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新中国外交五十年
新中国外交之波澜壮阔六十一年
建国六十一年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胜利地渡过了六十一个春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回首新中国外交走过的61年的光辉历程,在**、**、**、**为核心的四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充分展现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取得了同172 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的引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光辉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严峻对峙,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美国继续坚持**、**政策,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解释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1949年中苏建交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把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我国积极谋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总理根据**关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于1953 年首先提出, 并于1954年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标志中国外交走向成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同年参加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1955年4 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迎来了新中国建交热潮,**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推动会议在和平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形成“万隆精神”,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美国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面对我国进行威胁。中国在三条战线同美进行军事的和外交的严肃较量。在朝鲜,中朝两国军民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最终签署停战协定。在印度支那,我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的殖民占领和美国的干涉,实现了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恢复了印支的和平。在台湾问题上,我国严厉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强烈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坚决粉粹了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大陆和沿海进行的军事骚扰。
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为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和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此时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分化、改组。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两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竭力加强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西欧国家独立倾向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不结盟运动兴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大力加强同作为第一中间地带的亚非拉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坚决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同印尼解
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1964年同法国建交,我对欧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到处伸手,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和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三、七十年代的外交
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我国调整了对美政策。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被打破,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开展乒乓外交,接待基辛格秘密访问,直到实现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先后发表《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中美建交后,**副总理应邀访美,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美方并未始终如一地恪守承诺,我国不得不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严肃的斗争。
这一时期,我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同时也受到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我国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的威胁。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中苏同盟关系正式结束,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反对苏联的入侵,并采取实际步骤支持阿富汗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
1971年10月,在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
四,80年代,
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从越南脱身后,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进一步崛起。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同志对国内、国际战略作出新的调整,
一、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改变原来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三、改变“一条线”战略,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我们就反对。
根据这一新战略,我国努力争取继续改善和发展同美、日、欧的关系,同时改善对苏关系。**同志提出以消除“三大障碍”为条件与苏联谈判。中苏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 同**同志举行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在处理我国与邻国之间海域领土争端的问题上,**同志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缓解了我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我国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与印度耐心谈判,努力维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我国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并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不断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交流。
根据**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我国同英国和葡萄牙经过谈判,分
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九十年代至今
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两大课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面对新的形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一)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尊严。面对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我国坚决顶住外来压力,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所谓制裁。香港、澳门回归,使**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变成现实。我们同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和分裂祖国的行径,特别是李登辉访美、李登辉的“两国论”以及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世界大多数国家重申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政府重申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重申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1993年以来,连续7年挫败了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 在人权问题上,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了积极合作,同时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接连挫败它们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的**提案。1999年5月,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空袭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对这一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并提出了四项严正要求。美国领导人多次公开道歉,中美双方就对这一事件的伤亡人员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将就遗留问题继续商谈。
(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发展同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建设性贡献。我们积极发展同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与东盟建立起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参加中俄哈塔吉五国领导人会晤,为促进这一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同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也取得长足发展,
(三)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我国强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别国无权干涉;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制裁。
(四)致力于与大国和发达国家构筑新型关系的框架。1996年4 月,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法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同年10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定,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1月中国和加拿大两国领导人就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年10月,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2月,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五)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强调应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主张通过广泛讨论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我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主张和要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等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南北对话、 加强南南合作的活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主持正义,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武器
核查危机和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积极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为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的形势下 于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于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还有 2001年入世。中国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世博主办权等等
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新时期,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我们认真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解决好台湾问题以及南海群岛问题,西藏问题,不断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谭炳煌,1982. 怎徉撰写科学论文. 辽宁人民出版社,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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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年鉴
(节选)
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及各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中英文对照大型统计资料书。书中汇编了1949-1998年全国和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及澳门地区以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统计指标的历年数据资料。
二、全书包括人口与就业、国民核算、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物价指数、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旅游、金融、教育、文化、人民生活16个方面的内容,近300个指标。 三、为方便读者使用,我们对指标口径进行了统一规范,使资料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都更具有可比性。 四、本书资料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均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计量单位。
五、书中部分数据的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小数位的取舍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做机械调整。 六、本书B 部分各地区资料选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有调整,与C 部分各地区资料有出入。 七、本书有关的符号的使用说明: 1.“?”表示数据不足本表最小单位; 2.“空格”表示无数据; 3.“#”表示其中主要项。
八、1998年部分地区工业、企业单位数小于以前年份,是因为使用的是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口径。
九、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指数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A —1 全国人口状况POPULATION OF CHINA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A —2 全国从业人员和职工人数 EMPLOYMENT ,STAFF AND WORKER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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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CHINA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A —6 全国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EXPENDITURE
APPROACH OF CHINA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A —9 全国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 TOTAL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AND THEIR INCREAS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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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85年及以前,价格补贴冲减财政收入,1985年以后改列财政支出。为统一口径,本表对1985年及以前数字做了调整。
2. 本表不包括国内外债务部分。
a)Government price subsidies were listed as negative revenue items prior t o 1986,but they have been listed as expenditure items in government accounts si
nce 1 986.For comparison purpose ,figures before 1 985 were adjusted accordingly. b)Domestic and foreign debts are excluded in this table.
A —10 全国财政分项目收入 GOVERNMENT REVENUE BY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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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 全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BY ACCOUNTING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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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 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一) GOVERNMENT BUDGETARY
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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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A —16 全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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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A —17 全国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PENSIONS AND SOCI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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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注:1.1975年以前离退休费包括在抚恤支出中。 2.1976-1984年救灾支出中包括抗震救灾费。
a)Prior to 1975,the pension for the retirees was included in the pensio n for the handicapped and bereaved families.
b)The relief funds for natural disasters in 1976-1984 included the earthq uake relief funds.
A —22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支出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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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收入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a)The indices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A —23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及指数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ITS I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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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4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及指数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AND
RELATED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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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1 全国受灾和成灾面积 AREAS COVERED AND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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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A —66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盲聋哑人学校数 NUMBER OF SCHOOLS BY
LEVEL AND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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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级各类学校包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以下各表同) 。
a)Number of schools includ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econdary sch 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A —67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盲聋哑人学校教职工数 NUMBER OF
SCHOOL STAFF AND WORKERS BY LEVEL AND TYPE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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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8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盲聋哑人学校教师数NUMBER OF TEACHERS
BY LEVEL AND TYPE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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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A —69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盲聋哑人学校在校学生数 NUMBER OF
STUDENT ENROLLMENT BY LEVEL AND TYPE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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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A —70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盲聋哑人学校招生数 NEW STUDENT ENROLLMENT BY
LEVEL AND TYPE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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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1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盲聋哑人学校毕业生数 NUMBER OF GRADUATES BY
LEVEL AND TYPE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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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9 全国中小学生升学率和学龄儿童入学率 PERCENTAGE OF GRADUATES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ENTERING HIGER LEVEL
SCHOOLS , PERCENTAGE OF SCHOOL—AGE CHILDREN EN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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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A —81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盲聋哑人学校每一教师负担学生数
STUDENT —TEACHER RATIO BY LEVEL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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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4 全国各类卫生机构数 NUMBER OF HEALT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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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97年开始,原不列入卫生机构的“个体开业人员”,改称“私人办诊所”计入门诊部、所中。
Note :Starting from 1997,the original individual run clinics which were no t covered in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now are listed as pri - vate clinics.
注:1995年以前卫生防疫机构仅为卫生防疫站数。
Note :Data for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mic institutions before 1995 referre d to sanitation and antiepidemic stations.
A —85 全国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 NUMBER OF PERSONS ENGAED IN HEALTH
INSTITUTIONS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A —86 全国各类卫生机构床位数 NUMBER OF BEDS IN HEALT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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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B —3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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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各地区地方财政收支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OF LOCAL GOVERNMENT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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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3 各地区在校学生数 NUMBER OF STUDENT ENROLLMENT BY REGION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B —14 各地区卫生机构、人员和床位 PUBLIC HEALTH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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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B —15 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 PER CAPITA RESIDENT CONSUMPTION BY REGION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B —16 各地区城镇居民收入与支出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URBAN
RESIDENTS BY REGION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注:1.1990年以前为生活费收入。2.*为1981年数据。
a)Data before 1990 were income for living expenses.b)Figures with* are dat a in 1981.
B —17 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支出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BY REGION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B —18 各地区职工工资 TOTAL WAGES OF STAFF AND WORKERS BY REGION
年鉴资源名称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年鉴资源卷次 : 1949-1999
正文
注:*为国有经济单位。
a)Figures with * are data of state -owned units.
范文三:新中国立法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立法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几个阶段
? 开端(1949—— 1956)
? 低谷(1957—— 1978)
? 转折(1978—— )
?
本专题可参考以下有关资料
? 中国法律文化网 www.law-culture.com 两个专栏:旧法人员回想录、政法界人士在 1957 ? 郭道晖等编《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 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 1卷,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 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 **:《**政治法律文集》 ,法律出版社 1986年版
开端 阶段 (1949—— 1956)
? 序幕(49.1—— 49.9) :1949年关于立法的中共中央文件
? (49.9—— 54) “ 新政协 ” 与《共同纲领》
? (54—— 56) : 54宪法的颁布与一届人大的召开
废除 “ 六法全书 ” 事件
? 49年以前,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司法工作的依据有二:
? 一、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
? 六法,宪法、民法(含商法) 、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无统一法典) 。 “ 六 法全书 ” ,是关于六法的汇编,也代指民国法律或法律体系。
? 二、根据地单行立法。
? 主要是宪法、土地、婚姻、刑事领域
《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出台背景
《指示》的主要内容(6条)
? (一 ) 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认识 , 在我们好些司法干部中是错误的 , 模糊的。不仅有些学过旧法律 的人把它奉为神圣 , 强调它在解放区也能运用 , 甚至在较负责的政权干部中也有人认为六法全书 有些是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 , 只有一部分而不是基本上是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东北印行的 “ 怎样建设司法工作 ” 中所提到的对六法全书的各种观点不过是一部分明显的例证。
? (二 ) 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 法律和国家一样 , 只是保护一定 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 , 以掩盖阶级本质的形式出现 , 但是实际上既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有超阶级的法律 , 六法全书同一般的资产阶级法 律一样 , 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 , 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 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 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 , 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因此国民党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 统治的工具 , 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 , 所以**在元旦救死救和的哀 鸣中还要求保留伪宪法、 伪法统 , 也就是要求保留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继续有效。 因此六法全书绝
不能是蒋管区与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
? (三 ) 任何反动法律 --国民党六法全书也是一样 --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 的条款 , 这正和国家本身一样恰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表现 , 即反动统治阶级为保障基本 的阶级利益 (财产与政权 ) 的安全起见 , 不能不在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或 它试图争取的同盟者底某些部分利益 , 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 , 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 的根本敌人 --劳动人民 , 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因此不能因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有某 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 , 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 大人民利益的法律 , 而应把它看作是基本上不合乎人民利益的法律。
? (四 ) 我们在抗日时期 , 在各根据地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文来保护或 实现人民的利益。 在反动统治下 , 我们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群众的条文来保护与争 取群众的利益 , 并向群众揭露反动法律的本质上的反动性。无疑的 , 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不能把 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在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 , 或者认为在新民主 主义政权下能够在基本上采用国民党的反动的旧的法律。
? (五 )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 ,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 , 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 , 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 在人民新 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 , 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 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目前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 , 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 是 :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 , 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 ; 无纲领、 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 , 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同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 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 法令的精神 , 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 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 , 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 --**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 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 的司法工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 ;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司法干部的理 论知识、 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 ;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 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 , 使他们丢下旧包袱 , 放下臭架子 , 甘当小学生 , 从新从马列主义 --**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命令、条例、决议学起 , 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义政权下的人 民的司法干部 ; 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够对人民服务 , 才能与我们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 谓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和旧司法人员炫耀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
(六 ) 请你们与政府及司法干部讨论我们这些意见并把讨论结果报告我们。
一九四九年二月
《人民 司法建设学习文件》
《指示》的深远影响
?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史的开端,是建国后法制建设的基础。
? 一、废除了 “ 六法全书 ” 。
?观念影响:对以往法律持蔑视、批判态度。
?组织影响:旧法人员、非党人员不能用。
?人为割断了法的继承性(另起炉灶,重要法典长期制定不出) 。
? 二、确立了解放区 (乃至解放后长期以来)的司法原则:
?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 , 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是 :有纲领、 法律、 命令、 条例、 决议 规定者 , 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 ; 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 , 从 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政策成为法的渊源之一。
《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令各级政府》 (1949.4.1华北人民政府训令)
? 兹决定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 , 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
文。
国民党的法律 , 是为了保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与镇压广大人民的反抗。人民要 的法律 , 则是为了保护人民大众的统治与镇压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 , 阶级利益既相 反 , 因而在法律的本质上就不会相同。
不要以为国民党法律 , 也有些似乎是保护人民的条文 , 因而也就值得留恋。 要知道国民党统治阶 级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 , 为着缓和人民的反抗 , 不能不假装 “ 公正 ” 掩蔽其阶级专政的实质。 这 是老虎的笑脸 , 其笑脸是为着吃人。
不要以为新法律尚不完全 , 旧法律不妨暂时应用。 要知道这是阶级革命 , 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 法律 , 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 现在我们已把这枷锁打碎了 , 枷锁持有者 --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也即 将完全打垮了 , 难道我们又要从地上拾起已毁的枷锁 , 来套在自己的颈上吗 ? 反动的法律和人民 的法律没有什么 “ 蝉联交代 ” 可言 , 而是要彻底地全部废除国民党的法律 , 人民的法律已经有了 , 解 放区人民相当长期的统治经验 , 有的已经研究好 , 写在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发布的各种纲领、法 律、条例、命令、决议等规定里 ; 有的正在创造 , 各级司法机关办案 , 有纲领、条例、命令、决议 等规定的从规定 , 没有规定的照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办理 , 应该肯定 , 人民法律的内容 , 比任何旧时 代统治者的法律 , 要文明与丰富 , 只须加以整理 , 即可臻于完备。
旧的必须彻底粉碎 , 新的才能顺利成长。 各级人民政府 ! 特别是司法工作者要和对国民党的阶级 统治的痛恨一样 , 而以蔑视与批判态度 , 对待国民党六法全书及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 民的法律。 用全副精神来学习马列主义 -**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 , 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纲 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 , 来搜集与研究人民自己的统治经验 , 制作出新的较完备的法律来。 各级人民政府接到此令后 , 须深入讨论 , 将讨论结果 , 及意见报府 , 如有疑问 , 本府当予以解 答。
此令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一日
建国后《指示》的具体落实
? “ 新法学研究院 ” 建立。 (改造旧法人员、洗脑)
? 司法改革运动(将旧法人员、旧法观点清除出司法部门)
? 院校改革:综合性院校逐渐取消法学教育,改之为 “ 政法教育 ” ,为 内控专业 。
? 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五所政法学院专门培养司法干部。全国法学教育毕业生由 1948年 20万人,锐减为不到 3万。
“ 新政协 ” 与《共同纲领》
? 1949年 9月的新政协召开(新政协与旧政协的关系)
? 新政协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共同纲领》 ? 《共同纲领》宣布: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
建国初期(全国人大召开以前)体制
? 政协会议从文本层面享有立法权。
? 实际行使中央立法权的是中央人民政府。
? 政务院的规范性文件被看作是法律来执行。
? 根据《地方政府组织通则》 ,大区、省、市、县均可以拟定法令条例、单行法规。
? 根据 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除自治乡,其余民族自治地方都享有单行法规制定
权。
? 综上所述,以分权为特点
新中国头三年的立法高潮
? 法律体系建构开始起步
? 六大类(宪法类、国家机构组织法、社会变革巩固政权、社会法、民族法、有关立法问题的 决议)
? 存在的问题:
? 大多数部门法缺少核心骨干法律。暂时性、试行性、过渡性,很不稳定
立法研究的起步
? **、沈钧儒、史良、周鲠生、钱端升等法学家参与制宪与立法讨论。
五四宪法的重要功能在于从形式上完备了革命政权合法性的论证
根据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处主任,长期兼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 高层会谈的师哲同志回忆, 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曾在 1949年 7月、 1952年 10月两度访 问苏联,向其学习建国和执政的经验,斯大林两次都建议制定宪法。斯大林的理由是,中国政 府不是选举产生的,国家没有宪法。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 派予以同意的东西。目前的联合政府,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国家的机密很难保证。如果全民普 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i]]
?
[[i]]师哲.我的一生 —— 师哲自述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P303— 304、 P407— 408) 斯大林促使中国制定宪法
? 斯大林认为, “ 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 ” 中国应该尽快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 [1]《**年谱》也透露, 1952年 10月 20日,**在出访苏联前夕,曾给斯大林写信,谈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问 题,而且到了苏联以后,于 10月 26、 29、 30日,先后三次打电报将两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 向**和中共中央做了汇报。 [2]在** 1952年 10月 30日写给**并中央的电报中, 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的第一点就是建议中共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自身合法性的问题,斯大林 说:“ 如果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 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 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 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 表大会通过的, 而是由一党提出, 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 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 ” [3]
?
金冲及主编:《**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 第 758页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下卷,第 304— 305页
? 转引自《 50年代中国移植苏联宪法的实践与理论》 ,载何勤华、李秀清著《外国法与中国 法 —— 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74页,
五四宪法确立的国家体制
五四宪法确立了
中央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
? 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 1955.7《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
? 国务院除提案权外,没有立法权。但实际其规范性文件被视为国家法规,收集在官方《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中
? 取消地方立法权
? 民族自治地方享有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制定权(但实际很少立法)
1957年 —— 1978年的立法低谷
? “ 现在是无法无天 ” (**语, 1962)
? 长达 20年时间,全国人大只制定通过 75《宪法》和《 1958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1964年至 1975全国人大未召开一次会议。
? 人大常委会也只制定了十个条例。
? 只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发布规范性文件,但属于越权的立法活动。
转折(1978—— )
? 思想观念的转变:“ 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 来 ”—— 摘自《三中全会公报》
? 1978通过《宪法》 1979年通过《刑法》 《刑诉法》 《地方组织法》 《人大选举法》 《法院组织法》 《检察院组织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7部法律。
立法体制的完善化
? 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具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 1982年宪法确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享有行政法规制定权。 ? 1982、 1986年修订《地方组织法》把地方性法规制定权扩大到省级政府所在市、国务院批准 较大市。
? 趋势是分权。至目前,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 限划分体制。
立法主体设置的完善
●一、加强常委会工作。
?委员长会议。
?县以上人大均设常委会。
?常委会委员逐步专职化。常委不得担任行政、审判、检察工作。
?专门委员会的设立。
●二、政府法制机构的建立。 1986年国务院设置法制局,后改为法制办公室。
立法法出台的背景
?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建立,还需经一步完善。
? 立法制度,特别是立法运行与技术亟待改进。
? 对立法的认识:从不自觉向自觉转变。
? 80年代末起步的立法理论研究,至 90年代后期,立法知识储备基本就绪。
? 法治国的大背景。
几点思考
? 立法与国情的关系。
?国情: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人口、民族自然地理。
?国情既是资源又是阻力,立法与国情的互动。
?中国特色与国际潮流如何结合的问题。
? 立法与体制。
?立法与党、政的关系。 ? 立法与决策科学化。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专家决策
范文四:新中国图书出版五十年概述
新中国图书出版五十年概述
(2006-12-25 16:39:15)
阎晓宏
一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1949年 10月 3~19日,新 中国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同志于 9月为大会题词:“ 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 , 并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全体代表。**同志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 着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 “ 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 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 这一条变为事实,团结一切愿意和可能为人民出版事业服务的人共 同工作。 1949年 10月 19日, 新中国成立不到 20天,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 出版总署是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新华书店编辑部 的基础上成立的,并确定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图书出版机构与私营图书出版机构对比,力量悬殊。 1950年全国共有 图书出版社 211家,其中私营图书出版社就达 184家。为了改变公私出版力量对比的悬殊局面, 出版总署首先加快了公营、公私合营出版机构的建设,按照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原则,分别成 立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人民美术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地图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等专业出版 社。到 1957年底,调整、改组出版机构工作基本完成,全国图书出版社达到 103家 (其中中央 55家, 地方 48家 ) 。 到 1965年, 全国图书出版社为 87家, 虽有进一步的调整合并 (如:建筑、 冶金、 机械、煤炭、石油、化工、水利、地质 8家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工业出版社 ) ,但基本上维持了 1957年图书出版机构的格局。
从新中国成立到 “ ** ” 前的 17年间,图书出版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
旧中国出版业到社会主义出版业的跨越。 图书出版工作的重心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和**著作的出版; (2)教科书; (3)一般通俗读物, 特别是工农大众读物; (4)少儿读物; (5)干部读物; (6)科技读物。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图书既少且贵。图书出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迅速增加出 版物数量,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这样一个首要而基本的问题。 胡愈之在 1950年新华书店华北总 分店第三次分店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的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在 1950年,所有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出版事业加在一起,出版新书恐怕不过一万万册。质量方面且不 去管他。单只在数量方面就差得很远,以四万万七干五百万人口计,平均每四五个人方可得到一 本新书。 ”“ 最近听一个朋友说:在兰州,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要两块大洋才能买到。华北的山 西等地,许多学校买不到教科书,农村办冬学多半还是用很老很老的书。 ” 这种状况也得到中央领 导的关注。 1955年,在一份《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情况简报上,**同志在 反映问题的材料旁边分别批注:“ 书少 ” , “ 无人编 ” , “ 太贵 ” 。并将简报批给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林枫 同志,请他约有关方面设法解决。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指出图 书出版一方面存在着供不应求的问题,一方面也存在着 “ 一窝蜂 ” 、 “ 赶浪头 ” 出书的问题,在图书总 供给不够的情况下又造成了积压和浪费,指出:“ 提高书籍的出版质量,在任何时候都是出版社的 一项重要工作。 ”
在 1957年之前,图书出版的发展是顺利的、健康的,关于出版的方针、政策是符合社会发展 实际要求的。 1958年以后, 图书出版受到 “ ** ” 的影响, 许多地区和县都办起了出版社, 仅 1959年地区和县办出版社就达 114家,出版社之间竞相搞起了出书竞赛,有的十几小时就出一种书, 1958年的出书总量达到 45495种,比 1957年的 27571种增加了 61%。但是相当数量是质量低 劣或随意翻印的小册子。 “ ** ” 停止后, 1961年,图书品种骤落为 13529种,到 1963年图书 才出版 17266种。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 “ ** ” 前的 17年间,图书出版虽然经历了这样那样一些曲 折,但出版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动摇,这期间关于图书出版工作的一些重 要原则 (如:出版社的基本任务、出版社的分工、图书的质量、价格、教科书的出版原则、面向大 众出书的方针等等 ) ,关于图书出版的一些重要法规、制度 (如:关于出版物的禁载内容标准等等 ) , 迄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这一期间取得的成绩,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图书的品种、数量实现了较快的发展,摆脱了图书匮乏的局面,基本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文 化生活的需要。 1950年, 全国出版图书 12153种, 总印数 2. 75亿册, 全国年人均图书 0. 5册; 到 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 20143种,总印数 21. 71亿册,全国年人均图书 3册,这 17年间, 图书品种增长了约 1倍,而图书的社会供给量增长了 7. 8倍。
2.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版了大量经典作品和有重要影响的、优秀的图 书。 (1)马恩列斯经典著作、**著作等图书的出版。 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1卷,到 1965年出到 21卷 (全集出版于 “ ** ” 期间中断。 l985年全部出齐 ) ; 1960年出 版了《列宁选集》第 1— 4卷; 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 1、 2卷,全集 13卷 于 1958年出齐; 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集》第 1卷,毛选 4卷于 1960年出齐。 此外,还出版了《**著作选读》 (甲种本、乙种本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党》, **《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等等。 (2)在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出版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 著作。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薛暮桥《政治经济 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华罗庚《数论引导》和《堆垒素数论》,钱伟长《弹性圆薄板 大挠度问题》,钱学森《工程控制论》等等。 (3)这一时期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鲁 迅全集》第 1— 10卷, 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 三红一创 ”(《红旗 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 ) 、《播火记》、《烽烟图》、《烈火金刚》、《在烈火 中永生》 、 《李自成》 等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林海雪原》 、 《青春之歌》 、 《家》 、 《春》 、
《秋》等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玉宝》等等,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外 国文学作品,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等。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从无到有。据统计,从 1949年到 1965年,全国用蒙、藏、 维、 哈、 朝等 19种文字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累计 11435种, 总印数累计 7933万册。 这一时期; 还出版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辞书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辞典》、 《俄汉大辞典》。整理出版了古籍《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 《史记》、 《前汉书》、 《后 汉书》、《三国志》、《全唐诗》、《全宋词》等等。
3.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一些奠基性工程着手规划并开始进行。如:中央于 1958年批准成 立了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并确定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机构;批准成立了世界学术著作翻 译和出版规划小组;确定商务印书馆为主要出版机构。又如:1957年,根据**的指示,上海 市成立了专门的编辑机构,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修订重编大型辞书《辞海》,于 1979年出版。关 于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始于这一时期, 1959年初步拟定了《关于筹备出版百科全书的初 步设想》,拟由中央负责同志挂帅,吸收各方面专家成立百科全书学术委员会,并成立百科全书 出版社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一计划因 “ 反** ” 、 “ ** ” 而搁置,未能实施。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 ** ” 前的 17年,虽有曲折,但出版方针和原则是基本正确的,从 总体来看, 发展是健康的。 从 “ ** ” 开始到结束的十年, 基本培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出版生产 力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与破坏。
“ ** ” 开始不久, 国家以及各省市区的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即陷于瘫痪, 全国各出版机构和出版 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 据统计, 1964年全国共有出版社 87家, 共有职工 8678人, 其中编辑 4391人,到 1971年,全国出版社仅剩 46家,职工 4693人,其中编辑人员仅有 1355人。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已完全脱离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需要服务的轨道,完全
脱离了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基本方针,图书出版表现出扭曲、畸形的状态。 1966年,文化部党 委向中央上报《关于加速印制**著作的请示报告》,《报告》不仅提出了多印、快印** 著作的计划指标,还提出,在两年内,一般新书凡不应出或可出可不出的.坚决不出,再版图书 暂时一律不印, “ 要把一切可以用于印制**著作的纸张全部拿出来印制**著作 ” 。 随后, 文 化部、国家科委联合向各有关科技出版社发出通知,要求对出版科技书刊迅速重新审查进行清理。 (1)初版新书,可出可不出的坚决不出; (2)再版图书一律暂时不印; ……(4)各出版社原订的 1966年出版与用纸计划一律作废。
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著作是出版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据**著作出版办公 室统计,仅 1966年至 1970年底,全国正式出版**著作、语录本、单行本、民族文本、外文 本、 盲文本共计 42. 06亿册; 正式出版**像和**单张语录 62. 27亿张, 两者合计为 104. 33亿册 (张 ) ,而同一时期全国出版的图书总计为 129. 27亿册 (张 ) 。也就是说,**著作、语录、 画像等的出版量已占 1966年至 1970年全国所有图书出版量的 80. 7%。
在 “ ** ” 期间,仅次于**著作的出版物是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的出版。据当时的出版 口统计, 仅北京地区 1970年 9月到 1971年 9月, 一年内出版的 《红色娘子军》 、 《智取威虎山》 、 《红灯记》和《沙家浜》 4种样板戏的普及本、总谱、画册等就达 2718. 1万册,平均每个样板 戏印制量 679. 5万册。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结构也是畸形的。以 1970年为例:1970年全国出版图书 4889种,总 印数 17. 86亿册 (张 ) ,除去**著作、图片、中小学课本这几类,其他图书共计出版 2773种, 总印数 9. 12亿册。 只分析这 2773种图书的结构, 畸形与严蘑不合理的状况仍是十分突出的:(1)政治读物 1843种中, 993种是汇编报刊文字; (2)文艺读物 393种,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就 有 245种; (3)科技读物仅有 298种。
这种状况从 “ ** ” 后期开始得到一定的调整与改善。 1968年, **派女儿李纳看望范文澜,
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 (这项工作在范老病逝后,由他的助手蔡美彪和其他同志通力合作, 从 1978年至 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齐 ) 。 1969年,解放军驻文化部**思想宣传队接到中央 指示:要出版青少年读物、农村读物,满足工农兵和青少年、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要求。 1971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在**关怀下出版,征订蚵达 8482万册。 1971年,在**、周 恩来指示下,中断了 5年的 “ 二十四史 ” 整理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在 “ ** ” 后期,在**、** 等人的关怀和推动下,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 《欧洲哲学史》、 《中 国通史简编》;出版了《三国演义》、 《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及《李白与杜甫》、 《柳 文指要》等书;翻译出版了《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林肯传》等等。
三
“ ** ” 结束后,我国摆脱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指导思想,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 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由此推进了图书出版工作的根本转变,图书出版迎来了春天。 由于 “ ** ” 期间对文化的摧残和破坏, “ ** ” 后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书荒,为了迅速地缓解巨大 的社会文化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局面,国家出版局于 1978年 3月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 13个省市出版局 (社 ) 和部分中央出版社,在大力组织新书出版的同时,要求对 “ ** ” 前出版的图书进 行审读、修订,并决定重印 35种中外文学名著尽快出版。这批重印的图书有:《子夜》、《儒林 外史》、《家》、《春》、《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传说》、《哈姆雷特》、《悲 惨世界》、《骆驼祥子》、《神曲》等等。这些在 “ ** ” 中受到禁锢的书于 1978年 “ 五一 ” 节期间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统一发行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供不应求。
广大人民群众对图书的渴望,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 1979年 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 虚会上讲话中要求:“ 思想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 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 个空白。 ” 当时出版的一批新书的发行销售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社科院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惟一标准》发行销售了 500多万册;司法部编写的《农民法律常识读本》、 《工人法律知识读本》 分别累计发行了 1220万册和 1212万册, 蒋学模的 《政治经济学概论》 累计发行了 1400多万册, 唐敖庆的 《 BASIC 语言》 累计发行了 580万册, 韩树英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 累计发行了 500多万册,《先秦哲学寓言》发行了 270多万册,上海工艺编织厂编写的《上海棒针编织花样 500种》累计发行了 1227万册。这种图书出版高印数的现象从 “ ** ” 结束后一直持续到 80年代中期, 任何一种新书,印数达到几十万册是很平常的,这种现象至今仍使许多出版人兴奋、诧异并留恋 不已。
一批在 “ ** ” 中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开始恢复重建。 这批恢复的出版社先后有:春风文艺出版 社、科学普及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纺织工业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 文化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法律 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等 33家。与此同时,自 1977年至 1982年共新建出版社 99家,包括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求是出版社、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等等。 在 “ ** ” 结束后的 1977年全国共有出版社 82家, 到 1982年全国出版社发 展到 214家,是 1977年的 2. 6倍。
这一时期, 图书出版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1977年, 全国出版图书 12886种, 其中 新书 10179种,总印数为 33. 08亿册 (张 ) ,到 1982年,全国出版图书达到 31’784种,其中新 书 23445种;总印数达 58. 79亿册 (张 ) 。短短几年时间,图书品种 1982年比 1977年增长了 146. 7%,其中新书品种增长了 130. 3%;图书总印数 1982年比 1977年增长了 77. 7%。 1983年 6月 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次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作出的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决定。《决定》阐述了出版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指出,出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高度评价了出版的作用,认 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 要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和传播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知识 的书刊,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的社会主义新人,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决定》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出版工作 最为重要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对新时期以来的出版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 “ 书荒 ” 现象得到基本扭转的同期, 在中央直接关心和指导下, 图书出版在抓新书和重印书出 版的同时,还着重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有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大型图书的出版工作,一是各 类图书的出版规划工作。
在大型图书的出版工作方面:1978年,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美术出版社邀集上海、天津、辽 宁、广东等地美术出版社商讨分工协作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问题。 1978年,国家出版局、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向中央请示,建议尽早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同年, 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总编辑委员会。 1979年,《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 陈翰伯写信给**,汇报编写的进展与存在的困难,建议在上海成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作为具体执行机构,**即予批示:“ 原则同意,请努力进行 ” 。 《汉语大字典》编写领导小组组 长许力以向**书面汇报情况,反映编写的情况和困难,建议在四川成立编纂处,负责日常工 作,**批示:“ 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助进行。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 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 这些图书的出版工程大多是经过十几年在 “ 八五 ” 期间才完成的, 但创建工作、基础工作始于改革开放之初。
在出版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方面: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 会,讨论制定了《 1978— 1980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 ;国家出版局联合全国科协组织制 定了 《 1978— 1985年全国重点科普图书出版规划》 , 《规划》 共包括 62套科普丛书和读物。 1982
年,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讨论制定了 《 1982— 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 同年 8月, 国务院原则批准。 1983年文化部印发了 《 1981— 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草 案 ) 》,《纲要 (草案 ) 》提出:“ 图书出版要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品种,保证重点,填补 缺门,重视普及,注意提高 ” 。 1986年,国家出版局着手组织制定《全国辞书编纂十年规划》。同 年,国家出版局还在沈阳组织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这些规划的制定,说明图 书出版开始进入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所限,以及后来客 观环境的变化,当时分别制定了不少规划,但有一些完成的情况并不理想。
新时期以来,出版改革的逐渐深入,为图书出版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1979年 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突破了地方出版社长期以来的 “ 三化 ” 方针 (地方化、通 俗化、群众化 ) ,提出地方出版社可以试行 “ 立足本省、面向全国 ” 的方针。很大地调动了积极性, 解放了占全国出版社近半数的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 1988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 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对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优化选题、调整图书 结构;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改革分配制度;开辟多种渠道,扩大 出版能力;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加强出版社改革的领导等 8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到 80年 代末,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单位;基 本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进入 90年代,我国的图书出版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国家 “ 八五 ”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顺利实施并完成,一大批我国图书出版的标志性工程相继完成。 国家 “ 八五 ”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吸收了以往制定与实施各类型图书规划的经验, 注意反 映并兼顾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各行业、各学科发展的需求,特别注意吸收了国家 “ 七五 ” 社科、 科技、 古籍、 整理等方面的成果, 总计收入重点图书选题 1073种。 1996年底, 国家 “ 八五 ” 重点图 书规划顺利完成,除少数项目将顺延至 “ 九五 ” 期间出版外,全部完成出版的项目达 1118种,占全
部项目的 96. 1%,实现率很高。随着规划的完成,一大批重点图书相继问世。如:《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新版《列宁全集》、《**文集》、《**文选》 (1— 3卷 ) 、《中国大百科全 书》 、 《中国美术全集》 、 《汉语大字典》 、 《汉语大词典》 、 “ 当代中国丛书 ” 、 《乾隆版大藏经》 、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通史》 (10卷本 ) 、《机械工程手册》、《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 《丹珠尔》 (藏文 )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宋诗》、《全唐诗》、 《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 “ 外国 文学名著丛书 ” 等等。 这其中许多被称之为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1996年, 由新闻出版署主 办的 “ 中国出版成就展 ” ,其中图书成就部分格外引人注目, 540家出版社共展出了 38281种图书; 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新书品种的 10%左右,但是已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出版取得的 成就,也展示了图书出版自身的实力。**、**、**、丁关根、李铁映、邹家华等中央 领导同志观看展览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品种和印数以及出版社的发展情况,也能看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后,图书出版初步繁荣的景象。 1978年全国图书出版共 14987种,其中新书 11888种,重印率 为 20. 7%,总印数为 37. 74亿册 (张 ) 。到 1994年,全国图书出版达 103836亿册 (张 ) 。图书品 种增长了 592. 8%,重印率增长了 58. 4%,总印数增长了 59. 2%。出版社有了很大的发展。 1978年, 全国只有出版社 105家, 到 1994年, 全国出版社已发展到 514家, 出版社增长了 389%, 形成了以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为主要力量的出版队伍。
90年代初、中期,图书出版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也出现和存在着一些发展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1)图书品种增长过快。 1978年到 1994年图书品种增长了 592. 8%, 年平均增长率为 34. 9%。 图书品种增长过快,而图书的总印数增长则较缓慢, 1994年全国图书的总印数尚未达到 1985年 66亿册 (张 ) 的总印数,因此,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使图书出版的社会供给量和出版单位的经营 效益均有所下降。 (2)图书结构不合理,图书重复现象严重。图书的结构不合理,一方面表现在教
科书、教辅读物与一般图书的比例上,占全国图书品种总量 20%的教科书、教辅读物,其总印数 却占全国图书总印数的 55%~60%;另一方面表现为图书出版的创新不足;低水平重复严重;同 一题材重复安排出版,有的同一种书重复安排的版本竞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影响到图书出版 的进一步发展。 (3)一些出版社在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出现偏差,片面迎合读者和 市场,出版了一些内容有害、不健康的出版物,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有些出版社放弃审稿把 关印制、发行等责任,以协作出版的名义卖书号,而社会一些书商、文化公司等钻空子买书号以 获取国家的出版权,出书牟取暴利的现象也较严重。 (4)相当一些出版社的经营运行机制仍然比较 老化,在市场竞争中很不适应,出版社内部人才、分配、社会保障改革远不到位,出版社经营管 理水平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1994年,新闻出版署党组认真分析研究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了出版工作要从以规 模、 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质量和效益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思路。 1995年 1月, **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出版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出:“ 通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精神文明需要,符合出版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 阶段转移。 ” 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从以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看,报告是与之相符合 的。 1996年 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 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 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 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 变。 ”1998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 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 “ 阶段性转移 ” 战略实施以来,遵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图书出版在改革、 管理、质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图书出版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得到扭转,并取 得了明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控制图书出版品种的过快增长。 图书品种,特别是新书品种过快增长,是图书出版实施阶 段性转移以来遇到的突出问题, 品种过快增长不仅直接造成图书平均印数和出版社经营效益下降, 也带来了许多图书内容、质量方面的问题。这项工作在图书出版单位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取得了 显著效果。 1999年全国图书总品种为 14. 18万种, 其中新书品种为 8. 3万种, 重印图书为 5. 8万种,重印率为 41. 4%。与 1994年的情况作个比较:1994年图书品种为 10. 4万种,新书品 种为 6. 9万种,重印图书为 3. 5万种,重印率为 33. 7%; 1999年图书品种比 1994年增长了 36. 3%,新书品种比 1994年增长了 20. 3%,重印率比 1994年增长了 7. 7%。从 1994年到 1999年, 年平均图书品种增长为 7. 3%, 比 1978年到 1994年图书品种的年平均增长率 34. 9%, 年品种增幅降低了 27. 6%;新书品种的年平均增长率由 1978年至 1994年间的 36. 4%,降低 为 1994.年至 1999年年平均增长 4. 1%,年新书品种增幅回落 32. 3%。
2.努力提高图书质量。 图书质量是出版社追求的永恒主题。图书质量下降,引起社会读者的 关注与批评。 自 1995年以来, 新闻出版署连续五年在全国图书出版单位中开展图书质量的大检查, 在这项活动开始时,经抽查,图书编校质量的合格率不到 50%,这样的结果令出版社震动,连续 五年的质量检查,大大推进了图书出版业的质量意识,图书的编校质量明显提高。在总结以往图 书出版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在出版的实际情况,新闻出版署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图书质量 保障体系的规定》。《规定》对图书出版的全部流程的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标准。这是关于 图书质量的重要规程,对于 “ 阶段性转移 ” 以来图书质量的扭转与提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加强管理,保障和维护良好的出版秩序。 “ 买卖书号 ” 问题是出版业的一大顽症,是粗放式 经营的极端化表现形式,也是出版业不正之风的突出表现。 1995年 10月,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 版署再次发出《关于禁止 “ 买卖书号 ” 的通知》,之后连续 4年加大了查处 “ 买卖书号 ” 的工作力度, 通过警告、停业整顿、停办的行政手段,查处了一批问题严重的图书出版社,社会及图书出版业 内震动甚大, “ 买卖书号 ” 问题一度泛滥的现象得到明显遏制。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作者、书稿等出版资源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思考, 并采取有效的综合性的治理措施。对出版社实行年检制度也是改进与加强管理的重要举措,通过 两年一度的年检,对出版社出书、经营、执行法规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衡量、评价,有利于出 版社改进工作,发挥优势,克服和纠正存在的问题,从而规范出版行为,认真模范地遵纪守法。 4.深化改革,优化结构,促进 “ 整合 ” 。 深化改革是解决当前图书出版存在问题的根本途径, 也是推进出版繁荣的根本动力。 经过改革开敬以来近 20年的发展, 图书出版业基本形成了在保证 出版性质的前提下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格局。然而,由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原因,出版业结构不合 理是比较突出的,一是出版单位的结构,基本是部门所有制 “ 大而全 ” 、 “ 小而全 ” 。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这种格局已很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同时,出版规模小,出版社缺乏图书品牌与特色, 亓场占有率也不高。二是出书结构甚不合理,教材教辅在出书总构成中比重过大。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依靠改革。一方面,新闻出版署加大了改革与整合的力度,近两年相继批准成立了一些以图 书出版为主的大型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辽宁 出版集团、科学出版集团。这几家大型集团的组建,不仅改变了出版业现存结构、格局,也将为 图书出版业的改革与规模化经营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为适应高校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一些高校 出版社也进行了整合,如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出版社、四川大学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警 官教育与公安大学出版社等等。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出版社内部改革,这项改革是在出版体制不 进行大的变革情况下进行的,适用于大多数出版社,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方向、保证社会效益第 一的前提下,对出版社内部的组织机构、人员、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调 整,旨在面向市场,提高质量,创造品牌,形成特色,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推进发 展。这项工作成绩显著,金盾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地图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无教材 ) 、 长江文艺出版社等等一大批出 版社脱颖而出,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上取得了良好业绩,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品牌与经济
实力的出版单位。
5.始终把多出好书、促进出版繁荣,作为各项改革与管理工作的根本目标。 全力实施 “ 九五 ” 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规划共列入项目 1200个,亦称 “1200工程 ”) ,并带动一批省:部委以及出版单 位的重点图书的出版,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国家重点、省部委级重点、出版社重点三级重点图书网 络。 2000年将是 “1200工程 ” 实施的最后一年,从 1999年底摸底的情况看, “1200工程 ” 进展情况 良好,已全部完成的项目达 78%,预计在 2000年年底, “ 九五 ” 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将圆满地完成。 “ 阶段性转移 ” 以来,国家图书奖、精神文明建设 “ 五个一工程 ” 一本好书奖、中国图书奖等评选出的 优秀图书展示了图书出版繁荣的新成就。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 50年的图书出版事业,虽然有曲折、有挫折,但是,就其总体来看,它 贯穿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样一条主线。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图 书出版业的发展成就是令人瞩目的, 也是值得出版工作者欣慰与自豪的。 在时代进入 21世纪之际, 回顾总结新中国图书出版 50年的成就、经验,特别是应汲取的教训,对于在新的形势下面推进图 书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是有意义的。
(本文参考了于友先同志主编的《新中国出版 50年》,刘果、石峰同志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 年纪事》以及《胡愈之出版文集》、《王子野出版文集》、《边春光出版文集》、《宋木文出版 文集》、《刘杲出版文集》;引用数据均为新闻出版署计财司公布的新闻出版统计资料。 ) (作者为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司长 ) (据《中国出版年鉴 ·2000》,中国出版年鉴社 2000年 10月出版)
范文五:回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五十年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前进步伐,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 50个春秋。 回首 50年来的刑法学研究, 对新世纪的刑法学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启迪。 一、 新中国刑 法学研究的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成文刑法的国家。对刑法及其功效的研究历来受 到重视。但是由于刑法始终是作为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工具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新 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于 1949年 2 月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 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 强调 “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 而应当以 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 。 1949年 9 月为新中国的成立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 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 法令和司法制度, 制定保护人民的 法律,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 。 《共同纲领》的这些宣言,敲响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钟声。 为了建立、发展和完善新中国的刑法制度,刑法学者们和刑法实务工作者们进行了长期不懈 的努力,使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一个坎坷曲折的、难以忘怀 的历程。 回首 50年的历程, 可以说, 新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 创建时期 〔 1949— 1957〕 新中国的刑法学, 开始于对旧刑法的批判和维护新政权的斗争; 借鉴于前苏联刑法理论成果;形成于巩固新政权的实践。 新中国建立之初,社会阶级矛 盾错综复杂,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反动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 政权,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国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使 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以巩固。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运用刑法手段同反革命及一切破坏 新政权、 新秩序的行为作斗争的客观需要, 开创了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 特别是 1952年开展 的全国性司法改革运动,在整顿和纯洁人民司法机关、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的同时,在 刑法学领域,系统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旧法观念,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人 民民主专政思想在刑法学研究中的支配地位,并且导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 法,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刑法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 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论证镇压反革命对维护新政 权的必要性。 在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的过程中,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于 1951年编印了 《镇压反革命》 〔第一、 二辑〕 , 西南司法部编 写、西南革大于 1953年印制了《惩治贪污与保护国家经济建设》 , 《新中华》 1950年第 8 期 发表了李建钊撰写的“论〈惩治反革命条例〉 ” , 《西北司法》 1950年第 3 期发表了贺连城撰 写的 “对反革命为什么必须严厉镇压” , 《政法研究》 1955年第 3 期发表了李猛撰写的 “如何 认定反革命罪” 、第 4 期发表了蔡云岭撰写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 章。这些书籍和文章,反映了当时刑法理论在研究反革命罪和贪污等经济犯罪方面的成果, 对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地论证,也为当时制定和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 治反革命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 《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奠定了 理论基础。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为运用刑法维护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 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