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蚕豆_范文大全网

范文一：毕飞宇：蚕豆

我和蚕豆的故事，是我终生都不能忘怀的。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庄，到我出生的1964年，父亲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可以在我母亲所在的小学做“代课教师”了。问题也来了，夫妇两个都要上课，午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父母亲决定请个人过来帮着烧饭，附带着带孩子。

“奶奶”就这样成了我的奶奶。我和奶奶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

1969年，我五岁。父母的工作调动，去了一个叫陆王的村子。奶奶没有和我们一起走。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

一转眼就是1975年了。这一年我11岁。我的父母要被调到很远的地方，一个叫中堡的镇子。在今天，沿着高速公路，从中堡镇到杨家庄也就是几十分钟的车程，可我们兴化是水网地区，即使坐机板船，七拐八弯也需要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家人都知道，我们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临行前，我去了一趟奶奶家。奶奶说，她已经“晓得咯”。奶奶格外高兴，她的孙子来了，都“这么高了”，都“懂事”了。那时候奶奶守寡不久，爷爷的遗像已经被挂在墙上，奶奶还高高兴兴地对着遗像说了一大通的话。可无论奶奶怎样高兴，我始终能感觉到她身上的重。她的笑容很重，很吃力。我说不上来，只感觉很压抑。奶奶终于和我谈起了爷爷，她很内疚。她对死亡似乎并不在意，“哪个不死呢”，但奶奶不能原谅自己，她没让爷爷在最后的日子“吃好”。奶奶说：“家里头没有唉。”

我第一次知道死亡对生者的折磨就是在那一天。人永远也不会死的，他会在亲人无边的伤痛中顽强地活着。奶奶对爷爷的牵挂还是吃。因为是告别，奶奶特地让我做了一次仪式。她让我到锅里头铲了一些锅巴，放在了爷爷的遗像前。这是让我尽孝了，我得给爷爷“上饭”。奶奶望着锅巴，笑了，说：“死鬼嚼不动咯。”

我的小妹，也就是奶奶的孙女那时候已经出生了，在我和奶奶说话的时候，小妹一直在她的摇篮里睡觉。小妹后来说，她知道这件事，是奶奶告诉她的。

就在傍晚，奶奶决定让我早点回家了。她在犹豫，想着让我带点什么东西走。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当时真是太难了，穷啊。她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她最初的主意一定是鸡蛋，她已经把鸡蛋从坛子里头取出来了。大概是考虑到不好拿，怕路上打碎了，她又把鸡蛋放下了。奶奶后来拿过来一支丫杈，从屋梁上取下一只竹篮，里头是蚕豆。奶奶让我去帮她烧火，我就去烧火。我一边添柴火，一边拉风箱，知道了奶奶最后的决定是炒蚕豆让我带走。多年之后，我聪敏一些了，才知道，那些蚕豆是奶奶一颗一颗挑出来，预备着第二年做种用的——只有做种的蚕豆才会被吊到屋梁上去。蚕豆炒好了，她把滚烫的蚕豆盛在簸箕里，簸了好长时间，其实是在给蚕豆降温。然后，奶奶让我把褂子脱下来，拿出针线，把两只袖口给缝上了，两只袖管即刻就成了两只大口袋。奶奶把装满蚕豆的褂子绕在我的脖子上，两只口袋就像两根柱子，立在了我的胸前。奶奶的手在我的头发窝里摸了老半天，说：“你走吧，乖乖。”

在我的一生当中，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炒蚕豆，都是我的，你可以想象我这一路走得有多欢。蚕豆还是有点烫。我一路走，一路吃，好在我所走的路都是圩子，圩子的一侧就是河流，这就保证了我还可以一路解渴。杨家庄在我的身后远去了，奶奶在我的身后远去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不停地回想起这个画面。不幸的是，等我到了一定的年纪，我想起来一次就难受一次。为什么我那一年只有11岁呢？西谚说，上帝会原谅年轻人，这句话没错，但唯一不能原谅年轻人的那个人，一定是长大了的自己。

1986年，我在扬州读大学。有一天，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我的姑姑，也就是奶奶唯一的女儿，死了，她服了农药。我从扬州回到了杨家庄，这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2岁的大小伙子了。说实话，我已经11年没有来看望奶奶了，我其实已经把她老人家忘了。我在许多夜里想起她，但天一亮我又忘了。这一点我想起来一次就羞愧一次。11年之后，当我再一次站在奶奶面前的时候，她老人家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奶奶的个子那么小。她小小的，却坚持要摸我的头，我只有弯下腰来她才能如愿。奶奶看上去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悲伤，这让我轻松多了。她只是抱怨了一句：“死丫头她不肯活咯。”

可事实上，奶奶没有多久就去世了。她一定是承受不住了，她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但奶奶就是这样，从来不会轻易流露她的伤心与悲痛，尤其在亲人面前。我是从另一个可亲的老人那里理解了奶奶的。她时刻愿意承担亲人的痛，但她永远也不会让自己的亲人分担她的痛。

1989年，我的小妹来南京读书，我去看望她。小妹说：“哥，你的头发很软。”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小妹说：“奶奶告诉我的。奶奶时常唠叨你，到死都是这样。”

小妹的这句话让我很受不了。我知道的，我想念奶奶的时候比奶奶想我要少很多。这就是我和奶奶的关系。

但是，无论是多是少，我每一次想起奶奶总是从那些蚕豆开始，要不就是以那些蚕豆结束——蚕豆就这样成了我最亲的食物。

我的“亲奶奶”是谁？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连我父亲都不一定知道。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多么希望我和我的奶奶之间有血缘上的联系，我希望我的父亲是她亲生的。

范文二：评点毕飞宇：毕飞宇的短刀

□洪治纲毕飞宇的小说总是洋溢着非常灵动的妙曼气质。无论是对人物命运的整体运作，还是对隐秘人性的冷静逼视；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确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飘逸、丰沛但又不乏犀利的审美情趣，非常贴近卡尔维诺所推崇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展现了毕飞宇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才情。我这样说，是因为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就事论事的紧张状态，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故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柔曼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过程中迅速传达作品的内在意旨。关于此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等优秀之作的频频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地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犀利的思考，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譬如，《怀念妹妹小青》看似在着力于叙述妹妹小青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是她那充满悲剧性的几个重大人生转折，却明确地凸现了历史本身的残酷、悲壮和劫难。而这种历史的不幸正是毕飞宇的审美目的，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少女妹妹只不过是作家重新审度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命符号。《哺乳期的女人》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它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作家自始至终都不点破这种朦胧境界。他以一种心灵叙事的方式，缓缓地打开男孩的内心，又以少妇特有的温情，缓缓地收拢一切。《男人还剩下什么》似乎在讲叙一个有关婚姻解体的故事。但是随着婚姻解体之后，前妻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复仇欲望，它直指人性深处，呈现出某种非理性的可怕的癫狂状态———她要把旧的失去变成新的独占。《地球上的王家庄》是一篇极为精美的短篇。它通过一个孩子的天真视角，生动地展示了人与世界、苦难与诗意的巧妙对接。八岁的“我”由一册《世界地图》开始，便常常衍生出各种有关“世界大小”的想象。于是，他便从现实中的王家庄出发，在一种无法遏止的狂想中，赶着一大群鸭子，沿着乌金荡顺流而下，试图一探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真相。与此同时，被“**”剥夺了教鞭的父亲，则在沉默的体力劳作中不断地保持着对天空的遐想———那是一种灵魂在暗夜中的飞翔，是生命挣脱苦难命运和悲剧现实的奇特方式，是在没有诗意的生存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反抗行为，而这种被常人视为“精神病”的行为，恰恰与少年“我”的梦想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振。由是，“我”的冒险行为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对父亲自由灵魂的一次盲动的实践。在这里，毕飞宇不仅将历史强权、生存苦难和心灵贫乏等一系列沉重的历史记忆推到了叙事的背后，而且用一种梦态般轻盈的话语，对人的诗性愿望和自由灵魂进行了一次夸饰性的扩张。长篇小说《平原》无疑是毕飞宇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以1976年作为历史的横断面，全面展示了以端方为首的乡村青年寻找自己的人生，并由此在狭小的王家庄里演绎了一场场有关人性与历史、理想与现实、尊严与地位相抗争的惨烈悲剧。其中既有狂欢性的民间生活气息，又承袭了意识形态的蒙昧化情境；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爱恨情仇，而在骨子里却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悲凉。它既遵循了整体性的历史常识，又对常识中的某些幽暗区域进行了必要的扩张。这种对轻与重的精妙处理，使毕飞宇成功地逃离了“意义”对话语的强制性压迫，从而让叙事获得了举重若轻、灵性曼舞的艺术效果。这种效果的获得，还取决于毕飞宇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和对语言内在力量的追求。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女性或少年（这些人物本身就具有灵性气质），而他所择取的叙事视角，也多半是这两类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无论冲突何等剧烈，一旦叙述进入人物的内心，便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节奏。如《五月的九日和十日》中，面对妻子的前夫突然光临，情感危机似乎一触即发，但作家却让人物彼此间不断抵牾，可就是引而不发。《玉米》中的少女玉米，无论是面对父亲的情人还是命运的巨变，都保持着一种内心特有的对抗方式，不剧烈爆发，但也决不屈服。作者的叙述，始终沿着这种临界状态缓缓推进。《水晶烟缸》、《青衣》等作品也都是如此。随着故事的发展，各种冲突一触即发，但最后都被作者成功地化解到人物的内心中，使情节依旧保持着轻松自如的状态，而人物灵魂的撕裂却因此变得更为惨烈。同时，毕飞宇极力推崇短句，尤其是在叙述的关键地带，他十分迷恋那种掷地有声的短句，给以一种“图穷匕现”的审美效果……这种叙事追求，使毕飞宇的小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步履，舒缓，柔软，纤细，仿佛行云流水，所有的波澜都潜藏在内部。（晓健／编制）

范文三：感受毕飞宇

　　毕飞宇是条汉子，明明白白、爽爽脆脆的那一种；附带一些孩子般的率性，通常没多少思前想后的忖度和左顾右盼的掂量，不准什么时候还会有点顶顶撞撞的情况发生，让你由相貌到谈吐感觉些许“生猛”。可这跟他可以说成冷面的温存、大大咧咧的精细又分明相表里，往好处说就是兼容了北人性子与南人脾气之优长。这于我颇多相宜，如同自幼很能受用鄙乡黄桥那酥而不松、细而不腻的烧饼。私下以为，他后来能写出《哺乳期的女人》一类刚劲韧毅又柔肠百转的文字，可见他开始找到并传达出了自己。　　如果要再往好处比说，那就是到了再后来我设置“作家动物园”时给予了他的“蛇”这个称谓。这称谓应该是称许，跟“农夫”无关，跟“伊甸园”呢?或是有点干涉吧，多年来一直以为那园子里的那条生灵该得到昭雪，凭什么视它为“教唆犯”呢?这不公正，它不过是干了一件让人成为人的事，与我们那位同为“蛇身”的女娲异曲同工而殊途同归，你该把它看成人的设计师、“人事”的“启蒙师”。毕飞宇的小说扯不上“禁果”，只是他的越来越专注于人的具体审视和内在释放，他的潜心于人性包括自然人性的掘橥，无疑启示了人的认识自我、回到自我并舒张自我。　　当然，这里不过只是“写到这里”时难免牵强的“忽然想到”，那一阵从他那里生发“蛇”的联想，主要缘自“纠缠”这一特性。纠缠不放是蛇的做派，也是执著、韧毅的表征。飞宇是苦吟派，不会率尔动笔，也不是一个善于轻描淡写的作家，我想，正襟盘坐、久久凝眸对象该是他通常的写作姿态。虽说未见得去把一个思想想到底，总必得弄出点子丑寅卯来；虽说不一定会把对象看个透，总是想要握住些要点要领及要害然后“张口”。那些支撑了他声名的，以“大吞大吐”展现了宽阔艺术幅员的，充满土性、灵性饱和临场感、思索性的中短篇章，诚然写得从容，可分明是一种“步步紧逼”的从容，诚然写得单一，可分明是一种“杂多”的单一。不必夸饰地说，他就总是去从别人“结束”处“开始”，却可以感受到，他的“结束”处，常常会给别人再度地重新“开始”留下很大的困难――当“深度模式”一度被弃若鄙履，当“狗熊掰苞谷”一度成为文坛时尚，当紧紧抱牢并极力穷尽“对象”的兴趣和力量在作家们那里普遍滑降和流失，他却调整并突现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盯牢人的目标与方式，以生存境况和心灵诉求、命运肆虐和生命抗力的接应互动，以拒绝“评论”、伴随“平等”的叙事姿态，让读者领略一种令人窒息的真实并一种令人感动的真诚。　　有时候，我会把他的创作成绩跟求真立诚联系起来。文如其人的事未必尽然，但我知道。在他，艺术追求跟其人生信守是一致的，为人处事上甚至于有些太过顶真。记得多年前他跟外地朋友电话聊天中，兴之所致就一次球类赛事“打赌”，原是说说玩玩，不想事后那朋友就收到输了的他汇给的2000元。飞宇彼时远没到可以“挥金”的份儿上，且正为一项开销犯难。然而这似乎就是他惯常的原则和作派，如同他总是记得我是“第一个”――是第一个评论他的人，乃至多少年以后，他壮大得作协不能不开他的“作品研讨会”了，会务上的人还跟我说事：为确定与会者邀请名单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说了，两个人要请，其他由你们“钦定”。那两个人一个是他大学时代敬仰的老师，另一个便是那“第一个”。“恩师”是一回事，那“第一个”不是什么“冠军”，况且，写作的人都不会不明白，如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挡住一个优秀作家一样，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一个平庸作家，一切“酷烈抨击”抑或“隆重推出”，都近于瞎起劲乱忙乎；评论者们也不会不明了，评论固然不指望创作来就范，也未见得就是为别人的文本创造价值――我干的其实是我自己的事，“感戴”似地记得这件事，除了说明他良性的记忆力和怀旧病，本身没多少实际内涵。当然的，这毕竟是事实，一个没有多少实际内涵的事实。　　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头几年，我读到毕飞宇初始的几篇小说，觉得正有些那个年代的感触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说出来。形成文字后，请编发者敲定了题目，编发者是有见识的聪明角色，从文稿里择出几个中心词，连成为《春意阑珊半山腰》，很贴合我的意思。其时，我正为“现代派”新潮的某种夭折而感怀，为“后现代派”新新潮的某些不堪而茫然。“春意”云者，表明了我对现代新潮的几分热忱，“阑珊”自然包涵了它落潮后的几许惆怅，“半山腰”则寄寓了我对文学包括毕飞宇小说的一种反思和期待。　　这样的思路自然也不妨说是被毕飞宇那几篇小说整理出来的。既然他当初的《祖宗》等篇可以归入相当“现代”的作品，既然他的崇尚现象又垂青本质、倚助空间维度又偏重时间维度，很足以使他成为“现代派”中的“这一个”，就不能不激发我固有的热忱而给予我所乐意给予的充分肯定，我甚至不惮“功利”之嫌，为一个其生也晚的新秀、为其“不逢辰”地拖在了“潮尾”而有所惋惜；同时，我历来认为“现代”、“后现代”的症候，从表现机制上看大体在于前者的一味“高蹈”与后者的一味“匍伏”；既然我们已经可以从新潮的衰落看出几多“自身的因由”，既然我认定飞宇不是那种极端派，认定他其实有种“站在‘特殊’和‘普遍’之间，站在‘现象’和‘本质’之间，站在‘偶然’和‘必然’之间”的潜在艺术意向，那么，设想他进一步自觉调整，在“中间位置”上“陈力就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为此行文中请出过尼采，求助过他的话：“切勿停留在水平的低地／切勿攀登至山峰的高顶／只要在半山之巅／世界将完全呈现在你眼前”。大概在向头角初露的飞宇进谏的同时，也包含了我的一种古老的艺术理想。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直至飞宇推出几部赢得普遍关注的作品而名气日见响亮起来，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活动、一起吃饭的机会虽然很为不少，却没去读他的作品。跟要读的东西太多、丧失了“追踪”的兴趣与可能有关，跟认同孙犁先生关于“一流作家”无需评、“三流作家”不必评那番话有关，或者也包含了心理上的一点小家气的偏私：在我的偏见里，评论者(区别于“研究者”)不必趋鹜当红的、顶级的作家，并以为盯牢这一类去“对阵”也好，“对话”也罢，容易招引“捆绑式”广告之讥。更主要是一度热衷于写些“散文”、“随笔”而一发不可收，再后来便是心理和身体上的劣化。那一阵，飞宇至少两次跟我说“你别写了”。这太容易引出歧义的话换个谁都不会说，他知道他能说，不光是向来以晚辈自居的他知道我能受用。心底里也确实明白他是要我珍重病残的身心，为他那一份暖意而感动；如同面对我孩子的劝告：都接连几次住进医院的老人了，写点无关紧要的东西是多大事，比“健康”还要紧吗? 　　也许是后来看到我“健康”上并没多大事，忽一日坐到我办公室来，没头没脑地说，“你看看哎，我变了”。知道他是说他的小说变了。平时已经从粗略的浏览中感到昔日急进的先锋们相约似的先后发生着变化，只是文学的守护

者大体安土重迁，多没“变”到足令刮目相看的地步，也就不以为飞宇能变到那里去。想来要惭愧，我是到他把那“我变了”说到第三次，才耐不住找来《玉米》、《青衣》等篇。――读过，第一印象便是“变脸”似的变大了，身子骨都变了，整个儿的脱胎换骨。如果仅就一个向度而言，说不少同类作家都在“蜕变中”，飞宇不妨说是“一步到位”。还是“第一印象”，我记得我被他的变感动了。这年头，包括读小说，要说感动实在不容易，要那些高深莫测的评论家说感动，更无异让人家掉份儿。偌多年来，我们大概也是从这里弄岔的：我们一味向文学作品讨“哲学”内存，要“文化”蕴藏，要一切的什么什么，却唯独不介意其“文学”涵量；我们热衷于考量文学是否“提升”了我们，是否“丰富”了我们，却全然弃置可以看做这一切的前提和途径的先决性追诘――文学是否感动了我们?飞宇的感动我们，大大半在于他的小说“变本加厉”地把久违了的文学性还给了文学，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中，扣其两端，真实地重建了“人”的图景、真诚地重奏了“人”的情韵。　　作为读后感，我跟飞宇说了一层意思：较之先前，这类小说是更需要“硬功”的。毋须讳言，我一直以为，寄寓一点“哲学”、注入些许“文化”，对小说文本来说不很难办，而且笃信：在通常情形下，当文学作品中“哲学”、“文化”高扬之时，也便是“文学”萎缩之时。很长时期以来，我们高蹈“哲学”、高倡“文化”而怠慢了“文学”，小说处于文学的无能状态业已旷日持久。飞宇之变的要点，首先就在于“回到文学之家”。从“玉”系列乃至整个“王家庄”系列看，他有效地实施了几个方面的调控，一是有节制地“迫降视点”，一是有选拔地“呈现形下”．一是有约定地“演绎人性”。这是否就是文学回“家”的必由之路没那么重要，我们甚至于还不能查户口似的对这个“家”的“组员”去一一指认；重要的是飞宇的实践表明：文学构成其包容性的同时，也并不含糊地构成其限定性：文学关涉“精神”的同时必须关涉“世俗”，文学无法离开“想象性”的同时也无法离开“现实性”。似乎可以说，在多大程度上偏废了这些关系，便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文学”的寡薄和失落；在什么水准上体现了这些要素对立统一的运筹，就在什么水准上体现出小说家的文体自觉和艺术功力。　　早年的“现代”思考、“现代”表现形成的认知方式和俯视姿态，为飞宇后来的调控积蓄了能量、磨砺了能力，也为其传递艺术体验、艺术感知的缺失和偏颇提供了自身的参照。很可以说，实际上体现为“增添”小说元素的艺术“调控”，乃是文学失落的发现之后对于文学失地的收复。用“转向”来为飞宇之“变”说事不贴切，至少有失准确与全面。他其实只是跟用了“排除法”来“出新”、“求变”的时尚迥异其趣，在艺术的接纳和扬弃中实施了“迭加”，鱼和熊掌都要。这种亦此亦彼的兼得无疑在创造和表现机制上增加了整合的难度，可也无疑为“文学性”的生成提供了优化的途径和实现的可能。　　长篇《平原》应该更能于此做出阐释。论者已经充分注意到这部长篇的语言特质，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作者的“调控”和“整合”中，富于生长性和延展力的语言的意义一如既往地首当其冲。不过，我读这部作品的突出感受已经不在语言因素，或许也是一种“曾经沧海”――早在作者那些中短篇制里，已经充分领略过那种汪洋恣肆，他是凭借语言的缠绕和语言的随机，成就了其叙事的弹性和拉力，成就了其故事的开放和丰瞻，成就了其思情的自由奔竞也成就了他智慧诡秘而活泛的蹦跳。乃至担心过度强势的语言可能在小说的阅读中构成某种“遮蔽”，彼时便曾以“语言纵欲”提醒于他。到了读过《平原》，反倒有些未如预期的不满足。除了其它原因，大概跟长篇格局和长篇铺排上的需要某种舍弃和某种节制不无关系吧。　　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平原》是一个“守护文学”(小说)、并能经由文学把“感动”和“思索”传导并到达读者心灵的文本。作者称这是他为70年代的家乡写的一本书，那个家乡就是我生长于兹的苏北平原，那个年代就是我青春蹉跎的岁月；我不能也不必估测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这位小朋友有多少有意味的亲历和体验，我只是对读完这部书便想到了果戈理以及泰纳的话颇感意外，前者自白说“我创造人物形象是根据综合，而不是根据想象”，后者论及巴尔扎克说“他不描写而解剖”。想到这两句话自然不是以为这部长篇缺少“想象”、不事“描写”(事实上，想象潜在或显现地飞动于人物和人物关系、土地和土地景观)，我是说“综合”与“解剖”恰恰可以用来表述《平原》的调度和结构意识。　　长篇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现特定年代的乡村生活，借助种植与养殖，教育与医疗，求职与谋生，“政”事与“军”事，土著与外来户，乡官与乡民，智者与蒙昧者，强者与弱者，情欲与性欲――纷纭而有序地把林林总总的事件、形形色色的人物调度过来，编织起来，在一个略无奇崛的“平原”，呈示出一幅普通而怪诞、庸常而非常的历史长卷。借助行动不已的人物、频频发生的变故，它为一方不无生息而略无生机的土地“开膛破肚”，以“解构”的方式――“政”事“军”事(演习)的解构，权力利益的解构，事业爱情的解构，荣誉屈辱的解构，命运抗争的解构乃至乡村劳作与身体欲望的解构――完成其结构的同时，穷形极相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那个荒谬的时代。　　这诚然是发生在一个具体年代具体区域的现实故事，诚然缩影了一个疯了的时代的内情，只是当一切“顺理成章”都失落运行的轨道，当一切“阴差阳错”都可以在“必然性”上得到“解说”，那个疯了的时代具象就叠映出恒久历史怪异的灵魂；当“正常”和“反常”、“它缚”与“自缚”构成难解难分的两相缠绵，具体的时空就接通了艰难人世惯常而悠远的情韵；当死亡以漠然的姿态宣告主人公们生命的无助和徒劳并为之逐一划上句号，当那一声热烈而凄楚的“我逮住你了”演绎起一种关于“目标”与“追求”的寓言；我们为之唏嘘为之动容的，就不只是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主人公们的人性事实和生存苦难，也是属于生命况味的深层品咂和人类进程的深度思考。“平原”的叙事复现了日常化的生活记忆，“制高”的俯角则让我们有可能进入恩格斯的宏观：“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　　以充分的写实去达到高度的抽象，这是对小说家园的守护，也是对小说家族的提升。较之那些中短篇，《平原》更其清晰的显露了作者的这一创造意向和艺术旨趣。其实，无论作家是否自觉，形下的具象生成和通达形上的抽象都不能不是优秀艺术的普遍法则，一方面，作家眼中的具象，都是经过其思考过滤的，另一方面，所谓抽象不体现为别的，即是生成于对于具象的追问。还不妨说，生活之外还要有文学，现实之外还要有“第二现实”，包括文学的需要“做”，文学的推崇艺术简约性、艺术提挈力等等，大体包涵了这点因由。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范文四：艾伟谈毕飞宇

艾伟谈毕飞宇：《一个在文本里独裁的王者》

2010-10-13 11:50:48 来自: 闻多(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

毕飞宇身上有一种在我看来极为珍贵也让我极为羡慕的东西,他对某些事物有着决绝的态度,只要是他认定的,他总是有足够的意志力去达成。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受到了他的这种气质。那是2001年北京青创会上,他的《玉米》刚发表,好评如潮。那次会议,《玉米》是私下里的话题,《玉米》里有些机敏的话语,因为带着性的色彩,成为大家“典”,相互调笑。他一定感受到了空气里充满了对《玉米》的赞美之词,几乎独来独往,一脸严肃,看起来骄傲得不得了,目光里有王者之风。

　　众所周知,毕飞宇至今没有手机。早几年他拒绝上网——当然现在他开始收发电子邮件了。所有人都拿着手机,有的还身怀两枚,但这家伙却两手空空,不管怎么说,都有种异类的味道。而毕飞宇似乎习惯于做这样的异类,没有任何异类的恐慌,倒有些做一个反潮流英雄的自得。我对他如此拒绝现代科技,满怀好奇,曾当面问过他。他告诉我他是最早使用手机的人,还讲了后来不用手机的缘由。不管他讲得多么在理或深刻,我都认为现如今不用手机还是需要一点力量和勇气的。和这个世界存在适当的对抗似乎是他的乐趣所在。

　　无可否认,毕飞宇是有强者的心态的。我相信,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把自己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的愿望。这一点,他很像海明威。如海明威一样,毕飞宇有明星气质,可以说是个型男。他自认为是肌肉最发达的中国作家。当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肌肉比不过另一个作家王手时,顿时变得十分沮丧。在很多方面,他的好胜心无比旺盛,是一头西班牙公牛。千万不要去挑逗这头公牛,他不惧怕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比如像拒绝华语传媒小说家奖这类的事。

　　毕飞宇所有的小说,大约都可归结为一个“权力”结构。毕飞宇目光所及,人间的事物都是由“权力”所构筑。当然他的“权力”不仅仅是政权组织里赋于个人的权力,也来自于人的意志力。比如在他的小说《玉米》里,处处可以见出毕飞宇的“权力”的目光,小说的事件皆因“权力”而起。王连方带着权力的光环玩女人,玉米带着王连方的光环和自身的心计同那些女人斗。玉米的命运起伏也皆因权力的变幻莫测。当然毕飞宇更厉害的地方是他发现了这种“权力”已作用于人的情感深处,成为人情感反应的重要依据,甚至是“爱情”的一种内在动力。在玉米的“爱情”里,与其说在与人恋爱,不如说在同“权力”恋爱,她爱的是那个“飞行员”而不是那个彭国梁。细究我们的情感反应,我们得承认权力里面确实有中国人的“幸福观”。幸

福究竟来自何处?我认为幸福感可能源于人心中的某种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往往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向上的形式,因此同权力关系密切。在皇权时代,中国人的幸福感,有很大一部分是皇权授予,受到皇帝的恩宠无疑是最高的幸福。这里面,大概有受虐机制存在。毕飞宇这种“权力”目光,即使在《推拿》这样一部关于盲人的小说里依旧是一个核心的观念,依旧是这部小说最大的叙事动力。

　　细想起来,《红楼梦》表面上讲的是大观园男欢女爱,风月无边的故事,可真正构成小说叙事动力的都是“权力”。《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世俗层面上,“权力”无处不在。贾母在贾府当然是权力顶峰,贾赦和贾政是一种权力关系,由此明争暗斗,而宝玉的万千宠爱无疑也是权力的结果。你会发现,《红楼梦》中,不管是贵族还是丫环婆子,其间的种种是非,皆是权力幻化而成,每个丫头婆子的行为背后都可以找出一个权力的来源。当然曹雪芹最终说,那个权力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繁华如梦,一切荣华富贵皆是虚无,人世间最有意义的事是生命情意。

　　我相信,“权力”是毕飞宇的中心思想,是他看待这个世界目光中最有力的因素,这是他的力量和穿透力所在。他从中看到了人类内心最本质最惊心动魄的壮丽景观,看到了人类梦想、爱、欲望背后赤裸裸的生命法则。因此,他可以把《玉米》写得如此彻底,如此残忍。毕飞宇有时候简直像鲁迅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在毕飞宇的小说文本里,他身上这种决绝的气质,化成了他强大的意志力。在他的文本里,一切都是秩序森然,他不能容忍失控。一切都被他妥帖地安排就位。我曾惊叹于《平原》的文字,如此巨大的篇幅,他打磨得字字玑珠,光芒四射。毕飞宇对文字的锤炼几乎到了苛求的程度。在他的语言里,你可以充分体会到毕飞宇的存在,体会到毕飞宇的精气神儿,看到毕飞宇式的目光炯炯和眉头紧锁,听到毕飞宇式的坏笑和讥讽。在文本里,他是一个独裁的王者,放眼望去,他希望他的文本像队伍一样整齐,没有瑕疵。

　　突然想起毕飞宇的一则戏言:如果我们国家民主发展到了领导人可以直选,他会跳出来去选一次。当然这也没有新意,在国外作家竞选总统的事经常发生,略萨就这么干过。但我们倒是可以想象一下毕飞宇握有权力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独裁者,因为他容不得这个社会乱糟糟的,容不得浑水摸鱼,容不得在他演讲时手机铃声大作。他希望这世界的水是清的,希望这世界秩序井然,人人各归其所。他又是个这么机敏人,目光如炬,洞幽烛微,我想所有人都会怕他,最后他有可能成为孤

家寡人,众叛亲离。所以,我宁愿他在小说里成为一个王者,不准备投他一票。

范文五：毕飞宇《虚拟》评析

内容摘要:毕飞宇的《虚拟》歌颂的是呕心沥血的师者形象，这个师者有着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着爱才如命的性格，他是一个为了学生而不顾自己儿子的不大称职的父亲。相比之下的当前师者形象却存在诸多问题。

关键词:师德问题师者形象崇高理想爱才如命

毕飞宇是坚持短篇小说写作的小说名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既现实、又超然，既沉重、又飘逸，他的小说有一种神性，是当下最有质地，也最好看的小说之一。被《小说选刊》2014年第4期转载(原发表在《钟山》2014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虚拟》，又是他一篇短篇小说的成功之作。毕飞宇短篇小说的成功之道，就是对“问题意识”的探索，他的探索是对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始终保持着敏锐和警醒。他的短篇决不仅仅停留在“童年记忆”，甚至不是“怀旧”，作家自我的“记忆”与“感觉”最多只是个“引子”，真正激发他写作欲望的一定是当前的社会与人性问题。至今为止，他短篇小说的题材和主题均不重复，可见他对“问题”的兴趣之广、思虑之深，他的“问题意识”确实优于绝大多数作家。

读完《虚拟》这篇小说，笔者认为这是他短篇小说的又一次涉及“问题意识”的力作。文中以“我”的爷爷为主线讲述了爷爷作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民教师。他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全心全意为了教育事业奋斗终身，他任教的班级大学录取率最高。在当时，爷爷是县城的一个传奇人物，他造就了在当地教育界以至整个社会的崇高地位和荣誉。

看了《虚拟》这篇短篇小说，对于“我”的爷爷作为一个师者形象，笔者有以下的感慨。

一.目前的师者现状

比较毕飞宇作家笔下的《虚拟》，笔者认为当下师者的职业道德存在以下的问题。

1.师者造成的人为伤害。师者的语言失当造成受教育者的伤害，这样的案例特别多，我们少数师德修养较差的教师，言语不文明，有意无意刺激和伤害着学生，有的甚至影响着学生的一生，如“笨猪”“没出息”“有爹娘养没爹娘教”“将来只能做坐台小姐”等等。这些不堪入耳的秽语甚至比这更不堪的言语，竟然出自我们教师之口，竟然出现在神圣的课堂上。教育者行动过激、过失甚至违法犯罪，造成受教育者的伤害。师者的行为过激、过失，可能还属于一种无意施加，如打耳光、打屁股，体育课上老师踢学生一脚，有时造成的伤害属轻微的，有时却造成终身残疾，甚至造成死亡。学校老师打耳光，把学生打得穿孔的事例也并不罕见。

2.师者不尊重学生的人格。有的师者对学生不是报以满腔热情，在班级管理和教学管理中家长制作风严重。对学生出现的问题不是循循善诱，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是给予心理压力、呵斥和责骂。有的师者还对学生进行挖苦、讽刺，甚至漫骂。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师者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还失去了学生对师者的尊重，导致有些师者除了以强制性手段让学生听课、维护课堂秩序外，根本无法把学生的心拴在课堂上。

3.师者变相体罚学生时有发生。有些教师因为学生表现不好，而对学生动辄罚作业、罚劳动、罚站，午餐时不让吃饭，到放学时间不让学生回家，以致一些本来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如劳动、作业等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教育功能。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给学生的身心留下严重的创伤。http://www.whcdc.com/aiqingshuoshuo/142.html

说当下的师者与时俱进，还比不上文中八十年代“我”爷爷的思想觉悟。

二.文中的师者形象

《虚拟》叙述的是“我”爷爷是个物理老师、中学校长。他一心一意扑在教育事业上，他从普通教师、班主任，做到校教导主任;从副校长，做到校长。他带的班五十七个学生，竟考取了三十一个大学生，创造了当年高考的纪录，在高考颇有难度的八十年代，这是一个“放卫星”般的天文数字。他因此成为县城的一个传奇，在全县名声赫赫，有省报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整版文章《春蚕到死丝方尽》。他用自己的劳动、汗水、心血，浇灌了自己的理想之花。具体地说，爷爷具有以下师者形象。

1.崇高理想的师者形象

毕飞宇的《虚拟》突出地表现了“我”的爷爷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个爷爷是位身材瘦小、性格耿介的中学物理教师，把教书育人当成了他的神圣理想和使命。这是生长在二三十年代动乱岁月、供职在解放后至八十年代的和平年代的普通人民教师形象。他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走进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社会理想的鼓舞下，自觉地把本职工作视作生命，兢兢业业、爱岗敬业，在宏大的教育事业中燃烧着自己。

爷爷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每天早上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学生身上。他的人生是艰难的，生活是困苦的，但他凭着向往美好理想，执著追求，创造了他丰富多彩的人生价值。

爷爷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一生从教，“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这就成就了他的人生价值，实现了他的社会理想。

2.爱才如命的师者形象

“我”的爷爷是个爱才的师者。他一旦遇上高智商的学生，不管你是谁，他就热血澎湃，心里涌起近乎癫狂和神经质的狂热。从孔子开始，“揽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作为一位师者的最大幸福，文中的爷爷也是如此。他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把小才培养成人，把大才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在琐碎而辛劳的工作中，不辞劳苦，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呕心沥血。三十五年的教书生涯他送走了的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大学毕业后洒遍全国乃至世界的那些名牌大学、国家机关、科研院所、著名企业的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董事长、经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人才，并在各个领域独挡一面，这是一位师者引以自豪的丰功伟绩。

“我”的爷爷为了所教学生能考取大学，能让学生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而牺牲了他的儿子～他本来可以把资质平平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够格的大学生;他本来也可以把儿子安置在自己所在的重点班，让他儿子搞点特殊照顾。但“我”的爷爷偏偏爱比他儿子优秀的高才生，而忘记了他的儿子。在常人看来，这真的有点不近人情，说严重一点，“我”的爷爷还不配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哪个父亲不对儿子好啊)～因为“我”的爷爷太爱才，结果是，儿子高考落榜～他觉得有点愧对儿子就命令儿子补习再考，却遭到儿子的拒绝。于是他与儿子之间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矛盾、隔阂和恩怨也就再所难免了。这也就成为了“我”的爷爷永远的痛楚，直至弥留之际还不能释怀的痛楚。

《虚拟》中的“我”的爷爷其实就是当下千千万万的令人敬佩的人民教师形象～笔者认为，文中“我”的爷爷多少有点像毕飞宇作家父亲的影子。从毕飞宇作家的简介中可看出:1964年，毕飞宇出生的村子，叫“杨家庄”;5岁时，做乡村教师的父母工作调动，他生活的村子，变成了“陆王”村;1975年，毕飞宇11岁，父母工作又调动，他生活的地方，叫“中堡”，“少年的生活再一次被连根拔起，所有玩伴将杳无踪影”??少时毕飞宇，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毕飞宇说，在他自己的写作生涯里，这部“非虚构”，是他情感消耗最大的一本书。在非虚构中动感情，非常伤人。看《泰坦尼克号》，和面对自己的恋人，是两码事。写小说人物流泪，和写自己的生活流泪，眼泪是不一样的。

“我”的爷爷就是一个传奇。正如文中“我”所说:“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参考文献

1.曾阳，刘金先.反讽:毕飞宇“小说理想”的实现方式[J].科教文汇，2010年第9期.

2.安静.评毕飞宇的《虚拟》[J].文学教育，2014年03期.

3.段崇轩.理想、献身与代沟――读毕飞宇《虚拟》[J].名作欣赏，2014年第19期.

(作者介绍:蔡晓萍，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2012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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