葬送了自己的统治，使人民和国家卷入长期的战争中。例如:秦始皇，隋炀帝等就是典型。历史上大多时候王朝就陷入了“富民-强国-战争-衰落-战争-统一”这样的历史循环中。富民就要在经济政策上给予人民倾斜，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在强国时就要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实施严峻的立法，这样才能通过政治手段为实现强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达到一致，要在处理强国与富民的时候，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平衡，使国家顺利的实现转型。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5 p141-214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1 p244 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6 p183-234 吕思勉： 商务印书馆 2010、12 p101 《秦汉史》
范文四：论西汉官营经济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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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汉官营经济的利与弊
作者:武艳平
来源:《商情》 2015年第 28期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官营经济的出现较早。本文以汉武帝时期推行官营经济为研究 对象,阐述了这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汉武帝 官营经济 桑弘羊 盐铁
官营经济的存在及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过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虽然那个 时期我们还不能称其为官营经济,但是官营经济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已经相当充分了,汉武帝时 期的盐铁专卖占据着官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所以本文主要是以盐铁政策及均输平准来探讨汉武 帝时期的官营经济。
一、汉武帝推行官营经济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官营经济政策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实施是在西汉武帝时期。西汉建立之初, 接手的是秦末战乱造成的凋敝局面。由于常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 坏。当时物资匮乏,连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颜色的马驾车,不少将相出门只能乘坐牛拉的车。 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西汉从高祖开始到文、景两代皇帝,始终贯彻无为而治 的黄老思想,坚持与民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甚至 允许私人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等获利巨大、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工商业活动;同时提倡俭 约治国,不铺张浪费,也不搞耗资巨大的各种工程,努力减轻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专心从事 生产。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到武帝初年,社会经济已呈现一片空前繁荣 的景象,人民生活富足,国库堆满了钱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 因,充溢露积于外,连普通的守门人也都能饭粱食肉了。然而,温饱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又 凸显出来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匈奴入侵,二是地方诸侯窥伺皇位,三是工商业 者与世俗地主间的矛盾。第一个问题尤其令武帝心烦:匈奴贵族并不满足于娶汉女、受赏赐, 还是经常不断地侵入汉境进行掠夺,搞得边境不得安宁。武帝天性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加上当 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在客观上也为武帝的有为提供了足够的物质保障。于是,汉王 朝对匈奴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原来的被迫和亲、委曲求全变为武力征服、以攻为守。
从公元前 133年开始到公元前 119年,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汉军打通了通往西域 的道路,斩断了匈奴的左右援助,将匈奴的首领冒顿驱逐到大漠以北的地方,从此解除了匈奴 对汉王朝的威胁。但是国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汉军人员的伤亡,军械的支出,运 粮的费用,对将士的奖赏等等。
范文五：西汉的几个重要的制度（41）
西汉的几个重要的制度
中国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自秦朝开始，到西汉才巩固起来。要巩固国家的统一，必需在构成封建国家的地主农民两大阶级间，在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求得一定限度的妥协，否则统一是不可能的。西汉取得秦朝失败的经验，创立了几个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有利于统一，因之汉朝的统治相对地巩固了。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便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作为统治阶级首领的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皇帝与这四种人在相互关系上，也就是在剥削农民的权利上，要规定出有效的制度来，以求得统治阶级内部的妥协，是一件困难的事，西汉朝廷到极盛时期才规定了这种制度：
一、分封诸王
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国官制与汉朝廷无异，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两个大官，其余官吏由国王自己任用。当时国王多是幼童，国内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国王都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削去。前一二七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武帝又设刺史官，按六条考察政事，第一条考察豪强，其余五条考察郡守。六条外还有不成文的一条，就是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因此受到惩罚。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这个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二、朝廷铸钱
战国时币制紊乱，至秦始皇时确定为黄金与铜钱两等。汉改秦制，黄金以一斤（约合今半斤）为单位（一斤也称为一金），铜钱直到汉武帝时才确定用五铢钱。在五铢钱确定以前，铜钱轻重不一，私铸钱盛行，钱法很乱。汉高帝废秦半两钱，行榆荚钱，重三铢（一两二十四铢，一铢约合今二分），令民间（豪强）自铸。自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间，钱法变了九次，也就是在铸钱问题上，朝廷和豪强作了九次斗争，到第九次朝廷才取得胜利。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大利。《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时，盗铸金（伪造黄金）、钱人，罪当死者数十万；豪强率众互相斗杀，不可计数；自首免罪的人多至百余万；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还要多。这个记载说明：盗铸金钱的豪强，聚数百万人对抗朝廷，是一个破坏中央集权的巨大势力。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销废各种铜钱，专令水衡都尉在京师铸五铢钱，通行天下。此后朝廷每年用十万人采铜铸钱，至西汉末共铸二百八十万万钱。五铢钱轻重合宜，自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废。朝廷铸钱权的确立，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三、盐铁官营
冶铁、煮盐与铸钱三大利，朝廷收归官营以前，都被豪强大姓所专擅。一家豪强，奴役贫民往往多至千余人。战国以来，著名大商贾，多营盐铁业，在地方上都是第一等大豪强。秦时有铁官，也可能有盐官。秦朝集中一切权利，山东豪富被迁徙入关，原来的盐铁业当是由铁官盐官经营。汉高帝向豪强让步，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如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家产也各有千金。汉武帝采用各种敛钱法，却不能从盐铁商取得一些财物。前一一九年，汉武帝擢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个大商贾做理财官，向商贾夺取盐铁业。这是一个艰难的斗争，汉武帝用刑罚并没收器物来禁止私铸铁器和煮盐，又招歇业盐铁商做盐铁官，换取盐铁商的合作。出铁的郡国设铁官，全国有铁官四十四处（一说，五十处）。产盐地方设盐官，全国有盐官三十二处（一说，三十六处）。从此盐铁官营成为定制，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汉武帝确立钱、盐、铁三业官营制度，大大削弱了豪强割据势力，虽然他们还是兼并土地，敲剥农民，向割据称雄、破坏统一的方向发展，但趋势毕竟是比较缓慢了。
四、赋税
战国末年，七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至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定垦田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些数字当然不一定准确，但二百余年来，户口垦田数在上升则是事实。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需要和平，需要赋税轻徭役少。西汉除了汉武帝时用兵，农民流亡户口大耗损，其余年月，一般是比较和平的，行施三十税一制，田租是轻的，因此农民乐于开辟荒地，拥有一些自己的田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赋钱与徭役是重的，因此农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通过合法和非法的形式流注到统治阶级方面去。
农民在扩大全国垦田的面积，同时又在失去自己的一份田宅，甚至失去自己的身体和妻子。这个农民方面失去、统治阶级方面获得的过程是由缓到快、由少到多、由不显著到显著的。失与得的关键，在于被当作调节器的朝廷，能不能起着调节的作用。西汉后期，朝廷失去了这种作用。朝廷规定的赋钱和徭役，主要有下列几种：
口赋——民年七岁到十四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赋钱二十。汉武帝改为三岁起出口赋，二十钱改为二十三钱。汉元帝时改三岁起为七岁起。
算赋——民年十五岁以上，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算赋一百二十钱，叫做一算。商贾与奴婢，每人算赋加倍。
更赋——更是力役的一种。男子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都得服役。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或卒更。每人按一定次序轮流到京师服役一年，称为正卒。雇贫民代本人服役，每月出钱二千，称为践更。每人每年戍边三日，称为徭戍，不能去的人出钱三百，称为过更。照晁错（晁音潮cháo）说，农夫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人服役。照董仲舒说，农民每年平均要服役三个月。这是何等严重的负担。
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
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六十三钱，称为献费。
农民要缴纳赋钱，必需出卖自己的生产物，首先就受到商贾的剥削。汉文帝时晁错说：农夫遇到水旱灾荒或急征暴敛，只好把家里的东西半价卖出去（值一千卖五百），没有东西，只好借加倍利息的债（借一千还二千），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妻子来还债。晁错以为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破产流亡的缘故。晁错建议：令富人（无市籍的地主）输粟入官，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他说，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出路。汉文帝听从晁错的话，定卖爵、除（免）罪等法令。富人剥削农民的粟米器物，不象商贾能在市上卖出去，朝廷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出路就宽广了，从此富人凭借政治势力，可以放手掠夺。商贾钱多，富人势力大，原来在剥削上处劣势的富人，现在和商贾有了同等的机会。晁错替富人分商贾兼并的利益，形式上却是替农民叫苦。
农民不论从商贾或从富人得到钱，最后总得送给官府。地主有钱，缴纳租赋本不嫌重，朝廷还要给他们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自汉惠帝时起，优待地主的法令，略举如下：
优待官吏——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只有军赋（更赋）不免。
优待皇帝同姓——凡诸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西汉末，诸刘凡十余万人。
优待有爵人——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终身免役。买五大夫爵，价值粟四千石。
优待武功爵——汉武帝卖武功爵，规定用金钱，不得用粟。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相当于五大夫，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下级官吏——凡下级官吏，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士人——凡士人入太学读书，本人终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统治阶级中人的支持，必须让他们分享剥削的权利，同时又要防止兼并的过度迅速。朝廷堵住了铸钱、冶铁、煮盐三条兼并的捷径，兼并者只好走比较缓慢的一条长路。因为在这条路上农民进行抵抗，即使穷困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还为着保存一小块耕地而坚持斗争。皇帝制定法令，帮助地主商贾向农民进攻，有时也限制或打击他们，给农民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这样做，可以延缓分裂局面的到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维持。
五、尊儒立官学
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学，儒学博士不为朝廷所重视。著名儒生如贾谊杂阴阳五行学，晁错杂刑名学，讲纯儒学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读老子书，《诗》博士辕固当面斥老子书是奴仆书，窦太后发怒说，那里来的罪徒书！儒家骂道家是奴仆，道家骂儒家是罪徒，儒道两大学派冲突，对政治统一是有害的。汉武帝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巨大任务，把道、名、法、阴阳五行各家统一在儒家里面。汉武帝采用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对策公开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不取，独取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都给好官做。董仲舒、公孙弘讲《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公孙弘后来做丞相封侯。从此诸子百家被黜，儒学独尊，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成为最通显的儒学。
西汉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条：一条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财产十万钱以上，汉景帝改为四万），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条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财产。一条是大官府指名征召。汉武帝采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京师立学校，又令郡县推举孝廉、茂才，供朝廷选用。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士人都变成儒生了。
京师的学校（太学），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国各郡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样，名额不定。两种学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两等的给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职务是用经义装饰政事。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政治思想统一了。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额为一百人。汉宣帝增为二百人。汉元帝增为一千人。又在郡国设五经卒史，地方上开始也有学校（汉景帝时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学校）。汉成帝时太学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自从汉武帝立官学，两汉学术上只有儒家派别间的争辩，不再有儒与非儒不同学派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但也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贵族、官僚、地主、商贾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确立后，贵族不能称兵割据了。铸钱、冶铁、煮盐三大利收归官营后，豪强兼并的速度延缓了。赋税制度重赋役，给地主商贾以兼并的便利，轻田租，也让农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官学制度规定中庸主义的儒学作为官吏的思想标准，同时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有利于统治者的各种学说，使儒学经常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西汉创立了这些重要的制度，不仅为两汉所遵守，西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各皇朝，也只能修改补充，不能废除另创。扩展疆域的汉武帝在创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现了他的雄材大略，只有他才能压服豪强，收回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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