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谢觉哉以人为本的故事

　　谢觉哉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884年4月出生，湖南省宁乡县肖家湾人。青年时期，考取过秀才，教过私塾，学过中医。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35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从事报刊、司法、统战以及党政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共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也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刀下救人　　1906年，已是秀才的谢觉哉参加本乡乡绅组织的一次“审盗案”，是他勇敢地站出来，才挽救了他人。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因为家里没饭吃，在豪绅岳某的红薯地里偷挖了一篓红薯，被岳某抓住审问。岳某凶狠地提出要砍断年轻人的手。眼看就要动手了，在一旁的谢觉哉气愤不过，便大喊一声“住手”，随即走到岳某面前，指着跪在地上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说：“偷东西固然不该，但贼心出于饥饿，他认了错，又退了赃，就可以了。以后他还要靠那双手养活一家，怎么能因做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辈子呢？”　　围观群众也齐声高喊“放人”。岳某见众怒难犯，只好同意放人。然而，就在乡丁给年轻人松绑的时候，奸猾的豪绅突然从火炉里抽出一块早已烧红的烙铁，朝年轻人脸上烙去，只听得一声惨叫，年轻人昏倒在地。目睹豪绅的残暴，谢觉哉气愤无比，一脚将案桌踢出几尺远，愤然离开茶亭。　　诗赠乞丐　　1907年冬末，谢觉哉路遇冻死茶亭的求乞老人。当时，很多人在老人尸体旁围观，他见后十分同情，当即告诉父亲，欲出棺木将其安葬。他的一位同学岳伯谦站在士大夫的立场写了首《乞丐诗》：　　讨米最不穷，何必乞人怜；　　一死永无罪，快活上天庭。　　谢觉哉不赞成岳伯谦的观点，以《诗丐》为题，写了一首七律诗表明了自己的见解：　　未必生来是野流，却持竹杖遍村游。　　饭篮向晓迎残月，弹板临风唱晚秋。　　两脚踏开尘世路，一肩挑尽古今愁。　　从此不食嗟来食，村犬为何吠未休。　　这首诗说明谢觉哉已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封建士大夫的偏见，同情和歌颂劳动人民，并对整个社会发出疑问。　　救活**警卫员　　红军长征后，**交付谢觉哉一个特殊的任务，帮助他的警卫员吴吉清补习文化课。谢觉哉欣然接受。　　从此，他要求吴吉清每天学习一个小时，学会五个生字。这五个字在一天内随时随地要默写一百次，写完后，进行考试，直到会念、会写、会讲、会用为止；如果因工作耽误时间，就在第二天利用会前会后的空隙补课。　　在谢觉哉的辅导下，吴吉清很快就学会了大量的常用字，并且能练习写短文章了。后来，吴吉清感染了伤寒被送进医院。谢觉哉常去看他。几天后一个下午，他再次到病房时，躺在床上的却是另外一个病人。他忙找医生问，回答说原来的病人送到太平间去了。　　谢觉哉听后焦急万分，要求把吴吉清抬出来验验尸体。医生一听慌了，连忙说：“那个使不得，他是传染病，不能抬出来。”　　谢觉哉又直接去找医院的负责人，把病人马上从太平间里抬了出来。他仔细端详着吴吉清，发现他虽然昏迷不醒，但仍有微弱的气息。谢觉哉气愤地批评了那个医生。医生说：“医院缺乏清剂和氯霉素两种药，没法救他。”　　谢觉哉立即通过电话把情况报告**。**惊讶地对谢觉哉说：“应该告诉他们，不管是马夫、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哪怕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们治好才行。”接着**派人送来了药，医院也立即组织抢救，终于把吴吉清救活了。　　不能草菅人命　　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成立不久，陕甘宁省裁判部送来“王观娃死刑案”，要谢觉哉批复。　　谢觉哉反复看了卷宗，提出了诸多疑点：王观娃的罪到底是什么？当了几年土匪有什么事实？实施抢劫抢了些什么？在何处抢的？抢的情形怎么样？怎样活动当土匪的？同伙都是哪些人？他指出：有关死者的各种事实情节都没有说清楚，案卷报告上看不出来，这样马马虎虎，怎好来判他的死刑？于是他拿起毛笔，重重地写了四个大字：“无从下批”。　　省裁判部看到谢觉哉的批复后，重新查据处理，结果以“无罪释放”结案，救了一条人命。　　谢觉哉坚决反对那种不合司法规定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他指出：“‘先斩后奏’，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本是旧社会的病，我们不能再害这种病了。”“死刑必须报司法部批准，才能执行。”　　1937年，边区政府的总务科长，因贪污问题被关押，但这位科长素来品德端正，并无不良行为，对“贪污”又交待不清。谢觉哉从多方面调查，亲自审问这位总务科长，要他平静下来，逐件细细回忆犯法的情形，然后帮他一宗一案来计算，果然找出了案卷的症结所在。原来，他给边区政府大食堂买猪的一笔钱忘了上账，而猪又是大家见到的，肉也吃掉了，可账上没有这笔钱。真相大白，这位科长被无罪释放。谢觉哉感慨地说：“我们少一个坏人就多一份力量。”　　保护妇女权利　　谢觉哉在办案中，注意保护妇女权益。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对妇女的压迫最深最重，使妇女和男子不能平等，因此，在司法工作上也应该体现保护妇女的权利。　　延安安边县发生一起人命案，是丈夫杀死了妻子。早先，这个妇女就来延安告状，说男人对她不好，要求离婚。谢觉哉亲自接待了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亲切地向她讲了许多夫妻和睦的道理，要她与丈夫和好。　　女同志听了谢觉哉的劝解，回去了。但丈夫毫无悔悟之意，更加粗暴地虐待妻子，骂她“闹自由”都闹到延安去了，经常打骂她。女的忍无可忍，又多次到县司法机关要求离婚，因为司法机关有的人员有封建思想，不保护女权，该离也不判离。女的无奈，二闯延安。谢觉哉向县司法处批示：“应准判离”。女方高兴地回去了。　　可是，过了不久，安边县司法处又报来这个案子，谢觉哉翻开案卷，大吃一惊，报来的不是判离案子，而是报请核准死刑案：那个丈夫将妻子杀死了！

　　谢觉哉愤然批示说：“应该离的，不判，如判离了，可救两条性命。”他认为，这就是司法人员的职责和判案水平所致。他强调要注意保护女权，因为人民的司法制度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司法制度。　　死刑改判无罪　　1961年，谢觉哉已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在各地法院出现了电报报案的情况。谢觉哉针对这个问题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了就不能再安了，我们一定要对人民高度负责。”　　当时，从云南报来一个案子，案由是一个50多岁的地主分子利用毒菌毒害社员。谢觉哉先看了各级法院的意见，都认为不杀这个地主分子不足以平民愤，要判死刑。接着，他详细地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如下几个疑点：第一，她是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捡菌子，无人能证明有毒的菌子就是她捡的；第二，菌子的毒性有多大，为什么有人中毒，有人没有中毒，缺乏鉴定材料；第三，这个地主分子是有意去捡毒菌还是无意？如故意的，大家叫她吃时，她完全可以选些无毒的吃，那样就能掩盖事实，而她并没有这样做。　　谢觉哉认为地方法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草率判决，其中不免有因为被告是地主分子而推论是她有意作案的因素。为慎重起见，谢觉哉指示将案卷退回，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后，再把材料送来。　　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重新调查，证明这个地主分子根本分不清菌子有无毒，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毒菌就是她捡的，当时她自己之所以没有吃，是因为捡菌子时，她自己留了一些在家里，已经吃饱了，并不是因为其它原因。于是将此案由死刑改为无罪释放，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做了检查。　　平反冤案　　1961年3月，谢觉哉对张志远强奸案提出了怀疑。　　张志远1950年参加革命，后随当时的西北卫生部民族医疗队到甘肃省天祝县自治区从事医务工作。1952年12月，天祝县人民法院判决他利用驱梅注射工作之便，强奸一位藏族妇女，因此被判刑10年，投入监狱。这个案件经过三级法院（包括当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判决，但张志远一直不服，曾三次上诉。　　谢觉哉接到张志远的申诉后，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对审判员说：一是张是个医生，判决书上认定他利用驱梅注射之便进行强奸，难道他不知道梅毒的传染途径吗？二是事情发生在妇产科诊疗室，光天化日，人来人往，难道真的可能吗？三是一个人被判了10年刑，已坐了8年牢，还不断申诉，应不应该考虑他有冤屈的可能？　　谢觉哉的分析对审判员很有启示，经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派一位有经验的女审判员同甘肃省法院一起共同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天祝县是藏族聚居的地方，发生案件时还未土改和镇反，牧主粮户（即牧主兼地主）是当地的当权者，而与本案有关的院长、区乡长、民兵队长等不少是牧主粮户的代理人。由于他们都反对土改，牧主粮户的老婆便利用不懂事的13岁的幼女，制造事端，目的是要把医疗队赶走。就这样，弄假成真，造成冤案。　　根据上述调查，甘肃省法院又组织县法院进行复查核实，最后由省法院主持撤销原判，给予平反。　　接到甘肃省法院平反的报告后，谢觉哉语重心长地说：“从冤错案的数量来说是很少的，只有百分之几，但对一个冤案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啊！对冤错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解决当事人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挽回不良的政治影响，不可疏忽。”　　事后，谢觉哉又叫有关同志打电话问甘肃省法院：人是否已经放出来了，工作是否落实，工资是否已经补发。直到这些问题全部落实，他才放下心。　　无期改无罪　　1962年5月，谢觉哉视察西安。他从抽调的案卷中，发现一个关于王为明被判无期徒刑的案子。案卷里写道：“王为明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向**、**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咒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因而判处王有期徒刑10年。王不服上诉，法院改判王有期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王不服，抗拒改造，西安市坝桥区法院又增刑4年，变为24年。王仍然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西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觉哉仔细看完案卷中的全部材料，认为案子判得有问题。他说：“宪法现在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写信给**、**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呢？而且判得这样重。人家又没有什么行动，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他主张改判无罪释放。　　但是，陕西省和西安市法院有的人持不同意见。谢觉哉没有以上级压下级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组织大家讨论，并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摆在桌面上。通过反复的争论说服，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明由无期改判无罪释放。但承办此案的同志仍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事后，谢觉哉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反**的时候，反不到他。”　　（责任编辑：武学沪）

范文二：谢觉哉 以人为本的故事

谢觉哉 以人为本的故事

谢觉哉 以人为本的故事

谢觉哉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884年4月出生，湖南省宁乡县肖家湾人。青年时期，考取过秀才，教过私塾，学过中医。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35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从事报刊、司法、统战以及党政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共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也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刀下救人

1906年，已是秀才的谢觉哉参加本乡乡绅组织的一次“审盗案”，是他勇敢地站出来，才挽救了他人。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因为家里没饭吃，在豪绅岳某的红薯地里偷挖了一篓红薯，被岳某抓住审问。岳某凶狠地提出要砍断年轻人的手。眼看就要动手了，在一旁的谢觉哉气愤不过，便大喊一声“住手”，随即走到岳某面前，指着跪在地上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说:“偷东西固然不该，但贼心出于饥饿，他认了错，又退了赃，就可以了。以后他还要靠那双手养活一家，怎么能因做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辈子呢,”

围观群众也齐声高喊“放人”。岳某见众怒难犯，只好同意放人。然而，就在乡丁给年轻人松绑的时候，奸猾的豪绅突然从火炉里抽出一块早已烧红的烙铁，朝年轻人脸上烙去，只听得一声惨叫，年轻人昏倒在地。目睹豪绅的残暴，谢觉哉气愤无比，一脚将案桌踢出几尺远，愤然离开茶亭。

诗赠乞丐

1907年冬末，谢觉哉路遇冻死茶亭的求乞老人。当时，很多人在老人尸体旁围观，他见后十分同情，当即告诉父亲，欲出棺木将其

安葬。他的一位同学岳伯谦站在士大夫的立场写了首《乞丐诗》:

讨米最不穷，何必乞人怜;

一死永无罪，快活上天庭。

谢觉哉不赞成岳伯谦的观点，以《诗丐》为题，写了一首七律诗表明了自己的见解:

未必生来是野流，却持竹杖遍村游。

饭篮向晓迎残月，弹板临风唱晚秋。

两脚踏开尘世路，一肩挑尽古今愁。

从此不食嗟来食，村犬为何吠未休。

这首诗说明谢觉哉已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封建士大夫的偏见，同情和歌颂劳动人民，并对整个社会发出疑问。

救活**警卫员

红军长征后，**交付谢觉哉一个特殊的任务，帮助他的警卫员吴吉清补习文化课。谢觉哉欣然接受。

从此，他要求吴吉清每天学习一个小时，学会五个生字。这五个字在一天内随时随地要默写一百次，写完后，进行考试，直到会念、会写、会讲、会用为止;如果因工作耽误时间，就在第二天利用会前会后的空隙补课。

在谢觉哉的辅导下，吴吉清很快就学会了大量的常用字，并且能练习写短文章了。后来，吴吉清感染了伤寒被送进医院。谢觉哉常去看他。几天后一个下午，他再次到病房时，躺在床上的却是另外一个病人。他忙找医生问，回答说原来的病人送到太平间去了。

谢觉哉听后焦急万分，要求把吴吉清抬出来验验尸体。医生一听慌了，连忙说:“那个使不得，他是传染病，不能抬出来。”

谢觉哉又直接去找医院的负责人，把病人马上从太平间里抬了出来。他仔细端详着吴吉清，发现他虽然昏迷不醒，但仍有微弱的气息。谢觉哉气愤地批评了那个医生。医生说:“医院缺乏清剂和氯霉素两种药，没法救他。”

谢觉哉立即通过电话把情况报告**。**惊讶地对谢觉哉说:“应该告诉他们，不管是马夫、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哪怕十分之一的希望，也

要把他们治好才行。”接着**派人送来了药，医院也立即组织抢救，终于把吴吉清救活了。

不能草菅人命

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成立不久，陕甘宁省裁判部送来“王观娃死刑案”，要谢觉哉批复。

谢觉哉反复看了卷宗，提出了诸多疑点:王观娃的罪到底是什么,当了几年土匪有什么事实,实施抢劫抢了些什么,在何处抢的,抢的情形怎么样,怎样活动当土匪的,同伙都是哪些人,他指出:有关死者的各种事实情节都没有说清楚，案卷报告上看不出来，这样马马虎虎，怎好来判他的死刑,于是他拿起毛笔，重重地写了四个大字:“无从下批”。

省裁判部看到谢觉哉的批复后，重新查据处理，结果以“无罪释放”结案，救了一条人命。

谢觉哉坚决反对那种不合司法规定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他指出:“‘先斩后奏’，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本是旧社会的病，我们不能再害这种病了。”“死刑必须报司法部批准，才能执行。”

1937年，边区政府的总务科长，因贪污问题被关押，但这位科长素来品德端正，并无不良行为，对“贪污”又交待不清。谢觉哉从多方面调查，亲自审问这位总务科长，要他平静下来，逐件细细回忆犯法的情形，然后帮他一宗一案来计算，果然找出了案卷的症结所在。原来，他给边区政府大食堂买猪的一笔钱忘了上账，而猪又是大家见到的，肉也吃掉了，可账上没有这笔钱。真相大白，这位科长被无罪释放。谢觉哉感慨地说:“我们少一个坏人就多一份力量。”

保护妇女权利

谢觉哉在办案中，注意保护妇女权益。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对妇女的压迫最深最重，使妇女和男子不能平等，因此，在司法工作上也应该体现保护妇女的权利。

延安安边县发生一起人命案，是丈夫杀死了妻子。早先，这个妇女就来延安告状，说男人对她不好，要求离婚。谢觉哉亲自接待了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亲切地向她讲了许多夫妻和睦的道理，要她与丈夫和好。

女同志听了谢觉哉的劝解，回去了。但丈夫毫无悔悟之意，更加粗暴地虐待妻子，骂她“闹自由”都闹到延安去了，经常打骂她。女的忍无可忍，又多次到县司法机关要求离婚，因为司法机关有的人员有封建思想，不保护女权，该离也不判离。女的无奈，二闯延安。谢觉哉向县司法处批示:“应准判离”。女方高兴地回去了。

可是，过了不久，安边县司法处又报来这个案子，谢觉哉翻开案卷，大吃一惊，报来的不是判离案子，而是报请核准死刑案:那个丈夫将妻子杀死了～ 谢觉哉愤然批示说:“应该离的，不判，如判离了，可救两条性命。”他认为，这就是司法人员的职责和判案水平所致。他强调要注意保护女权，因为人民的司法制度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司法制度。

死刑改判无罪

1961年，谢觉哉已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在各地法院出现了电报报案的情况。谢觉哉针对这个问题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了就不能再安了，我们一定要对人民高度负责。”

当时，从云南报来一个案子，案由是一个50多岁的地主分子利用毒菌毒害社员。谢觉哉先看了各级法院的意见，都认为不杀这个地主分子不足以平民愤，要判死刑。接着，他详细地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如下几个疑点:第一，她是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捡菌子，无人能证明有毒的菌子就是她捡的;第二，菌子的毒性有多大，为什么有人中毒，有人没有中毒，缺乏鉴定材料;第三，这个地主分子是有意去捡毒菌还是无意,如故意的，大家叫她吃时，她完全可以选些无毒的吃，那样就能掩盖事实，而她并没有这样做。

谢觉哉认为地方法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草率判决，其中不免有因为被告是地主分子而推论是她有意作案的因素。为慎重起见，谢觉哉指示将案卷退回，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后，再把材料送来。

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人重新调查，证明这个地主分子根本分不清菌子有无毒，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毒菌就是她捡的，当时她自

己之所以没有吃，是因为捡菌子时，她自己留了一些在家里，已经吃饱了，并不是因为其它原因。于是将此案由死刑改为无罪释放，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做了检查。

平反冤案

1961年3月，谢觉哉对张志远强奸案提出了怀疑。

张志远1950年参加革命，后随当时的西北卫生部民族医疗队到甘肃省天祝县自治区从事医务工作。1952年12月，天祝县人民法院判决他利用驱梅注射工作之便，强奸一位藏族妇女，因此被判刑10年，投入监狱。这个案件经过三级法院(包括当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判决，但张志远一直不服，曾三次上诉。

谢觉哉接到张志远的申诉后，认真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对审判员说:一是张是个医生，判决书上认定他利用驱梅注射之便进行强奸，难道他不知道梅毒的传染途径吗,二是事情发生在妇产科诊疗室，光天化日，人来人往，难道真的可能吗,三是一个人被判了10年刑，已坐了8年牢，还不断申诉，应不应该考虑他有冤屈的可能,

谢觉哉的分析对审判员很有启示，经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派一位有经验的女审判员同甘肃省法院一起共同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天祝县是藏族聚居的地方，发生案件时还未土改和镇反，牧主粮户(即牧主兼地主)是当地的当权者，而与本案有关的院长、区乡长、民兵队长等不少是牧主粮户的代理人。由于他们都反对土改，牧主粮户的老婆便利用不懂事的13岁的幼女，制造事端，目的是要把医疗队赶走。就这样，弄假成真，造成冤案。

根据上述调查，甘肃省法院又组织县法院进行复查核实，最后由省法院主持撤销原判，给予平反。

接到甘肃省法院平反的报告后，谢觉哉语重心长地说:“从冤错案的数量来说是很少的，只有百分之几，但对一个冤案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啊～对冤错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解决当事人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挽回不良的政治影响，不可疏忽。”

事后，谢觉哉又叫有关同志打电话问甘肃省法院:人是否已经放出来了，工作是否落实，工资是否已经补发。直到这些问题全部落实，他才放下心。

无期改无罪

1962年5月，谢觉哉视察西安。他从抽调的案卷中，发现一个关于王为明被判无期徒刑的案子。案卷里写道:“王为明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向**、**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咒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因而判处王有期徒刑10年。王不服上诉，法院改判王有期徒刑20年。投入劳改后，王不服，抗拒改造，西安市坝桥区法院又增刑4年，变为24年。王仍然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西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觉哉仔细看完案卷中的全部材料，认为案子判得有问题。他说:“宪法现在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写信给**、**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呢,而且判得这样重。人家又没有什么行动，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他主张改判无罪释放。

但是，陕西省和西安市法院有的人持不同意见。谢觉哉没有以上级压下级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组织大家讨论，并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摆在桌面上。通过反复的争论说服，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明由无期改判无罪释放。但承办此案的同志仍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事后，谢觉哉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反**的时候，反不到他。”

(责任编辑:武学沪)

范文三：管理经典：以人为本

管理经典：以人为本

人们把设计出精美绝伦的典雅大厦之士称为“建筑大师”，同样，杰出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也被人们冠以“经营大师”、“经营之神”的美名。可见，管理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需要人们去不断追求和完善，有效的管理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走向成功的基础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入世后，国际经济秩序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对管理的要求更高，对高素质管理人才的需求更迫切。目前，我国从政府机构到企业、单位、组织在管理上都很难跟上入世后的要求，而管理上的不足正是影响我们与全球经济大潮接轨的致命点。

我国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丰富宝贵的东方管理，思想，并为现代西方管理学家所推崇，他们学习吸收了许多东方管理思想的精华，中为洋用。

孔子、老子便是他们推崇的“管理大师”，在现代西方管理学中他们对此作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因此，我们在学习现代西方管理艺术的同时，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实现对企业的最佳有效的管理 。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管理大师，他的管理思想大多与治理国家或社会紧密相关，同伦理道德交织一起，。

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追求稳定是他管理的目标，中庸之道是他实现有效管理的艺术，孔子特别强调德治，他认为管理者的言传身叫教是管理的路线，孔子还重视对人才的管理，举贤育才是他对人才的管理思想……尽管孔子对企业没有认识和研究，但将他的管理思想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我认为首要的是： 以人为本！！！

孔子的管理思想，围绕“人”这个中心展开，民本是其核心，这里的“民”即是人，是企业、组织中的群体。企业管理的着眼点在何处呢？根据孔子的管理思想，我认为也在“于”，。 从社会学、经济学的双重角度看，企业不仅仅是赢利的工具。而且是完成既定社会功能的社会细胞，不仅仅是生产经营单位，而且是政治单位、生活单位。

管理实践证明，以物为本，只重物和技术，不重职工群体，在现代经济中是行不通的。职工是把各种生产要素变成产品的结合者，是企业经营流程的组成者，各项活动的实施者，管理的着眼点在于激发被管理者——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日本上一个善于借鉴别国先进技术、优秀文化成果的国家。

日本式的管理就渗透了孔子“以民为本”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最显著特点就是重视对人的管理，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等，借以构筑企业命运共同体，调动职工积极性，使职工把自己的命运同企业的命运紧密结合，与企业同呼吸共患难，职工与企业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孔子“以民为本”的管理思想发人深省，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范文四：管理故事-以人为本

生物达人12

经营佐料之五十八

以人为本

案例背景

OTC药品中竞争最激烈的莫过于感冒药了。 据调查，抗感冒药物销售额约占药品零售总额的34%，是销售额比例最大的一类药品。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消费者用药趋向于名牌产品，排名靠前的几个品牌（主要是西药）无论销量还是销售额都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因此，作为二线品牌和中成药的苦甘冲剂，要想在感冒药的竞争中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真是难上加难。

杀出黑马

就在这种市场形势之下，2001-2002这个冬季，在药品竞争激烈的济南市场上，苦甘冲剂却成了引人注目的黑马：不仅在横向比较上战果卓著，销量超过了以往占绝对优势的各大知名品牌，而且纵向比较也成绩斐然，与上年度同期相比，零售终端销量平均上升了69%，是济南感冒药品牌中上升幅度最大的。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成功策略

苦甘冲剂是青岛国风药业公司出品冲剂类感冒药，如何使在2001-2002这个冬季取得济南市场销量的突破，从而带动山东全省市场的销量提升一直是困扰公司管理层的难题。 困难没有把他们吓倒。通过对产品及市场进行分析，他们得出结论：苦甘冲剂最大的优势是纯中药制剂，服用安全可靠且药力发挥持久彻底，更讲究治本，没有毒副作用；劣势是与其他知名品牌相比，没有央视等重要媒体的广告支持。因此适宜开展“地面攻击战”，其中争夺药店渠道十分关键；今年冬季预测将有流感传播，因此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让他们感受到被关爱，就成了提升销量的决定因素。

经过精心策划，苦甘冲剂率先打响了济南“流感阻击战”的第一枪——“感冒药大换季”活动全面开展。 从11月4日开始，活动轮流在济南四个广场举行，活动内容非常简单：只要持任何品牌的感冒药空盒3个或苦甘冲剂的空盒2个，就可以换取苦甘冲剂1盒。活动现场有医学专家提供免费健康咨询。在活动之前，媒体广告与户外横幅、招贴、入户传单造足了声势，三部活动咨询电话一直处在热线状态。活动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每天有几千人来参加，苦甘冲剂一炮打响。

乘胜追击，公司又陆续推出了“关爱出租车司机”、“关爱老年人健康”、“关注儿童用药安全”等主题活动，不断细分，层层推进。选择特殊群体报以真诚关怀，从而引发消费者的强烈的情感共鸣，有力地促进了终端的销售。

快速增长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苦甘冲剂终端销售量比上年同期上升了93%，同时把许多知名大品牌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许多药店出现了苦甘冲剂销量占所有感冒药销量一半以上的喜人局面。

案例点评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消费者进行感情沟通，整个营销策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范文五：十七大精神在身边：以人为本的故事

十七大精神在身边:以人为本的故事

那是中央党校的秦刚教授在解释以人为本这个概念时候衍发的，他说今年最令他感动的以人为本的故事发生在一所大学。

如今大学生中好多人都是出自于贫困家庭，为了让这些人能圆大学梦，国家有助学贷款等优惠政策，还有特困学生困难补助金等。这本都是好事，只是申请的过程太过于烦琐:要填表、要评比……对学生的家境困难程度要进行评比，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尤其是对有着强烈自尊心的特困生是一个折磨甚至是一个打击。因为在这过程中，他必须要一次次地承受一个名字带来的压力:特困生。甚至他们会想到，这在乞求别人的施舍。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些学生放弃了申请补助。

而这所学校采取的方式绝对人性化。现在大学里学生就餐都实行了打卡消费，学校就在刷卡这环节设置了一个软件，当一个学生在食堂里就餐消费60次以上而总金额不超

过150元时，软件就自动提示校方，然后校方就悄悄地在这个学生的卡上打进150元……

秦教授的课上本来秩序就很好，几乎没什么嘈杂的声音。可是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会场里空气似乎都凝滞了，连偶尔的咳嗽声都消失，瞬间出现静默……

我本在摘笔记，这时候我悄悄搁下笔，眼角渐渐模糊。

本来以为这世间让我感动的人和事已经不多。见过了做作和虚伪，我现在看人和事逐渐习惯于用反面思索。

这也不能怪我，现在这个社会有些东西越来越丰富，而有些东西越来越缺失，越来越淡薄。我们最该重视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个字严重缺失，那就是人，好多事情已经不从人这个根本层面考虑,不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出发，不为他人着想.

因为缺失了，所以要弥补，要挽救，所以提出以人为本。

可这个词提出有好几年了，一般一些地方也就说在嘴上，画在纸上，挂在墙上，掉在地上，根本没落实在行动上。

幸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还有些感人的故事存在，点点萤光，感召些须人等，一如我听到的这个故事。

因此，世界还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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