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法币以及银圆的购买力资料
最基本的一个国际货币汇率对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的货币比值大概是:
1英镑=5美元=6.2两白银(9银圆)=25法郎=10卢布=7日圆
(也就是1艘无畏舰的价格大概为1000万银圆)
法币购买力资料
1935年中国银价大涨,经济日益恶化。11月3日,**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改革,从次日起中国只有三大银行的钞票,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才是惟一的法币,不论个人还是企业,限3个月内将白银兑换成法币。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不过14亿余元,在八年抗战期间,guo民党政府利用法币不断扩大发行量来垄断全国经济,搜刮人民财富,加上国土大幅度沦陷,税收骤减,一切军政费开支,惟依赖发行钞票。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额已达到5569亿元,为抗战初期的360倍。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作家默尔·米勒说:“他们全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5亿美元,他们把钱投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在纽约这里…”(美国总统对中国美援的看法,其中的他们指宋子文等四大家族成员)而法币的购买力,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1938年值一头黄牛,1939?年值一头猪,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一只鸡,1945年值鸡蛋2个,1946年值肥皂六分之一块,1947?年值煤球1个,1948年5月值大米0.002416两(每斤16两),1949年5月值大米0.000000000185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五。
根据《大众晚报》1947年7月30日的资料,在不同的年代100元法币能够买到:
1937年两头大牛,1938年一头大牛一头小牛,1939年一头大牛,1940年一头小牛,1941年一头猪,1942年一条火腿,1943年一只母鸡,1944年半只母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1947年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1948年4粒大米。
1946年按法币计算的最低生活费
1946年2月20日,guo民党控制的报纸《前线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社会调查的结果,认为当时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法币15万6000元(购买力大约合抗战前法币50元,今人民币1500元)。
当时计算出这个最低生活费的根据是:每月一个五口之家,需要消耗大米1石2斗价2万元,煤球4担2万元,柴一担3000元,油10市斤5000元,蔬菜和副食品每天1500元、每月4万5000元,车力(交通费)每月3万3000元,房租、医疗费等3万元,共计法币15万6000元。
1946年初,法币100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元。而1946年夏季,法币200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元。
1941年行政院在社会学、经济学专家主持下,根据社会调查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务员日用品消费量”,也就是包括文化人在内的一个典型“当成年人”每月日常生活费用标准,包括五大类、29项。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按照这个公认的标准,结合昆明地区1941`年10月的物价,计算得出了“昆明市生活费指数”,也就是每个“当成年人”每月的生活消费量,如下:
(一)食物类
1、米—中等白米,2市斗(32斤)每斗12元5角5分,合每斤7角8分,计25元1角;
2、面粉—2斤半,每斤2元2角6分,计5元6角5分;
3、猪肉—五花肉,5市斤,每斤4元2角4分,计21元2角;
4、猪油—板油,1斤半,每斤6元3角3分,计9元5角;
5、鸡蛋—中等大小9个,每个2角7分,计2元4角3分;
6、食盐—0.8市斤,每斤2元1分,计1元6角1分;
7、白糖—半斤,每斤8元5角2分,计4元2角6分;
8、酱油—1斤半,每斤1元4角5分,计2元1角8分;
9、豆腐—10斤,每斤8角4分,计8元4角;
10、蔬菜—20斤,5种主要菜价平均每斤1元5角7分,计31元4角;
以上食物类消费值合计111元7角3分。
(二)衣着类
11、阴丹士林布—国产美亭牌1尺,每尺2元6角8分;
12、白土布—中等1尺,每尺1元9角7分;
13、冲哔叽—国产梨花牌1尺,每尺9元9角2分;
14、布鞋—两月买一双,每双29元7角8分,计14元8角9分;
15、皮鞋—20个月买一双,每双86元6角7分,计4元3角3分;
16、线袜—中等国货两月买一双,每双4元,合2元;
以上衣着类消费合计35元7角9分。
(三)房租类
17、居住面积—每人半方丈,合5平米,每平米4元6角7分,
房租(每人)合23元3角4分。
(四)燃料类
18、柴(烧火用)—70斤,每斤2角,计14元;
19、菜油(点灯用)—1斤半,每斤3元3角9分,计5元9分;
以上燃料类消费合计19元9分。
(五)杂项
20、自来水—12挑(0.72吨)每挑9角6分,计11元5角2分;
21、肥皂—金钟牌半块,每块8角,计4角;
22、毛巾—100天一条,每条4元7角2分,计1元4角2分;
23、牙膏—三星牌,100天一支,每支2元8角2分,计8角5分;
24、茶叶—绿茶0.1斤,每斤12元5角7分,计1元2角6分;
25、车资—30公里,每公里2元3角3分,计69元9角;
26、沐浴—盆塘2次,每次3元6角7分,计7元3角4分;
27、理发—2次,每次4元2角2分,计8元4角4分;
28、洗衣—12套,每套2元4角4分,计29元2角8分;
以上杂项消费值合计 130元4角1分。
(六)其他
29、医药费、文化教育费等(加15%)计48元5分。
由此得出一个“等成年人”每月平均消费值—法币368元4角1分。相当于抗战前夕银圆12.5圆的购买力,或一个普通工人的最低薪金。这就是1941年10月昆明市生活程度的平均费用,由于物价?飞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上升。
西南联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了《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指出:战前五口之家每月最低生活费为50圆(仅仅相当于战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助教月薪的一半,而当时大学教授、副教授
月薪平均350圆),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最低生活费为12圆5角。按这样的最低标准,参照昆明市场物价实际情况,则1942年11月知识阶层一个家庭的最低生活费,应该为7千5百元。
这样的普通五口之家最低生活水准究竟如何呢?让我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
伙食:每人每天吃1斤米饭(偶尔面食)0.7斤青菜,0.3斤豆腐,大约2两猪肉、半两油(?每月5斤猪肉、1斤半猪油),三天一个鸡蛋。每月一两茶叶,半斤白糖。
穿着:每年买一套内衣*和两件外衣,每两月买一双布鞋和一双袜子,每20个月买一双鞋。100天买一条毛巾和一支牙膏,两个月一块肥皂,每月洗澡两次、理发两次、洗衣服十二套。
居住条件:每人5平方米的简陋平房(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照明没有电灯而用暗淡的菜油灯,每夜点半两菜油;做饭和取暖不用煤炉而用烟熏火燎的炭炉,每天2斤多木炭。
好在当时子女的学费并不贵,有的可以减免。此外每月可以买一本普通的图书,一些必需的纸张文具。或者伤风感冒时服用一点便宜的药片…
在日常费用里,没有计入维修住所的钱、没有置办家具桌椅书柜的钱、没有大病住院的钱、没有全家星期天进剧场看戏看电影的钱、没有妇女化妆品的钱、没有下饭馆聚会的钱、没有春秋远足(旅行)的钱、没有水果点心零食的钱、没有给儿女买玩具皮球的钱、没有节日请客送礼的钱、没有过生日买蛋糕的钱、甚至没有逛公园玩游戏的钱!…
但是,每月要维持这样的基本消费,在1941年10月必需有1千8百元(每人368元);短短一年之后,由于物价飞涨四倍,到1942年11月则必需有7千5百元。?而同期西南联大教授的薪金如何?1941年10月平均6百多元,为最低生活水准的三分之一;?到1942年11月更不足1千4百元,仅为最低生活水准的五分之一了。这就是教授们不得不面对的冷酷现实。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陪都)大学教师及一般职员和产业工人,每月的货币收入及实际收入(
合战前银圆)如下表:
大学教师(平均) 产业工人(平均) 一般职员(平均)
月薪收入 合战前银圆 工资收入 合战前银圆 工资收入 合战前银圆
1936 242圆 23.3圆 19圆
1937 225元 212圆 24.0元 22.6圆 20元 18.9圆
1938 212 176.7 41 34.2 32 26.7
1939 257 130.5 52 26.3 60 30.5
1940 375 61.8 100 1* 138 22.7
1941 837 42.5 233 11.8 317 16.1
1942 1038 22.7 436 9.6 594 13.0
1943 2826 23.9 1064 9.0 1492 12.6
1944 4588 19.6 3854 16.5 5500 23.5
银圆的购买力资料1:
20世纪头30年以银圆为本币(1根金条为10两,1两黄金相当于大约100银圆,1银圆大约等于?0.7两白银)?从1912年到1936年24年间,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算大。
蔡元培和鲁迅所活动的时代,主要在这24年之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圆,而不是后来的纸币;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银圆时代”。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20年代初,市场上通用的货币以银圆、铜钱为多,而纸币(国币或兑换券)信誉不佳,还并未成为正宗。
20世纪头30年(1900-1930),以银圆为本币(银本位)的币值是比较坚挺的,没有此后40年代guo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那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因此可以对银圆的实际购买力有相对稳定的描写。
以抗战前一年或通行法币前夕(1936年)的1银圆折合今人民币30元,作为换算的基准单元。?1911-20年间,上海的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圆可以买30斤大米;猪肉每斤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这时“一块钱”大约折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币45-50元;折合今(2007年)人民币60—70元。
1920-1926年间,在上海的大米价格为每市石(160市斤)9.5银圆,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币40元;折合今(2007年)人民币48—55元。
1927-1936年间,在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60市斤)10.2银圆,也就是每斤大米6分多钱;1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币30元;折合今(2007年)人民币36—40元。
而当时在北京(北平)的物价普遍比上海低些。例如1934-36年北平市1银圆可以买8斤好猪肉?,或买两丈(6米)“蓝士林”布…
1934—35年间(法币改革前夕)的银圆为“基准银圆”;1955—56年间新人民币为“基准人民币”。
根据一系列史料考证和研究成果,我有充分把握指出—“基准银圆”1圆 =“基准人民币”3元
以此两者为基本坐标,可以计算出历年银圆与人民币购买力的比值。详尽论证请参看拙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以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皆文汇出版社印行)
举些形象的实例:
20年代30年代在北京,一块银圆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钱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钱可以买2-3张入场券。至于精神
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钱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7角(优惠价5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当然,各种物价涨落并不是同步(按照同一比例)的。
货币购买力有复杂的计算方法,兹不详述。这种算法有问题,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银元购买力比较低,但在内陆落后地区3-4块银元能够买一垧地,相当于3亩,一个人命价常常是一个银元。如果以
55—56年间新人民币为“基准人民币”,人民币也是一个银元,当时就是根据银元的购买力确定人民币一元的价值的,而且由于纸币容易携带,所以在落后地区民间纸币兑换一个银元还不是非常愿意。
1911-20年间,上海1银圆可以买 30斤大米,可以买8斤猪肉,即3.75斤大米就可换1斤猪肉;1920-1926年间,在上海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可以买7斤猪肉,即2斤半多一点大米就可换一斤猪肉,如果这样的话猪肉岂不是太便宜了?在畜牧业再发达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比价。
wen革时期白面一毛八分五,机米一毛四分七,大枣两毛七,小枣三毛六,(市斤)*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一月工资是8个大洋。
现在要管几百元这种算法有问题,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银元购买力比较低,但在内陆落后地区3-4块银元能够买一垧地,相当于3亩,一个人命价常常是一个银元。如果以55—56年间新人民币为“基准人民币”,人民币也是一个银元,当时就是根据银元的购买力确定人民币一元的价值的,而且由于纸币容易携带,所以在落后地区民间纸币兑换一个银元还不是非常愿意。
银圆的购买力资料2:
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呢?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
1872年上白米为每旧石(音担)2.7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1旧石=10斗=160旧斤=177.7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1石=100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1.5分银圆。这时期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1百多元。
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圆可以买10
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9.5银圆,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1角4分钱,1银圆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
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2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或者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大约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1角8分钱,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5分钱,植物油每斤2角钱,食盐每斤3-5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0—35元左右。
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7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一块银圆(或国币)的价值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
〔附注〕历史上猪肉价格的比较资料
2002年9月8日陶世龙先生看到我关于《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研究文章,以及《鲁迅一生挣了多少钱》以后,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以下补充资料:
根据《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一书中,记录1912—1924年北京市的物价。当时北京的猪肉价格,1913年是每百斤11圆7角;1916年有所上升,每百斤13圆3角;
那时的1斤(老秤)合596.82克,现在1斤(新秤)合500克。所以老秤1斤约合新秤1斤2两。
北京1913年猪肉每百斤(老秤)11圆7角,合每斤(新秤)约1角银洋;
1916年猪肉每百斤(老秤)13圆3角,合每斤(新秤)1角1分银洋。
由此可以计算出—
鲁迅1913年1月薪俸220银圆,可购买猪肉1122千克,即今秤2244斤;
1916年1月薪俸300银圆,可购买猪肉1346千克,即今秤2692斤。
又,陶先生举出当时李四光为答复鲁迅说他在京师图书馆当副馆长一事所作的说明;这副馆长一职的月薪是500银圆,但他只支取一半,还有一半捐给图书馆了;其实不捐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教授的实际收入要比每月2000多斤猪肉还要多些。难怪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5年间,能花上相当26000斤
猪肉的钱去购买图书资料,另外还买了住宅。
现在(2002年)北京的猪肉每斤价格是5元到7元之间。当然,货币购买力不应仅仅以猪肉?一项的价格来计算,而应以多项生活用品的综合比价来计算。可见,陈明远估算民国初年(1912—1919年)
的1银圆平均购买力约相当于今人民币50元,还是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是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当时北京市的物价比上海低廉10—20%左右。
范文二:货币的购买力
货币的购买力及汇率的形成、变化机制——一种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解释
内容提要:
现代经济科学中作为主流汇率理论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论证或指明,购买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而只是以一个所谓的标准商品篮子予以反映和描述。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购买力(亦即交换价值)是由其能够交换到的劳动量决定的。然而,他却并没有完全分清商品包含的劳动量与它们所能够交换到的劳动量的区别。现代信用货币的购买力是由人们通过一定的市场机制赋予它们代表的劳动量决定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差异内在地影响着他们各自会以怎样及多少的信用货币单位去代表一定单位的劳动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着不同货币单位币值的购买力,以及它们之间的汇兑比率。
货币的购买力及汇率的形成、变化机制
——一种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解释
引言
经济现实中,各个国家或地区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汇率,实可谓千差万别。比如,按照中国银行2010年1月3日公布的中行的数据,100欧元兑换831.36元人民币,100美元兑换682.81元人民币,100日元兑换7.3622元人民币,100韩元兑换0.5713元人民
币,等等。
为什么各个国家或地区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汇率会如此的不同?或者,各种不同货币的汇率是如何形成或确定的呢?
现代经济科学中,主要或被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是所谓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大家都知道,该理论是建立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即,一个包含一定品种、一定数量商品的标准商品篮子的商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分别用各自的货币购买所花费的相对应的货币量的购买力是相等的;那么,各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汇兑比率,便会是它们分别购买这一相同标准商品篮子中所有商品花费的货币量的反比例。
对于该理论,大家有着各种的质疑。但最为关键、或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该理论并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一个相同商品篮子的商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用各自的货币购买,所花费的相应货币的数量会如此不同。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单位)货币的购买力会如此的不同呢?或者,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各种不同货币的购买力?
应该说,也只有当我们真正清楚、明白了货币购买力的实质,我们才能够完全正确地论证和阐释汇率的形成和变化。
一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为了更简便、更快捷的进行具有各种不同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以实现各自对于各种不同欲望满足目的所采用的交换中介物。
在货币这一事物未出现之前,人们为了更多的满足生产及生活中
的各种需求,相互之间需要进行各种商品的直接交换。不同商品相互之间的交换比例也就直接地表现为各种商品的物理单位数量之比。比如,1所房子交换5张床,1件上衣交换20码麻布,10磅茶叶交换2盎斯金,等等。
那么,人们是或会是以怎样的标准或依据,来确定这样一些各种不同、相互差别的商品之间的交换数量关系(交换比例)的呢?
为了获得各种不同商品分别具有的相应不同的使用价值,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或欲望,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表明,商品具有的使用价值却并不是人们据以确定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相互交换比例的标准或内在依据。
二百多年以前的亚当·斯密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并明确地指出了:“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斯密,1776,第25页)——此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悖论”。
斯密之所谓交换价值,也就是我们通俗地称之为的购买力:一种商品(或货币)购买或交换其它商品或货币的能力。
比如,他就曾这样论述,“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
(斯密,1776,第25页)
那么,人们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或依据来确定不同商品之间交换比例的呢?或者说,商品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斯密最初非常肯定地认为是劳动(量)——“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1776,第26页)。
不过,斯密其实并没有完全清楚地分清一种货物(商品)能够购买或交换到的劳动量,与人们生产、制造该货物(商品)时消耗的劳动量的区别;所以,当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时,才会陷入利润、地租、工资三种收入要素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等等的混乱之中。
在斯密之后,特别是当大卫·李嘉图阐述和宣扬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出版之后,关于商品交换价值本质(亦即关于商品购买力本质)的问题,引发了广泛且旷时日久的纷吵和论争,直至将这样的争论漫延至了政治领域。而最终,原本是关于经济科学基本原理问题的讨论,逐渐地转变成了带有各种不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论战、甚至对抗,大家反而是完全忽略或甚而是完全忘记了讨论交换价值(购买力)问题的真正作用和意义,直至今日。
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抛弃各种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各种先入之成见,其实很容易看清,生产商品时消耗的劳动量能够、亦就是人们据以确定相应商品之间交换比例的标准或内在依据的实质。
因为,很明显,不仅任何一种被人们用来交换的商品都必然地包含有人类的劳动量——生产它们时消耗的劳动量;而且,无论怎样一种性质或种类的商品,生产、制造它们时消耗的都是人类每一个生命个体共同地具有的,包括肌肉、神经、思维、感观等等耗费的生理机能——以客观物质为基础的同一本质的要素。
尽管至今我们并未能实现对于以人类各种生理机能耗费为本质特征的劳动量进行直接的计量和衡量;但是,在生活实践中, 人们通过比较不同商品在生产制造时耗费的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强度的大小,以及具体劳动的复杂程度或技术含量的多少等等外在因素的差别,能够间接地、大体上估量出不同商品包含劳动量的大小及数量的比例关系,从而可以现实地据以作为确定不同商品相互交换的物理单位数量比例的依据。
再有,亦非常明显的是,当自然条件一定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量的多少,直接地与生产出的商品数量的多少,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使用价值的多少成等比例的或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以生产商品时消耗的劳动量作为确定不同商品相互交换比例的依据,亦能够直接且明确地体现人们对于使用价值这一最终目的的实现和关注。
总之,以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商品的生产者(拥有者或交换者)切身感受——因而能够更纯粹地反映个体性利益得失的劳动量付出因素,作为确定不同商品之间相互交换比例的标准或内在依据的选择,是完全合乎情理及逻辑的,因而理所当然。所以,劳动量是商品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本质或实体的事实,其实确定无疑。只是,至今我们
关于劳动价值论——主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内容,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论,或认识上的盲点,比如,关于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问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利润的形成问题,生产价格理论(价值转型问题)等等,并迷惘于此。
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妨暂且撇开上述一些迷惑或羁绊,仅仅简单地基于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量——“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马克思,1886,第88页)——是人们据以确定不同商品相互交换比例的标准或内在根据的根本认知,对于商品及货币的购买力,以及汇率的形成与变化原因或机制,作一次全新的考察和阐释。
作为经济科学的一种价值理论,也只有当能够对于如此一类的基本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和说明时,才有可能是正确的,是这门科学的真理;否则,就只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虚妄的噱头。
二
假定,人们生产一个单位A 商品需要耗费20a 劳动量;生产一个单位B 商品需要耗费10a 劳动量。那么,在货币这一交换中介尚未出现之前人们就会是根据这些商品各自包含的劳动量,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直接地确定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关系,并据以交换。
在此例中,由于1个单位的A 商品包含的劳动量(20a )分别等于2个单位的B 商品包含的劳动量(10a ×2),即
A : B = 20a : 10a
A : B = 2 : 1
也就是说,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1个单位的A 商品可以交换2
个单位的B 商品;或者,A 商品的购买力是可以购买2个单位的B 商品。
由此可知,决定某一商品购买力(交换价值)的因素,是人们生产制造该商品时耗费的劳动量——价值(实体)量。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斯密指出的“价值悖论”——像水、空气、阳光等等一些对人类具有极大使用价值的事物,之所以只有较小、或至没有交换价值(购买力),是因为人们获得它们时只需耗费极小,甚至无需耗费劳动量;而像金钢石、古代器物等等一些对于人类只有较小使用价值的事物,购买力、或交换价值之所以很大,是因为人们为了获取或制造它们需要耗费很多的劳动量。
如果说,在货币这一事物尚未出现之前,人们进行各种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是根据不同商品各自包含的劳动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交换比例;那么,在像铜、金、银等“一般等价物”货币出现了以后呢?
其实,由于像铜、金或银等物品本身是具有其物质自然属性所赋予的相应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每一单位的这类商品亦均包含有人们在生产制造它们时耗费的相应劳动量。所以,当它们作为货币、执行商品交换中介的职能时,最初与其它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人们同样会是根据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量——价值(实体)量这一共同因素,来确定相互之间的交换比例。
比如,假定1两白银包含1a 劳动量,又有如上例中分别包含20a 、10a 劳动量的A 、B 两种商品;那么,人们就可以根据它们各自包含劳动量的数量之比,分别确定此二种商品与被作为货币的白银的交换
比例。即,1单位A 商品交换20两白银(20a /1a ),1单位B 商品交换10两白银(10a /1a )——像这样确定的各种商品可以交换到的白银的物理单位数量,也就是以作为货币的白银表现的各种商品的购买力,亦即它们的市场价格。
在确定了不同商品的市场价格之后,人们也就才能够通过货币这一交换中介,实现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而这样确定各种商品价格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货币这一工具,对于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或反映的过程。所以,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首先应是以其作为商品价值衡量或反映的工具为前提或基础。
金或银等货币,是以自身实实在在包含的劳动量(价值量)等量(或被视为等量)地衡量、估量各种商品的价值量,并据此实现商品交换中介职能的——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之上,它们才被马克思称之为的“一般等价物”。然而,这已经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普遍采用的信用货币——纸币,只是被刻意地制造出来,特定地作为价值衡量工具、商品交换中介的特殊物品,除此之外不具有一般商品的性质或功能。而且,由于在现实中,生产制造每一单位纸币平均所需耗费的劳动量极其微小(如果考虑到那些被统计作货币的银行存款数字,那么,可以说,现实中每一单位纸币平均包含的劳动量几乎接近于零)。所以,当这样的纸币作为价值衡量的工具,并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实现与其它商品交换时,就不会、也不可能是以自身实际包含的极其微小(甚至于无)的劳动量为参照或依据,完成对于各种商品价值的衡量,并据以实现与各种商品的交换。
然而,现代社会中,却正是这样一些纸币在执行着衡量商品价值的职能,并且完全称得上是极其有效地充任了商品交换的中介,促进着商品的交换、流通和经济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这些纸质形式的物品,是人们通过法律或其它政治性的强力手段,硬性地规定作为衡量或反映商品价值的工具、商品交换中介——货币的;而且,一旦确定某种形式的纸片作为货币,也就会以它们作为计量单位标注商品的价格。而像这样最初标注商品价格的过程,则实质上是赋予该种货币单位币值代表多少价值量(劳动量)的过程——授予这些没有、或只有极小价值量的纸制品代表一定(更多)价值量信用的过程。最终,人们就会、也能够以这些被赋予代表了一定价值量的纸质信用货币(包括硬币)去衡量市场上更多其它商品的价值,并促进实现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
比如,当某国家的法律规定某一定形式的纸制品为本国法定货币M ,随后就会以这种货币单位为商品标注价格。假定最初将包含10a 劳动量商品的价格标注为10个单位的M 货币(10M ),那么,此时即是赋予了此种M 货币单位币值代表(或包含)1a 劳动量。这样,当拥有包含10a 劳动量商品的生产者交换到10单位M 货币之后,他就能够用这些货币去购买或交换包含10a 劳动量的其它商品,由此也就通过该种纸币交换中介间接地实现了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
所以,尽管纸质(或其它形式)信用货币物品本身包含的价值量极其微小,或至没有;但是,通过某些制度赋予它们代表一定价值量之后,它们也就完全能够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工具、交换的中介,促
进实现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
不过,很显然,在此种情形下,货币的购买力是由人们通过一定的制度赋予它们代表的价值量的多少决定的;而不是如铜、金或银等“一般等价物”货币,是由人们生产、制造这些货币物品时实在地消耗的劳动量决定。所以,或许应该说,现代信用货币——纸币,只是“一般等价形式”,而非马克思定义的“一般等价物”。
三
现代信用货币——纸币(或硬币)的购买力,是由人们赋予它们代表的价值量(劳动量)的多少决定的。所以,人们赋予一种纸币单位币值代表的价值量(劳动量)的多少及变化,也就决定了这种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及变化。
由于人们赋予单位纸币代表的价值量的不同,从而导致包含等量劳动量的商品交换到的货币单位数量不相一致的显著的事例是,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包含相同劳动量的商品所交换到的各自国家货币数量相互之间的明显差异,并由此导致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汇兑比率的千差万别。
或许,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无论是图案、纸质的选择,还是制造工艺、防伪技术等等的采用都有着很多的差别,但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明的,由于平均而言,生产、制造任何一种形式纸质货币所需耗费的劳动量都微乎其微,人们不是、也不可能根据纸币包含的微不足道劳动量来确定它们与各种商品的交换比例。所以,上述各种因素,也绝对不会是它们被分别以不同的货币单位数量去交换
同一种商品,以及分别以不同数量比例相互交换(汇兑)的原因。
事实应该是,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蕴涵的差异——人们往往会因为不同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的影响,相应地采用不同的货币单位数值去反映、代表一定的价值量(商品包含的劳动量)。
比如,假定魏国用1个单位的本国货币M 标注包含1a 劳动量A 商品的价格,即在该国,A 商品的价格就是1M ,此时亦表明,一个单位的M 货币被赋予包含或代表了1a 的劳动量(价值量);又假定在另一蜀国,人们习惯用10个单位的本国N 货币表示包含1a 劳动量A 商品的价格,此即,在该国,A 商品的价格是10N ,这也就决定了,单位N 货币只被赋予代表或包含了0.1a 劳动量。
所以,如再分别用魏、蜀两国的货币M 、N 去购买每一物品单位包含 0.01a 劳动量的A 商品。那么,每单位的魏国M 货币可以购买100个单位的A 商品(1a /0.01a );而每单位的蜀国N 货币则只可以购买10个单位的A 商品(0.1a/0.01a) 。此时,也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此例中,M 货币的购买力是N 货币购买力的10倍
M : N = 1a : 0.1a
M : N = 10 : 1
此亦即M 、N 两种货币的汇兑比例——汇率:1个单位的M 货币兑换10个单位的N 货币。
四
现代信用货币的购买力,是由它们被人们赋予代表的劳动量(价值实体量)的多少决定的。不过,影响或决定一种信用货币被赋予代
表多少劳动量的,还不仅仅只是上面我们分析的文化、基本政策措施等文化根源性因素,还包括有市场机制方面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市场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当一种商品的供给多过于人们对它的需求时,出于竞争、亦为了扩大总需求,商品的供给者通常都会降低它的市场价格。
在此种情形下,人们并未因为上述基本制度性因素改变作为衡量商品价值、表现商品价格的货币单位币值之前被赋予代表的劳动量数值(单位货币最初被赋予代表的价值量未变)。而且,很显然,这些商品实际包含的价值量——人们生产它们时实际消耗的劳动量也并未改变。那么,人们降低商品价格,其实只是对于商品的价值量进行重新估量和衡量的一种市场表现;调整后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则是人们对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价值实体量)进行重新衡量或估量后获得的新结果的反映。
例如,某一单位商品实际包含10a 劳动量,当最初用单位币值被赋予代表1a 劳动量的M 货币衡量时,表现的市场价格便会是10个单位的M 货币(10M )。假如,由于市场上该商品供过于求,生产者将它的市场价格调低为5M ,并按此价格销售,实现了供、需平衡。
那么,这就意味着,此时市场上人们重新衡量出的每单位该商品的价值(实体)量是5a 劳动量,用每单位币值代表1a 劳动量的M 货币表示,其市场价格也就是5M 。或者不妨这样认为,此时市场上人们只愿意按照每单位5a 劳动量的价值水平交换该商品——或许有人不禁要问,如果实际上包含10a 劳动量的商品最终却只被按照包含
或代表5a 劳动量的5M 市场价格出售,这样的交换岂不是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吗?
确实,像这样原本包含10a 劳动量价值的商品,经市场估量之后,只以代表5a 劳动量的5M 市场价格出售,并非实质性的等量价值交换。但是,这其中显然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重新估量出的价值量(比例中的5a 劳动量)是经交换双方共同认定并自愿(或许有些不得已)接受的结果; 而且,人们也正是根据这样的衡量结果,并基于相等价值量交换的原则确定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最终据以完成不同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相等价格水平的交换。
所以,尽管并非实质性的等价交换——相等价值(实体)量的交换,但由于交换双方在主观意识中仍然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并据以确定相互交换物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且最终实现不同商品相等价格水平的交换;因此,应该认为,这样的交换并未违背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或者,至少是理论上的等价交换。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其它那些诸如衡量物体的重量、长度等等的事例,其中都会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存在客观事实与现实衡量结果之间的差别,但人们并没有,也不能因此否定衡量活动本身,以及普遍对于现实结果达成一致意见的意义和这样努力的实践作用。)
像这样,市场上人们对于商品包含的价值量(劳动量)进行衡量的结果,与生产它们时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劳动创造的价值量)的不一致或差别——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导致的结果——其实才是马克思已经指出的商品的价值与其价值形式(价格)相互背离现象的实质。
如果仅就单个事件而言,因为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或其它原因导致的人们调低(或调高)某商品价格、低估商品价值量的现象,也就仅仅只是表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该商品的价值与其价值形式相互背离这一事实本身。
然而,如果在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商品,或者是大多数商品因为供需关系或其它市场因素的变化,都发生了价格下降、价值低估的现象;那么,整体而言,这将意味着该经济体的货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隐性地实现了升值。或者说,该经济体货币的单位币值被市场(追加)赋予代表了更高的价值量。一种货币像这样在市场机制中被重新赋予代表更高(或更低)价值量的事实,将会从经过这样的变化之后,该货币相对应的(主权)经济体与其它经济体贸易顺差(或逆差)状况,或与其它经济体货币的汇兑比例的市场变化中得到更清楚、明确的体现。
这样的事实其实也很显然。比如依上例,最初,魏国的单位M 货币被赋予包含或代表了1a 劳动量,蜀国单位N 币值被赋予了代表0.1a 劳动量,这样,一个包含10a 劳动量B 商品在两国的市场价格便分别会是10M ,100N 。而此时, M 及N 两种货币的汇兑比率亦会是1∶10 。
那么,在此种情形下,一定量的M 货币,或一定量的N 货币,无论它们分别是在本国购买商品,还是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并在对方市场内购买商品,它们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数量将会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如若存在这样一种情形,上述魏国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
之后,由于所有商品的供给均远远地多于人们实际的需求,以至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下降了一半。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这将意味着,此时在该国内,单位币值最初被赋予代表1a 劳动量的单位M 货币,实际能够交换到包含2a 劳动量的商品;此亦表明,一定量的M 货币所能交换到的相同商品的物理数量是之前的2倍。
如若与此同时,蜀国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其它的变化,仍然是单位币值代表0.1a 劳动量的单位N 货币,实际交换包含0.1a 劳动量的商品,而且,市场上M 货币与N 货币的汇率亦仍为1∶10(市场通常并不能及时发现各种货币的真实价值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此一来,就必定会出现下述情形:一定数量的N 货币在本经济体(蜀国)之内只能交换到包含着与之代表的劳动量完全相等劳动量的商品;但是,如若将这一定量的N 货币兑换成M 货币,则可以在魏国内交换到这些N 货币代表的劳动量2倍的劳动量,相对应地,所能交换到的相同商品的数量也会是在本国内(蜀国)所能够交换到的数量的2倍。所以,在此例中,如果忽略魏、蜀两国之间运输商品所需耗费的劳动量(一定的货币成本支出代表的劳动量),或只要这样耗费的劳动量不高于通过相应货币兑换实现交换到的更多商品包含的更多劳动量;那么,蜀国内的商品购买者必定会不断地将本经济体的N 货币兑换成魏国的M 货币,并从后者购买商品运输至本国内,从而导致魏国的商品大量流向蜀国。最终,魏国会出现贸易顺差,而蜀国则会出现贸易逆差。
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兑换并未受政治力量的管制,或其它
市场强势力量的扭曲和干扰,那么,由上述原因导致的人们大量用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市场行为,势必造成两种货币兑换比例关系的改变,直至最终实现交换的一定数量的两种货币,各自在市场上被实际赋予代表(实际交换)的价值量(劳动量)完全相等为此。在上例中,即是直至一个单位的M 货币能够交换到20个单位的N 货币——较之前1比10的汇率上涨了1倍。
五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以及上个世纪战后的日本和其它一些新兴经济体,无不曾经或正在经历随着本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纷纷出现大量的顺差,并伴随着汇率上升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也无不都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较自身之前及发达经济体的同期均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即所谓“追赶效应”,商品供给的大量增加促使价格回落。所以,在上面分析过的赋予货币内在价值的基础性制度蕴涵未变的情形下,由于通过上述市场机制隐性地赋予了本国货币代表了更多的价值量,以至于才会导致贸易顺差的形成和不断增加,以及汇率的上升。
或许我们普遍有着一种感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水平也是在不断的上涨。比如现阶段的我国,食品、衣物、房屋等基本生活物品的价格水平较之改革开放前均有了大幅的提高。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现象,除了商品本身质量的提高(生产它们必然需耗费更多劳动量),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生活成本亦日益增加,所以也就不得不对于一些只是简单
劳动(单位劳动时间内只付出或只能付出相对较少劳动量的劳动)的劳动力(商品)估量出更高、更多的价值量(给出更高的市场价格),以便、也只有如此才能够满足此类劳动者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保障自身的基本生活,否则,将无人从事这类劳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两个不同的经济时期、或者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即使生产某一单位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量完全相同,可是,它们的市场价格却仍然存在着各种差异。
可是,我们不应忽略另外一些事实,比如像电话、电视、计算机、汽车、等等高科技产品,它们的质量、性能不仅在不断地提高,甚至发生了质的飞跃,可它们的价格却在持续、大幅的下降——它们包含的价值量被极大的低估。
所以,如果一个经济体内所有价值被低估商品低估部分价值量之和,大于或远远多于所有价值被高估商品高估部分价值量之和;那么,就整体而言,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该经济体的货币还是会被隐性地赋予更多的内在价值——单位货币代表更多的价值量。在其它经济体同期没有、或只发生更小类似变化时,前者便会出现贸易顺差,或汇率的上升。
当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形:如果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经济期内,或因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的增长,或由于不合理消费导致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发生了非理性上涨,亦即就整体而言,市场上商品的价值被高估,从而致使本经济体货币的购买力降低——单位货币被赋予代表的价值量减少。但是,如果同一时期其它经济体因为类似
或其它原因,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更大,亦即商品实际包含的价值被高估的程度更高、数量更多;那么,在此种情形之下,虽然前一经济体的货币亦发生了贬值,但相对而言,则会表现为价值上升的现象,如出现大量贸易顺差,汇率上升等。
六
现代信用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衡量工具、交换的中介,根本或决定性地是以人们在商品市场上现实的使用实践过程中潜在地赋予它们代表的价值量为依据或基础的。那么,不同经济体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也就应该是它们各自像这样分别被赋予代表的价值量的反比。
不过,在金融市场上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不仅仅只是不同价值衡量工具、不同度量衡尺度之间的换算,而且还包含有货币作为一类特殊商品相互之间的交换和买卖的内涵或实质。所以,如同商品市场上不同商品之间,或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比例,会因为供求关系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背离本应由它们各自包含或代表的价值量确定的事实一样;金融市场上不同货币的兑换或买卖,亦会因为供求关系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而或高或低于原本应该由它们分别在各自经济体被实际赋予代表的价值量确定的交换比例(这其中亦包括一些政治力量或行政管理手段,以及对冲基金及其它一些金融投资、投机行为形成的市场强势力量造成的导致不同货币兑换关系发生的此种变化)。
不同货币的实际兑换比例或高或低于应由它们在各自的经济体实际被赋予代表的价值量决定的比例关系的事实,其内在蕴涵或实在
意义是,金融市场上,一种货币代表的价值量,被人们用另一种货币衡量或反映出的结果,或高或低于该货币在商品市场上被实际赋予代表的数值。
一种货币在商品市场上被赋予代表的价值量,与金融市场上人们用另一种货币对此进行衡量估量的结果相背离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必将促进或反作用于商品市场上商品的实际生产活动及市场整体的运行。并容易导致譬如,相应经济体出现经济顺差或逆差,或一方经济过热、物价过快上涨,另一方则经济紧缩,财政赤字及主权债务不断增加,等等经济发展失衡、市场运行失调现象发生。
然而,毕竟生产制造能够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商品(社会产品)的活动,才是经济的根本。而且,一个经济体关于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等诸多环节之间的联系,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磨合及相互适应之后,便会内在地形成具有某种既有的稳性平衡市场秩序——在一定的社会、人文及市场环境之下,经济活动只有依循这样的秩序才能够顺利、协调而高效的运行。
所以,如果当金融市场上的货币运动形成的反作用严重干扰或破坏了商品市场运行的既有秩序,或者说,金融市场的反作用对于商品市场的促进或压制,超越了商品市场内在运行的稳性平衡秩序的张力;那么,就会导致经济体有关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等诸环节之间的脱节、失调,由此甚至会引发生产停滞、大规模的工人失业、经济衰退,直至爆发经济危机。而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的结果,又将只会是迫使那些不合理地干预、左右、甚或控制金融市场的政治
或其它市场力量作出妥协、调整,以便使包括利率、汇率以为其它货币政策等金融市场因素的存在和变化,顺应并能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等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协调发展。
可以说,上个世纪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现在正在进行着的美国经济危机无疑就是这一经济运动现象的现实事例。
现实世界的事物是复杂且多变的,所以,任何一项基础理论或基本原理,都只能、且也必须对于相应研究对象类的、或整体的存在及变化作出抽象、一般性的解释和说明——对于更为现实的情形,则需、亦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具体、详实的理论模型予以诠释。
现实生活中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及不同货币之间的汇兑比率亦是复杂且多变。通过上面的剖析和论述,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可以说,已经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于货币的购力及汇率的形成、变化机制的一般原理,作出了合乎逻辑、圆满的一般性论述。而且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也只有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才能够对于它们作出合乎事实的、一般性的解释和说明——现代经济科学中,包括汇率理论、商品价格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理论等等的肤浅与混乱,其根源亦正在于讫今我们对于价值理论的忽视及浅显的认知。
范文三:购买力的真正来源
文/劳拉?赖兹 翻译/陈婕 劳拉?赖兹(Laura Ries)曾与人合著过4本市场营销书籍,包括《广告的衰落和公关的兴起》(The Fall of Advertising & the Rise of PR),她最新的著作是《品牌寻根》(The Origin of Brands)。营销传奇人艾尔?赖兹是作者的父亲。父女共同经营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市场策略公司Ries & Ries (www.省略)。 强势品牌给人的印象是,它本身代表着更好的产品,即使其产品质量与同类产品不相上下。但很多公司信奉更好的产品才能赢。他们把一切努力都花在打造好产品而不是好品牌上面,其实真正的购买力来自品牌,而非产品。 产品、品牌,孰轻孰重? 市场营销者所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不去经营品牌,而只是一味强调产品。如果把产品只当成产品来做,营销者就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如何生产更好的产品上面,而不是打造一个更好的品牌。 多年前,可口可乐就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了一次市场灾难。当时,一系列的口味测试显示,百事可乐比可口可乐更好喝。那么,可口可乐是如何应对的呢?公司开始潜心提升可乐的口味,最终推出了全新口味的“新可乐”(New Coke)。“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有把握的一次行动。”公司董事会主席当时非常自信地预言新可乐必将成功。怎么可能失败呢?可口可乐进行了20万次消费者口味测试,新可乐的支持率是传统可乐的三倍,这个结论有力地证明了新可乐味道更佳。 产品更好,广告攻势铺天盖地,但新可乐推出后却遭遇惨败。仅三个月不到,可口可乐重新推出了其原版配方的经典可乐(Coca-Cola Classic)。新可乐改名为二号可乐(Coke II),至今只占极小市场份额。新可乐无疑是更好的产品,但绝非更好的品牌。 先驱者与领导者 那怎样打造一个更好的品牌呢?惟一的出路就是:成为一个崭新产品类别中的翘楚。可口可乐是第一个可乐产品;赫兹(Hertz)是世界上第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劳力士是第一块昂贵腕表;红牛是第一罐能量饮料。 然而,成为第一与消费者心中的第一品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管理学界普遍认为,成为第一个,或者说先驱者(某类新产品的首个发明者)意义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地位被认为是缺点―因为这会为其竞争对手设立追赶标准,后者可以据此做出设计更合理、原理更先进的同类产品,进而夺取行业桂冠。事实上,“先驱者”的地位既非优势也非劣势。它只是一个准入许可,让你得以成为行业未来的一部分,在这个位置上寻求真正的优势。 只有第一品牌才能成为市场领袖。就像亨氏(Heinz)的番茄酱、胡佛(Hoover)的吸尘器、戴尔(Dell)的直销电脑、劲量(Duracell)的碱性电池。许多产品先驱者由于未能进驻消费者的心中,进而坐失良机,与领导品牌失之交臂。我们拿第一个生产大容量MP3播放器的创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的例子来说,它就是将品牌领袖交椅拱手让给了后起之秀―苹果公司(Apple)的iPod。 创新科技犯了两个产品先驱者常犯的错误。首先,公司的产品策略并不专注;产品线无所不包,从数码相机到调制解调器,从音频芯片、电脑麦克风再到电子乐器。此外,它为这个MP3播放器取了一个软弱无力、仅仅是现有产品延伸性质的名字:Creative Nomad Jukebox。 发明了手机的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同样犯了这两个错误:产品策略没有重点,名称软弱无力、仅仅表达了现有产品的延伸,其手机就叫作“Motorola手机”(目前的行业领袖诺基亚公司则只生产单一产品,品牌名称也很独特)。 品牌,还是品牌 究竟品牌是什么呢?品牌是一个名称,通过它消费者可以联想到某个特定产品。只要你的品牌名称是一个新产品类中的第一,品牌本身就代表着原创、真实和优质(可口可乐和红牛就是代表)。但你的品牌如果只是第二,那就不可能原创,消费者自然也不认为它就是最优质的。 可口可乐的口味测试是蒙眼测试。一旦消费者得知他们品尝的牌子,测验结果立即就会反过来。消费者对可口可乐的支持率是对新可乐的4倍!品牌,不需借助外力,就能造就这一反差。 强势品牌给人的印象是,它本身代表着更好的产品,即使其产品相比之下和同类产品雷同。但很多公司忽略了这个基本的原则。他们把一切努力都花在建立好产品而不是好品牌上面,这在小型公司中更为普遍。 一个新的产品类别需要一个全新的品牌名称。但小公司却认为,他们承担不起推广一个新品牌所需的市场开销,那么就用已有的品牌名称好了。前文提到的小公司创新科技就是这样做的。 此外,小公司还考虑到,原有品牌已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很好的识别功能。如果启用新品牌,那一切就要从头再来。我们不具备推广新产品和新品牌的资源。许多美国公司也犯下这样的错误。美国最重要的汽车杂志《汽车新闻》(Automotive News)的出版人前不久就撰文指出,“一切仍然还是产品、产品、产品……在汽车业,只有产品是超越一切的”。 很多经理的经营信条之一就是,更好的产品才能赢。这个观点是循环论证而成立的。既然好产品才能赢,一个产品类别里的领先品牌一定是好产品,这就又证明了好产品才能跑赢市场。 购买力来自品牌,而非产品 在完美世界里,更好的产品也许会赢。但每天的日常生活在降低完美的标准。要从上百种不同种类产品中选择上千种商品,消费者们真的能把所有买得到的商品作逐一比较?我想他们不会。 一家美国超级市场平均售卖3万种商品。一个消费者每年要买多少种―100?200?也许最多300―这只是超市总量的1%。他们很少会去做比较,多数消费者就直接选知名品牌。有人会买最便宜的那个牌子。少数人会选购独特品牌。 在多数商品类别里,消费者主要受品牌自身实力影响。品牌的意义比商品质量的意义重要得多。许多非知名品牌其实出自生产知名品牌的同一厂家。很多情况下,产品是完全一样的,惟一区别就是,非知名品牌产品更便宜,而消费者还是会选名牌产品。购买力来自品牌本身,而不是来自产品。消费者这种行为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样毫无理性。购买名牌产品是对产品高质量的保证。生命是短暂的,没人想浪费时间在没完没了的分析和测试上。 有趣的是,在很多产品类别中,更好的产品还是会胜出。这些类别也许已有领先品牌,也许没有。注意观察,消费者是怎样花时间在超市里挑选更好的苹果、橙子或柠檬的。但这些“好产品赢”的产品品种数量却总在下降―因为恰恰在这些产品类别里,推出新品牌最有机会赢。例如,有家叫Fresh Express的公司推出了“速食沙拉”这个分类里的首个品牌(人们不再去单独购买沙拉原料,而是买已经洗好、切好的沙拉盒,拆开包装即可食用)。最近,Fresh Express公司被Chiquita Brands以8.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品牌就是未来。只要假以时日,每一个“好产品”商品类别都会成为“好品牌”商品类别。 记着我的话,没错!
范文四:百年美元购买力有何变化
百年美元购买力有何变化
原作:龚蕾
俗话说,有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万万不能。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货币随时间推移购买力有不同,例如,通货膨胀等因素。
视觉资本最新一项研究,对美元百年来购买力做了统计。
1、1900年代。
1907年美国货币供应量约7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很多商品,例如一双皮鞋。1907年美国成立货币委员会,提出立法来规范银行业务。
2、1910年。
美联储法案于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签署通过,美国货币供应量约13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一件女士连衣裙。
3、20世纪20年代。
美元大幅减少约25%,美联储开始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做为货币政策工具。美国货币供应量约35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5磅糖。
4、20世纪30年代。
为了应对大萧条时期的通缩,美国暂停黄金标准,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行政法案,不再允许黄金赎回,美国货币供应量约46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16罐坎贝尔汤。
5、20世纪4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巨额赤字几乎完全由美联储创造新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采用黄金交换标准,美国货币供应量55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20瓶可口可乐。
6、20世纪50年代。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通货膨胀率达21%,美国货币供应量约151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一个马铃薯。
7、20世纪60年代。
美国流通美元货币超过黄金储备,美国货币供应量211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两张电影票。
8、20世纪70年代。
1971年尼克松将美元直接兑换成话黄金,越南战争期间,联邦赤字翻番,滞胀,石油价格暴涨。十年时间,美元贬值约三分之一。美国货币供应量约4010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三莫尔顿电视晚餐。
9、20世纪80年代。
格林斯潘表示,美联储通过流动资金来支持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将在1989年恢复,美国货币供应量15.6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一瓶海因茨番茄酱。
10、20世纪90年代。
这十年被认为是通胀下降时期,美国纸币做了许多改进,防止伪造等。使用微型打印、安全线等。美国货币供应量32.77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一加仑牛奶。
11、2000年代。
美联储下调利率接近历史低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QE1。美国货币供应量49.17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一个温迪汉堡包。
12、2010年。
QE1后,美联储持有2.1万亿美元银行债务,抵押担保证券和国库券,不久以后推出QE2。
13、2012年。
美联储推出QE3。
14、2014年。
美国货币供应量约132.91亿美元,1美元可以买iTunes中的一首歌曲。
在20世纪初,美元货币供应量只有70亿美元,而一百年后货币供应增长约1900多倍。虽然经济增长意味着赚更多美元,但1美元购买力在上个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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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相对购买力的产能过剩
私有制下的经济危机? 产能过剩 不是相对实际需求? 而是相对现实购买力过剩
比如液晶电视库存很多? 但不是每家都有了液晶电视看? 很多家庭是因为钱紧? 卖不动? 企业周转停止? 企业就面临困难
4万亿刺激? 印4万亿货币? 天上掉下了? 4万亿????? 4万亿刺激是公有制救生圈
但是不是什么人都能接到一些? 没有接到的? 手里的货币购买力就缩水了
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自成一桶的镇子上? 有100个苹果? 镇子总共有50元
100个苹果/50元=2个? 就是说1元钱能买2个苹果
当天上掉下50元后? 镇子里总共就有了100元钱
100个苹果/100元=1个? 就是说1元钱能买1个苹果了
比如你手有10元? 又接到10元? 你手里有了20元 你还能买起20个苹果
你没有吃亏
因为你有本事接到10元
比如你手有10元? 没本事接钱? 你就只能少买10个苹果
所以刺激的目的是让企业周转起来? 但是企业真把接来的钱? 用在生产上? 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积压在仓库里?? 因为大多数人购买力下降了? 还是买不起
私有制 把很多本该 公益性的事情? 变成赌博了
比如医疗保险? 就是赌博的模式
比如? 一个农民工在工地打工? 以前老板大多是不给你交保险金的?? 现在是有部门检查? 所以必须要交? 老板就要必须从你工资里 扣除去交保险?? 一旦你从这个公司? 失业了? 你在不去交?? 过几个月 你的医疗保险 就作废了?? 这就和一种叫拖拉机的赌博规则一样? 你连续交得起的? 就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你断交了? 你交进去的钱也就没用了
私有制? 不讲道义 只求利润? 在三 四百年前? 资本制度 相对是一种先进的体统? 西欧国家抢占头几桶红利?? 随着规模化竞争的需要? 大企业化股份制企业出现?? 这种股份企业的出现 也说明了私企的单打独斗的脆弱? 于是私有制借壳民众资本? 以股份参与吸钱? 实现了少数私人控制? 实际是集体资本的企业??? 最后还是转到公有制了
一个学导弹的? 去卖茶蛋 也算就业
但是这个就业质量就不如
学导弹? 去做导弹? 他的技能和特长都能得到 延伸升华? 积累创新的潜能? 与自与国都是好事
但是这种对口就业? 依赖于产业? 私有制下? 就是依赖资本家的投资
所以资本是主动的? 就业者是被动的
资本一旦控制在私人手里? 他就只是逐利? 没有整体国家或民族责任感? 清末民国初? 很多义士高喊 实业救国? 但是现在投资实体的都很谨慎? 投机金融倒是风涌云起
所以 只有公有资本才会有民族感情和责任
历史上历次民族灾难时刻? 盆满钵满的私有资本? 造旧跑到外国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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