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论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失败原因

论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失败原因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两个运动对中国的历史及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便是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虽然最后这两个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确实对中国的近代史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运动才使得后人有借鉴的依据从而使我们的国家能过更加平稳快速的发展。

说到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失败当让要从他们的兴起开始。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的国家。但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也就是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而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使得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彻底成为了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尽管只有少数人认识到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但是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人们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洋务运动由此而生，但是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兴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兴办近代企业，其二是建立新式海陆军，其三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洋务派不仅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还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这些虽然对中国早起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洋务派的这些做法却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虽然洋务运动历时30年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正如在上文所说，这些洋务派都是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并非为了使中国朝着自强富有的方向发展。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一方面要发展近代企业而另一方面却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一方面要培养洋务人才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科举制度。所以说这些人本身就是个矛盾体。其二，洋务运动对外国有着过度的依赖性。我们都知道在洋务运动之前，清政府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而洋务派官员却又依赖外国兴办学校及企业，这无异于是在与外国同流合污。最后一点就是洋务企业的管理有腐朽性。虽然在表面上洋务派创办的一系列的企业有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在管理方面却是仍旧失忆封建衙门的方式运行。而在这其中又存在着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如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真正的人才却要去听什么都不懂的衙门老爷的吩咐，于是造成了无法维持运行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但不能成为中国摆脱贫弱寻求出路的一个契机，也在最后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在19世纪90年代后，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舒服。而在甲午战争惨败后又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在此时，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前列。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潮。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戊戌变法的领导

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这些人被称为“维新派”，他们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把重点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但是在历经103天后，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虽然这场变法极其短暂，但却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添下了浓重的色彩。戊戌变法不仅是一次爱国运动更是一场思想的启蒙运动，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开创了新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新主张。但是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维新派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还有就是他本身的局限性，其一，维新派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一味的认为只有依靠皇帝才可以实行维新;其二，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虽然维新派批判了俄国侵华的事实，但却幻想依靠英、日实现同盟;其三，惧怕人民群众，这一点表现在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正是因为没有人民的力量坐后盾，才使得在最后失败。这些维新派的人没有意识到真正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

虽然在历史上，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两次运动无疑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历史起到了不可估计的促进作用，也为后来的种种运动及革命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范文二：戊戌维新思潮的原因、特点、内容、意义

一、戊戌维新思潮的成因

甲午战争后，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以1895年4月“公车上书”为起点，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并转化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政治运动。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又称作“戊戌思潮”。

戊戌思潮的兴起和高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渊源：

第一，甲午战败的刺激。甲午战争中，清政府遭到惨败，北洋海军全师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说“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中华书局,1935年版，1989年影印本，第113页）。甲午战争中，作为涣涣大国的中国竟为“蓑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割地赔款，创巨痛深，战时的虚骄自大被惨败带来的震惊和耻辱所代替。《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更引起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而日本之所以战胜中国，其原因就在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因此只有效法日本，从政治制度领域入手实行变法，才能图强。可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觉醒。

第二，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矛盾的激化。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争夺筑路开矿权利、划分势力范围、强制借款，使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危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派从挽救清王朝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害怕再爆发一次农民起义，于是他们纷纷寻求挽救危局之法，推动了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

第三，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变法维新思潮发展、高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排挤和束缚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代表的维新派，自然要求清政府实行变革，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第四，过去二三十年间，早期维新思潮的初步发展，西学东渐及中国先进人士有关西学知识的增长，为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五，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如翁同新、徐致靖等人的支持，也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政治倔起和戊戌思潮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成变法》第2册，第133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变法思想纲领。“上书”虽没能送达光绪帝手中，但经参与其事的举人们回乡后宣传鼓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上书的内容又在上海被印刷出来，散布到全国。“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终于演成了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此后，维新志士为了救亡启蒙而奔走呼吁，他们创办报刊，译印西书，兴学育才，组织团体，鼓吹维新变法，使这一思潮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一思潮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京师、湖南两个中心和以康有为为领袖、包括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仁人志士在内的一大批维新思想家；涌现出了《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知新报》

等一大批颇具影响的舆论宣传阵地；出现了“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一大批维新团体；还产生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变法通议》(梁启超)、《仁学》(谭嗣同)、《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论世变之亟》、《天演论》(严复)等一批颇具代表性的鼓吹变法维新的力作。在这种情势下，带有明显救亡、启蒙特色的戊戌维新变法思潮蔚然形成了。

二、戊戌维新思潮的特点

同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早期维新派相比较，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及其政治思想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有组织地结成团体。自雍正皇帝《禁朋党论》之后，朝野上下对自由结社禁若寒蝉，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都趋向经世致用，为了替封建统治“补天”，都主张“更法”、“改制”，但不敢组织团体，害怕因结党而祸及身家，龚自珍就表白过“但开风气不为师”；就连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也曾公开告诫人们不要结党援私。而维新派将宣传政治思想同政治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以各种学会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为朝野注目的政派势力。

二是有理论、有政纲。早期维新派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但他们没有创立什么像样的理论体系，常常是就事论事，比较庞杂、零碎。而康有为等人著书立说，宣传平等、自由、民权、立宪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不仅形成了一套政治纲领，而且有一套理论来说明其政纲实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是自觉充当改革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早期维新派企图依靠洋务派进行改革，而自己充当助手、谋士。康梁等人则想通过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企图用自己的理论、政纲促进、推动皇帝革新，要在这次改革运动中，在皇帝的旨意下，充当组织者、领导者。这些特点，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四是具有群众运动的规模。相对以往的社会思潮而言，戊戌维新思潮具有极强的组织性，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自发状态和分散性质。维新思潮不仅从理论上阐述合群的必要性，在实践上他们也身体力行。“公车上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后林林总总的报馆、学会、学堂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戊戌维新思潮的主要内容

戊戌维新思潮自甲午战后逐渐走向高涨，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内容广泛。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内容丰富，观点纷呈。大体上反映了戊戌政变前先进中国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作出的总体抉择。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其面貌：

1、在政治上，维新思潮先后主张设议院和开制度局。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要求皇上开武英殿、分州县约1O万户公举1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轮班人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接着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维新派人士还大力宣

传兴民权、抑君权，盛赞议会制度能使“国家无疑决之难，言路无壅塞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鼓吹中国须“急开议会”，“以应天下之变”。③赵而霖:《开议院论》，《时务报》，第53册。光绪24年2月1l日(1898年3月3日)。

胶州事变之后，康有为鉴于光绪皇帝日益鲜明的维新倾向，主张以君权厉行变法。他建议光绪“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全变”、“速变”、“尽变”的变政主张。即效法日本，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据此，他提出开设制度局，让维新派或赞成维新的开明人士参与一切政事、制度的商定。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总揽新政的权力机构。这是对旧官制的否定。

2、经济上，维新思潮提出了以“富国养民”为宗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和“以工定国”的战略目标。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即提出“富国”、“养民”的经济主张。他敏锐地察觉到生产方式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系。主张废除以农定国的传统做法，实行“以工定国”。 维新派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迫切要求封建统治者承认资产者的利益，他们还批判闭关自守的保守政策，反对封建国家干涉资产阶级经济活动，指责洋务派压制民族工商业的错误做法，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要求放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此外，维新派就发展经济提出了各种具体的主张，比如要求废除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厘金制度，切实开垦荒地，保护专利，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3、在军事上，维新思潮主要从“强国”入手，要求建立一支“内可

弭乱，外可御侮”的近代军队。维新派主张废止严重落伍的冷兵器，要求“广设武备学校’，采用西法训练，加强军队的战斗素质和武备力量。同时，主张“裁汰绿营，选改营勇为巡警，更仿照东西国兵制，大练新军”。⑤（康有为:《请裁绿营放旗兵改营勇为巡警仿德日而练兵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18页）。并且提出“整顿水师、陆军，延西将，练洋操，购船炮”等具体措施。鉴于朝廷不足以御侮和维系人心，他们主张“民间自筹办民团，以辅国家兵力之不足”，以达到上下同心，共御外侮的目的。

4、文化教育上，维新思潮主张大力输进西方文明，检讨中国传统文化，抨击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政治意识和伦理标准，尝试构筑一种适宜中国国情且能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新文化。甲午战后，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对中西文化进行新的思考，他们运用舶来的进化论，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物，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

教育措施上，维新派普遍认为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核心，是统治者最为有效的愚民之术，因此，强烈要求改科举，废八股。康有为说，当务之急“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要改科举，“则莫先于废弃八股”。⑥（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玫论集》，上册，第124页）。 1898年，他在受光绪召见时，力陈八股之害，终于促使光绪下诏废除了因循沿用了1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

5、在社会习俗方面，维新思潮主张废缠足，禁止吸食鸦片，设立女学以提倡男女平等，立孔教为国教，希图破除封建旧习陋俗，以树立

新风尚，营造一个适宜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环境。维新派认识到社会习俗是支配人们思想、左右人民行为的无形的社会力量，主张改造传统的恶风陋俗。

在改良社会习俗的主张中，最有兴味的是康有为的“尊孔教为国教”。他“误认为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济孔子于基督’，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8、59页）。尊孔教为国教，以改变中国“多神之俗”，宣扬孔子之微言大义和改制之说，为变法维新服务，达到“富强”的目的。

四、戊戌维新思潮的历史意义

1、启蒙性：戊戌维新思潮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启蒙是针对蒙昧落后而言的，是传统社会步人近代的必经阶段。这对于因落后而备受凌辱几至亡国灭种的近代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在整个戊戌维新期间，维新派作了大量的、广泛的社会启蒙工作，把社会启蒙作为“治本”的关键措施提上议事日程。

戊戌维新思潮主张启迪民智、伸张民权，大力输人西方文明，赋予中国人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用西方文明理性之光冲破中国中世纪的蒙昧落后，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抨击中国封建的专制统治和纲常名教。运用科学对抗迷信，通过集会结社，办报立会，改良社会习俗以改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精神、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启封建之蒙，启传统之蒙，迈出了中国社会步人近代最为关键的一步。

2、科学性：维新思潮出于政治改革、救亡图存的需要，大力提倡新学，传播新学，导致了文学领域的变革，并由文学进而扩及到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

在教育方面，维新思潮从“开民智”出发，大力宜传改科举、废八股、兴学校，并创办了诸如时务学堂一类的新式学堂。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在维新思潮高涨的氛围中创办起来的。戊戌维新思潮还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它输入了近代知识分子形成所必需的精神养料，提供了近代知识分子发生发展的场所，造成了传统社会阶层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哺育了新的一代，这些人日后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中坚。此外，维新思潮对封建专制制度所开始的理论上的批判，影响也很深远，这日后与革命派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力童，导致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不失为政治革命的原动力。

3、爱国性：戊戌维新思潮在反对民族压迫上表现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中，维新志士们挺身而出，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他们对世界大势、各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现状和中国紧张局势的介绍及各个救国方案的提出，起到了惊醒国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反帝观念、鼓动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的作用，与启蒙一道，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主旋律。

范文三：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的成功与失败

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的成功与失败

班级：0909401 学号：090940101 姓名：顾悦

【内容提要】本文从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的改革背景、领导力量、改革的途径和措施几个方面，比较了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经济基础 维新派 阶级力量对比

【正文】

19世纪60年代，当东方一系列国家相继沉沦的时候，处于东亚一隅的日本却以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崛起。然而三十年后在中国进行的戊戌维新却最终以失败告终。同为封建君主领导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却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引人关注与思考。

分析这两次变法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可大致总结如下：（1）社会背景不同；

（2）国际环境不同；（3）领导力量不同；（4）改革的方法和途径不同；（5）政策措施不同等。

一、社会背景不同

（1）明治维新：1）经济条件：在日本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出现了“雇佣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及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破坏了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本国封建经济基础进一步动摇、瓦解。2）阶级条件：19世纪中期，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内实行苛政，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不满。商人阶层力量逐渐增强，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和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武士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倒幕派号召尊王攘夷。展开了要求改革幕府、抵御外侮的倒幕运动。3）民族意识：美国的入侵激起了日本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富强的意识。

（2）戊戌维新：1）经济条件：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小农经济依旧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2）阶级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然而与封建势力相比，资产阶级的力量显得十分弱小。3）民族意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促使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

二、国际环境不同

（1）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2）中国戊戌维新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三、领导力量不同

（1）明治维新：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推翻幕府统治后，由民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明治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是可能实现的。

（2）戊戌维新：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封建体系，根深蒂固。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仍然掌握着大权，封建制度根本没有触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其上层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具有严重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推行新政必然举步维艰。

四、改革的方法、途径不同

（1）明治维新：倒幕派懂得以暴力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他们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2）戊戌维新：中国的维新派不懂得暴力的重要，没有自己的武装，又敌视和害怕人民革命。所以，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立的活动，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发动对顽固势力的武力讨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危急之时，只得求助于封建军阀袁世凯，结果又被出卖。相反，慈禧却以武力为后盾，发动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帝党和改良派无力还击，只得束手待毙。

五、政策措施不同

（1）明治维新：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实行保护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等。军事上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按照西法练兵，对官兵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明治维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免于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成功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迅速崛起为东方资本主义强国。

（2）戊戌维新：维新派提出政治上开议院，制宪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经济上提倡大力兴办实业，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文化上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科学，兴办新式学堂；军事上设置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等。然而，戊戌变法没有给中国带来希望，它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镇压下，最终归于失败。

结论：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推翻封建制度。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而资产阶级势力却比日本要弱得多。日本倒幕派用暴力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而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导致他们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同时还要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绞杀。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戊戌维新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导致的经济基础不同，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力量对比明显不同。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行不通。

范文四：洋务运动失败对戊戌维新变法的影响2

洋务运动对戊戌维新变法的影响

在讨论洋务运动对戊戌维新变的影响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做出充分的了解与认识。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为辅助。

具体来说，整个洋务运动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努力：1.兴办近代企业2.建立新式海军3.创办新式学堂。在这三方面洋务派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与一定的作为，对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做出了推动作用。比如在第一点，洋务派在创办近代企业的初期由于资金与原料的不足，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这些企业虽然是由清政府督办，但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这对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比如第三点，创办新式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接受西式教育的人才，最主要的是为中国民众打开了眼界，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同时一些中国的传统腐朽观念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开始改变。在客观上为戊戌变法运动打下了基础。

但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在于：首先，洋务运动的目的最主要是借西方先进武器镇压农民起义，接下来才是强国。这在主观上确定了洋务运动在一开始就有一种惰性，目标定位是一个短期的求国内安定，而不是一个长期的国家富强，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洋务运动的短暂。再者，镇压起义揭示了洋务运动更深层次的本质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说明洋务运动在本质上还是带有封建性的，在对国外技术追求的同时，对核心问题还是没有认识到，企图用一种腐朽的制度来指导新的思想与技术，这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其次，洋务运动对外国列强有依赖性，这在客观上把中国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通过依赖外国的方式来达到“自强的目的，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甲午海战的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也给有识之士敲响了警钟：体制不变，根本不变，只有技术是行不通的。于是向西方学习的有一个高潮：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开始了。有识之士认识到不仅要学外国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与制度，要救国，必须要从体制上改革。于是，维新派提出：1.要变法，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2.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解放民权才能开启民智，开启了民智才能富国自强。3.废八股，改科举，兴西学。这些与守旧派形成尖锐对立的观点其实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开启民智解放思想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维新变法运动最终还是走向了败亡，原因有三。第一，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属于异常政治改良运动，他们看到了洋务派的局限在于没有涉及本质，但他们也没能突破自己的局限，真正达到本质——封建君主制度，他们还是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良。第二，对帝国主义任然抱有幻想，任然希望帝国主义帮助中国进行改革。而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只是对利益有所需求的本质。第三，远离人民群众，把整个改革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从而缺少力量，没有广泛的人民基础。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对戊戌变法维新的作用主要在两方面：1.打开了民众的眼界，客观上为维新运动的思想打下基础。2.洋务运动的失败为维新志士敲响警钟，促使他们认识到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范文五：探究 | 为何说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它贡献却是巨大的？

○ 摘自《从甲午到辛亥》雷颐(著) ，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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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仍然加速了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

维新运动是由康、梁等传统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发动的，阻力重重。但在短短一两年内，维新运动便能达高潮，甚至一时出现“咸与维新”、一些高官也屡屡“赞助”以显己的“开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创办的论政报刊风行一时、组织种种现代学会吸引广大士绅官僚所致。

办刊论政，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

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

他们大都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这两方面来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把报纸比作中国古代谤木谏鼓，太史采风；另一方面又介绍现在“泰西各国”不仅有议院以“通上下”，而且报刊勃兴，“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所有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

康、梁在刚开始倡言维新时，便认识到报刊论政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

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

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目的、重点在于“向上”说明报刊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竭力说明的是报纸对“通上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左右“通达”，国家才能臻于富强；他们当时虽然已经触及，但没有、也不可能从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种角度来详细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改革的文章，如《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权相嬗之理》等。这些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有人说读梁启超的这些文章，“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心，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

《时务报》的发行量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上升到1.7万份，遍布全国70个县市，以当时的文化程度和交通情况来看，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时务报》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政论刊物，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此而起，有人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要各地仿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据实昌言，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倡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维新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大量民间社团的成立，使传统、松散的“民间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市民社会”转变。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准备翻译外文新书，并出版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

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不仅许多京中名流参与其中，连一些元老重臣如翁同龢、张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为又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作为机关报。可以说，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之先声，意义重大。

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由于强学会的影响甚大，引起旧党忌恨，上折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1896年1月底，慈禧便迫使光绪帝下旨封闭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亦随之停办。

强学会虽只几个月就被封禁，但创办学会的热潮却由此而起，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七十余个。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确如谭嗣同言：“强学会虽禁，而自余之学会，乃由此而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

▲康有为（1858年—1927年），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虽然不久就发生“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慈禧重掌大权后将新法尽废，所有报刊一律停办，因“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并捉拿各报主笔，“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戊戌变法》第二册）所有学会都被迫解散，慈禧要求各地官员“拿获在会人等，分别首从，一律治罪，各省督抚务当实力查办，毋得阳奉阴违，庶使奸党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惧”。（《戊戌变法》第一册）

但是，报刊的论政作用却首次为万众瞩目，学会、社团的重要性也首次显示出来。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和留日学生立即掀起了创办政论刊物和成立各种社团的热潮，而且这种潮流已不可阻挡；不久国内又创办了更多的论政报刊，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政论报刊和各种社团一直举足轻重。

总之，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此时为“去塞求通”创办公开论政的报刊与成立公开合法的社团，却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引入中国，加速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确是维新运动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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