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我国古代环保思想和经典环保生活事例
我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和古人的环保意识典型事例
古语云;一草一木皆有情。作为有着丰富情感的文人,他们的文字中自然会流露出对生命的关爱和感怀。通过这些诗句中的真情流露,不难看出,远在古代,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深谙环保之道,并且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环保观念已深入人心,我们期待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迎来更美的明天。
1吉祥文化中的环保观念;凤皇不翔 麒麟不踏
古人认为祥瑞动物是世道祥和美好的象征。《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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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南山经》中是这样记载凤凰的;“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种观念在我国古代一直被许多学者认同。直到明代,《本草纲目》还记载;“(凤;天下有道则见”。同样的,麒麟也如此。《诗经:国风:周南》中记有麒麟?传说中它有蹄不踏?有额不抵?有角不触?被古人看作至高至美的野兽。《中庸:前知》中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的理念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古老的传统。所以,古人担心的“凤凰不翔”与现代人们害怕“寂静的春天”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2 黄帝时代;重视鸟兽的繁殖
《商君书:画策》中说;“黄帝之世,不麛不卵”。提出在黄帝统治的时代,人们就不捕猎小鹿的捡鸟蛋。鹿是古代最重要的狩猎兽,因此常被前人当作山兽的象征~卵是一切禽鸟发育的基础。显然该书作者认为黄帝的时代即开始鸟兽的繁殖。
3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钓鱼时?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而不用那种将一根粗绳子拉在河的两岸、绳子上挂着一个个小钩子的纲?用带绳的箭射鸟时?只射飞鸟而不射在窝里栖息的鸟。后人就是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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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关爱生命的理念?反对?竭泽而渔?地向自然索取。?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种做法不但有利于保护动物繁衍?更是仁爱的表现。
孔子还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显然反对破坏生物资源。从表面上看,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择手段地破坏生物资源,就会使祥瑞动物销声匿迹。实际上,如果考虑到麒麟、蛟龙和凤凰在古代分别代表兽类、鱼类和爬行类,以及鸟类的话[?],就不难发现孔子其实强调维护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为构成一个美妙的人类生存环境所必不可少。
4里革断罟匡君 反对竭泽而渔
《国语:鲁语上》所载的“里革断罟匡君”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故事大意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君主鲁宣公因为在夏天鱼类繁殖的时候到泗水撒网捕鱼,他的臣子里革就将他的网割断扔掉。还教训他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主鹿?,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夭?,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罣罟,贪无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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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里革教育宣公要根据“古训”,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不应该在鱼类生长繁殖季节用网捕鱼。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古代,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确实是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的一项工作,而且非常深入人心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5孟子荀子管子;主张合理利用资源 可持续发展观点
孟子的环保思想
《孟子:梁惠王上》一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从他的言论和上面里革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的人们很强调对资源的利用,要合理地根据“天时”来把握,以便使生物资源尽可能的再生,持续利用。类似的言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先秦诸子的其他著作中找到。
荀子的环保思想
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这样写道;“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明显地把野生生物资源和农业生产混同考虑,都作为经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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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重申“圣人之制”,倡言在草木生长期和繁殖时不要采伐,“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网罟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管子保护资源的环保思想
《管子:八观》中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愽?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提出尽管生物资源丰富,也必须合理利用,注意保护。而且强调要根据时令,结合生物的生长发育情况,保护生物的再生能力。《管子:四时》指出自然万物是;“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
战国末年,先秦学术的总结性著作还引据过前人的一段话;“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充分表明人们早就认识到掠夺性的开发方式终非长久之计。
6李商隐;爱护竹笋保护环境
唐代诗人李商隐看到一些达官贵人饕餮终日,破坏环境,便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歌??“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竹笋在当时的长安城是非常值钱的鲜味,吃腻了山珍海味的达官贵人们每到春天都想尝尝鲜,于是,鲜嫩的竹笋成了桌上餐。可是吃下肚的是竹笋,毁掉的却是一片竹林。对于这样近乎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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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中国历代环保思想观点 论古代中国先进丰富的环保思想 环保论文
中国历代环保思想观点 论古代中国先进丰富的环保思想 环保论文
中国历代环保思想观点
中国上古时代的《诗经》指出:山川乃资源的产处,要与百神一同祭祀。
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66—前771年)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极为严厉。
春秋战国时代(约公元前700年—前221年)对保护生物资源有了明确的规定,范围相当广泛,并始终同经济发展相联系。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是在齐国为相的管仲。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实施山林川泽的管理和自然资源保护。他认为,山林川泽是“天财之所出”。不能很好地保护山林川泽的人,不配当国家领导人(原话是:“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王”。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达到了高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了最完善的论述。他指出:禁止砍伐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不捕杀怀孕孵卵的动物,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把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还把京
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管理范围超过了先秦时期。
宋代(公元960—1279年)注重了对生物资源的立法保护。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环境问题的敏感。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对山林川泽的保护承袭了前代的规定,并且管制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政府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这是保护方面的倒退,对环境损害很大。
清代(公元1645—1911年)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林木破坏和水土流失,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看到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警告。但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然继续,对中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论古代中国先进丰富的环保思想
中国古代存在先进而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这些思想包括“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尊重天道~不违时禁”。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于历史文化传承的中断、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和经济
形态的改变~古代中国的环境保护思想未能在当代获得关注~发
挥功用。然而~这并不能消弭古代中国环保思想的智慧光彩~及
其在21世纪像罗马法复兴般苏醒的可能性。因为:21世纪环境
危机的全球蔓延~使环境法制运行和环境法学研究迫切地需要一
种与旧有范式不同的指导理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低碳政治话语
权之争~需要我国在国际上提出自己的环境主张~才能跳出发达
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古代中国的环境保护思想~既具有本土
性历史性~又与西方后现代运动中产生的环境伦理思想可兼容对
话~具备研究的价值和运用的潜力。
关键词:古代中国,环境保护思想,天人合一,环境法基础
理论
The Return of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Theories in 21 Century
Abstract:Advanced, abundant environmental theories did exist
in ancient China. These theories included "Syncretism of human and nature", "Both care human being and non-human beings","Respect
nature regulations, obey its taboos " and so 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has been taken in 1978, the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theories was igored for some reasons as: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nflux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change
of economic form. But thepossibility for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
ntal theories to return in 21 century exists. The possibility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reasons. The global spreading of environment crisis is requiring a new guide theo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ld anthropocentrism paradigm; To proposing China's own environmental the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rguments is needed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theories is native, but also compatible with Environmental ethics which grew from "post-morden" culture movements in the West. So it deserves being studied by scholars and being used in basic theories of environment law.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Environmental theory; Syncretism
of Human and Nature; Basic theories of environment law.
绪言
古代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人类文明勃兴的中心之一。在晚清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个富庶的封建农业国家,延
续着古老的农耕文明,遗世独立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文
明进程。古代中国以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对外进行贸易,让
西方人不禁瞩目赞叹这个东方泱泱大国。例如《马可波罗游记》
就以大幅的篇章,热情的语言,描述了蒙元中国无尽富饶繁华的
都市,便利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除了丰富的物质文明,
古代中国还创造了以诸子百家一系列哲学巨著为代表高度的精
神文明,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哲学和治国思想也蕴含其中。这些
古代环保思想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沉寂在中华民族反殖民、反封建、求独立、求民主的民族战争隆隆枪炮声中。及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十年又使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经历了灭顶之灾。在“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连孔子的坟墓都被铲平,蕴含古代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经史子集更是被付之一炬,灰飞烟灭。思想文化的断层,就这样不可避免的铸成。此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多元文化思想一起涌入中国内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和学科研究,更热衷于移植现代国外先进的环保理念和制度,而对古代中国环保思想关注不多。
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并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阶级所接受,亦体现在法律中。古代中国环保思想与工业社会后西方出现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可兼容性。笔者认为,沉寂百年的中国古代环保思想有可能在21世纪我国的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域里得到关注与苏生,使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世界文明的断层得到续接。
一、古代中国环保思想的出处和内容分析
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环保思想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农业一直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广义的农业不仅包括粮食以及经济作物的种植业,而且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家庭副业等等。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地域性和季节性。即不同的地理土
壤适合不同的作物,要依据自然的地理环境来选择作物。季节性则强调农业生产要春播秋收,遵循季节和自然规律。人类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认识自然,与自然相处的过程。因此,在农业经济中,更容易诞生认识自然,与自然相和合的理念。论述人类应该如何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记录,散见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哲学著作、皇帝诏令、法律条文中。收集这些记录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古代环保思想出处的不完全统计见下表。
古代中国环保思想出处统计
先秦 《尚书》《周礼》《荀子》《论语》《吕氏春秋》《孟
11件 子》
《管子》《道德经》
秦 《秦律?田律》
1件
汉 《礼记》《四时月令五十条》《春秋繁露》
3件
唐 《唐律疏议?杂律》
1件
宋 《正蒙?乾称篇》
1件
元 《大扎撒》
1件
明 《明史?职官?卷第七十二》
1件
清 《大清律?户律?田宅卷第九》
1件
中国古代对环境保护的思想内容丰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主线,也是生态伦理观念的滥觞。天,是所有环境要素的抽象代表,泛指除人以外其他一切组成世界的要素的总和。因此,大地、日月、气候、河流、山川、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无一不是天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哲学论著探讨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在探讨环境与人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认为,天不是机械的,而是有灵的。它的灵在于可以与人互动。从本质层面上,天和人之间有联系,可以相和合。在和合的境界中,人们做事才会获得成功,而行事与天相悖,则会招来灭亡。在天人合一的抽象理念中,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孔孟、老庄的思想里都有丰富的体现,是中国古代主流哲学思想。换言之,中国古代主流哲学思想倡导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与自然和合,而非对立,才符合“道”。先秦时期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用白话说就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那位“本来自己如此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界(nature)”往往是以“天、地”指称的。而道作为《道德经》最高概念,等同于宇宙诞生运行的“第一因”,等同于基督文化中的“上帝”,用科学的语言可阐释为“自然规律”(natural law)。那么什么是道呢,所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指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自然地, 本能地(spontaneously),不经人为干预而天然存在的状态”。 道德经这句话用来诠释人与环境的关系,就是人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而整个自然界又服从于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就是“自然地、本能地,不经人为干预而自然存在的状态”。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观点,认为自然与人一样有情感,具有喜怒哀乐,天与人之间可以互相沟通。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写到:“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秋冬夏。”《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应四时,时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宋朝的程朱理学,最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
2.“仁爱”的伦理观:即以促进生命的繁衍生息为善。
仁爱”是儒家重要的处世指导思想。《孟子?仁者爱人》中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其含义即,高尚的人,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人心。高尚的人心中有仁和礼。关爱他人,就叫做仁。尊敬他人,就叫做礼。儒家的仁往往兼及万物,对待生灵亦极明显。
例如孔子在《论语?述而》中道:“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意思是孔子只用竹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着的鸟,不射夜宿的鸟。这说明儒家在获取自身需要的环境资源时,并不赶尽杀绝,而为生命的再繁衍留出余地。《孟子?尽心上》里提出“爱物”的思想:“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但不是仁爱;对于百姓,仁爱,但不是亲爱。对亲人亲爱,把亲爱扩展到仁爱百姓,又把对百姓的仁爱之心扩展到爱惜万物。即“爱”有不同的层次,是可以从亲人扩展到百姓,再到草木鸟兽等万物的。对于草木鸟兽这样的自然资源,爱的层次在于“爱惜”,不浪费。
3.尊重自然规律,重视自然资源保育的治国策。
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有遵循节气变化和生物繁衍的自然规律
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孟子?梁惠王上》是春秋时期的孟子向当时的齐国统治者提出治国建议时的记录。孟子向统治者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即治国如果按照农时来进行农耕,在恰当的时间伐木,老百姓就不会缺乏吃穿住用所需的生活物资。
《礼记?月令》则汇编于汉代。该书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记述政府的的祭祀礼仪、法令、禁令,并把它们归纳在五行系统中。例如孟春月令规定:“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即在农历的一月,是不允许伐木,掀鸟巢,伤害幼虫和幼鸟的。到了季秋之月,即农历九月,草木自然凋落,才可以伐木为柴薪。《四时月令五十条》孟春月令中规定“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在历朝历代的法律均重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育,对破坏资源的行为处以刑罚。例如,《秦律?田律》规定未到夏季,不得烧草成灰做肥料,否则要受到刑罚;禁止采割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兽、幼鸟,禁止掏取鸟卵等。唐代《唐律疏议?杂律》“毁伐树木,稼xx者,准盗论”元代《大扎撒》第二十一条规定: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的、幼小的和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 第五十六条规定: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在我国古
代历史上,是一个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时代。这说明,环境保护的思想,不但在汉族中得到了接受,而游牧的少数民族对此也有天然的认同。
4.去奢从俭,取用有道的经济消费观。
消费是一种满足人类自身欲望的行为。古代中国始终提倡适当的节制欲望,爱惜物资,认为过度的放纵欲望和消费并非福祉,反而有害身心健康。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示:过度的物质消费容易让人迷失自我。《道德经?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打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意即缤纷的色彩使人眼睛昏花,变幻的音响使人耳朵发聋,丰腴的美食使人口味败坏,驰骋打猎令人心意狂荡,珍奇财宝令人行为不轨。
而孔子则认为,人对自身品德的追求应该高于物质享受,人在简陋物质条件下也可以找到乐趣。《论语?述而》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古中国王朝的灭亡往往伴随着穷极奢欲非理性的消费。隋炀帝曾以丝帛缠树,装点市容,又对前来洛阳的西域商人炫耀富足,邀请他们进中国饭馆吃饭,管饱管醉,还要宣传:“我国是很富有的,吃饭不消花钱,历来如此”。而去奢从俭,取用有道的经济消费观念,为历代明君接受和实践,促进了王朝的繁荣和
长治久安。古代中国最繁荣昌盛的王朝-唐朝统治者唐太宗就十分强调节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初步产生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与工商业相比,农业既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又是与自然环境联系最紧密的生产方式。这种持续了数千年的、贴近自然的生产方式,使中华民族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具备独特的智慧与传统。古代中国的环境保护哲学思想,在先秦时期就已成型。它内容丰富,被历代统治者一脉传承,将其具化为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和行政命令。它是当时的主流观念,既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接受,也为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接受。
二、古代环保思想在我国当代衰微的原因
虽然我国古代有丰富完整的环境保护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思想在我们当今社会日渐衰微,既没有走进老百姓的观念中,也没有成为政府执政治国的方略(这和古代恰恰是不同的,古代的政权十分重视对环境的管理)。它仅仅在一些学者的书卷中静静沉睡着。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些在我国日渐沉寂的思想声音,却为外国学者所重视和研究。古代环保思想在我国当代衰微,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1.中国文化教育在近代和现代间存在断层。
中国具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清末中国在西方舰船利炮
的进攻前不堪一击,传统儒家经典无法回答救国和民族独立的问题。随着封建王朝的下台,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科举考试等教育制度也随之而废。1949年新中国建立,破旧尚未立新,又遭遇**动荡,连大学考试都被取消。在“批林批孔”和“破四旧”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没有机会去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精髓。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制度上引入了市场经济这个舶来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得中国人大开眼界,西方的文化随着迪斯科、邓丽君、电影录像一起流入了中国,也使得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和文化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去模仿西方文明。中国古代和当代之间的哲学思想传承,客观上出现了断层。当代人中,很少有人去跨越那些荒唐纷争的岁月,了解和继承古代中国那些古老而质朴的智慧,更遑论使其在新的时代重焕异彩了。
中国文化传承的中断,使得“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消失了;“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样尊重生命的道德观念缺失了。从此,自然环境与我们人类之间的唇亡齿寒,甚至本为一体,这样的关系已经不再为中国所认同。我们更加倾向于把自然环境这个整体拆分为单个单个的资源,分别加以管理和利用。经历过物质的贫乏之后,我们看见动物,第一个想法是能否食用。看见森林树木,第一联想是能否作为建筑材料;看见江河湖海,用其来养殖、航运。而对生物多样性的科研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则严重
地认识不足。
2.工业化生产方式造成人类可以脱离自然生活的误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古代一直保持着农业国的经济形态。农业“靠天吃饭”,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地域性和季节性。即不同地点可以生产不同的农作物,要依据地理环境的变化选择生产产品的不同。季节性即不同季节生产不同作物,农业生产要循天时,遵循季节和自然规律。 这些特点使得人和自然环境的距离更为亲近。
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改变了我们传统古老的生产模式。这一改变,首先是一种跨时代的进步。我们今天建立的现代化文明,无一不是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从厂房里,依靠机械来生产产品的。它具有一个严格的量化产出衡量,即投入多少,相应要产出多少。而缺乏农业那种有机转化的不确定性和弹性。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中,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即所有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物资都可以从厂房里,经过机械的生产而获得。我们忘却了,工厂赖以加工的生产资料,来自而且只能来自于大自然,破坏了自然环境,我们将一无所有。事实上,传统的农业,也正在受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彼得?辛格把它称之为“工厂化的农场”,我们称之为“石化农业”。它指的是,
大量化肥、农药、地膜、激素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种植,仿佛成了一个简单的化学无机物转化过程,投入多少吨肥料,产出多少吨粮食。而养殖业中,散养和放牧的方式逐渐消失了,代之以大规模的圈养、笼养,养鸡场和养猪场等等。鸡猪鱼鸭也不再有田园诗中怡然自得的神情,而变成了狭小空间中,将粗饲料转换为蛋白质的生物工具。这种方式,看似使产量得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社会物资极大丰富,但无疑破坏了生命的美感,还给现代人造成了"粮不香、瓜不甜、菜无味"的尴尬现象,对人类自身健康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隐患。
3.当代促进消费的经济策略与古代“弃奢从俭”的经济消费观具有分歧。
发达国家在曾经经历的经济危机中,采用了种种经济政策来发展经济。其中对我国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凯恩斯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生产的经济策略。在2007次贷危机爆发前,整个美国都采用“借贷经济”,即银行借钱给国民进行消费。我国也认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希望通过鼓励消费来增加内需,进而改变原有的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以便使经济保持可持续的增长。鼓励消费的经济策略,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环境资源的使用,给环境容量带来压力。 我国古代的环保思想,从来没有鼓励人们去过度消费,反而总是以节俭、寡欲和朴素为美善。在“见朴抱素,少私寡欲”中,固然
可以使人类在自省中接近天地宇宙的规律,但不能直接解决我们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需要。目前我国“快餐消费”、炫富、攀比这样的消费心理正在迅速流行,崇尚简朴的观念在很多人心目中都过时了。
4.古代环境保护思想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古代中国环保思想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回答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下,如何协调有限的环境容量,和无限的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难题,也是环保法律科研工作者承担的历史任务。古代中国环保思想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不能适应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也没有一套制度化、技术化的实现工具。它确实容易沦为讲台上的空谈,或是复古思潮中的空想,或者直接无人问津。
三、中国古代环保思想的复苏可能性
固然,我国古代环保思想,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但我们仍然认为,其对今日我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其在今日的复苏也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这的想法是基于如下理由:
1.后工业时代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危机呼唤新的指导思想。
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不可回避的危机。这个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限的环境资源容量不能支撑一种无限扩展的经济模式。在地球上,空间是有限的。无限扩展的经济将在短期内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而地球有限的空间并不能完全承载这些
废弃物。石油等重要的化石能源是有限的,它不能支撑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车的使用量。水资源是有限的,林木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的经济模式不可以采用单一的,粗放式的无限扩张。
危机还体现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迫使我们放下无限扩展的欲望,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乃至生命代价的例子早已经是不胜枚举。从1930年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到1948年美国多诺拉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乃至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发达国家在“无限发展”的道路上已经先于中国受到大自然的报复。然而,这种血的报应,正在当今的中国一而再、再而三重演。中国近年来曝光的血铅事件、紫金矿业污染、渤海石油污染、山西采煤地层空洞等悲剧提醒我们要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重新构建。环境危机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它迫使我们发展出一种能够使我们从这种尴尬处境中走出来的新思想。
2.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环保思想具有可兼容性。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先于我国尝到了破坏环境的苦果。痛定思痛,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西方诞生了生态伦理学,其代表有法国学者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美国学者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争”。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比古代中国环保思想晚诞生一千多年,但却与古代中国环保思想具备可兼容性。古代中国“天人
合一”的生态伦理观,从未把人看做是宇宙的主宰,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甚至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古中国的治国策也建立在“敬天”的基础上,凡国家有重大事件,都要祭祀天地。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在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上,从来就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西方20世纪出现的生态伦理学,不论是强调敬畏生命,尊重生态的整体性价值,或是赋予动物以道德主体的地位,承认其具备道德价值,而不仅仅是工具性价值,本质上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一种修正。因此古代中国环保思想与西方20世纪后诞生的态伦理思想具有可兼容性。这说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富有智慧,我们的环保思想,虽然老旧,却绝不落后。这也为古代中国环保思想与西方生态伦理学观念的进一步对话提供了可能。
3.必须在国际上提出自己的环境理论,维护我国在环境事务上的政治话语权。
随着21世纪,环境问题演变为全球共同关注和共同合作的主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环境因素正在从单纯的环境保护性质向国际经济和政治性质扩展,成为影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协调利益格局的新因素。早年在国际贸易领域,“绿色贸易壁垒”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近年来,气候变化又成为国际关注的新热点,由气候变化问题产生了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分担争议、低碳经济模式构建、低碳经
济立法热议等等。然而,不管是绿色贸易壁垒还是气候变化问题,一直都是发达国家在引领舆论,制定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出口困难、购买低碳技术、限制高碳产业等切实的压力。为了在国际上取得环境事务的政治话语权,中国必须提炼本土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在其指引下提出具体的环境政策主张,才能独立自主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而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思想,恰恰可以为此提供借鉴。由于它和西方的环保伦理所具有的可兼容性,也为进行国际对话和取得国际认可提供了可能。
四、古代环保思想应用的切入点:环境法基础理论
古代环保思想在今天环境法领域里焕发新光彩的方向,应该是在环境法基础理论领域。
环境法是人类遭遇环境危机后,为解燃眉之急而催生出的法律。环境法发展较快的都在应用领域,包括:污染治理、清洁生产、新能源开发等。而环境法的基础理论,一直都是环境法发展的短板。然而,没有基础理论支撑的环境法,始终显得单薄苍白,也会影响其发挥环保功能。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出,并未把环境法列入其中,而是把属于环境法的污染防治法律,划入行政法中,把清洁生产法律,划入经济法中。这和环境法自身基础理论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环境法学科不能厘清属于自身独特的,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基础理论,也不能立足于部门法之林,其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领域里的应用也会受到其他
部门法价值立场的干扰。
事实上,环境法的基础理论和价值理念,是无法被其他部门法所替代的。作为行政法或者经济法,始终要将整体的环境分割为单独的某类资源,加以管理和调控,这既和实际的环境保护需要不符,又和我们古代环保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符。中国古代环保思想给环境法基本理念方面的启示至少有如下几点:第一,所有的环境要素是整体的,有机联系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其含义是抽象的,泛指了所有环境要素的整合。而我们进行环境管理,不能违背了整体性的原则。我们进行环境立法,也不能将环境要素分割给各个部门法;第二,环境法的功能与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而不是要将某个环境要素发挥最大的经济功效。这也是环境法独特的,无法被任何其他法律部门所取代的价值;第三,在评价法律功效的标准上,环境法应以促进自然资源的繁衍增长,为经济持续发展留有余地为好,以透支环境容量,减少经济发展潜力为恶。这也是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达到的。
范文三:浅析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及举措
浅析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及举措
王海滨
摘 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要兼顾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中国是一个拥有着璀璨文明和丰富资源的古老国度,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一系列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形成了系统的环保思想和环保举措。发掘和分析先贤哲人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环保思想和环保举措,对当今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生态观 环保思想 环保举措
人类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这是一个人类从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至于发展到破坏自然的动态过程。我们不能否定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环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问题。法律具有民族特性,包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行为规范的总合。所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应当具有民族延续性,不能片面、割裂的来研究当今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必须实事求是、立足基本国情和自身的特点,从而制定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法规。 中国古人向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留下了丰富的环保思想,这些环保思想影响着古人的生态观和日常行为,对当时的环保工作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在我国古代没有专门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但是,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条文和具体的环保措施。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和举措对当今时代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 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
(一) 源于自然崇拜和传说异志的朴素生态观
远古时期,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限制,所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源都离不开大自然,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很强,他们把自然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继而把自然视为神明,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同时,由于知识水平和经验的欠缺,人们无法解释一些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比如,打雷和闪电等。于是人们就把这些视为是神明的惩罚,渐渐地便产生出对自然的畏惧,随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禁忌。到最后,自然禁忌就成为了被大家遵守的行为规范。对自然的崇拜是古人对环境保护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也是影响古代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神话传说和奇谈志异大多不仅反映了古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的理想追求,而且也反映了古人对于自身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和反思,这是古人们最初的自然观和宇宙观。从诸如“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中,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古人主动认识自然,并且迫切要求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朴素愿望,这也说明了古人们从长期的劳动实践中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自然不依赖与人类而独立存在,人类也不能独立存在于自然之外,人需要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在接受这些传说志异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先辈们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智慧,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和规范禁忌也就深深的影响着古人的思想,那种最初模糊的生态观也在人们的实践中越来越清晰。
(二)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天人合一”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是中国古代环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核心,并包含着尊重自然、善待万物的生态伦理道德。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包含着两个层次:第一,人从宇宙自然的演化中而来,并依赖自然环境而发展。《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人类的出现、进化是在自然界中完成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料来满足自
身的需要,人从自然界中而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第二,在实践活动中要善待自然。儒家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对于自然界的万物要以仁德待之,就事要把天地自然万物视为不可分割的体。要把自然万物和人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视自然为己身,做到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统一整体。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表明了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性和宇宙自然的整体性,要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在影响和作用着自然界。因此,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观念,也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最深层次的观念,是古人朴素的宇宙观、生态观,对中国古代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天人合一”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三) 道法自然的生态观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要了解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他告诫人们要遵循自然法则,不得违背自然规律。“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观的基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道家认为“天道”和“人道”是统一的。在道家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是天地之根、万母之原,事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自然万物从本原上就有着统一性,人类要以“道”为出发点去对待世间万物。
道家认为人们生活的环境被分为四大要素:“道”、“天”、“地”、“人”,而人仅仅是自然要素的一部分,“有物混成, 先天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反。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 “道”、“天”、“地”、“人”是一个完整的循环链,缺少或打破其中任意一环都将影响到自然界的和谐运转。作为其中一环的“人”,在做任何事时都要以遵循自然为前提,不得逾越、打破自然和谐。
(四) 万物平等的生态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坚持所有生命的本原是一致的,万物生于同根。无论儒家、道家、佛教,还是“元气”论者都承认世界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每类物种地位平等、都很重要,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因此,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应该被尊重和爱护。 孟子提到过,“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把儒家的“仁”由亲亲、仁民、推及到了爱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延伸到了万物,使得仁爱之心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的圈子。自然界的万物被纳入到人文关怀之中,它们被放在与人平等的地位。庄子在《庄子·秋水》中提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他认为,人之所以没有把万物和自己放在平等的地位,认为己贵而物贱,就是因为人没有从“道”的高度去看待人与万物的关系。人狭隘地从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万物,往往会得出错误的判断,更不会有“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的感悟。庄子还设想过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过着朴素无欲的生活,万物自由生长,人与鸟兽共居,友好相处、互补伤害,人与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个整体,万物平等。佛教对自然万物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主张万物平等原则,佛教认为佛性存在于一切生命之中,一切众生都具有相同的佛性,并形成了佛家的宇宙观和哲学观。佛教主张“慈悲为怀,万物皆有佛性”、“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有的生命都要被尊重,众生平等。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论”和“不杀生”戒律要求信徒做到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善待万物,这种宗教约束力是立竿见影的。佛教不仅在广大民众之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在统治阶层也有着广泛的信徒,佛教的这种影响力使得人们在生活中自觉遵循教义,对于构建和谐、平等的生态友好型社会是十分有效的。
二、 中国古代的环保举措
(一) 中国古代的环保机构设置
中国古代不仅有着丰富而深邃的环保思想,古人为了更好地开展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便设置了专门进行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机构和官职,在历朝历代的官职中大多都有虞、衡之职。据记载,早在远古时期,舜帝设立了世界上历史最早的环保管理机构,管理官员被称为——虞,《尚书·舜典》有这样的表述:“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官员。后来,又设立了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我国设官职--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到了周朝,环保管理机构相对完整,虞、衡的设置更趋于详细,主要设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据《周礼》记载,“大司徒”是掌管国家土地的大员,他的职责中就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覆物;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秦朝的环保机构为少府。在少府下面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坡官等等。到汉朝时期,汉承秦制、有所损益,环保机构改为水衡都尉。东汉设有司空一职,“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提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而行赏罚” 。
唐宋之后,虞、衡的职责有所扩大。根据《旧唐书·职官》的记载,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他们奉令“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储蒿及茭草,其紫炭木橦进内供百官蕃客,并于农隙隙钠之” 。在明清时期,由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在工部管理下共同开展环保工作。此外还有专门管理皇家苑囿的官吏,即上林苑监,并设左右监正各一人。
中国古代环保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职责逐步清晰、机构不断完善的过程,虽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了诸多问题,但是不失为是我国古人对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探索和发展。
(二) 中国古代的环保立法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都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十分重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以及配套措施。在上古时期,古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环境的保护工作,人们对自然的保护有了初步认识,开始尝试用一定的行为规范去教化人们,以做好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最早出现在夏朝。夏禹曾下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对破坏环境危害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具有代表性的环保法律条文是“弃灰之法”:殷之法, 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西周时期,统治者颁布了《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在《礼记·月令》中,记录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母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
据考古发现的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律中的《田律》记载:“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享者,是不用时”、“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鷇; 毋杀其孕重者,毋毒鱼”。这些都是当时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令规定。北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对对动物和草原尤为重视。北齐天保九年春,“诏限仲冬一月燎原,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在宋太宗时期,皇帝下诏禁止捕杀犀牛,这是世界上罪早的禁捕杀犀牛令,“雍熙四年者正月十日帝以万州所获犀皮及蹄角示近臣。先是有犀自黔南入忠万之境,郡人因捕
杀之。诏自今有犀勿杀”。最早的禁止捕杀青蛙令也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孝宗“淳熙三年五月八日诏:‘民间采捕田鸡杀害生命,虽累有约束,货卖愈多,访问多是缉捕使臣火下买贩及纵容百姓出卖”。
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立法通常以律、诏令、礼、禁令等形式出现,它们大多是与其他法律条文同时出现,呈现出综合性的表现特征,也有个别是单独做出的。根据史料考证,中国古代最早的环境保护法是以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接着又以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应当是《逸周书》、《伐崇令》等,这些法律条文规定了不允许破坏环境的规定。在周朝统治时期,在“以德配天”的主导思想影响下,作为约束人民大众行为的道德规范——“礼”,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秦朝,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被收录在《田律》中。汉朝时期,天子的诏书和法令是环境保护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封建统治的鼎盛时代——唐代,《唐律》中很多次的提到了环境保护问题,也详细的规定了相应的法律等。包括宋、明、清在内的许多朝代,大多都沿袭前朝的相应环境保护法律,并无太大的变化。这些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权的稳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些古代环保法规对于我们应对和解决环保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注释:
郭彧.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413.
饶尚宽.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63,105.
万丽华、蓝旭.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315.
安继民、高秀昌.庄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214,217.
李胜杰.尚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20.
邓启铜、刘波、王川.周礼.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81.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5.2323.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1256.
范文四:浅析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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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滨
摘 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要兼顾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中国是一个拥有着璀璨文明和丰富资源的古老国度,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一系列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形成了系统的环保思想和环保举措。发掘和分析先贤哲人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环保思想和环保举措,对当今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生态观 环保思想 环保举措
人类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这是一个人类从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至于发展到破坏自然的动态过程。我们不能否定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环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问题。法律具有民族特性,包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行为规范的总合。所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应当具有民族延续性,不能片面、割裂的来研究当今环境与资源保护问题,必须实事求是、立足基本国情和自身的特点,从而制定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法规。
中国古人向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留下了丰富的环保思想,这些环保思想影响着古人的生态观和日常行为,对当时的环保工作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在我国古代没有专门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但是,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条文和具体的环保措施。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和举措对当今时代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 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
(一) 源于自然崇拜和传说异志的朴素生态观
远古时期,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限制,所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源都离不开大自然,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很强,他们把自然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继而把自然视为神明,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同时,由于知识水平和经验的欠缺,人们无法解释一些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比如,打雷和闪电等。于是人们就把这些视为是神明的惩罚,渐渐地便产生出对自然的畏惧,随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禁忌。到最后,自然禁忌就成为了被大家遵守的行为规范。对自然的崇拜是古人对环境保护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也是影响古代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神话传说和奇谈志异大多不仅反映了古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的理想追求,而且也反映了古人对于自身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和反思,这是古人们最初的自然观和宇宙观。从诸如“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中,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古人主动认识自然,并且迫切要求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朴素愿望,这也说明了古人们从长期的劳动实践中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自然不依赖与人类而独立存在,人类也不能独立存在于自然之外,人需要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在接受这些传说志异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先辈们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智慧,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和规范禁忌也就深深的影响着古人的思想,那种最初模糊的生态观也在人们的实践中越来越清晰。
(二)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天人合一”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是中国古代环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核心,并包含着尊重自然、善待万物的生态伦理道德。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包含着两个层次:第一,人从宇宙自然的演化中而来,并依赖自然环境而发展。《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人类的出现、进化是在自然界中完成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料来满足自【核心期刊网】——中国权威论文发表平台,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发表咨询和论文发表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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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表明了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性和宇宙自然的整体性,要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在影响和作用着自然界。因此,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观念,也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最深层次的观念,是古人朴素的宇宙观、生态观,对中国古代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天人合一”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三) 道法自然的生态观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要了解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认识到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他告诫人们要遵循自然法则,不得违背自然规律。“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观的基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道家认为“天道”和“人道”是统一的。在道家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是天地之根、万母之原,事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自然万物从本原上就有着统一性,人类要以“道”为出发点去对待世间万物。
道家认为人们生活的环境被分为四大要素:“道”、“天”、“地”、“人”,而人仅仅是自然要素的一部分,“有物混成, 先天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反。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 “道”、“天”、“地”、“人”是一个完整的循环链,缺少或打破其中任意一环都将影响到自然界的和谐运转。作为其中一环的“人”,在做任何事时都要以遵循自然为前提,不得逾越、打破自然和谐。
(四) 万物平等的生态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坚持所有生命的本原是一致的,万物生于同根。无论儒家、道家、佛教,还是“元气”论者都承认世界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每类物种地位平等、都很重要,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因此,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应该被尊重和爱护。
孟子提到过,“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把儒家的“仁”由亲亲、仁民、推及到了爱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延伸到了万物,使得仁爱之心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的圈子。自然界的万物被纳入到人文关怀之中,它们被放在与人平等的地位。庄子在《庄子?秋水》中提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他认为,人之所以没有把万物和自己放在平等的地位,认为己贵而物贱,就是因为人没有从“道”的高度去看待人与万物的关系。人狭隘地从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万物,往往会得出错误的判断,更不会有“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的感悟。庄子还设想过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过着朴素无欲的生活,万物自由生长,人与鸟兽共居,友好相处、互补伤害,人与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个整体,万物平等。佛教对自然万物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主张万物平等原则,佛教认为佛性存在于一切生命之中,一切众生都具有相同的佛性,并形成了佛家的宇宙观和哲学观。佛教主张“慈悲为怀,万物皆有佛性”、“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有的生命都要被尊重,众生平等。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论”和“不杀生”戒律要求信徒做到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善待万物,这种宗教约束力是立竿见影的。佛教不仅在广大民众之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在统治阶层也有着广泛的信徒,佛教的这种影响力使得人们在生活中自觉遵循教义,对于构建和谐、平等的生态友好型社会是十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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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古代的环保举措
(一) 中国古代的环保机构设置
中国古代不仅有着丰富而深邃的环保思想,古人为了更好地开展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便设置了专门进行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机构和官职,在历朝历代的官职中大多都有虞、衡之职。据记载,早在远古时期,舜帝设立了世界上历史最早的环保管理机构,管理官员被称为——虞,《尚书?舜典》有这样的表述:“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官员。后来,又设立了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我国设官职--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到了周朝,环保管理机构相对完整,虞、衡的设置更趋于详细,主要设有山虞、泽虞、川衡、林衡。据《周礼》记载,“大司徒”是掌管国家土地的大员,他的职责中就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覆物;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秦朝的环保机构为少府。在少府下面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坡官等等。到汉朝时期,汉承秦制、有所损益,环保机构改为水衡都尉。东汉设有司空一职,“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提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而行赏罚” 。
唐宋之后,虞、衡的职责有所扩大。根据《旧唐书?职官》的记载,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他们奉令“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储蒿及茭草,其紫炭木橦进内供百官蕃客,并于农隙隙钠之” 。在明清时期,由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在工部管理下共同开展环保工作。此外还有专门管理皇家苑囿的官吏,即上林苑监,并设左右监正各一人。
中国古代环保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职责逐步清晰、机构不断完善的过程,虽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了诸多问题,但是不失为是我国古人对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探索和发展。
(二) 中国古代的环保立法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都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十分重视,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以及配套措施。在上古时期,古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环境的保护工作,人们对自然的保护有了初步认识,开始尝试用一定的行为规范去教化人们,以做好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最早出现在夏朝。夏禹曾下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对破坏环境危害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具有代表性的环保法律条文是“弃灰之法”:殷之法, 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西周时期,统治者颁布了《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在《礼记?月令》中,记录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母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
据考古发现的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律中的《田律》记载:“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享者,是不用时”、“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鷇; 毋杀其孕重者,毋毒鱼”。这些都是当时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令规定。北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对对动物和草原尤为重视。北齐天保九年春,“诏限仲冬一月燎原,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在宋太宗时期,皇帝下诏禁止捕杀犀牛,这是世界上罪早的禁捕杀犀牛令,“雍熙四年者正月十日帝以万州所获犀皮及蹄角示近臣。先是有犀自黔南入忠万之境,郡人因捕【核心期刊网】——中国权威论文发表平台,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发表咨询和论文发表辅导!
【核心期刊网】——中国权威论文发表平台,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发表咨询和论文发表辅导! 杀之。诏自今有犀勿杀”。最早的禁止捕杀青蛙令也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孝宗“淳熙三年五月八日诏:‘民间采捕田鸡杀害生命,虽累有约束,货卖愈多,访问多是缉捕使臣火下买贩及纵容百姓出卖”。
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立法通常以律、诏令、礼、禁令等形式出现,它们大多是与其他法律条文同时出现,呈现出综合性的表现特征,也有个别是单独做出的。根据史料考证,中国古代最早的环境保护法是以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接着又以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应当是《逸周书》、《伐崇令》等,这些法律条文规定了不允许破坏环境的规定。在周朝统治时期,在“以德配天”的主导思想影响下,作为约束人民大众行为的道德规范——“礼”,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秦朝,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被收录在《田律》中。汉朝时期,天子的诏书和法令是环境保护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封建统治的鼎盛时代——唐代,《唐律》中很多次的提到了环境保护问题,也详细的规定了相应的法律等。包括宋、明、清在内的许多朝代,大多都沿袭前朝的相应环境保护法律,并无太大的变化。这些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权的稳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些古代环保法规对于我们应对和解决环保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注释:
郭彧.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413.
饶尚宽.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63,105.
万丽华、蓝旭.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315.
安继民、高秀昌.庄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214,217.
李胜杰.尚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20.
邓启铜、刘波、王川.周礼.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81.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5.2323.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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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古代环保思想法律制度的时代意义
古代环保思想和法律制度的时代意蕴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环保思想、 理念和法律制度进行梳理我们发现:无论 是儒家提倡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抑或是佛家提出了“众生平 等”, 虽然各有不同的主张, 但都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 那就是均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 为其核心思想。 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其他社会文化,如养生之道、 风水学等, 都无不展现着 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 “和谐”观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仁厚的心 胸和博大的情怀, 但它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精神修养的方法和境界, 并未提供认知、 改造自然 和保护、 改善生态环境所需要的知识和法则。 它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增强人 们对自然万物的关爱之情, 这对保护自然环境、 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它不能具体地运用于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 它与现代提倡的人天和谐新 理念还有着根本的区别。
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必须立足实践,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运用社会的、经济的、法 律的、道德的等多方面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根本途径是在科学 发展观的指导下,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 态良好的良性循环和辩证统一。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 解决环境问题并非一朝一夕, 同欧 美西方国家相比, 今天的中国不仅在国情方面大大不同, 而且所处的环境与上两个世纪也不 可同日而语, 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或者囿于自身的狭小圈子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的环 境问题, 是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等诸多领域的综合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环 境、经济、社会的二元化趋势。
在前文我们提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自然的奴隶”、 “消极适应下的相对 和谐”、“征服扩张”、 “失衡与反思”这样四个阶段。 事实上,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 指出的“人和社会都是呈螺旋状发展的”一样,在“失衡与反思”之后,我们又重新提出 “和谐社会”的建设, 似乎又回到了农业社会时期的“和谐”, 然而, 现在的“和谐”与当 时的“和谐”相比, 其内涵与外延要充实而又复杂的多。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自然与 古人所面对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 今天的“环境友好”也在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基础 之上有了更新的内容。 但是, 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去研究和借鉴古人好的思想和制度。 在当前 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 中国一方面要力行拿来主义, 广泛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另一方 面需要自立自强, 在自己的文化领域进行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 走有自己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 这既是对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的贡献, 也是对西方现代文明所蕴含的创造性精神的最 好的学习。 我们也只有在立足于我们中国的现实国情, 立足于我们的传统, 而不是盲目的借 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自己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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