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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后人今何在
**后人今何在
2004年09月29日04:55 作者：周燕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一时间，董良翮成为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 武的小儿子。
２８年过去了，董良翮现在在做什么？**的其他子女状况怎样？ 当电视专题片——《开国共产党人的亲情家事》的摄像镜头对准**后人的时候，作者作为该片的撰稿人之一，随笔记录下他们当今的普通生活和对父亲的珍贵回忆。
董良羽，**之长子
１９３８年３月生于延安，曾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９３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我是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当父亲在武汉听说我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特意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连衣裙。长期以来，这件事成为母亲责备父亲不会买东西的一段笑料。 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父亲时，面对的是一位
蓄着胡须的陌生老头儿。我不理他，长时间地面壁而坐。父亲一点也不生气，而是想办法接近我，给我抚爱。
妹妹良 是１９４１年出生的。当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我们渐渐喜欢上他，终于认可了这位父亲。
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当年，母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劳动模范，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便把我带到重庆曾家岩。
可以说，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没有教科书。父亲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钉成课本，教我背诵。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
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住校，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严肃有余，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亲。
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
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父亲用他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父亲自幼古文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摆老资格。父亲常常自喻为“布头”、“龙套”和“老牛”。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退休前，部队的一位首长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言外之意，要我想办法找上边的人，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我没有这样做，５５岁，到年龄就退休。我想，领导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们除了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可特殊的。
董良翚，**之女
１９４１年生于西安，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她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
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
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１９７０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８４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 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１９５３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这次搬家大约是１９５８年。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 样。“**”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 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于“**”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
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１９６７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 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的保姆。“**”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１９６８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父亲去世以后，我常常想，父亲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做过不少工
作，肩负过国家重任。他的许多事迹却不见于史料，我觉得很遗憾。 退休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将父亲留下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属于我，也不属于我。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董良翮，**的小儿子
１９４５年生于延安，１９６９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
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我在“**”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当我和一大批**被“特赦”时，江青、**、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 １９６８年冬季，父亲在广州养病。为了父亲过生日热闹些，我们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兴奋至极，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接收我当兵。广州军区以我眼睛不好为理由，总说研究研究，一个半月后，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决定搭乘张云逸大将的公车，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车上，我已被同包厢的两个男人监视上了。一下火车，我便被他们扣
上手铐，塞进一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轿车里，押走了。与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姐姐说，这个时期，父亲做了不少诗，内容都是关于我的。父亲曾经对她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期间，我两次坐牢，到底为什么？我一直糊里糊涂的。**摔死了，“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四人帮”那一套。
“**”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６６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１９６８年１２月，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离校时，我２４岁。出狱半年多，我的身体一下很不好。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个照顾，父亲要我们结婚后一起去。那时，我还是高中生，中学生结婚没有先例，学校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证明也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他没有封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清楚。我和爱人是下乡后在农村办的结婚手续。
我在农村干了１０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到县委副书记，三年上一个台阶，慢慢地升上来。从１９７３年当公社书记起，我每年都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天左右。我体会到，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感受到群众的感情。当农民的１０年经历，为我一生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１９７９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
范文二：李大钊后人今何在
李大钊后人今何在
前些年，在安徽合肥的长江路、六安路上，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但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就好”。
李大钊虽然早早就走了，但却留下丰富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打造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100年，传承了三代人。其子李葆华，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而李葆华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大款”。
他牺牲后家中仅有一块大洋
李大钊牺牲20多年后，李亚中才出世。“对于祖父，我大多是从书中了解的。”李亚中说，虽然未曾谋面，但他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
李大钊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他由爷爷一手抚养长大。虽然出生于农家，但爷爷一直非常重视李大钊的教育。“从五六岁入私塾，到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前前后后上了18年学。”李亚中说。李大钊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早年，他也像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的办法。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李大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此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影响了一批青年学子。**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李亚中告诉记者，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工资140块大洋，后来他任教授涨到200块，再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在250块至300块大洋。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以向公众募捐的形式安葬。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此外，只要有穷学生向他张口，他都会仗义疏财。李亚中清楚地记得姑姑李星华的回忆，每到发工资时，李大钊就会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李家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李夫人。
李大钊的高尚品质感染了许多人。不论政见是否相同，人们都对李大钊抱有衷心的崇敬之情。在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捐中，就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块大洋。曾因“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进行过论争的胡适，在《胡适文存》第四卷的扉页上写道:这一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先生。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李亚中告诉记者，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颠沛流离。“父亲李葆华为躲避反动军阀的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中学尚未毕业，但已有两年团龄的青年，蔡元培先生给他开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他用了半年时间补习日文和其他课程，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并未获得学位，他的渊博学识来自于常年的革命实践和勤奋自学。李葆华家的沙发一坐一个坑
1949年9月8日，开国大典前23天，中共中央调整北平市委领导班子: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李葆华任职不变;第一副书记**调到华南地区任职，聂荣臻继任。27日，
北平改名北京。此前，在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紧密协助下，北平市委为了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已经紧张工作了数月之久。10月1日，李葆华提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妻子田映萱在家坐在收音机前，等待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两岁半的女儿李乐群依偎在她的怀里，4个月大的次子李宏塔还在襁褓之中。
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宏塔谈起父亲李葆华，感慨地说:“父亲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求我们非常严格，从小学习的时候，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说祖父为革命英勇牺牲，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并不代表任务完成了，革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李葆华1909年出生于河北。十几岁时，他就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调了。”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自己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李葆华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3斤红薯干。”营业员说:“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两人争执起来。粮店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后来问题清楚了，粮食供应配额问题解决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李葆华却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
1978年，李葆华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一个生疏的领域，对他而言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解决了长期积存的问题，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组织培养了金融人才，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推进了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杰出贡献。”
上班20年骑坏4辆自行车
父亲李葆华去世后，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
其实，从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前些年，在安徽合肥的长江路、六安路上，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但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就好”。
1987年，李宏塔调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共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李宏塔应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三次分房他都榜上有名，但他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都主动让给了其他同志。1998年是最后一次实物分房，已担任厅长的李宏塔也有过思想斗争，但他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他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机会。厅里许多同志为他“打抱不平”，后来，省里给他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他正在读研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
在小儿子李青的成长历程中，有两件事情让他一直铭记在心。1994年，李葆华到杭州开会，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住地看他，刚好李青也在。“李泽民告诉父亲我表现很好，可父亲马上对李书记说‘你们要严格要求～’”“还有1995年秋，我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都要回家看望父亲，一般都骑自行车，下雨下雪就是坐公交车。从青龙桥到三里河，骑
车要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我。
我感到，这是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大爱，真诚的，严格的爱。”
范文三：李白后人今何在
历来的文学史家都认为，李白一脉传到第三代就绝嗣了。但是，我却认为，李白很可能并未绝嗣。
李白生前好友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这样叙述李白一生的婚姻生养：“……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按理，魏颢是了解李白家庭情况的，这个叙述应该是完备的。可是李白本人的诗歌里，只出现过一儿一女的名字，即《寄东鲁二稚子》诗的“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此外，还有一首诗也提到儿子伯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其中有“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等句。
这个伯禽，到底是明月奴，抑或是颇黎？《李太白全集》辑注者清代学者王琦认为是不得而知之事，而《李太白全集编年注释》主编当代学者安旗先生，则断言伯禽系明月奴改名而来。
我有不同于上述两位学者的猜测：伯禽应该是颇黎。
我的主要论据有三个：一、李白的第一次婚姻，在安陆跟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属于入赘，即倒插门。从习俗、情理上讲，李白离开安陆许家，移家东鲁，无论是因为离婚，还是因为许氏病逝，儿子都有可能留在许家，以许为姓；二、李白诗中称伯禽为“小儿”，为“稚子”，当不是一般的爱称，而是实指，在他心中，明月奴是长子。李白写《寄东鲁二稚子》和《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两首诗的时候，应该已经跟“鲁一妇人”生下了颇黎，他更不可能在有颇黎的情况下，还称明月奴为“小儿”、“稚子”。三、有些人为了圆明月奴改名为伯禽的说法，就猜测说颇黎下落不详，或者夭亡。这种猜测过于武断。李白女儿嫁后死去，魏颢都能够知道并予以指出；李白儿子下落、夭亡，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写出来。
按照传统习俗，明月奴既然被作为许家香火继承者，就不再算是李白的继承人，算做李白继承人的就只有颇黎了。
李白死去50余年后，担任宣州、歙州、池州三州观察使的范传正，因为仰慕李白的为人及其诗歌成就，利用职务之便，开始寻访李白墓葬所在及其后人的下落。范传正在《新墓碑序》中，对寻访到的李白后人的情况有如下细致的叙述：
“……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荐。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一为**之室，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见与语。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况妇人不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乡间逼迫，忍耻来告。’言讫泪下，余亦对之泫然。”
范传正对李白两个孙女的遭遇深表同情，想要帮助他们，将她们“改适于士族”，但是被她们婉言拒绝了。范传正也没有强迫她们，只是“复井税、免徭役而已”。
从范传正的墓碑记看，后来改名伯禽的颇黎虽然生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这个儿子离家出游12年竟然毫无音讯。合理的想象，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旅途之中遭到不测，例如病死，被野兽吞噬，遭强盗杀戮；二是看空红尘，遁入空门，彻底摆脱人间的羁绊。
以传统的标准衡量，李白是绝后了的。但是，实际上，诗仙李白的血缘很可能并未断绝。这不光是指他嫁为农妇的两个孙女，还包括他那留在许家的儿子明月奴。至于具体是怎样的传承关系，则只能寄希望于对安陆许氏和当涂**、刘劝三个家庭谱系的寻访钩稽。
历来的文学史家都认为，李白一脉传到第三代就绝嗣了。但是，我却认为，李白很可能并未绝嗣。
李白生前好友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这样叙述李白一生的婚姻生养：“……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按理，魏颢是了解李白家庭情况的，这个叙述应该是完备的。可是李白本人的诗歌里，只出现过一儿一女的名字，即《寄东鲁二稚子》诗的“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此外，还有一首诗也提到儿子伯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其中有“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等句。
这个伯禽，到底是明月奴，抑或是颇黎？《李太白全集》辑注者清代学者王琦认为是不得而知之事，而《李太白全集编年注释》主编当代学者安旗先生，则断言伯禽系明月奴改名而来。
我有不同于上述两位学者的猜测：伯禽应该是颇黎。
我的主要论据有三个：一、李白的第一次婚姻，在安陆跟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属于入赘，即倒插门。从习俗、情理上讲，李白离开安陆许家，移家东鲁，无论是因为离婚，还是因为许氏病逝，儿子都有可能留在许家，以许为姓；二、李白诗中称伯禽为“小儿”，为“稚子”，当不是一般的爱称，而是实指，在他心中，明月奴是长子。李白写《寄东鲁二稚子》和《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两首诗的时候，应该已经跟“鲁一妇人”生下了颇黎，他更不可能在有颇黎的情况下，还称明月奴为“小儿”、“稚子”。三、有些人为了圆明月奴改名为伯禽的说法，就猜测说颇黎下落不详，或者夭亡。这种猜测过于武断。李白女儿嫁后死去，魏颢都能够知道并予以指出；李白儿子下落、夭亡，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写出来。
按照传统习俗，明月奴既然被作为许家香火继承者，就不再算是李白的继承人，算做李白继承人的就只有颇黎了。
李白死去50余年后，担任宣州、歙州、池州三州观察使的范传正，因为仰慕李白的为人及其诗歌成就，利用职务之便，开始寻访李白墓葬所在及其后人的下落。范传正在《新墓碑序》中，对寻访到的李白后人的情况有如下细致的叙述：
“……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荐。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一为**之室，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见与语。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对详谛，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况妇人不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乡间逼迫，忍耻来告。’言讫泪下，余亦对之泫然。”
范传正对李白两个孙女的遭遇深表同情，想要帮助他们，将她们“改适于士族”，但是被她们婉言拒绝了。范传正也没有强迫她们，只是“复井税、免徭役而已”。
从范传正的墓碑记看，后来改名伯禽的颇黎虽然生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这个儿子离家出游12年竟然毫无音讯。合理的想象，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旅途之中遭到不测，例如病死，被野兽吞噬，遭强盗杀戮；二是看空红尘，遁入空门，彻底摆脱人间的羁绊。
以传统的标准衡量，李白是绝后了的。但是，实际上，诗仙李白的血缘很可能并未断绝。这不光是指他嫁为农妇的两个孙女，还包括他那留在许家的儿子明月奴。至于具体是怎样的传承关系，则只能寄希望于对安陆许氏和当涂**、刘劝三个家庭谱系的寻访钩稽。
范文四：【DOC】**后人今何在
**后人今何在 **后人今何在2004 年 09 月 29 日 04:55 作者:周燕,,,,年,,月,,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一时间，董良翮成为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 武的小儿子。,,年过去了，董良翮现在在做什么,**的其他子女状况怎样, 当电视专题片——《开国共产党人的亲情家事》的摄像镜头对准**后人的时候，作者作为该片的撰稿人之一，随笔记录下他们当今的普通生活和对父亲的珍贵回忆。董良羽，**之长子,,,,年,月生于延安，曾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我是,,,,年,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当父亲在武汉听说我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特意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连衣裙。长期以来，这件事成为母亲责备父亲不会买东西的一段笑料。 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父亲时，面对的是一位 1蓄着胡须的陌生老头儿。我不理他，长时间地面壁而坐。父亲一点也不生气，而是想办法接近我，给我抚爱。妹妹良 是,,,,年出生的。当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我们渐渐喜欢上他，终于认可了这位父亲。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当年，母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劳动模范，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便把我带到重庆曾家岩。可以说，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没有教科书。父亲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钉成课本，教我背诵。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住校，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严肃有余，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亲。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 2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父亲用他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父亲自幼古文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摆老资格。父亲常常自喻为“布头”、“龙套”和“老牛”。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退休前，部队的一位首长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言外之意，要我想办法找上边的人，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我没有这样做，,,岁，到年龄就退休。我想，领导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们除了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可特殊的。董良翚，**之女,,,,年生于西安，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她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
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 3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 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这次搬家大约是,,,,年。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 样。“**”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于“**”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 4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 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的保姆。“**”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父亲去世以后，我常常想，父亲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做过不少工作，肩负过国家重任。他的许多事迹却不见于史料，我觉得很遗憾。 退休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将父亲留下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属于我，也不属于我。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董良翮，**的小儿子,,,,年生于延安，,,,,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5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我在“**”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年,,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当我和一大批**被“特赦”时，江青、**、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 ,,,,年冬季，父亲在广州养病。为了父亲过生日热闹些，我们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暂停了两年的征兵
工作开始了。我兴奋至极，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接收我当
兵。广州军区以我眼睛不好为理由，总说研究研究，一个半月后，才通知我可以入
伍。决定搭乘张云逸大将的公车，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车上，我
已被同包厢的两个男人监视上了。一下火车，我便被他们扣 6上手铐，塞进一辆早
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轿车里，押走了。与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惊呆
了，不知所措。姐姐说，这个时期，父亲做了不少诗，内容都是关于我的。父亲曾
经对她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期间，我两次坐牢，到底为什么,我一
直糊里糊涂的。**摔死了，“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四
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
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
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四人帮”那一套。“**”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
中,,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年,,月，父
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
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
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离校时，我,,岁。出狱半
年多，我的身体一下很不好。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个照顾，父亲要我们结婚后一
起去。那时，我还是高中生，中学生结婚没有先例，学校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
证明也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他没有封
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清楚。我和爱人是下乡后在农村办的结婚
手续。7我在农村干了,,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到县委副书记，
三年上一个台阶，慢慢地升上来。从,,,,年当公社书记起，我每年都要坚持参
加生产劳动二百天左右。我体会到，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
感受到群众的感情。当农民的,,年经历，为我一生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
,,,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
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
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
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8 AO6 ky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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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袁世凯后人今何在 曾国藩后人今何在
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饱受争议的政治家，一方面他为清朝振兴呕心沥血，做出了不少的功绩，另一方面，在率领湘军时对南京城的屠杀，被人们不认可。
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的家族也受到极大的关注，其家族成员受曾国藩优秀思想影响，大多都在各行各业扮演者关键角色，像这样有如此多的可用之才，有分布如此之广的家族，值得我们去考究和探索。
首先曾国藩的直系后裔中，当官从政的少之又少，也许是因为祖先的的政治生涯虽然成功，但是因为决策出错，越是有地位的人，缺点就会越被放大；也许是因为同情祖父的遭遇，为大清朝做出的贡献，到现如今却还保守质疑。曾的后代多选择从商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除了用自己的政治思想影响后人，留下自己的足迹外。曾的后代用经济上的为百姓谋福利，用文化上的著作学识来引导后人，曾的后代中，留学国外的并不少见，可见当时的洋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无论前往西方的道路多么艰难坎坷，在当时不得不承认，有优秀的东西在吸引着每一位爱国志士想要去一探究竟。
曾在家书中寄托了对后人深切的关心和厚爱，他教诲自己的孩子和后代，许多做人的道理。曾的后人大多继承了这些诸多的优良品格，也算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用贤良的做人方式诠释着曾家后代的骄傲，维护着曾国藩的荣誉，给所有质疑声一次沉重的反击。
曾国藩后人
曾国藩的后人基本继承了曾国藩的一些优良品格，他们都在事业上遵守规矩，在为人处事上老实诚信，在决断事务时谨慎，在生活上勤俭节约，工作上勤奋刻苦。
曾国藩后代
民国时期，曾家的后代便很少从事政治生活，当官的更是少之又少，也许是受了曾国藩的启示，也许是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又或是辛亥革命对传统文化不一样的见解，曾的后代，大多选择从商办厂，着实有资本家救国的远大抱负。
还有部分有条件的选择出国留学。目前国内能找到的曾的后代，大约有几十位，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不乏成就显著的人，原中国艺术学院副院长的母亲就是曾国藩的曾孙女。北京双榆树小学的校长，是一位非常有思想，有主见的成功人士，他也是曾国藩的后代。在长沙，曾宪华、曾宪琪，曾国藩的曾孙，曾孙女一生都没有摆脱“曾”字，两人坎坷的命运也凸显出曾国藩这位人物的争议性。而两人的后代则是将曾姓当作荣耀，受曾国藩影响，曾家人对权和钱的追求并没有特别强烈，他们固守着自己的乐土，享受着生活，丝毫不被影响。
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非常严格，在家书中也提到，应该多做学问，后人更是将这一点发扬广发，这使得曾国藩后代中的女性也不乏拥有杰出才华的，她们素质很高，在国外发展的机会也很多，思想观念的改变，加之人生追求开始发生变化后，也就导致了她们与婚姻的无缘。在这一百多年里，对曾国藩的评价褒贬不一，现在能做到接近历史，应该是对曾家子孙最好的回馈。
曾国藩儿子
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他曾经担任过清朝驻英国法国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著名外交大臣曾纪泽
小时候的曾国藩受的教育就同龄人更为严苛，当时洋务运动兴盛，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留洋学习的浪潮，曾纪泽背负起事业救国的抱负，毅然决然踏上了前往西方的道路。光绪五年，巴西想要和中国建交，曾纪泽建议朝廷同意，得到广泛认可，次年因为崇厚与俄国签订卖国条约，割让了中国北方，中俄边境的部分土地，曾纪泽被派到俄国，并与俄商议领土归属问题。
在历时2年五十多次的会面后，收回了部分领土。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第一个站出来抗议，与法国人争辩毫不示弱，为中国人树立了榜样，就算身患重病，曾纪泽依旧坚守岗位，与法国人斗争到底。光绪十二年，曾纪泽回到祖国的怀抱，北洋水师的创立也有曾纪泽的一份功劳，加强了我回国的海军实力，在应对外国侵略者我们能有自己的军队保卫祖国和河山。曾纪泽留洋学习的日子一点都不敢松懈，他研究了英国的海军实力为什么如何强大，他深入学习近代的海军史，为中国海军力量注入新生力量。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走出国门，向外国学习的知识分子，曾纪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在增强我国军事储备实力等诸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方方面面，给我国清末时期的动荡不稳定吃了一颗定心丸。为我国洋务运动以及思想改造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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