嗫?暁雲?
范文一：,中日文化交流史
选修课:中日文化交流史
2012．
．3 11
感悟中日文化
从饮食方面看中日文化差异
班级：设计11丙
姓名：杨凯远
学号：1192210406
序号：60号
中日两国互为邻邦，在形成各自独特民族文化的同时，相互间也很早就开始了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对文化分支之一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中日两国的饮食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受地理位置、国土面积、气候状况、民族风俗、历史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两国的饮食文化也各自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那么让我们从两国的文字和饮食方面分析和了解两者的文化差异。 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在地理与文化上如此联系紧密的两个国家，在饮食这个关键问题上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当然，到底是海两边的两个国家，饮食上那个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饮食工具是至关重要的，筷子与碗、盘就摆在了头等的位置，每餐正式开始以前，筷子与碗、盘必须首先提前放在用餐者的面前，这在中国与日本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一般除了筷子以外，还有汤匙，而日本只用筷子，除了在吃西餐喝汤时用汤匙之外。
在主食方面，就当下情况来讲，中日都是以谷物为主，不像西方那样依靠肉类食品和乳制食品，中国南方主要是大米，这与日本是毫无二致的，当然，中国北方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如小麦，豆类，小米。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饮食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是都重视在饭后送上一杯茶，以助于消化，当然，主客也可以借着这个空当进行一些必要的交流。
但是，中日饮食文化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的每一道菜都是经过长时
间的烹调，原料往往要经过煎煮炒炸卤炖等多到工序的制作方能起锅，在这一系列程序中原料得以定型，原味得以提升，口感也更丰富；而日本，相比之下是更加注重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是最好的选择，而这在在国人眼中是难以接受的。此外，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是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辅食是蔬菜，外加少量肉食；日本菜的最大特点是生鲜海食，当然，中国人也吃鱼。而在吃鱼这一方面，中日还是有差异的，日本临海，主要依靠的是海鱼，而中国大陆水域宽广，依靠的主要是淡水鱼。 酒文化是中日饮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提起“喝酒”就会想到“敬酒“，而中国人很爱敬酒，似乎要把对方灌倒了才够意思；在日本也有灌酒一说，但是那只是些小青年干的事，一般对方表示推辞也就适可而止了。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而日本菜讲究色形味。日本菜肴偏淡，但是很注重形，所以说吃日本菜是用眼睛吃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吃的观念在逐步改变。比如说过年请客，过去都在家里操办，如今大家图个省事喜欢去餐馆了,但是大吃大喝、不讲营养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这样既花费金钱，又浪费时间，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日本人的饭菜习惯以大米为主，配以蔬菜、鱼类、肉制品和牛奶等，形成一种较好的平衡。因此，有人把日本人的饮食称为“日本式饮食生活”，认为应该加以推广。看来，日本人的饮食无论从文明程度来说，还是从身体健康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当然,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也有很多是被推广的,比如说过年吃鱼,都与中国渊源的文化传统有相关性.中国的饺子,馄饨,等小吃也是很出名的,而且中国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与众不同,如四川那边偏辣,所以这种饮食文化要在借鉴别的国家的饮食文化上不断提升品质.
范文二：中日文化交流史
《唐律疏议》对《养老律令》的影响
序号50 法学1104 1109100420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莽莽的昆仑坳，到巍巍的富士顶，仿佛架着一座无形的长桥。两千多年来，尽管几度暴雨狂涛，但这座长桥断了又接牢。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前，日本政治仍处于祭政一致阶段，有天皇或氏族首长传达神意，这既是政治指令，又具有法律性质。
比如，判断罪与非罪，就需神出场，这就是所谓的“盟神探汤”。在釜中放入水和石头，将水煮沸，然后让有凡最嫌疑的人以手取石，凶手是否被烫伤来表明神意。这种神判罚表现了当时日本法律的原始性质。
直到6世纪前后，由于中日交流日益增多，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渡海求学，给日本带回了一系列中国的宝贵典籍，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法律，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在《贞观律》、《永徽律》、《开元律》的基础上编纂修订形成的，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条，内含五刑、十恶、“八议”等内容，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原则，有“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的美誉。 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出现了最早的一部成为法《近江令》，随后又制定《飞鸟净御原令》。但这两部法令均已失传，我们不得窥其面貌。但719年制定的《养老律令》经复原，我们得到惊人地发现，其与《唐律疏议》近大体相同。
一、法律的形式完全相同
《唐律疏议》的法律形式为律、令、格、式。而《养老律令》中除了律、令之外，以后又制定格和式，形成了与唐律分类完全相同的法律形式，如《职员令》、《户令》等。
二、法律的精神处处渗透着儒家思想。
《弘仁格式》序说：“律以惩肃为宗，令以劝诫为本。”养老律的《令义解》的官位令开首部分也引用中国晋律编撰者杜预的话：“凡令以教谕为宗。律以惩正为本。此二法虽前后异时，并以仁为旨也。”这无疑是《唐律疏议》所追求的“德主刑辅”的儒家精神在日本法律中的体现。
中国封建律典往往将伦理道德和法律责任混为一谈，比如“十恶”中的“不
孝”、“不义”、“不睦”等都是道德上的要求。而《养老律令》继承了这种道德与刑法不分的思想，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也要维护封建“三纲五常”。
三、律法的内容与《唐律疏议》极大的相似。
1、前面所说到的“八议”、“十恶”等定罪量刑原则在《养老律令》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养老律将“八议”吸收，合“议功”、“议勤”为“议功”，又削除了“议宾”，遂成“六议”。与唐律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统治者与贵族们的利益。而“十恶”则与“八虐”的形式出现，只将“不睦”、“内乱”去掉，其它照搬。
2、有关婚姻制度上的相似
唐律为了确保家庭中夫权的核心地位，遂有“七处三不去”的规定：以下七种情况丈夫可以休妻：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三不去：一是有所取无所归，二是与更三年丧，三是前贫贱后富贵。而《养老律令》中的《户令》完全保留了这一制度。但是由于日本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遂有将第一任妻子称为“妻”，后妻称为“妾”。
3、有关官员选拨与考核的制度
唐太宗说：“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这说明唐朝统治者是把“忠”、“孝”这些封建礼教的中心环节作为为官的标准。在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前提下，广开科举，着重考察儒家经典，重视官员的德行。在日本的《选叙令》中则明确规定：“栓拟之曰，先尽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者。才用同，取劳效多者。”《考课令》也规定：“德义有闻者，为一善。”这些都是唐律中“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在日本律法中的淳朴反应。
4、在刑法上、留养制度上，日本的《养老律令》也都或多或少地照搬或修改唐律中的相关条文。
从以上三大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养老律令》即是从《唐律疏议》中取出部分条文，结合日本的社会现实衍生出的一部法律。它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带着儒家的政治思想与道德观念，为日本民众所熟知，并逐渐融入日本文化之中。
范文三：中日文化交流史
中日文化交流史
一.东亚文化圈（儒学文化圈）
1，移民（徐福、朱舜水、隐元和尚等）
2，遣使（遣隋使、遣唐使、燕行使等）
3，留学（留学僧等）
4， 贸易（朝贡贸易、勘合贸易等）
二．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宏观思维，灵活变通，先行而后法规，官人气质，喜情文化，大陆性
日本：微观思维，循序渐进，先法规而后行，匠人气质，哀情文化，海洋性
三．历史发展
（一）弥生时代、古坟时代（-600s中国隋唐时代之前）
有证据显示，现在的日本人其实不是日本岛上的土著，大多是很早就从大陆通过朝鲜渡海过去的，土著被赶到北海道去了，就是多毛的“阿依努人”
（二）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600s-1200s 中国的隋唐时代到宋朝末年）
大和民族的雏形的形成：位于现在的京都、大阪和奈良之间，三地之和叫大和平原慢慢壮大，最后变为一个国家，就是今天日本的雏形，也就是大和民族。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发展，引发日本人注意，从隋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结束不断派发遣唐使到中国来留学蹭课，学习内容广泛，上到国家行政下到泡茶下棋，日本人按长安原模原样建了一个缩小版首都奈良，接着又复制了大一点的到下一个首都平安京（就是现在的京都），由于跟中国学到了中央集权，“天皇”拥有较大权力，这个阶段包括三个朝代：飞鸟、奈良和平安。
平安时代末期
源平之争，源氏胜出，成为天皇手下首席武士家族，天皇封源氏为“征夷大将军”，但很快，天皇权利被“征夷大将军”架空。
（三）幕府时代（1200s-1800s 中国宋朝末年到列强侵华）
大将军权力大，主张大权，皇帝权利架空，成为幕府时代
1.镰仓幕府：著名事件：蒙古大军蹂躏欧亚大陆正要渡海来日本，结果两次被风刮翻了船，从此作罢。这两次“神风”就是二战时期日本自杀式“神风特攻队”的由来。
2.室町幕府：足利姓，日本进入战国时期（中国的明朝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依次坐庄，同意了日本，结束了乱世。
3.德川幕府：战国结束建立了日本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又叫江户时代。持续了260年，最终幕府时代终结。曾实行闭关锁国200多年。
（四）明治维新时代（1800s之后即列强侵华之后）
幕府时代，天皇权利架空，“万世一系”
19世纪，美国人攻打日本，日本失败，却感激美国人，他们认为日本的觉醒归功于此。推翻了德川幕府，权利重回明治天皇手上，实行”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洋为日用。超越中国。随后打赢了甲午海战，又战胜了俄罗斯，很快跻身世界强国的队伍中去了。
直到二战完结，天皇的权利最终被美国人冻结，现在天皇仍是日本人民的精神领袖，也仍然没有实际权力。
四．中日大战
（一）白村江海战
公元600年即唐朝时，位于朝鲜海边的白村江海战。
当时朝鲜分为三个国家：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战乱不断。高句丽和百济和攻新罗，新罗寻求唐朝的援助，百济寻求日本的援助。引发白村江水战，大唐和新罗胜利，百济消失，
日本也被赶回了家。最后，新罗统一了日本。
从此，日本人向中国更加全面的学习，（隋朝时就已经开始学习）。
（二）万历朝鲜战争
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战国。觊觎于中国，早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就有类似“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
日本对战中国大明和朝鲜，大明万历中途曾要求议和被丰臣秀吉拒绝。最终，丰臣秀吉病死家中，日本撤军，侵入大明的计划破产。但大明劳民伤财，打的一点也不轻松。 德川家康接手日本试图讨好大明，后来德川幕府一直闭关锁国，200多年相安无事。
（三）甲午战争
日本人和中国袁世凯签下《中日天津条约》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
日本买枪买炮，购置海军，大清也建立了北洋水师，但从未保养。十年后，朝鲜爆发起义，大清前去查看，日本也去到朝鲜。战争开始。
第一部分：在平壤陆战，大清惨败，将朝鲜全境丢给日本
第二部分：在黄海的海战，大清惨败，北洋水师惨败。邓世昌
最终1895年李鸿章、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1.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助长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引发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2.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被迫借取外债，便于列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作为通商口岸，使得列强的侵略势力升入到中国内地。
4.允许日本在华设立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到中国内地面授内地税，反映了列强资本输出的要求，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五.倭国（日本）与汉魏的交流：朝贡政策
六.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流：日本来华学习，中国向其传授语言文字、养蚕织布技术、土器陶器等技能
七.谴隋使
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7月，圣德太子遣大礼小野妹子及通事鞍作福利来隋朝，一般以此为遣隋使开端。
608年4月，隋使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经百济到达日本筑紫地方。8月12日，裴世清入朝，圣德太子以下诸王、诸臣等人整冠肃服迎接。9月11日，裴世清返隋，小野妹子等人送行，同行者还有学生四人，学问僧四人。
目的：使者曰，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
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八.遣唐使
自舒明天皇二年、630年8月开始，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9月废止，日本朝廷共19次出派遣唐使，长达264年。
四期遣唐使
1）舒明天皇至齐明天皇约30年间，四次遣唐使。
2）天智天皇时期两次遣唐使
3）文武天皇至孝谦天皇约50年间，四次遣唐使
4）光仁天皇至仁明天皇约60年间，三次遣唐使
九．中日交流的贡献者
阿倍仲麻吕：日本著名遣唐留学生。717年，19岁的仲麻吕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同行的留学生还有后来成了日本右大臣的吉备真备，九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他经过数寒窗苦读，
参加唐制科举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历任各项官职。阿倍仲麻吕终生未能回到日本，入唐54年，历侍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备受殊遇，荣达公爵。他的中文名为“晁衡”，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相交甚深，留下大量和歌与汉诗。
吉备真备：吉备真备(695年-775年),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他在大唐近19年，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735年吉备真备回到日本后，向天皇献上了书籍、天文历书、日时计、乐器、音乐书、弓、矢等。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在右大臣任上，吉备真备对《养老律令》加以删削修订，加强了法制观念并重视人的诉讼权力。
鉴真：鉴真（688-763），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先后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他亲手兴建的唐招提寺，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除讲授佛经，还详细介绍中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宫崎市定（日本著名汉学家，1901-1995）
十．世界三大游记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
入唐八家：
最澄?空海?常晓?圆行
圆仁?惠运?圆珍?宗睿
十一.五代时期的中日交流
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日本最后一次派遣唐使。公元894年，菅原道真提出废止遣唐使。907年，五代十国开始（日本平安时代）。
钱氏吴越国（895-982）与日本保持贸易关系，主要港口是浙江明州（宁波）。
1）吴越商船单向通航，无一艘日本船。
2）日本锁国政策，对外消极，基本无官方交往。
3）佛教典籍返回，文化“逆输出”
十二.北宋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960-1126），中国文化复兴时期，日本为藤原氏全盛时代。
中日交流依然是中国商船贸易为主，以南方为中心。
主要港口：福建泉州，浙江明州、杭州，山东密州（胶州）
宋朝廷设立市舶司进行管理，日本方面是太宰府
十三。南宋时期的中日交流
南宋（公元1127-1279）,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及镰仓幕府时期。武士政权
南宋指定明州为与日本贸易的港口
主要贸易出口货物是中国南方的香料、药材、笔墨纸砚、陶瓷。
主要进口货物有黄金，手镯、扇子等。
南宋僧侣东渡日本，禅宗在日本发展。
兰溪道隆：1213年（南宋嘉定元年）生于四川涪江郡兰溪邑。十三岁时于成都大慈寺出家，法名道隆，因籍贯而号兰溪。1246年东渡日本，弘扬禅学。圆寂后，宇多天皇赐谥“大觉禅师”之号。
“入宋僧”与佛教在日本的发展：贸易商船返回中国时，一般会搭载僧侣来宋，日本称之为“入宋僧”。
两宋时期，来华僧侣络绎不绝。至今北宋二十余人，南宋百余人的“入宋僧”载于史册。 源信与净土宗、荣西与临济宗
十四.元代中日文化交流
元初两国民间贸易继续活跃。“天龙寺船”
元朝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在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
1293年，正式指定颁布《市舶抽分则例》。
1）查验进出口船舶和货物，2）征税，3)查缉走私
中国出口陶器、铜钱等，进口日本的黄金、刀剑、扇子、硫磺等。
文永之役、弘安之役
十五.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
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重开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主动取缔倭寇，遣商人肥富、使者祖阿至明朝。
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进行贸易。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发给的“勘合”作为护照，所以又叫做“勘合贸易”，而船则叫做“勘合贸易船”。
“勘合贸易”分为二期。一期主要由幕府组织，二期则主要是各大名和寺庙组织。 第一期勘合贸易：
1404-1419年约15年间，日本派遣勘合贸易船6次，明使遣日本7次。
1404年，中日（明成祖与足利义满）缔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明朝为区别倭寇船与贸易船，特为贸易船颁发“勘合”。
日本贸易船主要货物：黄金、马匹、扇子、硫磺、铠甲、日本刀、日本枪等。
明使所带货物：绢、纱、锦、漆器、金、白银、茶具等。
第二期勘合贸易：
1432-1547约115年间，日本派遣勘合贸易船11次，明使遣日本1次。
1432年，中日（明宣宗与足利义教）缔结《宣德贸易条约》，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重开中日贸易。
勘合船之正、副使几乎都是京都各大寺的名僧。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不仅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放衣服，免费供应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等。
十六.德川家康与明朝贸易
万历朝鲜战争以后，中日断绝了官方往来。丰臣秀吉之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建立德川（江户）幕府以后，试图恢复对华朝贡关系。
1610年，广东商船赴日贸易至长崎，幕府授其朱印。同年南京商人赴日拜见家康，也被授以朱印，家康并致书福建总督表达与明朝友好通交的愿望。
德川政权与明朝民间的贸易交往频繁，但没有实现官方往来。
朱舜水：字楚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贡生。清兵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
十七.江户时代儒学的兴起
德川幕府为维护自身统治，推崇儒学。
儒学自古传入日本，经过长期吸收与自我消化，在江户时期达到顶峰，形成“儒教”。 藤原惺窝、林罗山为首的“朱子学派”
中江藤树为首的“阳明学派”、伊藤仁斋为首的“古义学派”、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学派”。 藤原惺窝：日本哲学家，江户时期早期理学领袖，曾教授德川家康。最初在寺院学习儒学，
1598年通过与朝鲜儒学者姜沆的交流成为儒学家。他的最大成就是使日本朱子学独立发展，德川幕府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
林罗山：江户时代初期儒学家、林家始祖。青年时期拜藤原惺窝为师专攻朱子学，得德川家康赏识成为幕臣，直接参与制定有关政治、外交政策。其孙林凤冈被任命为大学头，后林家世代担任幕府学问负责人，为近世日本儒学发展做出贡献。
十八.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19世纪40-60年代：汉籍东渐
19世纪70-90年代：中日缔约建交、首任公使赴日、中日文人的互动交流、中日相互考察与研究
20世纪初期：日本留学热潮、中日互译书籍、日本民间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民间艺术交流 十九。汉籍东渐
背景：（1）清代民间贸易船带已经带给日本大量中华书籍，如《太平御览》《明史稿》《康熙字典》《红楼梦》等近三百余种。
2）满清朝廷与德川幕府均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至近代则先后被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国门。
活动：1844年魏源《圣武记》、1851年魏源《海国图志》、1859年徐继畲《瀛寰志略》等书先后传入日本，引起日本朝野与知识分子震动。1854-56年间，日本已翻印《海国图志》二十余版本。
汉译西书（多为传教士著作）和报刊大量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人获得西方知识的重要来源。 中日民间交流愈加频繁，日本关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中国情势，并引以为鉴。
江户时代有多部描写太平天国的小说如文好堂主人的《云南新话》，磐上轩主人的《外邦太平记》，玲成的《新说明清合战记》等
日本船来上海：1862年6月，日本幕府船千岁丸来到上海，各藩代表藩士来中国参观学习。1864年，健顺丸再次来华。两船逗留期间，日本藩吏大量购买中国书籍报纸收集信息。 藩士日记：高杉晋作《游清五录》、中牟田仓之助《上海渡航日记》、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等
十九.中日缔约建交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1870年6月，外务省报告《外交急务四条》“宇内形势一变，今非昔比，隔海咫尺之地，若无使节往返，实非经略之远图”。
1871年9月13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签署《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条。从此两国官方、民间往来不绝。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1838年－1891年），字子峨，广东大埔人，清朝外交官。原翰林院编修，得李鸿章赏识出任首任驻日大使。
两届驻日公使黎庶昌：黎庶昌（1837—1896），贵州人。先入曾国藩幕，深得信任，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1881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后两度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共6年
二十.外交团体赴日
1877年11月30日，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入长崎，著《使东述略》。
以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等为首的驻日使节团与日本文人墨客笔谈交流，和诗做赋。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清政府派遣的历届使节团和考察团留下很多日本考察著作，其代表作为黄遵宪《日本国志》。 二十一.民间文化交流
民间文人交流，如王韬赴日，冈千仞、曾根俊虎、内藤湖南等来华，留下如《燕山楚水》等
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游记。
中国文人去日本寻访中国古籍逸书，找到《新修本草》等遗失已久的古籍。
杨守敬等人对中日书法交流的贡献，多位日本书法家至中国拜师。
杨守敬：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 二十二.中国文人学习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意欲了解日本迅速富强的原因，进而提出仿效明治维新在中国通过变法以救亡图存的主张。
维新派康有为等人将日本胜利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明治维新，写出《日本变政考》上呈光绪帝。 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等避难日本，继续进行保皇运动。
二十三.二十世纪初的留学热潮
原因：知识分子们学习日本经验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大力鼓励爱国青年留学。 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孙中山等人流亡日本后，其众多追随者们也来到日本成为留学生。 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
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及日本朝野的欢迎态度。
比起留学欧美，留学日本来往方便，费用节省，文字和习俗相似。
留日学生的活动：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章程》（《取缔规则》），引发中国留学生的集体抗议。12月8日，写过《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为抗议在日本蹈海自杀。产阶级革命派的海外基地，创办大量刊物，如《浙江潮》等。大量日本教习来华。
中日互译书籍、大量日语词汇进入中文
中国革命的友人：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1902年，发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是研究孙文、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滔天成为第一批外籍会员
中日艺术文化交流梅兰芳 1919年、1924年两次受邀赴日演出
范文四：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从一山一宁渡日看中日文化交流 “那个在德尔斐庙里发布谶语的大神既不挑明，也不遮掩，而只是隐喻暗示。”赫拉克利特如是说。这在元日初期交流中是适用的。在元日战争前的六次遣使中体现的更是淋漓尽致。这样的政治游戏，两国的统治者玩的是不亦乐乎！而这一切被以为叫：一山一宁的高僧打破。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山一宁渡日的背景：随着来华日僧的日渐增多，南宋晚期，开始有禅僧东渡日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元朝晚期。目前已知的赴日宋元禅僧共有二十四名。赴日宋元禅僧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听说日本尊信佛法，产生在日弘扬禅宗的人。第二种是应请赴日传法之人。第三种是作为政府使节赴日之人，仅有一山一宁一人。
所以我们了解到，一山一宁之所以东渡日本，是受元成宗的派遣，又携带有元朝皇帝致日本的诏书，用意至为明显，无非是利用他高级禅僧的特别身份，得以接近笃信禅宗的日本掌权者，说服日本向元朝称臣朝贡。
一山一宁到日本后，他先住建长寺，后迁圆觉寺、净智寺及京都南禅寺等名刹。他与日本皇室、幕府及各界人士广泛交往。
禅宗专以寡欲朴素为宗旨，丛林规矩严正，为重礼节、尚意气的日本人所喜爱。一山一宁博学多识，道行高尚，对教乘诸部，儒孔百家之学造诣很深。对历史学、小说、乡谈也颇通晓，还善书法。因此很多日本名人出自一山一宁的门下。此外，一山一宁善于书法及水墨画，他把水墨画的鉴赏法教给日本禅僧，在他的薰陶及教导下、雪村友梅、宗峰妙超、寂室元光等人成为镰仓末期、南北朝时期的着名画家。
我们大家都清楚诗歌是东方古代各国文学最早也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所以中日的文化交流在这方面交流也最多，我想以诗歌为主体的中日文化交流，表明它是一种在“对话中”的交流，是一种充满探索性，学习性的，把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憧憬交错渗透的交流。
在诗歌方面，一山一宁十分注意提高日本僧人的汉文学修养。对来求学他门下的日本僧徒，要举行考试，以测试其作汉诗（偈颂）的能力。只有成绩优秀者，才允许挂锡。正因如此，一山一宁的门下出了不少在文学上有造诣的僧人。诸如虎关师鍊、雪村友梅、梦窗疏石等人，在室町时代五山文学（在禅林中兴起的以京都、镰仓五山禅僧为主体的汉诗文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
1317年，一山一宁禅师在日本圆寂。天皇敕令建塔在京都南禅寺，并特派日僧月山友桂专程护送一山国师灵位来中国，安放于宁波阿育王寺。一山患病期间，后宇多天皇一再驾临慰抚问病；逝后，后宇多天皇帝为撰像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他所传的禅学，被定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之一，叫“一山派”。
一山一宁最后终老日本，他以精深的禅学修养，促进了禅宗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并以在宋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高深造诣，为日本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他的成就让我想起了赫拉克利特的另一句话：时间就像一个玩骰子的孩子，孩子掌握着王权。上面关于时间所说的话，在较弱的程度上对一山一宁也同样适用。这位得道高僧以鄙夷的目光望着统治者，心中冷笑道：你们吃着，喝着，繁殖着，还搞什么政治，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殊不知你们向往的交流形式掌握在一个任性的僧人手里，这个僧人就是一山一宁。是他促成了你们真正的文化交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日文人。在此我们可以将他称为无冕之王，他不在乎世俗的法则与权力，也不在乎岁月流逝，人事变迁。他生活在时空之外，拥有永恒，或许他可以称得上是爱非斯城郊狩猎女神旁的那位隐士吧！
最后，我还想说：在一山一宁的成就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文化交流的主导权不是统治者掌握的，自古始然，何况今朝。
范文五：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
中日文化交流史—对遣唐使的见解
杭州商学院 金融11乙 陈建宇 98号
起初，我对日本的理解基本仅停留在樱花，动漫之类等众所周知的层面。通过通识课，我对日本的历史，人文和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的认识，也大致有了一个稍为清晰的轮廓。老师对遣唐使绘声绘色的描述，也令我对其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故选此为话题作小小见解。
说及遣唐使，还得从遣隋使开始说。就拿我们课上常被提及的遣隋使小野妹子来说吧，607年，他携带国书《日出处天子之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来隋学佛访问学文化，后又携《东皇帝敬白西皇帝》国书再度访隋。隋炀帝对此态度是：“蛮夷有书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倭国人如此无礼，隋帝还是派遣了裴世清回访，以缓和中日紧张关系。
我对此的看法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有了较强的民族意识，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极力追求国家兴盛，即便面对一统中原的大隋也是企图追求平等的地位，而非附庸国。民族意识和民族荣辱感在这个时代体现得比较强烈，天子本只有一个，竟公然宣称日出处、日没处天子，这是对中方一向“普天之下，唯我独尊，周边四海，皆为蛮夷”的价值观的挑战。但尽管当时的日本有了这样的民族意识，本身的国力和文化水平却仍远不及中国，所以才有了之后的遣唐使。
在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十几次的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其中数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
最为有名，亦有不少僧侣闻名于唐。这些遣唐使多出生于贵族家庭，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被日本政府选拔出派遣唐国，一去往往都是十几年，不仅仅是学习语言，苦读律法，体验风俗人情，钻研佛学经书的时间需要，而且是由于遣唐使团往返间隔一年或数年之久。学成归国，天皇往往嘉以高位，录以重用，使其发挥所学。就课上我一一听闻，觉得阿倍仲麻吕最令人折服。其汉名为晁衡，与李白、王维等诗人有密切联系。当他回国时误传遇难，李白听闻十分悲痛，挥泪写下了《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其交情可见一斑。他也有诗作传世，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望乡诗》：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这些遣唐使在汲取唐国的精髓时，也带来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及日本的文化，两者交流，各取所需。以我愚见，日本频频访唐不仅仅出于对唐文化极度向往，极度渴望汲取，更是出于提高自己的国力和在东南亚的地位，企图借唐之力控制朝鲜半岛，为己所控。若前遣隋使“荒谬”的东西天子国书是揭示了日本追求与唐平等，那么后遣唐使留唐学习，回国效力则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和自身国力。遣唐使也许并没有如此强烈的意识，但作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应是有此番深思熟虑的。 以上便是我通识课所知所学。中日文化交流史博大精深，我作为一个初学者，也仅能涉猎点皮毛，通晓点概况，自我揣摩，自娱自乐。如果还有机会，我定会更详细地了解和钻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