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治学严谨的思想家_顾炎武

沪人 故

治学严谨的思想家

顾 炎武

顾炎武家是江南望族 , 祖父 和父亲都是 明 代通晓经书的著名学者 在这样 的环境下 , 他从小就受到熏 陶, 养成 了爱读书的好习惯 两岁开始 , 父母就教他学习

0 1 岁的 候,顾炎 经读 时 武已 完了 孙子 兵法! 左

传 ! 战 国策 ! 等经典著作 , 而且在上面写 了 自己

的想法

有一天 , 他来到祖父 的书房 , 发现一部很 大

千字文 !了

五岁时 , 他能背诵 论语 ! 诗经 ! 七岁那 和 年 , 因他 的婶母 尚未过 门叔叔就去世了, 家人便

把顾炎武过继给了婶母 从此婶母便成 了他 的母亲 继给了自己, 心中 自是高兴 母亲白天纺织 , 晚上就教顾 炎武读书 , 她把 婶母 也是知书 通礼之人 , 本就很欣赏顾炎武的才华 , 现在他过

的书

资治通鉴 !,便 问祖父是什么书 祖父

告诉他说 : ?这是宋 代的 司马光 编写 的一部史 书 , 是现在最大的编年体通史 , 内容丰富 , 知识 浩瀚 , 计有三百万字 只是很少有人能够全部读

夕石

式, 止 ,,

顾炎武听着祖父 的介绍 , 惊奇地瞪大了眼 睛, 有一种跃跃欲试 的冲动 他对祖父说 :?再大 的书 , 只要下定决心也能读完啊 那些人读不 # 完 , 只能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毅力罢 了

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

一天晚上 , 母亲还在织布 , 顾炎武竟然趴在 桌子上睡着了 , 书也掉在 了地上 母亲捡书的时

祖父听他这么说 , 很是高兴 , 问他 : ?你要读

完它吗? # 顾炎武说 :?里 面有这么多知识 , 我 当 然要读了 我要在三年内把它读完 #

候 , 顾炎武也醒 了, 他看见母亲不高兴 , 便不好 意思地低下了头

母 亲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教育一下顾炎

武 母 亲问他 :?你听过 乐羊子妻 ! 这个故事 吗? # 顾炎武回答 :?没有 , 请母亲讲给孩儿 听

吧? #

?好孩子 , 有志气! 那你把它拿去吧 # 顾炎武把 资治通鉴 !抱 回去后 , 马上订下 读书计划 三年之后 , 顾炎武不仅读完 了整本

书 , 而且还用非常整齐的小楷 , 把它一字不漏地 抄 录 了一 遍 , 又写 了上 百万 字 的读 书笔 记 祖父 看着这本珍贵的手抄本 , 欣喜地说 : ?不错 , 有毅 力 ! 你这是把一本书变成了两部书啊! 将来 ,你 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 从此 , 祖父 主动教他学习天文 ? 地理 ? 政治 等知识 , 并引导他关心社会 , 关心 国家大事 , 为 他一生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母亲就把乐羊子外 出求学却 中途 而返 , 其 妻断抒喻学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 了顾炎武

顾炎武知道母亲讲这个故事的用意 , 她是 希望 自己在学习上不要放松 , 并能持之 以恒 , 有 所 成 就 啊 他 的心 里 深感 愧疚 , 恭 敬 地对 母 亲 说 :?孩儿知错 了, 今后我一定专心读 书 #

自此之后 ,他果真认 真求学 , 心无

旁鹜

到

点 评 :生 活是真 实 的, 小 作者 的眼 睛是 多情 的 , 她在 生 活 中挖 掘着 爱 ,她用真心感 受着生活, 用真情感悟着生活 这是许 多? 小皇帝们 #做不

到的

指导 教师:崔霞峰 .优秀作文选评

范文二：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

作者：瞿林东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01期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3)05-0001-08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的《日知录》《亭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对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十多年来，关于顾炎武学术思想及其价值的研究有广泛的展开。

　　 研究中国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的学者，重视顾炎武提出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论点，认为顾炎武“给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1]477；指出，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2]489也可以说，顾炎武开辟了“‘经学即理学’的学术新途径”[2]489。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视角出发。综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思想家和史学家的共同特点和各自说法，强调指出，顾炎武区分“国家”和“天下”的两个概念，认为“矫正极端君主专制的有效措施乃是分权”，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论断，以及顾炎武的学术活动“都围绕着经世致用这一宗旨展开”[3]417－423的时代特点等，凸显出顾炎武思想的历史价值。有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清初史学的创新”这一史学背景下，深入阐述了“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崭新治史方法的出现”，并从普遍归纳证据、反复批评证据、精确提出证据、审慎组合证据、重视直接证据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顾炎武的考据思想和考据方法。[4]207－224有的史学史研究者在“反对专制主义倾向”这一主题之下，对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思想作综合性研究，着重指出“顾炎武认为‘国’和‘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映了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的区别。[5]292－295还有史学史研究者对顾炎武的学术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包括对顾炎武“两巨著”即《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的分析，对顾炎武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思想”的分析，以及对顾炎武“治史方法”的分析；其于“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则着重剖析顾炎武“倡清议以正风俗”、“寓封建于郡县”、“废生员，行选举”等几个方面主张的意义。[6]430－438以上这些学术见解，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对顾炎武研究提出各自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关于顾炎武研究空间的广阔。

　　 近年来，关于顾炎武研究的论文，亦如上述有关专书一样，其着眼点亦不尽相同，各抒己见，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研究侧面的参考价值。而关于顾炎武政治思想的研究，受到较多的关注①，其中《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一文，尤具代表性。这篇论文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三位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发展趋势，交代得十分清晰；二是把顾炎武的“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的核心思想概括得十分准确，读来颇受启发。作者在此文结束时这样写道：“顾炎武在十七世纪中叶提出的社会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反映。后来，随着封建制(社会)又趋稳定，这些社会问题也随着变了样，在十九世纪以前，很少有人再去注意它、讨论它。”[7]在这里，作者的历史感慨渗透于字里行间。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即从鸟瞰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待顾炎武的“‘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进而揭示这些“政治论文”的历史价值，即“在他的文集中，《钱粮论》《郡县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七篇，是他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和选举的专门论述，表达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几个方面”[8]81－82。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它们讨论问题的“去向”上判断它们的成就与局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它们讨论问题的“来程”上评价它们的进步性与保守性。

　　 本文试图在前贤与当代同行研究的基础上，就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学说，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希望多少起到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

　　 一、“厚民生，强国势”：“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旨

　　 顾炎武的社会理想，首先是着眼于对历代政治体制运行轨迹的考察，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进而作出明确的判断。

　　 《郡县论·一》开宗明义指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9]12这是顾炎武社会理想的基本出发点，即“天下治矣”。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这就是：“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9]12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下以至宋、元、明，“封建制”即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起时伏，伴随着历代政治体制运行轨迹始终未曾消失。三国时期曹冏作《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曹魏的政治形势是：“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百代之业也。”[10]721－725一言以蔽之，没有实行真正的分封拱卫朝廷。西晋时陆机撰《五等论》，认为分封制是治世的基础，郡县制是乱世的根源。[10]742－743可见，在朝代频繁更迭之时，人们认为分封制是“百代之业”的保证。唐朝建立不久，有人向唐太宗提出分封宗室、功臣的建议，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如李百药、马周先后上疏，均言分封之制不可恢复。[11]98－111这表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分封制与郡县制孰是孰非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中唐时期，节度使势力膨胀，出现藩镇割据局面，以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历史上分封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思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思想家、文学家、史论家柳宗元写出了他的名篇《封建论》，反复论证“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同时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在汉代，“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在唐代，“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12]46这是把周、秦、汉、唐的历史经验教训都讲到了，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柳宗元之前，人们关于这方面的辩难，主要是力图证明其中某种制度的优劣；而柳宗元的论证，则突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宋人苏轼高度赞扬柳宗元的《封建论》，在一则名为《秦废封建》的短文中认为：“昔之论‘封建’者，曹元植(按即曹冏)、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论出，而诸家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13]104显然，在苏轼之前，还不曾出现综合论述分封制与郡县制之各有优劣长短以至于互补的议论。

　　 但是，到了顾炎武所处时代，他从对以往历史的全面考察，对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使用作了较理性的分析，揭示出分封制与郡县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可以互补，进而形成另一种政治体制，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由于顾炎武处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弊端比前人看得更加清楚，故而他能站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判断这两种政治体制在历代政治运行中的弊端，这就是：“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9]12因此，寻求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改变“其专在下”和“其专在上”的现象，使其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的政治局面。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就是在郡县制的框架下，适当限制或削弱朝廷专权，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程度的权力，使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所作为，从而达到“厚民生，强国势”的目的。这样看来，苏轼所说的对于郡县制“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的观点，就不免过于武断了。从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来看，顾炎武这位新的“圣人”就改变并且发展了柳宗元的《封建论》。

　　 顾炎武说的“富民生，强国势”，是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旨，可以看作是他的社会理想。从历史上看，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都有类似的社会理想。司马迁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4]3319这是他心目中的历史人物，他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唐代史学家杜佑主张“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15]3982，这表明他把“富国安民”作为社会理想。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他在《进书表》中明确指出，此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16]9607者入史。顾炎武说的“厚民生，强国势”同这里说的“富国安民”“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这些优秀史学家的见识和胸怀。这是因为，在任何时代，有关国家和民生的问题都是最根本的两件大事。

　　 二、关于推行“世官”制度的设想

　　 顾炎武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一个具体设想，即实行地方官制的改革：改知县为县令，如其称职，可为“世官”，任职终身，退休后可举子弟或他人代之。这就是说，在郡县制的体制下，县令之职可袭用分封制下所特有的世袭制并作适当变通。

　　 顾炎武对于这种“世官”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措施，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

　　 第一，选拔与考核。首先是提高品级：“改知县为正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其次是选拔那些对一方社会情况熟悉者予以任用：“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再次是每三年一考核，如十二年中经过四次不同程度的考核均为“称职”者，即“进阶益禄，任之终身”。

　　 第二，继任者，以世袭与荐举相结合。具体做法是：“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所举之人如在十二年中经过每三年一考核而“称职”者，“如上法”。可见，这是一种世袭与前任荐举相结合的县令“世官”制度。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县令的副手丞，由吏部“选授”，丞任职九年以上可以补令。这是县令的又一任职途径，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朝廷监督地方的一种措施。丞以下的各种名目的属官、小吏，均由县令自择，只须向吏部备案即可。

　　 第三，重赏与重罚相结合。顾炎武主张，对于县令，朝廷实行重赏重罚相结合的管理方法：“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顾炎武所期待的政治秩序是：“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称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9]13

　　 在顾炎武的政治学说中，对这种“世官”的“称职”有很高的期待，他这样写道：“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9]13这里说的诸多要求，都是很高的标准，而以“人民乐业”为指归。当然，县令可以责成县丞及县丞以下的属官分头掌管有关事务，但对任何一项事务负责者都是县令本人。换言之，凡上述诸项事务，县令必须亲自过问并作出决定，为的是避免凡事皆“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补于事。顾炎武以一比喻而作出这样的结论：“故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乐。”[9]14

　　 顾炎武为了表明此种“世官”身份的县令制度的可行性，还自我设问，对“无监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无乃专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亲故乎”等质疑，一一作了辨析。[9]14同时顾炎武还从“公”与“私”的辩证关系，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这种“世官”制度的合理性：“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换句话说，“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9]15。当然，这里包含着一个前提，即天子是天下之公的代表。

　　 三、精简驿递、驳勘、迎候等冗政，提高行政效率

　　 顾炎武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出发，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在《郡县论·六》的开篇，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之息，莫大乎贫。”[9]15为了说明致贫的原因，顾炎武列举了两件事例以证其说。

　　 其一，“且以马言之：天下驿站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府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无虑万万里。”[9]15顾炎武认为，如减少六七成“驿递往来”诸事，则西北之马不可胜用。

　　 其二，“以文册言之：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贺之用，其纸料之费率诸民者，岁不下百万。”顾炎武认为，凡此减去七八成，就提高了行政效率，“而东南之竹箭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滋)，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当倍益”[9]15。顾炎武进而谈到矿业，认为：“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9]15

　　 顾炎武进而自信地写道：“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9]15显然，这个判断太过于夸大了。应当指出的是，他对于“驿递往来”所办之事，以及“一事必报数衙门，往复驳勘必数次”等烦琐冗事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对于“迎候、生辰、拜贺”之风，仅从“纸料之费率诸民者”着眼，而对于这些官场活动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则未曾触及，这就把大事化小了，甚至可以说是避重就轻了。以顾炎武的博学和智慧，他是不会如此简单地来揭示“今天下之患，莫大于贫”的问题的。而他说的富国之策，亦显得过于简单。但可贵的是，他毕竟揭示了朝廷与地方之间，以及上下级官员之间存在的种种弊端，只是没有把它说得更加明白而已。

　　 为了扩大地方的行政、财政权力，顾炎武写道：“法之敝也，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为避免大规模的转运、调配，顾炎武提出了一些设想，其基本做法是：“一切归于其县，量其冲僻，衡其繁简，使一县之用，常宽然有余。”一是官禄“亦不使之溢于常数”；二是“则壤定赋”；三是“若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然后以他县之赋益之，名为协济”；四是“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顾炎武认为：“行此十年，必无尽一县之入用之而犹不足者也。”[9]16顾炎武的设想固然很好，但中国地域之广，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完全避免东西南北的转运、调配，绝非易事。此其一。其二，县与县之间的“协济”之法，实施起来，必有不少障碍和困难。其三，“天子之财，不可以为常额”，亦非地方官员可以确定。准此，顾炎武所论克服“法之敝也”的种种设想，行之亦难。

　　 顾炎武还论及选拔人才的设想，他在《郡县论·九》中明确表明“取士之制”，可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与“唐人身言书判之法”，每县隔年荐举一人参与部试，以成绩高下分别任职。学校师资由县令与该县士人共商聘任，“谓之师不谓之官”。对于如何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顾炎武的设想是：“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这些设想表明：人才的选拔、荐举，学校的兴办，也都是作为“世官”的县令的责任。顾炎武对他设想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作了这样的概括：“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9]17县今要营造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使士人达到这样一种思想境界，进而形成“王治”的政治秩序，可见顾炎武对于“世官”制度有极高的期许。

　　 四、改革“病民”“病国”的赋税制度

　　 如果说《郡县论》集中反映了顾炎武的改革政治体制思想的话，那么他的《钱粮论》(上、下)，则集中反映了他关于改革“病民”“病国”的赋税制度的见解。

　　 顾炎武研究历史、考察社会，以“厚民生，强国势”为其根本而非空谈理论，他结合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或揭示存在之弊端，或提出改革之设想，处处闪烁着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他关于“苏松二府田赋之重”的认识，引丘濬《大学衍义补》转述韩愈“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论点，并以现实材料为之论证发挥，把韩愈、丘濬等人的认识贯穿起来，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17]359－370《钱粮论》所揭示的“病民”“病国”的根源，是官府令农民以银缴纳赋税，而农民无银纳赋所造成种种社会悲剧。顾炎武从实地考察中发现：

　　 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丰，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9]17山东登、莱两地农民无银输官，或许地处偏僻，商贾往来不多所致；那么为什么关中地区在“岁甚丰，谷甚多”的年成，甚至出现“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以致“逃亡”“自尽”的惨象呢？顾炎武认为，从历史上看，这是“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的现象。原因很简单：农民“有谷而无银”，无法向官府缴纳田赋。换言之，即“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这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

　　 对于这种反差和矛盾，顾炎武试图从历史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唐代实行两税法以前，国家“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两税法的实行，“始改而征钱”。宋仁宗时，因地而异，“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江东以帛。”金哀宗时，“民但以银市易而不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尔”。这是一个从征粟、帛到征钱，从征钱到征银的国赋征收过程，其中也还有因地而异的灵活处置的做法。顾炎武尤其称赞唐朝的“杨于陵之议”，肯定杨于陵任户部尚书时，“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9]18的做法。

　　 诚然，从劳役地租发展到实物地租，再从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这是地租形态也是国家赋税形态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顾炎武所提出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在当时条件下，“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不供之数也”。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以至朝廷令民以银纳赋，实为荒唐无理之举。顾炎武对此作了形象的比喻，说这如同“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又说，这种“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9]19。于是，顾炎武结合历史上某些朝代或某些大臣的灵活做法，慨然大声疾呼：“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9]18不难想象，顾炎武写这几句话时，心情是多么沉重。

　　 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在这里所反映出的一些认识，同《日知录》中所述是互为印证的。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用银的历史过程，进而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同时，他也称赞那些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某种变通的决策，他举出如下一个实例：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17]397在顾炎武看来，“权宜变通之法”确是矫正某些弊政的途径之一，只有“一代能臣”方有此胆略。

　　 官府令民以银纳赋，已是弊政，顾炎武对此分析至深至切。然而伴随这一弊政的还有“火耗”之说。顾炎武写道：

　　 呜呼！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此所谓正赋十而余赋三者欤？此所谓国中饱而奸吏富者欤？此国家之所峻防，而汗官猬胥之所世守，以为子孙之宝欤？此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而庸愞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欤？[9]19

这一段话，把“火耗”的由来，“火耗”的本质，“火耗”的危害，揭示得淋漓尽致。

　　 所谓“火耗”，是指弥补所征赋税银两熔铸所耗的加征。按常规，银两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在百分之一二，而明代的“火耗”却高达百分之二三十，高出正常损耗一二十倍，这显然是在巧取豪夺基础上的再度巧取豪夺。此外，还有所谓“羡余”和“常例”等杂赋，也已成为常态，“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9]19。这种情况不改革，顾炎武所憧憬的“富民生”的社会理想，就成为一句空话了。这或许正是顾炎武撰写《钱粮论》的原因。

　　 五、多途取士，选拔“实用之人”“用世之材”

　　 顾炎武所设想的实行“世官”制度的政治改革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及改革国赋以银的赋税制度，在他看来，能够真正有效推行这种改革和制度的人，只有类似杨于陵、周忱这样的“一代能臣”才能做到。而他所见、所闻、所读到的明朝的生员制度，是造就不出这种人才的。他不无感慨地写道：

　　 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才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他还说：“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17]313

　　 基于这一认识，顾炎武作《生员论》上中下三篇，一方面对当时现行的生员制度作深入的剖析，一方面提出改革这种弊制的途径和方法。《生员论》上篇起首即高屋建瓴地写道：“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但是，现今全国有生员不下五十万人，他们所学习的，都是应付考试的“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这是因为，生员之中有十分之七的人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为“保身家”。所谓“保身家”，一是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二是“齿于衣冠，得于礼见长官，而无笞、捶之辱”。这样一个享有特权的生员群体显然同设科取士的初衷相悖。因此，顾炎武果断地提出：“请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9]21这是对隋唐以来实行了约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大胆挑战。

　　 顾炎武论改革生员制度的途径和方法是：选择通《五经》之士，并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考核合格，“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9]22。至于那些一心只为“保身家”之人，则可仿效历史上的“买爵”之法，“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诸生以乱学者之为害也”。顾炎武把上述两种办法概括为：“夫立功名与保身家，二途也；收俊义与恤平人，二术也，并行而不相悖也。”[9]22面对五十万生员的庞大队伍，顾炎武提出的这种做法，虽有对旧习妥协之嫌，但在当时或许就是两全之策了。

　　 顾炎武之所以提出对当时的生员制度的进行改革，是因为他对这一制度的危害之深之大，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天下之病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皆尽归于小民。”[9]22－23他进而指出：“病民之尤者，生员也。”这不仅是生员的数量多，而其能量也大，为害极广。顾炎武这样胪列生员的危害：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9]22生员作为科举取士制度的后备群体，竟然有如此广泛的危害，恐非身处其境者不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剖析。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敢于断言：“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9]22任何合适的与可行的政策、制度，任何得力的措施，都必须由合适的、得力的人去执行，顾炎武所说的“用世之材”实为关键，这也是《生员论》的核心思想。

　　 在人才问题上，顾炎武有多方面的思考与主张，除主张改变旧有生员之格局，将其“分流”为“立功名与保身家”、“收俊义与恤平人”二途、二术外，还提出可仿效历史上的“辟举之法”，使其与“生儒之制”并存，从而达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多收者，既已博矣”[9]24。他进而具体筹划，认为辟举之人，小郡可十人，大郡不超过四十人；小县可三人，大县不超过二十人，宁阙勿滥。若阙至二三人时，可选拔“通经能文者补之”。顾炎武强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理念和做法，认为：“夫取士以佑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途，未有不弊者也。”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辟举之法”的施行，“则天下之为生员者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9]24，此亦不失为提高生员自身素质与社会影响的良方。

　　 总之，顾炎武的《生员论》三篇，集中反映了他的人才思想。这一思想，一则源于当时社会的乱象，尤其是这一无作为而有特权的“今日之生员”群体；二则源于对历史经验即荐举制度的借鉴。

　　 六、“乙酉四论”的理论价值

　　 如果说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是从明朝以前的全部历史进程并结合当时的现状来看待明朝的政治统治及其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当世所用的话，那么，他在乙酉之年(1645年)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四论，则是从南明的现实出发而凭借其对历史的洞察和时势的判断所提出的几个方面的策略。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顾氏的乙酉四论，基本上也是从南明偏安一隅为前提而写的偏安策。”[7]可以认为，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承载着历史的积淀而从中泉涌出丰富的历史智慧；他的“乙酉四论”是为了南明政权所面临的形势而“求助”于历史经验。前者和后者，在顾炎武来说，都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的反映。但它们在理解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仍有其不同之处：前者是从历史进程(即过去的现实)到寻求历史法则，再到当前的现实；后者是从当前现实的需要到寻求历史的参照，再回到当前现实的需要。

　　 这种情况，正是顾炎武所经历的朝代更迭的历史变动及其自身遭际所决定的。清代史家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8]278－279对于顾炎武的“乙酉四论”正应以这一原则看待。

　　 一方面，从南明政权面临的状况来看，以顾炎武所处之“世”及其“身处”来看，他的这四篇政治论文确是一份“偏安策”的具体反映。尽管这四论并未完全得以付诸实施，但也不能因此而掩盖顾炎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人的原则和治学的宗旨。

　　 另一方面，从超越南明政权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顾炎武的《军制论》强调兵制的整顿和改革而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他的《形势论》从本质上说，是阐述“战守有余”的原则；他的《田功论》是讲的垦田、积粟、强兵三者关系的道理；他的《钱法论》似可视为《钱粮论》的姊妹篇，它们虽撰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但都是探讨有关财政问题尤其是货币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南明政权之下人们关注的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同时，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问题也都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而具有广泛的意义。可以这样认为，从考察顾炎武的政治学说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他的“乙酉四论”，其理论价值要胜过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

　　 概括说来，判断“乙酉四论”的价值和意义，既要看到它们产生于南明政权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同时也要从一般的理论层面作出评价。这就是说，对于“乙酉四论”，既要看到它的“外壳”的局限性，又要看到它的“内核”的合理性。

　　 顾炎武的《郡县论》九篇，从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层面反映了他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其社会理想是“厚民生，强国势”；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矫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历史积弊。其论述重点，是关于在郡县制的体制下推行县令的“世官”制度，以最终实现他的社会理想。《钱粮论》和《生员论》是从财政、选举这两个方面对《郡县论》的补充与延伸；“乙酉四论”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术宗旨，与上述三论亦有内在联系。

　　 应当指出，顾炎武的《郡县论》是继柳宗元《封建论》之后的又一篇大文章。如果说柳宗元的《封建论》说的是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必然性的话，那么顾炎武的《郡县论》则是论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合理性，亦即在郡县制的政治体制之下实行县令的“世官”制度。从本质上看，后者是一种在地方政治机构中有限度地吸收分封制中所特有的世袭制。

　　 柳宗元纵观历史，总结出来一条基本经验，即郡县制之下，“有叛国(按指封国)，而无叛郡”；而当节度使演变成藩镇的世袭制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12]46，这是着眼于政治大局。顾炎武经历了明代的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从朝廷到地方及基层，整个社会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因此作了这样的总结：“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9]12显然，他所设想的县令的“世官”制度，是着眼于“民生”进而改变国家之“弱”与“乱”的趋势。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柳、顾所论都有其合理性。他们的主要区别是：柳着眼于中央政治，顾着眼于地方权限。其中饶有兴味的是，柳宗元以《封建论》名篇，却是说的“郡县制”的合理性；顾炎武题为《郡县论》，反倒意在申述“封建制”的可借鉴性，这或许是历史辩证法的一种反映吧。

　　 那么，顾炎武所设想的“世官”性质的县令制度，是否可行呢？推行这种制度，是否可以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呢？显然，这里也还有不少尚待研究的问题。一是对于“世官”制度的理想化。如县令(首先作为“试官”)的选拔、委派，每三年的考核，“世官”身份的确定等，都必须不会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二是对于县令道德、能力的理想化。如县令必须对“私”与“公”作合理处置，既能把县令一家之“私”与一县之“公”结合得好，又能把一县之“私”与天下之“公”结合得好。三是县令的传承和荐举，必须既无县令一家内部的矛盾、纷争，又无举荐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等。而这些前提，在历史上曾经实行过不同类型的分封制之下，都是难以具备的。这是“世官”制度必然要碰到的最严重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朝廷的赋税收入是县令听命于朝廷，还是朝廷任凭县令自定额度上缴？这是关乎到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性问题之一。由此推而言之，顾炎武《郡县论》及相关诸论反映出来的政治学说，主要倾向着眼于改革地方政治，并涉及财政、学校、人才等诸多方面，但对朝廷及府州一级政治机构极少涉及，对县与府、州以及朝廷的关系亦言之不详，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世官”性质的县令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学说罢了。在这里，既包含着改革与折衷，也反映了进步与保守。但顾炎武毕竟抱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9]131的情怀，站在历史认识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其专在上”与“其专在下”的政治体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希冀有所改变，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13－08－20

　　 注释：

　　 ①如李洵：《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史学集刊》1983年第1期。相关论文还有：许苏民：《论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三大理论特色》，见《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李少波：《顾炎武政治思想的成就及其内在缺陷》，见《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郝润华：《从〈日知录〉一书看顾炎武的政治思想》，见《甘肃理论学刊》1991年第6期；等等。按：邹贤俊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长篇论文《顾炎武的史学》，就“顾炎武史论的历史价值”、“顾炎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顾炎武的历史考据”这三个问题作了深入论述，是当时顾炎武史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作者介绍：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瞿林东(1937— )，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范文三：顾炎武

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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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顾炎武（1613年—1682年）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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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顾炎武

原名绛，字忠别名： 逝世日期：1682年 清 职业：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语言学家 国籍： 中国 《日知录》、《音学五书》、《军制论》、《天下郡国利江苏昆山千灯代表作品： 出生地： 病书》 镇

出生日期：1613年

目录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南明抗清

家族风波

率众结社

牢狱之灾

累拒仕清

学术思想

明道救世

经学济理学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古韵研究

著作名录

纪念场所

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墓

顾园

作品精选

名言

诗作

学派影响

学术规模

治学门径

为学宗旨

展开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南明抗清

家族风波

率众结社

牢狱之灾

累拒仕清

学术思想

明道救世

经学济理学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古韵研究

著作名录

纪念场所

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墓

顾园

作品精选

名言

诗作

学派影响

学术规模

治学门径

为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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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乾学

顾炎武

、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

顾炎武半身像

[1]

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

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败露， “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诗集》一，《精卫》）。

家族风波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

顾炎武

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年），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率众结社

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牢狱之灾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

顾炎武

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

十三年（1656年）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

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这之前的几年当中，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累拒仕清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

顾亭林像

，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这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享年七十。

编辑本段学术思想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

顾炎武&

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另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明道救世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

顾炎武苏州石刻像

，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

六）。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 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

顾炎武

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经学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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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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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

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同上）。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同上书，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汪中也曾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国朝六儒颂》）顾炎武成为开启一代汉学的先导。

博学于文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

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编辑本段著作名录

《日知录》 三十二卷.

一至七卷论经

八至十二论政治

十三卷论世界风气

十三四卷论礼制

十六十七卷论科举

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术,文学

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

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

二十六卷论史法

二十七卷论注书

二十八卷论杂事

二十九卷论兵事,外国

三十卷论天象术数

三十一卷论地理

三十二卷论杂考

顾亭林自认 日知录 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三十八卷，前后三十年，修改过五次。

《古音表》三卷

《易音》 三卷

《诗本音》 十卷

《唐韵正》二十卷

《音论》 三卷

《金石文字记》 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 一百卷

序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

编辑本段纪念场所

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故居，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占地60亩，建筑面积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回昆山千灯故里，葬于祖茔嗣父

顾炎武&

顾同吉、嗣母王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周围有砖砌矮墙，嵌有清石碑各一块；墓南有明皇朝为旌表先生嗣母王氏的贞孝坊；墓后柳树四棵，四周松柏数十株。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新阳县知县万厉钧重修了坟墓。民国三年（1914年），广东学者、孔教会主持人梁鼎芬专程来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遗腹遗像，并出资委托先生十二世孙顾子玉等筹建亭林祠。1997年，昆山市政府拨款修复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墓

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期间，该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坏。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别拨款进行重建和修葺。经过修缮后的顾炎武故居，包括顾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顾园三个区域，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

顾炎武&

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为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亭林先生居家生活、

读书场景，各厅内陈列顾炎武先生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先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亭林祠和亭林墓。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日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现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

顾炎武&

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亭林先生的精神和生平。 此外，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报国寺西院建有顾炎武故居。 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筑。顾祠曾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张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编辑本段作品精选

名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总结的，总体思想是顾炎武的)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

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金石。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诗作

《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秋山二首》 其一 秋山复秋水，秋花红未已。烈风吹山冈，磷火来城市。 天狗下巫门，白虹属军垒。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 归元贤大夫，断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庶几歆旧祀。 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其二 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 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残。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 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 吴口拥橐驼，鸣笳入燕关。昔时鄢郢人，犹在城南间。 《古北口》 雾灵山上杂花生，山下流泉入塞声。却恨不逢张少保，碛南犹筑受降城。 《塞下曲二首选一》 赵信城边雪化尘，纥干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莺花满，长作江南梦里人。 《路舍人客居太湖东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侣稀，清霜憔悴减毛衣。自从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飞！ 《白下》 白下西风落叶侵，重来此地一登临。清笳皓月秋依垒，野烧寒星夜出林。 万古河山应有主，频年戈甲苦相寻。从教一掬新亭泪，江水平添十丈深。 《又酬傅处士次韵》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雠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 重寻荒径一冲泥，谷口墙东路不迷。万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芯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 《酬朱监纪四辅》 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 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 《赋得秋柳》 昔日金枝间白花，只今摇落向天涯。条空不系长征马，叶少难藏觅宿鸦。 老去桓公重出塞，罢官陶令乍归家。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日又斜。 《过苏禄东王墓》 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殚。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 九河水壮龙狐出，十二城荒向鹤栖。下马一为郯子问，中原云鸟正凄迷。 《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 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恸奠椒兰。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 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 《海上四首》 其一 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 埋轮拗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嬴。

其二

满地关河一望哀，彻天烽火照胥台。名王白门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

秦望云空阳鸟散，冶山天远朔风回。楼船见说军容盛，左次犹虚授铖才。

其三

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

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

其四

南营乍浦北南沙，终古提封属汉家。万里风烟通日本，一军旗鼓向天涯。

楼船已奉征蛮敕，博望空乘泛海槎。愁绝王师看不到，寒涛东起日西斜。

编辑本段学派影响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氏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关涉到对乾嘉学术乃至对整个清代思想史的评价问题，这里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探讨。本文拟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三个方面分析一下顾炎武与乾嘉学派的关系，以期能对乾嘉学术形成一种新的理解。

学术规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

顾炎武彩像

庸，它们随经学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顾氏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氏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

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顾氏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精神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吴派大师钱大昕“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9]“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阮元亦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吴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以专精为世人称道，而其几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至于皖派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而尤重义理之阐发。江藩评其开创者江永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经学、史学、小学、音韵、训诂，博通天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守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其另一领袖焦循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上述可见，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弘扬了顾氏所倡导的广博学风。

治学门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顾炎武

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如吴派学者惠士奇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言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皖派学者尤其注重以文字、音韵为基点，从训诂、名物入手阐明经文“大义”。如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扬州派学者王念孙亦认为：“故训之指，本于声音。”又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25]阮元则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又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在这种观念导引下，乾嘉学者皆用心于音韵文字、训诂考据的研究，使清代的小学、经学高潮迭起，别开出新的局面。而论其发轫之功，实始乎顾氏。顾氏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流。王念孙撰《读书杂志》八

十二卷，对《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等典籍中古义之晦，钞写之误，均一一正明。其子王引之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对古文古义详加考订。又搜集先秦至西汉古籍中之语助词，考证辨误，分字编次，成《经传释词》十卷，与《经义述闻》相表里。王氏父子之考据训诂，皆服膺顾氏《日知录》之学旨。其他如臧琳之《经义杂记》，卢文弨之《群书拾补》、《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何焯之《义门读书记》，汪中之《知新记》，臧庸之《拜经日记》等，亦莫不奉顾氏之学为楷模。

为学宗旨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学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 顾氏的经世致用之旨，对乾嘉学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历来学者们纷争最多的一个问题。其中比较通行的观点是，认为乾嘉学者背离了顾氏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背离”说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乾嘉学者皆沉溺考据，埋首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因而泯灭了清初学者的体国忧患和济世情怀。这种观点就乾嘉时期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现实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如若细究当时学界的文化境遇和学者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乾嘉学者沉溺考据，埋首故纸，从消极方面说，固然有其远逃现实，洁身避祸的一面，但从积极方面说，这种刻意的逃离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据学者对正统理学的漠视和冷落，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无言的抗争和顽强的抵触。清朝自倾覆朱明、问鼎中原以来，为了征服汉民，稳定人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不许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学，企图以理学立国，来笼络利诱汉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并未得到思想学界的响应。终清一朝，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与理学的日趋沉沦相比，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亦不得不转而褒奖汉学。当初顾氏在民族沦亡之际，曾猛烈抨击日趋衰微的理学，他除了出于学理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时期，理学以高踞庙堂之尊，仍然受到学界精英的坚决拒斥，除了学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说其中完全别无乾嘉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学者训诂旧籍，不论今事，博稽故实，不议时政，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安民的经世理想。由今日学者的眼光来看，钻研故纸的学问确实离现实最远，与用世无缘。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乾嘉学术，就无法解释清代学者为什么一面激烈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许多人看来最不济用的训诂考据之学。事实上，乾嘉学者对训诂考据的意义有着与今日学者完全不同的认识。自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来，稽古通经明道救世就成为清代学者所共守的学术路线。顾氏曾说：“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又说：“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在他看来，经史典籍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韵训诂、辨古考史，就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古代文献，描述古史陈迹，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历代治世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谓也。顾氏这种训经明道，考史鉴今的学术理念，亦为乾嘉学者所崇奉。如戴震说：“由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37]卢文弨说：“名者王者之所重也。圣人曰?必也正乎名?。……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匪独为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归，政治之

纲纪，明彰礼乐而幽通鬼神，可以砭诸家之失，可以解后学之疑。斯真能推广圣人正名之旨，而其有益于经训者功尤大也。”阮元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盖先生于语言文字剖析如是，则于经传之大义，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为之法又可知。”此皆乾嘉学术稽古明今观中之比较典型者。所以，乾嘉诸儒之考据训诂学风，与其经国济世理想其实并不冲突。

所谓乾嘉学者博古不通今，论史不议政，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不满现实，不参时政。由于摆脱了政治的牢笼，乾嘉学者能保持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这毋宁说是中国二千年学术史上学术与政治难能可贵的一次分流。所以，学界精英们虽拒绝把他们的学术“致”于现实政治之“用”，然他们亦自有他们不可降辱亦不曾磨灭的用世理想。事实上，乾嘉学者除以训诂考据“曲线”救世之外，直接讲明经世之旨者亦不在少数。如惠士奇曾说：“今之校官，古之博士也。博士明于今古，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惠栋谓圣人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故撰《明堂大道录》八卷以明其用。钱大昕曰：“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艺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予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故江藩称其《廿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戴震“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故常称《汉书》云：?王成、黄霸、朱道、龚遂、台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祠，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訾苛，下无怨读言，不食孳殖，可以致刑措。”汪中自谓：“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又说：“昔子产治郑，西门豹治邺，汲黯治淮阳，黄霸治颍川，虞诩治朝歌，张金义治洛阳，并以良绩光于史册。公既兼其地，又兼其政，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斯则中所企注者耳。中少日问学实私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之六经之旨，以合乎世用。”凡此皆可见乾嘉诸儒之经世情怀。

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的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只能算得上“半个亭林”的观点[49]实值得重新考虑。

范文四：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嗣母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庄（玄恭）为挚友，时有“归奇顾怪”之谓。

少时深受嗣祖顾绍芾的影响，关心现实民生，注重经世学问。十四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归庄共入复社，与复社名士纵论天下大事，反对宦官擅权。二十七岁乡试落第后，他“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亭林文集》卷六），断然弃绝科举之道，发愤钻研经世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全国各地山川、地理、农田、水利、兵防、物产、赋税、交通等资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书未成而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破，嗣母王氏绝食二十六日，慷慨殉国，遗命勿仕清廷。“我即使是一个妇人，身受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大义。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辜负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先妣王硕人行状》）顾炎武深受感动，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积极投入苏州、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清顺治十三年（1656），只身北上，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并垦荒种地，结纳同道，以图恢复。康熙七年（1668），为山东“黄培诗案”株连入狱，经友人营救获释。

顾炎武律己极严，身处逆境而终无颓唐之想，刚正不阿，坚毅不屈，一生誓不与清廷为伍。其诗《精卫》写道：“尝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对于投清变节者，他毫不留情，愤然直斥：“蓟门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康熙十六年（1677）开博学鸿词科，都中争相举荐，他致书曰：“刀绳俱在，毋速我死。”并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次年议修明史，总裁叶方蔼又特邀他入明史馆，他严词拒绝，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卷三）其超行气节，令清廷都敬畏不已。 此后，顾炎武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世。晚年筑土室于华阴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并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

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即使隐居，仍不忘其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曲沃。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 50 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如在经学上，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注重确实凭据，辨别源流，审核名实，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旨趣，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清代朴学的先路，对吴、皖考据派有深刻影响，被誉为明清学问有根柢第一人，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为学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认为对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励，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更是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顾炎武的治学思想同样贯策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又说：“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学，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对运用技巧。他指出《汉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史记》则“情态横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认为《汉书》不如《史记》。他反对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文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沈德符评他：“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如著名的七言律诗《海上》四首，关心恢复事业，悲感苍凉，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便评曰：“独超千古，直接老杜。”

清军南渡，一路烧杀淫掠。顾炎武写下了一系列国亡家破、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他在《秋山》中描写江阴、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败后被屠杀劫掠的惨状：“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烈火吹山冈，磷火来城市。天狗下巫门，白虹属军垒。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杨廷枢、陈子龙、何腾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诗哀悼。他起初寄希望于南明政权，在《京口即事》中，他将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比作东晋志图恢复的祖逖。南明唐王遥授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诏命后十分激动和兴奋，《延平使至》诗中写道：“身留绝塞援枹伍，梦在行朝执戟班”。南明政权相继覆灭，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寄托胸怀。《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雁》、《元旦》、《又酬傅

处士次韵》、《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井中〈心史〉歌》等，都表现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怀念故国之心仍耿耿不释。

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军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风亮节，读来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跃然纸上。

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金石。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范文五：顾炎武

顾 炎 武

教学目标：

1. 了解诗人，讲解诗人的故事。

2. 背诵诗篇《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理解诗文表达的情感。 教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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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导入。

1. 理解名言。

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②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

③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④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2. 这些爱国名言的作者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顾炎武。

二、了解诗人。

1. 学生读书中人物简介。

2. 师生交流补充。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嗣母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庄（玄恭）为挚友，时有“归奇顾怪”之谓。 凡是顾炎武外出游历，（都要）用许多马和骡子载书随行。到了险要的地方，就叫来身边的老兵询问这里的详细情况；有的与平时听说的不一样，就在附近街市中的客店打开书进行核对校正。他有时直接走过平原旷野时，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就在马背上默读各种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偶尔有忘记的，就立即在附近街市中的客店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反复查看。

3. 你对顾炎武有怎样初步的印象？

三、自学故事，走近诗人。

1. 学生自学故事《遗民只有一人存》。

2.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顾炎武是个怎样的人？从哪些地方可以看

出？

3. 交流体会。

4. 学生练讲。

四、学背诗篇《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1. 师范读古诗。

2. 学生自由练读，努力读正确、流利。

3. 对照注释，理解诗意。

重阳节这一天突然发现已经到了晚秋时节，不免心惊，你我天各一方，只能遥相瞩望。

离别思念的情怀唯有靠浊酒排遣，忧愁中满目都是丛生的菊花。 我且把自己这一腔报国的忠肝义胆留存给苍天大地，让故国的江山见证我斑白的鬓角吧。

多多承蒙你千里之外的关怀询问，我是一个亡国之人，如同被放逐一样，已经无家可归

这是一首酬答诗，但与一般应酬之作不同。它在抒写离愁别愫之中，又交织着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而这两种情感却是如此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整首诗苍凉沉郁，情切意深，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颇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4. 学生练习背诵。

五、总结延伸。

1.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现存各体诗412首，他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沈德符评他：“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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