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
范文一：谢冰莹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世纪之交，刚过95岁诞辰，在美国与世长辞。她的人生和创作，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对中国历史也闪射过光芒。
她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谢冰心、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中，她是小妹妹。而在这些作家中，她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最壮美、最坎坷的一位，也是和中国的命运连得最紧密的一位。谢冰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多产作家，正像一位辛勤的农夫，她洒下的汗滴已在金色的秋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到了晚年，虽然有视力衰退、两耳重听、记忆力不好、牙疼等老年病折磨她，但她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因此被人称为?不老的女兵?。她说：?我只希望做一个平凡的渺小的人，只愿用整个的心力 。
贡献给文学，读者的眼泪便是我的收获！读者的同情，就是我的财产——我的无价之宝！? ?文如其人?一说，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作家，但用它来形容谢冰莹却是合适的。她的文风，一如其人，热情而奔放。她自己在《平凡的半生》里也说：?‘文如其人’这句话，我想大概是对的。我为人处世只有三个‘直’、‘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有人说：?她的散文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嚼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一切都是那
么自然，就好像树叶长在树枝上一样；一切都是那样朴素，你很难找到特别绚烂的词句；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清澈可爱，一览无遗！如果说冰心的散文以柔见长，那么冰莹的则以柔中带刚取胜，它清新流利、活泼动人，没有一点儿女气。?（《谢冰莹选集〃前言》）她的小说，有点散文化，有人说这是?结构散漫?的毛病。她的小说取材，?大多数是在许多典型人物身上找到的真实故事?，写作时，又?总是把书中人物当做自己，往往写到不幸的遭遇，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高度的真实，强烈的感情色彩，细腻的刻划，构成了她的小说的感人力量，也弥补了结构上?散漫?的毛病。 谢冰莹曾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也必定和其他时代不同。尽管写作要靠天分，后天的努力也是不可少的。我觉得年轻作家应该多读点书，当然，无论那一位作家都是应该多看书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盲目的反抗传统，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它不像科学是日新月异的。文学的路子很多，最好不要有老作家、新作家之分。?这些话，对青年作家来说，是颇有禅益的。 谢冰莹故居命运的鞭子总是将她在人生的风雨中驱来赶去。但是她是生活的强者，在穷困面前，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在敌人面前，她都没有倒下，没有屈服。她走了多少路，便爬了多少格子，写了多少文章。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她的作品就是她自己——她的血肉，她的人格，她的精神，她的光辉。苦难是智慧的磨刀石。是苦难使她成长起来，坚强起来，成了?女兵?。她回忆说，《从军日记》出版后，?不知不觉地我走上了这条有快乐也有痛苦的写作之路，我仿佛做了一个梦，我绝不承认我有什么写作天才，我是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是个头脑最简单的人，生来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能吃苦，如果问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能吃苦，不怕穷，不论做什么事，但顾耕耘，不问收获；不肯向现实低头，有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干的勇气。我想这是先父母给我的好遗传，也是军校受训给我的影响，假如不是参加北伐，找不会了解社会如此复杂，民间如此疾苦，革命如此重要，忠实的民众和热情的男女青年是这么可爱的。……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梦，从发表《从军日记》到现在……，我还在写作的梦里没有醒来，我很想丢下笔，再也不干填方格子的工作，但是朋友们不饶我，他们要逼着我写，读者也不让我休息，那么，我只好继续地写吧。? 谢冰莹与故乡的读者断了五十多年的音讯，但海峡的波涛知道，太平洋的风浪知道：作者的心和读者的感情是相通的……作者身在海外，神在故国，她写过不少感人的怀念家乡的散文。她在《还乡梦》的结尾时写道：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 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
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 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本文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语言清新、流畅，一个?爱?字通贯全文。?树高千尺忘不了根?，鸟儿返巢，牛羊归圈，这是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叶落归根，?生于斯，长于斯，当归于斯?，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启示。心系故乡，是我们每个人都暗藏心底的情结。在文中有作者爱恋故乡的直接的感情流露，也有通过优美的风景描绘，深情的往事回忆，来表达作者对故乡绵绵不绝的怀恋和思念。教学中，旨在引导学生通过自读自悟，想象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和生活，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同时对作者表达感情的方法有所领。
范文二：“女兵作家”谢冰莹的爱与恨等等
“女兵作家”谢冰莹的爱与恨
在图书馆读到《女兵谢冰莹》，未想到这个与我同乡的女作家谢冰莹有过如此复杂的爱恨情怨，不禁让人感慨系之。在谈论现代文学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把谢冰莹和冰心相提并论，甚至有人以为谢冰莹就是冰心，而更多的以为她们就是俩姐妹，因为一个谢冰莹一个谢婉莹，其实冰心是福建人，而谢冰莹却是地道的湖南人，建国前为新化县，现在是属冷水江铎山镇。那个龙潭村我曾在冷江师范上学时经常路过，却不知有谢冰莹在此生活过十五年光阴。
谢冰莹(1905-2000)，原名谢鸣冈，字凤宝，1922年秋考入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未毕业即投笔从戎，1926年冬考入中央军校第六期女生大队，次年夏参加北伐，她给人留下一副刚毅、坚强的印象，北伐失败之后女兵队解散，她回到龙潭，并受到母亲的?监视居住?，与外界交往的书信遭检查和拦截，但是和?地下?男友符号化名为亦鸣的信却长期顺利来往。在这里，她第四次成功逃避封建婚姻，并历经坎坷到达上海。此前，在北伐期间写出的《从军日记》开始在孙伏园主持的《中央日报》副刊连载，并且由林语堂和他两个小女儿翻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连载，后来又通过其他语种在国外不同地方出版，在法文本发行之后，谢甚至收到罗曼罗兰亲笔信函的祝贺，称赞其为?努力奋斗的新女性?。应该说，谢冰莹成为享誉世界的女兵作家，与孙伏园、林语堂父女仨等人的关系密切。
从某种程度上说，谢冰莹在文学和事业上的成功得益于这些高风亮节、乐为人梯的文坛前辈与师友，但她的情感与婚姻生活却一直坎坷不平，或许早年抗婚的成功在她潜意识里种下了一些过于叛逆的因子，在情感矛盾发生之后那种女兵性格促使她做出符合自己的选择。1928年谢冰莹和符号在武汉结婚，符号后来因从事抗日文学的创作被关押，出于生活所迫而与符号协议离婚。当然，在此之前他们之间亦产生严重分歧，谢冰莹漂亮活泼，开朗大方，广交朋友，并且在文坛的名声远远超过符号，这让过于自卑的符号无法坦然面对。在?一百条恩爱，一百零一条罪状?爱恨交织的对比中，谢冰莹选择了分手。此后，谢冰莹先后还和顾凤城、黄震共同生活过，但终因种种原因离异，最后在1940年的抗日烽火中与贾伊笺结合，一起走过五十年风雨。在谢冰莹的那个时代，她绝对算得上一个挑战男权、追求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主权力的典范。
作为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女作家，她早年被视为与冰心同样受人关注的对象，然而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有着平凡人同样的爱和恨。她出逃、从军、恋爱、婚变以及晚年的皈依佛门，大悲痛大沉痛于今都已经化为淡淡的幽香，成为文学史中一个可资反复讲述的故事。她晚年随夫离台去美，离开了她一直在台师大从事的教育工作，1974年到2000年，其间加上她深爱的后夫去世，漂离故土的她心情无比孤独。上世纪90年代，她得知自己和符号的女儿符冰在**期间因迫害而自杀，心绪低落，因此也一直不愿原谅符号，虽然符号得知她在美洲，想邀她回大陆一行，但她以腿伤为由而婉言谢绝。旧事对她来说是一个无法承
受也无法追忆的精神伤疤，作为一个标举真爱至上的知识女性，她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毫不含糊，在今天这个社会，她的意义或许值得现代女性细细体味。
吴一虹在回忆与谢冰莹于三藩市会晤的时候，那时谢冰莹已经90高龄，老年人的健忘已经开始袭上这一个曾经的?才女?，她反复地问吴的姓名，地址，她带吴一虹等去吃湘菜却先是把钥匙忘记在房间里，然后又把拐杖落了，最后还忘记带买单的钱包。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年那个风姿绰约、敢作敢为的女兵呢？吴仔细观察着谢冰莹：?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开始打量这位老者的容颜。她留着齐耳偏分短发，头发稍稀疏，是位名副其实的‘银发族’；脸庞的轮廓仍很俊俏，皮肤白细，戴着一副浅色的眼镜；身材匀称娇小。猜想年轻时也肯定是位靓丽的湘妹子，又是位极富灵气的‘才女’。只是，她的着装和‘才女’的身份眼下有了很大的反差：浅绿色的内衣，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稍厚的布衣；下身穿白色的棉毛裤，外边罩一条藕色底带点小白点的绸裙子，可能因裙子稍有点短，棉毛裤的裤角还露出一小截；脚下穿的是一双黑布鞋。?谢冰莹和她聊得多的是她的儿子要接她去费城，看出她对亲情有着多么高的期待。毕竟老年公寓过于冷清，尤其是老伴去世之后，找个说话的人都不容易。事实上，谢的女儿一直崔她去和儿子同住，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她没有去和亲人团聚。吴一虹后来看到了谢去世的消息：?2000年元月5日，谢冰莹女士在旧金山平安的过去。‘旧金山!’--我们十分诧异，六年过去，看来，她还一直住在旧金山那幢门可罗雀的老年公寓里，没有去费城和儿孙团聚。?
通过后人反复的回忆文章来看，应该还是她老人家自己的主意。或许，她在那幢和丈夫住了多年的二居室里，能够找回一些往昔情感的寄托。
(2007-8-24 22:40:00)
从书写策略看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不同于五四之后其它几位具有较强女性意识的作家，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直接流露于文本之中的。本文尝试从书写策略入手，探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文本 书写策略 女性意识
受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女作家有意识地站在女性的立场，探讨中国女性的生活境遇和情感体验，并在她们的文本中加以体现，使得她们的创作具备了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张爱玲以其独具特色的书写策略成为其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1 反主流反阳性的书写
五四之后的女作家是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开始写作的。她们所接触到的国家、民族、平等、民主等先进理念深刻影响到她们的创作，表现在她们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女性通过与男性一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来实现自身的女性价值的。
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大多采取的是一种阳性化书写模式。她们笔下被压迫的女性以乔装的面目出现在女性文本之中，被塑造成为独立自主、个性解放、极度叛逆的新女性。 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典型形象之一，甚至已经被符号化了”。丁玲认为，只有当女性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的觉醒同步进行时，女性的解放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作为推动历史前进合力中的一支强劲力量，有了与男人平起平坐的权力，甚至于女性比男性更勇敢更自觉地担负起社会人生的责任。
“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同样将政治置于人生的首要位置，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年轻的她曾经借一身戎装从历史的客体成为历史的主体。然而军装与战场只不过是一副男性的面具，现实生活中的谢冰莹，曾经勇敢地向父辈为主体的男权社会公开宣战。取得自由恋爱权力之后的谢冰莹在爱情婚姻上不断追求却屡遭挫折，逐渐丧失了反抗的锐气，同样是一个在现实的家庭婚姻生活中迷失了自我的女性。女性通过忘却自己的性别走上战场，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中来，广大女性依旧面临着压抑性命运而无法解脱。
“她们都曾力图借助书写的方式进入父系历史、文化的层面，寻找女性失落在父权体制中的自我形象。在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问题上，她们也写下了不少女性遭受传统宗法父权社会所压迫的女性形象和其它女性问题等小说，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女性追寻自我的各种矛盾命运。不过，由于女性主体反省能力的匮乏，以及父系性别意识内化力量过于强大，导致这些女性作家无能为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反而落入宗法父权的他者处境之中，面对再度被边缘化及被他者化的双重困境。”这种反女性本质的阳性书写模式，反映出她们在潜意识里还未完全摆脱对于男性的依附和对于父权的认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国家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自愿放弃了她们的女性主义立场，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张爱玲并没有盲目追随时代潮流，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细腻冷峻的笔锋，站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对女性的现实处境进行着独特的描摹，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份最真实的女性体验。张爱玲的反阳性书写模式的形成，是与她对女性命运、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分不开的，也体现出她强烈的女性意识。
2 杀父书写和去势父亲书写
“讨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体性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同时分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在张爱玲的文本世界里，对于男性家长的处理，张爱玲经常采用的书写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将男性家长隐匿在文本之中，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另一种是即使把男性家长写进文本，他们扮演的也只是“去势者”的角色。
在张爱玲许多的小说文本中，“父亲”几乎一直是被放逐在在文本之外的。由于男性家长的缺席，使女性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甚至直接取代男性的位置，形成了女性当家作主的家庭模式。在《金锁记》中，代表姜家权威的不是姜老太爷，而是耳朵有些背甚至有些糊涂的姜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由于父亲的缺席，流苏的母亲虽然话语不多却总在关键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张爱玲惯常使用的“父亲”去势书写，同样强烈地表现出她对父亲权威的遗弃。在《金锁记》、《怨女》等小说作品中，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昏庸猥琐的男性形象。男权社会所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等英雄气概已不复存在。他们大多是肢体残缺、猥琐无能、狂嫖烂赌、昏庸懦弱的丑恶形象，乃至一些丧失掉精神人格的畸形人物。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世界里，男性话语向来是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的。男性气宇轩昂、顶天立地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被完全消解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应属《金锁记》里的姜二爷。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姜二爷，却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怨女》中的姚二爷也是一副畸形的残障身体。
男性外在形体的残缺在某种程度上寓示着他们所代表的男性话语世界的残缺。男性外在形象的残缺与男性所代表的话语权威之间的反差，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心灵的震撼。张爱玲正是通过这类男性形象的塑造，对长期处于权威地位的男性话语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彻底的否定。
张爱玲笔下另一类型的男性形象则属于精神人格不完整的人物。《花凋》中的郑先生，虽然外表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实际上只要“穿上短裤子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张爱玲将郑先生精神上的残缺以婴孩化、幼稚化的手法揭示出来，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其它像《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等人，都是无力养家湖口，靠祖宗留下的产业过活。
张爱玲在小说文本中塑造的这些或形体残缺或精神残障的男性形象，暗示出父权社会无可挽回的衰败与没落。形体残废书写是有意从生物学层面上“弱化”男性的优势；而精神残障书写则是进一步从精神层面上去“消解”男性的权威。
这种意图颠覆男性、父权传统的叙述策略，自然流露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之中，体现着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张爱玲正是通过她的杀父书写或去势父亲书写来表现男性主体性的丧失。从而由在场的女性家长替代缺席的传统男性家长，这也是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一种策略。
3 压抑女性的“自由”言说
男权社会里男性的主体意识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集中表现为父权与夫权。五四以来具有女性意识的现代作家纷纷从父权与夫权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对父权与夫权的反抗来塑造女性形象，张爱玲亦不例外。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无处不在的压抑处境大都是通过女性自己“讲述”出来的。她往往通过
女性主体“言说”的方式，揭示出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的压抑处境。
先来看张爱玲的《霸王别姬》，她对这个向来突出悲壮色彩的传统题材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对女性自身的从属的被动的处境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她突然觉得冷，又觉得空虚，正像每一次她离开了项王的感觉一样。如果他是那炽热的、充满了烨烨的光彩，喷出耀眼欲花的ambition的火焰的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
在这里，月亮早已被赋予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月亮可以说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从属陪衬地位的象征符号。张爱玲运用太阳代表西楚霸王、月亮象征虞姬的写照是极具批判意义的。虞姬不只是男性霸主的影子而且还是反射太阳的月亮。 她开始怀疑她这样生存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
“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有一天他厌倦了她，“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死后，“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
此时的虞姬是作为思维和感知的主体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虞姬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不再“为了他而活着”。虞姬的死，与其说是对项王的愚忠，不如说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其说是悲剧命运的重复，不如说是对传统轨迹的反叛。张爱玲不仅仅改写了代代相沿的英雄美人模式，而且进一步质疑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非主体的他者地位。
“何处有压抑，何处就有女性。”张爱玲的小说文本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她将女性放在从属的位置，将女性还原在父权体制中加以审视，从宗法体制内部暴露女性遭受压抑的真实处境，从而达到反传统、反宗法迫害的诉求。
女性家长在男性家长缺席的状态下，作为家长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一定的主体意识与男权社会对抗，甚至是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对压迫她们的父权与父权进行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却造成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更深重的伤害。
《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叙事文本。她们的反抗与迷失都是通过女性自己的“言说”表达出来的。
曹七巧是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年轻时不乏少女的美丽和对未来的憧憬，如果能够与一个出身差不多的喜欢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同样可能获得平凡家庭的幸福和快乐。然而她的兄长为了利益的攀附，把她嫁给了姜公馆的患有骨痨的二少爷。出身的卑微和丈夫的残疾使七巧在姜家所受的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金钱欲与性欲的双重折磨使七巧心理畸形扭曲，对于父权的反抗在生活中逐渐发展为发泄和报复。他们对于命运的反抗在不自觉中转移了对象，那便是向着比自己更弱的女性施暴。造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自相残杀。在阴暗心理的支配下，七巧把儿子的前后两任妻子都折磨致死，又运用其疯狂的智慧赶走了女儿的幸福机缘，亲手埋葬了他们的青春和幸福。 林幸谦先生使用了“儒家疯女”一词来形容曹七巧。他指出：儒家疯女“强调女性歇斯底里的极致化和疯狂性质，同时讲述女性自我分裂、焦虑和丑怪等特征。”儒家疯女被看作女性作家的一种充满真实性质的书写形式，在讲述女性自我分裂的同时，揭示她们如何在歇斯底里的极致化中冲破理性的压制，做出疯狂的举动。
“七巧们的反抗透着疯狂和怨毒，带有毁灭性的气息，是人世无数无痛无泪的并不崇高的悲剧中的一幕。”这种反抗只能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性中那种“梦靥般的悲凉”，使人感到更加绝望。
但是毕竟女性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对男性主体意识的反抗，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可能。张爱玲小学文本中压抑型女性，她们疯狂行为的背后是传统父权对她们的长期的压抑。这种叙事方式的运用使得她们的疯狂反抗具有了更深层的颠覆父权的意义。
张爱玲的小说通过反主流反阳性的书写,杀父和去势父亲书写，压抑女性的“自由”言说，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表达出深刻的女性意识。是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多得的文本。
参考文献：
[1]董炳月.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2]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43.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2.
从“女学生”到“女作家”
――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考述
□张莉
内容提要：女学堂的出现，为家庭内的女儿们摆脱传统女性的命运提供了契机。从女儿到女学生，意味着家庭女性到社会女性身份的转变。新式学校，为女学生提供了阅读新书籍、创作发表白话文作品的机会，也是女学生成为女作家的重要平台。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为女学生成为新女性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环境。当然，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学校，妇女获得诸多交往空间的同时，也有了自由选择爱情的机会，这一切都为妇女创作提供了宽松有利的环境。
我若出了牢笼，
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精疲力竭，水尽山穷，
顺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陈衡哲《鸟》
也许，用浮出历史地表形容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是再恰切不过的了。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之前，中国妇女写作没有能浮出历史地表？为什么只有到了1920年代，中国妇女的写作成了一种群体的、不容忽视的现象？
本论文的意义在于，并不把现代女作家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词，而把它看作是历史的过程。试图把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放在历史层面去考察，即通过对现代女作家（1917－1930）的教育背景考辨，揭示现代教育、女学生身份之于现代女作家的意义。
从家里挣脱到家外：“进学校呀！”
在中国，女学生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身份。虽然袁枚时代即有着女学生的称呼，但却与现代的女学生含义并不同。在现代，女学生特指的是受到现代教育的新式女学生，而非著名文人的私塾弟子。
中国妇女进入学堂，大约起于19世纪中期。据相关资料记载，最早的教会女校出现在1844年的宁波，由一位外国妇女创办。1898年，中国人自办的女校――经正女学堂成立。但这只是属于“民间性质”的办学，并没有得到官方授权。事实上，1907年以前的中国，女学教育并非合法。因为千百年来，中国女性是属于家内的。虽然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承认“蒙养院及家庭教育，尤为豫教之厚”，但却坚持“惟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流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说法，实质上指出了章程制定者对女性教育的定位――女学堂只不过是家庭教育的一种。
在民间力量的不断推动之下，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 。依章程的说法，女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知守礼法”的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的最高机构是女子师范学堂而非大学，女子教育没有中学和实业学堂，而且女子师范学堂和小学堂的修业年限也比男校各少一年。尽管这个章程有着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女子教育受到官方认可却具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个章程意味着，中国女子教育从此合法。
尽管女子教育被官方承认，但是，对于女孩子们而言，进入女学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据以北京某教会女校为研究对象的调查报告 称，1920年代，该校女学生的家长职业多以商界、政界、教育界为主，这个比例大约占了58％强。在中国社会，这个阶层应该属于中上阶层。有关女校学生多来自有钱家庭的看法，并不是孤立和片面的。事实上，一般著名的女校招生女生都是有条件的，比如要求女学生家室良好、清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以这个调查为背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一批女作家：陈衡哲、袁昌英、白薇、冯沅君、冰心、凌叔华、苏雪林、沉樱、丁玲、石评梅、谢冰莹、陈学昭等人的家庭均来自官绅或书香家庭的现象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费解了。她们中有不少人家境良好，是著名女校的毕业生。以袁昌英为例，袁的父亲担任过当时湖南、云南的财政厅厅长等职，她先是进入中西女塾学习，后又自费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并拿到了硕士学位。这并不是普通人家的经济所能负担的。
有着相似家庭背景的还有凌叔华。凌的家庭是位大家族，她有私人英语、绘画教师，当然她上的也是著名的女校――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后进入燕京大学。尽管冰心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其实并不是乌衣世家，（她的祖父的父亲曾是个裁缝）。但是，仅就她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北京贝满女中、燕京大学、以及出外留学经历而言，其家庭在当时的中国应该算是中产阶级了。
与这些女作家生活背景略有些差异的冯沅君、庐隐、白薇、丁玲、沉樱、石评梅、陈学昭等人，虽然算不得大家闺秀，但却非贫寒人士。她们的家庭中，有一个人的父亲考中进士，三个人的父亲曾考中前清举人 。另一位女作家沉樱，祖父是清朝的学官，父亲读的是洋学堂。陈学昭，一位后来成为报纸杂志专栏撰稿人的女作家，其父亲在民国后担任县立小学校长。――这样的家庭背景，既意味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支付女儿的上学费用，也意味着这些女儿在进入学堂之前可能受到了较好的家庭教育。因为，在当时，女学堂常常要求女孩子入学前要有一定的文字基础。
在自传或接受的访问中，女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成为女学生前，家庭，尤其是母亲所给予她们的培养。
具有传奇色彩的母亲是丁玲的妈妈，这位母亲十分重视对女儿的教育，在丁玲幼年时就教她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因而，丁玲很小的时候对于文学的认识就比一般同学深刻。 《我的童年》 中，冰心把文字比作认识世界的钥匙，而把这个宝贵的钥匙“塞”到她手上的，则是她的母亲。在冰心四、五岁时，母亲送给她《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书籍看。在冰心的另一篇回忆中，她还提到了幼年时已经读过半部《孟子》、《左传》以及《古文观止》的部分篇目。 另一位受到母亲影响的女作家是冯沅君。冯的母亲粗通文字，也很开明。她曾出钱给冯家兄妹请私塾先生。兄长去外地读书之后，冯沅君一方面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一方面阅读兄长们带回家的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
石评梅和谢冰莹入学前的文字基础受教于她们的父亲，“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谢冰莹的父亲是清朝的举人，能文能诗，记忆力强，知识渊博，父亲教她读《唐诗三百首》、《随园女弟子诗》、《史记》等，并且她还曾跟男孩子一起去私塾读过书。
苏雪林则受益于私塾先生以及她的兄弟们。她幼年时跟从叔叔及兄弟们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读书，后就改成自己阅读古典名著。从在外面上学的兄弟们那里，苏雪林得到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对于《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作品，她读得颇为着迷。另一位女作家陈衡哲，家内教育受教于她的舅舅。舅舅不但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她回忆说，追随舅舅学习后，“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识字基础，女孩子开始从家内走出，进入学堂，但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像冰心、凌叔华、袁昌英那样顺利进入心仪的女校。大
部分的女孩子需要自己觉悟主动要求上学。毕竟，在当时，女孩子上学不是件寻常事情。
进入学校读书，是幼年陈衡哲的梦想。在她年幼的时候，舅舅曾经为她讲述过西洋女人的故事。并且教育她：“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当她问到如何成为“西洋的独立的女子”时，舅舅则告诉她：“进学校呀！??” 因而，进学校成为这个女孩子一生的梦想。当然，女儿进学校读书，对于陈衡哲的家庭来说，也是“颇天荒”的第一次：“进学校的一件事，在三十年前――正当前清的末年――是一个破天荒，尤其是在那时女孩子的身命上。我是我家中第一个进学校的人，故所需要的努力更是特别的大。” 为了争取学习机会，陈衡哲拒绝了父亲命她结婚的要求。在舅舅的帮助之下，她进入上海一所女校学习英文，进而才有了考取清华留美预科的机会。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极其明智的――这使她后来有机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1917年，当外地读书的哥哥告诉妹妹北京女高师正在招收学生时，冯沅君强烈要求她的母亲允许她进入北京女高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位开明的母亲同意了女儿的请求。
如果女孩子遇到一位并不开明的父亲或母亲，求学之路将变得异常艰难。白薇，曾经被迫接受了母亲为她订立的婚姻，但最终结束了不合理的婚姻并去日本求学。 谢冰莹，《女兵日记》 的作者，为了迫使母亲接受她上学读书，进行了多次抗争，并坚持说，如果不能成功，便要自杀。绝食三天后的女儿，终于感动了母亲，同意她出外读书。
苏雪林，在安庆省立女子师范恢复的时候，请求她的母亲允许她去考试。 “这不算是请求，简直是打仗，费了无数的眼泪、哭泣、哀恳、吵闹，母亲虽软化了，但每回都为祖母或乡党间几位顽固的长辈，轻描淡写两三句反对论调，便改变了她的初衷。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地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口’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为对儿女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带我和堂妹至省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 在克服家庭阻挠的同时，女儿们还要面对周围人的不理解以及窃窃私语。在一篇纪念石评梅的回忆录里，记述了石评梅当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时所遇到的巨大社会压力。“一般的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家，中学毕业亦就可以了，何必费功的深造呢？所以她在故乡人脑中的位置，和假洋鬼子的位置差不多。她在故乡的思想中，确实是一个孤独者，然而她却奋斗着，奋斗着，终于战胜了。” 女儿们最终走出了家，她们为争取进入女校深造而进行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女儿身份之外，也就多了女学生这样的身份。
成为教授的陈衡哲曾无限感慨地回忆当年进入学校读书的意义：“虽然后来在上海所进的学校绝对不曾于我有什么益处，但饮水思源，我的能免于成为一个官场里的候补少奶奶，因此终能获得出洋读书的机会，却不能不说是靠了这进学
校的一点努力。”
进学校――她们不再仅仅是父亲的女儿，也成为了社会的一员，这意味着她们不再仅仅被视作官太太、少奶奶的候选人，也意味着她们将从一个家庭女性变成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社会女性。这样的身份转换，对于1920年代的女孩子而言，其意义何其重大！没有这一步，自由、解放、独立，以及成为国民，一切都无从谈起，更遑论现代女作家了！
新式学校：新的阅读与写作空间
曾经的学校生活（中学，大学），女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她们的阅读书目。在中等师范学校，庐隐阅读了近300部小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了“小说迷”的绰号。在长沙周南女中，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新”书刊。在长沙省立第一女师，谢冰莹记录了当时的图书馆：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可以说明全省各中等学校最完备的一个，里面书籍很多；尤其关于新出版有学术思想的杂志，书报，没有不尽量买来的。” 如果把女学生在家内的阅读书目与在学校的书目做对比，一个事实就会呈现：家内，她们阅读的是旧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古文观止》、《论语》、《孟子》，还是《随园女弟子诗》、《史记》。而在新式学校里，她们的阅读内容发生了变化。这些书目既有外国经典著作《最后一课》、《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也有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书籍《新青年》、《尝试集》、《女神》等。
于在新式学校就读的女学生而言，图书馆的意义是潜在且丰富的。图书馆为她们提供了重要的阅读空间与阅读资源，使爱好文学的她们得以有机会阅读来自北京、上海的新书籍，而不必担心被家里人要求学女活，做家务。以白话文创作为主的书籍培养了一批白话文读者群，也成为女学生进行白话文创作时的示范性作品。另一方面，相同或相似的图书馆书目为年轻的阅读者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如果把当时这些女孩子就读的中学做一个统计，丁玲在湖南，冯沅君在河南，石评梅在山西，谢冰莹，沉樱??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段里，她们都在阅读同一种类的报纸和杂志这个事实就具有了象征意味。
“通过阅读相同（或相近）的书报，一个知识青年很容易获得这样稳定的时间进程感，即，在‘我’之外，不同地域，不同的环境中，还有其他‘匿名的’读者，共同参与着‘新’的历史构造，对这一个‘想象’的经验共同体，‘我’抱有完全的信心。” 不约而同的阅读选择，使爱好文艺的女学生在文学气质和个人价值观有趋同的趋势。这种阅读也意味着女学生有可能成为新青年。更进一步说，阅读新书籍，为她们提供了成为“新女性”的可能。
要感谢她们的国文老师。在求学过程中，大部分国文老师并没有禁止她们使
用白话文，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白话文写作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从国文老师那里，女学生们得到了写作的鼓励，也是通过这些老师，她们开始阅读新的文学杂志及报刊，建立起“新”的文学观念。
在进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之前，丁玲用文言写作文，在周南中学，她的老师是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是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老师，曾使用《新青年》上的文章作为讲课的教材。陈老师，改变了丁玲的写作习惯，比如促使她用白话文创作。“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和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 在陈老师的启发下，丁玲阅读了《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进步书刊。当然，中学时代的她也开始学着写作――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并且，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 沉樱在中学时代她遇到了一位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老师顾献季。也因为这位老师，沉樱在中学时代就对新文学很偏爱。
如果说这些中学教师使女学生们成为爱好文艺者的话，那么那些最早进入女高师的女儿们，则直接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在女高师，新文化运动大师如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都曾担任过教职。程俊英回忆她的女高师时代时提到了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陈中凡。这位陈先生进入女高师后给女学生们的生活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他邀请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刘师培等人讲学。李大钊为女学生大力介绍《新青年》、《每周评论》，并组织她们排演了《孔雀东南飞》。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导师胡适，则对她们进行了白话文写作的普及。 “胡适老师教我们中国哲学史，讲义是用崭新的白话文写的。我们过去一直作文言文或骈文，认为只有俗文学的明清小说才用白话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他在课堂上分析、鼓吹，我们从1918年起就不作堆砌词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 并且，胡适还把全套的《新青年》借给前来借阅的女学生。多年以后，程俊英回忆说，“当时的胡老师，确将北大的文学新风，吹到了女高师。” 身为教师的胡适的看法和见识，对于正在求学的女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文学观的浸润与启蒙，因而，听从老师建议，学做白话文作品便也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了。当然，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们，也对女性创作也给予了扶持与鼓励。在女高师，李大钊为女学生讲授“女权运动史”，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为女学生们留的考试题便是“论妇女解放”。考试结束后，他挑选了一位女学生的稿件亲自送到女高师校刊上发表。 而在燕京大学，凌叔华曾经就写作问题请教过周作人，并得到回复，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白话文小说便是经由周作人的推荐在《晨报》发表。沉樱的大学时代先是在上海大学的中文系听瞿秋白、茅盾讲课，后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望道、谢六逸、洪深都曾担任过她的老师。她发表第一篇小说，便是在陈望道编辑的《大江》上。
并不夸张地说，女高师、燕京大学乃至一些著名的女子中等师范学校提供的阅读与写作的机会，在女学生们成为女作家的转变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当时，女性作者、女学生作者发表作品是受到鼓励的――女学生们发表作
品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机会既指新文学期刊（如《小说月报》）、也包括公开发行的新杂志（如《新青年》）或报纸（如《晨报》），以及学生们自己办的刊物（如《燕大季刊》）等。
在成为新文学的阅读者和爱好者之外，女学生们在学校里还成为了演讲者、远足者，以及社会活动积极参与者。
冰心在这个时期克服了心理障碍，学会当众演讲。“在贝满还有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位练习演讲辨论的集会。??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这一次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学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当然，学校里的女学生们也开始组织集体旅行。庐隐和她的全班同学自编自演新戏，筹款去日本。她们的途中要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在庐隐看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还是颇有收获的，朝鲜人民亡国的痛苦，唤起她满腔悲愤，中国各地的凋蔽落后，又使她难过不已。 而庐隐的好朋友石评梅，在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与体育系、博物系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年轻的女学生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再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旅行，开阔了她们的眼界，也多了对现实的了解。返校后，石还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 。 在女学生们的成长故事中，除了陈衡哲等在国外读书的女作家之外，五四的影响，大部分女作家都经历了。事实上，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学生会及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冰心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里的成员，她参与了联合会的宣传股――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封建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庐隐进入女高师时，正值 “五四”运动蓬勃之际，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还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
苏雪林认为来到北京后的庐隐，仿佛变了一个人。
因为庐隐第一次给她的印象，“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 但进了女高师后，“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围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咭咭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
光明磊落的人??” 从苏雪林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学校的集体生活对人的改变与影响，庐隐算得上典型了。
另一个被大学经历及五四运动改变的是冯沅君。 女高师的求学经历改变了来自乡下的姑娘。她成为学生活动的热衷参与者：参与女高师的“驱方运动”，并且是“驱方宣言”的起草者；参与《孔雀东南飞》演出，扮演焦母；还参加了杜威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
谈起女学生如何转变成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创作者，也许苏雪林的自述更有说服力。
“我到北京的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未久，我们在讲堂上所接受的虽还是说文的研究，唐诗的格律，而我们心灵已整个地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每天我们都可以读到许多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周期性的杂志，各色各样的小册。每天我们都可以这些精神粮食里获取一点营养料，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会社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 正是在这样的熏陶之下，女学生们开始了最初的写作之路――“我们抛弃了之乎也者，学做白话文。我们也把红楼水浒做圣经宝典来研究，我们又竭力阅读西洋名著，易卜生的戏剧、安徒生的童话、斯德林堡、库普林、托尔斯泰、杜斯妥益夫斯基等人的小说，对我们都是很大的诱惑。”
新学校是个“美丽新世界”：
促进身心解放和便于感情交往的空间
进入学校，对于年幼的谢冰莹来说，好象是进入“天堂”一样。
“入大同女校，是在我十二岁的那年。当我踏进学校的门，看见许多活泼天真的女孩子在拍皮球，跳绳时，我简直怀疑自己走进了天堂。我发狂了，内心里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快乐和希望??”
进入学校，有如进入“美丽新世界”的感慨，冰心也记录了下来。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1914年至1918年度过的（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我以一个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野孩子，一下子投入到大城市集体学习的生活中来，就如同穿上一件既好看又紧仄的新衣一样，觉得高兴也感到束缚。我用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盯着陌生环境中的一切：高大的校舍，新鲜的课题，如音乐、体操，和不同的男女教师??就这样紧张而规律地过了四年中学时代。我体会到了‘如磋如磨’的好处。也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 在贝满中斋，冰心一下子进入了集体生活中，她参加了女青年会组织的夏令会，去西山卧佛寺游玩，认识了天津中西女校的学生。并且，在中学，她还和同学们一起排演了话剧《青鸟》。 学校改变了女学生的人生态度。比如庐隐。尽管她对曾经读书中等女子师范学校有着并不愉快的记忆，但这个从小受到别人冷落的女孩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性情慢慢开朗。“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小、身材小，因而处处都被同学优待，
似乎第一次发现人间还有友情。”
学校除了提供知识之外，还提供了同龄人相识的空间。它不再是关门自修，也非闺阁里的独学。与长年生活在家内的闺阁女子相比，进入学校的女学生们通过集体生活获得朋友：年轻的女同学在生活中倾听彼此心迹，生活中互相帮助扶持??
在中学，庐隐和其他五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自称“六君子”，六个女同学常常欢笑着从校园里走过，引来同学们的目光。小团体使庐隐在家外的世界找到了倾诉对象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同伴。这也是她感受自我存在的最初方式。——在自传中，她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对同性情谊的追求一直延续到女高师时代。庐隐和另外三位女同学一起自称为四公子。苏雪林回忆说，庐隐和她的几位朋友的情谊，形影不离同出同入给其它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谢冰莹，则认识了两位爱好写作的女同学，她们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新诗，还天天写日记，但这些都是女同学们私下里秘密进行的。
新式学校对于女学生而言，既意味着在地理上与父母疏离，也意味着开始在精神上与父母疏离。正如周策纵所言，进入新式学校的学生，“与西方学生不同，他们在拥挤的宿舍习惯了集体生活。无论是读书或是娱乐，都是成群结队的。??因为他们都集中在几个都市中心，使他们在习惯和思想上和他们的父母远离。” 谢冰莹，在学校里开始做出重要的决定――解放自己的双脚。“最后我不反对她们将我的裹脚布统统烧掉，下大雨时，我也像她们一样，赤着脚在天堂玩水” 。
除去放足，逃婚是女学生是对家庭做出的另一种反抗。在女作家里面，有着逃婚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虽然都叫逃婚，但程度却各不相同。庐隐的婚约解除是她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另一位谢冰莹，则是用说服的方法，直到那个男生同意解除并在报上登出启事为止。 白薇是这里面的不幸运者，她最后按父母的要求与不爱的人结了婚。婚后因为受尽欺凌而最终选择了反抗――她把丈夫家的锅砸掉了。婚姻也被她的锤子砸碎了。
女学生逃离父母安排的婚姻，大部分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也不尽然。陈衡哲拒绝包办婚姻是在1911年左右，当时的她之所以拒绝多半是受到舅舅的影响。这位开明而又有耐心的舅舅希望她成为一个“造命”的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学校，不仅仅是同性间相识的空间，也是男女间交往的重要场所。五四运动后，女学生邓春兰有关男女同校的要求获得了媒体的支持，并最终成为了现实。男女同校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普遍现象，还常常作为问题加以讨论，但男女自由交往的风气却渐盛。同乡会、演讲会、讨论会等各个场合，男女学生之间的讨论和交往愈加普遍。一位当年的女高师学生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女学生庐隐、王世瑛出席福建同乡会时的情景：“接着黄庐隐、王世瑛也站起来说话，全场顿时显得异样，几十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都集中在她们身上。因为这是女子参政，和男子一同开会、发言，在当时来说，还是刚刚开始的事。大中小学校都是
清一色的男女分校，剧院也是男女分座，场中用一条大白布拦起来。总之当时基本上处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男女学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女作家们的情感生活，因为男女交际的公开，慢慢有了自己选择的空间。秋瑾在《精卫石》第五回“学堂知己结婚姻”所向往的情景，“一来是品行学问心皆晓，二来是惰性志愿尽知闻。爱情深切方为偶，不比那一面无亲陌路人。平日间相亲相爱多尊重，自然是宜室宜家两无嗔。” 在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女性身上很快实现了。第一代的女作家们，几乎都是主动选择自己的恋爱对象。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女学生石评梅结识了热情的男青年高君宇。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而他们之间的情感故事，更是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作为学生会的活跃分子，庐隐在她的大学时代开始跟男同学接触。在自传中，庐隐提到自己曾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每星期活动一次。也就是在这个叫S．R的团体中，她认识了郭梦良。郭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论文，她很欣赏他。“在SR团体中，有两个青年和我特别亲密，其中的一个郭君，比较一切的人都深沉，旧文学很有根柢，他作了很多论文登在杂志上，时常寄给我看。因此我俩的感情认识也与日俱增了。” 庐隐的好朋友程俊英，则认为庐隐和郭梦良之间的情感的发展，是福建同乡会编辑的《闽潮》做了红娘。编辑小组里既有郭弼藩（郭梦良），又有黄英（庐隐），由于编辑关系，两个人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多，所以才有更深一步的交往。 毕业以后，庐隐和这位乡下有着妻子的郭梦良成为伴侣。
男女之间的公开交际，增加了男女之间的互相了解，也可以加深对彼此的认识。“沅君和我参加了北大的罗素研究会、杜威研究会，在社交中，她认识了北大的李品清，经常通信。不久，罗素研究会开晚会，李品清邀请沅君和我参加。罗素和他的情人勃拉克也来了，在余兴时，勃拉克跳拉船舞，年轻貌美，博得热烈掌声。李品清紧跟着沅君，面带笑容，殷勤备至，我也沾了一点光。后来听北大学生说，李学问很好，为人正直朴素，只有一个毛病，好打麻将，常通宵不眠，致身体一天天坏下去。沅君知道后，就不和他来往。” 在经过慎重的选择后，在1926年，冯沅君与陆侃如，一位同样热爱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结婚，成为一对学者夫妻。
事实上，女作家们几乎都是在她们的学生时代与丈夫或情人相识的：白薇在日本东京求学时认识了杨骚，陈衡哲在大学时代与任叔永相识，凌叔华在大学毕业那年因泰戈尔的招待会与陈西滢相识，沉樱与马彦祥的相识是在大学时代的话剧排演中??
大致说来，这些女作家的婚恋生活，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伙伴式婚姻――陈衡哲与任叔永、凌叔华与陈西滢、冰心与吴文藻、冯沅君与陆侃如，她们的丈夫在后来都成为著名教授。这些教授身份的丈夫，阅读妻子的作品并支持她们的创作――任叔永、陆侃如曾为他们的妻子：陈衡哲、冯沅君的小说作过序
或说明；另一位丈夫陈西滢，作为主编，在《现代评论》上多次刊载凌叔华的作品。丈夫，既是生活中的伙伴，又是知识与写作上的知音：凌叔华、冰心在婚后的岁月里都写出了文学作品；冯沅君则转而进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为学者；陈衡哲则成为大学教授――女作家们能有这样的文学事业，与其丈夫的支持与鼓励是分不开的。
另一类婚恋生活是属于激情的。情人的存在为她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庐隐与郭梦良、李唯建的恋爱生活中，尽管充满了贫苦，但庐隐依然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一个女人、妻子、恋人，庐隐思考问题的深度远大于其学生时代。尤其是在与比她小九岁的李唯建的恋爱中，她的情书比她任何的作品都真实而炽热。庐隐的朋友石评梅，其婚恋生活用浪漫与激情形容并不过分。在高君宇去世之后，她为他写了大量的悼念诗。另一位生活中被激情所淹没的是白薇，她与杨骚的情感波折简直可以用小说情节来讲述了。当然，这样的情感经历也带给两位女作家难以抹去的伤痕。石评梅因抑郁患病早夭，白薇则终生受到疾病的折磨。
也有一种婚恋生活是不幸福的、完全失败的。苏雪林的传记里讲到她不幸福的婚姻生活，虽然对父母的选择很不满，但苏最终还是顺从家庭的意志与未婚夫结婚。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未能生活在一起。这位女作家兼大学教授后来与姐姐一起生活。没有完美的爱情是件不幸的事情，但好在当时的苏雪林已经从国外留学回来，拥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与时间――她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并且，她有了自己的房间，可以安心创作了。――她一生中丰富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妇女与小说》中，伍尔夫把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妇女与她们的前辈做了一个对比：“在十五世纪，当一位妇女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之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且在房间里被拖来摔去，那种精神上的气氛，是不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的。” 但这样的情况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妇女那里得到了改观。“因此，情况很清楚，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异乎寻常地涌现出来的大批小说，其先驱征兆，必然是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无数细微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妇女有了一点闲暇；她们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选她们中意的丈夫，对于中、上层的妇女来说，不再是罕见的例外。”
虽然英国妇女的写作情况与中国妇女的写作情况并不一定有多少相合之处。但同样的疑问也可以在中国妇女写作的发生史中提出：为什么在20世纪之前，中国妇女写作不是持续不断？为什么只有到了1920年代，中国妇女的写作成了一种群体的、不容忽视的现象？如果女性只是家内的女儿与妻子，如果没有妇女教育的合法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会不会集中“浮出”一大批女作家？尽管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但却可以提示给我们看待现代女作家生活写作之路的另一种角度。
女学堂的合法化，意味着女性开始被允许走出家外，意味着足不出户的美德慢慢崩溃，也意味着学校里的女学生不仅仅属于家庭、属于她们的父母，也开始
属于社会，是国家的一分子。
在学校里，女学生们逐渐有了用白话文阅读与写作的自由，开始意识到主体的存在，开始主动选择自己的爱人与婚姻――这一切，新式学校的普及、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传统习俗与规则上的松动，对妇女的写作当然是有益处的。另一方面，在学校里生活的女学生们，其作品的发表、出版、评论，都被纳入了当时主流文学界的视域，得到了鼓励。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们，得以浮出历史地表。
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二期
范文三：谢冰莹：穷与爱的悲剧
在上海，我知道同情而又能够帮助我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伏园先生，另一个是林语堂先生。但当时林先生在北平，因此只好和孙伏园先生商量出路的问题，他极力赞成我进××大学，并且允诺替我去办特别交涉，可减收学费，至于膳费由他负完全责任。
对于求学，我是最高兴的，然而要别人负担费用，实在太过意不去，我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要依赖家庭和朋友。我想暂时去充当一个工人，等到将来稍存余积时，再继续求学，我再三请求伏园先生介绍我进工厂，他说：“工厂方面，我没路线的，怎么办呢？小姐。”
“那么，我就随便找个地方去当丫头吧，反正倒马桶，洗地板一类工作，我相信是可以胜任的。”
“那么，就在这里当丫头好了，晚上还可替《当代》写点文章，哈哈，好一个摩登的丫头！”
他以为我是说来玩的，大笑了一阵之后，又去改他的稿件去了，那时他正主编《当代》月刊。
为了做工的问题不能解决，我又陷在苦闷中了，幸而钱先生来，他介绍我去考艺术大学，他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籍零用等费，可以靠卖文章来补助它。”
就这样，我大胆地考上了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还记得清楚，那次考试的国文题是《艺术与社会之关系》。和我同时进去的，还有位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女士，也就是现在的电影明星兼戏剧工作者王莹。
我住的那间宿舍，是一间可以容纳八个人的房子，可是因为距开学期还远的原故．只有我独自一个人在那儿享受着寂寞的清福。
住在那里清洁明朗，整天有温暖的阳光晒进房子里来．我感到一切都满足了。我有时回想到家庭监狱的生活，全身都会颤抖。我好像此刻是在做梦似的，也许过不了多久，又要给母亲的威力压迫我回家。
我开始和穷困奋斗了，两天来都是用四个小的烧饼束代替着三餐之食。每天日夜能够看我喜欢看的书，真是再没有比这还快活的了。
第二天晚上，正当我躺在床上看一本革命理论的时候，突然校长太太引进来一个穿皮衣的小姐，她的脸是那么的惨白：在电灯光的照耀下真像个蜡人一般，带着一副黑边的眼镜，整个面的轮廓和身段，都长得非常匀整而美丽，如果嘴唇再薄一点，眼睛不近视的话，简直是个标准美人。
“搬来了很久吗？是她含着微笑问我。
“不，前天刚搬来的，府上是上海吗？”
“湖南。”
简单的寒暄叙述过后，她整理行装，我仍然看我的书。从她的服装上看来，是个相当富丽的摩登小姐，但谁想到她居然和我一样是个同命运搏斗的逃亡者，而且一见如故，竟成了最知已的朋友呢？
这真是出乎我意料外的事，我们刚刚相处一天，她竟愿将她的奋斗历史和家庭状况通通告诉我：“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杭州做官的，家里很阔，我从小就过着娇养奢侈的小姐生活，但我的思想是前进的，进了中学以后，就开始参加左翼的革命团体。一九二六年我担任杭州妇女协会的总干事。后来政局变化，政府要通缉我，这才悄悄地逃了出来。我从小就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定了命运。未婚夫也是个官僚的大少爷，整天只知道游荡，不务正业，我决意和他解除婚约。
“这次逃亡出来，我永远不想回到杭州去，如果革命没有成功，我的婚姻没有得到最后胜利的话。”
为了这几句话和我离家时所说的完全一样，我竟高兴得连忙抱住了她。
“曼曼，怎么你的遭遇，也像我一样呢？”
两颗受了无限创伤的心结合了，从此我们便成了深交的密友。
过了整整一星期的快乐生活，宿舍里突然搬来了三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太太，她们都穿着令人一见就摇头的怪服装，那些大红的旗袍，滚着浅绿色的边，真是俗不可耐的难看。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擦着厚厚胭脂水粉，高跟鞋至少也有两寸。走进来就像一个主人命他的奴仆一般，要我们立刻搬到亭子间去，把这间大房子让给她们。我和曼曼都觉得这是太岂有此理的要求，决不允许。但校长太太也来替她们说起话来了；同时，我知道和她们在一起，一定没有好日子过的，就立刻搬到那间又矮又狭，光线很暗的亭子间去。可是开课后，五个人都在学校厨房包伙食，吃起饭来仍然在一桌，就糟了！我们常常会发生吵闹的事，原因是她们并不上课，每天只到学校去打一个转，有时简直不去，只是穿着花花绿绿的奇装艳服去看电影，吃西餐，若遇着雨天，她们就开了留声机，三个人在屋子里练习狐步舞。厨房开了饭来，不等我们下课回来，就把菜吃个精光，等到我们来吃饭时，只剩一点残汤冷饭，气得曼曼大骂她们是没有良心的强盗。
“穿到连衣服都做不起，就不要进大学。干脆去做叫化子还来得漂亮。你看她一身真脏死了，再不要她和我们在一道吃饭吧！
有天我在晒楼眺望，听到那个高个子的妖精的声音，就气得我发抖，她明明在指着我骂，但曼曼劝我不要理她，只当她是一个从没受过教育的人看待，同时我们把伙食分开，于是小小的亭子间又做了我们的食堂了。
曼曼告诉我，明天这亭子间又要增加一个同学，这位小姐叫真真，是曼曼的朋友，也是她的情敌。
“怎么，既是情敌，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呢？”
“因为催要她和我住在一起，以便他来就可以爱到两个爱人。”
曼说着又苦笑了一声，催是男主角，也是作弄她命运的刽子手。
“你能忍受这种生活吗？”
“当然很痛苦，但我爱催，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受一切……”“将来呢？”
“将来？不是我失败，便是她牺牲，反正不能两全，随命运之神去主宰我的生命吧。”
第二天，她告诉我的那个姑娘果然来了。高高的个子，身体很结实，皮肤黑黑地有点像体育家，她说着和曼曼一样的杭州话，眼睛很灵活，但并不很大，走路，说话，都比曼曼来得快，好像很能干的样子。她虽然没有曼曼的天真美丽，但还活泼可爱，她入的音乐系，每天早晨，都去练习钢琴，曼曼告诉我她最高兴看什么政治经济一类的书，也喜欢参加任何文化活动，她是赞成贤妻良母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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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谢冰莹：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今年夏天，是我国文化界两位泰牛蔡孑民先生和柳亚子先生的寿期，沪上文化界为两位先生出纪念特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孑民先生，我因为没有见过他老的面，所以不想做一个通套的恭维；亚子先生，我认识了他老人就已有六年之久，信仰也特别深刻，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写出一点脑海中对他的印象，以示景仰！
我和亚子先生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九三O年的秋天，当高尔柏先生带我走进他的住所时，我竟有点像乡下姑娘初次进城似的感到忸怩不安。这并不是我胆小，而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规规矩矩地去拜访一个名人的原故。
亚子先生是这样地和蔼，诚恳，见到了他，真像一个孩子见到了他久别的母亲那么高兴！他有口吃的毛病，说起话来，有时要很久才能继续下去，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学口吃的人说话，以致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染上了那种毛病；长大后，虽然好了，可是一见口吃的人说话，我就要发笑，而且笑得那么傻，有时个把钟头还不能停止。但对于亚子先生却是例外，不但从来没有过笑的念头，而且格外增加了对他的景仰和尊敬的情绪。我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话，有时他只提一个字，我就替他说出下面的句子来。
凡是读过亚子先生诗文的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热情的革命文学家，虽然他今年是五十岁了，但他的思想还像创办南社时代一般前进。上面已经说过，他是一个不善于说话的人，但他的文章却特别写得短小精悍而有力，自然，有时他也写洋洋大篇，一泻千里的文章，然而究竟没有短的写得多而精彩。比方在第二十四卷第五号《教育杂志》的“读经问题”专号上，他说：“时代已是一九三五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我也不用多讲了！”又说：“主张读经的人，最好请他多读一点历史，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作黄巾的刀下鬼罢了！”这里只是寥寥几十个字，已把那些提倡复古的道学先生，骂得痛快淋漓了！
诚然，如一般人所恭维的亚子先生；他不但是个聪敏博学的“才子”，而且是个多愁善感，充满了热情的诗人，但他绝不是愁自身的什么问题，发些无谓的牢骚，他是忧时忧世，挂念一些为生活，为工作而感受压迫的朋友，以及那些在苦斗中受难的青年。这许多年来，虽然他没有发表过多少喊革命口号的文字，然而他在直接间接地做了不少有益于新文化，有益于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的工作；他帮助过多少处境困难的青年，援救过多少关在囹圄中的战士。有一次他说了一句最使我感动，而永远不能忘记的话：“我虽然老了，不能直接去参加新社会的建设运动，然而无论如何，我是要尽量帮助大家的……”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十分严肃，而语气又是这样地诚恳，坚决，使听者感到无限的兴奋。是的，亚子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有新思想，有前进精神而且意志坚强的“老”少年，“老”革命文学家！
在这里，我要来一个小小的声明，亚子先生是不高兴“老”的，虽然有时和我们说笑话，偶尔也会说出“我老了”的句子来，但他的精神和思想，永远是年青的。记得我们初次通信，我总是称呼他“长者”，他不但对这两个字不高兴接受，而且连“先生”两个字都不准用，要直呼他的名字，他才高兴。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谦虚，如何地喜欢年青！
他是这样地伟大，无论什么不认识他的人写信给他；从没有置之不理的。他不喜欢人家恭维他的文章或诗如何如何的好，也从不和人家有什么笔墨官司的来往。他不愿有求于别人，然而如果遇着人请他写什么介绍信时，他也并不拒绝，但他在信写好后，一定很坦白地告诉那位托他介绍的人：“信是写了，你拿去看看，有没有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他的心地又是这般真挚坦白，赤裸裸地毫无虚伪。比方遇到他不愿意或者不能帮忙的事情，他就老实不客气地给你一个坚决的拒绝，即使你感到十分的难堪，他也不管的。
亚子先生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因此凡是认识他的人，在最初第一次的见面后，”就会在脑海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感到他是个最好的朋友。记得前年一月，我同特第一次去拜访亚子先生时，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着特的手，高兴得几分钟还说不出一个字来。我呢，呆呆地像一个傻瓜似的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结果还是特请他坐下，他才放开了特的手。为了要急于返湘，那天没有谈多久就走了。回到船上，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亚子先生那么热情的老人家，你看他的手多有力，我被他握痛了。”
亚子先生对待朋友，总是那么热情，关心。同情他们（或她们）的境遇，体贴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而不希望得到丝毫酬报。对于我，他完全像个老母亲对待幼小的儿女似的那么关心。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我几乎苦痛到要自杀的地步。亚子先生是那样恳挚地劝慰我，鼓励我拿出理智来战胜环境，不要白白地牺牲了自己有希望的前途！等到我将和特结合的消息报告他时，他几乎快乐得发狂了！居然在梦里做起诗来，半夜里赶快披衣起床写好寄给我们。
“十日三传讯，开缄喜欲狂。”这是描写他知道我的精神有了寄托后的愉快与安慰。“冰莹今付汝，好为护红颜。”读到这两句诗时，特从心坎里发出快乐的微笑：“哈哈，这简直像丈人公写给女婿的诗呢！”
这话引得我也笑起来了。
亚子先生在别人看来，简直是个快乐之神；他有一位精明能干，体贴入微的夫人，无论对内对外，都不用他自己操心。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教育界负着重大的使命，都能继承他的文化事业，尤其是那位富有文学天才，思想前进的第二女公子无垢女士，更是他的第二生命。正是为了他太爱无垢了，所以他在情感上起了很大的变化。理智是赞成她出国去开拓她伟大的前途，然而情感不能离开她，甚至于到最近两三个月来，为了这事，他竟和许多朋友都断绝了书信往来，内心似乎没有以前的快乐了！
本来他就有这么一个怪脾气，在高兴的时候，可以一天给你写一封快信，而里面所写的有时仅仅只有几个字，如果遇到他不高兴时，你就是一连去几封信，他也不会理你的。
未了，我谨以至诚祝亚子先生和孑民先生这两位为大众所爱戴的寿星，精神矍铄；更恳求亚子先生以爱女之心，来爱万万千千的群众，领导前进的青年；为多难的中华民族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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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谢冰莹：货真价实的民国“女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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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谢冰莹
湖南新化才女谢冰莹堪称一条真正的女汉子，她的人生经历是一部现代传奇，令人感慨万千：她自告奋勇成为女兵，自撰军旅生活的日记成为女作家，自启佛性成为女居士。在一条蜿蜒曲折的荆棘路上，她行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终获正觉正悟。
谢冰莹的父亲知识渊博，母亲性格强悍。她是父母膝下的幼女，上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的婚姻大事全由母亲“操盘”。大哥“逆亲顺妻”，结果如何？头顶一大盆洗脚水，跪地受罚。二哥与小脚太太闹离婚，结果如何？头顶“没廉耻，无道德”的骂名，遭到母亲严厉的警告：“在我没死之前，绝对不允许有这种丢脸的事情发生！”谢母的意志力超强，不容许子女抗拒和挑战。
在家中，谢冰莹是唯一的例外，即使她任性使气，大家也都迁就她，宽容她。父亲谢玉芝思想开明，闲暇时，他教女儿读《史记》、《唐诗三百首》和《随园女弟子诗》。谢冰莹的悟性和理解力都相当不错，读书犹如海绵吸水，不费吹灰之力。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谢母并不希望女儿识文断句，因此荒废女红。谢冰莹执意要上学，母亲不答应，她就拗着性子绝食，这样一来，谢母只好让步。十四岁时，谢冰莹寄宿于益阳教会学校信益女子中学，由于她思想激进，不肯做礼拜，在国耻日（5月7日）带头游行示威，被学校开除学籍。
谢冰莹是典型的假小子，所有男生爱做的游戏她都爱做。女生读小说，一百人中，九十九人喜欢读脂粉气息浓郁的《红楼梦》，只有一人喜欢读江湖气息浓厚的《水浒传》，谢冰莹就是这个特例。她的解释是：“我讨厌林黛玉的哭，更讨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鬼混的典型；我佩服《水浒》上所描写的每个英雄好汉，他们那种勇敢侠义的精神，给了我后来从军的许多影响。”谢冰莹把《水浒传》背诵得滚瓜烂熟，那些敢怒敢言的英雄好汉总在她的大脑中演绎一幕又一幕劫富济贫的精彩好戏。
1921年，谢冰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图书馆中“尽情采撷花粉的蜜蜂”。“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谢冰莹的国文老师是著名翻译家李青崖，他赏识谢冰莹的才华，其提携手法则有点像是福楼拜提携莫泊桑，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在作文方面谢冰莹向来自信满满，李青崖却将她的万字长文打成零分，他这样做并非要给得意门生兜头泼下冰水，故意给她难堪，而是要她戒骄戒躁，以清醒的眼光冷静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很长一段时间，谢冰莹都无法理解恩师的苦心，甚至有些记恨。二十年后，她与李青崖重逢，谈及往事，才深深体会到恩师当年的“慈爱心肠”。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势如破竹，顺利攻下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收第六期学员。巧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近即设立了招生处，不仅招收男生，还破天荒招收女生。古代花木兰从军要乔装易容，现在竟能够以女子真面目入读军校，在中国可算是旷古未有的奇事。别的女生羞羞答答，畏畏缩缩，谢冰莹则把握先机，自告奋勇。这年深秋，谢冰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既陌生又刺激的军旅生涯从此开篇。
1926年冬，天寒地冻，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等候着二百多名女学员，其中有大户人家的小姐，有阔太太，有生过几个孩子的母亲，不少人是小脚姑姑，“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腰间围着子弹，好一副飒爽英姿，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这些勇敢的新女性牺牲了天伦之乐和悠闲舒适的生活来到纪律化部队，外练筋骨皮，内练精神气。“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谢冰莹跟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讨伐叛军之将杨森、夏斗寅，女兵队顶风冒雨，“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尽管如此，谢冰莹仍然感到极为开心。她在《从军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在西征途中，谢冰莹救死扶伤，稍有余暇，即使零零碎碎，她就奋笔挥写自己的急就章。《从军日记》记录了战地的珍稀见闻，由于取材新颖，视角独特，文笔优美，革命浪漫主义恰好与时代精神合拍，出版后迅速引起社会轰动，在文学界好评如潮。
林语堂亲自出马，将《从军日记》译成英文，刊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他还欣然从命，为结集的《从军日记》撰写序言：
“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 起承转合 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著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 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 ，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北伐战争虎头蛇尾，军校解散。谢冰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即使苦不堪言，谢冰莹依然硬朗如故。她回忆道：
“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 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
1929年，由于政治原因，上海艺术大学被当局强行取缔。谢冰莹的下一个去处是北平，与陆晶清一道编辑《民国日报》文学副刊，由于言论激烈，两个月后，副刊即被勒令停办。谢冰莹得到湖南老乡黎锦熙教授的帮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后又由于党派嫌疑，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她只好辍学逃命，匆匆南旋。
1931年7、8月间，谢冰莹租住在上海江湾一间光线阴暗、被她称之为“黑宫”的阁楼里，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书稿《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那时，她的创作进度极快，一天最多写过一万三千字。两部书稿出版后，她拿到六百伍拾元稿酬，这笔钱正好够她去日本东京深造。
1935年4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身为留学生会的活跃分子，谢冰莹坚拒出迎，她用鄙夷不屑的口气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她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皇帝”。为此，十天后，她被日本警方刑拘，蹲了三个星期的大狱，受尽侮辱和折磨，狱卒抡着碗口粗的圆棒子抽打她的头部（致使她留下头痛的后遗症），使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她手指的骨节。南社诗人柳亚子惊闻谢冰莹入狱的消息后，立刻拍电报催促当时的中国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派人保释，此外，她还得到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的同情和帮助，这才脱离地狱，回返祖国。她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进了《在日本狱中》一书，留下了永久的控诉。
抗日战争期间，谢冰莹在长沙组织成立“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后方，她曾为重庆《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赴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抗战八年间，她写了多篇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五战区巡礼》，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1937年10月，诗人、剧作家田汉见到谢冰莹，对家乡这位女兵出身的作家赞赏有加，他口占七绝一首：“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其后，赠诗给谢冰莹的诗人还有柳亚子、何香凝等诸多名家，其中黄炎培所赠三首绝句中的第二首对《从军日记》颇为推崇：“投笔班生已自豪，如君不栉亦戎刀。文章覆瓿谁论价？独让《从军日记》高。”东汉的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毕竟他是热血男儿，谢冰莹乃是闺中弱质，却能驰骋于战场和文场之间，为世人所瞩目，实堪称巾帼英豪。
谢冰莹曾说：“我最佩服《邓肯自传》和《大地的女儿》，她们那种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写，的确是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写实工作。然而中国的环境比不上欧美，甚至连日本都不如，但我并不害怕。我照自己的胆量写下去，不怕社会的毁谤与攻击，我写我的，管他干什么呢？”谢冰莹不仅敢写，也确实能写，是罕见的写作狂，她曾说：“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 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作敌人一般看待。”如此气聚神凝，专心致志，一直写到九十多岁，著作等身，她仍然笔耕不辍。
谢冰莹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始嫁萧明，以逃婚了结；继嫁符号，亦劳燕分飞。直到她嫁给知识分子贾伊箴后，才找到了感情的归宿。抗战期间，谢冰莹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贾伊箴是“编外团员”，与妻子寸步不离，遇着敌机轰炸，他就用整个身体屏蔽她。谢冰莹一边感动，一边嗔怪：“你呀，是个天造地设的大傻瓜，你又不是钢筋水泥，你这把瘦骨头，能护得住我吗！”贾伊箴呵呵一乐，下次照旧故伎重演。
1948年，谢冰莹应聘台湾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贾伊箴说：“冰莹，你真是个名符其实的 谢百天 呀，在哪儿也待不了一百天！刚到北平，干得好好的嘛！咱们还是别到台湾去了吧。”谢冰莹说：“台湾是祖国的宝岛呀，我还没去过呢！就这么定了，去！”在这么大的决定上，贾伊箴依然惟谢冰莹的马首是瞻。
1974年，谢冰莹再次拿主意，定居于美国旧金山。她有一间朝向西北的卧室正对着著名的金门大桥，那扇窗户像个偌大的画框，金门桥始终都在她的视野里。她与大桥每日遥遥相望，就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她和贾伊箴不想离开此地，一住就是二十六度春秋。
谢冰莹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可归结为六个字：“能吃苦，不怕穷。”她前半生数次被捕入狱，遭遇过一连串的艰难坎坷，但她个性刚强，行为果断，往往化险为夷。从一个农村少女成长为一名女兵，又从一名女兵成长为一位女作家，她的人生波澜壮阔，最后的高潮部分尤其令人拍案惊奇。
佛家讲因果，也讲缘分。种下善因结善果，种下恶因结恶果，兰因絮果那样的例外当然也有一些，但并不多见。遇到随缘指引而入法门者可谓有缘分，“缘分一到，就能住庙”，这个庙可实可虚，只要我心常在，则我佛常在。
1956年，谢冰莹皈依佛门，法号慈莹，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谢冰莹信佛，是一个谜，要揭开谜底，就不能不提及那桩旧事：1954年，谢冰莹为台湾《读书杂志》撰写长篇小说《红豆》，刚连载完两期，笔底就感觉枯涩了。她请求主编暂停，但歇憩一段日子后仍觉动力不足，她感到心灰意懒，决定半途而废，可是主编和读者翘首以待，令她深感愧疚，更加苦恼。有道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谢冰莹心想：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有求必应，何不求她发一回慈悲？想到就做，当天晚上，谢冰莹拎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寺庙，向观音菩萨叩拜祷告后，仿佛灵光入脑，百窍皆通，她往书桌前一坐，立刻文思泉涌，五千多字一气呵成。她在庙里住了数日光景，长篇小说《红豆》即宣告杀青。到底是菩萨显灵，还是水到渠成？这显然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谢冰莹回答这个提问 “世间真有佛法吗”，答案只有六个字：“信则有，不信则无。”晚年，她燃香礼佛，虔诚供奉观世音菩萨，心净而意诚，编写了许多佛经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两本书，为光大佛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选自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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