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天下为公”的来历

读

史

札

记　

二 。一 。年 第五 期　

至 于许 指 严 笔 下 关 于 袁 世 凯　

人 如 汉 宣见 霍 光 ，一 时 芒 刺 在 背　 辟称帝 ，最热心者是其 长子袁 克定 ， 　

也 。” 袁世 凯的 干 儿子 陈 宦经 百般　 所谓芸 台公子 ； 而反对者则有袁世 凯　 私 生 活的 大肆 渲染 ，囿 于时 势 ， 　 多 任 大 逢 迎 终被委 以重 任 ， 面对反 袁 声 后 　 的两个弟弟 ， 有一个其死 党袁乃 宽　 穿 凿 附 会 。 意 污 蔑 ， 可 一 笑 置　 还

浪竞 临 阵倒 戈 ，让 袁 五 内俱 焚 ， 几　 的儿子唤做 不 同者 、 二儿子袁克 文世　 之 。有 无耻 文人 考证 说 ， 世 凯 乃　 袁 也是反对袁称　 袁 崇焕后 人 ， 当年 袁 崇焕 因皇 太极　 乎 发 疯 ， 于一 命 呜 呼 ， 陈 最 终　 人 称之 为寒云公子者 ， 终 而 也 隐忍潜踪 ， 沪上郁郁 而终。 在 　 帝的一员。袁世 凯一意孤行 ， 最终弄　 离间计 而屈 死 ， 崇焕说 ：我 死 于　 袁 “

根据许指 严的说 法 ， 州瘦 西湖　 了一场 ８ 天的 闹剧 而凄然落幕 。寒　 清 ， 扬 ３ 多年 后 ， 清必 亡 于袁 。 ” 种 不　 这

尚留有 其 园林 的徐 老虎也 是被 袁世　 云公子在 杨度 等人 鼓吹恢 复 帝制最　 经之 论 ， 只有 一些 中 国文人 能 想　 也

曾到安 阳袁 林一　 凯暗杀的。徐 老虎为一介 武夫 ， 　 兴 高采烈 的时候 ， 开在《 细亚 日 得 出来 。 多年 前 ， 出身 公 亚 　

绿林 ，当年 为讨好 两江总督 端方 ， 急　 报 》上刊发 一首 诗 ：乍 着微棉 强 自 游 ， 袁 林 残破 简陋 ， 无 可观 ， “ 　 但 几 唯　

于捕 杀革命 党人 ． 竟然派人 到 日本卧　 胜 ， 阴晴向晚 未分 明。南回寒雁掩孤　

一

些不伦 不 类之 人俑 。袁世 凯坟前　 德 国造 大铁 门 虽锈 迹 斑 斑 ， 颇　 仍

底 ，欺瞒革命 党人到扬 州一 网打尽 ， 月， 　 东去骄风黯九城 。驹 隙留身争一　

一

手段之 阴险令人发指 。 我去年在 旧金　 瞬 ， 蛩声催梦欲三更 。绔｝ 令高处多风　 有威 仪 。如 今 旅 游 大兴 ， 有 曹操　 又

山唐人街上 ， 猛然想起黄远 生死 于此　 雨 ， 莫到琼楼 最上层。” 此诗 甫 出， 传　 墓之 发 掘 ， 必 袁林 也 会 整修 一 新　 想

地， 而许指严认为黄远 生之死也是袁　 诵一时 。 据说 ， 兰芳 与芸台、 梅 寒云均　 吧 ？袁 家骝 、 吴健 雄 生前 也都 多次　

相交。 　 世 凯所主使 。有意 思的是 ， 袁世凯复　 相熟、

到 袁林 扫墓 。 　

●文

史

拾

零　

“ 天下为公 ” 的来历 　

南京 中 山陵是 伟 大的 民主革命 先行 者孙 中 山　 先生 的墓 地 ， 海 内外 华人竞 相 瞻仰 的地 方。 是 　 了 ，考虑 到

当时正值 孙 中山在 上 海思考 著作 时期 ， 　

又在 五 四运动 大 背景 下 ， 因此 ， 这应 该是 真 正的“ 天　

下 为公” 幅题 书。 首 　

有人到 了中山陵， 一到博爱坊 ， 以为是陵 区 就 　 了， 其实不然。穿过博爱坊 ， 完四百多米的墓道 ， 走 　 到 达 陵 门的 时候 ， 算到 中 山陵 的 陵 区 ， 就 是 陵　 才 也

墓 的主体部 分 。陵 门 ， 中 山陵陵 区真 正的 大 门。 是 　 瞻仰 过 南 京 中 山陵 的人 ，常 注意 三 个 拱 门 当 　 中， 南面的 三个 门， 有梅 花 空格 紫铜 双扉 ； 面 三　 都 北

一

，

１２ 年 ５月 １ ９３ ４日， 我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　 著 名 导演黎 民伟 三兄 弟在香 港创 办 了一 家民新　

影 片公司， 先后拍摄 了《 香港风景》 等记 录片， 　 特别 是 为 广 东革命 政 府拍摄 的新 闻影 片《 中国国 民党第　 次 全 国代表 大会 》 ， 为极 其珍 贵 的 历 史文 献　 等 成

一

个门， 则仅 有 门洞而 无 门扉 。 南面 中 门的上方 ， 镶有　

一

资料 。 　

方石 额 ， 刻“ 上 天下 为公” 四个金 字 。这也 是孙 中　

“ 天下 为公 ” 是 一 句古语 ， 本 指君 位 不 为一 家私　

孙 中 山为 了鼓励 这位 早期 青年 电影 工作 者 ， 亲　

笔 为 他 写 下 了下 面 的 题 词 ： 　

山先 生的手迹 ， 端庄 朴 实， 雄迈 俊 逸。 　

民伟 先 生嘱 ： 　

天下 为公　

孙 文　

有 。 礼 记 ? 运》 ：大道之 行也 ， 下为公 。 孙　 据《 礼 云 “ 天 ” 希旦 集 解 ： 天 下为公 者 ，天子 之 位 传 贤而不 传子　 “

也 。 而孙 中山先生借 用 “ 下为公 ” 为对“ ” 天 作 民权 主　

１２ ９ ９年 ５月 ， 南京 中 山陵竣 工 时 ， 中山先 生　 孙

义” 的解释 ， 明政权应 当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中 说 孙 　 山先 生平 时 也很 喜 欢将 “ 下 为公 ” 天 四个 字 书赠 友　 人 ， 实， 其 在他 的一 生 中 曾 多次题 书“ 下为 公 ” 天 送　

人 。 曾有说 法 ， 为孙 中山先 生首 幅题 写该 四 字是　 认

这 一题词 被镌 刻在 石坊 上 。半 个 多世 纪 以来 ， 中山　

陵 陵 门的这 方“ 下为公 ” 天 的石 额 ， 曾使 多少谒 陵 者　

和 游人 崇敬 注 目， 连 忘返 ， 流 它唤起 人 们 对孙 中山　

先 生这位 “ 民总统 ” “ 民公 仆 ”历 历往 事的 回　 平 、人

在 １２ 年时题予新加坡一 家华文 日 但事实上， ９１ 报。 　 孙 中山在 １ １ 就 为复旦 学 生题 书 “ 下 为公 ” ９ ９年 天 　

忆， 对启迪 人们 的 思想 ， 舞人 们 的精神 ， 鼓 净化人 们　

的感情， 具有深远意义。 　

（ 王洪生） 　

范文二：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西安三泽企业总裁杨勇的教育情结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西安三泽企业总裁杨勇的教育情结

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从摆地摊起发展到如今一家涉足电子IT、教育、房地产、装饰、应急管理的全资性企业集团;

他，是一个优秀的民主人士。一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奔波服务于文化教育事业;

他，有一个解不开的教育情结。从义务支教山区、捐资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师生、帮助大学生就业，到如今的扶持大学生创业、规划商学院蓝图，他从未放弃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支持，即便是在自己最低落的时候。

他就是三泽企业总裁杨勇。

感念善举 义务支教山区

杨勇出生于1975年，祖籍义乌。当年，他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响应“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主动放弃在北京工作的机会，申请来到山西省长治市。杨勇就出生在“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的这片热土上，感染于大量知识分子如火如荼建设祖国的热潮中，熏陶于父母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强烈的责任感中。

在外人看来，或许杨勇的一生便会定格在读大学、工作、安家立业的常规轨道上，无忧无虑、一帆风顺。然而，对于不安于现状，喜欢冒险和思考的杨勇来说却亲自打破了这个轨道，选择了进技校学一门技术。1993年，年仅18岁的杨勇从技校毕业迈入社会，作为一名工人被分配到山西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工程勘察院水井处工作，端上了铁饭碗。

勘察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现场都是在偏僻的乡村或自然环境恶劣的山区。在这里，他目睹了山区的贫瘠和愚昧。杨勇回忆说，当时他作业附近的一个乡村，生活条件恶劣，游手好闲、坑蒙拐骗的村民很多，村子里也没有正规的学校和老师，识字的人没几个。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却有一位本可以随儿女安逸生活的七旬老人，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来给本村的几十个孩子做教室，并自任教师。村落里，一间破落的土坯房间，一个古稀老人挺着不算硬朗的身子，一遍遍的教着几十个孩子们认着一个个方块字??这样的场景震撼了杨勇。他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思考起了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干什么,怎样活才更有意义,是为他人而活还是恣意而活,

从那时起，杨勇一边工作一边义务给这所学校的孩子上课，成了一名兼职支教老师，并且从自己每月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大部分帮助孩子们。

“那个地方严重缺水，有一天，一个孩子拉我做游戏，我看到这个孩子皲裂的手上满是黑垢，就数落了他几句，说他为什么这么脏。结果第二天天刚亮，这个孩子敲开了我宿舍的门，出现在我面前，伸出红通通的双手，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问道，‘老师，你看我这样行不行,’霎时，我的眼泪下来了，我一把搂住这个孩子半天没有说话。没想到，我无心的一句话，竟然对孩子有这样大的影响。孩子的这双手至少在水里浸泡了两三个小时，虽然还不是很干净，但却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的心弦深深地被触动了。”

孩子们的粗鲁和无礼，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山区的愚昧和无知，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孩子们都像一块块未经雕琢的玉石，正在等待精心的雕琢，村民也正在等待文明和科学的教化。如果从这些孩子们抓起，培养他们的能力和个人素质，塑造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那么这样一代一代下去，是不是可以改变这个村子的整体面貌,想到这，杨勇激动了，对义务支教也由当初感性行动升华为理性认知。他就像灵魂的塑造师，开始用自己的言行积极地影响这些孩子们。渐渐地，孩子们开始注重个人卫生，脸不再黑乎乎，衣服不再脏兮兮，也懂得了礼貌，当自己跌倒了别人扶起时懂得了说谢谢??

曲线支持教育 走自主创业道路

而当时另一件事也深深地影响了杨勇。

杨勇所在的“引黄”工程工地上，一台打隧道的德国设备坏了，工地上无人能修好，而请来的德国工程师三五下却搞定了。对方的工资很高，其中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工资竟然是一个小时80美元，而杨勇当时的月工资是64元人民币。“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大家同样工作一小时，收入却相差2000倍。”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杨勇:为什么这样的技术问题我解决不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工程既要依赖他国的设备又依赖人才,长此以往中国会面临什么境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哪,怎么样才能缩小差距超过他们,

杨勇开始对目前的现状不满起来了，以这种方式改变山区农村教育落后的面貌太微不足道了。站在大山的顶处，向四周望去，这样的山区农村太多太多。从那以后，杨勇的情绪便有些低落，内心因无法帮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脱离贫困而备受煎熬。

有亲友说，你只是一个人，你的力量只能教这20多个孩子，而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就可以聘更多的老师来教更多的孩子。这个提议让处于思想煎熬中的杨勇茅塞顿开。他萌生了建100所希望小学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顾领导、同事、家人的劝阻，破釜沉舟，到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缺乏资金和经验的杨勇，找舅舅们借了3000元钱，从点滴起，开始摆地摊、包柜台、开商店，一边工作一边刻苦学习各种知识。由于杨勇注重观察市场，懂得思考受众需要，善于学习，几个月下来，不仅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还积累了很多经验。

“没有经验，可以从小生意一点一点学习，不断摸索、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杨勇说。

每次去进货的路上，杨勇在火车上的小角落一蹲就是五天五夜，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有个座位坐上一会就觉得很开心了。在外面常常会因为舍不得吃，饿到眼冒金星。即使这样，杨勇始终也没忘记自己创业的初衷。每当夜深人静，山区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时常会闪现在眼前，而德国技术人员趾高气昂的姿态也会浮现在脑海中。

他觉得这样的速度太慢了，必须得走出去。“出路出路，走出去才有路。”于是，1995年，杨勇来到西安，依托于西安丰富的科技文化资源，联合了30多个教授、工程师、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研发出了传感器，与大哥一起经营西安天立技术传感研究中心，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2001年，他创办了西安三泽电子有限公司。

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释义为“天地人之道也。”《老子》一书中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泽”，滴水成溪，汇聚成海，泽天泽地泽民。不愧于“三泽”这个名字，杨勇带领三泽人同心协力，将三泽电子有限公司由一“生”二、三，陆续“生”出西安三泽实业有限公司、西安三泽房地产有限公司、陕西三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西安特瑞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陕西福邦科技有限公司、中机国际(西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汇聚了电子电力、教育培训、IT、楼宇智能、应急管理、房地产开发等行业，成为一个现代化多元化的产业集团。

在这些年中，杨勇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一口气从早上七点忙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忽然想起一整天还没有来得及吃饭。熬夜更是常有的事，几乎每晚都是抱着书睡着的。“别等太阳已经高挂，才进入今天;别等花已凋谢，才来珍惜;别等机会远去，才来痛心。懒惰，只会空白我们的少年头，错过播种和收获的季节??”杨勇在心里时常这样提醒自己。

加入组织延续教育梦想

在创业的过程中，杨勇始终没有忘记创业的初衷，每年零星地资助几名到几十名的贫困中小学生，并一直寻找机会建立希望小学。当积累一点资金后，杨勇投身去做这件事情时，才发现事情比他想象中的要困难的多，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要与建立希望小学有关方面的部门和人员打交道是有一定困难的，最重要的是遭到了别人的怀疑和误解。有时候，拿着钱去建希望小学，最后竟然无法执行。

杨勇感到心里的一团火被冰雪扑灭了，创业的热情和实现理想与抱负的决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正在杨勇迷茫彷徨之际，遇到并加入了一个对自己影响至深的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具有远大志向、心系天下的爱国之士，他们的理想与杨勇的志向激起了共鸣，杨勇奉献教育、传道的定位也更加清晰。在民进组织的帮助下，三所汉中佛坪山区“民进三泽希望小学”很快就建成，于2004年9月1日顺利竣工并投入使用。至此，承载杨勇十年的梦想终于开始付诸现实。此外，杨勇还在西安市雁塔区总工会设立了“三泽助学金”，每年资助60名贫困学生上学。多年来通过各种途径共资助了1280名贫困大中小学生。

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开始他们崭新的人生，杨勇感到很欣慰，“这些年的辛苦值了。不过前面的路还很长，未完成的事还很多。”杨勇为了建100所希望小学的目标，又继续奔波。

随着国家对希望小学政策的改变，杨勇建设希望小学的使命也告以段落。但他改变山区教育的志向没有变。在实际的工作中，杨勇经过调研考察，发现一些落后地区的师资极其薄弱，于是全身心投入到改善师资力量中来。他为自己确立了资助1000个教师的目标，并倡议发起成立“西部落后地区师资改善基金”，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能同自己一起为西部的教师做点贡献。他在倡议书中曾写道:“西部不是西部人的西部，它是整个中国的西部，西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受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西部贫困地区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一直步履艰难，振兴和发展西部贫困落后地区教育事业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鱼 全力扶持大学生创业

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大量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与此同时，国内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大学生因对未来失去信心而自杀的事件。这让杨勇感到十分沉重和痛心，“我们不能让本不富裕的家庭再‘因学反贫’”。于是他积极投身于帮助大学生就业中，奔波于各大院校为大学生做就业指导讲座，义务为大学生辅导和规划职业生涯。

然而，做了一年以后，因为个人的力量太有限，效果并不好。就在这时，河北一女大学生因不堪就业压力自杀身亡，留下了一本密密匝匝近10万字的日记，字里行间记录着一个当代大学生走上不归路的心路历程。这让杨勇在痛心的同时陷入了新的思考——如何解决好大学生的就业。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帮助一个就业者可以改善一个家庭，而帮助一个创业者却可以解决一大批人的就业，以创业促进就业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摆脱困境。

于是，迎着国家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杨勇投入到扶持大学生创业中来，他出资2000万设立“三泽大学生创业慈善基金”，在西安市慈善会的领导下成立了西安慈善大学生创业园。“只有非营利的、公益的，才能惠泽更多的创业者。创业园是一个由先行的创业者带动，由年轻的创业者推进共同建设的创业乐园，是一个大学生创业者朋友的资源体、信息体、友谊体和互助会，创业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创业园面向‘有理想、有道德、有爱心、有能力、有共同价值观’的优秀大学生创业个人、创业团队及创业企业，旨在为其搭建最具成长性和发展力的创业平台;为社会培养最具进取心和推动力的创业企业;为中华民族培育最具责任感与公益心的创业精英～”杨勇说。

自创业园成立起，杨勇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园区。他经常与创业者座谈交流，关心他们的经营发展状态，为刚走上创业路上的年轻创业者诊断指导;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创业者;又常常在创业者发展遇到瓶颈时为他们支招，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创业者拓展人脉，洽谈商机。杨勇不仅是他们创业路上的领航者、帮扶者，更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灵魂导师。杨勇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思想精华倾囊相授，告诉他们为人处事的道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民族精神。

汇聚更多力量打造公益商学院

如今，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帮助下，经过三年多的悉心培育，西安慈善大学生园已吸纳了89家创业企业，带动就业人数1228人，形成了一整套专为初创、小微大学生创业者服务的体系。“以目前这种帮扶模式发展下去的话，只能实现10年帮助1000个创业者的目标。但怎样才能以更快的速度、更有效的方式帮助更多的人呢,”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考察交流，杨勇着手于规划和打造公益的商学院。“中国不缺企业家，缺的是培养企业家的摇篮，更缺的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精神以振兴祖国为使命的企业家的摇篮。而我所设想的商学院是针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初创企业和大学生创业者的商学院，它的使命在于培养具有民族进取心和责任感的商业精英和经济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以此来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自己19年来不改初衷，热心教育，投身慈善的行为，他

引用了思想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话——“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杨勇说，我希望自己是一粒种子，能让爱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开花;我希望自己是一滴水，能汇聚更多的水源和力量，最终汇聚成江河湖海。我相信，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灿烂美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天地就会更加温馨和谐。

让爱心永存，让爱不断传递，让生命更有意义～

范文三：探究 |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是为谁而写？

黎民伟：天下为公的国片之父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韩晗

在近代广东文化产业史的群星中，有这样璀璨的一颗——

他原籍广东，出生于日本，曾是“同盟会”成员，资助过黄花岗起义，提出“电影救国论”名震海内。民国成立之后，他弃官从艺，积极将“电影救国”投身实践，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蔡公时》与《勋业千秋》等一系列政治纪录片，抗战时更因冒死拍摄的纪录片《淞沪抗战纪实》获得无上声誉，被电影史学界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近代广东电影史的领军人物。因为当时港英政府的迫害，他不得不将摄影公司设在广州西关。筹备巨资所拍摄的电影《胭脂》、《木兰从军》在当时都颇具影响，成为当时具备世界水准的“大片”，使其一跃成为“民国四大导演”之一。

他的中年、晚年时期曾两度定居香港，他是将电影带入香港的第一人，因为他在纪录片领域里的地位，著名画家高剑父曾赠送其“国片之父”的匾额。他病逝时这个匾额曾高悬于灵堂之上，短短四个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黎民伟（1893-1953），早期电影开拓者，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先驱之一，有“香港电影之父”之称

当然，之于他而言，一生中所获得最“牛气”的题词当是一九二零年代国父孙中山先生赠给他的墨宝：“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成为了孙中山先生毕生最负盛名的题词之一，曾被镌刻在南京中山陵的正门上，并视作“中山精神”世代流传。

他毕生只爱两个词：一是革命，一是电影。

他的名字仿佛见证了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史的特点：一部波澜壮阔的近代文化产业史，恰是无数个黎民百姓所造就的巍然伟业。

没错，他叫黎民伟。

一

晚清热爱政治的都市文化人有，但是不多，至于像黎民伟这样愿意用道具箱装枪支支援黄花岗起义的人，应该只有一个。因为这种事情一旦败露，就是株连九族的死罪。

他此时有三个身份：同盟会会员、香港第一个话剧团体“清平乐白话剧社”的负责人与一家米店的老板。

用一位电影史研究学者的话说：第一个身份是信仰，第二个身份是爱好，第三个身份是谋生。

这三个身份似乎与一个少年的身份不相符合，但十八岁的黎民伟却全都拥有。

大约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季，我在中文大学山道上的公寓里，偶然读到这段史料，不禁为黎民伟而感叹。十八岁的少年，竟然已经决定要做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家——而且他也这样做了，这成为了他的成人礼。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1913年，孙中山派遣昔日同盟会香港负责人、曾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的陈少白来香港，邀请黎民伟“北上参政”。面对高官厚禄，黎民伟摇摇头拒绝了，他决定做一个靠本事吃饭的电影人。

完成这次华丽的转身的黎民伟，不过二十出头。而且他还写下了“电影有关扬善惩恶、移风易俗之功，可以作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之用”的警示名言。

这真令我这个三十岁的人汗颜。

就在这一年，一个名叫本杰明·布拉斯基的美籍俄裔电影经纪人拜访了黎民伟，他是“上海亚细亚电影公司”的创办人，想和有着电影梦的黎民伟合作拍一部电影。

▲黎民伟与黃宗霑

在艺术与政治之间，黎民伟毅然选择了前者。还是这一年，黎民伟将“清平乐白剧社”改组为“人我镜”剧社，并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清平乐白剧社”，意在“扫平满清”，这当然是黎民伟的创意。只是1913年乃是中华民国三年，清廷早已退位，剧社改名，也是情理之中了。

艺术史界公认，1913年是世界艺术的重要转折点。

法国历史学家弗洛里安·伊利斯曾如是描述：“1913，如鲜花怒放、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一年，而堕落的种子已悄然萌发。在文学、艺术和音乐方面，所有的极端情绪都在肆意燃烧自己，仿佛再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被国际战争、跨国贸易与独立革命运动一起卷入到全球化的现代中国，艺术家们当然不甘示弱，纷纷在现代艺术的旗帜下汇集。就在这一年，另一位广东人郑正秋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

黎民伟并不知道就在离他咫尺之远的附近，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已经问世。毕竟他所拍摄的电影投资极少，根本谈不上和谁竞争，布拉斯基仅仅只是提供一些设备而已，而演员只有三人——他的哥哥黎北海、女友严珊珊以及黎民伟本人，黎北海担任导演，黎民伟负责编剧，因为演员人手不够，竟由黎民伟本人反串饰演庄子的妻子。

这种近似于“自娱自乐”的演出，当然不可能指望有票房，甚至连公开放映的机会都几乎为零。但就是这部电影，奠定了香港电影日后发展的基调——戏曲与电影的混合。

在《庄子试妻》中，大量的粤剧表演被搬上荧幕。形成了中国传统舞台文化产业与现代视听文化产业在形式上的对接，为后世香港电影的发展奠定了风格。从此开始，粤剧成为了香港电影中的一味必不可少的“调味剂”。1923年，黎民伟兄弟成立“香港民新电影公司”，准备在香港大干一番。

可惜的是，黎民伟的梦想伴随着大时代的风起云涌，不得不戛然而止。

一九二零年代，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讨伐英美列强扶持的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自然对于国民党元老黎民伟又怕又恨，生怕他借此机会在香港“二度革命”，于是港英政府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把黎民伟兄弟“驱赶出港”了。

这次的被迫离开香港，看似是一场政治迫害，却在不经意之间成全了黎民伟，成全了广东近代文化产业史，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黎民伟和林楚楚合作《复活的玫瑰》(1927年)

二

老广州人有一句话：食在广州，味在西关。

笔者认为，西关之味，更在于它值得回味的历史沉淀。

西关是广州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它原属于康有为的家乡南海县，即今天的荔湾区。宋元明三朝，西关因鱼虾交易而闻名南粤。

但自康熙年间开始，珠江畔的“十三行”始有对外贸易，太平军兴之后，恩宁路的“八和会馆”（又称“吉庆公所”）成为了中国舞台文化产业经纪机构的先驱；而沙面的租界区又给广州带来了舶来的都市文明；“上下九”的书画古玩市场与晚清文人墨客云集的荔湾湖逐渐丰富了西关的文脉——这些历史风景均在“西关”地带，因此西关自然也成为了近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起点与外贸外事的南方重镇。

黎民伟被迫从香港回到广州，他将西关首选为电影拍摄场地。

正如前文所述，西关虽有粤剧的早期产业化，但无电影拍摄。

1924年，电影已经进入中国十余年，在另一个开埠口岸城市上海，电影制作、放映业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准，且在亚洲居于领先地位。但之于广州而言，电影拍摄、制作仍然几乎为零。

黎民伟决定：以西关为中心，让广州拥有自己的电影业。

近代广东电影史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虽然都是“五口通商”之城，但当时的广东却与上海不同。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它被租界的“工部局”、青红帮的“上海总商会”与国民政府的“上海特别市政府”三家不同的机构同时控制。

正如古希腊人所说，一个奴隶如果有三个主人，它便是自由人。

上海的文化、经济、贸易便在权力的真空地带疯狂发展，市场的自由度达到极值，商业化的文化人远离政治，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却成为了“兵家必争”的华南政治中心，孙中山、陈炯明、陆荣廷、陈铭枢、陈济棠等各班人马风起云涌，北伐中心黄埔军校便设在广州，如此亲近政治的是非之地，黎民伟想在这里做出上海滩或香港的市场化电影，几乎不可能。

中国艺术理论有一句话，叫“穷而后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越是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开出的花，则越绚烂。”

当时的上海，当然是非常适合电影业发展的沃土；而当时的广州，在许多电影人看来可以说是“恶土”，黎民伟偏偏选在这里。

我想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看重了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州的外贸外事毕竟比上海要早数百年；二是他毕生的革命信仰，他要用自己最擅长的电影艺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沙漠里这朵鲜花，正在预谋着如何绚烂绽放。

▲孙中山先生赠黎民伟书法

纪录片！

现在已经没有史料（包括黎民伟的日记）来证明，黎民伟如何选择了这样一种电影模式。人类最早的纪录片，是1922年拍摄完成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这部纪录片拍摄了哈德孙湾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被看作是人类进入纪录片时代的开端。

早在1923年，客居香港的黎民伟便远赴日本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但这部纪录片只是他“临时接活”，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

1924年1月，黎民伟又拍摄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这部纪录片赋予了黎民伟卓异的艺术灵感。当他定居广州之后，他以孙中山为中心，以政治纪录片为艺术追求，当之无愧成为了中国纪录片之父。

要问黎民伟拍摄了多少纪录片？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据不完全统计，应有《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廖仲恺先生为广东兵工厂青年工人学校开幕》、《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等数十部之多。

孙中山先生病逝之后，黎民伟又专门制作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全片长达一个半小时，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所有纪录片镜头的集锦，为一代伟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那么，黎民伟哪部纪录片最精彩呢？

这个问题，电影史研究界一直有争论，但无定论。笔者认为，黎民伟最精彩的两部纪录片，一部是为抗日烈士蔡公时拍摄的纪录片《蔡公时》，从片名就能看出来，这部纪录片不但内容与时俱进、弘扬抗日，且不再是先前简单的会议、阅兵与典礼记录，而是有着一定艺术手法的纪录片，可以说是黎民伟在纪录片领域的成熟。

拍摄《蔡公时》时，蔡公时已经在济南牺牲，人死不能复生，怎么办？黎民伟灵机一动，请酷肖蔡公时的演员邢大同出马，复原蔡公时生前宁死不失节的壮烈场景，并在当中穿插当时的新闻片，从而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影片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经常看纪录片的朋友应当知道，黎民伟首创的这一“复原场景”的拍摄技法，在当下国内主流纪录片的拍摄中仍广泛应用。

▲蔡公时（1881—1928），江西省九江市人；早年以讲学为名，宣传进步民族思想，后去日本学习，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

三

作为广东人的黎民伟，在广州实现了他的两大理想：革命与电影。

凭借着在家乡打下的基础，他将“民新电影公司”开到了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拍摄纪录片出身的黎民伟，在骨子里并不热衷于都市霓虹下的“摩登时代”，而是渴望用电影的手法来记录历史、启蒙民众。

因此我认为，革命者、电影人这两个身份，一直在黎民伟的精神世界里“打架”，多数时候，“革命者”这个身份占了上风。所以在1949年之后，官方修订的中国电影史里对于民国电影导演，总体评价不太高，唯独对黎民伟以“电影工作者”称之。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纪录片导演却难以成为一个电影人的职业。一是当时中国政坛可谓是波谲云诡，党派斗争激烈，又有外敌入侵，政治风险相当大，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沦为阶下囚；二是纪录片观众当然有限，辛辛苦苦拍出来，或许根本收不回成本。因此，如果不拍商业片，导演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

黎民伟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对于他来说，这种选择好似当年在“革命”与“电影”之间的艰难抉择一样，只是他这次又选择了“中间道路”——要拍有档次的商业片，决不与沪上那些商业片一样，靠男欢女爱、卿卿我我赚票房。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黎民伟就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譬如拍摄《战地情天》时，他不惜动用自己在政坛、军界的朋友，请求调动真正的军队来参与拍摄，一时果然盛况空前；在拍摄《木兰从军》时，他拒绝选择当时通用的假背景或是舞台灯光效果，而是带着剧组从苏州、南京一直跑到大西北戈壁滩，这在同时代的好莱坞电影里都应算是“鸿篇巨制”，而中国导演黎民伟做到了。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黎民伟准备在“大手笔商业片”里干出一番事业时，抗日战争爆发。

作为国民党创党元老、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黎民伟，当然不会和旧识汪精卫一样，堕落为卖国求荣的汉奸。为了证明自己的气节并实现“电影救国”的理想，他冒死赶往上海前线，为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拍摄了精彩的纪录片，在国统区上映后大大激发了民族抗日热情。正因此，他的行为受到了日军特务机关的注意，甚至一度被列入暗杀名单。

作为一介书生，黎民伟当然无力与特务机关周旋，更不可能与之武力抗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他从上海、香港逃到湛江，从湛江又千里奔逃到广西的桂林、昭平。期间为了谋生并躲避日本特务的关注，黎民伟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电影事业，他卖过电影胶片，经营过“摄影社”，甚至一度还经营饭店餐馆，就是没有做过电影导演，这不得不说是一代影坛巨匠的悲哀。

抗战胜利之后，黎民伟本想重操旧业，但内战烽火又起。他顿生万念俱灰之感。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在几家电影公司里兼职担任“洗印顾问”等闲职。1949年，因为奔波操劳过度，黎民伟罹患恶性肿瘤，他不得不彻底告别影坛，一代宗师的电影生涯竟然这样悄无声息地渐渐画上句号。

1950年，一纸任命状通过廖承志等在港进步人士递到了黎民伟的手上——任命他担任“北京电影洗印厂”的厂长。但此时的黎民伟，早已沉疴在身、病卧不起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电影人继承了黎民伟的遗志，将这家电影厂发展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科学教育影片与译制片制作基地，即今天的“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中心”与“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

在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礼花声中，壮志未酬的中国电影纪录片之父黎民伟，在香港背街偏僻的寓所里溘然长逝，年仅六十一岁。这是一个电影导演艺术最为成熟的黄金年龄，但对于黎民伟而言，却是人生无奈的终点。

▲严珊珊，黎民伟妻子，中国电影第一个女演员，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队。

四

在写黎民伟这篇稿子时，我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困惑，大多数文艺界、近代史界的朋友对于黎民伟这个名字并不熟悉，有几位朋友的反映更是让我有点惊讶：“哦，是那个香港明星黎姿的爷爷？”

我关注黎民伟比较早，因为十几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时，无意间听导游提起过，“天下为公”四个字是孙中山先生赠给一个叫黎民伟的导演的。后来我查阅关于黎民伟的资料，却发现研究并不深入，与同时代的蔡楚生、张石川相比，对黎民伟的研究至今仍处于较为浅显的阶段，但我知道他是黎姿的爷爷，却在最近。

黎姿在电影界的地位显然不能与黎民伟相提并论，但黎姿的名气却大过黎民伟，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究其很大原因在于：黎民伟的电影作品较少，而且多以纪录片为主，我们现在看到民国政坛的许多“原始镜头”，实际上大半都出自黎民伟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位先驱，而不是精英。

记得大约十年前，香港有一个纪录片公司，拍了一部关于黎民伟的纪录片，称黎民伟是一位“被大陆刻意遗忘的导演”，并尊称其“中国电影之父”，这两个说法当然都有失公允，电影史学界对此二论反驳不少，在这里我不再作“好事者言”。我的观点是：黎民伟之所以被大陆电影史学界关注不够，很大原因乃是在于他确实不属于“高产导演”，而且也不够“摩登”，而是拥有自己的报国理念与英雄情怀，在这个“重温摩登”的年代里，黎民伟显然不如商业片导演被后世所感兴趣，亦不奇怪。

但黎民伟在近代广东文化产业史甚至中国近现代文化产业史里当有一席之地，这毫无疑问，在商业片领域里，黎民伟的贡献当然谈不上太大，但在纪录片领域里，黎民伟却当之无愧地拥有“祖师爷”这头把交椅。

电影史学者约纳森·拉帕（Jonathan Lapper）认为“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在最近十余年里，中国的纪录片拍摄水准获得了巨大的提升，相当多的纪录片不但走红国内，而且获得了世界声誉。当然，这是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纪录片制作者们艰辛开拓的最佳见证。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九十年前，有一位叫黎民伟的中国导演，他以天下为公的勇气，将中国带入了纪录片时代。

韩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大学副教授。著有《布拉格之夜——一个作家的蜜月札记》、《大国小城》等著述，译有《从柏拉图到巴特：西方文艺思想史》，并在《读书》、《光明日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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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这句名言既是青青藤始终践行的核心理念，也是青青藤一直奋斗的终极追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长久兴盛和发展，教育是基础，是核心，婴幼儿早期教育更是如此。而做教育者，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出自公心而非私心，那就能达到天下一家的理想社会。

成立伊始，青青藤即以此共勉，近十年，青青藤数年如一日坚持并奋斗不息，放眼未来，青青藤也将一如既往，坚持不懈。我们的教育理想就是通过持续努力，为中国乃至世界打造一个能够推行优质婴幼儿早期教育，牢固民族之根基的世界级早教连锁机构。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先贤哲人的无数真知灼见，时刻响在耳边，国家强盛，教育先行，早期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许多发达国家积极采取措施, 优先发展早期教育,在普及早期教育与提高早期教育的质量上作了很多的投入，做一比较，我们如要立于强国之林，理应奋起直追，我辈从业者更是责无旁贷。

良好的教育模式和体制理应惠及全人类教育发展，优良的传统文化和美德理应益于各民族发展和交流。青青藤，藤联天下，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迅速将经过无数次验证并一直行之有效的早期教育模式和教育体制迅速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和特色的教育传播和交流的坚实平台，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弘

扬正能量。从婴幼儿早教开始，打造牢固的民族教育发展根基，以青

青藤“和谐 快乐 感恩 互助”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不断影响受

教者和施教者，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范文五：“天下为公”何以成了“天下为我”

　　这些年看惯了帝王影视尤其是清宫戏的人，对“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一定有深刻的印象，因为皇帝头顶的房梁上往往挂着“天下为公”的匾额。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打着这样的旗号，不知制过多少匾，刻过多少碑，接受过多少文人学士的歌颂。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表面上的“公”只是“家”或“我”的代名词。坐在“天下为公”牌匾下的皇帝所需要和追求的，无非就是“天下为我”。

　　不能说提出和赞成这种理想的人都是虚情假意，也不能说所有的帝王都只考虑私利，但在民主制度形成和巩固之前，天下为公只能是一种梦想，其结果只能是天下为私。

　　中国历来的帝王都迷信君权神授，即使用最卑鄙、最残酷的手段得到的“天下”，也要解释为“皇天”托付“天命”所归，体现了“天意”。既然一切权力来自“天”，而体现“天”的意志的就是统治者本人，那么他就是“公”了。

　　对于第二代以下的帝王来说，还得加上一个“列祖列宗”：这“天下”是祖宗传下来的。贤明的君主会想到要对得起祖宗，保持这份家产，还要使家族繁衍子孙兴旺。所以帝王能将百姓视为“子民”、“赤子”，当作子孙，就是少有的圣君。各级官员的任务是替皇帝守家业，“牧民”――将百姓像牲口那样喂养驱赶乃至宰杀。再高的官也不过是皇帝的奴仆。到了清朝，若不是满族或旗人，想称奴才还没有资格。

　　一部分帝王也是身不由己。有的人对当皇帝、理国事根本没有兴趣，却具有文学、艺术、学术、工艺、体育方面的天赋，如果他们不当皇帝，完全可能以文艺家、大匠的业绩名垂青史。另一些人本来就是低能或残障，本来是令人同情的，但不幸做了皇帝，就只能留下可悲、可耻的纪录。要将“天下”的重任交给这些人，注定是南辕北辙，但又有其他可能吗？

　　中国历来不乏忠臣烈士，也有不少无私的官员，但他们的全部活动都以保证皇帝的私利为前提。只有在皇帝的意志与百姓的利益一致时，他们才能做有利于百姓的事；否则，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至多能有幸成为历史上（而不是在当时）的正面人物或道德典范，却无法真正为天下的民众谋利益。

　　在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民意收集系统和民意代表制度时，皇帝就算真的愿意为公，也无法明白“公意”何在。从秦至清的历代中央王朝，一般都拥有数千万至数亿人口，疆域范围包括大半个中国或超出今天中国的领土，要了解民意谈何容易！古代的政治家并非完全不重视民意，也设计并实施过种种措施，如让各地主动报告；将有代表性的人物送往朝廷，甚至直接接受皇帝的询问；派官员到各地采风调查；皇帝亲自巡视，中央官员定期或不定期到各地考察，但在皇权高于一切的专制集权制度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意代表，更不会形成制度。在没有民意代表参与及监督的条件下，任何了解和收集来的民意都不可能完全代表民众。至于一部分人口，如奴仆、贱民、差役、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等，根据当时的法律连“民”的身份都没有，“民意”自然与他们无关。

　　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政权需要处理的问题极其复杂，即使在现代政治制度下，决策的过程也相当困难，必须有法律、程序和技术等诸方面的保障；而在专制集权制度下，重大的决策最终只能“宸衷独断”；所以再英明的皇帝也免不了独断专行，而昏君庸主就只能为权相奸臣所左右，“天下为公”只能是一块自欺欺人的招牌。

　　（作者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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