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范文一：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一、内部挑战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政治上的崛起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如何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现象日益突出，这是可持续发展面对的巨大战略困境。而由于不良文化的侵蚀，社会变得物欲横流，“造就”了一些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内部难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二、外部挑战

(1)周边局势面临复杂态势

中国地缘形势复杂，周边国家有21个，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通过两个层面体现:一是我国周边的四个战略方向都有异动;二是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都有一些新的变化。

基本格局定位:“不均衡的多级”——两个集群加第三方之间的博弈。

(2)美国对华遏制和围堵战略

具体表现:散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亚太再平衡战略”;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破坏和颠覆图谋 (3)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西亚北非动荡局势对我的负面影响 (4)非传统安全挑战

恐怖主义;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公共卫生安全。

范文二：中国崛起面临的真正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真正挑战

2014年的世界可谓风云变幻，波云诡谲。

乌克兰民主制度失灵，内部博弈双方以零和方式暴力摊牌，引发大国卷入危机。美俄大有重返冷战之势。

阿拉伯之春标志性大国——埃及在历经三年多的动荡和惨烈后重返原点:军方先是政变推翻首届民选政府，随后又在所谓的大选中再度将权力揽入怀中。埃及人民三年前亲手推翻了独裁者穆巴拉克，倍经艰辛之后，还是再度亲手选择了另一个“穆巴拉克”。

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则陷入了三年内战。在内战中崛起的极端逊尼派剑指伊拉克，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美国重金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美国通过武力向外输出的民主岌岌可危。

东海，中日博弈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西方的支持(如美国)或默许(如法国表示不加评论)下，日本内阁决定重新解释宪法，解禁二战以来就放弃的集体自卫权。近现代向来以主动偷袭、不宣而战而臭名昭著的日本，自此拥有了先开第一枪的权力。东海局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南海冲突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东南亚之行后，骤然升级。美国更打破几十年保持的中立或模糊立场，公开选边，站在越南和菲律宾一边。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虽然依旧保持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但已进入下行轨道。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在成功抵抗全球经济危机的同时，其代价和成本也开始显现:债务风险开始升高、环境污染更加突出。另外和全球极端伊斯兰势力崛起同步，中国也成为暴力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

境外，香港围绕2017年普选，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过热的新阶段。“一国两制”面临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真正的大考验。香港也从昔日融合东西方的经济交流之地变为东西方角力的最前沿。

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五年之后，也面临着新的瓶颈。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花运动”，不仅令服贸协议受阻，两岸一路高歌猛进的交流态势顿时遇挫。

考虑到国民党五年多来执政不佳，2016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大增。两岸关系开始存在越来越大的变数。

无论是国内外，还是境内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都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然而，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重新崛起的中国，未来的真正挑战绝非上述事件所能涵盖。有些只不过是冰山刚出角。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虽然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但仍然迅速制订了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崛起从两方面威胁到了西方在世界的主导权。

一是西方长期在资本输出、工业品制造和原材料定价三个领域的垄断权力日渐被中国所取代。

二是中国开创了第三世界发展的新模式，而政治模式就怕有可替代性。

在世贸组织体系下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融合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反制更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中国崛起已到了“最后一公里”，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将日益白热化。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打劫点或者劫材罢了。可以说，这将是现在乃至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尽快进行理论创新和总结，把自己成功的经验理论化。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也要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定义和描述，达到在国内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能够上升到新的意识形态，塑造国人的精神和信念，使得社会主流对中国模式尤其是制度模式、权威和秩序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可和服从。

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回击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权威性。

其次，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国际地位。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过去中国对外传统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关心外部世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仅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外部世界。比如，中国将不可能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示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也完全不同。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大国如果处理不好外部事务，其后果要么是崛起失败，如日本、德国，要么是国家由盛转衰甚至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在全球的地位，如英国和美国——冷战后美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就是伊拉克战争。现在中国面临的东海、南海复杂局面，可以说是世界对中国的考验。

如果说过去仅仅解决好内部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但在当今时代，还必须介入风险很高

的外部世界。

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为稳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

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无法持续。

另外，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甚至经济危机。未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将是: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地应对。

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冲击了西方社会，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骚乱，但仍然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全局性动荡。

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财富积累能够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过政党轮替，转移民怨，再加上西方这套制度还拥有话语权，社会上的不满不会转向制度本身。

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中华文明上自国家下自百姓注重储蓄和量入为出的传统，在经济增长发生波动期间，中国也会如同西方一样拥有足够的积累来应对。但仅仅这一条

是否足以应对类似于2008年的大危机，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中国由于无法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那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发展来应对未来的类似挑战。

第四，中国今天的发展模式本质上讲仍然是过去西方工业化和消费社会路径的翻版。

然而，西方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较小的规模。这正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所总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经济上的成功，依赖于英国经济体在相对值和绝对值上的较小规模”。

美国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强调大幅提高，是因为“世界大多数人口被排斥在美国建立的生产和消费标准之外”(《亚当?斯密在北京》390页)。其结论则是:“世界无法养活两个行为方式同美国一样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既缺乏环境，可能也缺乏资源”。“即使中国和印度仅四分之一人口采用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窒息而死”。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据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如果依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09年中国能源总消耗就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而中国的人均GD

P仍然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显然以中国的环境和世界的资源储备来看，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下的生态可持续性新型发展模式。如果中国成功，将不仅仅是经济上，而是文明上、价值上、道义上引领世界。

最后，还要提及西方的视角。

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观念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一方面追求稳定，另一方面也追求政治参与。西方路径演变的结果是普选民主。而且整个演变过程充满了血腥与混乱，充满极高的风险，代价也极为高昂。它们认为中国也将再度演绎这一进程。

只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种族繁多和国情复杂，其风险要远远大于正常国家，因此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以政治动荡的方式硬着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黎安友、以及跻身“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行列”、时代杂志自由撰稿人扎卡利亚就持这种立场。由此，它们把这种转变视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当然，西方世界的规律未必就能放之四海，就是西方内部自身，在许多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结果。比如，同属基督教文明，欧洲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世俗化。但这个规律在美国就变成了例外。更不用说没

有宗教传统的中华文明了。

然而，中国从“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角度，仍需要重视西方的规律和建言。至少要考虑假如这种现象出现，中国如何在体制中容纳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

在今天的时代，中国要真正成功崛起，就不得不直视这些挑战。

如果说西方的智慧是理性思辨，东方的智慧则是体现在超强的生存能力和务实主义。

我们也相信，一个以五千年文化为底蕴的中国，一定会给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加优越的解决答案。 (作者宋鲁郑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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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中国崛起面临的真正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真正挑战

宋鲁郑

观察者网7月9日文章原题:宋鲁郑:中国崛起面临的真正挑战 2014年的世界可谓风云变幻，波云诡谲。

乌克兰民主制度失灵，内部博弈双方以零和方式暴力摊牌，引发大国卷入危机。美俄大有重返冷战之势。阿拉伯之春标志性大国——埃及在历经三年多的动荡和惨烈后重返原点:军方先是政变推翻首届民选政府，随后又在所谓的大选中再度将权力揽入怀中。埃及人民三年前亲手推翻了独裁者穆巴拉克，倍经艰辛之后，还是再度亲手选择了另一个“穆巴拉克”。

南海冲突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东南亚之行后，骤然升级。美国更打破几十年保持的中立或模糊立场，公开选边，站在越南和菲律宾一边。

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五年之后，也面临着新的瓶颈。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花运动”，不仅令服贸协议受阻，两岸一路高歌猛进的交流态势顿时遇挫。考虑到国民党五年多来执政不佳，2016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大增。两岸关系开始存在越来越大的变数。

无论是国内外，还是境内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都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然而，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重新崛起的中国，未来的真正挑战绝非上述事件所能涵盖。有些只不过是冰山刚出角。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虽然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但仍然迅速制订了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崛起从两方面威胁到了西方在世界的主导权。一是西方长期to scale for 180km2, construction with to of needs is huge, but land stock limited, so priority development big volume of track traffic, intensive using road traffic resources, improve road of traffic hosted force. Road passage between the intensive use of group

在资本输出、工业品制造和原材料定价三个领域的垄断权力日渐被中国所取代。二是中国开创了第三世界发展的新模式，而政治模式就怕有可替代性。在世贸组织体系下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融合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反制更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中国崛起已到了“最后一公里”，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将日益白热化。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打劫点或者劫材罢了。可以说，这将是现在乃至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尽快进行理论创新和总结，把自己成功的经验理论化。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也要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定义和描述，达到在国内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上升到新的意识形态，塑造国人的精神和信念，使得社会主流对中国模式尤其是制度模式、权威和秩序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回击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权威性。

其次，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国际地位。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过去中国对外传统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关心外部世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仅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外部世界。比如，中国将不可能再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示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也完全不同。

如果说过去仅仅解决好内部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但在当今时代，还必须介入风险很高的外部世界。

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为稳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无法持续。另外，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甚至经济危机。未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将是: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地应对。

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冲击了西方社会，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骚乱，但仍然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全局性动荡。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财富积累能够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过政党轮替，转移民怨，再加上西方这套制度还拥有话语权，社会上的不满不会转向制度本身。

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中华文明上自国家下自百姓注重储蓄和量入为出的传统，在经济增长发生波动期间，中国也会如同西方一样拥有足够的积累来应对。但仅仅这一条是否足以应对类似于2008年的大危机，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to scale for 180km2, construction with to of needs is huge, but land stock limited, so priority development big volume of track traffic, intensive using road traffic resources, improve road of traffic hosted force. Road passage between the intensive use of group

共产党未雨绸缪。中国由于无法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那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发展来应对未来的类似挑战。

第四，中国今天的发展模式本质上讲仍然是过去西方工业化和消费社会路径的翻版。然而，西方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较小的规模。这正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所总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经济上的成功，依赖于英国经济体在相对值和绝对值上的较小规模”。美国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强调大幅提高，是因为“世界大多数人口被排斥在美国建立的生产和消费标准之外”(《亚当?斯密在北京》390页)。其结论则是:“世界无法养活两个行为方式同美国一样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既缺乏环境，可能也缺乏资源”。“即使中国和印度仅四分之一人口采用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窒息而死”。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据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如果依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09年中国能源总消耗就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而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最后，还要提及西方的视角。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观念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一方面追求稳定，另一方面也追求政治参与。西方路径演变的结果是普选民主。而且整个演变过程充满了血腥与混乱，充满极高的风险，代价也极为高昂。它们认为中国也将再度演绎这一进程。只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种族繁多和国情复杂，其风险要远远大于正常国家，因此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以政治动荡的方式硬着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黎安友、以及跻身“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行列”、时代杂志自由撰稿人扎卡利亚就持这种立场。由此，它们把这种转变视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当然，西方世界的规律未必就能放之四海，就是西方内部自身，在许多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结果。比如，同属基督教文明，欧洲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世俗化。但这个规律在美国就变成了例外。更不用说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华文明了。然而，中国从“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角度，仍需要重视西方的规律和建言。至少要考虑假如这种现象出现，中国如何在体制中容纳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

在今天的时代，中国要真正成功崛起，就不得不直视这些挑战。如果说西方的智慧是理性思辨，东方的智慧则是体现在超强的生存能力和务实主义。我们也相信，一个以五千年文化为底蕴的中国，一定会给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加优越的解决答案。

(作者是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14-07-09 环球网 to scale for 180km2, construction with to of needs is huge, but land stock limited, so priority development big volume of track traffic, intensive using road traffic resources, improve road of traffic hosted force. Road passage between the intensive use of group

范文四：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由衰到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百年：1、百年衰落，是在18世纪中叶，康乾盛世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2、百年奋战，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3、百年复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50年左右。这百年复兴，我又把它分为三个30年，这是一个大略的思维。30年打基础，1949-1978年；30年崛起，1979-2009年；3．30年复兴，2010-2040年。

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四大发展趋势

在这么一个可预测的背景下，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的发展，有四大趋势：第一是由初级发达的现代化到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第二，中国的整个文明形态将由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第三，中国由发展中的大国走向发达的强国。第四，中国的人口结构将由低端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型）转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人口结构（纺锤型）。我估计中国在未来50年里面，将跨越两次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将会基本上实现，可能还会延续和进入第三次现代化。

中国崛起的四大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在21世纪有千载难逢的四大机遇。第一，中国的崛起，刚好处在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跨越这个文明变革期，这种文明变革期有可能使中国不需要像发达国家一样，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实行跨越式的发展，为中国的跨越式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实际上，这种发展已经发生了，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在对接第二次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第二，全球化大趋势和亚太的崛起，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世界舞台。如果没有全球化这种格局的出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难度会更大。我们回望欧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发生。西方国家是用什么手段打开世界的大门，让世界为它们的现代化服务呢？用强权、用侵略、用殖民主义。它用大炮，用军队打开它想要进入的国家的大门。任何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它都要依赖世界，西方国家先行的工业化是用大炮、用暴力、用殖民主义向世界拓展。但中国，非常可惜，不能用军事、暴力的手段，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在我们前面有更强大的国家，我们动用不了这些工具。其次，现在其他的国家也在文明崛起，你也不能动不动就用暴力的手段。我们只能用和平的手段，生产全球化、产业链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资源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正当的、非常灵活广泛的机制和手段。而亚太的崛起，本身对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助力，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世界舞台。第三，世界面临的三大危机，就是前面讲的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人冲突的社会危机（特别表现为在国际上，国家与国家冲突的国际社会危机）、以及人与自身冲突的精神危机。这三大危机给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超越西方国家进行文明理念与发展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它迫使中国要转，走旧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中国的文明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它可能是超越性的，它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范式。应该在两个世纪之交，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种说法。“北京共识”是一个英国的学者提出来的，他把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面，采取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而按照亚当斯密搞的自由市场经济叫做“华盛顿共识”。这两个体系、两种模式、两种理念的较量，受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检验。这次金融危机对“北京共识”，对中国的文明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销，大家看到这种模式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学者说，中国会崩溃，有人会说中国会负增长2%-4%，没想到，我们成功“保八”，而且是8.7%。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我们终究非常成功的化解了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这是让全世界惊讶的。我相信中国崛起的文明范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会引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反思。我们这种范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文明组织中的政治民主，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第四，世界国际政治版图走向多极化，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战略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没有多极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非常困难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会全力以

赴地在遏制、阻挠、抵抗中国的崛起。所以，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确定了，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美国独大的时候，我们整个国际战略就是推进多极世界的形成。中国的国际战略、外交战略判断得非常的正确。而中国的这种战略意图，我是没有想到，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这种多极均衡世界就已经开始出现，在那里降解美国一霸独大、对全世界的控制，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为我们中国的崛起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战略空间。我这里有一个地图，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有四大文明古国，我们看到这四大文明古国，现在是中国崛起，印度在跟进，古埃及、古巴比伦已经陷落了。在中世纪末，近代初期，世界商业文明在地中海发生，发生在威尼斯。最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由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北美，形成环大西洋的工业文明圈。而现在的工业文明越过太平洋，在东亚地区，我现在叫做是太平洋西岸新地带，这里整个文明在崛起。这个工业文明崛起一定会加速知识文明的崛起，形成整个世界文明主导区域的在全球的转移。中国在自己的崛起中有巨大的机遇，机会千载难逢。

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崛起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和危机。我对中国的崛起既是乐观派也是悲观派。乐观是确实看到条件非常好，我们有共产党的优越性，但是中国的崛起的危机也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崛起面临的六大挑战

第一，世界生态危机约束了中国崛起的选择空间。我们中国在这个时段崛起，这个时间崛起，刚好也是以世界人口继续增长达到高峰和人类所需要的资源开始衰落的时期，是两峰交叉的冲突期。所以，这一点约束了中国崛起的选择空间。它受到很大的制约，国际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这些都约束了中国不能乱走，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中国提出科学发展的概念，这个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它具有一种长远的战略意义，关乎着中国能否崛起复兴。第二，西强东弱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国家的地缘环境特点，约束了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中国现在采取了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个国家能够有的开放姿态，比西方开放得多。但中国在主观上的开放会受到客观环境的约束，中国在地图上好象是海洋国家，东面对着太平洋；但中国也是一个半内陆国家，现在搞的欧亚大陆桥终究也不能解决整个面的开放的问题。中国在北面、西面、西南面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即使是出海，我们也面临着日本、斐济、夏威夷三重群岛链的封锁。只要有一个国家，对中国不友好，中国走向海洋的障碍就非常大。台湾的问题不仅是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还牵涉到西方国家是否有一个屏蔽中国出海的棋子在这里。中国现在的很多资源的获取，比如说石油资源是靠马六甲海峡输入，自身的石油储备只够一个月。马六甲海峡很长很窄，如果中国跟美国争夺点什么，处在战争状态的时候，一封锁马六甲海峡，中国就完蛋了，就不战自乱了，一定会在两个月内混乱。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源，我们都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拿回来。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不利的国家的经济地缘环境。第三，中国的大国国情增加了崛起的国际压力和政治选择的难度。如果中国是一个几百万人口，几千万人口国家的崛起，美国、欧洲理都不理你了，崛起就崛起了，都无所谓。但是要命的是，中国是13亿人口，是十几亿人口的崛起。欧美国家的人口是多少？西欧和北美加起来就是7、8亿，我们是它们的两倍。我们像一个大象，这个大象在崛起，其他的都是小狗在旁边。欧美国家对中国一定会采取一种围堵遏制的战略姿态，我估计在中国的整个崛起过程中都避免不了。我们跟美国双方都知道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大家也知道在战略上你有你的战略目标，我有我的战略目标，所以拉拉扯扯，我推你拉，你打我一下，我来拉你一把，我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长期都会是这样。第四，我们中国将面对着羊文化和狼文化博弈的艰难选择。我前面讲到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但是我们对世界不能用狼文化，用狼文化的手段来利用世界发展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前七、八年就看到很多关于中国的崛起的讨论，说一个大国的崛起肯定会采用帝国主义政策，这种扩张的姿态肯定是不避免的，中国的崛起也肯定会走帝国主义道路。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中国想要搞帝国主义也搞不了。我们在前几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我认为这个理念在战略上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要用道义、正义、公平、合作、共赢的姿态去发展国际关系，来营造中国发展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比如

说东南亚这一片是中国生存的第一个外部生存资源，如何营造跟东南亚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磕磕碰碰，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我估计也会牵扯到三代人。我们用什么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非常大的难题。但是，我们在采取羊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又有一个麻烦，对不起，现在奉行狼文化，特别是西方国家。你看看美国人，包括他的老百姓、政治家，从字里行间说的话，都是两个特点：一个是我西方的文化是最先进、最合理的，天然合理的。我这套东西应当是向全世界传播的；第二个，国家和国家的利益主义，任何东西都是从他的国家利益出发的，维护他的国家利益，他可以出兵，可以打伊拉克，可以把你的总统抓了绞刑，这就是狼文化。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不得不采取羊文化这种姿态，但是这种羊文化又面对着世界上的狼文化，如何进行博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第五，知识文明的崛起挑战着东方文化。知识文明，这种人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境界，可以让你去幻想，让你想东西。而我们如何在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背景下面，协调这种自由环境的营造，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创造力迸发出来，这也是非常深刻的文化挑战。第六，庞大的低知识人口构造与强大的国际高技术压力，使我们面临两难的选择境地。在七、八年前我就琢磨一个事情，在国际高技术的压力下，中国必须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但是中国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必然带来中国人生存的技术环境的高端化，这种高端化，将会使中国至少有5亿到6亿人口不适应这种高技术环境的生存。在这里将面临选择，我们要照顾这5、6亿人口，那就要放慢技术进步速度，但我们又承受不了国际的压力；如果我们加快追赶国际的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又将使5、6亿人口给抛出时代的列车。五、六亿人口跟不上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危险，它造成巨大的社会撕裂。不要说5、6亿，就是2、3亿人口，也会引起起义，发生暴动，所以说这是非常难的一个选择。

对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挑战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独秀，保持了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也日益逼近日本。

首先是欧美联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其次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挑战。第三是中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冲击，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城乡就业造成严重影响，四是国际金融危机增加了我国金融风险。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产生广泛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难度明显加大；全球失衡再平衡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持续时间拉长。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

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将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

当前我国周边形势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我国周边国家及地区政局动荡的内因与外因分别是什么？内因：首先，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化”与深陷“民主困境”。其次，国内经济社会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激化社会矛盾。

在东亚，朝鲜半岛局势十分紧张，韩国就所谓的“天安号”事件，与美国一起举行了一起针对性明显的军事演习。而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地区安全的战略缓冲，因而半岛局势的紧张不仅会破坏朝鲜半岛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势必会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再者日本在我国钓鱼岛附近逮捕了一名我国的船长，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的“鹰派”外交部长前原诚司又公然捏造中日外长早已就“东海问题”会谈达成一致，并公然指责中国“中国稀土出口停滞”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甚至表示钓鱼岛属于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总结近期东亚形势，中国在东亚地区遭受美、日、韩三方面

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

在南亚半岛，印度一直把中国视作对手而非朋友。而其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恰恰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而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上的竞赛愈演愈烈，也威胁了我国的西部形势。

东南亚地区，东盟多国与我国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而我国在南沙群岛的实际占领区并不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非法在我国领海采集油气的做法也是严重损害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近期越南又在东盟峰会上向外界表示越南计划重新向外国军舰开放金兰湾。而无论是那个国家使用这个港口都必将对南海局势产生影响。

北亚的俄罗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和影响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近年来中俄关系友好，但俄罗斯在复兴之后是否会如以前一般咄咄逼人，还是未知数。

中亚的局势比较复杂，中亚各国在颜色革命后，有些国家政治不稳定，发生动乱，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安全形势。

西部地区泰国政局不稳，多次出现红黄对峙，而缅甸发生动乱大量难民逃亡中缅边境，种种事件也影响了我国局势的稳定。外因：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另外，西方大国加大介入诱发乱局。

范文五：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

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青年人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也会成为推动中国内部变革的力量。因此，应当把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变化看作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其主流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在于，我们决策层和舆论媒体本身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

中国崛起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培养全民的国家利益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应当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结合过程，尤其是在社会基础部分首先发生和发展。当前应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养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网络文化的活跃和主流文化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成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是失去未来的文化影响力，失去青年一代，失去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社会经济的信息化和中国崛起的同步发展，实际上是我们重构意识形态的极好机遇。中国崛起必须包括网络文化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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