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我_神仙哥哥
范文一：美国财政部长
180*239 7K 180*192 6K
美国财政部长，战争部长塞美国财政部长艾伯特·加
缪尔·德克斯特 勒廷
180*239 9K 200*264 5K
美国财政部长威廉·H·克劳美国财政部长理查
福德 德·拉什
225*316 15K 250*295 15K
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 180*241 7美国财政部长11乔治 180*254 9首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
250*336 24美国财政部部长保罗
宾
斯·萨默斯
229*318 13K
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
特森
225*284 7K 200*246 14K
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詹美國財政部長佐治
姆斯·達拉斯 亞州州長豪厄
爾·科布
977*1280 128K 225*254 13K 美國財政部長威廉·P·費森美國財政部長俄亥俄
登 州州長薩蒙·波特
蘭·蔡斯
225*285 5K 189*233 14K
美國財政部威廉·約翰·杜第9任美國財政部長塞
安 繆爾·D·英厄姆
225*302 8K 149*183 13K
第5任美國財政部長喬美國財政部長康涅狄治·華盛頓·坎貝爾 格州州長小奧利
弗·沃爾科特 225*317 13美國財政部長馬利蘭州州長菲利普
225*284 7K第6任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
180*192 5K美國財政部長勞埃德
338*480 26K 445*600 23K 美國財政部長喬治·B·科特美國財政部長富蘭克
柳 林·麥克維
181*225 20K 225*281 18K
美國財政部長詹姆美國財政部長羅伯斯·格思里 特·J·沃克 523*600 69美國財政部長卡特·
范文二：美国财政部长
180*239 7K 180*192 6K 180*241 7K 美国财政部长，战争部长塞美国财政部长艾伯特?加美国财政部长11乔治?W?坎贝尔
缪尔?德克斯特 勒廷
180*239 9K 200*264 5K 180*254 9K 美国财政部长威廉?H?克劳美国财政部长理查首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福德 德?拉什
225*316 15K 250*295 15K 250*336 24K 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美国财政部部长保罗?奥尼尔
宾 斯?萨默斯
229*318 13K
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
特森
225*284 7K 200*246 14K 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詹美國財政部長佐治
姆斯?達拉斯 亞州州長豪厄
爾?科布
977*1280 128K 225*254 13K 225*317 13K 美國財政部長威廉?P?費森美國財政部長俄亥俄美國財政部長馬利蘭州州長菲利普?弗朗西斯?托馬斯
登 州州長薩蒙?波特
蘭?蔡斯
225*285 5K 189*233 14K 225*284 7K 美國財政部威廉?約翰?杜第9任美國財政部長塞第6任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詹姆斯?達拉斯
安 繆爾?D?英厄姆
225*302 8K 149*183 13K 180*192 5K 第5任美國財政部長喬美國財政部長康涅狄美國財政部長勞埃德?本特森 治?華盛頓?坎貝爾 格州州長小奧利
弗?沃爾科特
338*480 26K 445*600 23K 523*600 69K 美國財政部長喬治?B?科特美國財政部長富蘭克美國財政部長卡特?格拉斯
柳 林?麥克維
181*225 20K 225*281 18K
美國財政部長詹姆美國財政部長羅伯
斯?格思里 特?J?沃克
范文三：**的财政部长生涯
**1954年奉调进京，担任了新中国的财政部长。经过不懈的探索，他很快便成为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信任的中国财政“当家人”。可是，历史的巨澜，又将在他的面前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呢……
上 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湖北省工作。他当时担任湖北省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湖北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经过军事斗争，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全省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土地改革进展顺利，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湖北经济恢复得也很快。这些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
更令中央注意的是**领导中南各省打的经济仗。当时，主管湖北省工作的**，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与此同时，不法分子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企图在乱中发财，广大人民群众一时生活十分困难。**本来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连打了几个经济仗，打退了资本家的猖狂进攻，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解决了当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粮食问题。
当时，中央领导人对**的工作十分赞赏，特别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对**主管中南各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个人经济仗的打法，竟不谋而合，**在工作中的做法也多与**的思路相似。
1954年，中央在同高饶**联盟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考虑财政部长的人选时，**向**、**推荐了**。
**向**、**推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的意见，得到了**、**的重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进京工作，任国家财政部长。
1954年5月，**见到了刚到北京的**，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长。**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耐心听完**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和**谈话后不久，**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长。他告诉**：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仍对**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和**、**谈话之后，**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忧。**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一些文化知识，但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常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时，他曾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一心一意想着到前线去带兵打仗，最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听不进去。现在让他当财政部长，不懂得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这时，**听**说**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介绍了**的顾虑，就想马上找**谈一谈。6月1日，**应邀来到中南海**的住处，他一见到**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面带微笑，听完**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的这番话，对**触动很大，也使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
“四大名旦”
**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财政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他认准了一个字：学。
**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读遍读懂马恩列斯毛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政策和法规。但艰巨而又紧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促使**加快了学习的进度。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领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
除了读书之外，**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开会时向财政经济专家学习。他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他把这些会议，当作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他总是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对我党著名经济专家**十分尊重，对财政部前任部长**也十分尊重，真心拜他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当时，**在中央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二人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打电话或登门向**请教，**也真诚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介绍给**。有问题，两个人就共同商量。**从**那里学到了不少管理财政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他的影响很大。
**作为前任国家财政部长，富有理财经验。**也经常向**请教，他对**提出的理财方针十分信服，在工作中也认真贯彻执行。特别对**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包干、结余不上交的理财方针，理解很深。他常说：如果没有这些方针，钱再多也可以花掉。
**还常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任财政部长时，财政部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干部。**知道，财政部的干部，都是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业务内行，有渊博的知识和工作经验，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别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
由于**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加上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问题、拟定重要决策的会议上，**的发言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而且，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字，并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对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具有长远打算。**、**、**、**，都对**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算一个，**算一个，**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勒马缓行”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不顾实际、盲目冒进的倾向。处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第一线的**，比较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他发现，在制定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多。国家原来计划投资112.7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本来已经很高了，但各地区和各部门还是觉得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增加。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赞成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就促使国家计划一增再增，最后增至200亿元。“一五”计划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694个，增加到745个，后来又追加到了800多个。追加资金、追加项目，每一笔都要从**那里经过。**觉得，这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不是好现象，国家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将使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于是，他主动向**、**提出，要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并得到了他们的赞成。在国务院出面组织召开的两次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干部会议上，**运用他掌握的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反映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实际情况的数据，如实地向与会同志做了说明，并耐心地做大家的工作。**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意把1956年的基建投资压缩到147亿元。**经过认真计算，认为还压缩得不够，经过他再次做工作，大家又再次同意，压缩到140亿元。
但是，到1956年3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主张：要加大基建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表示赞成，**持保留态度。列席会议的**则从财政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国家建设一定要与财力相适应，如果超过负担能力，财政就会出问题，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反而上不去。**虽然认为可以考虑**的意见，但在当时**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56年上半年，**为了研究经济问题，找各部长谈话，也找了**。谈话时，**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所接受，并写入《论十大关系》，这就是后来**在此文中所说的，要快速发展，就要打好基础的观点。
虽然如此，**关于国民经济应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时，他仍然主张高速度。但与此同时，中央高层领导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反对冒进的观点，这就是以**、**、**为代表所主张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由中央宣传部出面，以陆定一和胡乔木为主，写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是拥护这一社论的，他在实际工作中也认真贯彻反冒进的原则。在主持财政部的日常工作时，他坚决压缩过多的基本建设指标，力争保持财政平衡。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领导干部宣传反冒进的观点。1957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信贷、商品都入不敷出，而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城市人口都增加了，这说明，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我们国家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才能稳步发展。三大平衡，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三大平衡的每一项，都有保持平衡的界限，我们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只要我们保持在界限之内发展，就是遵循了三大平衡的客观规律。具体说，在财政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在，我们就要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强调：搞建设，也和打仗一样，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有很多同志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现在，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十分清楚，此时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他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还是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果然，**对反冒进十分不满。1957年底，他开始批判反冒进。**在批判反冒进时，四次明确表示了对**的不满。第一次，是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由**亲自主持的南宁会议上，他向与会者下发了12个材料，这12个材料都是主张反冒进的，被作为会议批判的反面教材。其中，就有**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第二次，也是在南宁会议上。**在会上发言时，直接点了**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发表时，离**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第三次，仍然是在南宁会议期间，**听取**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汇报中，**仍然讲了三大平衡的观点，还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他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他的汇报。第四次，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在会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反冒进中起的作用最大。他还批评**提出的稳妥可靠的观点，说：所谓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
**受到**的批评，心情十分沉重。不久，在反冒进问题上，**、**、**都受到批评，做了检讨，这样，**也不得不做出检讨。
1958年2月18日，**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就反冒进问题违心地做了检讨。但他同时又说，在计划经济中，一定的平衡是必要的，不能否定平衡。今后怎么搞财政经济？我认为**同志讲的对，我的意见，还是照**讲的那几条办。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继**、**之后，又一次做了检讨。
在反冒进的同志都多次做了检讨之后，**也表了态：在反冒进问题上，是我们内部的一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不是路线上的，而是在具体做法上的争论。**这样为反冒进定了性，就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一大批同志，批判反冒进，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积极纠“左”
在对反冒进进行反复批判的基础上，“**”发动了起来。但是，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全面失调，同时，在“**”中，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也刮了起来，这不仅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许多地方的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境。
原来就主张反冒进的**，在“**”中，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中央领导干部，他不赞成过快地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关系，不赞成对粮食高征购，对一些吹牛吹出来的数字，也持怀疑态度。
在“**”中，**认为自己有必要到基层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在“**”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先后前往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在河南，他发现农民口粮不多，棉花大片大片烂在地里无人采摘，同时也发现基层报上来的数字水分太大。在河南，他看到一个工人背来一麻袋钢铁，就走过去敲了敲说：这不是钢铁，什么也不能造。他还进一步了解到，炼出这种钢铁的原因，是土高炉的温度达不到。他又注意到，干部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持怀疑态度。
回到北京后，他向**如实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时，**、**也发现了“**”中存在的问题，决定纠“左”。**是纠“左”的积极拥护者。1959年4月14日，他在商业厅局长会议上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的经验是不够成熟的。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要快到什么程度，要经过实践证明。“**”中，我们热的多，冷的少，虚的多，实的少，“**”中有唯心论。“**”“跃”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经验还不成熟，可能会爬到一定程度又掉下来，掉成“马鞍形”。他要求大家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多谋善断，反对浮夸、说假话。在1959年4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了“**”中的问题，提出了纠“左”的十个措施。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就粮食工作问题，提出了纠“左”的措施。
**纠“**”中的“左”，主要是从财政工作入手的。1959年上半年，他提出：要查清财政、信贷、物资工作中的严重浮夸问题，说假话，报假数字的问题。他还起草了《当前财政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交给**、**审阅。**、**对这个报告给予了很大支持，准备提交庐山会议讨论。
不料，在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向**上书，坦言“**”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的不满，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随后又在全国开展“反**”的斗争。
在“反**”斗争中，**也受到了牵连。本来，在庐山会议初期，他就在发言中提出：要总结“**”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不应当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彭德怀见到**时问他：对我的信有什么看法？**明确表示：赞同彭总的意见。**在7月20日的小组会上发言时，也明确表示了支持彭德怀的态度。他坦言：办食堂存在很浪费粮食的现象，办人民公社步子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了。“**”违背了综合平衡，这是我们的主要教训，今后必须注意三个平衡。对小高炉要整顿，对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庐山会议开始“反**”时，他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并被定为思想上“**”。**不得不做检讨，不得不“交代”他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来往和谈话的内容。由于**的发言没有超出会议讨论的范围，口气又很和缓，没有直接否定“三面红旗”，因此，没有被划入“彭德怀**集团”。
庐山会议之后，**认为财贸口是“**思想”比较严重的地方。1959年9月初，他决定把财贸口和农林口合并，由谭震林主持召开两个口各部的党组书记开会，集中几天时间，批评帮助**。**又不得不多次做检讨。那一时期，**对他很注意，多次要求把他的检讨稿调去亲自看。
**仔细地看了**的检讨稿之后，约他去谈话。**和他一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又问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不要学那个杞国人呀。**心里明白，**这是在批评自己。但他依然不改磊落、直言的本色，对**说：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听了这句话，十分吃惊，他吃惊**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讲话，同时也明白，**话中有话，一定有很多隐情要说。于是，他让**细谈。**如实汇报了全国粮食供应情况，**不但耐心地听**讲，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与**谈话后，表示：支持**为解决几亿人民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这句话表明，他继续支持**当财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财政、贸易、商业工作。
自从这次谈话之后，**在**、**的领导下，担负起了在实际工作中继续纠“左”的重担，与全国人民共同渡过了60年代初期的难关。
遭遇“**”
1966年，史无前例的“**”爆发。当时，**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部长，他工作的最主要方面仍然是财政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
“**”开始后，**也受到了冲击。最早“炮轰”**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北大、清华陷入混乱后，这两个高校搞大串连的**到财贸口各高校去串连，使动乱的风潮很快波及财贸口的大专院校。这些院校的**也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了制止他们行为的工作组。这一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搞“**”，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的这些指示传开后，立即给自己惹来了麻烦，造反派们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他们攻击**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干脆把**当作“财贸口最大的走资派”来“炮轰”。造反派们的目的，是在打倒**后，把国家财贸部门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夺财贸口的大权。财贸口机关的造反派也趁机纠集起来，干扰**的正常工作。**发现**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是老革命，**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的工作。
在**的干预下，造反派们不得不停止“炮轰”**，使他在“**”初期一度摆脱了困境，能够正常地开展工作。
**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出面稳定局势，保护干部，努力维持财贸口正常的工作秩序。他亲自到动乱最严重的财贸口大专院校去做群众工作，劝分裂成两派的组织不要打派仗，不要揪斗领导干部。他到财贸口各机关去，明确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抓工作，我支持你们。他领导拟定了《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中继续做好经济、贸易、财政工作。这个通知经**批准，由国务院发出后，对稳定全国经济形势，起了关键作用。
**稳定局势的努力，引起了造反派们的责难和攻击。由于有**的保护，他们打不倒**，就找他的“茬”，对他进行刁难。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考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因此，派他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任副团长。但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强烈要求取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做了汇报，并汇报了**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表示支持，说：**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立即把**的这句话向中央**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的这个意见。**一发话，造反派们只有偃旗息鼓了。
但是，到1967年1月，造反派们的造反行动扩大了，并且目的也不在于打倒所谓“走资派”了，而是夺“走资派”的权。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小组的支持下，不顾**、**关于财政大权不能夺的指示，开始酝酿夺取财政部的权。1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宣布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完全瘫痪。**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去财政部解决问题。**到财政部后先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规劝他们放弃夺权，然后亮出了**的指示，并对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造反派们不但不服从，反而把他的指示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宣扬，然后串连起来，一同“打倒**”。**在听取**的汇报后，决定与**一起，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制止造反派夺权，保住国家的财政大权。
1967年2月17日，**陪同**接见了财贸口的造反组织代表。**严正指出：财政大权是**的权，是党中央的权，中央的财政大权不能夺，你们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中央还有什么？我们如果让你们夺了财政大权，就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兼任财政部长，**信任他，我们信任他。**讲完之后，**在讲话中对造反派头头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些人手伸得太长，要包打天下，太不像话了。你们就是要把我打成牛鬼蛇神，我已经不能再忍耐了。要讲革命性，也要讲纪律性、科学性。有些材料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这样干行吗？你们要打倒吴波，有什么道理？
这次接见后，**在**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造反派见无机可乘，只好悄悄退出了财政部机关，不敢再夺权了。
就在**艰难地支撑着国家财政危局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又使**卷入了一场“揪叛徒”的风波。
1967年4月29日，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从陈少敏保存的一些材料中发现了陈少敏、郑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给中央组织部写的一个报告，内容是1946年中原突围时，允许党的干部向敌人自首的问题。**审阅时批道：当时忙于军队工作，这件事情我完全记不得了。批示转到康生那里，一贯整人的康生认为这是整倒一大批干部的好机会。他于5月6日专门到中央组织部讲：现在发现了一个文件，1946年中原突围时，陈少敏、郑位三允许自首，组织部要收集材料批判。康生的话很快就在造反派中间传开了。财贸口的造反派们认为找到了打倒**的机会，他们专门派人去揪斗陈少敏、郑位三二人，逼迫他们说自首是当时中原突围时最高领导人**批准的，**是叛徒头子，同时，派人到处去收集**的黑材料，又把“二月逆流黑干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等所谓“旧账”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材料作为打倒**的“资本”。康生认为，整倒**的时机成熟了，便把造反派们搞的黑材料送给**，期望一向憎恨叛徒的**有个批示，他拿着这个批示，就可以把**彻底搞垮。
事态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了。为了更慎重些，**派人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和档案。**还找到当时的知情人王震、王树声等老同志一起回忆此事。经过老同志们回忆和查证后搞清：中原突围时，**忙于军事上突围的准备工作，地方工作由陈少敏、郑位三二人负责，陈、郑二人出于保护革命力量的考虑，可能口头商量后，并在小范围交代过：为使我党的干部不被敌人杀害，当被俘时，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可以以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不以自首论。这个事情**根本不知道。当搞清这个历史问题之后，**明确表示：虽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当时陈、郑二人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错误。
事情完全清楚后，老同志们商量，由**出面给**、党中央写个报告，讲明白这件事。6月19日，**在给**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看了**的报告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把康生送来的黑材料压了下来。隔了几天，他特意让秘书打电话给**，请他一起去看戏。**在剧院见到**后，**特意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头一句话就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的这句玩笑话，实际上表达了对**的信任。
由于**、**的保护，**渡过了“抓叛徒”的难关，他不但继续在财政部长任上工作，还把财政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后，一批老同志被分别下放到工厂里劳动。**被下放到了北郊木材厂，但他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有免除。
到北郊木材厂，**心里是高兴的。他以前干过木工，到北郊木材厂劳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在北郊木材厂“支左”的军宣队的领导人与**早就熟悉，对他十分尊敬，给他以很多照顾；更重要的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他心里感到畅快。在北郊木材厂，**仍然关注着全国财政经济情况。当财政部的一些中层干部来向他请示一些重大问题时，他都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
好助手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抓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造成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停顿，经济下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夜操劳，肩上的担子很重。当时，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有的被打倒，有的生病住院。能够继续工作的，只有**。**也把**当作自己的得力助手，把很多重要工作交给他去做。
九大以后，**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身份，主抓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为此，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意见，拟定计划草案。他在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的同时，亲自抓了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工程建设，协助**引进51.8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75年初，**代病重住院的**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作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坚决支持**对工业的整顿，两人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1976年1月，**与世长辞。不久，**再次被打倒。对此，**想不通，也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久，患上了心脏病，只好向中央请假。此后，**对“四人帮”搞批邓等政治活动，都以养病为由，拒绝参加。他还向**写报告，明确说：我过去对**的一切措施，都是积极支持和坚决贯彻执行的。如果**错了，自己也错了。自从他把这份报告交给**后，就再也不参加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全国的财政工作，这对于全国财政大局的稳定，十分重要。
1976年9月9日，**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认为自己应该起来和“四人帮”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重新站出来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并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此后，他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了。
范文四：谁当“财政部长”
我和老婆都是工薪阶层，收入平平，日常开支容不得丝毫随意，家中存款更是捉襟见肘。如此拮据的家庭财政状况，管钱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财政部长”便显得位要权重了。
我生性散漫，大大咧咧，哪里愿意揽管钱这档麻烦事。结婚后，每月发下工资，统统往老婆手上一交，就做起了甩手掌柜。需要用钱时，只管向老婆伸手，有时狐朋狗友聚会，一花就是上百块，吃完喝完嘴一抹，便潇洒地吩咐老婆买单。偶尔老婆也会小声提醒我，说“金库”空虚，难以周转，但却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也就懒得去计较每月的钱够不够开销了。
不久，单位工资采取银行支付方式，这样，我一年四季见不到钞票面，更是只管上班，用钱的事全由老婆去考虑，神仙一般不问人间烟火。
不料女儿出世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老婆明显“抠门”了，向她要钱每次都要看她脸色，她却再也没有过去的和颜悦色，对我所需还反复询问款项用途，斤斤计较所需支付的金额，对非合理性支出更是义正辞严予以拒付。这样，我再难像过去那般潇洒，与朋友在一起常觉囊中羞涩，也不敢随便表态主动买单了。偶尔同事间打点小牌，我若逢手气背，倾囊而出后，还不得不羞涩地请求挂账。
与老婆诉苦，她不但不同情，反而振振有辞地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过去几年，我们两人吃光用光，一分钱没存，好几次我还是跑到娘家借钱才接上月头的，怕你烦心，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可现在不同了，女儿要用钱的地方多呀，我们得多为她着想，别人孩子吃进口奶粉，我们的孩子国产的总要买好的吧？别人孩子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们的孩子总得买几件吧？再说从现在开始不是得存点钱，为孩子将来上大学做准备吗？你知道送一个孩子上大学要多少钱吗？我们两人这点工资，不省着点花怎么行？老婆一番唇枪舌剑，打得我两眼发花，冷汗直冒，只得落荒而逃。老婆乘胜追击，明令三章，限定我戒烟、戒牌，早餐也不能再从家外“进口”了。
这些小事尚可忍受，但最终发生的一件事，促使我下定了争取自由、民主，夺取“财政部长”要职的决心。我母亲孤身一人，膝下子女几个每年都要拿些钱给她作生活费，一般都是年前给。那一年，我们忙到大年三十下午，该买的年货都买了，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于是决定去看望老人。这时，老婆拿出钱包一看，才惊说，哎呀，本来都备好了的，没想到临时又更换了一罐气，扯用了一百元。我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一年到头，给老人一点钱，还不能到位吗？兄嫂们会怎么看，老人又会怎么想呢？看我脸拉得老长，老婆安慰说，别急，存折上还有钱，我们去银行取。谁知到了银行，却已经关了门。老婆想去邻居家借，我拉住了她，大年三十还去借钱，让人笑话。这一年，我们给母亲的钱少了一百，尽管与老人说明了，老人并没有见怪，但我心里却一直郁郁寡欢。
年后，我提出由我接管家庭财政的主张，老婆或许心里有愧，乖乖地交出了大权。拿着两个通红的存折本，我好不兴奋，顿感财大气粗起来。“亲政”之后，大到购衣购物，小到针头线脑，我才发现家庭开销实在是名目繁多，老婆每天列出开支项目，都是尽量省了又省，合情合理，由我支付现金给她。我看家里伙食标准下降，就隔三差五自作主张买点好吃的打牙祭；为讨女儿欢心，我每天下班都带点零食回家，把女儿的小馋虫勾引得越来越多，也让女儿对我掌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朋友交往，我也大方多了，几次早餐都是我主动请客。只是这样一来，还没到月底，当月工资全面告罄，不得已，只有动用老本，从存款中支取一部分应急。这还是正常的月份，没有什么急用，我尚且应付不过来，而老婆管理时，不仅科学合理地安排一家人吃喝拉撒，每月还能存上几百元钱。想想，我这个新“财政部长”当得确实窝囊。
第二个月，我急急地把存折本交还给了老婆，仿佛烫手似的。老婆问，你就不怕我误事吗？我慷慨陈词，马有失蹄，人有失手，孰能无过？再说我通过一个月的亲自调研，对我家的财政运行情况已有了全面地了解，今后，我将加强对你的监督，及时指出你的工作失误，确保你不再犯错。
老婆上前拧住我耳朵，说,你怕是管不了，不能胜任吧？我“嘿嘿”笑着说，老婆，你还真别说，自己管钱，用起来就是心疼，还是你管好，这样我用钱就好像是在用别人的，那感觉一个字，爽！
老婆哭笑不得。
范文五：“财政部长”上任记
去大连游玩，妈妈委任我做“财政部长”，全权掌管旅途经费。我受宠若惊，有一种“任重而道远”的感觉。 到大连的第一天，我们直奔闻名全国的冰峪沟。那美丽的山、温柔的水，让我流连忘返。不知不觉已过晌午。饥肠发出信号。只见沿街一溜儿海鲜馆，我随便带爸爸妈妈进了一家。服务员小姐递过菜单，我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妈妈在一旁调侃：“‘财政部长’，看你的?!”我只好很潇洒地伸出两指，一口气报出一串儿菜名：“对虾，比目鱼，鲤鱼，外加两份炒饭。”这些全是妈妈喜欢吃的，可妈妈却惊愕地看着我。我好开心。自我感觉良好：一举一动都让妈妈刮目相看。过去她总爱唠叨我自理能力太差，这回，我要重新树立形象! 酒足饭饱之后，我缓缓掏出20元来结账。服务员小姐微微一笑：“一共56元。”我倒抽了一口气，但尽量保持绅士风度地补上了36元。服务员一走，我简直气炸了肚皮，赶紧把饭桌上的残羹剩饭一扫而光。路上，我才想起刚才点菜时忘了看价格。妈妈摇摇头，苦笑道：“你呀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头一遭就栽了……” 出师不利，财政出现了赤字，我开始琢磨“节流”的办法，设法补上亏空。 第二天出发前，我翻出几个矿泉水瓶子，灌上茶水。一路上我留心街头的快餐店：“一份快餐3元钱，3样菜……”无论是营养还是热量都够了。我找到了节约的办法――一日三餐吃快餐，用茶水代替饮料。这两项开支一节约，又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我不禁暗自得意。 三天旅游，玩遍了大连，财政计划收支平衡，略有剩余。我心想：“财政部长”不是“守财奴”，只省钱，不花钱。我盘算在适当的时候为妈妈买件礼物。 离开大连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即将卸任的那个下午，我建议妈妈去逛商场，妈妈欣然应允。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新潮的衣服整整摆了一层楼，真想给妈妈买一件。不多时，妈妈被一块造型新颖、闪闪发光的石英手表吸引住了。我一瞧，285元，马上清点了一下自己的金库。还好，有300多元。于是，我毫不犹豫，用我的“财政大权”买下了这块晶莹剔透的手表。当我把手表送给妈妈时，她眼里含着泪花：“你长大了……” 旅行结束，我这个“财政部长”也该卸任了。拍拍瘪瘪的钱包，我们一家三口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城市。在我心里，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很多…… 刘老师说：少年强则国强。21世纪的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让他们从小树立责任意识，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对孩子的一生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不仅仅是一篇习作。更是一名少年儿童学会自立、学会自强的有益实践。 小作者具有独特的写作视角，本该是篇游记，但她没有写一路上的山山水水，而是另辟蹊径，与大家共同分享第一次“当家作主”的酸甜苦辣，读罢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美感。 (130012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宣传部720办公室 刘文龙转) (指导老师 刘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