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民族政策评析

范文一：斯大林民族政策评析

斯大林民族政策评析

雷振扬

2012-1-7 10:47:53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

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评价，如同对斯大林其人的评价一样，社会上是有分歧的。国外有人认为，斯大林实行的是“党的官僚的民族政策”，是“波拿巴主义”的民族政策，它在苏联种下的是民族冲突的种子，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的是痛苦与灾难。国内也有人认为，今日苏联民族矛盾的激化，“追根溯源”，也是受到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影响。笔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其民族政策也有失误之处，但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本文拟就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作一简要评析，以期引起讨论。

一、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主体是正确的

从1923年春列宁因病离开工作岗位到1953年，斯大林实际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30年。在这30年中，斯大林是很重视民族间题的。1936年，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很明显，苏联各族人民的相互关系间题，对我们不能不具有头等的意义”。[1]正是从“头等意义”的战略高度出发，斯大林领导制定了一套解决民族间题的基本政策：

(一) 坚持民族团结，维护和发展统一的联盟国家。

苏联是一个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由于沙皇俄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沙文主义、殖民主义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和对立。十月革命虽然宣告了各民族的解放，但民族关系还未得到应有的调整，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还没有消除，离心力还在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提出把促进和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盟作为党解决

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他认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联合，首先是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因为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和其他民族共和国将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各民族只有团结和联合，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人口少而军队不大的小苏维埃国家是难以维持独立的。其次是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需要。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苏联各民族共和国资源分布很不均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如果不将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在被战争、武装干涉和封锁摧残了的各苏维埃共和国内进行经济建设将是一项难于承担的任务”。[2]再次，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政权，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促进各共和国和各民族劳动者的团结和友好相处。

在建立和发展统一的联盟国家的过程中，斯大林坚持了“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愿联盟”的原则，强调民族自决权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础”。[3]同时，他主张从无产阶级和各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来审视民族问题。他指出，“应当记住，除了民族自决权以外，还有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自决权从属于后一权利”。[4]自决权不应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最高权利的障碍。因此，要坚决反对不顾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统一国家的行为。

(二) 强调民族平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斯大林认为，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区别于资产阶级民族政策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关系到民族团结能否实现，联盟国家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因此，他提出，苏维埃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完全平等”；

[5]“破坏民族平等原则，容许一个民族有某些特权，就是置自己的民族政策于死地”。[6]

斯大林明确区分了各民族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各民族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那些原来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使他们不能充分享用民族平等权利。因而民族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7]所以，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落后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使他们逐步“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他指出，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靠苏维埃国家和各民族长期共同努力。

斯大林认为，民族主义(包括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是实行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障碍。正确地开展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中期以前，他对民族主义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认为大俄罗斯主义是“主要的危险”，“最危险的敌人”，[8]同大俄罗斯主义作坚决斗争，是党的“第一项任务”。他认为原来被压迫民族中存在的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防御性”，是对过去的压迫民族的不信任的残余。对这种民族主义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要通过铲除大俄罗斯主义和给予少数民族真诚的帮助来逐步消除它。同时，斯大林也看到了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转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成一些共和国内较强大的民族反对弱小民族的顽固的沙文主义，使某些民族共和国成为争吵和纠纷的舞台的危险。30年代中期，斯大林提出，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问题，要靠“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9]既要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直到1948年，他还认为“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10]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在后来具体执行民族主义政策的过程中，斯大林在一些方面背离了他制定的正确政策，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失误。

(三) 发展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

如前所述，斯大林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状态，是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源，而事实上的不平等又是不满和摩擦的根源。因此，他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看作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根本任务。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方面，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是：(1)苏维埃政府和俄罗斯无产阶级要给予落后民族真正长期的帮助。这种帮助既包括经济政策上的倾斜，也包括人、财、物诸方面的支援。斯大林认为，没有这种帮助，少数民族要在经济文化上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由于过去被压迫的民族人口众多，有丰富的人力和工农业资源，所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既是苏维埃政府和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2)要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927年，联共(布) “十五大”在关于编制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计划应特别注意发展各落后民族边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应地为它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规定较快的速度，并使这些地区的需要和全国的需要结合起来”。[11](3)反对照搬中部地区的建设模式，要求“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特点进行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12]

在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斯大林认为：“只有在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使各落后民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应该让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13]他主张，国家要保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增加投资，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和其他文化事业，批判地继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使文化的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少数民族服务。

(四) 培养民族干部，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为了保证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族自决，斯大林提出，民族地区的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要实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民族化。为此，他认为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管理人才。在斯大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联共(布) 中央作出决定，要求民族地方的党组织把从当地劳动居民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干部问题作为基本任务，“加强从工农群众中培养党和苏维埃的民族干部的工作，并提高现有干部的能力”。[14]不仅要通过党校、高等院校、工农预备学校等来提高民族干部的文化水平，还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在苏联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就不可能保证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为了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除了大力培养党的民族干部外，联共(布) 中央还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方针：(1)党组织必须非常团结一致。党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和各区域的共产党不仅要坚决地捍卫党的组织，而且要坚决地捍卫党的思想。要坚决同各种民族主义作坚决的斗争，防止其对人民群众的侵蚀。“任何制造派别的企图都应该遭到党组织的坚决反击”。[15](2)党组织应该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尽量加强这项工作。各级党组织要把民族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及时了解和研究民族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制定正确的工作措施。在民族工作中，党组织要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3)要加强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1947年1月，联共(布) 中央在关于民族工作的一项决议中明确指出，要“特别注意改进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首先是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工作”，要保证党的民族工作者保持良好的作风。

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上述诸点，是它的主体部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民族工作从总体上说，就是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斯大林民族政

策的主体，是列宁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它反映了当时苏联民族关系的实际，符合苏联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成就是巨大的

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政策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建成了有民族特色的苏维埃联盟国家。

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列宁晚年确定的方针。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实际领导实施这一方针的是斯大林。他在领导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过程中，从本国实际出发，创设了一套有民族特色的联盟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部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即由一些较大的民族建立的加盟共和国组成统一的联盟；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在加盟共和国范围内建立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等实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单位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自治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1936年通过的“斯大林宪法”对国家结构作了明确规定。不仅重申了苏联由各平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按自愿原则组成，而且规定了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确认“苏联法律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发生同等效力；凡加盟共和国法律与全苏联法律相抵触时均以全苏联法律为有效”。苏联政体的这一特点，考虑到了本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既反映了各民族的特殊情况与利益，也保证了各民族的联合与联盟国家的权威。实践证明它是适合苏联国情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联盟不断发展。1923年，苏联只有4个加盟共和国，13个自治共和国和16个自治省。到50年代初，发展为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洽专区，共计50多

个民族国家和自治单位。由于一些单位是两个以上民族共建的，所以拥有本民族国家和自治单位的民族更多一些，其人口达苏联总人口的98%。

二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的设五上建立平等的两院制。斯大林认为，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各自的特别利益。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设置上，光有代表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联盟院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个反映各民族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即民族院。他认为：“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16]。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实行了两院制，即联盟院和民族院。“斯大林宪法”规定：联盟院由苏联公民按选区选举产生，民族院由苏联公民按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省及民族州选举产生；两院权利平等，同等创制法律多凡法律经每院过半数通过成立，凡遇两院意见分歧时，问题交由两院同数代表组成的协商委员会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由两院联席会议选出等等。两院制的设立，既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成就。它对于反映各民族的要求，维护民族利益，有效地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都有重要作用。

2. 民族经济迅速发展。

斯大林时期，国家给予了少数民族地区巨额投资和补贴。1928—1932年，国家对各加盟共和国的预算补贴总数增长了2.6倍。其中对乌克兰的补贴从10万卢布增加到1690万卢布多对土库曼的补贴从1480万卢布增加到6530万卢布。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总数的57.7%由全苏资金提供。为了使民族共和国较快地积累建设资金，国家在预算提成、工商税收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的优惠。除了财政方面的帮助外，政府还从中部发达地区抽调了大批的科技人才、管理干部、熟练工人到民族地区帮助建设。据统计，仅20年代到土库曼的各类专家就有2.5万人。1933—1935年，从俄罗斯各州到乌兹别克的就有

9562人。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国家还向这些地区调拨了大量的建筑材料、机器设备，以及原料、燃料、肥料等物资，甚至把不少工厂搬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和中部地区的大力帮助下，民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老工业区的工业产量增长了1倍，而各民族地区则增长了2.5倍以上。1937年，东部各加盟共和国的金属加工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倍，1940年，东部各共和国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了30余倍。到50年代初，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1913年增长了17倍和20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民族共和国形成了比较符合当地实际，具有自身发展优势的工业体系。如中亚地区重点发展的是化学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外高加索地区重点发展的是石油工业，乌克兰重点发展的是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此外，各加盟共和国还形成了粮食、棉花、畜牧等较合理的农业分工体系。这对于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近30年的建设，原先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与中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大大缩小，有些民族地区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些十月革命前尚处于原始的游牧阶段的少数民族，在国家和兄弟民族的帮助下，跨越了儿种社会形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重要成就。

3. 民族文化空前繁荣。

斯大林时期，民族语言得到保护和发展。十月革命前，许多民族没有文字。为了发展民族语言，繁荣民族文化，国家帮助48个民族创造了文字，建立和普及了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网。1937年，苏联有2587种报纸用69种文字出版，6亿佘册书籍用In 种文字出版。

民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十月革命前，俄国9岁以上总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27%。少数民族中识字人口更少。许多少数民族几乎都是文盲。为了发展教育，苏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增加教育投资。以哈萨克为例，1928年拨款200亿卢布，1933年拨款8500万卢布，1940年增加到6.82亿卢布。二是大力兴办学校。在塔吉克，革命前仅有几所小学，大约400名儿童在校学习；而到50年代初，塔吉克不仅建立了4000余所中小学，而且拥有8所高等学校，在校中小学生36万余人，大学生1.4万人。50年代初，乌兹别克小学生比1915年增加83倍，中学生增加近200倍。三是大力培养民族师资。为了解决民族地区师资奇缺的间题，国家除从莫斯科等地选派外，还采取一些特殊政策，为民族地区培养师资。四是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二三十年代，各地普遍建立了识字学校和各种扫盲小组，为不识字的人参加学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到40年代，全苏共有约6000万人学会了识字，烤本上扫除了文盲。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齐民族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斯大林时期，各共和国还建立了大量的群众性的图书馆、俱乐部、剧院、电影院、博物馆等文化生活设施。在乌兹别克，革命前仅有一个俄罗斯剧院。而到1938年，就建立了39家剧院，4000多个俱乐部，1150个图书馆，拥有530多部电影放影机。在塔吉克，到1939年也建成了13家剧院，650多个俱乐部和400多个图书馆。这些文化设施对于繁荣民族文化，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30年代，仅在塔吉克就出现了数十位民族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到50年代初，少数民族的科技工作者发展到6.6万多人。

在各民族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党组织在少数民族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46年，少数民族党员增加到180万人，占全苏党员的32肠。到40年代末，苏联基本形成了一支少数民族的干部队伍。

4. 社会稳定，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和谐、融洽的，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突和纠纷，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斯大林时期是苏联综合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在1928—1940年的13年中，苏联的钢产量从430万吨增至1840万吨；石油产量从170万吨增至3420万吨，煤产量从3550万吨增至16470万吨。苏联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近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40年代初，苏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苏联综合国力的增强，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严竣考验。在希特勒法西斯的进攻面前，苏联没有发生西方国家所预料的四分五裂。相反，各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仇敌汽，与法西斯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和敌占区，少数民族都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战争给社会主义苏联造成的创伤是十分严重的。在战后的恢复重建时期，苏联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互助，创造出举世公认的奇迹。苏联工业总产值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到1950年，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的73肠。这么快的建设速度，没有社会的稳定和各民族的互助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上述事实证明，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政策的成就是巨大的。以苏联当前面临的民族问题和困难来淹没、否定这些成就是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的，是经不起批评的。

三、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失误是严重的

肯定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主体是正确的，成就是巨大的，并不等于说它没有失误或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失误，对于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是十分必要的。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间题时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在建设初期，斯大林曾正确地看到，在苏联，民族间题的解决将是很困难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民族关系的改善，到30年代中期，他对这一间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6年，他在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同时，宣布在苏联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己被消灭。因而各民族中间互不信任心理己经消失，真正的兄弟合作关系已经建立，民族问题已基本解决。斯大林的这一估计，具有合理的成份，但总的说是把疑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脱离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实际。这种看法对其民族政策产生了较大的消极溉响，异致了对民族问题的轻视一与忽视。正是在此之后，苏联不再重视研究民族问题，不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甚至关闭了全国儿乎所有的民族问题学术研究机构。也是在此前后，苏联取消了原有的250个民族区和5300个民族村的行政建制。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甚至断言，苏联只约有60个民族。这些都是人为缩小民族问题的行为。它客观上掩盖了民族矛盾，损害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利益。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基本解决的论述，对后来的苏联历届领导人是有影响的。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公开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也还认为，“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苏联当前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激烈的民族矛盾证明，苏联民族问题远未解决，其领导人的上述认识是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二，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斯大林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这一错误也表现在民族政策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集体化过程中，通过强制手段，搞所谓“消灭富农运动”，建立“阶级成份单纯的社会”，封闭寺院教堂，没收民族宗教土层人物的财产，把许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他地区。伤害、打击了许多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引起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30—40年代，在“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思想指异下，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和毫无理由的迫害。不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被无辜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被关押、杀害或被迫自杀。据统计，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干部的55.7%、区党委干部的78.8%被清洗。在清洗过程中，乌克兰先后有7名最高领导人被捕或被处决。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还以某些少数民族有人“参加德国组织的自愿队并反对红军”，“包庇敌人”为由，将日耳曼、克里米亚糙粗、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等民族集体强制迁移到中亚等地，并撤销了他们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据统计，卫国战争中被迁移的人数超过500万。由于大规模远距离迁移，组织不善，数以万计的移民在途中死亡。这种不加区别地、粗暴地对待少数民族的作法，严重地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强烈不满。战后，由于所谓“达什纳克反革命地下集团案”，又有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被强行迁移，许多从国外回归的亚美尼亚人遭到镇压。1952年，由于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案”，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包括大批专家学者) 遭到迫害和不公正待遇。这些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三，民族问题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30年代中期以前，斯大林是比较注意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但是后来他不仅不再强调大俄罗斯主义是主要危险，反而在不同的场合为大俄罗斯主义辩护，甚至推崇大俄罗斯主义。1934年，他批评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对沙皇政府的反动作用作了“过

高地估计”，反对公开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卫国战争开始后夕他把曾为沙皇俄国对外扩张建立功勋的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称为“伟大的先辈”，号召红军将士发扬他们的“战斗传统”，战后，他更直接地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17]这些都表明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其民族政策中是有表现的。1939年8月，苏联在与德国签订《互不浸犯条约》时，达成《附加秘密议定书》，公然与德国划分势力范围，把当时的主权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3国于1940年8月并入苏联) 。在处理内部民族关系方面，片面歌颂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过份强调俄罗斯文化在各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过份宣传俄罗斯对少数民族的“无私援助和贡献”，不注意宣传少数民族对俄罗斯的支持与帮助，在实际工作中漠视少数民族的正当要求，甚至无理侵犯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等等。斯大林民族政策中的大俄罗斯主义残余，对于发展各民族的友好关系，对人民进行正确的族际主义教育，都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间不长，民主法制不健全，民族关系复杂，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以及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面临世界战争的威胁等等，都对其失误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主观方面看，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大俄罗斯主义对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他已成为列宁所说的“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在十月革命后曾有过明显的表现。他关于其他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计划”和对奥尔忠尼启则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行为的支持、袒护，曾遭到列宁的严厉批评。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处理民族间题时是比较慎重的。但是，30年代中期以后，他身上的大俄罗斯主义故态复萌，导致了严重的失误。二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有严重错误。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愈多，

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另一端延伸到包围苏联的资产阶级国家。[18]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在国际政治斗争激化，世界战争逼近的情况下，斯大林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关系问题看成了阶级斗争间题，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三是个人迷信泛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从30年代开始，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迅速发展起来，斯大林逐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个人迷信的形成，不仅使决策脱离实际，而且破坏了民主与法制，使个人权力失去制约，以至出现政策失误后，不能及时纠正。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失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不可否认，其失误对当今苏联民族关系是有影响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已40年的今天，不应夸大这种影响，更不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第一，夸大失误，否定其正确的主体部分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只会造成历史的虚无主义和偏激的民族心理。这不仅不利于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地调整民族关系，反而会助长民族间的不信任和激化民族矛盾。第二，在过去的40年中，苏联多次对斯大林进行了“清算”，这种“清算”当然也包括了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应该说，苏联有足够的时间来克服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失误，进一步发展各民族的正常关系。40年后的今天，把苏联面临的民族问题还一古脑地推到斯大林身上，显然是不公正的。第三，当前苏联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近些年来苏联当局“改革”的失误，是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所谓“新思维”的结果。苏联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为什么只是在近几年才一发而不可收?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责任编辑：李正乐)

注释：

[1]《斯大林文选》第88页。

[2]《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3]《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51。

[4]《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5页。

[5]《斯大林文选》第92页。

[6]《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07页。

[7]同上，第201页。

[8]同上，第212页。

[9]同上，第12卷第322页。

[10]同上，第13卷第320页。

[1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分册，第389页。

[12]《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43页。

[13]同上，第12卷第320页。

[14]《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15]同上，第122页。

[16]《斯大林文集》第106—107页。

[17]《斯大林文选》第428页。

[18]《斯大林文选》第129页。

范文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

作者：杨玲

斯大林是个民族理论专家，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问题方面的论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在领导苏联的几十年中，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有了长足发展。但同时，斯大林也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使民族平等原则遭到破坏。理论与实践的背离，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斯大林——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与错误，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

无论是在苏联共产党内，还是在苏联学术界，斯大林都称得上是位民族问题专家。最早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写于1901年，最后一篇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于逝世前一年的1952年。据统计，在1901—1952年长达50余年中，斯大林共著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著述150余篇，达50余万字。其中全文专门论述民族问题的著述94篇，部分章节论述民族问题的著述62篇。[1]这可谓著述颇丰。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体系庞大，下面择其要点进行概述。

一、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

1.民族平等思想

民族平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斯大林大量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论述。1901年，他的第一篇理论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中，就描述了被压迫民族的悲惨境地。在大民族与小民族能否实现平等的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有的，而且是应当有的。苏联人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2]

十月革命消灭了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不平等，但并没有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此，斯大林为“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因素，即加进了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这是建设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3]而“消灭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条写进了俄共(布)十大“决议”。

2.民族自决权问题

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将民族自决权写进了党纲。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涵义，即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他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民族自决权是“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4]在俄共(布)十大报告中，斯大林指出：“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5]俄国共产党人提出这个口号，其作用在于为多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打下基础。“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1917年)，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1917年)等等，那么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6]

3.反对大俄罗斯主义

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苏维埃政权继承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才能维护联盟的团结。斯大林作为非俄罗斯族人，对大俄罗斯主义是深恶痛绝的。在俄共(布)十二大报告中，斯大林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做斗争作为党的“当前第一项任务”提出来：“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这种沙文主义盘踞在我们的机关里，它不仅透进了苏维埃机关而且透进了党的机关，它在我们联邦的各个角落里蔓延着，并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坚决回击这种新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把它连根拔掉(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在培植它)，就会使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有分裂的危险，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7]他还列举了大俄罗斯主义在俄罗斯共产党员中的表现，“例如吉尔吉斯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8]

斯大林反复强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巩固苏联的主要危险，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把它打倒，因为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国内过去保存下来的、现在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打倒。

4.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条件

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是个自然历史过程，斯大林在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勾勒了“各民族在将来融合道路上发展的图画”。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批评了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统一的共同语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错误的。”“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9]

能否用“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实现民族差别的消灭和民族语言的消亡”，斯大林认为，“这种看法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10]

上述理论无疑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精华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斯大林不仅在民族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还是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民族工作者。在他执政的30年中，苏联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少数民族摆脱了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落后状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00多个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中共处。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这些失误为以后的联盟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缺陷

1·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斯大林仍然遵循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代表大会上，都专门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从1928年起，苏联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在资金、技术和大型工业项目的安排上，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一五”计划期间，在南高加索联邦、中亚各共和国等地兴建了发电站、铁路、煤矿等基础产业，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如在哈萨克斯坦兴建有色冶金和煤炭工业，有40多个工业企业投产，使其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产，进而成为东部的重要工业基地；白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在该共和国的经济中占53%；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工业比重迅速上升。有的地区从原始氏族社会或封建宗法制度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五”期间，全苏固定基金增长289%，而外高加索联邦、白俄罗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固定基金增长均超过全苏的平均数，达到300%—500%。[12]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平均是2.5倍，大大超过老工业地区。

俄共(布)和联盟中央不仅在经济方面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还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政府派出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先后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13]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

这些成就是不容否认的，是在斯大林执政初期取得的。但随着斯大林模式的逐步确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联盟中央经济管理权限越来越大，所控制的企业和资产越来越多，而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限越来越小。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14]在联盟与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治地区的关系上，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经常被侵犯，俄罗斯族的利益占主导。斯大林时期，在强调全国经济统一布局的同时，忽视了民族经济的综合协调发展。联盟国家在进行工业建设布局时，将少数民族边疆区作为原料产地，加工工业部署在俄罗斯联邦等中心区，使边疆地区的经济很难协调快速发展。如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苏联国家计委将钢铁厂、煤矿、石油企业建在那里，却很少建轻工企业。当然，这与苏联经济比例失调有关，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但中亚地区的轻工业落后在全苏也是最突出的。中亚历史上就是全苏的产棉区，乌兹别克斯坦的棉产量占全苏第一，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棉产量也居全苏的前列。但这些地区的棉纺织企业极少，生产能力不足，乌兹别克斯坦为全苏低价提供原棉，又花高价购买其他共和国销售的针织内衣、长短袜等针纺织品。一出一进，这些民族地区吃了亏，自然对联盟的区域经济分工政策不满。哈萨克斯坦盛产粮食和奶牛，但缺少粮食加工和畜产品加工企业，该共和国所需的食品、糖果、人造奶油、鞋子等都从其他共和国调进，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哈萨克斯坦人说，他们的共和国有一半城市没有轻工业企业，顶多有一个面包厂。[15]联盟中央在民族地区建立的重工业企业，按理说，应该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使当地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受益，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把企业的产品、利润全部拿走，各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处置权，这一点，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说得很清楚：“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16]

经济体制的弊端导致民族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引起民族地区干部对国家计委指令性计划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中央没有认真审视经济计划，反而斥责民族干部是地方民族主义。乌克兰党中央反对国家计委的规划，要求把冶金工业集中在顿涅茨-克里沃罗格，而不是俄罗斯的东部，受到斥责。乌兹别克也是苏联的产棉区，政府只准乌兹别克大量种植棉花，不准其种粮。党的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柯德萨什夫反对这样的规划，因为乌兹别克缺粮，但这被指责为闹民族独立，伊克拉莫夫被处决。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族地区的原材料以较低的价格调拨出去，又以高价购进日用品，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虽然从总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数字统计来看，民族地区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不发达，人们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长此以往，就蓄积了对联盟国家的不满，滋生了民族主义情绪。

2·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淆。

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的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17]党代会上宣布，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既然苏联没有民族问题了，为什么还要动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去对待少数民族呢?斯大林有一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民族工作中去，就把民族矛盾也等同于阶级矛盾。他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由此，他将大量的民族矛盾都定性为阶级矛盾。

卫国战争前的1937年，斯大林担心远东地区的朝鲜人会成为日本的间谍，便将其整体迁出远东地区。流放朝鲜人的方式很特别：将他们装上货车，火车开行一段，停下来，丢下一些朝鲜人，再开行一段，再丢下一些人，就这样像撒种子一样，将聚居的朝鲜族拆散。老一辈的朝鲜人至今仍怀念他们失去的家园。卫国战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个别人背叛祖国，投靠纳粹德国(这种现象俄罗斯人也有)，斯大林以此为由，将10个民族整体迁移。日耳曼人从居住地伏尔加河中游迁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北部，该共和国建制在1945年被废除；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迁到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取消；北高加索一带的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全部东迁，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取消；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出，其自治共和国建制被废除；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东迁，其自治共和国被取消。

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少数民族干部遭到大规模的镇压。这些受害者中，有许多都是各民族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州委书记、区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如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维·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被害身亡。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埃赫死于非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州党委第一书记罗维奥、人民委员会主席爱·居林、中央执委会主席阿尔希波夫被枪杀。鞑靼自治共和国鞑靼州委书记列帕、州执委会主席巴伊丘林、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阿布拉莫夫等被枪决。犹太自治州州委书记苏哈列夫、州执委会主席卡尔特利、李别尔别尔格等被捕入狱。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阿·汉德然被贝利亚亲手打死。

民族地区的党组织损失惨重。苏联当局捏造白俄罗斯有一个反苏地下组织，将白俄罗斯一半党员的党证剥夺。爱沙尼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组织局、对外局停止了活动。塔吉克有的区党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1名党员、3—4名预备党员。[19]乌克兰党员总数从1934年的453500人减少到1938年的285800人。格鲁吉亚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644人，其中425人被捕、流放或被枪决。[20]

大镇压也殃及到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格鲁吉亚著名诗人帕奥洛·雅什维里、散文作家贾瓦赫什维里、阿塞拜疆作家沙赫巴兹、哈萨克斯坦杰出作家萨肯·塞福林、鞑靼作家兼科学家加·伊布拉吉莫夫等等……均被迫害致死。他们中有的是本民族的杰出人物，有的是本民族不可多得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大镇压给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给少数民族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抚平的。

3·民族平等与大俄罗斯主义传统并存。

大俄罗斯主义在俄国是有历史传统的。沙皇俄国通过不断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吞并周边的弱小民族，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俄罗斯族是统治民族，其他少数民族是被统治民族，俄罗斯族以征服者的姿态，视非俄罗斯族为“异族人”，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统治。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正视大俄罗斯族压迫少数民族的现状。他始终强调，在苏俄，主要倾向是大俄罗斯主义，而不是地方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大俄罗斯主义。斯大林作为非俄罗斯族，对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予少数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有亲身感受的。他在许多场合也讲过，要同大俄罗斯主义斗争。不过斯大林并没有一以贯之。他在民族工作中第一次表现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具体事例是关于自治化方案问题。斯大林主张建立中央集中的单一制国家。为此，在1922年8月，斯大林主持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同各独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方面都必须执行俄罗斯联邦的指令，服从俄罗斯联邦的指挥。对于这个自治化方案，列宁坚决反对，并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斯大林等人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表示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列宁把斯大林的政策称为彻底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列宁说：“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21]

30年代末期后，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领导众多的俄罗斯族高级干部，他的大俄罗斯思想时常有所表露。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24日，斯大林宴请红军将领，他在祝酒词中说：“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22]斯大林这番话，句句不离俄罗斯人，将多民族国家的其他民族撇在一边，大大伤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他对俄罗斯族的过分褒奖，也与全民族参加的抗击法西斯战争的事实不符。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联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并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实现民族平等，就要发展和尊重民族语言。苏维埃政权早期，为恢复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了大量的工作(前文已述)，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强调发展民族语言对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重要意义。但从30年代末起，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发生了偏差。他在公开宣传上，夸大俄语的地位与作用，将俄语说成是“列宁的语言”、“革命的语言”、“进步语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说：“俄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23]

1938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联合发布《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要求非完全中学(七年制)的毕业生掌握俄语。1938年7月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俄语——苏联各族人民的财富》的社论。在这一政策推动下，许多地方的民族语言发展受到限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俄语取代了本民族语言，学校里俄语课时超过本民族语言的课时。乌克兰语几乎完全从乌克兰社会交际用语中被排斥出去，成了只是农村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语言。乌克兰所有的官方文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法律条文等，一律使用俄语。[24]非俄罗斯族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俄语没有错，但前提是应遵循自愿原则，尤其是不能强制推广俄语，用俄语取代其他民族语言。强制推广俄语，导致少数民族语言受排斥，俄语成为“族际交流用语”，也使少数民族联想到沙皇时期推行的文化沙文主义政策，民族平等大打折扣。

民族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处理得当，民族国家就会增强凝聚力；处理不好，就会使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可以说，斯大林民族政策中的错误引发了一系列民族问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导火索。因此，执政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并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化解民族矛盾。这是我们从苏联解体中要认真汲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范文三：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

杨玲

[内容提要] 斯大林是个民族理论专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继承也有贡献。在他执政的30年中，其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少数民族摆脱了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落后状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他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民族矛盾与阶级镇压手段并用，民族平等与大俄罗斯主义传统并存。这些错误为以后的联盟解体埋下了祸根。

[关键词] 斯大林；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5)02-0113-05 斯大林是个民族理论专家，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问题方面的论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在领导苏联的几十年中，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有了长足发展。但同时，斯大林也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使民族平等原则遭到破坏。理论与实践的背离，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斯大林——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与错误，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无论是在苏联共产党内，还是在苏联学术界，斯大林都称得上是位民族问题专家。最早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写于1901年，最后一篇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于逝世前一年的1952年。据统计，在1901—1952年长达50余年中，斯大林共著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著述150余篇，达50余万字。其中全文专门论述民族问题的著述94篇，部分章节论述民族问题的著述62篇。[1]这可谓著述颇丰。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体系庞大，下面择其要点进行概述。

一、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

1. 民族平等思想

十月革命消灭了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不平等，但并没有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此，斯大林为“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因素，即加进了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 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 ，这是建设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3]而“消灭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条写进了俄共(布) 十大“决议”。

2. 民族自决权问题

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将民族自决权写进了党纲。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涵义，即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他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民族自决权是

“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4]在俄共(布) 十大报告中，斯大林指出：“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5]俄国共产党人提出这个口号，其作用在于为多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打下基础。“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1917年) ，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1917年) 等等，那么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6]

3. 反对大俄罗斯主义

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苏维埃政权继承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才能维护联盟的团结。斯大林作为非俄罗斯族人，对大俄罗斯主义是深恶痛绝的。在俄共(布) 十二大报告中，斯大林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做斗争作为党的“当前第一项任务”提出来：“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这种沙文主义盘踞在我们的机关里，它不仅透进了苏维埃机关而且透进了党的机关，它在我们联邦的各个角落里蔓延着，并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坚决回击这种新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把它连根拔掉(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在培植它) ，就会使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有分裂的危险，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7]他还列举了大俄罗斯主义在俄罗斯共产党员中的表现，“例如吉尔吉斯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8]

4. 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条件

上述理论无疑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精华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斯大林不仅在民族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还是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民族工作者。在他执政的30年中，苏联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少数民族摆

脱了长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落后状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00多个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中共处。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这些失误为以后的联盟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缺陷

1·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苏联成立后，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列宁和俄共(布) 做了许多工作，俄共(布) 八大、十大、十二大专门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俄共(布) 十二大上，斯大林作了《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会议就发展民族经济问题制定了具体措施，如将工厂迁到原料产地的共和国，给少数民族发放低息农业贷款，帮助当地民族建立合作社，开办农业训练班，加强民族地区的水利建设，将国有土地分给当地劳动居民等等。[11] 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斯大林仍然遵循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代表大会上，都专门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从1928年起，苏联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在资金、技术和大型工业项目的安排上，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一五”计划期间，在南高加索联邦、中亚各共和国等地兴建了发电站、铁路、煤矿等基础产业，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如在哈萨克斯坦兴建有色冶金和煤炭工业，有40多个工业企业投产，使其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产，进而成为东部的重要工业基地；白俄罗斯的工业产值在该共和国的经济中占53%；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工业比重迅速上升。有的地区从原始氏族社会或封建宗法制度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五”期间，全苏固定基金增长289%，而外高

加索联邦、白俄罗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固定基金增长均超过全苏的平均数，达到300%—500%。[12]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平均是2.5倍，大大超过老工业地区。

俄共(布) 和联盟中央不仅在经济方面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还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政府派出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先后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13]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

的针织内衣、长短袜等针纺织品。一出一进，这些民族地区吃了亏，自然对联盟的区域经济分工政策不满。哈萨克斯坦盛产粮食和奶牛，但缺少粮食加工和畜产品加工企业，该共和国所需的食品、糖果、人造奶油、鞋子等都从其他共和国调进，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哈萨克斯坦人说，他们的共和国有一半城市没有轻工业企业，顶多有一个面包厂。[15]联盟中央在民族地区建立的重工业企业，按理说，应该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使当地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受益，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把企业的产品、利润全部拿走，各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处置权，这一点，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说得很清楚：“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16]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族地区的原材料以较低的价格调拨出去，又以高价购进日用品，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虽然从总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数字统计来看，民族地区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

轻工业不发达，人们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长此以往，就蓄积了对联盟国家的不满，滋生了民族主义情绪。

2·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淆。

既然苏联没有民族问题了，为什么还要动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去对待少数民族呢? 斯大林有一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民族工作中去，就把民族矛盾也等同于阶级矛盾。他在联共(布) 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由此，他将大量的民族矛盾都定性为阶级矛盾。

卫国战争前的1937年，斯大林担心远东地区的朝鲜人会成为日本的间谍，便将其整体迁出远东地区。流放朝鲜人的方式很特别：将他们装上货车，火车开行一段，停下来，丢下一些朝鲜人，再开行一段，再丢下一些人，就这样像撒种子一样，将聚居的朝鲜族拆散。老一辈的朝鲜人至今仍怀念他们失去的家园。卫国战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个别人背叛祖国，投靠纳粹德国(这种现象俄罗斯人也有) ，斯大林以此为由，将10个民族整体迁移。日耳曼人从居住地伏尔加河中游迁到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北部，该共和国建制在1945年被废除；38.7万多车臣人和9.1万多印古什人迁到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取消；北高加索一带的卡尔梅克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全部东迁，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取消；鞑靼人从克

里米亚迁出，其自治共和国建制被废除；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东迁，其自治共和国被取消。

1939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德国希特勒政府决定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德意志族公民迁往德国，苏联政府表示对此事不设置障碍。德意志人被迫离开祖居地，并且是匆忙的逃难，这对他们来说，不谛是晴天霹雳。经过两次迁移，大约十万德意志人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迁出，作为一个民族的德意志人从这三个国家消失。苏联当局对三国的不满分子进行了清洗，三国被迫害人口总计12.8万余人。[18]1937—1944年间，总共有20多个少数民族，约440万人被强制迁移。 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少数民族干部遭到大规模的镇压。这些受害者中，有许多都是各民族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州委书记、区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如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维·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被害身亡。西伯利亚州党委第一书记罗·埃赫死于非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州党委第一书记罗维奥、人民委员会主席爱·居林、中央执委会主席阿尔希波夫被枪杀。鞑靼自治共和国鞑靼州委书记列帕、州执委会主席巴伊丘林、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阿布拉莫夫等被枪决。犹太自治州州委书记苏哈列夫、州执委会主席卡尔特利、李别尔别尔格等被捕入狱。亚美尼亚中央第一书记阿·汉德然被贝利亚亲手打死。民族地区的党组织损失惨重。苏联当局捏造白俄罗斯有一个反苏地下组织，将白俄罗斯一半党员的党证剥夺。爱沙尼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组织局、对外局停止了活动。塔吉克有的区党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1名党员、3—4名预备党员。[19]乌克兰党员总数从1934年的453500人减少到1938年的285800人。格鲁吉亚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644人，其中425人被捕、流放或被枪决。

[20]

大镇压也殃及到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格鲁吉亚著名诗人帕奥洛·雅什维里、散文作家贾瓦赫什维里、阿塞拜疆作家沙赫巴兹、哈萨克斯坦杰出作家萨肯·塞福林、鞑靼作家兼科学家加·伊布拉吉莫夫等等??均被迫害致死。他们中有的是本民族的杰出人物，有的是本民族不可多得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大镇压给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给少数民族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抚平的。

3·民族平等与大俄罗斯主义传统并存。

义。列宁说：“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 ，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21]

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实现民族平等，就要发展和尊重民族语言。苏维埃政权早期，为恢复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了大量的工作(前文已述) ，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强调发展民族语言对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重要意义。但从30年代末起，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发生了偏差。他在公开宣传上，夸大俄语的地位与作用，将俄语说成是“列宁的语言”、“革命的语言”、“进步语言”。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

说：“俄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23]

1938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 联合发布《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要求非完全中学(七年制) 的毕业生掌握俄语。1938年7月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俄语——苏联各族人民的财富》的社论。在这一政策推动下，许多地方的民族语言发展受到限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俄语取代了本民族语言，学校里俄语课时超过本民族语言的课时。乌克兰语几乎完全从乌克兰社会交际用语中被排斥出去，成了只是农村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语言。乌克兰所有的官方文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法律条文等，一律使用俄语。[24]非俄罗斯族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俄语没有错，但前提是应遵循自愿原则，尤其是不能强制推广俄语，用俄语取代其他民族语言。强制推广俄语，导致少数民族语言受排斥，俄语成为“族际交流用语”，也使少数民族联想到沙皇时期推行的文化沙文主义政策，民族平等大打折扣。

注释：

[1]参见华辛芝、陈东恩《斯大林与民族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斯大林文选》(下)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07页。

[3][5][6][7][8]《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46、47页，第18页，第44—45页，第194页，第32—33页。

[4]《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9页。

[10]《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8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1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09页。

[13]《外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14]果洪升主编《中国和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15]雷吟《社会帝国主义——苏联》香港朝阳出版社1976年版第95页。

[16][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永久中立、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17][22][23]《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21页，第459页，第567页。

[18]《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辑第136页。

[19]〔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

[20]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24页。

[21]《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3页。

[24]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2页。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

[责任编辑：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

范文四：斯大林论民族问

·???? 本文中引用部分均引自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原文，其余的为我个人笔记。

一，民族是什么。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不是汉族的，不是维吾尔族的，也不是藏族的。他是由历史上形成的由56族人民所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道理深刻的反映在社会的本质之中，以至于他经常的反映在人民本能的意识上。

所以那些对妄想出来的独立的大汉民族的崇拜，和对这个妄想出来民族的历史的崇拜，特别是在中国就显的如此的可笑和站不住脚，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理会这种胡言乱语。（当然崇拜其它妄想的独立出来的大什么的民族也是一个道理）

“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民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那种由自由竞争幻想而产生的征服就是一切的思想，如果它有某种机会从这些人的脑呆里掉到地上的话，那么不出一秒钟它就会销声匿迹。因为历史上任何自认为是征服者的首先都是被征服的，被征服的历史远远超过征服的历史，任何用征服建立起来的实际的东西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地利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地利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俄国和奥地利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民族的本质就是这样，当他上升为政治的时候就被国家这一共同体所取代，而当他下降为独立出来的民族本身的时候，便马上被种种的再细节不过的特征所取代。所以单纯标榜民族的伟大绝对不是什么易事，因为无论是“上去还是下来”它都与伟大这个字眼相背。

“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用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既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区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既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份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么北美利坚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坚和爱尔兰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所以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且“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 实际上，任何民族主义的空洞字眼所标榜的“伟大民族”都不能被叫做民族。而真正能被叫做民族的都不可能引深成政治的或者思想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其实很少被提及很难被注意。甚至假如不是因为与国家之一概念混淆，民族这个字眼早就已经被淡忘了。

在近代历史上，只有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期，那些看起来和民族有关系的（实际上恰恰无关）独立出来的政治思想才会起到一定实际作用，而且往往是反动消极的。目的在于用空动的民族主义的字眼，来取代和歪曲阶级斗争的本质。

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就是民族这一概念的本质。因为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反之任何反动的唯心主义对于民族的妄想，都是不彻底而又自相矛盾的。（很明显斯大林是很清楚民族问题的，那些对于苏联民族问题的指责是多么可笑而又不堪一击）

一，什么是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既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

可见，民族主义的民族是应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与真正的意义的民族有着本质区别。真正的民族自古就有，而民族主义的民族只有在近代既资本主义的时代才存在。民族独立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本身就是与民族这一概念相背的。事实上，任何独立民族国家的内部，都是多民族的。美国，英国，法国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要让自古以来形成的民族独立出来，并建立独立的国家，而是要让一定地区的所有民族团结在一个最近形成的统一的共同民族的旗帜下。而实际上为了实现这一点，很多民族都自愿的或被强迫的放弃了本民族的利益。

[???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既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既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他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和杜马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份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旧时期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国家的代表。他们在民族主义时期的情形也和一切处在这样状况的旧时期国家的情形一样。在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实际上是内部潜在的民族国家的矛盾。比如在俄国内部波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间的矛盾，波兰在18世纪才开始并入俄国，这个时候只存在波兰与俄国的国家间的矛盾，波兰民族是作为被统治民族强行压迫进俄国的，被做为俄国内部被压迫的民族之一。而波兰在当时没有办法建立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既脱离旧时期社会制度下的民族压迫，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使这种民族独立成为了可能，作为统治民族的俄罗斯民族为了统治利益，不能容许波兰民族独立出俄国并建立新的国家。所以统治民族血腥的镇压被统治民族的独立运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各民族在民族主义上的相互斗争与革命。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可见，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本身都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事情。一切自古的传统（比如什么东西自古就是某某民族的，某某民族自古就是什么样的等等），一切独立思想的宣泄，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造就的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卑鄙手段而已。民族主义要实现的绝对不是某个民族的全体利益，而是这个民族当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属于一族资产阶级的统一的市场，保护一族资产阶级利益并排挤其他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统治，等等。这就是冠冕堂皇的民族主义口号下的卑劣目的。口头上全民族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全民族的胜利实际上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已。

二，民族运动与人民革命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他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既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去。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去。”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范文五：斯大林民族定义之我见

斯大林民族定义之我见

熊坤新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介绍了人们对斯大林

民族定义所持的不同态度 ,阐述和论证了作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几点看法 ,并在广

泛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给民族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自人类社会出现?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之后 ,人们就开始了对?民族?这一历史现象的观察、思索和探讨 ,因为人们意识到 ,要想正确地理解和认识民族 ,就必须对什么是民族作出合理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之前 ,尽管人们对民族定义作过很多探讨 ,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产生以后 ,斯大林率先对民族定义作了具体界定 ,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国民族理论学界 ,其影响至今仍占主导和优势地位。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非已成了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 ,也并非没有必要再对它进行探讨。事实上 ,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产生以后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我国 ,都不断有人对它加以讨论。笔者认为 ,时至今日 ,这种讨论仍有继续进行的必要。本文仅围绕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它产生后人们对之所持的不同态度及笔者就此问题的思考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欠妥之处 ,敬请学界同仁教正。

一、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对民族和民族问题都非常关注 ,他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论述 ,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但遗憾的是 ,他们都没有对民族定义作出界定。斯大林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学说 ,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 ,首次对民族定义作了一个比较全面而具体的界定。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是 :

首先 ,第二国际于 1896 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 ?: 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但是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提出了机会主义的主张 ,如公开宣扬?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论 ?、民族文化自治?论等 ,并试图以此来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原则。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民族理论?权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施普林格和鲍威尔先后著书立说 ,提出了他们的所谓民族定义并加以论证。如施普林格认为 ?: 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 ? 盟?,是?由一群现代人所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鲍威尔甚至对语言这一最

? 转引自阿拉坦、孙青、华辛芝、齐小平著《: 论民族》,民族出版社 ,1989 年 ,第 32 页。

基本的民族特征也加以否定 ,认为?民族就是相同的性格共同体?。鲍威尔认为民族性格就是 ?一个民族的人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合?,而?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因而?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 ,鲍威尔提出了在他看来无疑是最

? ?完备?的民族定义 ?: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集合体。? 这些完全机会主义的、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出笼后 ,在第二国际内部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扬。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照搬和抄袭 ,以至几乎成了第二国际机 ? 会主义民族纲领的标本。

其次 ,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后 ,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沙皇政府长期实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 ,在本来就是?各民族的监狱?的沙皇俄国 ,民族压迫变本加厉 ;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 ,资产阶级势力迅速增长。在经过长期的工业危机和经济萧条以后 ,俄国开始进入工业高涨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逐渐抬头 ,并日益表现出帝国主义的野心。与此同时 ,沙俄政府所实行的高压政策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 ,以及对各民族的残酷统治 ,无疑也更加激起了被统治民族的强烈反抗。在各个非俄罗斯民族中 ,形形色色的 ?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这样 ,民族问题在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中就上升 ? 到了显著的地位。这种情况也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俄国反动时期发生的屠杀和流放 ,使一些人产生了对革命事业的悲观失望情绪和对共同力量的怀疑心理 ,俄国社会民主党处于思想混乱和面临组织瓦解的状态。加上党内机会主义者气焰嚣张 ,非俄罗斯社会 ?民主党人中间的?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益发展 ?, 以至达到破坏党纲的地步?。一切机会主义派别在民族问题上利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发动了?12 个民族的侵 ? 略?。鉴于如此严峻的形势 ,列宁主持召开了党的中央会议 ,号召?俄国各民族工人坚决反击反动派黩武的民族主义??, 反对劳动群众中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号召?社会民主党工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并鼓动和建议党的其他一些著名活动家也研究民族问题。斯大林于 1912 年底至 1913 年初经过认真准备和思考而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便是为响应列宁的号召而写成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对什么是民族作了界定 ,他说 :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 ? 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就是后来为许多人所公认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

再次 ,斯大林本人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往往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早在十月革命前 ,特别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 ,斯大林无论是在对俄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与剖析上 ,还是在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纲领的领会与阐发上 ,都有独特的见解。他不只是单纯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和主张 ,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采用工农群众容易接受的民族语言 ,深入浅出地加以发挥。在对某些重要原则性问题的认识上 ,他甚至比列宁更早地在文章中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如斯大林于 1904 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可以说是他的第

? 转引自阿拉坦、孙青、华辛芝、齐小平著《: 论民族》,第 32 页。

? 参见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第 65 页。

? 《斯大林全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 ,第 290 页。

? ? 参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第 1 页。

? 《列宁全集》,第 20 卷 ,第 395 页。?12 个民族的侵略?意指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猛烈攻击。

? 《斯大林全集》,第 2 卷 ,第 294 页。

一篇较为全面地论述俄国民族问题的文章。在该文中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某些人所鼓吹的在组织上按民族建党的联邦主义谬论。他认为 ,联邦主义只能巩固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 ,使党成为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从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他说 ?: 现时在

() 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

我们表明 ,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 ,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

? 合在自己的旗帜下 ,所以它将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斯大林提出?党是俄国的党 ,是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政党 ,而不是俄罗斯的党?这一思想比列宁还要早将近一年。另外 ,斯大林关于俄国党是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统一政党 ,关于反对党内联邦主义者按民族划分党的立场和观点 ,不仅反映在其著作中 ,而且体现在其革命活动中。斯大林长期在高加索这个多民族地区领导革命运动 ,经常组织和参加那里的各族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并用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文字起草了《各民族友爱万岁》等传单和小册子。正因为

如此 ,列宁对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工人的联合斗争表示很满意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1905 年底 ,斯大林第一次见到了列宁。1912 年 ,斯大林被补选为党中央委员。同年 12 月 ,斯大林到列宁的流亡地 ———波兰的克拉科夫出席俄国党中央会议时 ,再次见到了列宁。这次会见 ,就如何全

面论证关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问题 ,列宁同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交谈 ,并建议由斯大林执笔写这篇文章。同年底至翌年初 ,斯大林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列宁见到此文后 ,称赞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在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方 ? 面堪称首屈一指的文章。如前所述 ,斯大林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对民族定义作了比 ?较明确的表述。

以上就是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人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不同态度

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后 ,既有人持肯定态度 ,也有人持否定态度 ,还有人主张应对之进行

讨论、修订、充实和完善。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以后 , 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时至今日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认同也仍占主流或主导地位。如我国当代民族问题理论的著名学者牙含章先生在为我国权威性的民族辞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所写的?民族?词条中

指出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他在与崩得分子进行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斗争中为民族而下的科

学定义。这个定义?既适用于现代民族 ,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切民族 ,

? 具有普遍意义?。

?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 ,第 35 页。

?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630 页注 21 。

? 参见阿拉坦等《: 论民族》,第 31,33 页 ; 华辛芝《: 马克思民族理论与当代》,南海出版公司 ,1993 年 ,第 252,257 页 ; 金

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第 65,67 页。

? 有人说 ,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著作最早是在 30 年代被翻译成中文的 ,但在我国学术界逐渐流行则是在 50 年代 ( 参见

) 李振锡《: 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重新认识和修改》,载《民族研究》,1986 年第 5 期。彭英明认为 : ? 斯大林阐述民族完整

定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 ,虽写于 1913 年 ,但直到 1938 年才由张仲实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故中国人

( 接受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最早也在三十年代 ,而广泛传播则是解放以后的事情。?彭英明《: 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

) 步考察 ———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载《民族研究》,1985 年第 2 期。

?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 ,第 303 页。

在我国民族理论学术界 ,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适合于全国所有民族院校统一使用的教

() 材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刘锷、何润编著的《民

() 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由云南大学熊锡元撰著的《民族理论基

() ( 础》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由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主编的《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广西教

) ( 育出版社 ,1988 年,由中南民族学院彭英明主编的《新编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教程》中央民

) ( 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由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撰著的《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 社 ,1994 年,这些有代表性的教科书 ,也都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另外 ,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如在学术讨论中 ,

() 有的学者强调并重申 : 1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关系极为密切 ,是对

()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2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民族 ,也适

() 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 ; 3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普遍原理表现为民族四特征的共同性、时代性、稳定性和一般性 ,这种普遍原理 ,既适用于资产阶级民族 ,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

? ( 的民族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王炳煜、陈凤荣认为 ?: 马列主义的民族定义实指斯大林的

) 民族定义 ———引者不仅适用于过去 ,而且也适用于现在 ; 不仅适用于欧洲 ,而且也适用于中国 ;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民族 , 而且也适用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它具有普遍的意

? 义。?如此等等 ,足以说明斯大林民族定义在我国民族理论学术界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最早

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质疑或完全予以否定的 ,恰恰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诞生

地 ———苏联。早在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 ,曾担任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托尔斯托夫在一篇论述苏联民族学七年规划的文章中就提出 ?: 在殖民地和不久前获得解放的国家里所观察到的民族形成过程表明 ,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传统公式 ,对于亚洲特别是非洲正在产生

? 的民族来说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原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在他所写的《苏共二十二大和苏联历史学家的任务》一文中也提出 ?: 对过去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的四个特征不作本质的修正 ,就不能运用于苏联今天的社会主义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这个公式已经不适用

? ( ) 了。?原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国外亚洲研究室主任刘克甫亦名克留科夫于 80 年代中后期在一次与我国学者贺国安探讨斯大林民族定义时 ,否定的态度很明确。他说 ?: 现在 ,几乎

() 苏联所有的民族学家都认为这个定义即指斯大林民族定义 ———引者有严重的缺陷 ,甚至可以说是阻碍民族理论发展的。斯大林定义的基本缺陷是 : 他所谈论的几个特征 ,完全是并列的、等同的 ,而且‘只要缺少一个 ,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实际上 ,这些特征处于分类学上的不同层次 ,包含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内容 ,根本不能并列。苏联学者提出了把民族形成的条件与民族特征区别开的观点。斯大林所列举的四个要素中 ‘, 共同地域’便属于民族形成的条件。任何一个族体的形成 ,都要有共同的地域作前提。当然 ,除此还有其它的条件 ,例如人们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具体地说 ,主要是经济关系 ,其次是婚姻关系 ,即两种生产。有了这些条件 , 方能形成民族 ,但条件本身绝不是民族特征。所谓特征 ,即是差别性 ,即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同类共同体的独特特点。从这个角度来说 ,把共同的经济生活说成民族特征就不确切。既

? 参见纪闻《: 民族理论要发展 ,要创新 ———第三届全国民族理论讨论会述略》,载《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 ? 王炳煜、陈凤荣《: 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发展和实践》,载《民族研究》,1984 年第 3 期。

? 《苏联民族学》,俄文版 ,1959 年第 6 期。转引自《民族研究》,1987 年第 3 期。

? 《历史问题》,俄文版 ,1961 年第 2 期。转引自《民族研究》,1987 年第 3 期。

然各个民族在地域上不是封闭隔绝的 ,那么经济联系、经济共同性就很难说以民族划界 ,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可能比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多一些 ,但绝不能说一个民族过着不同于其它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因此它不能构成民族特征。说经济联系是形成民族的条件则是确切无疑

? 的。?在这次谈话中 ,刘克甫还特别强调了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族称即民族自我称谓的问题。

当贺国安问及苏联学术界曾就斯大林民族定义展开过热烈讨论后的情况时 ,刘克甫说 ?: 如果说在 60 年代的讨论中还有些人坚持斯大林的定义的话 ,那么现在 ,除了个别搞哲学和党史研

?究的人以外 ,全都放弃了斯大林的定义 ,特别是民族学界。?他还说 ?: 我认为民族学家比哲学、党史研究界对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要深入得多。这一点 ,在近年来的著作中看得很清楚。现在民族学家们提出的各种民族定义 ,一般都不再受斯大林定义的束缚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

( ) () 现在人们所下定义的对象 ,并不限于现代民族 нация,而是指一般的族体 этнос,这一点也

? 是与斯大林不同的。?当贺国安问及刘克甫所理解的民族定义应当是什么时 ,刘克甫回答说 :?下定义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个概念作出正确的说明。我认为大体可以这样说 : 民族是以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婚姻范围等联系为形成条件 ,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点为客观特征 ,而以自我意识和自我称谓为根本要素的一种具有相当稳定

? 性的社会共同体。?1989 年 10 月 ,中国民族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 120 多名中国学者外 ,还有来自苏联、美国、南斯拉夫的一些民族学、人类学专家与学者。笔者作为与会者之一 ,也在会上聆听了刘克甫的发言。在谈到斯大林民族定义时 ,刘克甫进一步重申了他的观点 ,即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既不科学 ,也不全面 ,它仅从民族的四个特征来界定民族 ,并没有抓住民族的本质 ,而且从民族特征来看 ,四个特征也并不全面。他强

( ) 调 ,从真正的科学意义上去界定民族 ,至少应考虑这样几个要素 : 1解释说明民族形成的条

(() 件 ; 2找出民族共同体的区分性特征如民族语言、民族习俗、民族传统文化 ,甚至包括民族的

) () 血缘因素等; 3民族自我意识和自我称谓。并且他认为在这三者之中 ,民族自我意识和自我称谓是民族的本质特点 ,即使民族的其他特征已日渐消失 ,民族自我意识和自我称谓也依然存 ? 在。如中国的满族就是明显的例子。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先生也认为 ,斯大林民族定义 ?这个概念对我们中国来说 ,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指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我们有五十多个民族 ,约有十来个民族全不符合这个条件。如说民族的四个条件缺一不成 ,缺一就不是民族了 ,这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就不一样。如仍抓住斯大林的定义不放 ,实在不符合我们的

?具体情况?。

可见 ,中、外学者中都有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持彻底否定态度的。

当然 ,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后 ,也有不少人认为 ,该定义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价值 , 但并不是完美无缺 ,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 ,仍然有继续探讨的必要。这种观点显然带有总体肯定、部分否定的意思。如熊锡元认为 ?: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滞的 ,而是不断发展的。斯大

林关于民族的定义 ,不能说就是尽善尽美 ,十分完备。我们还可以进行再探讨 ,继续开展争鸣 ;

也不排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另立一说 ,搞一个更好的定义 ,对民族构成要素有我们自己的

? ? ? ? 贺国安《: 刘克甫谈汉民族研究与民族理论问题》,载《民族研究》,1987 年第 4 期。

? 参见熊坤新《: 国外学者探讨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简介》,载《学术动态》,1990 年第 2 期。

? 杨《: 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载《民族研究》,1986 年第 4 期。

? 提法 ,并在表述时力求确切而明晰。?李振锡也认为 ?: 在各种各样的民族定义中 ,最著名、最重要的 ,要算是斯大林所下的定义。从那时起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 ,而它迄今不失其应有

? 的科学价值。但是 ,把它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定义也是不对的。?接着 ,他列举了苏联 50 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各类重要辞书如《苏联大百科全书》《、哲学百科全书》《、苏联小百科全书》等 ,

在解释民族定义时 ,都程度不同地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了修订和改动 ,很少有照搬原话的。李振锡指出 ,除苏联以外 ,在东欧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的有关辞书中 ,也对斯

?大林民族定义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和修订。

可见 ,无论在苏联、东欧各国还是在我国 ,都有不少人不断地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不少人主张应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对其作些修订 ,使其完善。

三、我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几点看法

我从事民族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十多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在民族理论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是无法回避的。正如孟宪范所说 ?: 从某种意义上说 ,民族概念问题是民族学理论研

? 究状况的窗口。?看到不少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讨论文章后 ,我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总的看 ,我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基本上倾向于上面提到的第三种态度 ,即认为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它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包含一定效力适应范围的价值判断 ,是以民族为客体并通过主体验证的理论诠释。因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故它自产生以来 ,在较长的时间内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但是 ,如果用严格的逻辑思维去推敲 ,斯大林民族定义也不是没有破绽或无懈可击的。第一 ?, 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当时仅指资本主义上升

?阶段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而不包括所有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诚如斯大林本人所说 ?: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

? 为民族的过程。?至于我国有些学者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基本上适用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 ,显然是?大大离开了斯大林的原意??, 从而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作了泛化的理解?。究其深层原因 ?, 则是 50 年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领袖的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常常使我们把他们的某一具体结论绝对化 ,把某一具有相对真理性的结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真理?。当然 ,学者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理解上的宽泛化并不是斯大林本人的错。但至少可以说 ,斯大林民族定义并不适用于世界上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民族共同体。而真正的、完整的民族定义显然是应该涵盖世界上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所有民族的 ,对一切民族都应该是适用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 ,其适用范围过于偏狭 ,这本身就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缺陷。第二 ,斯大林民族定义所提到的四个特征 ,从排列顺序上看 ,也缺乏逻辑性。它首先强调的是共同语言 ,其次是共同地域 ,再次是共同经济生活 ,最后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存在决定意识 ,物质先于精神。因此 ,合乎逻辑的排列顺序应该是先有共同地域 ,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空间条件 ,是民族存在的前提 ,舍此 ,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紧接着 ,应该是共同经济生活 ,民族的存在和发展 ,

? 熊锡元《: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载《民族研究》,1986 年第 4 期。 ? 李振锡《: 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重新认识和修改》,载《民族研究》,1986 年第 5 期。 ? 参见李振锡 :前引文。

? ? ? 孟宪范《: 从斯大林民族概念的使用情况看我国民族学理论的发展》,载《民族研究》,1988 年第 2 期。 ? 《斯大林选集》,上卷 ,第 69 页。

除了地域条件外 ,最重要的是经济生活。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 ,每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吃、穿、住、行的问题。正如恩格斯于 1883 年在《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中所指出的 ?: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

教等等 ;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 ,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 的 ,因而 ,也必须由这一基础来解释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无疑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基本原理。尽管民族语言也是民族社会的成员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但相对来讲 ,它的形成和发展仍然是以经济生活为前提的。因此 ,我认为 ,共同经济生活应排列于共同语言之前 ,共同语言当是在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样才更符合于客观生活实际。在共同经济生活之后依次是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第三 ,斯大林认为民族定义中所强调的四大特征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他特别指出 ,把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出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 ,只要缺少一个 ,就不成其为民族 ,只有一切民

? 族特征统统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这种观点未免太绝对化。费孝通先生对斯大林所强调的四个民族特征作了比较灵活的解释。他说 ?: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民族

? 要素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而?这个要素的核心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个

?特征可能比其他的特征在形成和维持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上更见得重要。?不难看出 ?, 斯大林原本强调四个特征缺一不可 ,即四个特征同等重要?,而费先生?却把这四个特征加以区别 ,

? 认为它们的重要性不是等同的。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突破 !?我们知道 ,我国的民族识别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性很强的民族工作。?在民族识别工作过程中 ,我们始终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 ,结合中国的民族实际 ,进行民族识别研究 ,没有生搬硬套前苏联的经验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出自己符合国情的做法 ,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积

? 累了一些经验 ,丰富了有关民族理论和实践。?很明显 ,如果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的理论 ,那么我国的许多民族如满、回、苗、畲等就很可能不会被判定为民族。费孝通先生在总结民族识别工作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 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既不能搬运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标准 ,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征作为研究的入门指

?导。?这句话体现了我国民族学家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改造。这些情况说明 ,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的思想 ,对于我国相当一部分民族是不适用的 ,这就反映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非适用性的一面。第四 ,刘克甫提出斯大林的民族特征只是民族形成的条件 ,这一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虽然我们对刘克甫关于民族定义的重新界定并不完全赞同 ,但他的思路却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

鉴于以上情况 ,我个人认为 :第一 ,斯大林民族定义绝不是普遍适用和完美无缺的。任何个人及其思想都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产物 ,都会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 ,人们对客观事物或客观现象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第 374,375 页。

?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 ,第 62,63 页。

? ? ? 费孝通《: 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

? 孟宪范《: 从斯大林民族概念的使用情况看我国民族学理论的发展》。

? 黄光学主编《: 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 ,1995 年 ,第 369 页。

过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他在继承、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民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而且自提出来后 ,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后不久 ,苏联民族理论界就有人提出要对之进行讨论 ,有人提出要对它加以补充和修改。我国学术界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也有不同的看法 ,这说明它的确是有缺陷的。第二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是完全可以进

行探讨和争论的。对于那些判断和概括得不太准确的结论或定义 ,人们总是在争辩中产生认识上的升华 ,而最终接近真理。真理是不怕被人讨论的 ,就如同人们常说的?真金不怕火炼 ,顽石不怕柴烧?一样。个人对某一问题的认识难免会有局限性 ,而如果许多人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就会开阔视野、互相启迪。苏联和我国民族学界都曾先后围绕斯大林民族定义展开过专题讨论 ,虽然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但从讨论的深度来看 ,人们对民族定义的认识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笔者注意到 ,我国民族理论界对斯大林民族定义除了前面提到的 90 年代以前的几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外 ,在 90 年代以后也还有一些学者作过一些零星的探讨。仅以《民族研

( 究》杂志 1990,1995 年发表的文章为例 ,就有徐杰舜的《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1990

) ( ) 年第 3 期、纳日碧力戈的《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1990 年第 5 期、杨庆镇的《民族的概念和

() () 定义》1990 年第 6 期、何叔涛的《略论民族定义及民族共同体的性质》1993 年第 1 期、纳日

() 碧力戈的《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1995 年第 3 期等 ,都对民族概念即民族定义作了尝试性的探讨。这些文章有的正面触及到了斯大林民族定义 ,有的迂回曲折 ,有的另辟蹊径 ,但都就民族概念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 ,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这也说明 ,对民族定义 () 包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近一两年来有些沉寂 ,但笔者相信 ,这种讨论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而且也应该继续讨论。第三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很有必要进一步修订、充实和完善。除了前面提到的刘克甫的几乎是?另起炉灶?的民族定义外 ,我国也有一些

学者先后作过探索性的修订。如阮西湖先生认为 ,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是共同的民族意识、共

? 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渊源。其中除了?共同语言?外 ,其余三个民族要素都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李振锡认为 ?: 如何进一步修改和明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还是一个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我的修改建议是 ‘: 民族是随着统一地域、统一经济联系、统一文学语言及文化、心理和自我意识的某些统一特点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稳定的社会集

? 团。’?吴金认为 ,斯大林民族定义应修改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由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

? 同经济生活等要求所组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比较稳定的共同体?。纳日碧力戈认为 ?: 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 ,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

? 识为基础 ,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杨庆镇认为 ?: 从人类统一体的角度出发 ,考察民族的特征 ,给民族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 : 民族是人

( ) 类发展到现代人科之智人 Ho mo sapiens阶段 ,由于生活地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产生的 ,具有不同人种特点或相同人种特点、文化传统与心理特点、语言特点、生产方式特点、生活方式特点、风俗习惯特点的 ,稳定发展的或急剧变化的、正在同化或者异化过程中发展或

? 消亡的人类群体。?何叔涛认为 ?: 民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区分的人们共同体 ,同时又是具有

? 参见阮西湖《: 关于民族形成的几个理论问题》,载《民族研究》,1986 年第 5 期。 ? 李振锡《: 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重新认识和修改》。? 吴金《: 我对民族概念问题的一些理解和意见》,载《民族研究》,1986 年第 5 期。 ? 纳日碧力戈《: 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载《民族研究》,1990 年第 5 期。 ? 杨庆镇《: 民族的概念和意义》,载《民族研究》,1990 年第 6 期。

凝聚力的利益集团。最初的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崩溃的基础上形成 ,但却丧失了氏族部落制度的社会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原有民族分化瓦解重新聚合的情况下 ,不断有新的民族产生和发展。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民族才能通过融合走向消亡。构成民族的要素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标志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 ,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性和大致相同

的经济模式 ,以及建立在共同经济文化生活基础上并受到族际关系所制约而强调共同起源、反

? 映共同利益的民族感情和自我意识。?这些意见都经过学者们的认真思考 ,见仁见智 ,虽然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取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但却体现了学者们在民族定义问题上最宝贵的探索精神。笔者坚信 ,这种探索到目前为止还远未结束 ,它必将持续下去 ,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反复认识、反复推敲、反复探索的过程 ,并在探索中使民族定义得以逐步修订、补充和完善。这

是符合事物和人们思维的发展规律的。

在这里 ,笔者也不揣冒昧 ,试着给民族下一个定义 : 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以共同地域为基础、以共同经济生活为条件、以共同语言为纽带、以共同心理素质为内在凝聚要素 ,并具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习俗、共同族称和共同族体意识以及共同血统因素等特征和特点的既稳定又逐渐发生变动的人们共同体。需要强调说明的是 :第一 ,笔者所下的这个定义 ,也是在广泛吸收了他人研究成果包括斯大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二 ,笔者之所以把?共同血统因素?也作为民族构成的?因素?之一 ,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族籍仍然是按一定的血统关系来确定的。譬如 ,父母属于哪个民族 ,他们的子女也必定属于那个民族 ,即便是通过族际婚姻而生的子女 ,也必须在父母所属的民族中选定一个民族 ,决不可以任意挑选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民族头衔?来戴在自己的头上。有些自称是生活在族际文化交融中的?边缘人?,也无法摆脱或甩掉其?原生民族?的帽子。可以说 ,世界上绝对找不出任何一个完全脱离民族或超越民族的人。尽管民族是在打破了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 ,但在实际生活中 ,任何一个民族成员的族籍都是以父母的血统关系来确定的。因此 ,在民族概念中 ,完全排除血统因素 ,是无法解释以上问题的。当然 ,这只是笔者的一管之见 ,欢迎大家进行讨论。

最后 ,我想引用孟宪范 10 年前有感而发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 我国民族学理论的贫弱不在于我国学者理性思维能力差 ,而在于我们在要不要发展理论、敢不敢发展理论、怎样发展理论的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迷误 ;民族学界不是没有才华横溢的学者 ,而是种种误解和

?重重禁区束缚着学者才华的发挥。我们无需妄自菲薄 ,更不要作茧自缚。?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 he social backgro und t hat has caused t he

emergence of Stalin’s definitio n of et hnic gro up o r natio nalit y ,brief s o n people’s vario us

at tit udes towards Stalin’s definitio n ,expo unds and p roves t he aut ho r’s ow m viewpoint s

to Stalin’s definitio n ,t hen p ut s fo rward a definitio n of et hnic gro up o r natio nalit y o n t he

basis of abso rbing t he o2t hers’research result s broadly.

()熊坤新 ,副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 何叔涛《: 略论民族定义及民族共同体的性质》,载《民族研究》,1993 年第 1 期。

? 孟宪范《: 从斯大林民族概念的使用情况看我国民族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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